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26日）
*（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于1934年1月26日—2月10日在莫斯科举行。列入大会议程的是：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的总结报告、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第二个五年计划、组织问题（党的建设和苏维埃的建设）等。斯大林于1月26日作了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大会根据斯大林的报告通过决议，完全赞同联共（布）中央的政治路线和实际工作。大会指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肯定党的总路线已经取得了胜利。大会根据维·米·莫洛托夫和瓦·弗·古比雪夫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的决议，要求在计划期间完成苏联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更迅速地提高工农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大会根据拉·莫·卡冈诺维奇的报告通过了关于组织问题（党的建设和苏维埃的建设）的决议，要求提高一切部门的工作质量，首先是提高组织领导和实际领导的质量。大会决定撤销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成立联共（布）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大会还通过了新的党章。）
三 党
现在谈谈党的问题。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列宁主义取得完全胜利的旗帜下，在各种反列宁主义集团残余被肃清的旗帜下举行的。
托洛茨基分子的反列宁主义集团被击溃、被驱散了。这个集团的组织者们现在在国外资产阶级政党的后院里混日子。
右倾分子的反列宁主义集团被击溃、被驱散了。这个集团的组织者们早已抛弃自己的观点，现在正竭力设法向党赎罪。
各种民族主义倾向分子的集团被击溃、被驱散了。这些集团的组织者们不是和主张武装干涉的流亡者完全勾结在一起，就是低头认罪了。
这些反革命集团的大多数参加者不得不承认党的路线正确而向党投降了。
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于1927年12月2—19日在莫斯科举行。列入大会议程的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的总结报告、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制定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农村工作等。斯大林于12月3日作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并于12月7日作了关于这个报告的结论。大会批准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委托中央委员会继续执行维护和平及加强苏联国防力量的政策，用毫不减低的速度继续推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扩大和巩固城乡的社会主义成分，实行消灭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大会作出了关于制定苏联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大会通过了全力开展农业集体化的决议，拟订了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计划，并规定了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方法。大会讨论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问题，指出党与反对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已经发展成为纲领上的分歧，托洛茨基反对派已经走上反苏维埃斗争的道路，因而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的人不能留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大会批准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1927年11月）关于把列·达·托洛茨基和格·叶·季诺维也夫两人开除出党的决定，并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所有骨干分子和民主集中派的全部成员开除出党。——第6、48、57、64、95、229、329页。）上还不得不证明党的路线正确，还不得不和一些著名的反列宁主义集团进行斗争，在第十六次代表大◎第329页◎会（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于1930年6月26日—7月13日在莫斯科举行。列入大会议程的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关于工业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集体农庄运动和农业的发展、工会在改造时期的任务等。斯大林于6月27日作了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并于7月2日作了关于这个报告的结论。大会一致赞同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工作，责成中央今后继续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布尔什维克速度，争取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坚定不移地在全线举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进攻并在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大会委托党中央委员会继续执行和平政策，巩固苏联的国防力量。