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日常生活的琐事，唯一一件我能够做得来，而且做得颇有满足感的事情就是倒垃圾。这项工作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将厨房里的垃圾桶提出来，把垃圾倒进车库里一个更大的容器内，然后将这个所谓的容器搬到家门外的人行道上，在那儿会有清运工来收垃圾，把我的容器腾空，倒进他们的垃圾车里。
厨房里的垃圾桶是一个圆柱形、豆绿色的塑料桶。要把它拎出去需要等到准确的时间，要等到大家都认为所有那些需要扔掉的东西都扔了，也就是说餐桌收拾干净了，最后一根骨头，或者一片果皮或者一块果壳都从表面光溜溜的盘子里滑进了垃圾桶，然后富有经验的双手动作迅速地把这些盘子放在水管下简单地冲洗，再一个一个地摆在洗碗机的碗架上。
厨房里的生活就是一种音乐的节奏，就是一连串像舞步一样的动作，不过当我说到厨房里敏捷的行动时，我想到的是一名女性的手，这肯定和我昏头昏脑的厨房表现没有任何关系，何况我还总是干扰别人的正常工作。（关于我笨手笨脚这件事，在我人生过程中经常能够从我的父母、同事、领导、下属，甚至现在从我的女儿嘴里反复听到。我知道，他们说这些话就是为了打击我的士气，他们觉得不停地这么说，最后我就会承认这些话有一些道理。然而我表现得却像是一个局外人，我一直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让我能够派上用场，让我能够证明自己。）
现在，所有的盘子已经固定在了专属它们的机器里，当它们被垂直放置时，圆圆的脸上都露出了惊讶，它们弯曲的背部似乎已经准备好了迎接即将到来的风暴冲刷它们的身体，它们会一直待在那里面，在隧道里流浪，直到这一轮的滂沱大雨、滔天巨浪和蒸汽烘干结束。这时候就该我出场了。
我这就下楼梯了，胳膊半弯，握着把手提好垃圾桶，小心翼翼地不让它来回晃，以免把垃圾撒出来。一般情况下，垃圾桶盖子我都会留在厨房：这个盖子的设计真是不科学，它的工作无非就是将垃圾掩盖起来，以及在人们要给里面扔东西的时候打开一半。最后的权宜之计就是让盖子倾斜着，有点像一张张开的嘴巴，在垃圾桶和墙面之间来回推动这个盖子，保持一种不稳定的平衡，最终它还是掉在了地上，发出“”的一声闷响，听起来也不刺耳，就像是一种被压制住的振动声，因为塑料无法振动。
在此我要说明一下，我们在巴黎住的是一栋独栋小别墅（在这里我就是为了使用一个现在流行的意大利语单词，虽然不漂亮，却可以理解），或者也可以叫Pavillon独立小楼（法语中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这么叫，并富含引人注目的内涵）。之所以解释我们房子的结构，是为了说明我这些类似于礼仪式的行为，相对于众多公寓中那些物业管理员或者业主来说有什么不同的意义；他们会将一天的垃圾从自家的垃圾桶倒进放在小区院子里的公用垃圾桶里，之后小区的看门人再将垃圾桶放到马路边上等待市政服务人员前来处理。在大都市里，这样将垃圾从一个容器转移到另一个容器的过程，实际上也象征着一个从私有转化到公有的过程；然而对于我来说，在我们家，在白天放着大垃圾桶的车库里，将垃圾从一个容器转移到另一个容器的过程只是最后一项仪式性的行为（我的家人有时也会这么做），与物品残渣的告别只是为了证实曾经拥有的、不可逆的所有权，而私有就建立在这样的行为基础之上。
这里需要说一说这个车库里的大垃圾桶，毫无疑问，它是我们定期从市场上买回来的，属于我们的财产；从它的外形和颜色（像军队制服一样的深灰绿色）就可以看出它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官方设备，并宣告着，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它们都具有公共色彩，是公民的义务，是城市宪法的一部分。之所以选择这个垃圾桶，并不像选择家里的其他物品一样，是出于审美的考虑或是实用性的经验，而是因为它能够代表我对城市法律的尊重。在我们的法律中十分明智地规定了这种垃圾桶的外形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样当它们平常放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的时候，就不会显得难看（统一的造型为的就是不容易被人看到），也不会难闻（如果垃圾没有装得过满，盖子卷起来的边儿一定会紧紧扣在桶身上，这样可以防止发情的猫咪突然跳上来翻得乱七八糟，或者被闻来闻去的狗碰倒），也不会难听（用更为柔软的塑料取代了金属材料，可以减少噪声，同时不打扰周围居民的睡眠，因为垃圾车都是在清晨天还没亮时就开始工作；清运工挥舞双臂打开垃圾桶的盖子，提出里面的内筒，把垃圾倒进他们幽灵一般的垃圾车里）。
