[1]Quot sint genera principatuum et quibus modis acquirantur.
[2]马基雅维利在这里放弃了传统的政体三分法或者说六分法（君主制/贵族制/平民制/僭主制/寡头制/暴民制），而采用了15世纪才开始盛行的君主制/共和制、王国/共和国的二分法。在《李维史论》中，除了在第1卷第2章复述古典政体学说时他提到了三分法之外，全书也采用了这种现代的政体二分法。
[3]这个二分法未尽完备，没有包括选举的君主国，比如，罗马教廷（参见本书第11章）、“苏丹的王国”（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参见本书第19章）。
[4]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1401―1466），著名的雇佣军首领，在1450年推翻米兰的安布罗斯共和国，取代维斯孔蒂家族，成为米兰公爵；参见《佛罗伦萨史》，第5卷，第13章；第6卷，第13、17―22章。
[5]1500年，西班牙国王“天主教徒”斐迪南与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缔结条约瓜分了那波利王国，1504年西班牙驱逐了法国势力，兼并了那波利和西西里。
[6]在西方思想史上，“fortuna”与“virtù”的对分是一个经典命题，并且对于理解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参见本书第25章。
[7]De principatibus hereditariis.
[8]应该是指《李维史论》，特别是第1卷。
[9]关于编织与治国术的譬喻，参见柏拉图：《政治家篇》(Plato, Statesman, 279-286a)。
[10]指埃斯特家族的埃尔科莱一世和阿方索一世。
[11]教皇尤利乌斯二世（1443—1513，本名Giuliano della Rovere），在位十年期间，积极巩固和扩张教皇国，不惜采取战争手段收复教皇领地，被称为战神教皇。同时，他还以鼓励和保护艺术创作而闻名。
[12]埃斯特家族对费拉拉的统治可以追溯到1240年；但是，埃尔科莱和阿方索这两位费拉拉公爵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颇具才能。
[13]马基雅维利区分了“革新”（innovazioni，这里指革命、改朝换代）与“变革”（mutazioni，更替、继承）。“凹槽”(addentellato)是一个建筑学术语，指用于连接新旧建筑物砌体的齿状墙；这里比喻世袭君主国的逐步建构就像一排建筑物在末端留下凹槽，为未来的建筑做好铺垫。
[14]De principatibus mixtis.
[15]洛多维科·斯福尔扎（即“摩尔人”卢多维科，1452—1508），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次子，1494年成为米兰公爵。1499年2月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与威尼斯人结盟，9月法军攻占米兰，洛多维科逃亡，威尼斯人分占米兰公国三分之一的领土。1500年2月，洛多维科归国光复米兰，但其后又被法军挫败，死于监狱。
[16]为了驱逐在意大利的法军，1511年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和西班牙、威尼斯结成“神圣同盟”。1512年4月11日在拉韦纳的决定性战役中，尽管法军取胜，但由于主帅加斯东·德·富瓦阵亡和瑞士人支持“神圣同盟”而突袭米兰，使法军受到挫折。瑞士人在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怂恿下征服米兰，立洛多维科的儿子马西米利亚诺为其傀儡公爵。
[17]以上各地归并于法国的时间是：勃艮第为1477年（路易十一）、布列塔尼为1491年（查理八世）、加斯科涅为1453年（查理七世）、诺曼底为1204年（菲利普二世）。
[18]此处所称希腊，实指土耳其人在15世纪征服巴尔干半岛。先是穆拉德二世（1421—1451年在位）开始远征匈牙利、希腊、阿尔巴尼亚等国；其后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年在位）继续扩张：于1453年灭拜占庭帝国，并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移至君士坦丁堡，改名伊斯坦布尔，从而确立了土耳其在欧洲的势力。
[19]关于殖民地，参见《佛罗伦萨史》，第2卷，第1章；《李维史论》,第2卷，第6章。
[20]反对在惩罚问题上走“中间道路”，参见马基雅维利：《关于基亚纳谷地叛民的处理方式》；《李维史论》，第2卷，第23章，以及第3卷，第6、40章。
[21]公元前2世纪，希腊的埃托利亚同盟及其他希腊城邦，为了反对与迦太基结盟的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决定与罗马人结盟，罗马人由此进入希腊。
[22]上文提到了五种补救办法，但对于罗马共和国来说，派遣移民就等于征服者（君主）亲自驻跸。
[23]公元前215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与汉尼拔结盟，对付罗马及希腊各城邦，因此罗马与希腊各城邦组成反马其顿同盟。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罗马人成功地让亚该亚同盟放弃亲马其顿的立场，并在公元前197年打败腓力，由此罗马人控制了整个希腊，但也引起了其前盟友的不满。在希腊中部的埃托利亚同盟的请求下，公元前192年叙利亚国王安条克三世（安条克大帝）出兵希腊，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则请求罗马人帮助。公元前190年，安条克被罗马人打败，被迫放弃全部小亚细亚领土。其后马其顿复苏，但在公元前168年再次被罗马人打败，曾经帮助马其顿的希腊人亦受到镇压。从此，罗马人成为整个地中海世界的主宰。
[24]参见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对科西莫·德·美第奇的评论：“他非常审慎，能够防患于未然，从而要么有时间阻止其滋长，要么即使其滋长也有时间做好准备，不让其损害自己”（VII. 5）。
[25]原文为：“godere el benefizio del tempo”，是当时意大利和法国流行的谚语。参见圭恰尔迪尼在《格言集》中的评论：“如果不能正确理解‘聪明人要善于利用时间的恩惠’这句格言会很危险”（Francesco Guicciardini, Ricordi, C. 79）。
[26]路易指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查理指法国国王查理八世。查理八世于1494年9月入侵意大利，迅速地占据了那波利王国，但在1495年10月随即丧失，至1496年完全失败；查理八世的远征成为外族入侵意大利的开始，拉开了法国和西班牙争霸的意大利战争的序幕。路易十二继承了查理八世征服意大利的计划，在1499年率军进入意大利，一度攻占米兰，同西班牙瓜分那波利，并在拉韦纳战役中战胜了反对法国的“神圣同盟”，直至1513年被击败。
[27]按照施特劳斯、阿尔瓦热兹、曼斯菲尔德等人的解释，当马基雅维利由“你”改用第二人称复数或敬称（本书译为“您”）时，都是与“发现”、“考虑”之类的动词连用。
[28]1499年初，路易十二与威尼斯人签署条约，允诺放弃阿达河畔的贾拉和克雷莫纳，以获取后者对他进攻米兰的支持。
[29]1495年7月，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那波利、曼托瓦、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组成的反法“神圣同盟”在塔罗河畔福尔诺沃击败法军，但查理八世和法军主力得以脱身。
[30]指1499年10月热那亚脱离米兰的支配，接受法国的保护。
[31]以上统治者分别指：曼托瓦侯爵詹弗朗切斯科·贡扎加（1484—1519），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一世·德·埃斯特（1471—1505），博洛尼亚领主乔瓦尼·本蒂沃利奥（1443—1508），弗利伯爵夫人卡泰丽娜·斯福尔扎（1463—1509），法恩扎领主阿斯托雷·曼弗雷迪（1485—1502），佩萨罗领主乔瓦尼·斯福尔扎（1466—1510），里米尼领主潘多尔福·马拉泰斯塔（1475—1534），卡梅里诺领主朱利奥·切萨雷·达·瓦拉诺（1432—1502），皮翁比诺领主亚科波·阿皮亚诺（1460—1510）。
[32]个别版本作“三分之一”。
