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13日在联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注：在这篇报告中补进了当时报刊上没有发表的几段文字。——《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编者注））
同志们！刚刚结束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注：有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参加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于1928年4月6—11日举行。全会讨论了本年度粮食收购工作和1928—1929年度粮食收购运动的安排、政治局特设委员会关于为克服因发生沙赫特案件而暴露出来的缺点所要采取的实际措施的报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会1928年工作计划。斯大林在4月10日的会议上就政治局特设委员会的报告作了讲话。全会通过了一个特别决定，规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以及其他领导干部每年至少参加地方工作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以便加紧克服地方工作中的缺点，改进中央机关的领导。）具有一个和最近两年来举行的各次全会不同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这次全会完全是切实解决问题的会议，是没有党内争吵的会议，是没有党内紧张局面的会议。
排在议程上的都是最迫切的问题：粮食收购问题，沙赫特案件（注：指1923—1928年顿巴斯的资产阶级专家反革命组织进行暗害活动的事件，由于这个组织是1928年初在顿巴斯的沙赫特区破获的，故称沙赫特案件。1928年5月18日—7月6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在莫斯科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公开的审判。审判表明，沙赫特暗害分子执行过去煤矿老板（俄国的和外国的资本家）和外国间谍机关交给的任务，对顿巴斯煤炭工业进行破坏。他们故意进行不合理的开采以减少采煤量，从国外采购质量低劣的过时的设备，毁坏贵重机器和通风设备，炸毁矿井，烧毁工厂和发电站。他们还有意破坏消费品的供应，违反苏维埃劳动保护法，使矿工物质生活条件恶化，甚至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胁。）问题，以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会的工作计划问题。你们可以看出，这些问题都是相当重要的。虽然如此，全会上的讨论还是完全切实的，而决议也是一致通过的。
这是因为全会上已经没有反对派了。这是因为人们处理问题都采取严格的切实的态度，不要派别手腕，不进行派别煽动。这是因为只是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于1927年12月2—19日在莫斯科举行。列入大会议程的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的总结报告、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制定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农村工作等。斯大林于12月3日作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并于12月7日作了关于这个报告的结论。大会批准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委托中央委员会继续执行维护和平及加强苏联国防力量的政策，用毫不减低的速度继续推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扩大和巩固城乡的社会主义成分，实行消灭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大会作出了关于制定苏联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大会通过了全力开展农业集体化的决议，拟订了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计划，并规定了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方法。大会讨论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问题，指出党与反对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已经发展成为纲领上的分歧，托洛茨基反对派已经走上反苏维埃斗争的道路，因而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的人不能留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大会批准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1927年11月）关于把列·达·托洛茨基和格·叶·季诺维也夫两人开除出党的决定，并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所有骨干分子和民主集中派的全部成员开除出党。）之后，只是在消灭了反对派之后，党才有可能认真地和切实地处理实际问题。
这就是在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在消灭了反对派之后，我们所进入的这个发展阶段的好的方面，也可以说，无比有利的方面。◎第6页◎
一 关于自我批评
全会工作的特点，全会讨论和全会决议的特点是：全会的工作自始至终都是在极严厉的自我批评的标志下进行的。不仅如此，在全会的每一个问题上，在每一次发言中，都对我们工作的缺点进行了批评，我们的组织都进行了自我批评。对我们缺点的批评，党、苏维埃和经济组织的真诚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这就是全会工作的总的精神。
我知道，党的队伍里有一些人不喜欢批评，尤其不喜欢自我批评。这些人，我想可以把他们叫做“涂了漆的”共产党员，（笑声）他们逃避自我批评，经常发牢骚说：又是这该死的自我批评，又是揭发我们的缺点，——能不能让我们安静地过日子呢？显然，这些“涂了漆的”共产党员和我们党的精神，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毫无共同之处。既然这些远不是热情地对待自我批评的人有这种情绪，那么请问：我们需不需要自我批评？自我批评从何而来？它有什么好处？
同志们，我认为我们需要自我批评就象需要空气和水一样。我认为没有自我批评，我们的党就无法前进，就无法割开我们的脓疮，就无法消灭我们的缺点。而我们的缺点是很多的。这一点必须公开地老实地承认。