之所以把这种容器叫作“可爱的垃圾桶”（在家居饰品店里想买它的顾客和卖它的店主都会这样描述）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法语名字poubelle agréée的意思就是大家喜欢的、认可的、大受欢迎的垃圾桶（言下之意是：这垃圾桶为市政和当局的法规所认可，并外化为这些规定，同时又内化为建立在社会公约与和谐生活基础上的个人良知）。在这里需要强调一下，poubelle agréée这个法语词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形容词，还是一个名词，打上了大都市父权官僚体制的烙印。poubelle——“垃圾桶”本来是某一物品的普通名称，却也用作了人名：就是法国塞纳的地方长官Poubelle先生，（于1884年）第一次规定将这种容器用于当时巴黎污浊的街道上。
就在此刻，我将小垃圾桶里的垃圾全部倒在了大垃圾桶里，然后抓着两边的把手提起大桶，将它搬到我们家的大门外。虽然我只是日常生活机制中一个平凡的小转轮，但同时我又担负了一项社会职责，成了为公众提供便利的诸多行为组成的链条上一个重要的齿轮。我承认自己对体制的依赖，没有体制我一定会困在个体的、内向的和（多重含义的）孤独的自我构成的硬壳里，被那里产生的垃圾埋葬。现在，我要向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我要将我的垃圾桶称作可爱的垃圾桶，首先我很喜欢它，虽然它并不是那么讨人喜欢；再者喜爱一个不是很讨喜的东西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它们，那些受人欢迎和追捧的美好事物也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我还记得其他几种处理垃圾的方式。我曾经也是大型住宅区里公寓楼的住户，我知道那种扑通扑通的闷响，垃圾桶里的东西扔进与地面垂直的垃圾道里，一直掉一直掉，直至落到在院子的水平面上修建的黑窟窿里，发出扑通扑通的声音：这既是一个灵活利用重力作用的过程（曾经首先从中获益的肯定是住在吊脚楼里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在僻静的沟壑里堆积的系统，这也是穴居的原始人所采用的方法，但是也表现出很多明显的不足，垃圾道经常会堵住，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
继续沿着记忆向前走，浮现出我童年的圣莱莫城，收垃圾的人就是那样背着个大袋子，走着来到大路的转弯处，一直走到我们家的别墅前，从镀锌的垃圾桶里清理垃圾：为绅士般优雅的生活提供保障的，仿佛就是那永恒不变的体力劳动和微薄的薪酬。
同时，在已经被繁荣、民主、工业化的个人主义文明的居民区所占据的广阔郊区，很多一模一样的小大人儿从一模一样的房子里走出来，这些房子都有庭院和车库，他们在马路边上将许多同样的垃圾桶排成一排：这种具有英国特色的场景可以追溯到大众化社会的开端，不过在我的记忆里，则让我想起了我的第一次美国之旅。那时我还是个单身汉，生活在四处飘荡、起伏不定的无政府状态下，因此这些家庭的责任根本就不在我的考虑之内；是巴洛里尼告诉我，在哈德逊克劳顿，每天将垃圾桶拿到外面是日常家庭生活中最基本的规矩之一。（他是美国家庭中的一位模范父亲，家是美国的，但他并不是美国人，他只是在成年时才与这个角色融为一体，于是他在亲身经历这样的生活时，还可以从外部去审视自己。）
“垃圾，”巴洛里尼又一次用他夹杂着英国口音的威内托方言跟我强调，就好像要将他的这个任务铭记于心，“我可千万不能忘了把垃圾拿出去。”这个已经去世的老朋友的声音，从我也成为父亲的那一刻起便经常在我耳边回荡。我们一家生活在国外，但不是在绿树如茵的美国郊区，而是在临近巴黎门户的一个人口稠密的社区。（但这就是真正的巴黎吗？我从一座更加伦敦式而不是巴黎式的小房子里探出头，看着外面一个叫作广场的独立院子；我这么做或许更多地是由于这种外乡客的模糊感觉，而不是墙边瘦弱的紫丁香凝聚的绿色。）我也会将我的垃圾桶，或者说我可爱的垃圾桶放在大门前。
由于欣然接受了这个规矩，我的朋友一定已经满心欢喜地踏上了天主之路。而我呢？我觉得我只能说，用尼采的一句话：“我爱我的命运”；但是如果我还不能告诉自己为什么要爱它，就不会大声地喊出这句话。将我可爱的垃圾桶搬出去并不是我不假思索就完成的行为，总有什么东西让我去思考，并在我心里唤起因思考而获得的特别的满足感。