大会作出了关于全力发展重工业并在苏联东部建立新的煤炭钢铁基地、关于改造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和加强工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关于吸引全体工人和劳动群众参加社会主义竞赛等指示。大会揭露了右倾机会主义，并宣布右倾反对派的观点和联共（布）的党籍不能相容。大会责成各级党组织加强反对民族问题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和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以及对这两种倾向的调和态度的斗争，坚决执行列宁的民族政策，保证广泛发展苏联各民族的具有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文化。）上也还不得不把这些集团的最后一批信徒彻底击溃，而在这一次代表大会上，既没有什么要证明的，大概也没有什么人要打击的了。大家都看得见，党的路线胜利了。（掌声如雷）
国家工业化的政策胜利了。它的成果现在是有目共睹的。有什么可以反驳这个事实呢？
消灭富农和实行全盘集体化的政策胜利了。它的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有什么可以反驳这个事实呢？
我们国家的经验证明，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是完全可能的。有什么可以反驳这个事实呢？
显然，所有这些成就，首先是五年计划的胜利，把各种各样的反列宁主义集团打得一败涂地，打得粉碎了。
必须承认，党现在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一致了。（热烈鼓掌，经久不息）
1.政治思想领导问题
但这是不是说，斗争已经结束，社会主义的继续进攻已经成为多余的呢？
不，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不是说，我们党内一切都很好，党内再不会出现任何倾向，因此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呢？
不，不是这个意思。
党的敌人，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和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倾向分子都被击溃了。但是，他们的思想体系的残余还留在个别党员的头脑中，并且时常流露出来。决不能把党看做一种和周围的人们隔绝的组织。党是在它周围的人们中间生存和活动的。有一些不健康的情绪往往从外界渗入党内，这是不足为奇的。而滋长◎第330页◎这种情绪的土壤在我国也无疑是有的，这至少是因为我国城市和农村居民中至今还存在着一些中间阶层，他们就是这种情绪的培养基。
我们党的第十七次代表会议（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会议于1932年1月30日—2月4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了格·康·奥尔忠尼启泽关于1931年度工业发展的总结和1932年度的任务的报告、维·米·莫洛托夫和瓦·弗·古比雪夫关于制定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的指示的报告。会议指出，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保证苏联经济独立的决议已经顺利实现。会议批准了1932年度社会主义工业发展计划。会议在关于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示中规定了这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指出它的主要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经济任务是在最新的技术基础上完成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造。）说过，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政治任务之一，就是“肃清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这种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能不能说我们已经肃清了经济中的一切资本主义残余呢？不，不能这样说。更不能说我们已经肃清了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所以不能这样说，不仅因为人们意识的发展落后于人们的经济地位，而且因为资本主义的包围仍然存在，这种资本主义的包围力图复活和支持苏联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我们布尔什维克对这种资本主义的包围必须时刻戒备。
很明显，这些残余不能不是已被击溃的反列宁主义集团的思想体系在我们个别党员的头脑中复活起来的良好土壤。此外，如果注意到我们大多数党员的理论水平不很高，党机关的思想工作薄弱，我们党的工作人员担负的纯粹实际工作过重而使他们不可能充实自己的理论知识，你们就会了解，个别党员头脑中对列宁主义的一些问题的糊涂观念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种糊涂观念往往传播到我们的报刊上，并有助于已被击溃的反列宁主义集团的思想体系残余复活起来。
正因为如此，不能说斗争已经结束，社会主义的进攻政策再也不需要了。
可以举出列宁主义中的几个问题来说明已被击溃的反列宁主义集团的思想体系残余在某些党员中间还有多大的生命力。
