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立太子一事，皇子们上演的兄弟阋墙终于画上了休止符。四阿哥雍正帝如今与其说是其他阿哥的兄弟，不如说是他们的君主。雍正帝名胤禛，兄弟们的名字中的第一个字是共通的。在中国固有的传统习惯中，天子之名需要避讳，无论在口头上还是在文字上都禁止出现。因此天子的名讳，不允许出现在过去是兄弟、如今已是臣子的名字中。于是，一条特别的敕令被颁布，阿哥们名字的第一个字全部被改为“允”字。中国式的独裁皇帝没有兄弟。在观念上可能有兄弟，但现实中并不存在。因为一旦出现在皇帝面前，即使是兄弟也全部转变为臣子。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可能有臣子以外的人。能否成为天子，让原本站在同一起跑线的兄弟之间产生了天壤之别。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康熙帝的皇子们为何要拼命争夺皇太子之位了。
雍正帝刚一继位，似乎世间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康熙帝统治长达六十一年，的确过长了一些。独裁君主一人持续统治国家六十余年，自然难免在政治上逐渐走向因循姑息。无论是官吏还是人民，一直被一个皇帝统治也难免会感到厌倦。万民注视着新皇帝的一举一动，期待着万象更新。
翌年正月元日，大清改元雍正，是为雍正元年（1723）。新皇帝年四十六岁，他在壮年时期蛰伏于藩邸，拜此所赐，世间传说他是尝尽了酸甜苦辣、富有深切同情心的君主。他精通学问和文学艺术，尤其对禅学造诣颇深，深知禅学之奥义。在宫中，迫于皇帝的生母皇太后的威压，嫔妃和宦官整日低声下气、诚惶诚恐。其同母弟十四阿哥手握大军于西部边陲，而且在十四阿哥手下实际负责全部军务的总督年羹尧之妹是在雍正帝后宫中地位仅次于皇后、备受宠爱的年贵妃。从这一点来看，雍正帝完全不用担心新帝即位初期常见的军队叛乱、民间不稳等问题。即使换了天子，社会也注定会太平无事。那么，在这个太平无事的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中央政府方面，新皇帝即位之时设立了最高政治会议，任命了四位最高委员（总理事务王大臣）：八阿哥、十三阿哥、大臣马齐和大臣隆科多。全国上下齐心一致，雍正帝的位置可以说稳如泰山，看起来似乎没有给企图从外部趁隙作乱的人留下哪怕一丝头发的空隙。
尽管如此，不知从何传出的奇怪谣言如风一般在世上传播开来：雍正帝的即位不是先帝的意思，是通过阴谋实现的。康熙帝在临终之际，把大臣隆科多召到身边，拿笔在他的手上写下“十四”，让他展示给皇子们，即让十四阿哥继位之意。但是被雍正帝收买的隆科多将“十”字用手指盖住，只将“四”字展示给众阿哥看，因此四阿哥即了位。另一种说法是隆科多用舌头舔掉了“十”字。还有传言称康熙帝在纸上写下“传位十四阿哥”，雍正帝将其盗出，将“十”字改写成表示对象的介词“于”，于是就被读作“传位‘于’四阿哥”了。
当然，也有与这样的谣言针锋相对，站在雍正帝的立场上为其辩护的言论。
不，不，雍正帝的继位是水到渠成、势所必然。在康熙帝的皇子之中，大阿哥因为诅咒皇太子之事被拘禁；二阿哥即废太子；三阿哥因为头脑驽钝，对谁都不构成威胁。接下来不就轮到四阿哥了吗？另外，新皇帝和先帝有特别深厚的缘分。除太子以外，皇子们幼年时期都被养育在大臣等的家庭中，唯独四阿哥被留在宫中，在康熙帝第二位皇后（孝懿仁皇后）身边长大成人，先帝最清楚他的人品，对他寄予厚望。如果原本准备传位给十四阿哥的话，必定不会将最重要的皇子送到千里之外。先帝驾崩之前不久，屡次派遣四阿哥代替先帝巡查仓库、代行祭天大典等，也正是因为有意传位于四阿哥。
在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中，在感情上最能激起人们的兴趣的当然是对雍正帝不利的传言。对成功者的嫉妒、对权力者的反感在任何时代都存在，但这些谣言无休无止必定有什么原因。雍正帝毫无疑问把传播谣言的罪魁祸首锁定为八阿哥。
被任命为朝廷的四位最高委员之一的八阿哥绝对谈不上春风得意。雍正帝对待八阿哥表面上看起来极其慎重有礼。但对八阿哥而言，越是受到礼遇越是心情不快。无论是出席朝廷会议的时候、走在路上的时候，还是在家休息的时候，他无时无刻不感到雍正帝的密探就在身边盯着自己。不，所有人在不经意间都叛变到了行情大好的雍正帝一方，变成了监视自己行动的走狗。最高委员中的另一个人，兄弟十三阿哥正是如此。
八阿哥和十三阿哥同时被授予亲王爵位，分别为廉亲王和怡亲王。在清代，皇子不一定都会成为亲王。他们的爵位逐渐上升，最高爵位即是亲王。在八阿哥的亲朋们前往祝贺这位新亲王的时候，八阿哥却满面愁容地说道：
何喜之有？我头不知落于何日。
八阿哥不经意间说漏嘴的话意味深长，被密探一字不漏地传到了雍正帝的耳朵里。
这个无礼的家伙！不可饶恕！
雍正帝暗下决心。虽说是兄弟，但现在自己已经践天子之大位，比起兄弟之情，君臣之义更为贴切。身为臣子，对君主表示不满和反感的就是乱臣贼子。如果因为是兄弟就饶恕他的话，如何能够要求万民效忠于朕呢！
虽说如此，再等等，再等等。现在还不是反目的好时候。一定要等到时机成熟，牢牢抓住他的尾巴的时候再下手。在点燃炸弹之前，将它一直紧紧搂在怀中才是最安全的。
雍正帝若无其事，寻常一般地对待八阿哥，命令他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自不必说，无论何时密探们都在从各个角度暗中窥视着这些行动。八阿哥接到的首项任务是营造先帝山陵的工程监督。八阿哥深知雍正帝勤俭节约，因此尽可能压缩了工程的预算。建造山陵需要红土，按照先例应当从北京运来，但由于脚价太高，权且代以当地的红土。
怠慢先帝的山陵工程，偷工减料，想要让朕蒙受不孝的恶名吗？！
