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对立的流派造就了弗朗切斯科·兰扎的《西西里喜剧故事》：其一既轻柔又谨慎，是专注于清澈而带有回忆性质的散文流派；其二既怨恨又恶毒，是专注于乡村滑稽戏和残忍嘲弄的流派。民间口头叙述文学体裁将其艺术和品位应用到改写上—在一段时期内，在类似运用中的文化坐标都是兼具风格与道德的，不再是也未曾是如四十年前或四十年后般“科学的”、“民族心理学的”、“社会学的”、“符号学的”—它是最为简单又最为短暂的：乡村风格的俏皮话，农民之间的玩笑话以及傻瓜和被戴绿帽子的八卦逸事。
对于人种学家、社会心理学家或是符号学家（或是在这些学科里的文人）而言，一百多个逸闻趣事，其中大多数是下流的故事，都来自某个特定文化区域，它们散发出丰富而稀有的引人入胜的魅力。（对于文体评论家和在“传闻”与“巡查”间摇摆的意大利文学风格的历史学家而言，兰扎的作品已经成为丰富而稀有的研究对象，也确实值得如此研究，而对于对“文学与人民”、美学范式与启蒙热忱的关系感兴趣的评论家和历史学家而言，兰扎的作品仍然没有获得与之匹配的关注是相当奇怪的，或许是因为与哈维尔进行了对比，正如仍然健在的作家切奇提到的那样。）我会仅仅将思绪集中在这些故事上，就像乡村文化世界的基本制度和作者兰扎所做的选择性表达一样。
《西西里喜剧故事》中收录的故事都各具特色：在短篇故事本身“无偏见”的喜剧性上又增添了关于家乡故土争论的具有侵略性的重担。每一则小故事都以一个喜剧主人公为基础—他是引发大家笑点的来源—主人公以地名来命名：“这个卡拉希贝塔人”，“这个拉杜萨人”，“这个米斯特雷塔人”。语言暴力施压在上述的定冠词上，而这样的暴力在每一篇小故事中都是一种欺压的行为，也是一种穷人无休止复仇的手段。我认为，这些村庄的名字绝大部分都是可以互换的；试图推断出它们所属的类型和所具备的特点是徒劳无功的：例如，在所叙述的行为反复出现的基础上，想要将“艾多尼人”定义为固执的人，或是将“马扎里诺人”定义为懒惰的人。事实上，这些“性格特点”几乎是不存在的；千差万别的恶习在人类愚蠢言行的大熔炉里互相掺杂：每个地区的故事按照惯例都归因于一个“到处是笨蛋的村庄”，一个被传统赋予某种角色的地方，在这里仿佛这些故事几乎是被平均分配到巴拉弗兰卡人、布隆泰人、莫迪卡人和卡尔塔吉龙内人身上。对读者而言（就像现在的我），他读到的是一本脱离了所有背景、所有乡村名字都在随意地流动、地理学渐渐消失的书籍：他们唯一可以回想起的“地方”就是类似营地的地方，雇农们在午休时间待在耕地边上，彼得拉佩尔齐亚人和卡斯特里内人轮流“被欺骗”，这个地方不属于集体，它早已被一次性地赋予了象征意义，就像那些俏皮话。受害者如果不另讲一个故事，就没有报仇的可能，并且尼古西亚人和布泰拉人还要明白其中的嘲讽，重新建立起一种平衡，以适应更低的等级。
然而，仍然有一种仿佛低于所有等级的级别，也就是皮亚齐人，他们受到谴责，被认为甚至是出离人性、非基督教的级别；这是一类比他人承受更多固定特性的人物，脸上总是带着伪装（其口头禅是ahbo），与其有关的故事从标题就开始使其声名狼藉，并在结尾处重申了其宿命：“就像一个皮亚齐人那样。”这样的蔑视在各篇故事中有所体现，并达到了带有表现主义色彩的口无遮拦的顶峰，例如下面这句话：“傻里吧唧的小傻子，说着一口皮亚齐方言。”这是兰扎个人的一种恶意吗，从而损害了其普遍悲观主义的公正性？还是说这象征着在被压迫者的互相诋毁中，总是有一个被泼了最多脏水、受了更多压抑的人呢？
我说过这些诋毁中的悲观主义是公平的，但很快我就必须记录下在对待某些人和对待他人时的不同，至少是些许细微的差别。我从关于作者的参考书目中了解到，他所称的卡罗皮帕诺人，其实是他的同乡（来自瓦尔瓜内拉，古时候称为卡罗派派），我注意到卡罗皮帕诺人回归《西西里喜剧故事》的角色并非傻瓜，而是小偷（某些情况下指的是背叛伴侣的人，也就是偷女人的小偷）：这也是一个具有诋毁意义的定义，但与其说这是负面的，不如说是正面的。
