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6月23日在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演说）
*（注：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于1931年6月22—23日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各经济组织和苏联供给人民委员部的代表。斯大林在23日的会议上作了《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的演说。）
同志们！从会议的材料中可以看出，我们各工业部门执行计划的情形是十分参差不齐的。在过去五个月内，有些工业部门的产值比去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有些工业部门至多增长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最后，有个别工业部门增长得非常少，只增长了百分之六至十，甚至比这还少。属于最后一类的有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可见情形是参差不齐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参差不齐的情形呢？某些工业部门落后的原因何在呢？为什么某些工业部门只增长了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而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增长得更少，落在其他部门后面呢？
原因在于近来工业发展的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形成了一种要求采取新的领导方法的新环境，而我们的某些经济工作人员不去改变工作方法，仍然按照旧方式工作。这就是说，问题在于工业发展的新条件要求按照新方式来工作，而我们的某些经济工作人员不了解这一点，不懂得现在必须按照新方式来领导。
这就是我们的某些工业部门落后的原因。
我国工业发展的新条件是什么呢？这些新条件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些新条件至少有六个。◎第276页◎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这些条件。
一 劳动力
首先要谈的是保证各企业劳动力的问题。从前通常是工人自动跑到工厂里来，所以当时在这方面有某种自流现象。这种自流现象的产生是由于当时有失业人口，有农村中的分化，有贫困，有驱使人们从农村跑进城市的饥饿的威胁。你们还记得“庄稼汉从农村逃进城里来”这句话吧？当时是什么东西迫使农民从农村跑进城市呢？是饥饿的威胁，是失业，是因为当时农民觉得农村是他们的后母，农民总想逃开它，随便逃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只要能找到一点工作就行。
不久以前我国的情形就是这样，或者几乎是这样。
能不能说我国现在的情形还完全是这样呢？不，不能这样说。恰恰相反，现在的环境已经根本改变了。正因为环境改变了，所以我们就再也没有劳动力的自流现象了。
在这个时期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第一，我们消灭了失业，因而也就消灭了压迫“劳动市场”的力量。第二，我们根本打破了农村中的分化，因而也就消除了驱使农民从农村跑进城市的普遍的贫困。最后，我们供给了农村数万台拖拉机和农业机器，打垮了富农，组织了集体农庄，使农民有了象人一样地生活和工作的可能。现在已经不能把农村叫做农民的后母了。正因为再不能把农村叫做后母，所以农民就留在农村安居乐业，而我们就再也没有“庄稼汉从农村逃进城里来”的现象，再也没有劳动力的自流现◎第277页◎象了。
可见我们现在有了完全新的环境和保证各企业劳动力的新条件。
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
第一，由此应当得出的结论是：再不能指望劳动力的自流了。这就是说，应当由自流“政策”转到有组织地给工业招收工人的政策。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各经济组织同集体农庄和庄员订立合同。你们知道，某些经济组织和集体农庄已经开始采用这种办法，而且经验表明，订立合同的办法无论对集体农庄或工业企业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由此应当得出的结论是：必须立即使最繁重的劳动过程机械化，并且大力开展这一工作（在森林工业、建筑业、煤炭工业、装卸工作、运输业、钢铁工业等方面）。这当然不是说，应该抛弃手工劳动。恰恰相反，手工劳动还会长期地在生产中发挥极大的作用。这只是说，劳动过程的机械化对我们是一种新的和决定的力量，没有它就不能保持我们的发展速度，也不能维持新的生产规模。