自我批评口号不能认为是一个新口号。它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基础。它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基础。既然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领导专政的是一个党，是不和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党分◎第7页◎掌政权的共产党，那么，我们要前进，我们自己就应当揭露和纠正自己的错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此外不会再有人来揭露和纠正这些错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同志们，自我批评应当成为推动我们向前发展的一个极重要的力量，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自我批评口号在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后特别有力地贯彻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消灭了反对派之后，党内形成了一种不能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新情况。
这种新情况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我们这里再也没有或者几乎再也没有反对派了。表现在我们党内由于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反对派（这个胜利本身对党非常有利）而可能产生一种高枕无忧、安然自得、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熟视无睹的危险。
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反对派，这对我们党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这个胜利本身包含着特别不利的方面，那就是党内可能滋长自满自足、自以为是的情绪而安于既得的成就。而安于既得的成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再不用前进了。为了不使这种情形发生，我们就需要自我批评，但不是反对派所进行的那种恶意的、实质上是反革命的批评，而是真诚的公开的批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
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估计到这种情况，提出了自我批评的口号。从那时起，自我批评的浪潮就日益高涨，它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上也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如果怕我们的敌人（国内的敌人和国外的敌人）利用我们对缺点的批评来叫嚣：嘿，他们布尔什维克那里并不是一切都很顺利呵，——那就奇怪了。如果我们布尔什维克怕这一点，那就奇怪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力量正是在于它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让党，◎第8页◎让布尔什维克，让我国一切诚实的工人和劳动者来揭发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我们建设中的缺点；让他们指出消灭我们这些缺点的途径，使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建设不会有保守、停滞和腐败的现象，使我们的全部工作、我们的整个建设事业日益改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现在主要的就是这一点。至于我们的敌人，那就让他们去乱谈我们的缺点吧，——这种无聊的事情是不会也不应当使布尔什维克不安的。
最后，还有一种情况推动我们去进行自我批评。我指的是关于群众和领袖的问题。最近我们这里领袖和群众之间开始形成了某种特殊的关系。一方面，我们这里出现了、历史地形成了一批领导者，他们的威信越来越高，同时几乎成了群众所无法接近的人物。另一方面，一般劳动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群众，却上升得非常慢，他们开始眯着眼睛从下面向上望领袖，并且往往怕批评自己的领袖。
当然，我们这里形成了一批上升得非常高并且有很高的威信的领导者，这个事实本身是我们党的巨大的成就。显然，没有这样一批有威信的领导者，要领导一个大国是不可设想的。但是，领袖上升的时候逐渐离开群众，而群众开始从下面向上望他们，不敢批评他们，这个事实就不会不产生领袖脱离群众、群众离开领袖的某种危险。
这种危险会使领袖骄傲自大，认为自己十全十美。而领导上层骄傲自大，开始从上面向下看群众，这会有什么好处呢？显然，除了党遭到毁灭以外，什么结果也不会有。可是，我们要的是前进，改进自己的工作，而不是毁灭党。正是为了前进并改善群众和领袖之间的关系，就应当时时刻刻敞开自我批评的大门，应当使苏维埃人有可能“责骂”自己的领袖，批评他们的错误，使领袖不会骄◎第9页◎傲自大，而群众也不会离开领袖。
有时人们把群众和领袖的问题同提拔的问题混为一谈。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虽然提拔新的领袖一事值得党严重注意，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要保存已经提拔起来而且极有威信的领袖，并在他们和群众之间建立经常的牢不可破的联系。问题在于要通过对我们缺点的自我批评和批评来组织党内的广泛的舆论，来组织工人阶级的广泛的舆论，使之成为一种生动锐敏的道义上的监督；极有威信的领袖如果要保持党和工人阶级对他们的信任，就应当倾听这种监督的呼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报刊的作用，我们党的和苏维埃的报刊的作用，的确是不可估量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能不欢迎《真理报》（注：《真理报》（《црαβδα》）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它最初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日报，是遵照列宁的指示，由斯大林、米·斯·奥里明斯基和尼·古·波列塔也夫发起创办的。创刊号于1912年4月22日（公历5月5日）在彼得堡出版。从1917年3月5日（公历18日）起，《真理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中央机关报。）创办《工农检查院专页》（注：《工农检查院专页》是《真理报》在1928年3月15日—1933年11月28日办的一个定期专刊，目的是吸引广大劳动群众参加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来经常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不过，批评必须力求严肃深刻，不应该流于表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应当欢迎《共青团真理报》（注：《共青团真理报》（《Κομсоμоπъскαя црαβδα》）是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的机关报（日刊），1925年5月24日创刊。）带头向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展开猛烈而热情的进攻。
有时人们骂批评者，说他们的批评不全面，说批评有时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人们往往要求批评的每一点都是正确的；如果批评不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对批评就加以指摘和谩骂。
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危险的错误看法。你们只要提出这种要求，就会把成千上万愿意纠正我们的缺点但是有时不善于正确表达自己意思的工人、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的嘴巴堵住。这是坟墓，不是自我批评。
