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26日，米兰文化之家举办了帕韦塞去世纪念会。本文刊登于《文学欧洲》（L’Europa letteraria），1960年12月，第1卷，第5—6期。同时刊登的还有姜西罗·费拉塔（Giansiro Ferrata）为帕韦塞去世十周年撰写的一篇文章。
1950年已经过去了十年，我们可以尝试去下一个定义。帕韦塞在文学创作和道德方面所从事活动的意义，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之间艰苦的转换。从一种消极和默默无闻的存在状态出发，过渡到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变成自我创造、意识与需要。我们所说的是他在文学创作和道德方面的活动。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讲，这种活动意味着脱离一个概念，也就是认为创造意味着沉浸在抒情的表白当中，或者沉浸在对于创作的兴趣和对外部世界自然主义的认识带来的快乐当中，以便通过一个艰难的排除和简化的过程，得到那些反映了最为重要、无法取代的人生经历的画面和所有层次上绝对的交流。在创作的选择上，这就意味着在一个缺乏诗意的工业城市里，在皮埃蒙特这个由农业和农村构成的缺乏诗意的大区里，要在日常生活的灰色画面、没有面孔的存在、粗俗而轻率的谈话里进行挖掘，直到在一页纸上找到一块空间、一种色彩、一个获得厚度的关系体系，以及一种高水准的语言。总之，是一种风格。风格，是啊，谈论风格，听起来像是重拾一个陈旧的话题。因为在过去的十年里，在实践当中，在文学和艺术面临的问题当中，在仿佛已经死亡的那些东西中间，就包括了风格这个概念。风格并非数字和品位的叠加，而是关键坐标系统的选择，旨在表达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帕韦塞事先为自己确定的任务，就是在诗歌表达和道德意识层面建立一种风格。这两个层面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所从事的活动：从一个粗陋、充耳不闻和消极的现实内部出发，进行精简、选择，还有深化。
帕韦塞成为诗人，并非因为他的性格和外表的优雅。无论是青年时期作品还是成熟期作品中以自传体方式勾勒出的他的早期形象，都表现出一种年轻人的痛苦，而这种痛苦与处于那个年龄且生活在那种社会状况和年代的人们共同的痛苦一般无二。唯一不同的是他在自我定义时表现出的执拗。当他能够描绘自己的形象，也就是不带抒情色彩地从外部注视自己的时候，今天的我们应该在这个形象当中感受到那个年代一种典型的味道：青春令年轻人感到痛苦，而非享受；城市里的一群群年轻人，他们走在路上，孤孤单单，如同虚无中的夜游神。对于他们来说，没有经验，缺钱，不属于一个确定的社会，缺乏希望，这一切好像都促使他们在一个没有颜色和味道的虚无中摸索。在帕韦塞的生命中，除了这个方面以外，始终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对于事物本来应该具有的存在方式的渴望。不过，这种渴望总是带着某种唯意识论的不准确：一个讲求实际的人，知道应该如何去做，懂得分辨生活中的好与坏，就像诗歌《南洋》中的堂兄，摩托车手阿梅利奥，或者那些果断而有点男性化的女人，又或者是由地下工人政治运动构成的那个世界。不过，这些始终是一个外在的事实、一个需要达到的目标，也是向有效的史诗文学表示敬意：从笛福和梅尔维尔，到惠特曼，再到环境严酷的中西部省份，也可能是皮埃蒙特。帕韦塞真正想要表现的，是尚需征服这种严酷（这种风格）的人要走的道路。这种征服或许并不是在实际应用上，而只是在存在的方式上。帕韦塞真正的理想，或许是成为一个具备明白事理者所有悲伤的智慧的人，一个懂得行动者所具有的自信的人，就像《唯在女人间》中的女帽商克蕾莉亚。然而通常情况下，在帕韦塞的叙事作品当中，学习也意味着，而且尤其意味着懂得如何忍受痛苦，和如何面对受到的伤害。假如谁没有学会这些，就只能屈从。