与八阿哥的预期相反，他竟然受到了雍正帝的斥责。接下来的工作是管理上驷院。因为牧场有太多毫无用处的马匹，他计划缩减马匹的数量。
是说先帝的做法太过奢侈了吗？若有大事，有多少马匹也不算多！
再次被训斥的八阿哥愈发灰心丧气了。接下来他又被命令去整饬内务府的人事。这个工作若是处理不好，很是遭人怨恨。最初的整顿计划被斥责为太宽松。管他呢，破罐子破摔吧。果不其然，这次大刀阔斧的改革引起了激烈的反对。内务府的人员高举反旗蜂拥而来。虽然骚乱在发展成为暴动之前被镇压了下去，但得知这件事的雍正帝无法保持平静，认为这次骚动想必是八阿哥为了让天子怨恨而故意导演的一出闹剧，说不定骚乱本身就是八阿哥暗中煽动起来的。
八阿哥想着，无论如何都会遭到憎恨，于是在被问到是不是煽动者的时候，不管什么都“是，是”地点头承认。他的承认却令雍正帝更不满意。八阿哥才不是因为不是对手就沉默不语、低头认输的那种人呢。一步一步调查下来，雍正帝终于明白，对八阿哥煽动这次骚动的猜测确实无根无凭。那么这是他想要通过替人顶罪博得人气、赢得世间同情的策略吧？雍正帝如此胡乱地猜测。他让八阿哥明确指认骚乱中最先涌入八阿哥家的人，八阿哥根据目击的厨师的证词指出了五个人。接下来讯问那五个人，他们竟然都与骚动事件无关，甚至还有人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若是稀里糊涂地把这些人抓起来判了刑，舆论不会责备八阿哥，一定会谴责是天子的失误。雍正帝愈发觉得八阿哥面目可憎。八阿哥因为这次事件被剥夺了亲王的爵位，成为无爵位的皇族。
因为需要考察先帝的事迹，八阿哥被要求上交康熙年间赐给他的诏书和宸翰等，但他无论如何都不听命。他声称他的家人误将先帝宸翰与其他一些文件一同焚毁了。这些宸翰之中，有与皇太子问题相关的、康熙帝以严厉语气训诫八阿哥的语句。雍正帝无论如何都想要看到。八阿哥认为若以此为材料，被不怀好意地写入朝廷编纂的历史则会遗臭万年，因此，无论怎样都不肯上交。不管催促多少遍，八阿哥除以同样的话拒绝外别无他言：
天地明察，我绝无虚言。我若虚言，一家俱死。
雍正帝大发雷霆。
一家啊，说得好。清朝从天子到皇族不是一家吗？可见你是向天祈祷灭亡我清朝！宗姓之内岂容得此人！
八阿哥因为此事被削去宗籍、贬为一介平民。仅仅被降格为平民还不够，他被单独圈禁在宗人府中专设的单间里。从此，八阿哥便自暴自弃了。
自己本来一直食欲不振，也好，从现在开始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吧。日日保重身体，能活着的时候便好好活着。只要不杀我，无论多么艰难，我也要咬牙活下去给你们看。
听到这话，雍正帝怒不可遏。
这家伙已非皇族，乃一介平民。他那容易被误认为皇族的名字会给其他兄弟们添麻烦。给他起一个什么名字好呢？去问问他自己吧。
使者将旨意传达给八阿哥，他满不在意，只回答了一个字——“狗”。
好，让他变成狗！
雍正帝当即把八阿哥的名字改成了狗。满语中狗读作“阿其那”，从此在朝廷上人们不可再称八阿哥的真名，取而代之的则是“阿其那”。
若从雍正帝的角度来讲，他也有充足的理由。在独裁君主制之下，所有的人际关系必须建立在稳固确立的君臣关系的基础之上。无论是父子、兄弟还是朋友，一旦被置于君臣关系之前，必然失去它的全部价值。诚然，雍正帝和八阿哥过去是兄弟，但在雍正帝即位之后，两人之间首先必须是君臣关系，其次才是兄弟关系。若先顾及兄弟情谊，君臣关系就无法确立。在独裁君主制下，君主也被赋予了独裁的义务，即使是兄弟，对将君臣关系视为儿戏的人，必须教育他不管怎样都必须将君臣关系视为重中之重。中国的古语有“教不严，师之惰”的说法，即教师若对学生不进行彻底而严厉的教育，应当问其怠慢之罪。同样，处于独裁君主的位置如果树立不好独裁君主的威严，那就是君主的疏忽。并且，君主若对兄弟尚且不能彻行独裁，如何对万民进行独裁！
尽管如此，雍正帝对八阿哥的迫害也着实过甚。八阿哥与雍正帝的严苛恰好相反，很早就博得了宽仁长者的名声，世人在不知不觉之中同情八阿哥也不无道理。
于是，各种各样的谣言风一样地在世间流传，其中有这样一个：
十月作乱，八佛被囚……雍正帝是加害者，八阿哥是被害者。军民怨新主。……军民齐崛起！
十月是雍正帝诞生的月份。“八佛”不消说是指八阿哥，因为他的温厚，经常被赋予“佛”的绰号。雍正帝听闻此事甚感不安，但表面上对此显得很冷淡，他说：
似此凶张、恶诈、奸险之佛诚自古所未闻。果真是佛与否听之于舆论。
所谓舆论，不外乎文武大臣等百官集议于朝廷罢了。大臣们按照雍正帝的指示，组织了特别审判会议，对阿其那的行为进行审议，最终列出阿其那四十条罪状，对他进行参劾。雍正帝下达最终判决：
阿其那犯下的所有恶行皆为激怒朕。朕若加刑于他，天下之愚者必定以此将恶名加诸朕，如此则正中阿其那下怀。朕才不会上这个当。
因此，雍正帝命令八阿哥如从前一样过着单独圈禁的生活。
同样的迫害无疑也会被施加在和八阿哥最亲密并因八阿哥之事和雍正帝交恶的九阿哥身上。康熙帝临终之际，九阿哥的生母宜妃想要冲到先帝枕边，因此与雍正帝的生母德妃发生过激烈冲突。雍正帝即位之后，在召回同母弟十四阿哥的同时，派遣九阿哥取而代之奔赴西宁。他当然没有赋予九阿哥大将军这样光耀的称号，此举只是为了将他放在与自己关系紧密的总督年羹尧身边受其监视。最为要紧的是，以此切断他与八阿哥的联系。
九阿哥在年羹尧的监视之下，受到的待遇几乎与阶下囚一样。密探把他的一举一动都报告给了雍正帝。雍正帝的钦差宗楚来视察的时候，九阿哥说：
我如今于世间毫无希望和野心，正欲抛却凡世出家修行。不知可否给我多些自由？
雍正帝接到使者的奏报，抓住九阿哥的话柄不断诘问：
若是出家则不成兄弟，舍弃世事则不成君臣。是想成为既不是兄弟又不是君臣身份吧？
九阿哥偷偷给在北京的十阿哥送信，但信在途中被截获。信中写道：
事机已失，追悔无及。