你们应当知道，工人有时对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有点怕说实话。他们害怕，不只是因为怕说了会“挨整”，而且也是因为怕批评得不全面会遭到“嘲笑”。普通工人或普通农民虽然亲身感到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计划有缺点，但他们哪里能够头头是道地论证◎第10页◎自己的批评呢？如果你们要求他们的批评百分之百的正确，那你们就会取消任何来自下面的批评的可能性，任何自我批评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即使批评只有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真理，也应该表示欢迎，细心听取，看到它有好的地方。再说一遍，否则你们就一定会把成千上万忠实于苏维埃事业的人们的嘴巴堵住；他们虽然还不大善于批评，但他们说的却是真理。
正是为了发扬自我批评而不是扼杀自我批评，正是为了这一点，必须细心听取苏维埃人的一切批评，即使批评有时不完全正确或者不是各方面都正确。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确信：他们不会因批评不全面而“挨整”，也不会因批评有某些错误而遭到“嘲笑”只有这样，自我批评才能真正具有群众性，才能真正得到群众的响应。
不言而喻，这里指的不是“任何”批评。反革命分子的批评也是批评。但这种批评的目的是要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威信，摧残我们的工业，瓦解我们党的工作。显然，我们指的不是这样的批评。我说的不是这样的批评，而是那种来自苏维埃人的批评，是为了改善苏维埃政权机关、改进我们的工业、改进我们党的工作和工会工作而进行的批评。我们需要批评是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而不是为了削弱它。正是为了加强和改进我们的工作，正是为了这一点，党才宣布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口号。
我们期待于自我批评口号的首先是什么呢？如果自我批评口号得到正确的和诚实的执行，那么它会给我们产生什么结果呢？它至少会产生两个结果。第一，它会提高工人阶级的警惕性，加强他们对我们缺点的注意，使这些缺点容易纠正，使我们的建设工作不致于发生任何“意外”。第二，它会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水平，增强他们的国家主人翁感，使他们容易学会管理国家。◎第11页◎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不仅沙赫特案件，而且1927年底的收购危机，对我们很多人都是“意外”呢？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沙赫特案件。一批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专家接受国际资本反苏组织的指示活动了五年。五年来我们的组织草拟并分发了各种各样的决议和决定。当然，我们的煤炭工业总还是上升的，因为苏维埃经济制度如此富有生命力，如此强大，尽管我们不用脑子而且有了错误，尽管专家们进行破坏活动，它还是占了上风。五年来，这批反革命专家在我们工业中进行暗害活动，炸毁锅炉，毁坏涡轮机等等。而我们却视而不见。“突然间”，好似晴天霹雳，——沙赫特案件发生了。
同志们，这是正常的吗？我认为极不正常。掌着舵，睁着眼，但是当某种灾难临头之前，竟什么也看不到，——这不能算是领导。布尔什维主义不是这样理解领导的。要领导就应当有预见。而预见，同志们，不是什么时候都容易做到的。
一种情况是：十来个领导同志在注意和发现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而工人群众却不愿意或不能够注意和发现缺点。这里一定会忽略一些缺点，不能把所有的缺点都发现出来。另一种情况是：千百万工人和十来个领导同志一起来注意和发现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揭露我们的错误，担负起共同的建设事业，并指出改进工作的途径。这里就更能保证不会发生意外，保证及时发现不良现象并及时采取措施来消除这些现象。
我们必须使工人阶级的警惕性不断提高，而不要使它丧失；我们必须使千百万工人都担负起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事业；我们不仅必须使十来个领导者，而且必须使千百万工人和农民都十分关注我国建设的进程，指出我们的错误，揭露我们的错误。只有这样，我们这里才不会发生“意外”。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对我◎第12页◎们的缺点展开来自下面的批评，我们必须使批评成为群众性的批评，我们必须领会并贯彻自我批评的口号。
最后，谈一谈和实行自我批评口号有关的问题，就是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力量，培养他们管理国家的技能的问题。列宁说过：
“我们所缺少的主要的东西就是文化，就是管理的本领。……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注：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220—221页。——编者注）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培养工人阶级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工业的技能和本领。
不发挥工人的力量和才能，不发挥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力量和才能来批评我们的错误，指出我们的缺点并推进我们的工作，能不能培养工人阶级的这种技能和这种本领呢？显然不能。
为了发挥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力量和才能，并使他们能够获得管理国家的技能，需要做些什么呢？这首先需要真诚地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进行自我批评，真诚地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展开来自下面的批评。工人们能够公开和直接地批评工作中的缺点，改进和推动我们的工作，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工人积极参与了国家、经济和工业的领导工作。而这就不会不增强工人的国家主人翁感，不会不提高他们的积极性、警惕性和文化水平。
工人阶级的文化力量问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之一。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和现在的一切统治阶级中，工人阶级这一统治阶级在历史上所处的地位是有点特殊和不十分有利的。所有以前◎第13页◎的统治阶级——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同时又是富有阶级。他们有可能使自己的子弟学到管理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工人阶级和他们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是贫穷阶级，它过去没有可能使自己的子弟学到管理的知识和技能，只有现在，在取得政权以后，才得到了这种可能。