我想到的每一个单词都在一个思想领域里来回摇摆，那个领域里交织着很多不同的语言。先放下法语，那就是英语单词的动词to agree（商定）占领了这个领域：要遵守一个agreement（约定），就需要各方都认可的协议条约，而我正在把这个物品放在这条马路边，所有这一切都暗示了英语单词在国际上的通用。
但是这个约定又是跟谁达成的呢？当然是跟这个城市，我每年都要向它缴纳一种垃圾处理费，这样我就能够从一年当中每天自己处理垃圾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包括星期天，少数重大节日除外）。总是由我来进行第一步，也就是在规定的时间把这个容器按照规定放到门口。但是，在这一点上我已经开始违反规定了，本来是禁止在夜间把垃圾放在马路上的，因为直到第二天清晨都没人来收垃圾；但是这样一则不人性化的法律，非要逼着我必须在天亮之前就起床，那我就觉得自己有权以另外一种宽度来理解这条规定，就像是一种默契。由于我居住的地区来往的人并不多，那么夜间在这里的马路边上放一个垃圾桶，并不会阻挡别人的去路。而且也是因为我们日常行为礼仪都要遵守的不成文的强效法律规定，一天中清理垃圾的时间与一天结束的时间应该一致，人们应该在尽可能地远离散发臭味的源头之后，才可以去睡觉（每当晚上客人离开我家的时候，我都会立刻打开窗子，冲洗杯子，清理烟缸；垃圾桶里烟灰和烟头那一层堆积在白天其他的残渣上，就像在地质剖面图里冰川沉积带把一个时期与另外一个时期分开一样），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出于卫生方面的考虑，而是为了第二天早上一醒来，就可以开始全新的一天，而不用总是去处理前一天晚上我们遗留下来的问题。
把垃圾桶拿出去既可以理解为一种合同关系，同时（我就是这么做的）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仪式（这两个层面可以进一步地结合，因为每一种仪式其实都是一份合同，不过现在我不愿意离题太远——跟谁的合同呢？），一种净化的仪式。我会抛弃我自己的一些垃圾，不过这到底是不是垃圾桶里装的残余废物，或者这些残渣是否都是我的垃圾，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个日常生活行为，我确定了一件事情的重要性，那就是必须要分割“我”与曾经属于我的那一部分：成长的褪皮、化蝶的蛹，或是榨干的生活柠檬，这样就只留下生命的本质，这样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还可以在我的存在以及我所拥有的东西中感到自己是完整的（没有残渣）。只有扔掉一些东西，我才能够确信还有一些我的东西没有被抛弃，或许这一部分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被抛弃。
我所体会到的满足感类似于那种排便的快感，那种感受到自己的脏器都被腾空了，至少在那一刻觉得自己的身体里除了我自己什么也没有的感觉，不会把自我的存在与无法剥离的外在相混淆。诅咒那该死的便秘（以及吝啬）。由于失去自己而不能把自己跟任何东西分开，他们只会在自己身体内囤积粪便，最终将自己变成粪便的化身而失去了自我。
如果这种说法是真实的，如果抛弃就是人们存在的必不可少的首要条件，因为人其实就是没有扔掉的那一部分，那么我在生理和思想上的第一个活动就是将应留在自己身上的那一部分，与那些我必须抛弃并让它们有去无回的那一部分割裂开来。
“清除垃圾”[6]这种净化仪式还可以看作是对冥府之神的献祭，对逝去和消失之神的献祭，完成清空的过程（还是我们所说的合同）。垃圾桶里面的垃圾代表着那些我们存在和拥有的一部分，那些每天都应该沉入黑暗的那一部分，这样我们存在和拥有的另一部分就可以留下来享受阳光，真正地存在，真正地被拥有。直到有一天我们存在和拥有的最后一根支柱——我们的身体，也变成死亡的残余，被装上马车，运往火葬场。
因此，这样一个埋入地下的日常行为，这样一场人们和市政府每天为垃圾举办的葬礼，首先表明我们远离了人的葬礼，哪怕是将它稍稍延后，为我证明至少这一天自己仍是垃圾的制造者，而不是垃圾本身。