差异化在这里不容忽视，“傻瓜的故事”占据了大多数的篇幅，而“狡猾的故事”中老奸巨猾之人和淘气鬼的名字都取自乡村的名字，他们的故事却占据极少的篇幅，并且他们的名字几乎都取自和傻瓜名字相对的村庄名。因此，在这些极少数情况中，故事就此“自行签署”、自行发表声明，就像阿代尔诺人为了显示其凌驾于布隆泰人的优越性而讲述的那则故事一样。在这一连串讲述夫妻背叛的故事中，被背叛一方的名字总是取自其所在的村庄，而几乎不存在以敌对村庄的名字命名背叛者的情况；更常见的情况是，这个人物虽然是负面形象，但他的头脑和体力都低于其他人，因此就不称呼他的名字，直接称他为“同伙”。这样一来就不言而喻了，如果被背叛一方是“特洛伊那人”或“米斯特雷塔人”，那么背叛他们的“同伙”就很可能是他们的同乡；然而这样具有羞辱性动机的故事在辨别某一种村民的时候，依靠的是他们具体的欺骗行为，而非实施欺骗的那个人。
这些故事中特有的恶意几乎从来惩罚的都不是错误，而是缺失。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百多篇关于人类恶习的故事中，甚至没有一篇是属于讲述吝啬的短篇喜剧故事这一巨大流派的。虽然每一个文化区域都可以将这些故事归因于当地的“苏格兰人”，但我们可以说（从本书可以判断）西西里人中是缺少“苏格兰人”的。（除非是将贪婪鬼看作马扎里诺人，他们会往一个口袋里吹气，想要储存一些气体以备不时之需。）难道我们必须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身处一个太过贫穷的世界，所以爱财如命才激发了讽刺的想象力？抑或是这象征着这些故事的意图并非宣扬道德而是彰显无耻，而贪婪的个性（指的是掌控欲过强而非过于小气）是一种罪过，却不像愚蠢的言行（缺乏家长式的名誉或是缺少性能力）那样受到讥笑，不像纵欲（特指女性的行为不检和伤风败俗）那样让人感到羞耻，也不像亵渎神灵（缺乏宗教敬仰）那样会被逐出教会？如果根据《高山演讲》（Discorso della Montagna），基督教道德是一种“缺失性”从无价值到有价值的转变，那么这些故事（就像古阿斯泰拉已经讲述过的那些寓言故事一样）就可以说是“反福音书”的：这象征着穷人对这个世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抵抗，他们将“缺失性”作为一种价值观接受下来。倒退而反动的反福音书行为包括：没有赎回“缺失性”，地理命名承认了一种宿命论，最落后的人永远成不了最先进的。
根据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的“解剖学”，我们可以将这些喜剧故事归类为“讽刺喜剧”，作为社会的替罪羊被排除在外，很自然，在相当一部分故事里被排除在外者是因为对宗教一无所知，在他与教会和圣人的关系中犯下了愚蠢而下流的言行。但对于正直的基督教言行的维护仿佛只能通过形式上的讽刺来实现，与宗教精神并不相干。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有关乡村宗教表现力的故事，都是基于村民对于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耶稣过于人类本能的生理反应。故事的喜剧性建立在神圣与亵渎（丑闻）的对立之上，可以说相较于神圣与亵渎（丑闻）的对立，这种喜剧性已经属于第二阶层，并且当中已经存在了由“福音书”而来的具有诗意的热忱：“福音书”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其中充斥着严刑拷打、战士、尖叫的人群、强盗和坏女人，这个故事却和某种神圣的意义联系起来；而乡村小故事则完成了一种对称的操作（说到底是过剩和反复的），激发了与神圣的象征系统相对立的亵渎神明的征兆。
所有“缺失性”的牺牲品和傻瓜，在每一则民间传说中都是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在西西里民间叙述文学中也占有突出的地位，朱发（Giufà）的不断出现就证明了这一点，皮特雷也针对这个形象讲述了一系列丰富的故事。朱发，正如阿拉伯世界中的高哈（Goha）一样，是时空外部的一副面具，承担着所有愚蠢的言行，使他愈发远离普通人群：讲述朱发的故事证实了叙述者和听众是凌驾于傻瓜笨蛋之上的。在弗朗切斯科·兰扎所讲述的各种各样的“傻瓜故事”中，这些故事之所以和朱发区分开来，是因为它们符合一种更具侵略性的冲动：讲故事的人把愚蠢的行为局限在某个地方，并将这种行为不断靠近边界（这可能是某个听众或者是嘲笑对象的某个熟人的家乡），以此突出这个地方的界限，相较于承认本族群的优越性，更强调其他族群的劣势。