[33]亚历山大六世（1431—1503，本名Rodrigo Borgia），西班牙裔教皇，在位十一年间，不择手段大肆敛财，并借助其私生子切萨雷·博尔贾（瓦伦蒂诺公爵）的军事力量，竭力扩张罗马教廷势力，维护本家族的利益。关于瓦伦蒂诺公爵对罗马涅的军事征服，参见本书第7章。
[34]路易十二在1502年7月来到意大利，主要是为征服那波利王国做准备；不过，此前他确实制止了瓦伦蒂诺公爵对佛罗伦萨的进犯。
[35]1500年11月，路易十二同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缔结《格拉纳达条约》，瓜分那波利；后来法国和西班牙闹翻，路易十二战败，法国人于1504年从所占领的那波利领土上被驱逐。
[36]指那波利国王阿拉贡的费代里科（1452—1504），他的王国为其堂亲斐迪南二世和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所瓜分。
[37]参见《李维史论》，第1卷，第37章：“大自然创造了人类，使他们能够欲求一切事物，却不能得到一切事物；如此一来，既然欲求总是大于获取的能力，结果就是不满足于现在所占有的，对其缺乏满足感。由此导致他们的机运变幻起伏，因为有些人想要拥有更多，而有些人又害怕失去已经获取的，他们最终走向敌对和战争，由此又导致一个地区的毁灭和另一个地区的兴旺。”
[38]路易十二在1515年1月1日去世。
[39]1508年12月法国参与反威尼斯的“康布雷联盟”，并在1509年5月维拉战役中打败威尼斯（参见本书第166页注释）。法国在意大利势力的加强又引起了教皇、皇帝和西班牙的恐惧，他们转与威尼斯结成反对法国的“神圣同盟”，并于1513年将法国势力赶出意大利。
[40]双方的交易是：路易十二支持教皇的儿子切萨雷·博尔贾攻占罗马涅；亚历山大六世同意路易十二与妻子瓦卢瓦的让娜离婚，以便同查理八世的遗孀布列塔尼的安妮结婚，并且同意路易十二的宠臣乔治·安布瓦兹（1460—1510）由鲁昂大主教升任枢机主教。
[41]参见本书第18章。
[42]切萨雷·博尔贾（1475—1507），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曾出任枢机主教，后放弃教职出任教廷军队的统帅，并从法国国王路易十二那里接受了瓦伦蒂诺公爵的称号。回到意大利后，在法国的支持下，他开始攻击教皇领地内的众多统治者，并被亚历山大六世授予罗马涅公爵的称号。1502年亚历山大去世后，他受到新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打击，被迫放弃罗马涅并被囚禁，越狱后投奔纳瓦尔国王，在一场军事冲突中丧生。马基雅维利对他的述评，详见本书第7章。
[43]马基雅维利在第一次出使法国宫廷期间，与鲁昂枢机主教有过多次交往，参见1500年8—11月的外交公函。在1500年11月21日致十人委员会的信（《马基雅维利全集·政务与外交著作》“第一次出使法国宫廷”书信26）中，马基雅维利提到他曾当鲁昂枢机主教之面批评了路易十二的政策：“这位国王陛下本应防范那些试图消灭他盟友的人，到头来却使那些人的权势坐大，并且轻而易举地从他手里夺走意大利的利益”。
[44] Cur Darii regnum, quod Alexander occupaverat, a successoribus suis post Alexandri mortem non defecit.
[45]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34年至前327年迅速占领了“亚洲”，在他死后，他的帝国被他的将领们所瓜分，最终分裂为多个王国。
[46]有些版本没有分号后面这句话。
[47]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公元前337—前330年在位），他在公元前333年的伊苏斯之战中惨败于亚历山大的远征军，他的母亲、妻子和女儿被俘获，并最终在公元前331年的高加米拉之战中败亡。
[48]马基雅维利喜欢用现代的名称法兰西（Francia）称呼古代的高卢，参见《李维史论》各处。关于高卢充斥着“心怀不满的人和想要革新的人”，参见恺撒《高卢战记》各处。
[49]指罗马共和国末期，马略、苏拉、庞培和恺撒等人在各行省都有自己的追随者。
[50]皮洛士（公元前319—前272年），伊庇鲁斯国王，在公元前279年以沉重代价打败罗马人（“皮洛士的胜利”），占领西西里和南意大利，公元前275年被罗马人击败。
[51]Quodmodo administrande sunt civitates vel principatus qui ante quam occuparentur suis legibus vivebant.
[52]大部分情况下，城市（城邦）就是共和国。
[53]在雅典，斯巴达在公元前404年扶植了“三十僭主”政府，随即在公元前403年被推翻。在底比斯，斯巴达在公元前382年建立了一个寡头政府，在公元前378年被佩洛皮达斯和埃帕米农达推翻。
[54]卡普阿在公元前211年因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支持汉尼拔而受到惩罚（但没有被摧毁），迦太基在公元前146年被摧毁，西班牙的努曼提亚在公元前133年被摧毁。
[55]佛罗伦萨在1405年获得比萨，1494年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时，比萨趁机摆脱了佛罗伦萨的控制。直到1509年比萨才被佛罗伦萨以武力重新夺回，而马基雅维利在这场军事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56]关于共和国的人民对自由的热爱与捍卫、对剥夺自由者的报复，参见《李维史论》，第2卷，第2章。
[57]De principatibus novis qui armis propriis et virtute acquiruntur.
[58]本章下面的内容以摩西、居鲁士、忒修斯和罗穆卢斯这些传说中的伟大人物为例，要“新君主”仿效他们的做法多少有些以大喻小，故有此说。
[59]摩西是《旧约》中希伯来的先知和立法者，居鲁士是波斯帝国的奠基人，罗穆卢斯是传说中罗马的奠基人和第一位国王，忒修斯是传说中雅典的国王和雅典国家的奠基人。
[60]关于与上帝（或神）对话和交谈，参见《李维史论》第1卷，第11章；《战争的技艺》，第4卷，第141—146句。
[61]关于“机会”（occasione），参见马基雅维利：《歌四章·论机会》。
[62]“质料与形式”（materia e forma）这组哲学对分经常出现在当时的历史与政治著述中。马基雅维利对这组对分的使用，参见本书第26章；《李维史论》，第1卷，第11、17、18、35章，第3卷，第8章；《论小洛伦佐去世后佛罗伦萨的政务》。
[63]摩西（依据Exodus 2: 3—10）和居鲁士（依据Herodotus, 1. 108—114）也是在出生时就被遗弃。
[64]参见《李维史论》，第1卷，前言：“发现新的模式和秩序（modie ordini nuovi）总是与寻找未知的水源和土地一样危险”；第3卷，第35章：“带头发起一件关涉许多人的新事物是多么危险，而着手准备它并完成它，以及完成之后维持它，又是多么困难”。
[65]萨沃纳罗拉（1452—1498），多明我会修士、宗教改革家。1481年来到佛罗伦萨圣马可修道院传教，并对佛罗伦萨的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494年，美第奇家族被驱逐后，萨沃纳罗拉及其追随者开始在佛罗伦萨掌权，但受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敌视，1498年作为异端被捕并被绞死焚尸。马基雅维利对萨沃纳罗拉的评论，参见1498年3月9日致里恰尔多·贝基的信（书信3）；《李维史论》，第1卷，第11、45、56章。
[66]关于消除嫉妒者的反对，参见《李维史论》，第3卷，第30章。
[67]叙拉古的僭主希耶罗二世（公元前270—前215年在位）。
[68]拉丁文引语：“quod nihil illi deerat ad regnandum praeter regnum”（也见于《李维史论》的献辞），这句引语有多种可能的出处（比如，Polybius, VII. 8；Livy, XXIV. 4；Justin, Historiarum Philippicarum, XXIII. 4；I Samuel 18: 8）。此引语也出现在《李维史论》的献辞中。
[69]对照本书第13章的说法，希耶罗发现叙拉古所使用的雇佣军是无益的，“他认为自己既不能留用他们又不能把他们遣散，只好将他们全部斩杀”。
[70]希耶罗一开始是迦太基的盟友，但在公元前263年，他转而成为罗马的盟友。
[71]De principatibus novis qui alienis armis et fortuna acquiruntur.