例如拿建成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来说吧。党的第十七次代表会议说过，我们正向着建立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第331页◎当然，无阶级社会是不会按所谓自流的方式到来的。它是必须由全体劳动者共同努力，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展开阶级斗争、消灭阶级、消灭资本主义阶级残余等手段，在反对内外敌人的战斗中争得和建成的。
问题看来是很明白的了。
可是，谁不知道，这个明白浅显的列宁主义论点的宣布竟在一部分党员中间引起了不少的糊涂观念和不健康的情绪呢？我们走向无阶级社会，这个论点是当做口号提出的，而他们却了解为自发的过程。于是他们就这样想：既然说是无阶级社会，那就是说，可以削弱阶级斗争，可以削弱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可以根本取消国家，因为国家反正在最近必然会消亡。于是他们就欣喜若狂，等待着很快就会没有任何阶级，就是说，不会再有阶级斗争，就是说，不必再操心和担忧，就是说，可以放下武器，高枕而卧，等待无阶级社会的降临。（全场大笑）
毫无疑问，这种糊涂观念和这些情绪同大家知道的右倾分子的观点一模一样。按照这种观点看来，旧东西必然会自流地成长为新东西，总有一天我们必然会不知不觉地进到社会主义社会。
由此可见，已被击溃的反列宁主义集团的思想体系残余还完全能够复活起来，它还远没有丧失自己的生命力。
很明显，如果这种糊涂观点和这些非布尔什维克的情绪掌握了我们党的大多数党员，那么我们党就会涣散而被解除武装。
其次，拿农业劳动组合和农业公社的问题来说吧。现在大家都承认，劳动组合在目前条件下是集体农庄运动唯一正确的形式。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一）劳动组合正确地把庄员的个人生活利益和他们的公共利益结合起来；（二）劳动组合成功地使个人生活利益适应公共利益，从而有助于以集体主义精神教育昨天的◎第332页◎个体农民。
公社和劳动组合不同，劳动组合只把生产资料公有化，而公社直到不久以前为止不仅把生产资料公有化，而且把每个社员的生活也公共化了，就是说，公社社员和劳动组合成员不同，他们没有私有的家禽、小家畜、奶牛、谷物和宅旁园地。这就是说，在公社中，与其说是照顾到社员的个人生活利益，把它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不如说是为了达到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而用公共利益把社员的个人利益压抑下去了。很明显，这是公社的最大弱点。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公社没有得到广泛发展，而只有几个或几十个。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公社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而避免垮台，就不得不放弃生活公共化的办法，开始按劳动日计工，把谷物分给各户，允许社员私养家禽、小家畜、奶牛等等，但是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公社实际上改为劳动组合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正常发展的利益要求这样做。
这当然不是说公社根本不需要了，它不再是集体农庄运动的高级形式了。不，公社是需要的，它当然是集体农庄运动的高级形式，但不是目前的在技术不发达和产品不足的基础上产生并且自然改为劳动组合的公社，而是将来的在技术更发达和产品十分丰富的基础上产生的公社。目前的农业公社是在技术不很发达和产品不足的基础上产生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它实行了平均主义，很少照顾到社员的个人生活利益，因此现在不得不改为把庄员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合理地结合起来的劳动组合。将来的公社是从发达的富裕的劳动组合中成长起来的。将来的农业公社是在劳动组合的田地上和养畜场中有了十分丰富的谷物、家畜、家禽、蔬菜和其他各种产品的时候，在劳动组合中附设有机械化洗衣坊、现代化厨房、食堂、面包厂等等的时候，在庄员看见从养畜场领取肉◎第333页◎类和乳类比自己饲养奶牛和小家畜便宜的时候，在女庄员看见在公共食堂吃饭、向面包厂取面包、在公共洗衣坊洗衣比自己料理这些事情方便的时候产生出来的。将来的公社是在更发达的技术和更发达的劳动组合的基础上，在产品十分丰富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什么时候才会这样呢？当然不是很快的。但是一定会这样。如果人为地加速劳动组合转变为将来的公社的过程，那就是犯罪。那就会打乱一切而帮助我们的敌人。劳动组合转变为将来的公社的过程应当随着全体庄员对这种转变的必要性的确信程度而逐步地进行。
关于劳动组合和公社的问题就是这样。
问题看来是很明白的，而且几乎是很浅显的。
可是在一部分党员中间对这个问题有一大堆糊涂观念。他们认为党既然宣布了劳动组合是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形式，那就是远离了社会主义，从公社即从集体农庄运动的高级形式向低级形式后退了。试问，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在劳动组合里没有平等，因为在劳动组合里还保存着其成员的需要和个人生活上的差别，而在公社里却有平等，因为在公社里社员的需要和个人生活状况都是平均的。但是，第一，我国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在需要和个人生活方面都拉平，都实行平均主义的公社了。实践证明，如果公社不放弃平均主义，不在实际上改为劳动组合，那么它们就一定会灭亡。所以不必去援引世上已经不存在的东西。第二，任何一个列宁主义者，只要他是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者，都知道在需要和个人生活方面的平均主义是一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谬论，这种谬论适合于某种原始的禁欲主义教门，但是不适合于按照马克思主义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不能要求所有的人的需要和口味都一样，所有的人的个人生活方式都一样。最后，难道在工人中间不◎第334页◎是保存着需要和个人生活上的差别吗？这是不是说，工人比农业公社社员距离社会主义更远呢？
