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奥诺夫利奥·克莱利奇法官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觉察到一种不一样的气氛。以前每一天他都坐在小型马车上，从家里坐到法院，穿过整个城市：马车下面的人们挤满了人行道，有的是狼狈躲过马车肩膀的路人，有的是挤在违章卖烤栗小贩边上的顾客，有的是喊着“彩票……百万里拉的彩票……”的盲人，小学生们四方形书包里的练习本咕咚咕咚地撞来撞去，农民的菜篓子里堆满了被蜗牛啃烂了的甘蓝和芹菜。
今天好像有什么变化在那些渺小的人群中涌动：那些从冷冷的三角形眼白中抛出来的斜眼，还有嘴唇间露出来的牙齿。人们身上的大衣和披肩更清晰地勾勒出棱角分明的肩膀轮廓；下巴的边缘在毛衣边和翻领前面凸显；奥诺夫利奥·克莱利奇法官觉得一种令人不舒服的东西在自己身上滋生。
几个星期以来，他家屋子外面的墙上用粉笔写的东西越来越密，也越来越大，都是一些上绞刑架或者是被吊死在绞刑架上的人，而那些被吊死的人也总是戴着顶法官高帽，就是那种圆柱形、冒顶很宽、还缝着个圆蝴蝶结的帽子。奥诺夫利奥·克莱利奇法官发现人们恨他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们在法庭里吵吵嚷嚷的，证人席上的寡妇们与其说是冲着牢笼叫，还不如说是冲着他喊叫；但他踌躇满志，他也恨他们，这些筋疲力尽的小人，在证人席上不会好好回答问题，不会在旁听席上毕恭毕敬地坐着，这一群破人总是拖着孩子，背负着债，满脑子的坏主意。这些意大利人。
奥诺夫利奥·克莱利奇法官明白意大利人都是些什么人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女人永远在怀孕，怀里抱着的孩子也总是结着乳痂，年轻人的脸颊几乎是蓝色的，如果没在打仗的话，他们只对失业在行，最多也就是在火车站卖卖香烟；老人们也都患有哮喘和腰椎间盘突出，手上的老茧多得连笔都拿不住，无法在会议记录上签字。他们这个人种永不知足，整天哭哭啼啼的，一言不合就吵架，如果不对他们严加控制，他们会索取一切，会拖着他们结着痂的孩子，拖着他们突出的腰椎间盘，踩着地上的烤栗子壳，随处安顿下来。
幸好还有他们其他这些人，这个正派人的人种，他们皮肤光滑柔软，鼻孔、耳朵里都长着毛，沙发椅上的屁股稳固得就好像地基一般。他们这个人种叮叮当当地戴满了奖章、勋章、项链、有眼镜腿的眼镜、单片眼镜、助听器和牙套；他们这个人种多少个世纪以来是在历代总理公署的巴洛克扶手椅上成长起来的；他们这个人种会制定、执行，并让人们遵循法律，但那法律只是顺着他们的意志来实施的；他们这个人种受某种秘密协议的约束，受某种共识的约束——意大利人是一种让人作呕的小人，在意大利如果没有意大利人一切都会好很多，如果一定要存在，至少别吱声。
奥诺夫利奥·克莱利奇法官来到法院，法院又破又旧，曾几度被炮轰，已经被毁得差不多了，被腐烂的房梁支撑着，墙上的灰泥都已经脱落了，三角楣的巴洛克中楣也都塌下来了。紧闭的大门前挤满了人群，被看守拦着，在诉讼前总是这样的。在旁听席上有一些为被告亲属和朋友，或是为那些懂得尊重人的、值得信赖的人预留的席位；尽管这样，人群中每次总是会有人偷偷钻进法庭，在最后一排的凳子上找到位子，并用抗议或是嘘声来影响听证。其他人原地留在外面，吵吵嚷嚷的，又是抗议，又是恐吓，还有人会举牌子示威；他们的吵闹声偶尔会涌进法庭，这让奥诺夫利奥·克莱利奇法官很烦躁，并让他再次肯定了自己对这些意大利人的恨，这些蛮不讲理的意大利人，对于自己不熟悉的事情也会指手画脚。
但是那一天人群却异乎寻常地安静、规整，当人们看到奥诺夫利奥·克莱利奇法官从摇摇晃晃的马车上下来，从一个边门走进法院时，敌意的低语声就再也没有从人群中消失过。