[72]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1—前486年），不是本书第4章提到的大流士三世。
[73]参见本书第19章提到的由士兵选立的罗马皇帝。
[74]“凭借适当的手段”（per i debiti mezzi）这个短语，也见于《李维史论》，第1卷，第41章。
[75]切萨雷·博尔贾在150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去世的时候，本人也身患重病。
[76]奥尔西尼家族和科隆纳家族是罗马两个主要的贵族世家，也是著名的雇佣军家族，他们为了争夺对罗马的控制权和教皇的宝座长期对立。
[77]意大利被称作罗马涅的区域从博洛尼亚一直到亚得里亚海岸，包括一连串富饶的城市：伊莫拉、法恩扎、弗利、切塞纳、里米尼和佩萨罗，向南还有乌尔比诺以及亚平宁山脉另一侧的卡斯泰洛城。罗马涅是教皇国的一部分，每个城市都由一名教皇的代理人统治，每年向教皇交纳贡赋。这些代理人的位子一般都在一个家族内部继承，比如，法恩扎的曼弗雷迪家族、里米尼的马拉泰斯塔家族、佩萨罗的斯福尔扎家族以及卡斯泰洛城的维泰利家族。
[78]1501年4月。
[79]1502年6月，在切萨雷·博尔贾的党羽维泰洛佐·维泰利的怂恿下，佛罗伦萨的属地、托斯卡纳的重要城市阿雷佐以及基亚纳谷地以南的地区开始反叛佛罗伦萨。这样，博尔贾对佛罗伦萨构成了严重威胁，但同时也引起了法王路易十二的警惕，在他的干涉下，佛罗伦萨很快收复了这些地方。
[80]1502年9—10月，奥尔西尼家族、维泰利家族、博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家族以及其他受到切萨雷·博尔贾的野心威胁的政治势力，结成反博尔贾的联盟；1502年12月被博尔贾剿杀。
[81]1502年10月底，博尔贾一度与奥尔西尼家族及其支持者签署了一份和平协议。
[82]1502年10月—1503年1月，马基雅维利受命第二次出使切萨雷·博尔贾，一直随军待在他身边，对他有近距离的观察，参见马基雅维利在这一时期的外交公函；他对博尔贾镇压其敌人的生动记述，参见《记述瓦伦蒂诺公爵在塞尼加利亚残杀维泰洛佐、奥利韦罗托·达·费尔莫、帕戈罗大人以及格拉维纳公爵奥尔西尼的方式》。
[83]参见《李维史论》，第3卷，第29章。
[84]雷米罗·德·奥尔科在1501年被切萨雷·博尔贾派往罗马涅代理博尔贾统治，次年被处决。
[85]这个法庭由罗马涅主要城市的代表组成，1502年10月24日设立；庭长指圣萨维诺山的安东尼奥·乔基（Antonio Ciocchi di Monte San Savino）。
[86]马基雅维利在1502年12月23日、26日的外交公函中谈到了雷米罗的被囚和民众对他的反感，并报道了曝尸实况。
[87]切萨雷·博尔贾占领佩鲁贾是在1503年1月，占领皮翁比诺是在1501年9月。
[88]亚历山大六世死于1503年8月18日。
[89]当时，法国在罗马附近的维泰博有驻军，而西班牙军队也从那波利向罗马开拔。
[90]巴廖尼是佩鲁贾的统治家族，维泰利和奥尔西尼是著名的雇佣军家族，他们都是切萨雷·博尔贾的敌人。
[91]1503年8月亚历山大六世死后，选出庇护三世继位，未就任即去世，另选尤利乌斯二世继任。新教皇选举期间（1503年10—12月），马基雅维利正出使罗马教廷。
[92]参见本书第146页注释。
[93]以上列举的九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出于马基雅维利的理想，事实上切萨雷·博尔贾本人都没有很好的做到或者实现。
[94]“锁链中的”圣彼得，指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这里按习惯以其虚衔领受的教会堂区（罗马“锁链中的圣彼得教堂”）的名字命名；科隆纳，指乔瓦尼·科隆纳；圣乔治，指拉法埃莱·里亚里奥，以罗马“圣乔治教堂”命名；阿斯卡尼奥，指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
[95]博尔贾家族发源于西班牙的瓦伦西亚地区，鲁昂枢机主教乔治·安布瓦兹是法国的廷臣。
[96]圣彼得枢机主教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1503年当选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此前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有力的竞争对手，亚历山大在世时被迫流亡多年，所以当选教皇后竭力对付切萨雷·博尔贾。
[97]参见马基雅维利1513年4月29日致韦托里的信（书信212）：“这个国王只要有机会，就会想起过去所受到的伤害，而不是新近所蒙受的恩惠”；《李维史论》，第3卷，第4章：“可以提醒每个统治者，旧的伤害绝不会因新的恩惠而消除，这种新的利益相对于曾经的伤害越少，那些伤害就越不会消除”。
[98]切萨雷·博尔贾最终逃亡到他妻兄的领地纳瓦尔王国，1507年3月在那里的一次军事冲突中离奇身亡，年仅32岁。
[99]De his qui per scelera ad principatum pervenere.
[100]曼斯菲尔德、阿尔瓦热兹、康奈尔等人认为此处是指《李维史论》，但也有学者（比如，David Wootton）认为是指下一章“论公民的君主国”。
[101]阿伽托克勒斯（公元前361—前289年），公元前316年开始成为叙拉古僭主，对抗迦太基军队的进攻，直至公元前309年与迦太基订立和约。马基雅维利对他的记述和评价，参见《李维史论》，第1卷，第12、13章；第3卷，第6章。
[102]“身心两方面的德能”（virtù d’animo e di corpo）这个短语也见于《李维史论》（III. 8，论曼利乌斯·卡皮托利努斯）、《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和《佛罗伦萨史》（VI . 6，论巴尔达乔·德·安吉亚里）。
[103]哈米尔卡，第三次西西里战争中迦太基的将领，公元前311年在希梅拉河畔战败阿伽托克勒斯。
[104]此处依据“国家版”（virtú）和曼斯菲尔德英译本（virtue）译出；潘汉典中译本译作“生涯”（vita,“牛津经典版”Bondanella英译本译作“life”），并在注释中说明依据邦凡蒂尼（Bonfantini）校订本和马佐尼（Mazzoni）校订本译出。
[105]这句话的原文为：“li quali modi possono fare acquistare imperio, ma non gloria”。参见《李维史论》，第3卷，第40章：“尽管这（欺诈）有时候可能为你获取国家和王国（就像前面所讨论的），但它绝不可能为你赢得荣耀”。也参见西塞罗的评论：“如果是为了荣耀而竞争统治权，那么就不应该采用罪恶手段，因为其中不可能存在荣耀”（Cicero, De Officiis, III 22. 87）。
[106]“精神的伟大”（grandezza dello animo）这个短语在本书第26章中也用于居鲁士，在《李维史论》（II. 2，III. 23、25）中则用于罗马的统帅。
[107]这件事发生在1501年12月26日。
[108]参见本书第88页注释。
[109]关于“妥善地使用残酷”，也参见本书第17章。
[110]参见《李维史论》，第1卷，第45章：“必须要么绝不侵害任何人，要么一次性施加所有侵害，这样才能打消人们的疑虑，并且让他们有理由保持精神的安宁和平静”。
[111]参见《李维史论》，第1卷，第32章：“一个共和国或一位君主不应当推迟到迫不得已时再施惠于人民”。
[112]De principatu civili.
[113]“两种对立的脾性”，原文为“due umori diversi”，“umori”按字面可译为“体液”（humor）。按照西方古典医学中的“四种体液学说”，人体由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体液组成，这四种体液的不同配合使人们有不同的体质和性格。与此对应，下文中的“欲望”（appetito）可以译为“脾胃”、“胃口”。马基雅维利曾多次使用这个譬喻，参见本书第19章（关于军队和人民）；《李维史论》，第1卷，第4、5、40章（关于贵族与平民）。
[114]参见《李维史论》，第1卷，第40章：“他绝不可能赢得所有贵族的支持，因为他们有非常大的野心而且贪得无厌，僭主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财富和荣誉〔名位〕来满足他们所有人。……如果僭主以普通民众为友而以大人物为敌，他们就会更加安全稳固，因为支持他们的势力比支持那些以人民为敌而以贵族为友的人的力量更大”。
[115]关于君主如何赢得人民的友好，参见《李维史论》，第1卷，第16章。
[116]公元前205—前192年在位。在《李维史论》中，马基雅维利称纳比斯为僭主（I. 10、40），并且提到纳比斯尽管得到人民的支持，但仍然被刺杀（III. 6）。
[117]保民官提比略·格拉古和盖尤斯·格拉古，二人分别于公元前133年和前121年，在罗马贵族挑起的反对他们的骚乱中被杀害。马基雅维利对他们的看法，参见《李维史论》，第1卷，第37章。
[118]乔治·斯卡利是1378年佛罗伦萨梳毛工起义的领袖之一，参见《佛罗伦萨史》，第3卷，第18、20章。
[119]参见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对1476年刺杀米兰暴君加莱亚佐·斯福尔扎的密谋的评论：“君主们应当学会如何为人处世，以使自己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使任何敢于谋杀他们的人无处可逃；其他人应当懂得，过于相信心存不满的群众会在你铤而走险的时候追随你或帮助你，这种想法是多么虚妄”（VII. 34）。
[120]“国家版”的注解认为，这两种公民君主（principe civile）前者以皮耶罗·索德里尼为代表，他在1502年当选为佛罗伦萨的终身正义旗手，后者以科西莫·德·美第奇及其后裔、萨沃纳罗拉为代表。
[121]参见本书第17章。
[122]Quomodo omnium principatuum vires perpendi debeant.