如此具有侵略性的功能和远离愚蠢行为的重要功能联系在一起，由兰扎的一则故事（《朱发和马扎里诺人》）作证，是对一则家喻户晓的关于朱发的故事的延续、拼凑和模仿（那篇故事是关于一群讨厌鬼和一位法官的）：是为了证实马扎里诺人甚至比朱发还要傻。
许多阿拉伯趣事都属于“朱发”故事的变体，兰扎将这些趣事收录在西西里部分的附录中［《阿拉伯喜剧故事》（Mimi arabi）］：傻瓜亲自把自己的名字带了过来，而村庄之间的纠纷根本不存在，或是没有在我们眼前出现。结果是（尽管主题相似，甚至有时候完全一样）对暴力纠纷的强调变少了。（但系列故事中的最后一篇可能是阿拉伯人用来嘲笑黑人的其中一篇，不过我的说法只是猜测，毕竟太多元素从我眼前溜走了。）
在这本书中，唯一的本地复仇让位于地区间复仇的情况，就出现在与卡拉布里亚人对立的西西里故事中。卡拉布里亚人有罪不仅是因为做了巨大的蠢事，更在于其轻率残忍的暴行（遗憾的是，通过这些文本的证实，好像这些情况在西西里岛上均未得到查证……）。
这些故事诞生于一种基本的社会传统，其中并未留下供穷人排遣挫败的出口，因此他们只能互相羞辱，并且这些故事忽略了富人的世界，与在童话中提到的世界相对而立，在童话里，平民百姓与王公贵族身处两个壁垒分明的世界，但也正是在童话里，他们保持着一种奇迹般的双方达成一致的希望。在这里，正如遥远的权力世界中所表现出的那样，只在若干故事中出现了国王；但嘲弄的态度却总是朝向乡下人（正如在某些关于维多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访问库内奥的亚平宁半岛故事中描述的那样），或是朝向市长［其权力未得到尊重，因为市长出身下层，正如书中唯一一则政治故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反政治故事，即《圣卡塔尔多的十三位市长》）描述的那样。我们反而在人口统计问题的成因中找到了热切的召唤（《布隆泰教堂》）］。
穷人在嘲笑乞丐中获得了安慰：对于我而言，最令人绝望的故事就是《皮埃尔泽斯的罩衫》（Il grembiule della pierzese）了；一个女人太习惯于破布烂衫，以至于在收到别人送她的一件新罩衫后，她把新衣服剪碎用来缝补旧的衣服。在这则故事中，和其他大部分故事一样，故事的喜剧性来源于两种相互矛盾但又各自符合逻辑的结果，彼此的证实激发了一种自相矛盾、不平衡的效果（维奥莱特·莫兰是第一批分析短篇喜剧故事结构的作者，根据她的术语，我们需把这些喜剧故事归类为“以封闭式的分段进行具有参考性的分离”），但与众不同的是，这样的悖论来源于一种缺衣少食、物质匮乏的情境。为了使这种结构更加具象，我提出了一种更为简易的方案。
皮埃尔泽斯是如此衣衫褴褛：1）以至于所有的布料都被用来打补丁；2）所以她需要一件新罩衫。结果：她用新罩衫来打补丁。
皮亚齐人如此毫无远见、不合时宜：1）以至于他溘然长逝；2）在妻子盛热粥的时候打断了她。结果：妻子和儿子先喝了粥，然后为他的离世而哭泣。
塞萨罗人在做农活期间经历了长时间的禁欲过后，回到家时是如此的冲动渴望：1）以至于他如一头蛮牛发作在妻子身上；2）他的妻子害怕得用手阻挡他。结果，“而他，已经怒火中烧：‘我让你把手举起来，否则我就把你的手刺穿！’”
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缺衣少食的迹象之下，那么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也同样会被缩减。出现在特定时刻、特定地点的事物所引起的厌恶或吸引力，要胜于单纯出现在特定地点的事物。（这样的吸引力只出现在一篇故事中，是移民的思乡之情，在这残酷的背景中留下了唯一一点温情：将普里兹人带回故乡的船只靠近了海岸，“码头上遥远的灯像是炭盆一样在燃烧”，他张开双臂去取暖。）