在法院里，那种不自在的感觉在法官的心里稍稍平息了一些：那里面所有的人都是朋友，法官和检察官，还有律师，总之是善良的人种，他们的嘴角浮着被咽下的微笑，然后喉咙两侧会跳动一下，就像青蛙的腮。这些人很平静，可以说是放下心来了，在政府里，在国家所有高级领导人中，都是些像他们一样的人，那些人眼皮下垂，还有着青蛙式的喉咙，要不了多久，蛮不讲理的意大利人就会理智地顺从他们的意愿了，也会向他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忍受的乳痂和腰椎间盘突出投降。
在等待开庭的过程中，在陪审员穿起法袍的时候，一个满脸疣子的律师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反对意大利人的报纸，然后大笑着给其他法律人士看那些滑稽的漫画，在那些漫画里，意大利人被描绘得既笨拙又可怖，他们戴着有帽舌的帽子，舞着可笑的粗棒子。他们中间只有一个人没有笑，那是新的秘书，一个长着松果型脑袋的小老头，他看起来既温和又懂得尊重人。法官们一个接一个地转动着因大笑而充血的眼睛，笑话他那张悲伤而粗糙的脸，然后那笑容在他们青蛙式的喉头处平息下来。“不需要信任那个家伙。”奥诺夫利奥·克莱利奇法官这么想到。
然后法庭开始审判。奥诺夫利奥·克莱利奇法官在那段时间内主管的诉讼并不是那种走投无路的小偷撬门抢劫的常规诉讼。他手上的这些诉讼是处理上一次战争中那些与意大利人为敌的人，他们让人把意大利人抓起来枪决，而奥诺夫利奥·克莱利奇法官，在听到人们说到他们的诉讼时，他确信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是遵循内心想法的人，像他们这样的人真是越多越好，他们可以好好管管这些可笑的意大利人；而这些意大利人，总是憔悴而疲惫，骨头里都透着饥饿感，动不动就要找个理由哭可怜。
但是奥诺夫利奥·克莱利奇法官手上有法律，而且一直是由他们制定出来的法律，他们就是那些长着青蛙喉头的人，尽管那些法律偶尔像是为那些意大利穷鬼制定的；他知道，只要他们愿意，法律就能反过来使用，就能任意颠倒黑白。这样他就能给所有那些人开脱，而人们在案子了结以后，会滞留在广场上，焦躁地晃到晚上，服丧的女人会为她们已被吊死的男人尖声呼号。
奥诺夫利奥·克莱利奇法官坐上了他的椅子，仔细地观察起听众来：看起来好像都是些值得信赖的人；这些人的牙又长又龅，领子都是上过浆的，紧紧地勒住他们的后颈，他们的眉毛架在鼻子的顶部，像是种猛禽，而太太们又瘦又黄的脖子上顶着饰着面纱的帽子。但是再仔细看一下的话，法官发现最后一排椅子上坐着一些小人，他们违反规定混了进来。他们中间，有编了辫子、脸色苍白的姑娘，有把下巴架在拐杖上的残疾人，有蓝眼睛周围长满了皱纹的男人，有戴着被绳子固定住眼镜的老人，还有用披肩裹着身子的老婆婆。这最后一排椅子和倒数第二排椅子有一定距离，而那些闯入者在那里一动不动、双臂交叉地坐着，所有人都直勾勾地盯着他这个法官。
那种揪心的不适感在奥诺夫利奥·克莱利奇法官的心口越来越强烈了。在陪审席桌子两侧有两个看守，他们被安排在那里显然是为了保护陪审团不受那些亡命徒的抗议，但是今天他们的脸和通常那些看守的脸有些不一样，他们的脸既苍白又悲伤，一绺绺金色的头发被压在他们的帽檐下。然后那个记录员好像在写着什么自己的东西，一直趴在那张桌子上。
被告已经在牢房里了，他毫无表情，衣服很干净，烫得很平整。他的头发是灰色的，一种不透明的灰色，在离眼睛和颧骨上面不远的地方被很仔细地梳到了后面；他的眼皮发红，没有睫毛也没有眉毛，眼皮下的眼窝里是一对颜色非常浅的眼珠，显得毫无生气；他的嘴唇很厚，但是有着和皮肤一样的颜色；嘴唇合上的时候，仍能看见他那方正的大门牙。他的胡子在他光滑的皮肤上留下了一片像大理石一般的阴影。他的手以一种镇静的姿态紧紧地抓住围栏，他的手指又粗又平，就像印章一样。