[123]关于“决战一场”（fare una giornata），参见《李维史论》，第2卷，第17章。
[124]马基雅维利关于德意志城市的评论，参见《李维史论》，第1卷，第55章；第2卷，前言、第19章；《德意志事务报告》、《德意志事务概览》。
[125]De principatibus ecclesiasticis.
[126]指1482年威尼斯与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一世之间的战争，后者与米兰、佛罗伦萨、阿拉贡以及教皇结成联盟；战争在1484年结束，以割让一些土地给威尼斯为代价，费拉拉保留了自治权。
[127]西克斯图斯四世（1414—1484，本名Francesco della Rovere），在他任教皇期间，为其多个子侄谋取圣职和世俗利益，并因为支持了“帕齐阴谋”而与佛罗伦萨交恶。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说：“这位教皇在向世人展示一个教皇究竟能肆意妄为到何种程度方面可谓前无古人，许多事情在他之前被看作罪恶，现在却在教皇的权威之下掩藏起来”（VII. 22）。
[128]事实上，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活了70岁，在位13年（1471—1484）；英诺森八世活了60岁（1432—1492），在位8年（1484—1492）；亚历山大六世活了72岁（1431—1503），在位11年（1492—1503）；尤利乌斯二世活了70岁（1443—1513），在位10年（1503—1513）。所以，“生命短促”（brevità della vita loro），当指教皇在位时间。
[129]参见《佛罗伦萨史》第1卷第23章末尾处的评论。
[130]似乎是指出售圣职和赎罪券。
[131]尤利乌斯二世在1506年征服了博洛尼亚；在1509年战胜了威尼斯，然后解散了1508年成立的“康布雷联盟”；在1511年成立了反对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神圣同盟”，罗马教廷、威尼斯、西班牙联合起来驱逐法国人。
[132]指教皇利奥十世（乔瓦尼·德·美第奇），1513—1521年在位。
[133]Quot sint genera militiae et de mercennariis militibus.
[134]参见本书第7章。
[135]参见《李维史论》，第1卷，第4章：“在有优良军队的地方肯定有良好的秩序〔制度〕，并且在这样一个地方也很少没有大好机运的”。
[136]参见《李维史论》，第1卷，第43章：“他们没有理由坚持战斗，除了你给他们的那一点儿军饷。这个理由不足以也不可能足以让他们保持忠诚，也不足以让他们成为你的朋友，愿意为你赴死。因为，在那些军队里，他们对于那个为之战斗的人没有情感，这种情感会让他们成为其拥戴者……因为这种爱戴或者斗志只能产生于你的臣民”。
[137]据法国当时的侍从官、历史学家科明尼斯记载（Philippe de Commynes, Mémoires, VII. 14），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说查理八世在1494年入侵意大利时没有遭到抵抗，只要手里拿着粉笔在军队安营扎寨的地方画上标记就可以了。
[138]萨沃纳罗拉在1494年11月1日的布道中指出，法国人的入侵是上帝对意大利和佛罗伦萨渎神的惩罚。马基雅维利论意大利君主的罪过，参见《李维史论》，第1卷，第21章；第2卷，第18章。
[139]本段以下部分内容也见于《战争的技艺》，第1卷，第55—58句。
[140]指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时爆发的迦太基雇佣军暴动（公元前241—前237年），参见《李维史论》，第3卷，第32章。
[141]埃帕米农达（公元前418—362年），公元前4世纪底比斯杰出的将领和政治家。马其顿的腓力，指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公元前382—336年），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他年青时曾作为人质被送往底比斯，深受埃帕米农达影响，跟随其学习方阵战术。他回国后于公元前359年夺取王位，公元前338年攻占底比斯。因此，谈不上腓力在埃帕米农达死后担任底比斯军队的将领。
[142]卡拉瓦焦之战发生在1448年9月，斯福尔扎在1450年2月攻克米兰。相关内容参见《佛罗伦萨史》，第6卷，第18—22章。
[143]乔万娜二世（1371—1435），那波利女王；斯福尔扎的父亲，指穆齐奥·阿滕多洛·斯福尔扎（1369—1424）；阿拉贡国王指“宽宏者”阿方索五世（1396—1458，那波利国王阿方索一世）。相关内容参见《佛罗伦萨史》，第1卷，第38章。
[144]乔瓦尼·阿库特，即英国雇佣军首领约翰·霍克伍德（1320—1394），百年战争中在“黑太子”爱德华手下作战。1362年率“白色军团”进入意大利充当雇佣军，历时三十年。
[145]布拉乔家族，一个雇佣军首领家族。这里指安德烈亚·福尔泰布拉乔（Andrea Fortebraccio，亦名Braccio da Montone）。关于他们之间的对立，参见《佛罗伦萨史》，第1卷，第38章；第5卷，第2章。
[146]保罗·维泰利，佛罗伦萨对比萨战争中的雇佣军将领，后因涉嫌通敌在1499年10月被处决（马基雅维利本人作为第二国务秘书和战争十人委员会的秘书参与了佛罗伦萨政府的决策），此事引起维泰利家族对佛罗伦萨的极大仇视。
[147]卡尔米纽奥拉（即Francesco di Bussone，1380—1432），后来成为卡马尼奥拉伯爵，起初为米兰服务，后转而为威尼斯服务，1432年以通敌罪被处决。
[148]巴尔托洛梅奥·达·贝加莫（即Bartolomeo Colleoni，1400—1475），卡拉瓦乔战役（1448年）中威尼斯军队的指挥官；鲁贝托·达·圣塞韦里诺（1418—1487），指挥过威尼斯对费拉拉的战争（1482—1484年）；皮蒂利亚诺伯爵（即Niccolò Orsini，1442—1510），维拉战役（1509年）中威尼斯军队的指挥官。
[149]1508年12月，反威尼斯的各国组成“康布雷联盟”，1509年5月14日，法国军队在米兰附近的维拉（阿尼亚代洛，也称为阿达河畔的贾拉战役）进攻威尼斯军队，取得重大胜利。然而，同盟内部各方的互不信任决定了威尼斯并没有丧失一切。马基雅维利对威尼斯的评价，参见《李维史论》，第1卷，第6、53章；第3卷，第11、31章。
[150]阿尔贝里戈·达·科尼奥（即Alberigo da Barbiano，1344—1409），科尼奥伯爵；关于他创建的“圣乔治连队”，参见《佛罗伦萨史》，第1卷，第34章。
[151]斐迪南，指西班牙国王“天主教徒”斐迪南，详见本书第292页注释。
[152]路易十二征服米兰，曾得瑞士人的帮助，其后瑞士人在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怂恿下又独自征服米兰。
[153]原文为“condotta”，马基雅维利用这个词是一语双关，它不仅是动词“condurre”（引导）的过去分词，而且还是一个名词“condotta”（合同），它解释了意大利语中“雇佣兵队长”（condottiere）的起源，即与雇主签订合同为佣金而战。
[154]De militibus auxiliariis, mixtis et propriis.