这句话意味深长，可以任意解读。雍正帝自然将其解读为某种阴谋。这封信暴露之后，九阿哥开始用暗号与在北京的家人互通书信。九阿哥对基督教抱有兴趣，和西洋传教士颇有往来。甚至在九阿哥被派往西宁的时候，葡萄牙传教士穆敬远（João Mourão）也追随他一同前往。但是他白天需避人耳目，只有晚上才从窗户出入。九阿哥可能已经偷偷地接受了由穆敬远主持的洗礼。因此，九阿哥与其子懂得罗马字母并非不可思议之事。其后，他们用罗马字母写信，在北京与西宁之间鸿雁往来。
九阿哥之子所写的从北京送到西宁的密信虽然被慎之又慎地缝在夹衣之中，但还是被城门官发现了。这封信被拿给西洋传教士看，但传教士回答看不懂这些文字。
朕未曾禁止九阿哥与家人书信往来。至于别造字样，巧编格式，缝于（骡夫）衣袜之内传递往来，阴谋诡计甚于敌国奸细。定是有何企图。速速严查。听闻九阿哥身边的太监聚敛了大量钱财，一并严查钱财的来源。
按照雍正帝的命令，宗人府决定剥夺九阿哥的皇族身份。既然不再是宗室就必须改名。至于改什么名字，雍正帝又派人去问了九阿哥，九阿哥的提议让雍正帝不太满意——“改成猪”。
于是，九阿哥的名字被改成了猪，因为九阿哥身体肥胖滚圆。在满语中猪被读作“塞思黑”。此后“塞思黑”就变成九阿哥户籍上的名字了。其兄阿其那在特别最高审判会议上受审之时，塞思黑也一并受到审判。与阿其那的四十条罪状一样，塞思黑被列举罪状二十八条，也受到参劾。塞思黑最初被发配到西宁边疆，临行之时脱口而出：
越远越好。
这无心之言传到了雍正帝耳朵里，雍正帝反而把他召回，安置在了离首都很近的保定府，单独圈禁起来。雍正四年八月末秋风起时，塞思黑因患痢疾而病亡。即便得到塞思黑病笃的报告，雍正帝也只是不紧不慢地下令派遣医生为其诊治，但塞思黑没能等到医生到来。
伊恶贯满盈，获罪天祖，已伏冥诛。
雍正帝如此自言自语。阿其那也在九月初病死了。九阿哥和八阿哥相继死于圈禁之事不得不令人生疑。社会上风传，恐怕是相关官吏对两位施加了适当的“处置”吧。
雍正帝的同母弟十四阿哥最终也未能逃脱雍正帝的迫害。虽说是同母所生，但年龄相差十岁的兄弟俩自幼就关系紧张。雍正帝即位后立即将十四阿哥召回京城。
大将军十四阿哥因为有平定青海之赫赫武功，本打算在还都之时举行隆重的凯旋仪式。到达北京附近的时候，他派出使者向朝廷询问凯旋仪式的手续。雍正帝极其愤慨。
对天子无一句问候，肆无忌惮地询问凯旋仪式算怎么回事？！忘记了还在大丧之中吗？
对独裁君主而言，他没有同母兄弟。在宫中初次谒见时，十四阿哥打算以家礼相见，出乎其意料的是，雍正帝正等待着他施臣子之礼。看到十四阿哥并未打算行跪拜之礼，皇帝的侍从跑过去把他的头按到了地上。
这是迎接凯旋将军之礼吗？
十四阿哥激动异常。
这是谒见天子之礼吗？
雍正帝如此反问。
雍正帝觉得这样的弟弟绝不能留在京城，于是命令他去守护康熙帝的山陵，远离北京。后来又出现了妄图起兵谋反、企图拥立十四阿哥为皇帝的野心家，十四阿哥因此被原地圈禁。他十分长寿，一直活到乾隆时代，直到那时才最终被释放。
雍正帝对他的兄弟们的迫害并不是凭其喜好任意为之的。有时我们看到的雍正帝如施虐狂般的执拗是在独裁君主制下作为君主不得不履行的义务而已。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惊叹于雍正帝强韧的精神。在和注定不会对自己心服口服的兄弟们进行的心理战中，八阿哥、九阿哥到底不是雍正帝的敌手。他们或者失去分寸，或者情绪激动，在自己的内心感情上产生破绽，最终被始终冷静如一的雍正帝一步步逼向死地。作为成长于深宫的皇族，不得不说他的性格极其怪异。也许是四五十年空居藩邸的生活，以及其间被卷入兄弟数十人围绕着皇位继承进行残酷斗争的经历，锻炼出他如此特殊的性格吧。
虽说幸而获胜甚好，但其中的辛苦真是难以忍受。雍正帝一定是这样想的吧。他不想让这样的悲剧在自己的孩子们身上再次上演，其解决方法就是被称为“秘密建储”的制度。
雍正元年八月，皇帝召来诸皇子以及众大臣，宣布：
自古皇太子多不孝。盖因被立为皇太子者由此安心，再无学习之心、修炼之意志。再者，那些有野心的官僚们亦念此乃将来之天子，出于投机取巧之心，争相追随。故皇太子心生怠惰，流于奢侈，陷于邪道。历代圣明天子烦恼于皇太子之放纵者不在少数。即使大行皇帝亦对废太子束手无策。皇太子制度确实不佳。然而天子固有一死，不得不预为之计。朕有一良策。朕已于心中定下后继之人，但不会将其告与他人。仅将名字书于纸上，藏于小匣之内。将此匣置于高悬于乾清宫宝座之上的“正大光明”匾之后。视朕心中之继嗣者其后之言行，若其不致力于学、走上邪路，朕即重写名字，即时更换。朕若有事，无暇亲口指定继承人而驾崩之时，诸皇子、大臣共同开启小匣视之，其中所书名字即为皇位继承者。
雍正帝设计的新方法确实十分巧妙。此方法实施之后，有清一代一直遵行不改，也正因此清代没有出过愚蠢的天子。皇子们想要成为天子，必须不断地提高自身修养，让父皇满意。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意味着独裁政治的形式也被带入家庭内部。皇子们即使在家庭中、在父皇面前也只能是臣子。作为一介臣子，为了成为继承人必须不断地接受试炼。因此，真正的独裁君主无法拥有真正的家庭生活，无论何处都只剩下君臣关系，甚至不能拥有普通家庭一样的亲子生活。从此之后，清朝再没有立过皇太子，唯一的特例是雍正帝之子乾隆帝。他过度模仿汉族君主的做法，在其即位六十年时立其子，即后来的嘉庆帝为皇太子并随即让位，自己隐退成为太上皇。
至此，如果我们仅仅对雍正帝对其兄弟的迫害感兴趣，而忘记书写他对兄弟的友爱之情的话，就不能说是公正的。不得不说，八阿哥和九阿哥对于他们自己的悲剧，应当负有与雍正帝同样的甚至大于他的责任。他们执着于满洲时代的朴素的家族制度，认为父子兄弟应当团结一致、忧乐同享，像君臣这样的做派和形式主义背离了满洲的国粹。当然，这种思想与雍正帝的信念水火不容，他已经完全变成中国式的独裁君主，并以汉族的统治技巧使满族人得到安泰。但是，如果说兄弟之中有与皇帝的思想产生共鸣并以身示范，为使雍正帝成为独裁君主而尽力示好之人的话，雍正帝也必然会心存感谢。十三阿哥怡亲王正是如此。