看来，这些人以为社会主义要求社会成员的需要和个人生活都是平均的，相等的，一律的。不用说，这种设想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所了解的平等，并不是个人需要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平均，而是阶级的消灭。这就是说：（一）在推翻和剥夺资本家以后，一切劳动者都平等地摆脱剥削而得到解放；（二）在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以后，对于大家都平等地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三）大家都有尽各人能力劳动的平等义务，一切劳动者都有按劳取酬的平等权利（社会主义社会）；（四）大家都有尽各人能力劳动的平等义务，一切劳动者都有各取所需的平等权利（共产主义社会）。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无论在社会主义时期或共产主义时期，各人的口味和需要在质量上或在数量上都不是而且也不能是彼此一样，大家平等的。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
任何其他的平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没有承认过而且现在也不承认的。
如果由此做出结论，说社会主义要求社会成员的需要都是平均的，相等的，一律的，要求他们的口味和个人生活都是一律的，说按马克思主义者的计划大家都应当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和同量的饭菜，那就是胡说八道，诬蔑马克思主义。
现在应当了解，马克思主义是平均主义的敌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共产党宣言》中就痛斥了原始的空想社会主义，因为它鼓吹“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1页。——编者注）而称它为反动的社会◎第335页◎主义。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一书中，用了整整一章来严厉批判杜林提出来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相对立的那种“激进派的平均社会主义”。
恩格斯说：“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6页。——编者注）
列宁也这样说：
“恩格斯说得万分正确：平等的概念如果与消灭阶级无关，那就是一种极端愚蠢而荒谬的偏见。资产阶级的教授们企图用平等这个概念来证明我们想使一个人同其他的人平等。他们企图用他们捏造的这种无稽之谈来责备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由于自己无知，竟不知道：社会主义者，即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不把平等理解为消灭阶级，平等就是一句空话。我们要消灭阶级，从这方面说，我们是主张平等的。但是硬说我们想使所有的人彼此平等，那就是无谓的空谈和知识分子的愚蠢的捏造。”（列宁的演说《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293—294页）（注：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8页。——编者注）
看来是很明白的了。
资产阶级作家们喜欢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描绘成过去沙皇时代的兵营，那里一切都服从平均主义“原则”。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对资产阶级作家们的无知和愚蠢负责的。
毫无疑问，个别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这种糊涂观点和对农业公社的平均主义倾向的迷恋是同我们“左派”糊涂虫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一模一样的。“左派”糊涂虫有一个时候把农业公社理想化到这种地步，甚至企图在工厂里建立公社，在公社里，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各干各的工种，但是必须把工资交出来合在一起，然后再平均分配。大家知道，“左派”糊涂虫的这些平均主义◎第336页◎的儿戏使我们的工业受到了多大的损害。
由此可见，已被击溃的反党集团的思想体系残余还有相当大的生命力。
很明显，如果这些“左派的”观点在党内获得了胜利，党就会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的党，而集体农庄运动就会完全瓦解。
又如拿“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这一口号来说吧。这个口号不仅和庄员有关。它更和工人有关，因为我们要使全体工人成为生活富裕的人，成为过富裕的和十分文明的生活的人。
看来问题是很明白的。如果我们不是要使我国人民过美满生活，那就用不着在1917年10月推翻资本主义，进行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了。社会主义不是要大家贫困，而是要消灭贫困，为社会全体成员建立富裕的和文明的生活。
可是，这个很明白而且实在很浅显的口号在一部分党员中间竟引起了许多疑虑、糊涂观念和混乱思想。他们说，这个口号不是回到“发财吧”那个被党屏弃的旧口号去了吗？他们还说，如果大家都成了生活富裕的人，而穷人再也没有了，那么我们布尔什维克在工作中究竟依靠谁呢？没有穷人我们究竟将怎样工作呢？
也许这是很可笑的，但是在一部分党员中间存在着这种幼稚的反列宁主义的观点，这却是无疑的不可忽视的事实。