另外，文学能够教会我们的并不是实际的方法和需要达到的结果，而仅仅是对待事物的态度。其他事情并不能从文学中学到，而是要到生活中去寻找。不过，这并不是说在实际的例子和生活的教训中，帕韦塞的形象没有向我们伸出援手。关于他过激的行为，我们说得太多；而关于他日复一日在与自我毁灭的冲动所做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我们却说得太少。无论是经历自己的生活、从事自己的工作，还是加入他人的工作时，帕韦塞都可以使古典作品中的道德和实践中的道德发挥作用。对于我们这些在帕韦塞生命的最后五年才结识他的人来说，他是一个在研究、文学创作和出版社的工作中都非常勤奋和准确的人。对他来说，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小时，都具有它的功能和收获。工作和存在弥补了他的简练与孤僻。他性格躁动，这是因为他完全被积极工作的狂热所控制。作为一个勤奋工作的人，慵懒和消遣在他身上非常少见，却也因为智慧而充满滋味。这个帕韦塞和另外一个消极、绝望的帕韦塞一样真实。他不仅仅是一个将自己交给朋友们的记忆，交给作品以外的活动的人，还是一个“做事”的人，一个写书的人。帕韦塞成熟期的作品带着这种胜利甚至是幸福的标志，尽管这种幸福是苦涩的。帕韦塞也拥有一个幸福的故事，是忧伤的心灵中一种艰难的幸福。然而，追求幸福的动力同时使他深陷痛苦的境地，直到二者之间的差距过大，以至于打破那种艰难的平衡。
尽管帕韦塞式的自我塑造对于我们的教诲（就像他的作品和人生经历所反映的那样）希望能够包含对实际生活的征服，对自己从事战斗的目标的改变，以及在与消极性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但它的真正实现是在内心对于所经历事物的意识层面，是能够经历某种事情，而不是被某种事情所驾驭，尽管这个某种事情并不会改变。帕韦塞在生活中得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意识。尽管我们应当认为，这是他在生活中唯一得到的东西，而且，从关于他的生活和死亡的表面信息，我们应该能够推断出，他的人生悲剧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他的道德，他的“风格”，对于他来说并非抵御痛苦的外在盔甲，而是内心坚硬的壳，能够把炉火般的痛苦装在里面。
在他最初创作的那些日记当中，有一篇（1936年4月20日）已经对一种工作和一种生活做出了完整的计划：“教训是：要在艺术上和生活上自我塑造，在艺术和生活中消除享乐，以及悲剧般地生存。”这是帕韦塞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的主题，同样也是日记的主题：悲剧生活与享乐生活的对立。“享乐生活”是什么呢？让我们试着用他的话来定义：“是将情绪作为它们自身的目标……是沉浸在真诚当中，在某种绝对的东西中失去自我……是过着跳跃式的生活，既没有发展，也没有开始……”而“悲剧生活”又是什么呢？在日记的这一页上，帕韦塞的定义好像只涉及诗人那种实用性的冷漠：鉴于情绪在诗歌中的普遍化，他接受了情绪，并且赋予它一种意义（就像在年轻人看来，能够创作一部诗歌作品，仍然显得是一种超人类的英雄主义，是奇迹般的道德思想的浓缩）。很明显，我们还可以将这个概念扩大：悲剧般地生活，意味着引导个人的故事（不是将它当作零钱花掉）成为一种浓缩的力量，以便在所有行动、作品，还有人类的所有行为上，都留下它的痕迹；意味着将存在中包含的冲突的火焰，转变为一种历史进程中的行为；将个人的痛苦或者幸福，我们死亡的这些画面（任何的个人幸福，内部都包含着它的终结，因此也就包含着与之相对的痛苦），转化为交流和变形，也就是生命之力的组成部分。
假如我们将帕韦塞的日记与当代另外一份重要资料，一段心路历程（安德烈·纪德的日记）对比，就会看到纪德的行动方向与帕韦塞的完全相反。纪德是从在他的文化、理智，总之是古典主义的外壳中完美构建而成的个人的独特性出发，融入自然而然向前发展的生活，进而触碰一种未曾确定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纪德可以逐渐捕捉到变化多样的世界的所有面貌。在那里，真诚不再是痛苦的，痛苦也不会消耗生命。
纪德和帕韦塞所走的是现代文学向我们的认知和实践态度建议的两种不同的道路。一条是融入一切，沉浸在流动的生命和宇宙当中；另一条则是选择和消耗，使自己只剩下骨头，是将存在的价值转移到行动当中，从生命转移到作品，从存在转移到历史当中。