十三阿哥怡亲王小雍正帝八岁。雍正帝与同母弟十四阿哥水火不容，却将十三阿哥视为心腹知己。从众多兄弟中脱颖而出的怡亲王行事谨慎正直，忠诚地侍奉着雍正帝。他身兼九职，勤勤恳恳地工作，尤其对肃清相当于财政部的户部纲纪用力最深。某次，雍正帝对大臣十分骄傲地说：
自怡亲王总理户部以来，一直被称为“伏魔殿”的户部面貌焕然一新，再无被贿赂诱惑之官员。若不信服，且试之。
朕虽信用尔等大臣而任用之，但若与怡亲王相比，似鸿毛与泰山。即使［将尔等百千聚集一处，朕倚赖未必如王一人也。］[1]
怡亲王于雍正八年去世。雍正帝失望过度，饮食不进，寝不聊寐。
怡亲王事朕诚敬忠爱之心八年有如一日，自古以来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前怡亲王避朕名讳将上一字改为“允”，今着改回原“胤”字。
雍正帝命令礼部在祭文中写作“胤祥”。这包含着从臣子升格再次回到兄弟关系的意思。即使是独裁君主，还是希望有兄弟亲情的。但有权利再次成为君主兄弟的只能是如怡亲王一般八年如一日，任劳任怨，比臣子更加尽心竭力的兄弟。只有完全成为臣子的兄弟，独裁君主才会将其视为兄弟。兄弟不是天生的，是天子赋予的地位。这正是独裁政治之下的君主家庭生活的特色。
* * *
[1] 当宫崎市定引用的内容与中文史料的原文有所出入时，引文中的中括号标记完全符合中文史料的内容，后文不再特别说明。——译者注
3 对基督教的誓言
若彻底实施独裁制，君主不但不能拥有家庭生活，同样也无法拥有亲戚关系。清朝兴于东北，进入中原后，政治形态逐渐汉化，但其社会还保持着浓厚的满洲色彩。尊崇家庭门第的风气也是其表现之一。在满洲贵族之中，有一个比现在的皇室更为嫡系并以此为傲的家族，那便是苏努一族。
苏努的血统来自清朝的始祖——太祖皇帝的长子褚英。褚英是英勇善战的将军，帮助父亲屡立战功，自然也应当拥有继承父位的权利。可是，年纪相差不多的父子二人中途突然反目成仇。究其原因，大概是太祖的后妻的问题。随着太祖逐步扩张势力，整个东北都纳入其掌握之中，太祖从原本是敌国的叶赫部迎娶了他的妻子，立其为皇后。叶赫部不是纯粹的满洲血统，他们的血统中混杂着相当浓厚的蒙古人的血统。但是在满族人中，叶赫部是第一流的名门望族，连飞黄腾达的太祖的血统也望尘莫及。太祖把出身于叶赫部的后妻立为皇后，并宠爱她所生的第八皇子，这不单单是被年轻妻子的美色所迷惑这么简单。太祖在褚英出生之时还只不过是满洲一部之长，但现在其权威远及整个东北，视野广阔必须号令各个种族，这导致太祖前后的立场完全不同。从政策角度来说，他需要利用叶赫部的名声。但褚英并不明白这一点，认为太祖只不过是对拥有纯粹满洲血统的旧亲戚等闲视之，而一味追捧、奉承新亲戚罢了。
褚英的旧满洲主义与其父的大满洲主义最终发生了正面冲突。太祖逮捕并圈禁了褚英。褚英在圈禁中与世长辞。褚英之后的子孙为：杜度—杜努文—苏努。
大满洲主义因褚英的死而凯歌高奏。太祖死后，叶赫部出身的皇后所生的第八皇子因其母方的高贵血统，被众人推举即位，即为第二代的太宗。其后顺治帝、康熙帝至雍正帝的历代皇后中出身于叶赫部的占多数。太祖以来代代相传的家臣却被当作乡下人，反而不为世人所重视。
越是不被世人所重视，越是自命不凡，以其血统为傲。苏努一家自认为是清朝的嫡系，瞧不起当今的皇室。虽说如此，他们也不能超然世外，与政治权力完全无关。若是远离政权，自然难逃被社会埋没的命运。苏努利用所有机会以求接触政权。在康熙时代诸阿哥暗斗之际，他为八阿哥出谋划策。雍正帝即天子位后，他受八阿哥牵连受到处罚也是自作自受。但苏努一族时至今日依旧以他们的嫡系血统为傲，不肯舍弃自尊，加之苏努的孩子们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这使得雍正帝对他们一家的迫害变本加厉。
苏努在雍正元年已是七十六岁的老人，是清朝皇族之中最年长的人。他有十三个儿子，除其中两个早年夭殇外，其余全部长大成人，当时都已经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他还有十六个女儿，大多数已经结婚生子。这一家开始信仰基督教是从十多年前第三子苏尔金的精神烦闷开始的。
苏尔金在对人生问题抱有深深的疑惑之时，偶然听到关于基督教的传闻便产生了兴趣，派遣下人到街市上寻找关于基督教的书籍，寻遍街市却没有找到。他在别人的指点下来到了西街的天主堂，那里的传教士送给他一本用汉文写的入门书。苏尔金阅读之后为之动心，尝试着和兄弟、亲戚们讨论，但仍有不解之处，便亲自赴天主堂拜会神父，消除疑惑。兄弟们不顾父亲苏努的禁止，虽然没有接受洗礼，但已经成为虔诚的信徒。第十子书尔陈在即将作为一支部队的统领随十四阿哥出征准噶尔之时，接受洗礼并被赐予教名保禄。他的妻子也同时信教，教名为玛丽亚。第三子苏尔金在两年之后受洗，教名为若望。
此时恰逢康熙帝驾崩，雍正帝即位。九阿哥被派遣到西宁时，苏努的第六子勒什亨、第十二子乌尔陈受命随行，他们以此为契机接受洗礼，分别被授予教名类思和若瑟。伴随着雍正帝对八阿哥、九阿哥的迫害的表面化，苏努一家自然会受到牵连。雍正二年，苏努举家被流放至万里长城的内长城以外的右卫。
年迈的苏努每日俟候在宫门，请求天子的宽恕，但无人理睬。终于，规定的日子到了，就算再不情愿也不得不出发。虽说只是一家搬迁，但其家庭成员共有六十余人，再加上奴婢三百人，形成了一个大部队。苏努一家扶老携幼在荒野之中前进。
右卫与外长城相接，是与张家口相距不远的一座拥有五万人口的城市，其中四万人是驻扎于此地的驻屯兵，可谓地处前线。在这里寻找可以容纳这一家人的房屋并非易事。苏努等男人们不得不作为兵卒在这支军队中当差。尽管落魄如此，但因为原本是皇族，作为军队长官的将军意外地向他们示好并给予其优待。但是，将军某次前往北京谒见雍正帝，与其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回来之后形势急转直下。苏努一家又被命令迁徙到离右卫两英里的、处于沙漠之中更加乡下的新堡子。而这个时候，他们刚刚在右卫找到房子，并从仅有的存款中预先支付了一年的房租，修葺了破烂的屋顶。