看来，这些人不了解“发财吧”和“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这两个口号之间隔着一道鸿沟。第一，能够发财的只是个别人或个别集团，而生活富裕的口号关系到的不是个别人或个别集团，而是全体集体农庄庄员。第二，个别人或个别集团发财是为了支配其余的人和剥削他们，而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在集体农庄生产资料公有化的条件下过富裕生活的口号排除了一些人剥◎第337页◎削另一些人的任何可能性。第三，“发财吧”的口号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初阶段，当资本主义部分地恢复起来的时候，当富农还有力量、个体农民经济在国内还占优势、集体农庄经济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时候提出的，而“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的口号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后阶段，当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分子已被消灭、农村中的富农已被击溃、个体农民经济已被排挤到次要地位、集体农庄已变为农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形式的时候提出的。更不用说，“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的口号不是孤立地提出的，而是和“使集体农庄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集体农庄”的口号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提出的。
“发财吧”的口号实质上是号召恢复资本主义，而“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的口号却是号召用加强集体农庄经济实力和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变为生活富裕的劳动者的办法来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最后残余，这不是很明显吗？（喊声：“对！”）
这两个口号之间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丝毫共同之处，这不是很明显吗？（喊声：“对！”）
至于说没有穷人似乎就不能有布尔什维克的工作，就不能有社会主义，那是一种甚至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蠢话。当有资本主义分子并且有受资本家剥削的穷人的时候，列宁主义者是依靠穷人的。但是当资本主义分子已被击溃，穷人已摆脱了剥削的时候，列宁主义者的任务就不是要巩固和保存已经被消灭了存在前提的贫穷现象和穷人，而是要消灭贫穷现象并把穷人提高到过富裕生活的水平。如果以为社会主义能够在贫困的基础上，在缩减个人需要和把人们的生活水平降低到穷人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建成，那就愚蠢了。何况穷人自己也不愿意再做穷人，而是力求往高处走，过富裕生活的。谁需要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呢？这并不是什么社会◎第338页◎主义，而是对社会主义的讽刺。社会主义只有在社会生产力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在产品和商品十分丰富的基础上，在劳动者生活富裕的基础上，在文化水平急速提高的基础上才能建成。因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不是要缩减个人需要，而是要竭力扩大和发展个人需要，不是要限制或拒绝满足这些需要，而是要全面地充分地满足有高度文化的劳动人民的一切需要。
毫无疑问，个别党员对贫穷和富裕的这种糊涂观点是我们“左派”糊涂虫观点的反映。“左派”糊涂虫把穷人理想化了，他们以为在任何条件下穷人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永久支柱，而把集体农庄看做残酷的阶级斗争的舞台。
由此可见，在这里，在这个问题上，已被击溃的反党集团的思想体系残余还没有丧失自己的生命力。
很明显，如果这一类糊涂观点在我们党内获得了胜利，集体农庄就不会有它们在最近两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它们就会在最短期间瓦解。
再如拿民族问题来说吧。在这里，在民族问题方面，也和在其他问题方面一样，有一部分党员持有一种危害颇大的糊涂观点。我说过资本主义残余有生命力。应当指出，在民族问题方面，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比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更有生命力。所以更有生命力，是因为它们有可能用民族外衣很好地伪装起来。很多人认为斯克雷普尼克的堕落变节是个别的例外事件。这是不对的。乌克兰的斯克雷普尼克和他的集团的堕落变节并不是例外事件。在其他民族共和国里，个别同志也有这种错误。
民族主义倾向，不管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倾向还是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是什么意思呢？民族主义倾向就是使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政策迁就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策。民族主义倾向反映出◎第339页◎“自己的”“民族的”资产阶级企图破坏苏维埃制度而恢复资本主义。可见这两种倾向的根源是共同的。这个根源就是离开列宁的国际主义。如果你们想打击这两种倾向，那就首先应当打击这个根源，打击那些离开国际主义的人，不管他们倾向于地方民族主义还是倾向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热烈鼓掌）
有人在争论：哪一种倾向是主要危险，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倾向还是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在目前条件下，这是一种表面的因而也是空泛的争论。如果想提出一种对任何时间和条件都适用的辨别主要危险和非主要危险的现成方法，那就愚蠢了。世上根本没有这种方法。主要危险就是人们停止和它作斗争因而让它发展到危害国家的那种倾向。（长时间鼓掌）