由此而产生了与垃圾搬运有关的、低沉与欣喜并存的心情。因此那些过来将垃圾桶倒进粉碎型垃圾车的人，不能仅仅被看作地狱的使者，或者物品的送葬者，或是用油纸和生锈的铁片做成的阴间的卡戎[7]；他们还应该被看作天使，是连接我们和天空的不可或缺的媒介。我们总想着，在天空里我们还不够资格，但是也会翱翔（或者说我们认为自己会翱翔），但这样的天空只有在我们还没有被垃圾淹没时才看得到，而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行为都在不停地制造着垃圾（甚至是思想行为：你们现在看到的我的这些所思所想，都已经随着十几页揉成纸球的稿纸，在垃圾桶里解脱了）。那些清运垃圾的人还会告诉我们除了摧毁，还可以怎样去拯救一个产品和一种消费，他们释放了时间碎片残留的重压，他们是沉重的黑色天使，却象征着明净和光亮。
只要这些垃圾清运工稍微罢工几天，让垃圾堆在我们家门口，那这个城市就会变成一个肮脏的猪圈，在我们还根本无法预料之前，就会窒息在我们自己不断抛撒的垃圾中。我们的文明用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盔甲就像一个脆弱的外壳，重新为我们展开衰落和瘟疫肆虐的中世纪画卷。
上述现象在意大利尤其常见，也象征着我们悠久的危机四伏的历史。糟糕的政令总以或明或暗的多种方式在我们的城市里传播，但总是在地方政府倡导的“清洁城市”的最隐蔽角落里，会爆发出无法隐藏的丑闻。就好像有什么不招人喜欢的东西在与垃圾的关系中暴露了出来，那是意大利人思想深处的恶习，也许更应该说是意式天主教思想中的恶习，因为淹没在这种漩涡里的正是天主教民主党在城市管理方面的特点；或许这是一个关于神学道义以及信仰的宗教错误，一个涉及天意和人类的错误想法，也是对清理垃圾这样具有神圣意义的行为的蔑视（对其他市政服务也一样）：对物质必要性的看法，不像是可以选择、可以尝试的试验田，而更像是我们从“陷落”的那一天起就不得不背负的重担，在它面前所有的不守规矩都只是可以原谅的罪过，应该用宽容的眼光来看待它，因为反正到了永恒的那一天我们都是要消失的，除了肤浅的怜悯行为（以及在城市生活规划中对政党或者政治派别的投票），不会再有任何其他的审判。正因如此，这些清道夫（这个新派的官方词汇已经在黑暗的地狱边缘远离了提供实际服务的概念，这个黑暗的边缘地带可以是任何一个职员单位）组成的大军就是为了能够在市政预算中无限制地壮大自己的队伍，以便为过剩的依附者提供一份有保障的薪水，这些市政预算永远不会投入这项使命的地狱般和天使般的实践中，但是却以它的名义来投资。大型的清洁工具，城市最基本的内脏，垃圾的焚化炉，只有在采购和工程承包中经常发生贪污时才看得到；我们不会因为它重要的象征意义而惊慌失措，看不见这些不可思议的怪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而我们自己则接受它们的审判，也不会自问我们当中会有多少人害怕或者渴望步入最后的灰烬。
但是，我还想说在巴黎这些“收垃圾的人”（即éboueurs，这是官方的称呼，也就是意大利语中的“清洗泥浆的人”；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巴黎，到处都是泥泞的道路，每当有马车经过，那个地方就会留下深深的车辙印，里面还混着马粪）的罢工活动也并不比意大利少，这都是因为新来的移民雇工永远心怀不满，他们被迫接受这份最低下又最繁重的工作，却没有长期的劳动合同。与意大利相比，在法国造成垃圾问题的根源恰恰相反，然而结果却是一样的：在意大利经济不平稳的大背景下，这种清洁工的工作被看作是一个非常稳定、可以终生从事的职业；然而在法国，在经济发展稳定的时局下，清理垃圾则是一项十分不稳定的职业，都是由那些无法在大城市扎根立足的人来完成，只能通过双方互相威胁失业和罢工来调节。
就是这些魔鬼和天使，作为外国人、作为另一个世界的游客出现在我们面前。就这样“清道夫”们在清晨的雾霭中绽放，朦胧中现出模模糊糊的轮廓：他们面色土灰（北非人），几撇小胡子，头上戴着一顶没有边儿的圆帽子；或者是（“黑非洲”的人）只有眼球能够照亮他们消失在黑暗里的脸庞；他们说话的声音混在垃圾车微弱的嗡嗡声里，这些声音对我们的耳朵来说含糊不清，这些安抚的声音渗入清晨的睡梦中，告诉你还可以再睡一会儿，因为有人正在为你工作。社会等级的金字塔一直都在不断地打乱各个阶层的种族分布：现在在巴黎意大利裔的工作人员已经成为了私营业主，西班牙人都是合格的工人，南斯拉夫人都去做砖瓦匠，最粗重的体力活儿都是葡萄牙劳工在做；而说到铲地或者清扫街道的人，通常都是来自已经去殖民化但发展堪忧的国家，他们从大都市平整的街道上抬起悲伤的眼睛，却从不与你的目光交汇，就好像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将我们分开。而你在睡梦中会听到，垃圾车里碾碎的不仅仅是垃圾，还有人们的生活、社会角色、特权优势，而且在转完一圈之前这垃圾车是不会停下来的。