他们在新堡子的生活比在右卫时更加凄惨。雨雪交加，生活设施不足，薪炭也无从入手，年迈的苏努在进入十一月之后不堪寒冻最终病死。苏努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以纯粹的满洲血统为傲的、拥有古代武士般气质的老人，因此，他并不喜欢他的孩子们信奉外来宗教——基督教。有时他会干涉他们的信仰，至少要求他们低调行事。即使他对孩子们的真挚情感表示同情理解，但作为对外承担全部责任的家长，苏努也许不得不如此处理。
在苏努离世后，孩子们终于可以一起肆无忌惮地谈论信仰。家庭中的女性和大多数奴婢在离京之前就已经信奉基督教了。现在他们在新堡子的屋内设置了礼拜堂。每逢基督教节日，全家人都会齐聚于此，虔诚地祈祷。
除苏努一家之外，在右卫的军人中还有几个家庭信奉基督教。一个教名马可的退役军人来往于右卫与新堡子之间，联系苏努一家，并且往来于北京，向西洋传教士传递音信。在得知苏努一家在流放地的消息后，北京的信徒们为了慰问他们并鼓励他们坚持信仰，筹划去拜访他们。但是他们是以政治犯的罪名被流放的，信徒们害怕慰问之事若被天子的密探得知，会使得事态更加不利，因此慰问之事必须秘密进行。
苏努旧宅附近住着一位教名为托马斯的中国医生，他与苏努的各位公子虽然在身份地位上有天壤之别，却是平等亲密的教友。他从苏努旧宅的管家那里拿到了五百两现银和一骡驮的慰问品，踏上了充满艰难的冒险旅途。他顺利地通过长城关口的检查，到达右卫附近，但害怕碰到熟人，故意没有从这里经过，而是绕道前往新堡子。途中，他忽然失去了方向。农历三月的天气依旧寒冷，不凑巧天气骤变，鹅毛大雪铺天盖地，北风如刀割一般冷冷地吹到他身上。暴风雪大到连马头都看不到了，他握着缰绳的手也要冻僵了。
托马斯冒着暴风雪在茫茫沙漠中毫无目的地骑马前行，天完全黑了下来。托马斯想，今夜如果不能到达目的地，一定会被冻死，但想要原路返回，也不知道方向，除了凭借马的感觉向前走外别无他途。就在这时，马猛然停了下来一动不动，托马斯差一点从马上跌落下来。原来，马撞上了类似黑色墙壁一样的东西。接着，旁边的门开了，出现了一个黑色的人影：
谁啊？
他似乎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声音：
我。
不能稀里糊涂地说出自己的名字，于是他故意放低声音回答。
“到底是谁啊？”
“是我。让我进家。”
黑影默不作声地把马牵进门内。得救的托马斯下马，腰以下已经毫无知觉。这家的男人借着门缝漏出的灯火看清了托马斯，欢喜雀跃地一把抱住他。
哦，托马斯，从哪里来的？
说话的正是苏努的第二子若望·禄尔金。听到声音的兄弟们立刻围过来。这真是从天而降的天使的慰问啊。大家高兴得欢蹦乱跳。多亏了这场暴风雪，托马斯没有受到任何人的盘问而平安到达，真是格外幸运。他们十分感谢神的指引。经过两天两夜的促膝交谈，托马斯从他们那里了解了他们的父亲苏努临终时候的情况，以及他们的母亲随后在孩子们的热心鼓动下也接受了洗礼，在神的恩宠下不久就追随她的丈夫而去等事情。考虑到在这里久留可能会使事情败露，托马斯在两天后踏上归途。尽管家徒四壁，他们还是包了些银子给托马斯饯行，托马斯却坚决地拒绝了。他们用力地握了握手，就此分别。
苏努的第六子类思·勒什亨和第十二子若瑟·乌尔陈之前随同皇帝的弟弟九阿哥前往西宁，此时因为要为父服丧被送到了新堡子。服丧期满时，朝廷对九阿哥进行了审判。因与九阿哥有共谋的嫌疑，二人也被传唤至北京接受审判。
二人被带上九条锁链，装进摇摇晃晃的囚车运往北京。审判超乎寻常地严格。结果，他们被判处终身监禁。监牢被高墙包围，与外界隔绝，在五尺左右的地面设有单人牢房的入口。牢房横宽六尺，进深十尺，囚徒脖子与手腕上拴着沉重的铁链，只被允许在其中来回走动。高墙之上设有一个洞口，从这里递送食物。
除类思与若瑟外，苏努的男性子孙们无一例外同时受到审判。他们被铁链拴着带到右卫城中，由将军做出判决，等待天子裁决后执行。苏努的第二子若望·禄尔金以及以下的第四子、第九子、第十子、第十三子，以及长子的一个孙子，总共六个人被流放到不同的地方监禁起来。其他人则被赦免，再度回到新堡子。
从这个时期开始，朝廷对基督教的取缔日趋严格。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明代，西洋耶稣会的传教士就来到中国，慢慢发展了教徒。但直到康熙三十一年，传教自由和信仰自由才真正被官方许可。其后因为罗马教廷表示中国的传统习俗不可理喻，清朝方面也采取报复性措施，对来华传教士加以限制，要求他们必须取得政府的许可证书。康熙帝晚年进一步加强限制，明令禁止西洋传教士到各省传教。但这一禁令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各地的天主堂基本如从前一般被保留，传教士的行动自由也没有受到影响。
雍正帝登基之后形势大变。像其他方面一样，宗教政策也从放任转向干涉。于是，一切外来宗教不得不一时隐藏起来，因为压迫和迫害的时代到来了。在西方社会发展起来的基督教，无论在教义方面，还是在实际方面，自然有与本土的中国思想和习惯差异显著、性质迥异的内容。君主想要在中国式的理念之上建立并施行中国式的独裁政治，基督教就无论如何都难逃被视为障碍物的命运。特别是基督教承认女性的人格，将她们当作完完全全的信徒对待，让她们自由出入教堂，这与中国的旧思想相冲突。这个问题不仅发生在基督教上，佛教也蒙受了同样的责难，以至于妇女参拜佛寺的行为屡屡在法律上被禁止。男女混杂进行祈祷、聆听布道，无疑动摇了中国圣人所教诲的“男女有别”。教徒互相帮助，意味着组织结社，若是任其发展，就可能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古来便有的、经常成为叛乱中坚力量的邪教性质的秘密结社组织。人民任意结社，比起国家法律更看重宗派教义，比起尊重天子更尊重教主，为了宗教舍弃性命在所不惜。若是这样的话，便侵犯了君主的大权，与独裁制水火不容。