在乌克兰，乌克兰民族主义倾向在不久以前还不是主要危险，但是当人们停止和它作斗争而让它发展到和武装干涉者结合起来的时候，这种倾向就成了主要危险。解决什么是民族问题方面的主要危险的问题不是靠空泛的表面的争论，而是靠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靠研究这方面所犯的错误。
关于一般政策方面的右倾和“左”倾也必须这样说。在这方面也和在其他方面一样，我们的个别党员有不少糊涂观点。他们在进行反右倾斗争的时候往往丢开了“左”倾，减弱了反“左”倾的斗争，认为它不危险或者不很危险。这是一种严重而危险的错误。这是对“左”倾让步，党员是不容许这样做的。所以不容许这样做，尤其是因为最近“左派”已经完全滚到右派的立场上去了，实质上已经和右派毫无区别了。
我们一向都说，“左派”就是右派，不过用左的词句掩饰了右的实质。现在“左派”自己证实了我们的这个说法。就拿去年的托洛茨基派《公报》（注：《公报》即《反对派公报》(《БюππemeнъOnnoзuuuu》)是托洛茨基派刊物，1929—1941年先后在巴黎、柏林、纽约等地出版，共出了八十七期。）来看吧。托洛茨基派先生们在公报里要求什么，写◎第340页◎些什么呢？他们“左的”纲领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他们要求：解散国营农场，因为国营农场不能赢利；解散大部分集体农庄，因为这些集体农庄有名无实；放弃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恢复租让政策，把我国的许多工业企业租出去，因为这些企业不能赢利。
这就是卑鄙的懦夫和投降主义者的纲领，这就是要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纲领！
这个纲领和极右派的纲领有什么区别呢？显然毫无区别。由此可见，“左派”为了和右派结成联盟进行共同的反党斗争，公开地附和了右派的反革命纲领。 既然如此，怎么能说“左派”不危险或者不很危险呢？说这种蠢话的人是在为列宁主义的死敌张目，这不是很明显吗？
由此可见，在这里，在离开党的路线的各种倾向方面，不管是一般政策上的倾向还是民族问题上的倾向，人们意识中和我们的个别党员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也是有充分的生命力的。
这就是我们政治思想工作中的几个严重而迫切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一部分党员有模糊观点、糊涂观念，甚至有完全离开列宁主义的倾向。要知道，可以拿来证明个别党员有糊涂观点的问题还不止这些。
既然如此，能不能说我们党内一切都很好呢？
显然不能。
我们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的任务是：
(1)把党的理论水平提到应有的高度；
(2)在党的一切环节中加强思想工作；
(3)在党的队伍中不倦地宣传列宁主义；
(4)以列宁的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党组织及其周围的非党积极分子；◎第341页◎
(5)不要掩饰而要大胆地批评某些同志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
(6)不断地揭露敌视列宁主义的派别的思想体系及其残余。
2.组织领导问题
我讲过了我们的成就，讲过了党的路线无论在国民经济和文化方面还是在克服党内各种反列宁主义集团方面所取得的胜利，也讲过了我们的胜利的世界历史意义。但这并不是说，在一切地方，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胜利，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世界上根本没有这样的成就和胜利。我们还有不少尚未解决的问题和各种各样的缺点。在我们面前有一大堆需要解决的任务。但这无疑是说明大部分刻不容缓的当前任务已经胜利解决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党获得了极伟大的胜利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个胜利是怎样造成的，它实际上是怎样获得的，经过什么斗争，经过哪些努力？
有些人以为只要制定正确的党的路线，把它公布出来，把它制成一般的提纲和决议并一致通过，胜利就会自行到来，即所谓自流地到来。这当然是不对的。这是很大的错误。只有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文牍主义分子才会这样想。事实上这些成就和胜利不是自流地取得的，而是在争取执行党的路线的残酷斗争中取得的。胜利任何时候都不会自行到来，它通常是由人们争取来的。有了贯彻党的总路线的好决议和好宣言，这只是事情的开始，因为它们只表示争取胜利的愿望，而不是胜利本身。在正确的路线提出以后，在对问题做出正确的决定以后，事情的成功就取决于组织工作，取决于组织实现党的路线的斗争，取决于正确地挑选人才，取决于检查领导机关的决议的执行情况。否则，党的正确路线和◎第342页◎正确决议就会有遭到严重破坏的危险。不仅如此，在正确的政治路线提出以后，组织工作就决定一切，其中也决定政治路线本身的命运，即决定它的实现或失败。
事实上，胜利是通过不断和执行党的路线的道路上的各种困难进行残酷的斗争，通过克服这些困难，通过动员全党和工人阶级去克服困难，通过组织克服困难的斗争，通过撤换不中用的工作人员，挑选能够和困难作斗争的优秀工作人员而达到和取得的。
这是些什么困难，它们隐藏在什么地方呢？
这些困难是我们组织工作的困难，是我们组织领导的困难。这些困难隐藏在我们自己身上，隐藏在我们的领导工作人员身上，隐藏在我们的组织里面，隐藏在我们党组织、苏维埃组织、经济组织、工会组织、共青团组织和其他一切组织的机关里面。
应当了解，我们党组织、苏维埃组织、经济组织和其他一切组织及其领导者的力量和威信增长到了空前的程度。正因为他们的力量和威信增长到了空前的程度，所以现在一切事情或者几乎一切事情都取决于他们的工作。借口所谓客观条件是没有理由的。既然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已经为多年的经验所证实，而工人和农民拥护这条路线的决心又是不容置疑的，那么所谓客观条件的作用就缩小到最低限度，而我们的组织及其领导者的作用就成为决定性的独一无二的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今后我们工作中产生缺陷和缺点的责任十分之九不在“客观”条件，而在我们自己身上，并且仅仅在我们身上。