开庭了。证人们还是往常那群只知道哭哭啼啼的小人。他们叫喊着，特别是女人，用胳膊指着铁牢：“就是他……我亲眼看见他的……他还说：‘现在你们罪有应得了，你们这群强盗……’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啊，我的强尼……他就是这么说的：‘你不想说话，行啊，狗杂种……’”
奥诺夫利奥·克莱利奇法官想，那些人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证，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啊，既没纪律也没礼貌。总之，铁牢里的那个人曾是他们的头头，而他们没有服从他。现在他在行为举止方面给他们好好上了一课，教他们应该如何在那间铁牢里不动声色，用那些没有颜色的瞳孔看着他们，也不否认，还带着一丝厌倦的神气。
奥诺夫利奥·克莱利奇法官嫉妒他的镇静。他那种不自在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能听见外面工人们的锤子叮叮咣咣地响着，他们在法院的院子里忙着什么，这声音让他觉得很烦躁。他们当然是在忙着撑起那座总是摇摇欲坠的房子，从审判厅那教堂式高高的窗户里，看得到一些木条和木板被光着的胳膊运到院子里。“谁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赶在开庭的时候施工？”奥诺夫利奥·克莱利奇法官自问道，好几次他都想派门房去叫他们停下来，但每一次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阻止他去这么做。
在证词的帮助下，现在他正在还原起诉中最重要的一幕——屠杀，多少男男女女还有年老之人都死在了一个村子的广场上，后来整个村子都给烧了。慢慢地，奥诺夫利奥·克莱利奇法官的眼中也呈现出广场上尸体堆积如山的景象；他谨慎而严密地审问着，试图把当时场景中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也给还原出来。那些被杀死的人在广场上躺了一天一夜，没有人能够靠近他们；奥诺夫利奥·克莱利奇想着那些瘦骨嶙峋的蜡黄色躯体，穿着他们那些血迹都凝成块的脏破衣服，尸体的嘴唇上、鼻孔边还落着好些大个儿的黑色苍蝇。最后一排的听众仍然保持着镇静，谁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奥诺夫利奥·克莱利奇法官为了克服他们给他带来的畏惧感，就试图去想象被杀死、被堆在那里的是他们，他们大睁的眼睛就跟黑洞一样，鼻孔中流出的血就像一条条的虫子。
“然后他走到我们那些死去的人身边，”一个长着大胡子、弓着背的年长证人说道，“我看到他的，他在他们跟前停了下来；他就是这么对待我们死去的人的，我甚至都不屑对他这么做。他向他们吐了一口唾沫。”
奥诺夫利奥·克莱利奇法官似乎看到那些已经发黄的意大利死人，他们铅灰色的肚脐露在外面，瘦腿上的衬裙都给掀开了，他甚至感到自己嘴唇上流出了口水。他看着被告的嘴唇，那嘴唇突出而苍白，要是在那嘴唇间会吐出一颗口水做成的珍珠就太美了，他甚至感到一种隐秘的需要。这不，被告在回忆这些事的时候合上了嘴巴，在他方正的大门牙上，冒出了一层薄薄的泡沫；哎呀呀，奥诺夫利奥·克莱利奇法官真的是太明白被告当时的厌恶感了，正是那种厌恶感让被告往那些死人身上吐口水的。
辩护人在帮被告辩护，就是那个大腹便便的小矮子，那个脸上生着疣子，特别享受那些奚落穷人漫画的家伙。他夸奖被告的功劳，被告那鼓舞人心的官员生涯，致力于秩序维护的精神。如果把所有的减刑都算在内，他请求最低服刑年限。