我国文化革命问题的迫切性也就在于此。固然，苏联工人阶级在其统治的十年内，在这方面所获得的成就比地主和资本家在几百年内所获得的要大得多。但是，从国际和国内情况来看，我们取得的成绩还远远不够。因此，凡是能够提高工人阶级文化力量的发展水平的手段，凡是能够有助于培养工人阶级管理国家、管理工业的技能和本领的手段，我们都应当尽量利用。
根据上面所说的应当得出结论说：自我批评口号是用来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力量，培养工人阶级管理技能的极重要手段之一。由此又得到一个根据，证明贯彻自我批评口号是我们的迫切任务。
要求我们把自我批评口号作为当前口号的根据大体上就是如此。
因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在自我批评的标志下进行是毫不奇怪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粮食收购问题吧。
二 关于粮食收购问题
首先，我来略为谈谈去年年底在我国爆发的粮食收购危机的实质。实际情况是这样：从去年10月起，我们的收购量开始下降，◎第14页◎12月降到最低点，到去年年底，我们在粮食收购方面有了一亿三千万普特（注：普特是俄国重量单位，一普特等于十六点三八公斤。——编者注）的缺额。我们本年度的收成大概不比上年度坏，也可能比上年度稍差一点。过去积存的粮食本年度比上年度多，一般认为本年度我国的商品粮食不比上年度少而比上年度多。
根据这种情况，本年度的收购计划订得比上年度稍微高些。但是，尽管如此，收购量却下降了，到1927年底，我们有了一亿三千万普特的缺额。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国内粮食很多，而粮食收购量却在下降，使城市和红军受到饥饿的威胁。
这种“奇特的”现象该怎么解释呢？这里是不是有什么偶然性呢？有许多人喜欢这样解释：说我们打瞌睡了，说我们忙于对付反对派了，因而忽略了一些事情。说我们真的打瞌睡了，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在这里拿打瞌睡来解释一切，那就大错特错了。更不能把收购危机说成是偶然的。这样的事情不会是偶然的。这种解释未免太不值钱了。
那么，造成收购危机的条件究竟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里至少有三个条件。
第一，在我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困难的。首先，我指的是发展城市工业的困难。本来应当拿各种各样的商品投放农村，以便从农村取得最大数量的农产品。为此就必须比现在更迅速地发展我国工业。但是要更有力地发展工业，就必须有更快的社会主义积累的速度。可是，同志们，要达到这样的积累速度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由此就产生了农村商品供应不足的现象。
其次，我指的是我们在农村建设方面的困难。同志们，农业增◎第15页◎长得很慢。本来农业应当一日千里地发展，粮食应当愈来愈便宜，收成应当不断提高，肥料应当尽量使用，粮食生产的机械化应当加速发展。但是，同志们，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没有出现，而且也不会很快出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农业是小农经济，很难有重大的改进。统计数字说明，战前我们全国约有一千六百万个体农户，现在我们约有二千五百万个体农户。这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小农经济国家。小农经济是什么呢？这是最没有保障、最原始、最不发达、提供商品最少的经济。同志们，全部实质就在这里。肥料、机器、农学知识以及其他改进办法，这都是些在大农场中可以有效地采用，而在小农经济中没有采用或者几乎没有采用的东西。这就是小农经济的弱点。这也就是它竞争不过富农的大农场的原因。
一般说来，我们农村中是不是有采用机器、肥料、农学知识等等的大农场呢？是的，是有的。第一，这就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但是，同志们，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还很少。第二，这就是富农的大农场（资本主义农场）。这种农场在我国并不算少，它们在农业中仍然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我们在农村中能不能走鼓励私人的资本主义大农场的道路呢？显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要加紧在农村中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类型的大农场，努力把它们变成国家的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粮食工厂。正因为如此，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全力展开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的口号。
如果以为集体农庄只能由贫农阶层组成，那就错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我们的集体农庄应当是贫农和中农的农庄，即不是只包括一批人，而是包括整个村子的农庄。应当给中农指出前途，◎第16页◎告诉他们：通过集体农庄，他们能够最顺利最迅速地发展经济。既然中农不能上升成为富农，而下降又是不合理的，那就应当给他们指出前途：他们可以通过集体农庄建设来改善经济。
但是，目前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还很少，少得不象话。由此就产生了我们在农村建设方面的困难。由此就产生了我们粮食生产不足的现象。
第二，由此可见，我们在城市和农村建设中的困难就是收购危机得以爆发的基础。但是这还不是说，收购危机正应当在本年度爆发。大家知道，这些困难不仅本年度有，而且上年度也有。可是，为什么正是在本年度爆发了收购危机呢？秘密何在呢？
秘密在于富农在本年度已经有可能利用这些困难来抬高粮价，进攻苏维埃价格政策，从而阻挠我们的收购工作。而他们所以能够利用这些困难，至少有两个原因：
第一，三年的丰收起了作用，富农在这个时期内成长起来了，整个农村，特别是富农，在这个时期内都积下了粮食，因此，富农就有试图操纵价格的可能了；
第二，富农得到城市投机分子的支持，这些投机分子哄抬粮价，使价格上涨。
当然，这还不是说，富农是粮食的主要持有者。持有大部分粮食的主要和基本的群众是中农。但是富农在农村中有一定的经济权威，所以在价格问题上有时能使中农跟着他们走。因此，农村富农分子就有可能利用我们建设中的困难来进行投机，抬高粮价。
如果象富农投机分子所做的那样，把粮价抬高百分之四十至五十，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这就是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假定说，那时我们提高了工人的工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得不提高工业品的价格，从而即使工人阶级也使贫农和中农在物◎第17页◎质生活方面受到打击。而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无疑是意味着直接破坏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
但是问题还不限于此。假定说，我们在今年1月或今年春季即准备播种之前把粮价提高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这会产生什么后果呢？那时我们的工业原料基地就会遭到破坏。棉农就会不种棉花而改种粮食，因为种粮食更有利。麻农就会不种亚麻，也改种粮食。种甜菜的农民也会这样做。以此类推。简单说来：我们的工业原料基地就会由于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投机野心而遭到破坏。