早在雍正元年，以福建发生的官员迫害基督教徒事件为开端，雍正帝发出一道敕令，命令全国的西洋传教士集中于北京侍奉朝廷，否则就经由葡萄牙管治的澳门离开中国。西洋传教士的传教事业因此遭受了致命的打击。
另外，这一敕令还命令从前误入基督教的教徒改过自新，尤其是作为知识阶层的读书人应当率先响应号召。翌年，即雍正二年，雍正帝颁布了可以被称为清朝教育敕语的《圣谕广训》——这是对其父康熙帝颁布的关于人民须知的圣谕十六条的详细讲解，其中将基督教列为异端，并训诫被基督教诱惑的人绝不能忘记作为人民的本分。但是雍正帝并没有将基督教视为那么危险的邪教，如果教徒表面上表示放弃信仰，他便不打算深究。但棘手的是基督教徒们恪守不可说谎的信条，特别是他们笃信在受到压迫和迫害之时，言不由衷地表示放弃信仰的怯懦行为最为可耻。因此，各地出现了凄惨的殉教事件，苏努一家也是如此。
康熙帝既然曾经一度敕准信仰自由，朝廷有时便对一般民众信教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但对于作为清朝的心腹大臣的满洲军人，以及士大夫、读书人等不能听之任之。苏努一家是基督教徒一事在之前审判的时候已经明了，现在雍正帝发布的放弃信仰的敕令正逐渐在地方推行，苏努一家不得不再一次接受朝廷的审判。
苏努一家十四岁以上的男子被传唤到右卫城里，被命令宣布放弃信仰，但是无人回应。右卫将军惊讶之余只得将作为一家之主的苏努的第三子若望·苏尔金拘留，暂且让其他人返回新堡子。第十一子方济各·库尔陈自己要求与其兄一同被拘禁。
听到这一消息，他们的家眷们共同商议，决定制作家族内的基督教徒的名单呈给将军。这里面甚至包括了几乎所有女婢。六位妇女作为代表到将军衙署自首，让官员们不知所措：
妇道人家，不晓道理，惟愿各自听随夫君命运。
她们毫无推诿逃脱之意。苏努的孙辈中又有五个八岁以上的男孩到官署自首，呈报自己是基督教徒：
没有规定说必须到十四岁才能兑现对基督的誓言。
右卫将军等对如何处置他们感到为难，一边将此事上奏朝廷，一边将年长的若望和方济各送往北京，交由最高审判会议裁夺。
其间被监禁于北京的类思·勒什亨与若瑟·乌尔陈兄弟也同样被逼迫放弃信仰。但二人固不从命，若瑟尤其坚强不屈。最初受雍正帝的密旨，三阿哥以及其他大臣将若瑟拖出监牢，威逼利诱其放弃信仰，但若瑟丝毫不为所动：
我曾发誓如侍奉天子一般信奉神，成为基督教徒，若如此行为激怒天子，我万死不辞，但绝不可能改变我的誓言。
大臣们无计可施，将若瑟的话原封不动地上奏雍正帝，并奏请对他处以重刑。但雍正帝命令他们再次与若瑟见面，让他改过自新。这次列席官员人数众多，于是将附近的佛寺充当了临时法庭。若瑟的仆人听说这一消息后大吃一惊，认为最终到了不得不为主人收尸的时候了，带着席子冲到了佛寺门前。万幸的是到了傍晚，若瑟再次平安无事地被送回了监狱。这一日他坦率地承认了自己的信仰，并继续顽强地拒绝了大臣们的劝告。雍正帝听闻此事，召来总理事务王大臣马齐，说：
命令将伊即刻处死虽然容易，但不能说是至善之政。须让有罪之人意识到自己的过失。由于尔等审讯拙劣，最终被伊等愚弄。你再去一次，这次这样说：无论是满族人、汉人、蒙古人还是西洋人，当作神明加以崇拜的对象都是同样的天，只是不同的国民崇拜仪式各不相同罢了。朕并非意欲禁止伊崇拜天帝，惟因伊乃满族人，欲令其依照满洲仪式崇拜而已。惟念伊抛却祖宗传统而依西洋人之仪式，此乃大谬，并无他意。以错误的仪式崇拜天，反而是对天的侮辱。朕因此命伊改过。
大臣等带着皇帝口谕的记录，第三次去审问若瑟。但是若瑟毅然决然地重复了前两次的回答：
真正的信仰是唯一的。我的信仰绝不与侍奉天子相矛盾。因为神教导我始终忠诚于我侍奉的君主。若我放弃信仰，反而陷入欺君的境地。我只想反问您，若如您所说，服从西洋人的信仰之人是西洋人的孩子的话，那么学习孔子之道之人就是孔子的子孙吗？
这让大臣们感到十分棘手。无论是谩骂、诅咒、嘲笑还是威吓，他们用尽侮辱性的语言，却最终无功而返。雍正帝得到报告后却没有丝毫怒色：
必须将信仰与政治分开处理。若只因信仰问题就治其死罪，那在处治忤上叛逆之徒时，还有什么比死罪更严重的刑罚可判呢？还是耐心地要求他反省吧。
于是，若瑟等人被继续监禁，刚从新堡子被押解而来的若望和方济各兄弟二人同样被处以监禁。他们一家的财产被全部没收，以往从北京送来的微薄的生活费就此断绝，只剩下妇孺的苏努一家在新堡子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北京的西洋传教士听说他们家穷困的情况，本打算尽可能收集金钱和物品秘密送往新堡子，但最终未能实现，只能写信给自己的国家，请求为其募金。
至此为止与若瑟关押在一起、照顾若瑟饮食起居的男仆叫马小儿。马小儿最初得到承诺，短期就会有人来替换他，因而答应随若瑟一同关入单身牢房。但因一直无人来替换，不管其情愿与否，他与若瑟实际上已经共同生活了两年有余。当意识到这个没有自由的工作似乎变成半永久性的时候，他失望得几乎癫狂。主人若瑟时常安慰他：
不信神则心中烦闷。
若瑟指导马小儿进行祷告。若瑟每日早晨起来，反复背诵已经熟烂于心的《圣经》语句。马小儿听到后便觉得心情逐渐恢复平静。若瑟在举止上没有丝毫慌乱，精神愉悦，对待下人也彬彬有礼。他的颈部和手上都系着沉重的铁链，虽然旁人想要帮忙支撑一下，但除了更换衣服和活动身体以外，他都拒绝他人帮助：
我乃罪恶深重之人，必于此世赎罪。
若瑟如是说。他严守天主教戒律，对肉类不动一箸，原封不动地拿给马小儿吃，只因为狱中没有日历，害怕因算错日子而打破斋戒。这单人牢房看起来不像牢房，而像是神圣的宗教场所。
苏努一家的家产被没收，作为仆人的马小儿自然也被从若瑟身边带走，赐给了新的主人。他终于摆脱了在单人牢房中的工作，结束了两年多的监禁生活，重新回归自由的社会。但他丝毫没有感觉到幸福，反而为离开他那富有同情心的主人而感到痛苦。他即刻飞奔至天主堂接受洗礼，被赐予教名保禄。此后每天一旦有空闲，他便到监狱守候，拜托看守的士兵让他从高墙上的洞口看主人一眼，这成为他唯一的慰藉。