我们还有不少的经济工作人员既“不相信”机械化，也“不相信”和集体农庄订立合同。这就是那些不了解新环境，不愿意按照新方式工作，而怀念着劳动力“自流”到企业里来的“旧日黄金时代”的经济工作人员。不用说，这种经济工作人员是和新环境向我们提出的新的经济建设任务相去万里的。看来他们以为劳动力的困难是偶然的现象，以为缺乏劳动力的现象会按所谓自流方式自行消灭。同志们，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劳动力的困难是不会自行消灭的。只有靠我们自己努力，这种困难才会消灭。
总之，采用和集体农庄订立合同的办法来有组织地招收工人，◎第278页◎使劳动机械化，——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国工业发展的第一个新条件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来谈第二个条件。
二 工人的工资
我刚才已经谈过有组织地给我们各企业招收工人的问题。但是招收工人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要保证我们各企业有劳动力，必须把工人固定在生产中，使企业中的工人比较固定。几乎用不着证明，没有相当精通生产技术并熟悉新式机器的固定的工人，就不能前进，就不能完成生产计划。没有这种固定的工人，就得每次都来重新训练工人，花一半时间去训练他们，而不是去进行生产。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形怎样呢？能不能说我们企业中的工人是相当固定的呢？不，可惜不能这样说。恰恰相反，我们的企业中还有所谓劳动力的流动现象。而且许多企业中劳动力的流动现象不仅没有消灭，反而在增长和加强起来。不管怎么样，在半年内甚至在一个季度内工人变动少于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企业是少见的。
从前，在工业恢复时期，我们的技术设备还不复杂，生产规模还不很大，还可以勉强“容忍”所谓劳动力的流动现象。现在情形不同了。现在环境已经根本改变了。现在，在大规模的改造时期，生产规模变得很大了，技术设备极端复杂了，劳动力的流动现象也就成了生产的祸害，足以使我们的企业解体。现在“容忍”劳动力的流动现象就是瓦解我国工业，消除完成生产计划的可能，破坏改进产品质量的可能。◎第279页◎
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何在呢？
就在于工资规定得不合理，工资等级制规定得不合理，工资方面有“左的”平均主义。我们很多企业制定的工资率几乎把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重劳动和轻劳动之间的差别抹杀了。平均主义使非熟练工人不想成为熟练工人，因而丧失了上进的前途，于是他就觉得自己是工厂里的“游客”，只是暂时在这里工作，以便稍微“赚一点钱”，然后就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幸福”。平均主义使熟练工人不得不从一个企业跑到另一个企业，以求最后找到一个能够真正重视熟练劳动的企业。
由此就产生了“普遍的”从一个企业跑到另一个企业的现象，产生了劳动力流动的现象。
要消除这种祸害，就必须取消平均主义，打破旧的工资等级制。要消除这种祸害，就必须在规定工资等级制时注意到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重劳动和轻劳动之间的差别。钢铁备料工和扫地工人得到同样多的工资的情形是不能容忍的。火车司机和抄写员得到同样多的工资的情形是不能容忍的。马克思和列宁说过：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即使在阶级消灭以后，也还会存在；这种差别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会消失；因此，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资”也应该按劳动来发给，而不应该按需要来发给。但是，我们经济工作人员和工会工作人员中的平均主义者不同意这一点，他们认为在我们苏维埃制度下这种差别已经消失了。究竟是谁对呢？是马克思和列宁对呢，还是平均主义者对？应当认为马克思和列宁在这里是对的。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谁现在不顾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而根据平均主义的“原则”来规定工资等级制，谁就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列宁主义。◎第280页◎
在每个工业部门中，在每个企业中，在每个车间中，都有一部分主要的比较熟练的工人。我们如果真想保证企业中有固定的工人，就应当首先和主要地把这一部分工人固定在生产中。他们，这一部分主要的工人，组成生产的基本环节。把他们固定在企业中，固定在车间中，就意味着把全体工人固定下来，根本消灭劳动力的流动现象。但是怎样才能把他们固定在企业中呢？只有提升他们，只有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只有在规定工资时充分地照顾到工作人员的熟练程度，才能把他们固定在企业中。