只有在圣诞节的时候，人们才会和这些垃圾清理者发生直接的接触；他们会亲自给你带来一份纸质的年历，上面写着：“十四区的清洁工人们祝您新年幸福快乐”，同时他们会收取一些小费。一年中除了这样的时刻，我们和他们的交流就只是“垃圾桶”里的东西，这里面的内容相当丰富，有很多让人天天都想去阅读的信息：夜晚聚会过后的空瓶子，从商店买东西回来的包装盒，还有一个作家为了写完一篇关于“垃圾桶”的杂文绞尽脑汁地写完又删的稿纸。外来移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装载垃圾车，并通过这座大都市的反面来观察它：根据垃圾的质量来判断这些居民区到底是富裕还是贫穷，并由此而梦想着也有成为消费者的命运在等着他。
这正是我一直想弄明白的这件事的经济核心所在，在法律意义上，我想把它理解为一份合同；而在象征意义上，我想把它当作一种仪式：我与“垃圾桶”之间的关系就是，因为它，我可以用丢弃这个动作来完成或者确认自己的占有；盯着那些果皮、果壳、包装盒以及塑料容器，会带来消费其中内容的满足感；而把“垃圾桶”倒进垃圾车那圆形入口的人，则从中得出财产数量的概念，只是这些财产与他无关，摆在他面前的只是无法使用的残骸。
但是，或许（在这里我们的话题隐约看到了一个乐观的结尾，并且立刻就向这个方向奔去）这种排斥只是暂时的：受雇成为清洁工是他们在社会中上升的第一个阶梯，如今就连这些被人排斥的人也会在社会中上升，也是广大消费群体中的一分子，同时也是垃圾的制造者，而其他那些从“仍在发展中”的荒漠里走出来的人则会取代他们的位置，完成他们回收和倾倒垃圾的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垃圾桶对于那些西非或者非洲其他地区的黑人来说可能也就变得“可爱”了；他们在雾霭笼罩的清晨抬起垃圾桶，送到那个气味难闻的粉碎机的嘴巴里，而这个粉碎机应该并不仅仅是工业生产和销售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标志着一个从头开始的新起点，一个全新体系的入口，它会吞噬人类，再根据自己的想象重新创造与自己相似的人类。
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的讨论就有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一个是这些受排斥的人构成的整体从远离城市、处于边缘地带的垃圾场，慢慢地占领巴黎的历史；另外一个就是技术上的革命和颠覆的历史。至少在印象中，停在我家的大卡车的震动声传得越来越远，甚至让几个世纪以来建立的西方文明的根基也随之震颤。但是这两个展望（这两个幻想）又都在这个“垃圾桶”的身上合为一体，我们都喜欢它，但是“垃圾桶”更受到无差别的经济运行过程的欢迎，既增加了新鲜出厂的新产品，也增加了要扔掉的废旧物品，让我们——我和垃圾清运工——只有在装满和倒空这个容器的时候才插得上手。在倒垃圾这个仪式上，我们——我和垃圾清运工——很希望能够重新找回这个循环中真正属于农业进程的那一篇，在那个过程中——据说——什么东西都不会被丢弃：因为所有埋在地下的东西都会重新再生长出来。（这不，这个话题钻进了一条呼唤古老生活方式的道路，而且没有人能让它停下来。）所有的一切都以最简单、最规律的方式进行着：在地下待上一段时间以后，种子、肥料、祭品的鲜血都会随着新的收成重见天日。现在的工业比农业生产出更多的财富，但却是通过利润和投资来实现的：这是一个为了让它们发生形变而必须通过的黑暗世界，这是一个金钱、资本的黑洞，是我和垃圾清运工都无法进入的“狄斯城”[8]（无论这个“狄斯城”现在或是将来，是私有的还是国有的：在这样的表象下我们都知道很少有什么东西会改变），那里由“最高董事会”来统帅，他们不再是冥间的主宰，而是超级天王，他们远离黏稠的、正在发酵的慢火煎熬的地面，在一定的高度上操纵着抽象的数字，而我和垃圾清运工则把我们的空瓶子作为祭品，用废纸来播种，用合成材料来参与艰难的降解，把这一切都交付给慢火煎熬的大地。我和垃圾清运工，徒劳无益地，把装满果实和鲜花的黑暗的羊角杯[9]倒空，而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只不过是一个装饰性的实践，不会改变整个过程的实质。让短暂的东西（商品）再生的快乐是资本这个上帝的特权，他把所有东西的灵魂都货币化，给我们留下的最多也就是使用和消费它们的肉体残骸。