雍正五年，圣母升天节（8月15日）的早上，马小儿流着泪连滚带爬地来到天主堂，带来了主人若瑟的死讯。14日早上，看守正纳闷若瑟最近三日都没有来拿从洞口送来的食物，于是去牢房查看情况，只见若瑟半裸着爬到门口，最终趴在那里一动不动了。守卫赶紧向上级报告，他们对若瑟进行了尸检：他大概是喝了某种毒药，大量吐血而死。马小儿15日一早得知了这一消息。若瑟的遗骸在数日之后被送到公共墓地火葬，骨灰被撒到土里。
中国传教士罗萨里奥给新堡子带去了噩耗。苏努一家被幽禁在家中，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因此罗萨里奥只得到和与看守他们的卫兵关系亲近的苏努家仆人秘密会面的机会。但苏努家的女人们没有表现出一丝心慌意乱，她们为他终于等到进入天堂的时刻而欢欣鼓舞。这在过去的中国可是难得一见的稀有现象，罗萨里奥也为之一惊。
此时仍留在新堡子的苏努一家的奴婢共一百九十四人，他们全部被带回北京、分配到别的王公家。苏努一家的经济状况愈发窘迫。虽然法国传教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恰巧收到了从法国送来的为他们筹集的救济金，拜托中国的信徒送到了他们手上，但是他们在新堡子的情况依旧不断恶化。苏努一家被剥夺了奴婢，仅仅剩下六十二位家庭成员。他们被迫搬到十八间[1]大的小屋居住。他们向官员要求，至少要给他们和在监狱关押的囚徒一样多的粮食，但这样的要求还是被拒绝了。一家人饥寒交迫，相继倒下。他们甚至没有一个人有一件像样的衣服，不得不躺在泥土地面上喝粥苟活。
炼狱般悲惨的生活持续了多年后，苏努一家终于否极泰来。雍正十一年春，有一位带着军事使命被派往蒙古的将军途经新堡子，偶然遇到苏努家的妇女正在亲自从水井里打水。这位将军甚是同情他们的穷苦状况，回到朝廷后便上奏请求雍正帝赦免苏努一家。不知当时雍正帝是怎样的心情，当即同意了他的请求。流放到各地的苏努一家的男人们除了已逝的两三人外，全部被赦免，回到了新堡子。此时距离这悲惨的一家流离各地已经八个年头了。从那以后，他们再次作为满洲出身的军人，也就是以八旗兵的身份，到各地的军队去赴任了。
雍正帝释放甚至不惜违背天子之命也不肯放弃信仰的苏努一家的理由现在已无从知晓。或许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导师若瑟，接着又失去了若望，因此对信仰有所动摇，或者在表面上表示放弃信仰了吧。但是我认为事实也许并非如此。实际上，对清朝而言，满族人是国家之宝。万一有大事发生之时，不管怎样，清朝能够依靠的始终是满洲军人。此外，无论是多么彻底的独裁君主，君主的威力总有其界限。雍正帝自己对这一点有清楚的认识。让过度残酷的迫害无限继续下去会影响到后世对天子的评价。超越理性范围的强压反而会使独裁权力本身产生裂缝。总之，就连如此顽固的雍正帝，在面对顽固的基督教徒时，也最终没有耐心与之较量了。
雍正帝原本认为宗教与政治可以截然二分。某个臣子曾经上奏称伊斯兰教是外来宗教，有害国体，请求禁止。此时，雍正帝责备他说：
［奏中之论皆太过矣。回回、喇嘛等教］确属外来之物。或许习惯各不相同，若是苦恼于此［徒滋纷扰，有是治理乎？］
那时候，雍正帝并没有将基督教视为多大的危险。但是日本岛原之乱的消息传来后，他发现若是听之任之大概会出现妨碍政治的苗头，最终发出了禁令。
关于基督教还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中国基督教徒作为医生从军，立下大功，回来之后被推荐以要职，但同时有资格的还有另外三人。因此，他们被引见给天子，请天子任命其中一人。终于到了引见之日，这位基督教徒的应答很受雍正帝喜欢，但最后皇帝突然口气一转，问道：
“朕听说，你是基督教徒，确否？”
“诚如是。”
这个男子毫不犹豫地回答，天子都为之一惊。
“你头脑不太清楚吧，想想再重新回答。”
“基督教拥有神圣的教义，是教会我们忠诚与顺从以及一切美德之教。”
雍正帝死死盯着这个信徒的脸，什么都没说就让他们四人一起退下了。那人自己显得很淡定，但旁观的人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一个宦官在这个男子回去的路上拍拍他的肩膀，小声说道：
“您真是惹大麻烦了。好不容易到手的好机会也将化为泡影。”
“即便如此，若是平日对他人说尽大话，而遇到紧急状况却欺君罔上，就太说不过去了。”
他那淡定十足的态度令人钦佩。翌日，这个基督教徒被召到官署，竟得到了本以为毫无希望的任命书。
正如前面所言，雍正帝对禁止基督教一事不包含任何政治意味。若是一个诚实的基督教徒，仅是不可说谎这一点，也是作为臣子的长处。人才与宗教孰轻孰重？如果对宗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利于选用人才的话，雍正帝还是会以人才为重。因此，可用之人若是在信仰问题上彻底坚持，原本不把信仰当作问题的雍正帝便不得不让步。
即便如此，一直坚持到底、不肯言弃的苏努一家的信仰之坚定、忍耐力之强确实令人惊叹。说到底，当时的满族人尚且具有如此气质。此外，他们还拥有作为清朝嫡系的自尊心。他们自信满满甚至有些固执，拥有对于正确的事情无论何时都要坚持到底的信念。正是因为当时的满族人有这样的精神，才成就了清朝的霸业。但问题只有这些吗？而且只是这样简单吗？