这位农民（普里兹人）如此沉浸在大自然中，以至于无须再多言，就像在《古兰经》中人们从不谈论骆驼一样（博尔赫斯曾写道，这就证明了这才是真正出自荒漠营地的口述故事）。兰扎作为散文作家所展现出的艺术感令他擅长描绘充满了朴实无华的元素的景致。故事当中出现的大自然仿若四季变换的空气和阳光，但直接表现植物和动物的画面却十分稀少，更多的画面是暧昧不明的，带有某种不确定的意味：“一片黝黑、广阔、枝繁叶茂的无花果园”和“在浓密的顶峰处有一棵像茄子般的无花果树”，但在逆光处看，也可能是一只雌乌鸫鸟正要展翅飞翔；在一片被雪覆盖的丛林中，在一棵满是枯树枝的榆树上，停着一只猫头鹰，饿急的人用猫头鹰换来了可以吃的野味；夜半，在一片成熟的麦田中，贪婪的农夫用猫头鹰的叫声换来一个收成更好的承诺；在兔子的洞穴里，雪貂发现一只癞蛤蟆在向它喷射毒液。大自然是一个充满了未知与变化的世界，而人类语言只得尽己所能将其固定：《拉杜萨人的山鹑》（La pernice del raddusano）其实是戴胜，但他把戴胜当作山鹑捉来吃掉了，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在广场上吹嘘，“我杀了一只山鹑，也就是一只戴胜”。还有月亮，被认为是最无可辩驳、显而易见的存在，在这些故事中出现过两次，一次是被一个醉汉同太阳搞混了，还有一次是被车夫当成倒影丢进了水槽中。
在兰扎的《西西里喜剧故事》中，真正的大自然并非天地万物，也并非是人类之外的世界：而是人类的一部分，是除了男女之外的另一种性别。在下流的故事里，我们通常听到的都是性行为的发生既平常又迅速，而兰扎却往往详尽地描述诸多细节，包含对性器官、男女结合的阶段和姿势的描写：例如《利卡塔人》（Il licatese）中的“敬礼”，其实是较为礼貌的强奸犯，再比如《阿代尔诺人》（L’adernese）中的“火炉”，强迫丈夫“像爬坡的驴子”一样喘气，再比如《齐亚拉蒙特人》（La chiaramontana）中的“合适的尺寸”，还有《马尔帕索》（Il malpasso）中的“无能的操纵”（“那个邻居，着急地纠正他的姿势，一会儿躲着他，一会儿又拉着他……”）。
很难确定这样的结果有多少是源自民间口头叙述的准确性，又有多少是源自兰扎写作的高效性。当然，每一个元素都各占其位。在描述以诡计占有女人的色情故事中，兰扎展现了自己在散文方面的大部分才华：那就是用最少的方法传递出最强烈的色彩与热情。所以，教父耍手段说服怀孕的妇女，让她以为自己的丈夫忘记了为即将出生的婴儿做压脚，并且自荐要完成这项工作［《压脚》（I piedini）］；或是在《尼古西亚人》（La nicosiana）伪装的天真中，继续说道：“我们还是看看教父想要怎么做吧”，直到这个动作最终完成；又或者是在《里艾萨人》（Il riesano）的新婚之夜的性幻想中，在年轻的妻子之前，他却感到了一股占有岳母的冲动。
这些故事中当然也有流氓恶棍和欺骗的谎言，但其中的受害者（被勾引的妇女）立刻成为骗局的潜在帮凶：骗局之间的战争反而暴露出一种掩盖禁忌的和谐、一场越界的狂欢的骗局。
如果从传统意义上来讲，下流的逗趣故事受到了“男性意识形态”的启发，那么另一方面，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女性获得性满足的权利则被放在第一层面上。事实上，这种“男性意识形态”总有两面，正如我们在那么多描述贪婪女性的故事中看到的那样：一面是厌恶女人、羞辱女人的，而另一面则是为了自己本能上的力量而洋洋自得；在兰扎的书中，后者压倒了前者。甚至在以丈夫为主角的故事中，他们要在履行夫妻义务进行到一半时离开妻子，就为了追逐射猎一只野兔，而教父则恳求继续进行夫妻义务［《卷心菜里的野兔》（Le lepre nei cavoli）］，而在惯常对被戴绿帽子者的嘲笑中，暴露出对黄金时代的追忆，在那个年代，在自然和社会的法律之间，建立了其他的联系。
猥亵的故事成为农民狂欢的残骸，就像每年土地丰收的仪式一样，几个世纪以来被记忆和集体意识逐渐抹去，又在《拉尔卡拉人的双腿》（Le gambe dei lercaresi）的错综复杂中重新出现，如此混乱以至于没有人能找到其中的本质。叙述文学中的淫秽内容可参照狂欢节，安乐乡的神话，社会价值、等级制度和语言的彻底颠覆，实现自身渴望的梦想和乌托邦。
197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