可是我如何才能推断出为我们倒“垃圾桶”的、来自非洲的人是怎么看、怎么想的呢？我一直而且只是在说我自己，我在用我的思维范畴试着去理解我（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的机制，虽然我们双方有着共同的出发点，即拒绝已经陷入危机的原始农业，并远离它。人类学家如是说：每当遇到农作物减产、饥荒降临大地时，所有的农民都会饱受煎熬，充满悔恨，想尽办法去忏悔自己的罪行。我不知道在垃圾清运工的身上是否也是这样；当然对于我来说的确是这样的：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一直背负着歉疚和懊悔，一个农场主的儿子违背了父亲的意愿，放弃了家族的农场，让它落入外人的手中，并拒绝了五光十色的神话和严厉的伦理道德，虽然他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中成长的——只有经常出现在自己所有并亲自耕种的土地上，才能向土地索取丰富而多样的果实，与之相伴的还有特别的坚持，和不断尝试新技术和新的耕种方法的创新和钻研精神。
这个位于城市中心的厨房为我提供了长期逃亡的避难所，就在这里还为我上演着一出古老的戏码。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公司，或者叫作“大庄园”，是我们活动的地方，是我们通过大家共同完成的工作实践让我们的物质和文化偷生的地方，在这里一个完整的循环简化到食物的生产和消费这两个环节。我一切行为的准则都置于自己现在正尝试着初步建立的“大庄园”之中，我一直在努力签订一份合同或是“协议”（agreement），就是为了让我私下里能够为自己正摆弄着一个公众普遍喜爱的（agréée）垃圾桶而高兴（agréé），为自己家庭主夫的身份而高兴（agréé），为自己在家务劳动中默认的分工，为家庭生活中的日常组曲谱出和谐的乐章而高兴。
对了，各位请稍等片刻，现在我要去倒垃圾了。垃圾桶是一个能让我置身于和谐之中的物件，能让我与这个世界相融合，也能让这个世界与我相融合。（这份契约仅仅与我自己有关，是我与自己、与我内在的法则，或者与康德式的无上命令，或者与超我之间签订的双向协议。）这种和谐是不可能的。在半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的岁月流逝之后，漫长危机中的波尔格斯家族陷入了混乱的时期，最后的几位服务性女性——体制中最终的支撑也消失了。地位平等的分工（比如原始山洞里打熊的猎人与他能够烹饪熊肉的妻子）好像与地位不平等的分工（比如主人和仆人）错综复杂地（或许从最初的起源就已经）关联在一起：实际上，我们发现，质疑后者或者前者都是行不通的。不管是直说还是沉默，在这个千年的黄昏，西方女性的整体向男性整体发出响亮的宣言：“我可以为了节日做一次饭，为表达自己做一次，为传承这项知识做一次，为生活的必要做一次，为了爱做一次，但我不会因为规定我的角色是做饭、你的角色却是坐在餐桌前享用，而三百六十五天都做厨娘。”虽然在集体意识中有些最根本的东西已经改变了，不过由于在实际生活习惯中几乎什么也没变，所以结果就是一片挥之不去的愁云惨雾。男人，不管他为家里的收入做出了多少贡献，只要他不帮忙做家务就会被看作是一个寄生虫。或许，会找到新的解决方法，实现角色的重新分配；抑或任何支付方式都不再起作用，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或许到那时星期天顾客们在餐馆里仅仅靠付钱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他得先帮着削土豆，然后还要帮着洗盘子。
厨房，本应该是家里最快乐的地方（备忘：当我再抄写这一页的时候，不要忘了在这里再添加一段引人入胜的描述：闪闪发光的吊柜，电器产品的嗡嗡声，餐具洗洁精的柠檬香味），现在却被女人们看作压抑的地方，被男人们看作后悔出现的地方。最简单的解决方式应该是角色的对换：丈夫和妻子应该一起做饭或者轮流做饭，或者一个做饭，另外一个打扫卫生。但事实是偏见妨碍了这种解决方式（在此我就不再赘述普遍的现象，而回到我个人日常生活的特殊情况中来），因此我坚信自己根本不具备在炉灶间穿梭的能力，刚刚想做点儿什么，就立刻得离得远远的，发现自己所做的事情不是做错了，就是笨手笨脚，或者毫无用处，甚至是危险的。正如所有的偏见一样，这种想法也很容易传染：在我女儿还是孩子的时候，如果我们俩单独待在厨房里，她总能找到理由来批评我的每一个动作，她宁愿一个人做（然后她还会把我的不作为汇报给她妈妈，不放过任何细节）。这种对我天分的不信任，打击了我学习的勇气，使我失去了教育者的角色：就这样代代相传、积累下来的知识一闪而过，从我身上跨了过去，将我拒之门外。