而提升他们和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是什么意思呢？这对非熟练工人会有什么影响呢？除了其他一切以外，这就是给非熟练工人开辟前途，刺激他们上进，刺激他们成为熟练工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现在需要几十万几百万熟练工人。但是要造就熟练的工人基干，就必须给非熟练工人开辟前途，刺激他们前进和上升。我们愈是大胆地这样做就愈好，因为这是消灭劳动力流动现象的基本手段。在这件事上节约，就是犯罪，就是违反我们社会主义工业的利益。
但是这还不够。
要把工人固定在企业中，还必须进一步改善工人的供应和居住条件。不能否认，近几年来我们在住宅建设和对工人的供应方面做了不少事情。但是，我们所做的事情还远不能满足工人迅速增长的需要。决不能借口从前住宅比现在少，因此就可以安于既得的成绩。也不能借口从前工人的供应比现在坏得多，因此就可以满足于现状。只有那些腐朽透顶的人才会借口过去来安慰自己。不应当以过去为出发点，而应当以现在工人日益增长的需要为出发点。必须了解，我国工人的生活条件已经根本改变了。现在的工人已经不是从前的工人了。现在的工人，我们苏联的工人，◎第281页◎希望满足他们的一切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既要满足食物供应方面的需要，又要满足住宅方面的需要，还要满足文化及其他一切方面的需要。他们有这样的权利，而我们也有保证他们的这些条件的义务。固然，我国工人没有失业的痛苦，他们摆脱了资本主义的桎梏，他们已不再是奴隶，而是自己事业的主人。但是这还不够。他们要求满足他们的一切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我们也有义务满足他们的这种要求。不要忘记，现在我们自己也向工人提出一些要求，要求他们遵守劳动纪律，努力工作，进行竞赛，开展突击运动。不要忘记，绝大多数工人非常热情地接受了苏维埃政权的这些要求，并且英勇地实现着这些要求。因此，工人在实现苏维埃政权的要求时，自然也要求苏维埃政权履行它的义务，进一步改善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生活状况。
总之，消灭劳动力的流动现象，消灭平均主义，合理地规定工资，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国工业发展的第二个新条件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来谈第三个条件。
三 劳动组织
上面我已经谈过必须消灭劳动力的流动现象，把工人固定在企业中。但是把工人固定下来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单单消灭流动现象是不够的。还必须给工人创造适当的劳动条件，使他们有可能有效地工作，提高生产率，改进产品质量。因此，必须把企业中的劳动组织得能使生产率一月高于一月，一季高于一季。◎第282页◎
能不能说我们企业中的现行劳动组织符合于现代生产的要求呢？可惜不能这样说。无论如何，我们还有一些企业，那里的劳动组织得很糟糕，那里不是秩序井然，工作协调，而是毫无秩序，乱七八糟；那里盛行的不是对工作负责的现象，而是完全不负责任和无人负责的现象。
无人负责是什么意思呢？无人负责就是对所担任的工作不负任何责任，对机器、机床、工具不负责任。显然，在无人负责的情况下是谈不到什么真正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产品质量，爱护机器、机床和工具的。你们知道，无人负责现象在铁路运输方面引起了什么结果。无人负责现象在工业中也正引起同样的结果。我们在铁路运输方面已经消灭了无人负责现象，因而提高了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在工业方面也应当这样做，以求把这方面的工作提到更高的水平。
不合理的劳动组织同无人负责现象和每个工作人员对所担任的具体工作不负责任的现象是能很好地相处的。从前，这种不合理的劳动组织还可以勉强“过得去”。现在情形不同了。现在环境完全改变了。在目前生产规模如此宏大并且已经有了许多大型企业的情况下，无人负责现象就是工业的祸害，这种祸害会威胁到我们各企业在生产方面和组织方面的一切成绩。
为什么无人负责现象能在我们某些企业中生根呢？它是作为连续生产制47的不合法的伴侣出现在企业中的。如果说连续生产制一定会引起生产中的无人负责现象，那是不对的。如果劳动组织得合理，如果规定每个人对一定的工作负责，如果指定一定的工人使用一定的机器和机床，如果轮换的班次组织得合理，各班的质量和熟练程度彼此不相上下，那么连续生产制就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工作质量，根除无人负责现象。例如铁路运输方面的◎第283页◎情形就是如此，现在那里正在实行连续生产制，但是无人负责现象已经没有了。能不能说我们工业企业中实行连续生产制的情形也一样良好呢？可惜不能这样说。问题在于我们某些企业实行连续生产制太仓卒了，没有准备好相当的条件，没有适当地组织质量和熟练程度大体相等的轮换班次，没有规定每个人对所担负的具体工作负责。结果就使连续生产制自流而变成了无人负责现象。结果是我们某些企业中有了纸上的口头的连续生产制以及非纸上的实在的无人负责现象。结果是对工作缺乏责任感，不爱护机器，让机床大批毁坏，缺乏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刺激。无怪乎工人说：“我们本来想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进工作，但是既然什么事情都没有人负责，那么谁会重视我们呢？”