[155]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第二次攻打费拉拉，但由于费拉拉同法国结盟获得支援，没有成功。于是，教皇同西班牙、威尼斯等结成反法“神圣同盟”（1511年10月4日）。其后罗马教廷和西班牙的军队同法军作战，在1512年的拉韦纳战役中惨败，但由于法军主帅加斯东·德·富瓦阵亡，并且瑞士人出兵支援“神圣同盟”，法军被迫退却。
[156]1500年6—7月，佛罗伦萨人再次攻打比萨。这次的军队是法国提供的雇佣军，由瑞士人和加斯科涅人组成，但计划再次落空。瑞士人和加斯科涅人拒不向比萨推进，并因薪饷和给养问题开始哗变，瑞士人甚至扣押佛罗伦萨的专员作为人质索要赎金。整个军事行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其间马基雅维利曾受命奔赴前线，其后又出使法国宫廷交涉此事。
[157]14世纪中叶，拜占庭帝国发生内讧，约翰六世（John Cantacuzene）与奥斯曼土耳其结盟并寻求支持；1353年召请土耳其人攻打塞尔维亚人，成为土耳其人在欧洲扩张的第一块基地。
[158]在1499年11月到1500年1月之间。
[159]参见本书第6章。
[160]参见《旧约·撒母耳记上》（17：38—40，50—51）；与原文有重大出入。
[161]查理七世，法国国王（1422—1461年在位），他在英法百年战争后期组织起由骑兵和步兵组成的独立军队，不再依赖贵族提供军队；路易十一，法国国王（1461—1483年在位），他从1474年开始雇佣瑞士人。
[162]参见本书第3章。
[163]有版本此处还有“带着信心”（参见曼斯菲尔德英译本注释和潘汉典中译本）。
[164]拉丁文引语，出自塔西佗《编年史》：“quod nihil sit tam infirmum aut instabile quam fama potentiae non sua vi nixa”（Tacitus, Annals, XIII. 19），略有出入。
[165]切萨雷·博尔贾、叙拉古的希耶罗、大卫和查理七世。本书第6章中马基雅维利提到的四个人是：摩西、居鲁士、罗穆卢斯和忒修斯。
[166]参见本书第160页注释。
[167]Quod principem deceat circa militiam.
[168]此处“儿子们”（figliuoli），实指“后嗣们”，这种用法也见于《李维史论》（II. 24）和《佛罗伦萨史》（VI. 20）。
[169]参见本书第19章。
[170]参见本书献辞和《李维史论》，第3卷，第39章。
[171]原文为“pigliare li alloggiamenti”，曼斯菲尔德英译本释读为“seize lodgings”（夺取营地），但其他所有的英译本都释读为“选择营地”。
[172]菲洛皮门（公元前253—183年），出生于伯罗奔尼撒的墨伽罗波利斯，曾多次出任亚该亚同盟的统帅（而非君主），战胜斯巴达的纳比斯；称赞他的作家包括李维（Livy, XXXV. 28）和普鲁塔克（Life of Philopoemen, 4；普鲁塔克称他为“最后一个希腊人”）。
[173]“乡村野外”原文为“campagna”，几乎所有的英译本都释读为“country/ countryside”（潘汉典中译本译为“乡村”），唯有曼斯菲尔德英译本释读为“campaign”（战事、征战）。
[174]色诺芬（公元前434？—前351年），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居鲁士的教育》（Cyropadia）、《希腊史》、《远征记》、《回忆苏格拉底》、《希耶罗：论僭政》等。
[175]西庇阿（公元前236？—前184年），“非洲征服者”大西庇阿，古罗马著名统帅，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大败汉尼拔于扎马之役（公元前202年），并最终战胜迦太基。关于西庇阿“纯洁自持”的最著名的故事是他在西班牙将一名被俘的美丽女子交还给她的未婚夫（仿效色诺芬讲述的居鲁士与苏萨王后潘蒂娅的故事），参见《李维史论》，第3卷，第20、34章；《战争的技艺》，第6卷，第229句。
[176]参见本书第25章。
[177]De his rebus quibus homines et praesertim principes laudantur aut vituperantur.
[178]关于君主如何对待臣民，参见本书第16—17章；关于君主如何对待盟友，参见本书第18章。
[179]这里采用康奈尔英译本和“耶鲁大学版”对原文（andare drieto）的释读（go after），大多数英译本译为“直接论述”（go straight/ directly to）。
[180]此处“名声”依据“国家版”（fama）和曼斯菲尔德英译本（fame）译出，其他绝大多数版本都作“恶名”（infamia/ infamy，潘汉典中译本译为“责备”）。
[181]De liberalitate et parsimonia. 以往的中译本都译为“论慷慨与吝啬（悭吝）”。
[182]参见西塞罗的评论：“慷慨赠予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劫掠。要知道，当人们由于馈赠而开始感到缺乏钱财的时候，他们便会让自己的手伸向他人的财富。就这样，尽管他们希望成为行善者而赢得人们的善意，但结果他们从受惠者那里得到的亲善却并不及他们从被掠夺者那里招来的憎恶”（Cicero, De Officiis, II 15. 54）。
[183]此处和本段末尾处的“战事”原文为“imprese”，采用曼斯菲尔德英译本以及其他大多数英译本的释读（campaign），阿尔瓦热兹英译本、“耶鲁大学版”和潘汉典中译本释读为“enterprise”（功业/伟业）。
[184]De crudelitate et pietate; et an sit melius amari quam timeri, vel e contra.
[185]在《君主论》全书中，“pietà/ pietoso”，既可作“仁慈”（pity或mercy/ merciful）理解，也可作“虔诚”（piety/ pious）理解。
[186]关于“恶劣地使用仁慈”（usare male questa pietà），参见本书第8章所区分的“恶劣地还是妥善地使用残酷”（crudeltà male usate o bene usate）。
[187]皮斯托亚是佛罗伦萨的属地，在1500—1502年间发生了潘恰蒂奇和坎切列里两派之争，造成动荡，佛罗伦萨对此最初采取容忍和利用的态度，但成效甚微。马基雅维利在1501年曾数次被派往皮斯托亚处理此事。参见本书第20章；《李维史论》，第3卷，第27章；马基雅维利：《论皮斯托亚事务》。
[188]拉丁文引语，出自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Res dura, et regni novitas me talia cogunt/ Moliri, et late fines custode tueri”(Virgil, Aeneid, 1. 563-564)。
[189]此处依据曼斯菲尔德英译本译出，“国家版”、“伯德编校本”等多数版本作“simulatori”，但也有版本作“simulatori e dissimulatori”，曼斯菲尔德英译本即依据后者；参见本书第230页注释。
[190]参见本书第9章。
[191]参见《李维史论》，第3卷，第21章：“人们受两样主要事物的驱使，即爱戴和畏惧，所以，无论谁使自己受到爱戴谁就可以统治，正如谁使自己为人所畏惧谁就可以统治一样。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使人畏惧者比受人爱戴者更容易得到追随和服从”。
[192]这是对古代僭主一句格言的回应：“叫他们憎恨吧，只要他们还知道畏惧”（oderint, dum metuant）。后者语出自古罗马戏剧家阿克齐乌斯的悲剧《阿特柔斯》（Lucius Accius, Atreus, Fragment 168），西塞罗在《论义务》（Cicero, De Officiis, I 28. 98）、塞涅卡在《论愤怒》（Seneca, De Ira, I 20. 4）和《论仁慈》（De Clementia, I 12. 4, II 2. 2）以及伊拉斯谟在《论基督教君主的教育》（Erasmus, Institutio Principis Christiani, I）和《格言集》（Adages, II ix. 62）中都曾引用并批判过这句话。
[193]参见《李维史论》，第3卷，第23、26章。
[194]参见《李维史论》，第3卷，第19章：“避免仇恨的方式是，不要触动臣民们的财产，因为只要其背后没有隐藏着掠夺的贪欲，没有哪个君主嗜好流血，除非是迫不得已，而这种必然性很少产生。但只要掠夺的贪欲掺杂其中，就总是会产生这种必然性；而且，流血的理由和欲望从来都不缺少，正如我在另一本著作中就这个话题所宽泛讨论的”。
[195]汉尼拔（公元前247—183/182年），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迦太基的统帅，曾越过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入侵罗马，后被罗马名将西庇阿击败于扎马。
[196]这里指汉尼拔，尽管他只是他们的军事统帅。
[197]关于汉尼拔与西庇阿之间的比较，参见《李维史论》，第3卷，第20—21章。
[198]参见李维：《自建城以来（罗马史）》（Livy, XXVIII. 24—29）。法比乌斯·马克西穆斯（公元前275—203年，“法比乌斯”又译“费边”），古罗马著名统帅，曾五次出任执政官。他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采用迁延战术，避免与汉尼拔正面对决，史称“费边战术”，而他本人则被讥讽为“拖延者”。法比乌斯在晚年作为保守派的代表，反对西庇阿远征非洲的战略。
[199]公元前205年，西庇阿派昆图斯·普莱米尼乌斯（Quintus Pleminius）从汉尼拔手中夺回了南意大利的洛克里并劫掠了这个城市。洛克里人向元老院申诉，普莱米尼乌斯被逮捕，西庇阿也因此受到法比乌斯等人的攻击。参见李维：《自建城以来（罗马史）》（Livy, XXIX. 19, 21）。
[200]参见《李维史论》，第3卷，第21章：“为了补救这种弊病，西庇阿不得不部分地采用他曾避免的残酷”。
[201]Quomodo fides a principibus sit servanda.