我所说的一切并非其他，其实就是感到我的无能都是自己的错，并且与我其他的存在方式一样都是错误的。如果说我在厨房里总是失败，那是因为我根本就不配获得成功（这就是我自我批判的意义所在，并感觉到它一直是压在我身上的重担），就好像一个不称职的炼金术士不配获得金子，或者不称职的骑士不配赢得马术比赛一样。就连我想要让自己做点儿什么的想法都不被看好：它所表现的不是好意，而是虚伪，是障眼法，是装腔作势的表演。“杰作”也不能拯救我，“优雅”从来都与我无关，将来也永远不会用在我身上。如果我做好了一个鸡蛋饼，那绝不是进步的开始，也不是内在的成长：那永远不会是一个真正的鸡蛋饼，而是一个仿造者耍的花样，一个江湖骗子的把戏。厨房是上帝裁决的地方，在这里我的尝试一次失败，次次失败，根本就不配称为开始。于是我别无选择，只能另寻他路来为我在世上的存在辩护。
不必虚伪地谦虚，我可以说最适合我展示天赋的领域就是搬运。带着一样东西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不管这个东西是重是轻，距离是近是远：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很安心，就像人们终于可以让自己的行为有了某种作用，或者至少有了一个结果；在搬运的时间里，我可以感觉到少见的内在的自由，大脑腾空了，思绪都自由地飞了起来。比如说，我就非常愿意去“办些事儿”，去买面包、黄油、生菜、报纸、邮票等等。我说“办事儿”是为了在我作为家长的职责与我孩提时代被赋予的任务之间建立一种延续性；我也可以说“买东西”，但这种说法暗含有主动、挑选、冒险的意思：估价并且比较越来越让人心疼的价钱，跟卖肉的争论肉应该从哪儿切，明白那些摆出来的货品传达的信息，那些生菜、异国的水果时蔬、奶酪等。当然，理论上讲，我应该更喜欢“买东西”这种说法，但实际上我无法奢望去跟那些在商店里更自在，目光更迅速，更有经验和想象力，更有实干精神和个人愿望的人相比。因此更明智的做法就是，我将自己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局限于及时出现堵上漏洞：拿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需要的东西（“一大罐鲜奶奶油”[10]）以及重量（“一斤西红柿”[11]），有时还写着价格，就跟我小时候，他们派我去“办事儿”一模一样。
在巴黎，购物筐主要是挂在男性的胳膊上，或者至少在习惯于在自己国家见到逛市场的主要是女性的意大利人看来是这样的，而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把食物带回家是家庭管理的首要任务了。这就是我在都市背景下浮现出来的过往的农业生活，也让我回想起父亲提着筐子满载而归的身影。他为自己把自家地里的农产品运回家感到非常自豪，这是他感觉到自己是“主人”的表现，尤其是“自己的主人”，是鲁滨逊式自给自足的独立性的表现，也是相对于那些只能依靠雇工而他自己以及充满抗拒精神的儿子们无法亲自参与的劳动而言的独立性。
但是那条被我拒绝拥有的骡马道，现在又通过我的回忆在巴黎十四区的一段人行道上——就是食品杂货店和面包店和水果店之间的那一段路上重现了吗？不，那是我少年时期的另外一条路：从我家的别墅到城里去的路。每次我被派去“办事儿”，都是我走出家门的借口；有时我会假装忘记买东西，就是为了能第二次出去。或者，更多时候，我根本没有必要假装，因为我对自己跑出去的真实目的真的一点儿都不感兴趣，也心不在焉；那些我该买的东西、重量和价钱，他们必须跟我重复很多次才能装进我的脑子，钱都是数好了交给我的。
短途飞行的墨丘利[12]以前引导着我的步伐，现在也一样，这位神祇反射的一部分光辉处于我与这个纷繁世界的中间，并为我们建立联系；可惜只有在很罕见的时刻，他才会用饱满的银色光辉照亮我，来奖励我的虔诚。又或者，当我走向阴间诸神，走向人们扔弃生活废弃物的阴暗的角落时，阴间的使者墨丘利陪着我、引导我拿着逝去的物品走向市政府的阿刻戎河[13]岸边。
我拎着空空的小垃圾桶回到厨房，用另外一张报纸换掉原来垫在垃圾桶内部的报纸。这项工作特别适合我，因为我特别愿意进一步使用报纸，愿意在快速浏览就废弃之后赋予它们附加的生命价值。报纸是永不满足的爱，或者仅仅是神经性的偏执，我定期购买报纸，快速地浏览，然后放到一边，但是我又会为这么快就将其弃之不理而感到惋惜，所以我总是希望报纸还能够有第二次利用的机会，还可以再告诉我一些什么。于是它们复活的时刻就来到了，我从旧报纸堆里拿出一张，垫在垃圾桶里面，在我把四边形的纸张以适当的方式尽量覆盖住圆桶的内壁并沿着桶边把报纸折过来的时候，凹进去的那一面就会有些标题跳出来，而我就会在瞬间把这些标题再读一遍。对于小桶，《世界报》[14]的版面最理想，而纸张更大的意大利报纸一般都用来垫衬大的垃圾桶。如果报纸垫得好，就算经清洁工的手把桶倒干净了，报纸还会贴在垃圾桶的内壁上；第二天，等我去取回我的空桶时，写着但丁的语言的大幅彩条旗让我在人行道上丢弃的同类物品中，一眼就认出我的桶来。