由此可见，我们某些同志在某些地方实行连续生产制太仓卒了，因为实行得太仓卒了，就曲解了连续生产制，使连续生产制变成了无人负责现象。
要消灭这种情形并消灭无人负责现象有两条出路：或者照铁路运输方面所做的那样，改变实行连续生产制的条件，使连续生产制不致变成无人负责现象。或者在现在还没有具备做这种试验的有利条件的地方，照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不久以前所做的那样，抛掉纸上的连续生产制，暂时改为六日生产制，并准备条件，以便将来在必要时可以再来实行真正的非纸上的连续生产制，再来实行没有无人负责现象的连续生产制。
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毫无疑问，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对于这一切都是十分明白的。但是他们却默不作声。为什么呢？看来是因为害怕真理。但是，布尔什维克从什么时候开始害怕起真理来了呢？在某些企业中，连续生产制变成了无人负责现象，因而也就被曲解到了极点，这难◎第284页◎道不是事实吗？试问谁需要这样的连续生产制呢？谁敢说保存这种纸上的被曲解了的连续生产制的利益高于合理组织劳动的利益，高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利益，高于真正的连续生产制的利益，高于我们社会主义工业的利益呢？我们把纸上的连续生产制埋葬得愈快，我们实现合理的劳动组织也就会愈快，这不是很明显吗？
有些同志认为只要痛骂一顿，发表一些冠冕堂皇的演说，就可以消灭无人负责现象。据我所知，有些经济工作人员反对无人负责现象只限于动辄在大会上把无人负责现象痛骂一顿，大概以为说过这些话以后，无人负责现象就会自行消灭，就会所谓自流地消灭。如果他们认为靠演说和痛骂就可以从实践中铲除无人负责现象，那就大错特错了。不，同志们，无人负责现象是任何时候也不会自行消灭的。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够而且应当去消灭无人负责现象，因为我们掌握着政权，我们大家要对一切负责，也要对无人负责现象负责。我认为，如果我们的经济工作领导人员不是从事于演说和痛骂，而是拿出一两个月的时间深入矿井或工厂，研究劳动组织方面的一切细节和“小事”，把那里的无人负责现象真正消灭，然后把这个企业的经验推广到其他企业中去，那就要好得多。那就不知道要好多少。这才是真正为反对无人负责现象而斗争，为合理的布尔什维克的劳动组织而斗争，为在企业中合理地配置力量而斗争。
总之，消灭无人负责现象，改善劳动组织，在企业中合理地配置力量，——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国工业发展的第三个新条件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来谈第四个条件。◎第285页◎
四 工人阶级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问题
一般工业指挥人员，特别是工程技术人员的情形也改变了。
从前我们的情形是这样：我国全部工业的主要来源是乌克兰的煤炭钢铁基地。乌克兰把金属供给我国所有的工业区，无论是南方，或者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它又把煤炭供给我们苏联的基本企业。这里我不谈乌拉尔，因为乌拉尔在这方面所占的比重和顿巴斯比较起来要小得多。这样，我们在当时有三个培养工业指挥人员的主要基地：南方、莫斯科区、列宁格勒区。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靠我国当时仅有的为数极少的工程技术人员还可以勉强过得去。
不久以前的情形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现在的环境完全不同了。我认为现在很明显，我们要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和巨大的生产规模，单靠乌克兰煤炭钢铁基地已经不能对付了。你们知道，虽然乌克兰的煤炭和金属产量在增长，但是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了。你们知道，我们因此不得不在东方建立新的煤炭钢铁基地，即乌拉尔—库兹巴斯。你们知道，我们建立这个基地不是没有成绩的。但是这还不够。其次，我们需要在西伯利亚建立冶金业来满足当地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我们已经在建立了。此外，我们需要在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斯坦建立新的有色金属工业基地。最后，我们需要展开极广泛的铁路建设。这是苏联全国利益——各边疆共和国利益和中部地区利益所要求的。◎第286页◎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我们从前还够用的为数极少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业指挥人员现在已经不够用了。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旧有的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基地已经不够了，必须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建立巨大的新的基地网。如果我们真想实现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纲领，那我们现在就应当保证自己有比原来多二倍四倍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业指挥人员。