根据苏努的第三子若望的供认，从他们最初听到基督教的教义起到完全皈依，实际上经历了十多年，这十多年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充满烦闷的岁月。烦闷的根源不消说是基督教与满洲固有的民族信仰的交锋。原本不满百万的满族人，统治着人口百倍以上的汉人并成功建立清朝，若没有满洲神“天帝”（abkai han）[2]的护佑，注定是无法实现的。对他们而言，这位神明是无比可贵的充满善意之神，有求必应。他们尽管不忍心背叛、抛弃这位传统的神，却又不可能继续这样信奉下去。若望等人之所以持有这样的疑问，实际上不外乎是对于祖先的功业有所疑惑。他们以武力征服了汉地，但这终究是不是正义的行为呢？汉人的人口是满族人的百倍，在智慧和技术方面也远远凌驾于满族人之上。满族人高高在上、瞧不起为数众多的汉人的情况可以持续到哪年哪月，满族人的特权又能否长久地得到维系呢？若是遵循传统习惯，毫不懈怠地将牺牲奉献给满洲之神，那么他一定会爽快地答应将恩泽延续到子孙万代。然而越是如此容易地得到肯定答复，他们越感到不安。
恰好，别的神出现了。他不仅是满族人的神，还是所有人类的神。他自称是在混沌中创造宇宙，在宇宙中创造人类的神。神绝不以一个民族或一个人为对象，因为他是面向全人类施行正义的神。神绝不为牺牲或幕后活动所动，因为人们除以正确行为来奉仕他以外别无他途。无论是满族人、汉人还是西洋人，在神的面前都是毫无差别的人类罢了。作为整个中国的征服者，满洲的贵族应当彻底坚守世俗的荣誉，保持满洲传统的神灵信仰，还是应当舍弃所有的荣耀，拜服在全人类之神的面前，接受平等的对待，这才是他们烦恼的焦点。
最终，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不以满族人的身份，而是以人的身份生活。他们放弃了满族的民族神而皈依了基督。但他们把作为满洲民族的骄傲和历史全部丢弃了吗？不，不，他们无论何时都是满族人，因此无比热爱满洲民族。但是他们认识到若是不能一时脱离满族人，满族人就不可救药了。作为傲慢的征服者形成特权阶级，只知道骄奢淫逸的贵公子会被诅咒。不远离傲慢之人就会灭亡。如果不能发现满族人正确的生活方式，他们就可能像以色列十族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在命运面前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将来。他们因作为满族人的荣耀与作为人类的正义感的对立而烦恼，最终通过信教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于是，来自外部的迫害越强，他们认为通过这样的磨难越能得到神的恩宠，信仰便愈发坚定。最终，就连雍正帝也败下阵来，只好放手不管。
然而，他们在迫害面前所展现出的不屈不挠的信念确实值得赞赏。而且这样的精神体现了当时满族人品质中所具有的真正价值。在以兴盛期的清朝为中心的满族人的风气中，虽然具有起步较晚却一步登天的民族所不可避免的一些缺点，但也具有在前代称霸一时的辽、金以及元等王朝所看不到的优点。他们即便在武力上较蒙古族的成吉思汗略显逊色，遵守秩序、团结一致、为集体献身的牺牲精神却远胜蒙古族。清朝初期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屡次出现内斗，但每次的结局都是失败者向占有优势之人妥协，从而使清朝避免了分裂，克服了危机。康熙末年发生的皇子之间的内讧以及雍正帝对苏努一家的镇压等事，如若发生在元朝，有可能直接发展为内乱谋反。因此元朝自掌控中国全境起，仅仅九十余年便亡国了。而在清朝统治之下，一旦天子即位，君臣之分已定，就没有硬要以武力满足自己欲望的皇族。如年迈的苏努一般，不但不听从儿子们的劝说，没有信奉基督教，而且对雍正帝称他不忠这点直到最后都不服。直到临终之时他都对雍正帝所加罪状抗议不已：
天子认为我等因祖先褚英被幽禁至死而怀恨在心，言诅咒清朝等语。绝无此事。我祖杜度十七岁初战，二十三岁战死沙场。我父杜努文一生戎马，皆在军中度过。我七十余岁至今忠诚为臣。天子非难我家实属不当，唯此事无法信服。
在处于荒野的新堡子中断气时，年迈的苏努不断重复着这样的话。当被雍正帝当作猪的九阿哥的部下劝说他谋反的时候，苏努立即一口回绝：
从未想过兄弟之间竟要以武力争天下。
当然，谋反一事在事实上的确不可能实现，但苏努也完全没有这样想过。他们明白，若是满族人分为敌我内部相争的话，满洲族群会立刻自我灭亡。在满族人全体的利益面前，个人的问题只是不足挂齿的细枝末节。作为个人无论面对怎样的命运都心甘情愿地接受，这就是他们值得钦佩的人生观。
武力征服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只要是有良知的满族人，恐怕最终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数占绝对多数、勤奋而聪慧的汉人，最终必定起来反抗。对于这一点的忧虑和不安，恐怕是苏努一家皈依基督教的外部动机。他们通过信仰，想要在神的面前作为纯粹的人，希望神解决他们的烦恼。雍正帝也不是没有同样的烦恼。然而雍正帝希图用完全不同的方法，那就是站在帝王的立场上用更现实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施行历代中国帝王没有几人能够做到的完美政治，建设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公正社会，令万民安堵，这正是上天赋予清朝皇帝的任务。通过完成这个任务，清朝和满族人将一同享有上天对中国人的最高嘉奖——家业传于万代。雍正帝对此深信不疑，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宗教般的信仰。于是，皇帝凭借着当时满族人的诚实和坚韧，一步步地将这一信念付诸实践。
* * *
[1] 间是面积单位。——译者注
[2] 原文使用的アブカイ·ハン一词，是满语abkai han的音译。abka意为天，han意为汗、君主，abkai han即“天帝”、“上帝”。——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