从我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写写停停，三四年都过去了，许多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变，垃圾桶的管理也变了。用报纸垫垃圾桶已经是过去的回忆了：我现在也用上了塑料袋，它们真的是改变了城市垃圾的面貌，现如今垃圾都掩藏在平滑、光亮的外表下，我想这是任何一个怀旧的人或者敌视塑料制品的人都不愿否认的进步，当然垃圾就算在这样的包装下也还认得出来，而且我们也明白清运工罢工的日子里人行道上的垃圾堆也不会减少污染。（我想说的是，现在这么干净的塑料袋，甚至会让人认为它里面装的任何东西都是垃圾，因为最强大的形象总是强加在最软弱的形象之上。）
另外一个根本的变革是：我们厨房里水池的排水系统增加了一个叫作“食物垃圾处理器”或者叫作粉碎机的设备，可以清除大量的食物残渣（除了洋蓟的叶子，这一点很奇怪），这样我们的垃圾也发生了变化，里面含有的有机物残渣就更少了。
然后我们又换了厨房的垃圾桶，把那种绿色的换成了崭新的白色塑料桶，这种桶的盖子可以用踏板打开、合上，里面还带有一个可以取出的内桶。这样就可以只拿着里面的这个桶下楼去把垃圾倒在大桶里，更准确地说，都不用提着桶，袋子就可以了——也是塑料的——装满了就从桶里提出来，换一个新的袋子就行了。（让袋子贴紧垃圾桶的边儿也是有技巧的，好好地铺开，让整个边儿都压住，防止滑下去，然后还要把袋子和桶之间的空气排出来，不然底部就会鼓起来，像船上的帆。）
相反，装满的塑料袋我会用专门设计的、粘在底部的带子提出来：这根带子，真是一个天才的设计，如同其他让我们生活中困难的事情变得简单的小发明一样，功不可没。（把装得过满的塑料袋取出来、悬空放着也是有技巧的，因为要让它与带子分离从桶里提出来，而且一旦从桶里拿出来就不知道该放在哪儿，也不知道如何避免把垃圾撒到地板上。）这不，我带着一个扎上蝴蝶结的塑料袋，就像拿着一份圣诞礼物，把它放进了大垃圾桶，这个大垃圾桶里面也套着一个灰色的大袋子。
当然，只要我们的生活还在继续，这些就不可能是一系列漫长的变化中最后的进步，我们的生活已经经历了而且还会经历更多的变化，来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最必要、最紧急的变革就是要了解垃圾的种类以及不同的去向，焚烧还是循环再利用，因为至少有一部分我们从这个世界的宝库里夺走的东西并不会永远地消失，而是找到其他回收、再利用的途径，如蜉蝣一般短暂的生命永恒地轮回。
在众多可能消耗殆尽的材料中，它能否得救与我直接相关的就是纸，大森林柔弱的女儿，读书写字之人的生命空间。现在我明白，这篇文章一开始，我就应该把生活垃圾分成两大类，并加以比较，即厨房垃圾和写作的垃圾，垃圾桶和废纸篓。还应该区分和比较在厨房和在写字的时候没有扔掉的那一部分的最终命运，作品，厨房里的作品会被吃掉，就跟我们人一样；而写出来的作品一旦完成，就不再是我的一部分，而且也不知道它会不会成为别人阅读和精神新陈代谢的养料，有多大一部分会变成卡路里，有多少会进入循环，又是如何进入的，写作产品发生的这些改变都是通过别人的思维来实现的。写作跟丢弃差不多，都是放弃所有权，是让一堆揉成一团的纸和一沓写得满满的纸都离我远远的，不管这个还是那个，都不再是我的，存起来，或扔出去。
留在我这儿、还属于我的只有一张写满了凌乱的笔记的纸，在这张纸上，记录了近几年来《可爱的垃圾桶》这个题目下面所有在我脑海里闪过的主意，和本来打算在写作中展开的想法：“净化糟粕的主题”“丢弃是对拥有的补充”“一个什么也不丢弃的世界就是地狱”“那些不丢弃的东西”“自我认知”“自传一样的垃圾”“消费的满足感”“排便”“主题：物质性、再造、农业领域”“厨房与写作”“垃圾一样的自传”“为了留存的传承”；还有一些想法，到现在连我自己都无法建立起连接它们的线索和推理过程：“主题：记忆”“记忆的清除”“失去的记忆”“对已经失去的那些东西的保存和失去”“那些从未拥有过的东西”“那些迟到的拥有”“我们一直带在身边的东西”“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活着，却没有带任何过去的东西（动物）：或许是带上了更多的东西”“为作品而生活；迷失：有不能用的作品，却再也没有了我”。
巴黎1974—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