但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任何一种指挥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了解我国工人阶级的政策、能够领会这个政策并决心老老实实地实现这个政策的那种指挥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国已经进入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人阶级应当为本身造就自己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造就能够维护工人阶级在生产中的利益，即统治阶级的利益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
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不能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苏联工人阶级也不能没有自己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这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的。
苏维埃政权注意到这种情况，为工人和劳动农民打开了国民经济各部门高等学校的大门。你们知道，现在有几万名工农青年在高等学校里学习。从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高等学校是公子哥儿独占的场所，而现在在苏维埃制度下，工农青年却是高等学校里的统治力量了。毫无疑问，我们很快就能从我们的高等学校得到几千名新的技师和工程师，我国工业的新的指挥员。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工人阶级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将不仅是由读过高等学校的人所组成的，而且是由我们企业中的实际工作人员、熟练工人、工厂和矿井中的工人阶级文化力量来补充的。竞赛的发起人，突击队的领导者，劳动高潮◎第287页◎的实际鼓舞者，各部分建设工作的组织者，——这就是工人阶级的新的阶层，这个阶层也应当和读过高等学校的同志一起组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核心，组成我国工业指挥人员的核心。我们的任务就是不要排挤这些来自“下层”的有创造性的同志，要更大胆地提拔他们去担任指挥职务，使他们有可能发挥自己的组织能力，使他们有可能充实自己的知识，并且要不惜金钱来为他们造成适当的环境。
在这些同志中间有不少是非党员。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更大胆地提拔他们去担任领导职务的障碍。恰恰相反，正是应当特别关心他们这些非党同志，应当提拔他们去担任指挥职务，使他们真正相信党是重视有能力和有才华的工作人员的。
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提拔党员同志去担任工厂的领导职务。因此，他们往往排挤那些有能力和有创造性的非党同志，而把党员提到首位，即使他们能力较差和没有创造性。不用说，再没有比这种所谓“政策”更愚蠢和更反动的了。几乎用不着证明，这种“政策”只能破坏党的威信，使非党工人离开党。我们的政策决不是要把党变成闭关自守的帮会。我们的政策是要使党员工人和非党工人之间有一种“相互信任”的气氛，“相互检查”的气氛（列宁）。我们党在工人阶级中强大有力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所实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
总之，使苏联工人阶级有自己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国工业发展的第四个新条件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来谈第五个条件。◎第288页◎
五 旧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转变的征兆
关于对待旧的资产阶级生产技术知识分子的问题也要有另一种提法。
两年以前我们的情形是这样：旧的技术知识分子中最熟练的一部分人感染了暗害病。而且暗害活动在当时是一种时髦的东西。一部分人进行暗害活动，另一部分人包庇暗害分子，还有一部分人袖手旁观，保持中立，再有一部分人则在苏维埃政权和暗害分子之间动摇不定。当然，大多数旧的技术知识分子多少还是忠顺地继续工作的。但这里所说的不是大多数人，而是技术知识分子中最熟练的那一部分人。