我们的党有两百多万党员和候补党员。我们的共青团有四百多万团员和候补团员。我们有三百万以上的工农通讯员。我们的国防航空化学建设促进协会有一千二百多万会员。工会有一千七百万以上的会员。我们获得成就应该归功于这些组织。如果尽管◎第343页◎有这些有助于获得成就的组织和可能性，而我们在工作中还是有不少缺点，还是有不少缺陷，那就只能归咎于我们自己，归咎于我们的组织工作，归咎于我们的组织领导不好。
管理机关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一般领导”的空谈代替了实际的具体领导，各组织实行职能管理制（注：职能管理制是通过职能机构分散地进行管理的制度，其特点是机关和企业设置大量的职能机构和副职领导人员，职能机构在基层生产单位有自己直属的组织或特派人员，可以越过生产单位的领导而直接干预生产。苏联在1934年以前，由于干部文化水平低，缺乏管理复杂经济的经验，曾经采用过这种制度，结果造成了经济管理中的一些缺点，例如：职能机构各自为政，基层生产单位的领导不能掌握完成生产计划的各种手段，不能独立解决生产中的迫切问题，形成无人负责现象；对执行情况无法进行检查；许多技术干部脱离生产，集中在管理机构的办公室里；公文报表繁多，行政开支增大等。为了改进经济的管理，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取消一切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中的职能管理制，从基层生产环节起到人民委员部止都按生产和地区原则加以改组，扩大机关和生产领导人的职能、权限和责任。）而缺乏个人负责制，工作中的无人负责现象和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对执行情况缺乏经常的检查，害怕自我批评，——这就是我们的困难的根源，这就是目前我们的困难藏身的地方。
如果以为用决议和决定就能克服这些困难，那就太天真了。官僚主义分子和文牍主义分子早就善于在口头上表示忠实于党和政府的决议，而在实际上把这些决议束之高阁。要战胜这些困难，必须消除我们的组织工作落后于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的现象，必须把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组织领导的水平提高到政治领导的水平，必须做到使我们的组织工作能够保证党的政治口号和决议的切实执行。
要战胜这些困难并获得成就，必须组织克服这些困难的斗争，必须吸引工农群众参加这个斗争，必须动员党本身，必须清除党和经济组织中的不可靠的、不坚定的和蜕化的分子。
为此需要做些什么呢？
为此需要组织下列工作：
(1)开展自我批评，揭露我们工作中的缺点；
(2)动员党组织、苏维埃组织、经济组织、工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去和困难作斗争；
(3)动员工农群众为实现党和政府的口号和决议而斗争；
(4)在劳动者中间开展竞赛和突击运动；
(5)广泛建立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政治部，使党和苏◎第344页◎维埃的领导接近农村；
(6)缩小人民委员部、总管理局和托拉斯的规模，使经济领导接近企业；
(7)消除工作中的无人负责现象，消灭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
(8)取消“职能管理制”，加强个人负责制，采取废除委员会制的方针；
(9)加强对执行情况的检查，采取改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的方针以进一步加强对执行情况的检查；
(10)把熟练的工作人员从办公室调到更接近生产的地方；
(11)揭发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文牍主义分子，把他们从管理机关驱逐出去；
(12)把违反党和政府的决议的人、欺上瞒下的人、爱说废话的人撤职，而另外提拔新人，即提拔能保证具体领导所担负的工作并能保证加强党和苏维埃纪律的认真办事的人；
(13)清洗苏维埃组织和经济组织，精简人员；
(14)最后，把不可靠的和蜕化的人清洗出党。
党为克服困难，为把我们组织工作的水平提高到政治领导的水平以保证党的路线的实现而必须采取的办法，基本上就是这些。
你们知道，我们党中央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正是这样进行组织工作的。
中央在这里所遵循的是列宁的英明思想：组织工作中最重要的是挑选人才和检查执行情况。
关于挑选人才和撤换那些不称职的人，我想说几句话。
除了我们一致认为必须撤职的那些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文牍主义分子以外，还有两种工作人员阻挠着我们的工作，妨碍◎第345页◎着我们的工作，不让我们前进。
一种工作人员是那些过去有过一些功劳而现在已经成为要人的人，他们认为党的纪律和苏维埃的法律不是为他们而是为傻瓜制定的。这些人并不认为执行党和政府的决议是自己的义务，因而破坏党和国家纪律的基础。他们违反党的纪律和苏维埃的法律是指靠什么呢？他们指靠苏维埃政权会因为他们过去有功而不去触犯他们。这些妄自尊大的要人认为他们是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可以违反领导机关的决议而不受惩罚。对这种工作人员该怎么办呢？必须毫不犹豫地撤销他们的领导职务，不管他们过去有过什么功劳。（喊声：“对！”）必须把他们降职并把这件事在报纸上公布。（喊声：“对！”）所以必须这样做，是为了打掉这些妄自尊大的官僚主义要人的傲慢习气，叫他们安分一些。所以必须这样做，是为了在我们整个工作中加强党和苏维埃的纪律。（喊声：“对！”鼓掌）
现在来谈第二种工作人员。我指的是那种爱说废话的人，可以说是一些爱说废话的老实人，（笑声）是一些忠诚于苏维埃政权但是没有能力做领导工作，没有能力做组织工作的老实人。去年我曾经和这样一个同志谈过话，这个同志很受人尊敬，但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爱说废话的人，能够把任何一件活生生的事情淹没在废话中。下面就是这一次的谈话。
我问：你们的播种工作怎样了？