但是还不仅如此。假如我们在今年春季提高了粮价，那么我们一定会害了贫农，因为贫农在春天既需要买口粮也需要买种子。贫农和下中农也就有充分权利对我们说：你们欺骗了我们，因为去年秋天我们按低价把粮食卖给你们，可是你们现在却要我们按高价来买粮食，——苏维埃人先生们，你们到底保护谁？保护穷人还是保护富农？
正因为如此，党对富农抬高粮价这一投机进攻必须予以回击，以便打破富农投机分子拿饥饿来威胁工人阶级和我们红军的妄想。
第三，毫无疑问，假如没有另一种情况帮助农村资本主义分子，他们就不可能把我们建设中的困难利用到他们在事实上所利用到的这种程度，而收购危机也不会这样严重。这种情况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收购机关的松懈现象，彼此之间没有统一战线，相互竞争，不愿意对哄抬粮价的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
再就是我们粮食收购地区的党组织消极懈怠，不愿意以应有的态度来过问粮食收购运动，不愿意过问这件事情和消除收购战线上普遍的松懈现象。◎第18页◎
我们的收购机关和党组织陶醉于上年度收购运动的成就，认为本年度收购工作可以听其自流，让一切都听从“上帝的意志”，这样就为富农投机分子扫清了活动场所。而富农所期待的也正是这个。几乎用不着怀疑，如果没有这种情况，收购危机是不会这样严重的。
不应当忘记，我们，也就是我们的收购机关和其他组织，在供应农村工业品方面差不多掌握了百分之八十，在农村中的收购方面差不多掌握了百分之九十。不用说，这种情况使我们有可能在农村中控制住富农，只要我们的组织善于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可是我们没有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一切都听其自流，这样就便利了（当然是无意的）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同志们，造成去年年底收购危机的条件就是如此。
这样，你们可以看出，收购危机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
你们可以看出，收购危机反映着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我国建设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即粮食收购问题上，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第一次严重进攻。
同志们，这就是粮食收购危机的阶级背景。
你们知道，为了消除收购危机和制止富农的投机野心，党和苏维埃政权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实际措施。关于这些措施，我们的报刊上已经讲得很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决议中也讲得相当详细。因此，我想不必在这里重复了。
我只想谈一谈由于非常情况而采取的一些非常措施。当然，只要这种非常情况不再存在，这些措施也就会取消。我指的是使用对付投机活动的第一○七条法律（注：指《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1926年本）第一○七条：“以收买、隐匿或囤积商品为手段蓄意抬高商品价格的，处一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没收全部或部分财产，或不没收财产。上述行为如查明有商人串通的，处三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没收全部财产。”根据这条法律，法庭可将拒绝按固定价格把粮食卖给国家的富农和投机分子判罪，并没收其粮食。）。这条法律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26年通过的。这条法律我们在上年度没有使用。为什么呢？因为正如大家所说的，粮食收购工作进行得正常，所以没有理由使用◎第19页◎这一条。只是在本年度，1928年初，才想起了这一条。所以想起了这一条，是因为富农的投机勾当在我们这里造成了一些非常情况，使我们受到饥饿的威胁。显然，假如下一个收购年度不再发生非常情况，收购工作进行得正常，那么第一○七条也就不会使用了。相反地，假如发生非常情况，资本主义分子又开始“捣鬼”，那就又用得上第一○七条了。
如果根据这一点便说要“取消”新经济政策、“恢复”余粮收集制等等，那就愚蠢了。现在只有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才会想到取消新经济政策。现在新经济政策对苏维埃政权比对任何人都有利。但是，有人认为新经济政策不是意味着加强对包括富农在内的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以战胜他们，而是意味着停止同富农及其他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不用说，这种人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因为我们党内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人的位置。
党和苏维埃政权为了消除粮食危机而采取的措施所产生的结果，你们也都是知道的。简单说来，有下面几点：
第一，我们弥补了亏空，收购了粮食，赶上了甚至有些地方超过了上年度的收购速度。大家知道，在1—3月这三个月期间，我们已经收购了二亿七千多万普特粮食。当然，我们所需要的不止这一些。我们还需要收购一亿多普特。但这毕竟是一种必要的成绩，它使我们有可能消除收购危机。现在我们有充分权利说，党和苏维埃政权在这条战线上已经获得极大的成就。
第二，我们整顿了，多多少少整顿了我们各地的收购机关和党组织，在实践中考查了它们的战斗准备，清除了它们中间那些不承认农村中有阶级并且不愿意同富农“吵嘴”的显然已经腐化的分子。
第三，我们改进了农村工作，孤立了富农，稍微得罪了富裕的◎第20页◎中农上层，使贫农更加靠近我们，使绝大多数中农跟着我们走。这样，我们就实现了列宁还在我们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18—23日在莫斯科举行。列入大会议程的是：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俄共（布）党纲、共产国际的建立、军事状况和军事政策、农村工作、组织问题等。列宁在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关于党纲的报告和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新党纲。大会讨论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是如何对待中农的问题。列宁所作的农村工作报告和代表大会就这一问题作出的决议，规定党要对中农采取新的政策，即从中立中农的政策转到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并在这个联盟中保持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政策。大会根据列宁制定的党的军事政策的基本原则，通过了建立具有严格纪律的正规红军的决议。大会驳斥了否认党在苏维埃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的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机会主义集团，还通过了关于普遍重新登记党员和改善党的社会成分的决议。）上就已经提出的布尔什维克的老口号：依靠贫农，善于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一分钟也不停止对富农的斗争。