暗害活动是由什么造成的，是由什么培植起来的呢？是由于苏联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化，由于苏维埃政权对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实行进攻政策，由于这些资本主义分子对苏维埃政权的政策进行反抗，由于国际形势复杂化，由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有困难。如果说从事战斗的暗害分子的积极性是受到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干涉阴谋以及我们国内的粮食困难的鼓舞，那么另一部分旧的技术知识分子向积极的暗害分子方面的动摇则由于托洛茨基分子和孟什维克空谈家的时髦论调而加强起来。这些空谈家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反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苏维埃政权反正是在蜕化而且很快就要垮台的”，“布尔什维克正以自己的政策促成武装干涉”等等。此外，既然连右倾分子中间的某些老布尔什维克都抵挡不住这种“时疫”而在当时跟党背道而驰，那◎第289页◎么从来没有闻过布尔什维主义气味的一部分旧的技术知识分子也蒙上帝保佑而表现动摇不定，就自然是不足为奇的了。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权对旧的技术知识分子所能实行的唯一政策就是粉碎积极的暗害分子，分化中立分子，吸收忠顺分子。
一两年前的情形就是这样。
能不能说我们现在的环境还完全是那样呢？不，不能这样说。恰恰相反，我们现在的环境完全不同了。首先，我们击溃了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并且正在顺利地制服他们。当然，这不会使旧知识分子感到高兴。很可能他们还对自己的已被击溃的朋友表示同情。但是，同情者尤其是中立者和动摇者，在自己的积极活动的朋友遭到无可挽救的惨败以后，还甘愿和这些朋友遭受同样的命运，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有的。
其次，我们克服了粮食困难，不仅克服了粮食困难，而且还向国外输出粮食，其数量之多是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未曾有过的。于是动摇分子的这一“论据”也破产了。
再其次，现在连瞎子也看得见，我们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战线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获得了确定不移的胜利。
于是旧知识分子“武库”中最主要的东西也就完蛋了。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武装干涉的希望，那就必须承认，这种希望已经成了——至少暂时成了——建筑在沙滩上的房子。的确，人们答应实行武装干涉已经有六年了，可是武装干涉一次也没有尝试过。现在必须承认，我们的高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过是上了当而已。更不必说，积极的暗害分子在有名的莫斯科审判案中的行为本身就应当使而且实际上已经使暗害活动的思想破产了。
当然，这些新的情况不能不影响到我国旧的技术知识分子。◎第290页◎新的环境在旧的技术知识分子当中应当造成而且实际上已经造成了一种新的情绪。正因为如此，从前同情过暗害分子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有了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的明显的征兆。现在不仅这一部分旧的知识分子，就连昨天的明显的暗害分子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开始在许多工厂里和工人阶级同心协力地工作，这个事实毫无疑问地说明了旧的技术知识分子的转变已经开始。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这里再也没有暗害分子了。不，不是这个意思。暗害分子是有的，而且只要我国还有阶级，只要还有资本主义的包围，暗害分子还是会有的。这只是说，既然从前这样或那样同情过暗害分子的很大一部分旧的技术知识分子现在已经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那么剩下的积极的暗害分子就为数不多了，他们已经陷于孤立，而且将不得不暂时转入极端秘密的状态。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我们对待旧的技术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应该根据这种情形而改变。在暗害活动猖獗时期，我们对旧的技术知识分子的态度主要地表现于粉碎政策，而现在当这些知识分子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的时期，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就应该主要地表现于吸收和关怀他们的政策。如果在已经改变了的新的条件下还继续实行旧政策，那是不正确的和不合辩证法的。如果现在还几乎把每个旧专家和旧工程师都看做未被拿获的犯人和暗害分子，那是愚蠢的和不合理的。在我们这里，“反专家主义”向来被看作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有害的和可耻的现象。