[202]参见西塞罗在《论义务》第1卷中的论述：“存在两种解决争端的方法，一是通过协商，二是通过武力，前者符合人的特性，后者符合野兽的特性，只有在不可能采用前者的情况下，才应该采用后者”（Cicero, De Officiis, I 11. 34）。
[203]阿基琉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从小由马人喀戎教养，学会狩猎和作战的本领；“其他古代的君主”包括赫拉克勒斯、忒修斯、阿斯克勒庇俄斯和伊阿宋。
[204]参见西塞罗的评论：“有两种行不公正的方式，一是使用暴力，二是进行欺骗，欺骗像是小狐狸的伎俩，而暴力则有如狮子的行为：这两种方式对于人最为不合适，而欺骗更应该受到憎恶”（Cicero, De Officiis, I 13. 41）。也参见但丁：《地狱篇》，第27歌，第74—75行；《伊索寓言》中狐狸与狮子的故事（马基雅维利在书信222中引述过其中一篇“不曾见过狮子的狐狸”）。
[205]参见马基雅维利在《关于筹款的演讲辞》中的评论：“在私人之间，是法律、文书和契约让他们守信，而在君王之间，只有靠武力才能做到”。
[206]“伟大的伪君子和假好人”（gran simulatore e dissimulatore），参见西塞罗的观点：“应该从整个生活中排除伪装和隐瞒”（ex omni uita simulatio dissimulatioque tollenda est，Cicero, De Officiis, III 15. 61）；萨卢斯特对喀提林的描述：“无论什么他都能够伪装和隐瞒”（cuius rei lubet simulator ac dissimulator，Sallust, Bellum Catilinae, V. 4）。
[207]参见本书第15章。
[208]参见本书第15章。
[209]参见《李维史论》，第1卷，第26章：一位新君主应当更新一切，他所采取的“这些方式非常残酷，它们对立于任何一种生活方式，不仅包括基督教的，而且也包括人类的；任何人都应当躲避它们，宁愿做一介平民，也不愿当给人们带来如此毁灭的国王。然而，对于不希望选择第一条良善之路的人来说，如果想要维护自己的地位，就必须走上这条为非作恶之途”。
[210]参见马基雅维利十四行诗《致朱利亚诺·德·美第奇》（1513年）中的诗句：“宽宏的大人，摸一摸，碰一碰，用您的手而不是眼睛来判断”；在1500年11月21日致十人委员会的信（《马基雅维利全集·政务与外交著作》“第一次出使法国宫廷”书信26）中，马基雅维利提到鲁昂枢机主教对路易十二的评论：“国王是非常审慎的人，有着很长的耳朵和很短的信念，也就是说他会倾听各种声音，但只信任他亲手触摸过的、认定无疑的事情”。也参见色诺芬：《论僭政》（Xenophon, Hiero or Tyrannicus, II. 3）：“群众是仅仅通过眼睛来形成什么人幸福、什么人不幸的意见的”；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Ethica Nicomachea, X. 8, 1179a）：“多数人是从外在的东西来判断，因为这就是他们所感觉的全部东西”。
[211]最后一句话的原文为“si guarda al fine”，早先曾有英译本依据后面的句意将其不太准确地译为“the ends justify the means”（目的证明手段正当），而现代大多数英译本译为“one must think of the final result”或“one judges by the result”；阿尔瓦热兹英译本、曼斯菲尔德英译本和康奈尔英译本译为“one looks to the end”，“end”兼有“结果”与“目的”的意思。马基雅维利关于目的（意图）、手段与结果（效果）的其他重要表述，参见：1503年10月29日的外交公函，他转述一位枢机主教的话：“在所有事情上，人们更看重结果而非手段”（che di tutte le cose gli uomini guardavano piu al fine che alli mezi）；“佩鲁贾的奇思妙想”（1506年9月，书信121）：“根据多数人的视角，这种视角显然只看事情的结果而不是手段”（che si habbi nelle cose ad vedere el fine et non el mezo”；《李维史论》：“尽管就行为而言应该指控他，但是就效果而言应该原谅他”（accusandolo il fatto, lo effetto lo scusi；I. 9评论罗穆卢斯）；“他的行动与意图必须由结果来评判”（avendosi a giudicare l’opere sue e la intenzione sua dal fine；III. 3评论索德里尼）；“因为所有人在这一点上都是盲目的，即根据结果判断建议的好坏”（giudicare i buoni e i cattivi consigli dal fine；III. 35）；《佛罗伦萨史》：“根据效果来判断事情是不审慎的”（non era prudenza giudicare le cose dagli effetti；IV. 7）；《曼陀罗》：“什么事情都得看它的结果……因为她们的意图是好的，所以她们就不算犯罪”（el fine si ha a riguardare in tutte Ie cose... perché la loro intenzione fu buona, non peccorono；III. 11）。
[212]后半句话原文的各个版本有分歧，此处依据“国家版”（e li pochi non ci hanno luogo, quando li assai hanno dove appoggiarsi）。参见《李维史论》中的评论：“大多数人沉浸于表象的程度不亚于沉浸于实质的程度；事实上，在许多时候打动他们的是看上去如此的事物，而非实际上如此的事物”（I. 25）。
[213]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位君主是指西班牙国王“天主教徒”斐迪南，但也有人（比如，“耶鲁大学版”的英译者Codevilla）认为是指教皇尤利乌斯二世。
[214]De contemptu et odio fugiendo.
[215]参见本书第16、17章。
[216]参见本书第17章。
[217]参见本书第23章对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批评。
[218]参见本书第9章；事实上，纳比斯死于一场阴谋，参见《李维史论》，第3卷，第6章。
[219]参见本书第9、16、17章。
[220]关于阴谋，参见《李维史论》，第3卷，第6章。
[221]这场阴谋发生在1445年，乔瓦尼是安尼巴莱·本蒂沃利奥的独子；该事件参见《佛罗伦萨史》，第6卷，第9—10章。
[222]马基雅维利对法国的评价，参见《李维史论》，第1卷，第16、17、55章；《法兰西事务概览》。
[223]也许是指路易九世，他在1254年组建了“巴黎高等法院”，将其作为王室法庭。
[224]参见色诺芬：《论僭政》（Xenophon, Hiero or Tyrannicus, IX. 3）：“统治者应当命令别人去惩罚那些需要强制者，而自己则应当提供奖赏”；亚里士多德：《政治学》（Politica, V. 11, 1315a）：僭主“凡加恩行赏，授予名位，都应亲自施行；但一切罪罚则应由属官或法庭判决”。
[225]一般认为，马基雅维利以下关于罗马皇帝的叙述，主要来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狄安著《罗马帝国史》（Herodian, History of the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Marcus）的1493年拉丁译本。
[226]这些相继继位的罗马皇帝的生卒年如下：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121—180），康茂德（161—192），佩蒂纳克斯（126—193），尤利亚努斯（137—193），塞维鲁（146—211），安托尼努斯·卡拉卡拉（188—217），马克里努斯（165—218），埃拉伽巴路斯（203—222），亚历山大·塞维鲁（208—235），马克西米努斯（173—238）。
[227]参见本书第122页注释。
[228]参见《李维史论》，第1卷，第16章：“我确实认为，那些由于以大众为敌所以为了保护其国家而不得不采取超常手段的君主很不幸。因为以少数人为敌的人很容易、无需实施多少恶行就可以保护自己的安全，而以普通民众为敌的人绝不能保护自己的安全；并且，所使用的残酷越甚，他的君权就会变得越虚弱。因此，他对此最好的补救办法便是设法让人民对自己友好”。
[229]参见本书第15章。
[230]参见本书第18章。
[231]古罗马时代的潘诺尼亚行省。
[232]194年称帝，195年被杀。
[233]193年称帝，197年被杀。
[234]参见《李维史论》，第3卷，第6章；那里，这个故事的讲法有些不同。
[235]“土耳其皇帝”指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塞利姆一世（Selim I），“苏丹”指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最后一位苏丹突曼贝（Tuman Bey），他在1517年被塞利姆一世推翻。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I. 1；II. 17；III. 35）中称塞利姆一世为“土耳其大帝”（Gran Turco/ the Grand Turk）。
[236]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完全处在著名的骑兵队“马穆鲁克”（Mamelukes，1250—1517年统治埃及的穆斯林军事阶层）的控制之下。
[237]在《李维史论》中，马基雅维利还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过阅读这段历史，他还会发现，如何能够创建一个好的王国：因为除提图斯之外，所有通过世袭继承方式接替帝位的皇帝都是坏皇帝；那些通过收养继承方式继任的皇帝都是好皇帝，如从涅尔瓦到马尔库斯的5个皇帝就是如此；并且当帝国被传给世袭继承人时，就重新毁灭”（I. 10）。
[238]An arces et multa alia quae cotidie a principibus fiunt utilia an inutilia sint.