奥诺夫利奥·克莱利奇法官在他辩护的过程中不知道可以看哪儿。如果他的目光停留在旁听席上，坐在后排的那些意大利人的目光很快就会让他焦躁不安，他们都盯着他，那眼睛睁得很大，大得无边无垠。而外面那些木板被敲击的声音和被运来运去的声音一直响个不停……现在，窗户外面能看到一根绳子，还能看到两只手正在把绳子展开，就好像是为了看看这绳子有多长。那绳子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
现在是检察院方在讲话。那是一个骨架很长的男人，他倚在自己髋部凸出的地方，张开狗一样的颌骨，嘴上划过的全是肌腱一般的口水丝。他说了，惩处那段时间里犯下的诸多罪行以及惩罚真正的罪人有多么必要；接着他还补充说，被告当然不是这些人中的一个，而且他做的那件事情，也是不得不去做的。最后他还提出在辩护人提出的刑罚上再减半。
旁听席上的前几排听众鼓掌表示赞成，掌声里还混杂了一种奇怪的声音，就像是拍着骨头的声音，也像是打屁股的声音。奥诺夫利奥·克莱利奇法官就想，现在后排的那些人要开始嚷嚷了。但是他们却坐在那里一直不动，聚精会神地听着，搞不清他们是什么意思。
陪审团退到隔壁的小房间里审议。从那里的窗户里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庭院里的情况，而奥诺夫利奥·克莱利奇法官也终于明白他们在那外面用那些木条和绳子在折腾什么了。原来是一台绞刑架：他们在庭院的正中央搭了一台绞刑架；已经搭完了，黑黢黢立在那里，很是潦草，架子上方挂了一个活结；工人们已经走了。
“又愚蠢，又无知，”奥诺夫利奥·克莱利奇法官这么想着，“他们还以为被告被判死刑了呢，所以才搭了这么一个绞刑架。但我倒要叫他们看看！”他要好好给他们上一课，要用那种只有他才懂的律师式诡辩，向陪审团提议被告应该被免诉。而陪审团也会一致同意他的提议。
宣读判决的时候，最激动的是法官本人。没有一个人敢眨眼，被告那印章一样的手紧紧地抓住栏杆，不敢眨眼，旁听席上的人规规矩矩地，也不敢，闯入者更是不敢。那些编了辫子的、脸色苍白的姑娘，那些残疾人，那些围着披肩的老妇人，都站在那里，头高高地昂着，他们眼里不约而同地闪着火焰般的眼神。
这时记录员走过来，让法官签署判决；从记录员把那些纸张递给他时那种谦卑的悲伤来看，好像他要签的是死刑。因为那些纸——在第一张纸下面，这不，还有第二张纸，记录员在翻开上面一页纸的时候，只露出了下面那张纸的边缘。法官也签了这两页。戴着挂绳眼镜人的眼里和长着蓝眼睛老人的眼里，都燃烧着火焰般的眼神，全落在他身上。法官全身冒的都是汗。
这不，现在记录员把第一页纸翻开，翻过去又翻回来。终于，底下，在第二张纸上面，奥诺夫利奥·克莱利奇法官读道：奥诺夫利奥·克莱利奇法官，因犯下长期辱骂和嘲笑我们可怜的意大利人民这一罪行，被判绞死，就像狗那样。下面是他已经签过的名字。
两个脸色悲伤的黄头发看守走到他两侧。但是并没有碰他。
“奥诺夫利奥·克莱利奇法官，”他们说，“你跟我们来。”
奥诺夫利奥·克莱利奇法官转过身。这两个看守，一个从一侧、一个从另一侧领他通过一扇小门，依然并没有碰他，把他领到空旷庭院里的绞刑架下面。
“你走到绞刑架上去。”他们说。
但是他们并没有推他。“上去。”他们说。奥诺夫利奥·克莱利奇法官就上去了。
“把头放到那个绳子圈里。”他们说。
法官把头塞到那个绳套里。他们几乎都没怎么看他。
“现在你把凳子踢掉。”他们说完以后就走开了。
奥诺夫利奥·克莱利奇法官把凳子踢倒了，感到那绳子勒紧在他脖子上，他的喉咙就像一把拳头那样紧紧地握住，感到自己身上的骨头都要断裂了。而他的眼睛，就像硕大的黑色蜗牛，从他眼窝那个壳子里流出来，就好像他眼睛在寻找的光明能转化成空气，同时，黑暗在那空旷庭院的柱子上变得越来越浓；院子里什么人都没有，因为那些意大利小人甚至都没来看他是怎么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