总之，改变对旧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态度，多多关心和照顾他们，更大胆地吸收他们参加工作，——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国工业发展的第五个新条件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来谈最后一个条件。◎第291页◎
六 关于经济核算
如果我不谈到另一个新条件，那还不能算全面。这里指的是为工业、为国民经济积累资金的来源问题，加快这种积累的速度问题。
从积累方面来看，我国工业发展中的新的和特别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旧的积累来源已开始不能保证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了。因此，我们如果真想保持并加快布尔什维克的工业化速度，就必须找到新的积累来源并扩大旧的积累来源。
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可以知道，任何一个想把自己的工业提到更高水平的新兴国家都必须得到外来的援助，即长期的信贷或借款。西方各国的资本家有鉴于此，就完全拒绝给我国信贷和借款，以为没有信贷和借款，我国的工业化就一定会破产。可是资本家们想错了。他们没有估计到我国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我国有某些特别的积累来源足以恢复和继续发展工业。的确，我们不仅恢复了工业，不仅恢复了农业和运输业，而且已经把改造重工业、农业和运输业的巨大工作引上了轨道。当然，我们在这方面是花了几百亿卢布的。这几百亿卢布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是从轻工业方面，从农业方面，从预算上的积累方面得来的。我们不久以前的情形就是这样。
现在的情形完全不同了。过去，旧的积累来源足够用来改造工业和运输业，而现在，旧的积累来源显然已开始不够了。现在的问题不是要改造旧工业。现在的问题是要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第292页◎哈萨克斯坦建立技术装备优良的新工业。现在的问题是要在苏联各产粮区、畜牧区和原料区建立新的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现在的问题是要在苏联的东部和西部之间建立新的铁路网。当然，旧的积累来源是不能保证这一巨大工作的完成的。
不仅如此，还必须指出另一种情况，就是在我们许多企业和经济组织中，由于不善经营，经济核算的原则已经被破坏无余了。事实上，在许多企业和经济组织中，计算、成本核算和可靠的收支平衡表的编制早已停止了。事实上，在许多企业和经济组织中，“节约制度”、“缩减非生产开支”、“生产合理化”早已成了过时的概念了。显然，他们指靠的是国家银行“反正会拨给我们必要的款项”。事实上，近来许多企业的成本已开始提高了。交给他们的任务是把成本降低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以上，可是他们却把成本提高了。而降低成本是什么意思呢？你们知道，把成本降低百分之一，就等于在工业内部积累一亿五千万至二亿卢布。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提高成本就等于使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损失几亿卢布。
从这一切应该得出结论：已经不能单靠轻工业，单靠预算上的积累，单靠农业方面的收入了。轻工业是一个极丰富的积累来源，而且它现在也有继续发展的一切可能，但这个来源不是无穷的。农业也是一个丰富的积累来源，但是在目前农业改造时期，它本身还需要国家的资助。至于预算上的积累，你们自己知道，这种积累不可能而且不应该是无穷的。此外还有什么呢？还有重工业。因此，必须使重工业，首先是它的机器制造业，也能拿出积累来。因此，除了加强和扩大旧的积累来源外，同时还必须使重工业，首先是机器制造业，也能拿出积累来。
出路就在这里。
为此需要做些什么呢？需要消灭不善经营的现象，动员工业◎第293页◎内部的资源，在我们的一切企业中实行并巩固经济核算制，不断降低成本，毫无例外地在一切工业部门中加强工业内部的积累。
这就是到达出路的途径。
总之，实行并巩固经济核算制，提高工业内部的积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七 用新方式工作，用新方式领导
同志们，以上就是我国工业发展的新条件。
这些新条件的意义就在于它们为工业造成新的环境，要求我们用新方法来工作，用新方法来领导。
由此可见：