他答：斯大林同志，你问播种工作吗？我们已经动员起来了。（笑声）
我问：那么结果怎样呢？
他答：我们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笑声）
我问：那么以后又怎样呢？◎第346页◎
他答：斯大林同志，我们有了转变，马上就会有转变。（笑声）
我问：究竟怎样了？
他答：我们那里有了一些进展。（笑声）
我问：可是你们的播种工作究竟怎样了？
他答：斯大林同志，我们的播种工作暂时还毫无头绪。（全场哈哈大笑）
这就是爱说废话的人的面目。他们动员起来了，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他们既有转变，又有进展，可是工作却没有动起来。
这和不久以前一位乌克兰工人所描述的某一组织的情况完全一样，当有人问他这个组织有没有路线时，他回答说：“路线吗……路线当然是有的，只是工作看不见。”（全场大笑）看来这个组织也有爱说废话的老实人。
当我们把这些爱说废话的人撤职，把他们远远地调离实际工作的时候，他们就摊开双手困惑不解地问道：“究竟为什么要把我们撤职？难道我们没有把一切必要的事情都做了吗？难道我们没有召集突击队员大会吗？难道我们没有在突击队员会议上宣布党和政府的口号吗？难道我们没有把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选为名誉主席团吗？（全场大笑）难道我们没有给斯大林同志拍致敬电吗？——你们究竟还要我们做些什么呢？”（全场哈哈大笑）
对这些不可救药的爱说废话的人该怎么办呢？要知道，如果仍然让他们担任实际工作，他们就会把任何一件活生生的事情淹没在滔滔不绝的废话中。显然，必须撤销他们的领导职务，派他们去做别的非实际的工作。实际工作中是不容许有爱说废话的人的。（喊声：“对！”鼓掌）
关于中央如何指导了苏维埃组织和经济组织中挑选人才的工◎第347页◎作，如何设法加强了对执行情况的检查，我已经简略地报告过了。在进行代表大会第三项议程的时候，卡冈诺维奇同志会更详细地向你们报告。
关于今后如何加强对执行情况的检查，我想说几句话。
正确地组织对执行情况的检查，在反对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斗争中有决定的意义。领导机关的决议是在执行呢，还是被官僚主义分子和文牍主义分子束之高阁了？这些决议是在正确地执行呢，还是被歪曲了？机关是在诚实地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进行工作呢，还是在空忙？——这一切只有对执行情况进行很好的检查才能及时地知道。对执行情况进行很好的检查，这是随时帮助查明机关的工作状况并揭发官僚主义分子和文牍主义分子的探照灯。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缺点和缺陷十分之九是由于没有对执行情况正确地组织检查而产生的。毫无疑问，如果对执行情况有这样的检查，缺点和缺陷是一定能够防止的。
但是，对执行情况的检查要达到目的，至少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对执行情况的检查必须是经常的，而不是时断时续的；第二，在党组织、苏维埃组织、经济组织各个环节中领导对执行情况的检查的必须不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人，而是一些有充分威信的人，即各组织的领导者自己。
正确地组织对执行情况的检查，对于各中央领导机关有极大的意义。工农检查院按其组织来说，不能够满足对执行情况进行很好的检查的要求。几年以前，当我们的经济工作还比较简单，还不大令人满意，还可以指望有可能检查各人民委员部和各经济组织的工作的时候，工农检查院是胜任的。但是现在，我们的经济工作已经扩大并更加复杂了，已经既没有必要又没有可能由一个中央机关来检查经济工作了，因此，工农检查院应当改组。现在我们◎第348页◎需要的不是一般的检查，而是对中央决议的执行情况的检查，——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对中央决议的执行情况的监督。现在我们需要一个不以检查所有一切为目的，而能集中全力搞好监督工作，集中全力检查苏维埃政权中央机关决议的执行情况的组织。只有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才能成为这样的组织。苏维埃监察委员会按照人民委员会的指示进行工作，在各地有不属地方机关领导的代表。为了使苏维埃监察委员会有充分的威信，使它能够在必要时处分任何负责工作人员，必须使它的人选由党的代表大会提名，经苏联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我认为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加强苏维埃监督工作和苏维埃纪律。
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大家知道，它首先而且主要是为防止党内分裂而成立的。你们知道，有一个时候我们党内确实存在过分裂的危险。你们知道，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其所属各组织防止了分裂的危险。但是现在我们不再有分裂的危险了。现在我们迫切需要一个能够集中全力检查党和党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执行情况的组织。只有联共（布）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才能成为这样的组织。党的监察委员会按照党和党中央的指示进行工作，在各地有不属地方组织领导的代表。很明显，这样一个负责的组织应当有很高的威信。为了使这个委员会有充分的威信，使它能够处分任何一个犯错误的负责工作人员，包括中央委员在内，必须使它的委员只有党的最高机关即党的代表大会才能选举和撤换。毫无疑问，这样的组织完全能够保证对党中央机关决议的执行情况的监督并加强党的纪律。
关于组织领导的问题就是这样。
我们在组织工作方面的任务是：
(1)今后也要使我们的组织工作适应于党的政治路线的◎第350页◎要求；
(2)把组织领导提高到政治领导的水平；
(3)使组织领导能够完全保证党的政治口号和决议的实现。
载于1934年1月28日《真理报》第27号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07—331页。◎第3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