在帕韦塞生活的那个时期，世界文化倾向于将生存与历史道德结合起来。这位皮埃蒙特作家的去世，仿佛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事实上，应该说在过去的十年里，即使帕韦塞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功，他的教诲对当代文学可能产生的影响却好像在迅速减少。文学和艺术意识的前进，如今好像完全导向了纪德一边。不过，十年这个衡量标准也可以忽略不计：在文学的历史中，充满了看起来已经中断，随后又被出其不意地延续的话题，或者称作推迟的约定。如今，帕韦塞作品中使用的那些词语似乎已经远去，在形式研究的方面也是一样，尤其是风格上那种苦行僧式的固执。然而，这仅仅意味着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又会感受到他的思想，只不过因为时间和距离，视角会有所不同。这就足以使我们决定再次靠近他，也会从中看到更多东西，就像我们使一个作者脱离当代的背景，用曾经存在而又不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光芒去照耀他时会发生的那样。
在最近几年里，研究帕韦塞的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重新构建他的形象上，而非他的作品本身：日记、他不愿意出版的作品、那些文学评论，以及传记式的作品纷纷面世。即使在我的这篇文章中，我们也能感觉到这种兴趣的集中。这曾经是一个必要的阶段，但固执地坚持这一点，就会使关注这个形象的各种理由失去平衡。帕韦塞的所有强烈情感都表现在他的作品，那些以生活和认知的经历为基础的作品中，所以我们应该将焦点集中在他的作品上，尤其是标志着最完整和成熟的帕韦塞的那些作品上。
所以，我们要关注他的小说。即使我特意将小说拎出来，也并不意味着我会将意大利文学中两部独一无二的作品放在次要位置。我认为，它们的风格几乎彼此相反，而且两部都是“彻头彻尾”的帕韦塞作品：诗集《艰难之活》（Lavorare stanca）和《与雷乌库的对话》（Dialoghi con Leucò）。关注小说的理由，是因为帕韦塞将他大部分的能量倾注在叙事文学和创造一种特别类型的小说上面。帕韦塞的九部篇幅较短的小说，构成了当今意大利最为浓重、也最具戏剧性和一致性的系列作品。对于认为这个因素非常重要的那些人，我要说，在对于社会环境，总之是对于人间喜剧，对于一种社会现实的表现方面，他的小说也是内容最为丰富的作品。此外，这些作品尤其具有非凡的价值。在阅读时，我们也会不断遇到新的层次和新的意义。我认为，其中有三部小说值得特别提出，它们就是：《山间小屋》（La casa in collina）、《山上的魔鬼》（Il diavolo sulle colline）和《唯在女人间》。这三部作品完成于帕韦塞创作的高产期，也就是从1947到1949年之间。《山间小屋》是一种思考，来源于历史与人类元史学的道理之间的对比；在《山上的魔鬼》中，帕韦塞将所有交织在一起的道德和生存问题写成了小说；《唯在女人间》则是生活态度的典型化。从内容上来讲，这是三部典型的小说，而且我还要说，它们是思想性的小说。无论在抒情性还是在结构的客观性上，三部小说都构成了完美的统一。言不尽意的简练、间接的交流，以及使读者加入对事实的认知和评价的努力当中，帕韦塞的这些写作技巧都在小说中获得了成功。你们已经看到，我没有把帕韦塞最后一本较短的小说加入其中，也就是《月亮与篝火》（La luna e i falò）。这样做的原因是，我现在怀疑在这部小说当中，抒情主义的浓缩、客观的真理，还有交织在一起的文化意义，是否得到了全面的实现。就像我决定将这三部成熟的小说与之前的作品区分开一样，之前的小说尽管同样获得了成功，也仅仅是在逐步走向一种全面的表达形式。
只可惜，帕韦塞恳请我们采用的那种阅读方式，在当代文学中的实例并非稀少，而是绝无仅有。他希望人们像阅读伟大的悲剧那样去阅读他的著作。在那些作品中诗句之间的每种关系和每个运动当中，都浓缩着一个意味深长的内在原因，以及极其坚实和不容置疑的普遍道理。这种方法可以使我们置身现实当中，去经历它，评价它，因为我们已经将它完全遗失。帕韦塞以他勤勉而孤独的方式令我们找到了这种现实。这就是帕韦塞在当今世界文学中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