（一）已经不能再象过去那样指望劳动力的自流了。要保证工业有劳动力，就必须有组织地招收他们，必须使劳动机械化。如果以为我们不必实行机械化就可以保持今天的建设速度和生产规模，那就等于希望用匙子舀尽海水。
（二）其次，不能再容忍工业中劳动力的流动现象了。要消除这个祸害，就必须按新的原则规定工资，使企业中的工人比较固定。
（三）其次，不能再容忍生产中的无人负责现象了。要消除这个祸害，就必须按新方式组织劳动，必须合理地配置力量，使每一部分工人都对工作、对机器、对机床、对工作质量负责。
（四）其次，不能再象过去那样依靠我们从资产阶级俄国继承下来的为数极少的旧工程技术人员了。要提高现有的速度和生产◎第294页◎规模，就必须使工人阶级有自己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
（五）其次，不能象过去那样把所有的旧专家和旧工程技术人员都看成是一样的了。要适应已经改变的环境，就必须改变我们的政策，尽量关心那些确定不移地转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的旧专家和旧工程技术人员。
（六）最后，不能象过去那样依靠旧的积累来源了。要保证工业和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开辟新的积累来源，消除不善经营的现象，实行经济核算，降低成本，提高工业内部的积累。
这就是工业发展的新条件，这些条件要求我们用新方法来工作，用新方法来领导经济建设。
为了按新方式进行领导，需要做些什么呢？
首先，需要使我们的经济工作领导者了解新的环境，具体地研究工业发展的新条件，根据新环境的要求来改造自己的工作。
其次，需要使我们的经济工作领导者不是“一般地”、不是“从空中”来领导企业，而是具体地切实地领导企业；需要使他们不是从一般的空谈出发，而是以严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来对待每一个问题；需要使他们不限于纸上的敷衍或一般的空话和口号，而要精通业务，了解工作的细节，熟悉“小事”，因为这些“小事”现在可以造就成大的事业。
其次，需要把我们现有的有时包括一二百个企业的那些庞大的公司立刻划小，分为几个公司。一个公司的主席要和一百个或一百个以上的工厂打交道，当然不能真正地了解这些工厂，了解这些工厂的生产能力和工作情况。他既然不了解工厂，当然就不能领导它们。因此，要使公司的主席有可能真正地研究工厂的情况并领导工厂，就必须使他们摆脱过多的工厂，必须把一个公司分为几个公司，使公司接近工厂。◎第295页◎
其次，需要把我们的公司由委员会管理制改为一长管理制。现在的情况是公司的委员会里有十个到十五个人坐在那里，写写公文，讨论讨论问题。同志们，继续实行这样的管理方法是不行的。必须停止纸上的“领导”而去进行实际的、求实的、布尔什维克的工作。让公司的主席和几个副主席留下来领导公司。这对于管理公司完全够了。其余的委员最好派到下面去，派到工厂去。这无论对于他们或对于工作都要有益得多。
其次，需要使公司的主席和副主席更经常地巡视各工厂，花更多的时间留在那里工作，更好地熟悉工厂的工作人员，不仅要教导现场的工作人员，而且要向他们学习。如果以为现在可以远离工厂坐在办公室内，从办公室来进行领导，那就错了。要领导工厂，就必须更经常地和企业的工作人员接触，必须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
最后，略微谈谈我们1931年的生产计划。在党的周围有一些庸人，他们硬说我们的生产计划是不现实的，是不能完成的。这就象谢德林小说中的“绝顶聪明的鮈鱼”（注：《绝顶聪明的鮈鱼》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柯夫－谢德林的一篇寓言故事，描写一条鮈鱼因为感到处处有丧生的危险而不敢外出，整天躲在仅能容身的洞里，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它自以为绝顶聪明，可是大家却认为它是傻瓜。）一样，它总是在自己周围散布一种“无意义的疑虑”。我们的生产计划是不是现实的呢？绝对是现实的！所以是现实的，至少是因为我们具备实现这一计划所必需的一切条件。所以是现实的，至少是因为这一计划的完成现在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我们利用我们现有的极丰富的可能性的本领和愿望。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许多企业和工业部门已经超额完成了计划呢？这说明其他的企业和工业部门也能够完成并超额完成计划。
如果以为生产计划是一张开列着数字和任务的一览表，那是愚蠢的。事实上生产计划是千百万人的活的实际行动。我们的生产计划的现实性就在于我们有千百万创造新生活的劳动者。我们◎第296页◎的计划的现实性就在于有活的人，有我们大家，我们的劳动意志，我们按新方式工作的决心，我们完成计划的决心。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决心呢？是的，是有的。因此，我们的生产计划是可能实现而且应该实现的。（长时间鼓掌）
载于1931年7月5日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3卷
《真理报》第183号第49—72页◎第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