[239]关于利用派系党争与分而治之，参见《李维史论》，第2卷，第25章；第3卷，第27章。
[240]关于利用堡垒，参见《李维史论》，第2卷，第24章。
[241]参见本书第12章。
[242]关于皮斯托亚，参见本书第212页注释；《李维史论》（III. 27）再次引用了这个说法。一位威尼斯大使记述说，“宽宏者”洛伦佐·德·美第奇过去常说：“保有皮斯托亚必须利用其派系，保有比萨必须利用贫困，保有沃尔泰拉必须利用强力，保有阿雷佐必须利用其乡村，保有科尔托纳必须利用恩惠”（参见Relazioni degli ambasciatori veneti, ed. Eugenio Alberi, ser. 2, vol. 1, Florence: Società editrice fiorentina, 1839, 73）。
[243]主要指1454年的《洛迪和约》到1494年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这段相对和平与稳定的时期。
[244]圭尔夫派和吉伯林派是中世纪时存在于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教皇派和皇帝派。意大利各城邦分别以佛罗伦萨（圭尔夫派）和比萨（吉伯林派）为首。然而，双方在每座城市内部也有派系斗争。到了14世纪末，两派均沦为地方性小集团，反映城市争斗。
[245]维拉战役后短暂地反叛威尼斯的城市包括：布雷西亚、维罗纳、维琴察和帕多瓦。关于维拉战役，参见本书第166页注释。
[246]潘多尔福·彼得鲁奇（1452—1512），锡耶纳的统治者，他在取得政权的过程中曾谋杀其岳父，1503年被博尔贾驱逐，后来由于法国的支持再度掌权。
[247]作为受到美第奇家族怀疑的前政权行政官员，马基雅维利的这番论述自有其个人体验，参见1513年12月10日致韦托里的信（书信224）末尾。
[248]尼科洛·维泰利（1414—1486），保罗和维泰洛佐的父亲，雇佣军首领，由于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死亡，他在1482年收复了卡斯泰洛城。
[249]圭多·乌巴尔多（即Guidobaldo da Montefeltro，1472—1508），乌尔比诺公爵，在1502年收复了乌尔比诺。
[250]本蒂沃利奥家族是博洛尼亚的统治者，他们在1506年被尤利乌斯二世驱逐，在1511年恢复了统治权。
[251]1450年斯福尔扎在掌权后立即动工修建斯福尔扎城堡。
[252]弗利伯爵夫人（卡泰丽娜·斯福尔扎，参见本书第36页注释），自从她的丈夫弗利伯爵在1488年被暗杀后，她一直掌权，直到1500年弗利被切萨雷·博尔贾占领；这里提到的“米兰的援助”指伯爵夫人的叔父米兰公爵洛多维科·斯福尔扎。更详细生动的记述，参见《李维史论》，第3卷，第6章；《佛罗伦萨史》，第8卷，第34章；关于弗利城堡失陷于博尔贾的详细论述，参见《战争的技艺》，第7卷，第27—33句。显然，马基雅维利对这位他曾在一次出使弗利的外交使命中遇到的杰出女性留有深刻印象。
[253]Quod principem deceat ut egregius habeatur.
[254]斐迪南（1452—1516，或称“阿拉贡的斐迪南二世”、“天主教徒斐迪南”），他是阿拉贡国王（1479—1516年在位）、卡斯蒂利亚国王（1474—1504年在位，称斐迪南五世），也是西西里国王（1468年起，称斐迪南二世）和那波利国王（1504年起，称斐迪南三世）。斐迪南是西班牙事实上的第一位国王，原为阿拉贡的国王，后与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结婚，成为卡斯蒂利亚的统治者。经过十年战争，他于1492年征服格拉纳达，统一西班牙。在意大利，他曾出兵援助那波利驱逐法王查理八世入侵，后于1500年与法王路易十二瓜分那波利；1508年与法国、神圣罗马帝国及教皇组织“康布雷联盟”反对威尼斯，其后为了争夺意大利，加入“神圣同盟”与法国作战（1511—1513年）。他还远征非洲，占领北非多个沿海城市。马基雅维利对斐迪南的评价，也参见1513年4月29日致韦托里的信（书信212）。
[255]马拉诺人是一个带有侮辱性的称号，指15世纪基督教重新征服西班牙后被迫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和穆斯林。西班牙最后一个穆斯林堡垒格拉纳达被征服后，他们遭到迫害和掠夺，在1501—1502年被驱逐出西班牙。
[256]贝尔纳博·维斯孔蒂（1323—1385），米兰历史上一位暴虐、乖戾的统治者。潘汉典中译本的注释引用过他的一个传说（转引自吉尔伯特英译本）：贝尔纳博曾遇见乡人掘墓；问之，据告，因旅行者已死，无遗产，教士及教堂掘墓人（教堂司事）以不获报酬拒不处理遗体。他即传讯，二人声称：“本人应取得所值。”他即说：“谁人能付汝所值？死者无钱何能付汝所值？”二人答道：“不论何人付给，吾人应得所值。”于是他说：“我付给你们，你们所值即死亡。该死者在何处，即取来，埋于墓中；捕教士投诸墓内。掘墓人何在？投诸墓中，掩埋之。”于是，贝尔纳博使教士及掘墓人与死者同葬后，扬长而去。
[257]“卓越才智”（ingegno escellente），有的版本作“卓越人物”（uomo eccellente）。
[258]参见《李维史论》，第3卷，第34章：“什么样的名望或传闻或意见使人民开始支持某个公民”，那里谈的主要是共和国的公民如何“通过某些超乎寻常的行为扬名立威”，但他也指出，这种行事方式“对于那些想要保持自己在其君主国里的声望的君主来说也是必要的。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使之如此受人尊敬，只要他们以某种罕见的、符合共同利益的行为或言语来让自己做出罕见的范例，而这种言行可以显示统治者的宽宏、慷慨或公正，并且到了在其臣民中有口皆碑的程度”。
[259]参见本书第28页注释。
[260]拉丁文引语，出自李维《自建城以来〈罗马史〉》：“Quod autem isti dicunt non interponendi vòs bello, nihil magis alienuin rebus vestris est; sine gratia, sine digmtate, premium victoris eritis”(Livy, XXXV. 49)，略有出入。马基雅维利早年的一位朋友和同僚在写给他的信中曾引用过这句话（书信191）；他在写给韦托里的论中立的著名信件（书信243）中也引用了这句话。关于中立，参见马基雅维利致韦托里的两封信（书信241、243）；《李维史论》，第2卷，第22章。
[261]对照本书第17章：“关于人类，一般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君子和假好人，是逃避危难、贪财好利的”；第18章：“当遵守信义变得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并且当使他做出承诺的理由不复存在时，一位审慎的统治者就不能——也不应该——遵守信义。假如人们全都是良善的话，这一教导便谈不上良言善语；但因为人们是恶劣的，对你并不是守信不渝的，所以你也无须对他们遵守信义”。
[262]参见本书第3章：威尼斯人“为了获取伦巴第的两块土地，他们让国王成为意大利三分之二〔领土〕的统治者”。
[263]类似的观点，参见马基雅维利：《论骑兵》；《李维史论》，第1卷，第6章、第38章；《曼陀罗》，第3幕，第1场。
[264]以下内容可以对照色诺芬在《论僭政》中的论述（Xenophon, Hiero or Tyrannicus, XI）。
[265]“城区”(tribù)，字面意思是部落、宗族；按照“牛津经典版”和康奈尔英译本的注释，应该指以主教堂为中心的城区或街区(neighbourhoods or quartieri)。
[266]马基雅维利在写下这个段落时，心中想到的应该是“宽宏者”洛伦佐·德·美第奇在这方面的缺失，参见《佛罗伦萨史》，第8卷，第36章。
[267]De his quos a secretis principes habent.