我知道有些同志不大乐意接受这个口号。如果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巩固的情况下工农联盟就是工人和包括富农在内的全体农民的联盟，那就奇怪了。同志们，不是的，我们不主张也不能主张这样的联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在工人阶级政权已经巩固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谁认为在我们的情况下同农民联盟就是同富农联盟，谁就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谁想在农村中实行一种使富人和穷人皆大欢喜的政策，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傻瓜，因为，同志们，世上是没有这种政策的。（笑声，鼓掌）我们的政策是阶级的政策。
我们加强粮食收购工作的措施所产生的结果大体上就是如此。
毫无疑问，在实行这些措施的时候，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有过许多过火行为和歪曲党的路线的事实。大家知道，在许多场合由于我们不用脑子，歪曲了我们的政策，首先打击了贫农和中农，不正确地运用了第一○七条等等。我们现在严惩并且将来还要严惩犯了这些歪曲行为的人。但是，如果因为有这种歪曲行为就看不到党采取的措施（不采取这些措施我们就不能摆脱收购危机）所获得的良好的和真正重大的结果，那就奇怪了。这样做就是闭眼不看主要的东西，而把个别的和偶然的东西提到首位。这样做就是用我们的路线遭到歪曲的个别现象这一勺水淹没收购运动极其重大的成绩，其实这些个别现象完全不是从党所采取的那些措施中◎第21页◎产生的。
我们这里是不是有一些情况使我们的收购运动容易获得成功，并使我们容易对付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进攻呢？
是的，是有的。这样的情况至少可以指出两种：
第一，我们是在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在消灭了反对派之后，在党消灭了党内敌人而达到了最高度的统一之后，由党出来干预收购运动并打击富农投机分子的。不能认为对富农进行斗争是轻而易举的事。要粉碎富农投机分子的诡计而又不致在国内引起任何混乱，就必须有绝对团结的党、绝对巩固的后方和十分巩固的政权。几乎用不着怀疑，这些条件的存在，在迫使富农立刻退却这一点上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第二，我们做到了把压制富农投机分子的实际措施同工人阶级、红军和农村无产阶层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富农投机分子使城乡劳动群众遭受饥饿的威胁，同时违反苏维埃政权的法律（第一○七条），这种情况不能不使我们在对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中得到农村大多数人的拥护。富农伤天害理地进行粮食投机，给城乡造成极大的困难，同时违反苏维埃政权的法律，也就是违反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意志，——这种情况一定会便于我们孤立富农，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于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发生了1921年发生过的那种情形（当然是有一定的附带条件的）。当时以列宁为首的党鉴于国内发生饥荒，就提出了没收教会贵重物品用以购买粮食救济灾区的问题，并在这个基础上开展了极广泛的反宗教运动；当时神父们抓住贵重物品不放，实际上就是反对挨饿的群众，因而激起了群众对整个教会，也对宗教偏见，尤其对神父及其领导者的愤怒。那时在我们党内有一些怪人，他们以为列宁只是在1921年才懂得同教会作◎第22页◎斗争的必要性，（笑声）在这以前，好象他并不懂得这一点。同志们，这当然是荒谬的。列宁在1921年以前当然也懂得同教会作斗争的必要性。但是问题完全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要把广泛的群众性的反宗教运动和争取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斗争结合起来，并且要做到使这个运动为群众所了解，为群众所支持。
关于今年年初党因粮食收购运动而采取的措施也必须这样说。有人以为党只是到现在才懂得同富农危险作斗争的必要性。同志们，这当然是荒谬的。党向来就懂得这种斗争的必要性，并且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进行了这种斗争。今年年初党所采取的措施的特点是：党在今年已经有可能把反对农村富农投机分子的坚决斗争同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切身利益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因为把两者结合起来了，党就做到了使农村大多数的劳动群众跟着自己走而使富农陷于孤立。
布尔什维克政策的艺术决不在于不考虑时间和地点，不考虑群众支持领导上这些或那些步骤的决心，不加选择地在各个战线上用所有的大炮同时开火。布尔什维克政策的艺术在于善于选择时间和地点并估计到各种情况，以便把火力集中到那个最可能获得最大战果的战线上。
三年以前，我们还没有得到中农的拥护，中农满怀仇恨并攻击我们的乡执行委员会主席，贫农对新经济政策的结果感到困惑不解，我们的播种面积只有战前的百分之七十五，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在农村中扩大粮食和原料的生产，我们还没有为工业建立可靠的粮食和原料基地。如果我们那时给富农极严重的打击，事实上我们现在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呢？
我不怀疑，这样做我们就会失败，就不能把播种面积扩大到现在这样的规模，就会破坏为工业建立粮食和原料基地的可能性，就◎第23页◎会使富农容易壮大，就会使中农脱离我们，也许现在国内就会发生极严重的政治混乱。
今年年初我们农村中的情况怎样呢？播种面积扩大到了战前规模，为工业建立了巩固的原料和粮食基地，大多数中农拥护苏维埃政权，贫农多少是组织起来了，农村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已经改善并巩固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对富农投机分子的打击才能指望得到巨大的成就，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只有害神经病的人才不能了解在组织广泛的群众性的反对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方面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全部差别，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这就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明：不考虑时间和地点，不考虑斗争力量的对比，不加选择地在各个战线上用所有的大炮同时开火是多么愚蠢。
同志们，关于粮食收购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来谈谈沙赫特案件吧。
三 沙赫特案件
沙赫特案件的阶级背景怎样？沙赫特案件的根源何在？这个反革命经济事件是在怎样的阶级基础上发生的？
有些同志认为沙赫特案件是偶然的。他们一般都说：我们在这里瞌睡打得太厉害了，疏忽大意了；如果我们不打瞌睡，那我们这里是不会发生任何沙赫特案件的。这里有人在打瞌睡而且打得很厉害，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拿打瞌睡来解释一切，那就是不了解问题的实质。◎第24页◎
事实说明了什么呢？沙赫特案件的材料说明了什么呢？
事实说明：沙赫特案件是一部分以前掌管煤炭工业的资产阶级专家所制造的反革命经济事件。
其次，事实说明：这些结成秘密集团的专家，是从现在流亡国外的旧主人那里和从西方资本主义反苏反革命组织那里取得经费，来进行暗害活动的。
最后，事实说明：这个资产阶级专家集团是遵照西方资本主义组织的指示进行活动，破坏我国工业的。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在这里遇到的是西欧资本主义反苏组织对我国工业的经济干涉。有一个时期发生了军事政治干涉，这种干涉被我们用胜利的国内战争粉碎了。现在我们遇到的是经济干涉的尝试；要粉碎它，我们并不需要进行国内战争，但是我们还是必须粉碎它，而且我们正在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来粉碎它。
如果以为国际资本会让我们安静地过日子，那就愚蠢了。不，同志们，这是不对的。阶级还存在，国际资本还存在，它是不会平心静气地看着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的。从前国际资本想用直接的军事干涉来推翻苏维埃政权。这种尝试没有成功。现在国际资本竭力设法而且今后还会竭力设法用隐蔽的、不总是可以察觉的、但是相当强大的经济干涉来削弱我国的经济实力；它组织暗害活动，在这些或那些工业部门中制造种种“危机”，从而使将来的军事干涉更有可能实现。这里的一切都和国际资本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阶级斗争密切相连，根本谈不到什么偶然性。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我们今后仍将执行革命政策，把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者团结在苏联工人阶级的周围，——那时国际资本将千方百计地阻◎第25页◎挠我们前进；
或者我们放弃自己的革命政策，对国际资本作若干原则性的让步，——那时国际资本大概不会反对“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变为“和善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有人认为我们可以既执行以解放为使命的对外政策，同时又博得欧美资本家的赞扬。我不想来证明，这些天真的人和我们党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丝毫共同之处的。
比如说，英国要求我们和它在某些地方，如波斯、阿富汗或土耳其划分侵略性的势力范围，同时它保证，如果我们能作这种让步，它就同意和我们建立“友谊”。试问，同志们，能作这种让步吗？
全场高喊：不能！
斯大林：美国要求我们根本放弃支持别国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政策，如果我们能作这种让步，那么一切都好办。试问，同志们，能作这种让步吗？
全场高喊：不能！
斯大林：如果我们同意和日本瓜分满洲，我们就可以和日本建立“友好”关系。我们能作这种让步吗？
全场高喊：不能！
斯大林：又譬如，有人要求我们“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并且同意偿付战时和战前的一切债务。同志们，能这样做吗？
全场高喊：不能！
斯大林：正因为我们不能作诸如此类的让步，不能背叛自己，所以我们必须估计到国际资本今后将继续给我们制造各种各样的祸害，不管是沙赫特案件还是其他类似的什么事件，反正都是一样。◎第26页◎
这就是沙赫特案件的阶级根源。
为什么当时国际资本能够对我国进行军事干涉呢？因为在我们国内有整批整批的军事专家，将军和军官，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子弟，他们时刻准备着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基础。如果没有国际资本在财政上、军事上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支持，这些军官和将军能不能对苏维埃政权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呢？当然不能。如果没有这批白卫军官和将军的帮助，国际资本能不能组织起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呢？我认为不能。
当时我们有些同志认为：军事干涉是偶然的，如果我们不把克拉斯诺夫和马蒙托夫等人从监狱里释放出来，那就不会发生干涉了。这当然是不对的。释放马蒙托夫、克拉斯诺夫等白卫将军，在国内战争的发展上起过作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军事干涉的根源不在这里，而在于苏维埃政权和国际资本及其俄国走狗将军们之间的阶级矛盾，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
某些资产阶级专家，从前的矿主，如果没有国际资本在财政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如果不是指望国际资本会来帮助他们推翻苏维埃政权，他们能不能在我们这里制造沙赫特案件呢？当然不能。如果在我国没有资产阶级，其中包括我国一批恨不得用一勺水淹死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专家，国际资本能不能对我国组织象沙赫特案件这样的经济干涉呢？显然不能。一般说来，我国有没有这样一些决心进行经济干涉、破坏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专家呢？我认为是有的。我认为这些人不会很多。但是，我国有数目不大的比军事干涉时期少得多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专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这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就造成了对苏联进行经济干涉的基础。◎第27页◎
这就是沙赫特案件的阶级背景。
现在来谈一谈从沙赫特案件得出的实际结论。
我想谈谈沙赫特案件提示我们的四个实际结论。
列宁说过，挑选人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之一。沙赫特案件表明，我们的经济干部挑选得不好，不但挑选得不好，而且使这些干部处于难以发展的条件下。人们提到第三十三号命令，特别是随这个命令颁布的《标准条例》（注：指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1926年3月29日颁发的第三十三号通令《关于组织工业企业管理》及其附件《关于金属工业和电器工业中技术厂长的权利和义务的总则》。）。这个标准条例的特点就是：它几乎把一切权力都交给了技术厂长，正厂长的权限只是调解纠纷、“代表”本厂、弹弹三弦琴而已。显然，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经济干部是不能充分发展的。
这个命令在当时是绝对必要的，因为那时我们根本还没有自己的经济干部，我们还不会管理工业，因而不得不把主要的权力交给技术厂长。但是现在这个命令已经变成了桎梏。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有经验的、能够发展成为我国工业真正领导者的经济干部。正因为如此，现在已经到了废除过时的标准条例而代之以新条例的时候了。