[268]这里的“大臣”（secretis/ ministri），指拥有正式职位的行政官员（包括马基雅维利曾担任的国务秘书），不同于下一章中的“顾问”（consigli），比如说，受宠的廷臣或代理商人。
[269]安东尼奥·达·韦纳弗罗（1459—1530），原为锡耶纳学院的法学教授，马基雅维利在其外交公函中多次提到过他。
[270]这是马基雅维利第二次称彼得鲁奇为“锡耶纳的君主”（第一次是在本书第20章），《李维史论》称他为“锡耶纳的僭主”（III. 6）。
[271]这一说法的来源包括：赫西俄德（Hesiod, Works and Days, 293—297）、李维（Livy, XXII. 29）、西塞罗（Cicero, Pro Cluentio, 84. 31）等。
[272]按照“国家版”的注解和“人人文库版”英译本补充。
[273]Quomodo adulatores sint fugiendi.
[274]这是文艺复兴时期非常流行的一个论题（例如：More, A Dyalogue of Comforte Agaynste Tribulacyon, III. 10；Erasmus, Institutio principis christiani, II; Castiglione, Il Cortegiano, II. 18; Elyot, The Gouernor, II.14; Montaigne, Essais, III. 7; Bacon, Essays, XX, XXIII, XXVII）。
[275]卢卡·里纳尔迪，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主教和大使，马基雅维利在1508年出使皇帝时认识他。
[276]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59—1519），1486年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从未加冕。
[277]马基雅维利对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类似描述，参见《德意志事务报告》、《论德意志事务及其皇帝》。在《德意志事务报告》中，他引用卢卡神父的话说：“皇帝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可整个世界都在向他提建议；他想亲手做每一件事，可没有一件事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做成的。他在构思自己的秘密计划时，从不主动与人商议，可这些计划一旦开始执行而公开时，他就会被身边的人说服，撤销这些计划。许多人称赞他慷慨大度和平易近人的性格，可毁掉他的恰恰就是这两点”。
[278]“一条从不会出错的一般性规则”（una regola generale che non falla mai）这个短语也出现在第3章的末尾：“一条从不会出错或者极少出错的一般性规则”（una regola generale, la quale mai o di rado falla），参见第22章的短语：“从不会出错的方式”（modo che non falla mai）。
[279]本章探讨的是君主如何获得建议，关于君主的臣民以及共和国的公民应当如何给君主或城邦提供建议，参见《李维史论》，第3卷，第35章。
[280]Cur Italiae principes regnum amiserunt. 曼斯菲尔德英译本和潘汉典中译本译为：“意大利的君主们为什么丧失了他们的国家”。
[281]曼斯菲尔德英译本和潘汉典中译本此处还有“盟友”，依据“国家版”略去。
[282]那波利国王是指阿拉贡的费代里戈（参见本书第40页注释），米兰公爵是指洛多维科·斯福尔扎（参见本书第16页注释）。
[283]马其顿的腓力，指腓力五世（参见本书第28页注释），马基雅维利对他的评论，参见《李维史论》，第2卷，第4章，第3卷，第10、37章；提图斯·昆克提乌斯（弗拉米尼努斯），公元前198年罗马执政官，他在公元前197年击败腓力五世，迫使他放弃希腊的领土，但仍保有马其顿王国。
[284]参见《战争的技艺》第7卷结尾部分对意大利君主们的尖锐批评：“在他们尝到阿尔卑斯山外人战争的打击之前，我们意大利的君主们习惯于相信，对一位君主来说懂得下面这些事情就足够了：如何在自己的书房里构思一份犀利的答复，如何撰写一封优美的书信，如何在自己的言行中显得机智、敏捷，如何编造一场骗局，如何饰以宝石和黄金，如何在起居饮食方面堂皇过人，如何在身边保有众多淫色，如何贪得无厌、傲慢自大地统治臣民，如何在闲适懒散中腐化堕落，如何在军队中以宠幸授予军职，如何鄙视任何可能向其展示值得赞赏之道的人士，如何想着使自己的演说成为神谕应答。这些可怜虫从未意识到自己正在成为任何向他们发起进攻者的砧上肉。正是从这里产生了1494年的巨大恐怖、突然逃亡和奇迹般的损失；由此，意大利三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惨遭洗劫和毁坏”（第236—237句）。
[285]Quantum fortuna in rebus humanis possit, et quomodo illi sit occurrendum.
[286]这里指意大利的四分五裂、相互倾轧引来法国和西班牙的入侵。
[287]关于德能对抗机运，参见《李维史论》，第1卷，第1章，第2卷，第1、30章，第3卷，第31章；《战争的技艺》，第2卷，第313句。
[288]本章以下部分，参见：“佩鲁贾的奇思妙想”（书信121）；《李维史论》，第3卷，第9章。
[289]尤利乌斯二世对博洛尼亚的第一次进军是在1506年，属于他收复教皇领地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之一，当时马基雅维利见证了这次胜利；尤利乌斯在1512年重新攻克博洛尼亚。
[290]指威尼斯人。
[291]参见本书第146页注释。
[292]Exhortatio ad capessendam Italiam in libertatemque a barbaris vindicandam.
[293]关于“质料”与“形式”，参见本书第68页注释。
[294]参见本书第6章。
[295]当指切萨雷·博尔贾，参见本书第7章。
[296]小洛伦佐的叔父乔瓦尼·德·美第奇在1513年成为教皇（利奥十世）。
[297]指摩西、居鲁士、忒修斯。
[298]拉丁文引语，出自李维《自建城以来（罗马史）》：“iustum enim est bellum quibus necessarium et pia arma ubi nulla nisi in armis spes est”（Livy, IX. 1）。这段引语同样见于《李维史论》（III. 12）和《佛罗伦萨史》（V. 8），不过，那里强调的是必然性而非正义性。
[299]参见本书第13章。
[300]以上神迹分别参见《旧约·出埃及记》14：21，13：21，17：6，16：4；“吗哪”指上帝赐的食物。
[301]当指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切萨雷·博尔贾（参见本书第7章），可能也包括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参见本书第11章）。
[302]这七次战役发生的时间是：塔罗之役在1495年7月（塔罗河畔福尔诺沃，查理八世率领的8000法军对阵曼托瓦侯爵詹弗朗切斯科二世·贡扎加率领的3.4万意大利部队），亚历山德里亚之役在1499年8月（特里武尔齐奥率领的法军洗劫了位于米兰西南部塔纳罗河畔的亚历山德里亚），卡普阿之役在1501年7月（第二次入侵那波利王国期间，奥比尼率领的法军洗劫了卡普阿），热那亚之役在1507年4月（路易十二亲自指挥法国军队，镇压了起义，重新恢复了对热那亚的统治），维拉之役在1509年5月（参见本书第166页注释），博洛尼亚之役在1511年（博洛尼亚人反叛教皇统治，迎进特里武尔齐奥率领的法军，教皇特使和教皇军逃走），梅斯特雷之役在1513年10月（反法“神圣同盟”军队在维琴察击败了投靠法国的威尼斯军队，此前他们还焚毁了梅斯特雷）。
[303]组建佛罗伦萨国民军是马基雅维利终生不渝的事业，不但这构成了他在出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国务秘书期间的主要工作，而且此后他也从未放弃将其付诸实施的念头，利用一切著述机会表达他的主张并向当权者建言。
[304]关于“第三种类型”（uno ordine terzo）的步兵，详见《战争的技艺》，第2卷。
[305]拉韦纳战役发生在1512年4月11日，参见本书第18页注释。
[306]出自彼特拉克的名篇《我的意大利》，原文如下：
Virtù contro a furore
Prenderà l’arme, e fia el combatter corto;
Ché l’antico valore
Nell’italici cor non è ancor morto. (Petrarca, Canzoniere CXXVIII, Italia mia, 93-96)
[307]主要依据曼斯菲尔德英译本的索引编制而成，相关历史人物的简介参见本书对应的注释。
[308]曼斯菲尔德英译本误作“哈米尔卡•巴卡”（Hamilcar Barca，卒年为公元前229年，汉尼拔的父亲），此处的哈米尔卡卒年为公元前3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