有人说，共产党员，特别是做经济工作的工人共产党员，不可能掌握化学公式和一般技术知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世界上没有劳动者和布尔什维克攻不下的堡垒。（鼓掌）我们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攻下了更难攻的堡垒。全部问题在于：要有掌握技术知识、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和布尔什维克坚忍不拔的精神来武装自己的愿望。可是为了改变我们经济干部的工作条件，帮助他们成为真正的、有充分权力的管理者，就必须废除旧的标准条例，拿新的来代替它。否则，我们就会有毁坏我们的人才的危险。
难道我们那些堕落的经济工作人员本来就比我们中间任何人都要坏吗？为什么这一类的同志堕落腐化起来，在生活上和资产◎第28页◎阶级专家混在一起呢？这是因为在我们经济方面的实际工作中有不正确的地方，我们挑选经济工作人员的条件以及他们的工作条件阻碍了他们的发展，把他们变成资产阶级专家的尾巴。同志们，必须消灭这种现象。
沙赫特案件提示我们的第二个结论是：我们在我们的高等技术学校里没有把干部训练好，没有把我们的红色专家培养好。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回避的结论。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许多年轻专家不适合于工作，对工业没有用处呢？因为他们学的是书本上的东西，他们是书本上的专家，没有实际经验，和生产脱节，他们自然会遭到失败。难道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专家吗？不，我们需要的不是这样的专家，即使他们是非常年轻的专家我们也不需要。我们需要的专家，不管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员，必须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经验上、在和生产的联系上都是很强的。
那些没有见过矿井也不愿意下矿井的年轻专家，那些没有见过工厂也不愿意在工厂里弄脏自己的年轻专家，是永远不能战胜旧的、经过实际工作锻炼的、但是仇视我们事业的专家的。因此，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不仅旧的专家，不仅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就连工人也往往很不欢迎这种年轻专家。但是为了不再发生这种意料不到的事情，必须改变对他们的教育，并且必须这样改变：使年轻专家从进入高等技术学校学习的头两年起就和生产、工厂、矿井等有密切的联系。
第三个结论是关于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管理工业的问题。从沙赫特案件的材料来看，这方面的情况如何呢？很坏。坏得不象话，同志们。事实证明：劳动法规遭到破坏，地下六小时工作制并不经常遵守，劳动保护条例遭到践踏。但是工人忍受着，工会默不作声，党组织也不设法消灭这种不象话的现象。◎第29页◎
不久以前有一位同志到过顿巴斯，他下到矿井里去，向矿工了解他们的工作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矿工认为对工作条件有发牢骚的必要。这位同志问他们：“同志们，你们的生活怎么样？”矿工们回答他说：“同志，没有什么，生活不错。”这位同志说：“我要到莫斯科去，你们有什么话要我转达中央？”矿工们回答他说：“你到那里就说我们的生活不错。”这位同志对矿工们说：“同志们，听我说，我又不是外国人，我是俄国人，我到这里来就是要向你们了解真实情况。”矿工们回答他说：“同志，我们对谁都一样，不管对外国人或者对自己人我们都只说真实情况。”
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矿工的面貌。这不是普通的工人，而是英雄。我们已经在工人心中积累的精神资本的宝藏也正是在这里。真难以设想：我们竟象挥霍十月革命极其伟大遗产的败家子一样，如此肆无忌惮地、罪恶地糟蹋这种无比珍贵的精神资本！同志们，长久地依靠原有的精神资本，任意糟蹋这种资本是不行的。已经到了消灭这种现象的时候了。早已是时候了！
最后，第四个结论是关于检查执行情况的问题。沙赫特案件表明：一切管理部门，不管是党的，还是工业的和工会的，在检查执行情况方面都糟透了。只是写决议，发指示，但是谁也不想问问自己：这些决议和指示执行得怎样了？是确实执行了还是束之高阁了？
伊里奇说过，管理国家的重要问题之一是检查执行情况的问题。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搞得糟透了。领导——这并不等于写决议和发指示。领导——这就是检查指示的执行情况，不仅检查指示的执行情况，而且检查指示本身，从生动的实际工作的观点来检查这些指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果以为我们所有的指示都百分之百的正确，那就可笑了。同志们，这样的事情是没有而且◎第30页◎也不可能有的。检查执行情况正是要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实践的烈火中，不仅检查我们指示的执行情况，而且检查指示本身是否正确。因此，这方面有缺陷，也就是我们的整个领导有缺陷。
例如，就拿纯粹党的系统的检查执行情况的工作来说吧。我们通常都是叫专区委员会和省委员会的书记到中央来汇报工作，以便检查中央指示的执行情况。书记们作了汇报，也承认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中央就指摘他们，通过老一套的决议，指示说，要深入工作，要展开工作，要强调这点那点，要着重注意这点那点等等。书记们带着这种决议回到各地。以后又叫他们来，同样又是深入、展开等等一套。我不是说，所有这一套没有一点好处。不，同志们，从教育和督促各级组织的意义上来说，这样做有它好的一面。但是应当承认，这种检查执行情况的方法已经不够了。应当承认，这种方法必须拿另一种方法来补充，那就是把我们党和苏维埃上层人员派去做地方工作。（有人喊道：“这个办法好！”）我说的是派我们的领导同志暂时到地方上去工作，不是去做指挥员而是去做听从地方组织指挥的普通工作人员。我认为这个办法很有前途，如果老老实实地诚心诚意地加以执行，它可以改进检查执行情况的工作。
如果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正副人民委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各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等经常到地方上去，在那里进行工作，以便了解工作情况，研究一切困难、一切缺点和优点，那么你们可以确信，这将是对执行情况的最切实有效的检查。这将是丰富我们可敬的领导者的经验的最好方法。如果这个方法成了一种制度（而这是必须成为制度的），那么你们可以确信，我们这里拟定的法律，我们制定的指示，就会比目前的要切合实际和正确得多了。◎第31页◎
同志们，关于沙赫特案件的问题就是如此。
四 总结
我们有国内敌人，也有国外敌人。同志们，这一点是一分钟也不能忘记的。
我们有过收购危机，现在已经消除了。收购危机标志着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第一次严重进攻。
我们有沙赫特案件，现在已在清理，而且无疑一定会清理好。沙赫特案件标志着国际资本及其在我国的代理人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一次严重进攻。这是对我国内政的经济干涉。
不用说，无论从内部来的或外部来的诸如此类的进攻，是可能重演而且看来是会重演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有最高度的警惕，时刻戒备。同志们，如果我们警惕起来，我们将来也一定会打败我们的敌人，正象我们现在和过去打败了他们一样。（长时间热烈鼓掌）
载于1928年4月18日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1卷
《真理报》第90号第25—54页◎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