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资料及方法的性质[81]
心理学的基础资料
要想准确地说出这种基础资料究竟是什么，并非易事；但要说它不是什么，却也不困难。很多人试图说它“只不过”是某物，但这些还原性的尝试却总是归于失败。我们知道，基础的心理学资料不是什么肌肉痉挛、反射作用、基本感觉、神经细胞之类，甚至也不是能被观察到的一点外在表现行为。它是一个大得多的单位，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都认为它至少同一个适应性或应对性行为一般大，它必定要涉及一个有机体，一个情境，一个目标或目的。从前文有关非诱导性反应和纯粹表达的论述看来，即使这样，也仍然显得过于局限。
总之，我们最终得出了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心理学的基础资料正是心理学家们极力要分解成各种成分或基本单位的那种原本的复合状态。如果我们非要基础资料这个概念的话，那么它无疑会是一个颇为独特的概念，因为它指的是一种复合形式而非单纯形式，是整体而非部分。
如果对这一矛盾进行深思，我们很快就会明白，这种对基础资料的寻求本身反映的是一整套世界观，即，一种将世界基于原子论假说之上的科学哲学——在这个世界里，复合物都是由单一元素所构成的。那么，这样一位科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将所谓的复合物简化为所谓的单一物。这得靠分析来完成，得进行越来越细微的分解，直至无以再分。这一任务在科学的其他领域完成得不错，至少暂时是这样。但在心理学领域却并非如此。
这一结论揭示了整个还原性的努力在根本上所具有的理论性实质。但必须明白，这一努力与一般科学的根本性质无关。它只不过是一种原子论、机械论的世界观在科学上的反映或内涵；而对于这种世界观，现在我们是很有理由加以怀疑的。那么，非难这种还原性的努力并不是非难一般科学，只不过是非难一种对科学所可能采取的态度。然而，我们仍然面临着一开始时提出的难题。现在，让我们重新措辞，提出的问题不是“什么是心理学的（不可再分的）基础资料？”而是“心理学研究的主题内容是什么？”和“心理学资料的实质是什幺？”和“应该如何研究这些资料？”
整体分析的方法论
如果不将个体分解为一个个“简单部分”，我们又如何对它进行研究呢？可以证明，这一问题比拒绝还原性努力的一些人所认为的要简单得多。
首先必须明白，我们反对的并不是一般的分析，而只是我们称之为还原论的那种特殊类型的分析。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否认分析、部分等概念的有效性。我们只是需要重新界定这些概念，使它们能让我们更为行之有效并卓有成效地进行工作。
如果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脸红、颤抖、口吃等，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能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研究这一行为。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其本身是孤立的、分立的、独立的、可理解的现象来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将它作为整个有机体的一种表达形式来研究，试图从它同有机体以及有机体的其他表达形式之间丰富多彩的相互关系上进行理解。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进一步说明这一区别，即，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研究像胃这样的一个器官：（1）可以把它从人体内取出，置于解剖台上，（2）也可以让它位于原处，即在有生命、有功能的有机体内进行研究。这两种不同的方法所取得的结果在很多方面是截然不同的，这一点解剖学家已经认识到了。通过第二种途径所得到的认识比用类似试管方法所获得的结果要有效和有用得多。当然，现代解剖学并没有把对胃的解剖和孤立研究贬得一无是处。这些技术手段仍在使用，但只能在一个广阔背景下的原地不动的知识层面使用，这一知识包括人体并不是单个器官的组合，以及可供解剖的尸体组织同活生生的人体组织也并不一样等。总之，解剖学家现在在做的事情过去都已做过，但是（1）他们现在的态度有所不同；（2）他们现在做的事情比过去要多——他们使用了传统所不曾用过的技术手段。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两种不同的态度回到对人格的研究上来。我们既可以设想所研究的是一个分立的实体，也可以设想研究的是某个整体的一部分。前一种方法可被称为还原——分析法；后一种可被称为整体——分析法。实际运用中的对人格的整体分析有一个基本特征，即，必须对整个有机体进行初步研究或了解，然后才能进而研究我们所说的整体的那个部分在整个有机体的组织和动力学中所起的作用。
在作为本章基础的两组研究中（对自尊症候群和安全感症候群的研究），整体——分析法得到了运用。实际上，这些结果与其说是对自尊心或安全感本身的研究，还不如说是对自尊心或安全感在整体人格中的作用的研究。用方法论的术语来说，这就意味着作者发现必须首先将每一位研究对象理解为是具有整体性、功能性、适应性的个体，然后才可以试图去具体了解研究对象自尊心的情况。于是，在具体涉及有关自尊心的问题之前，（研究者）就已经对研究对象同他的家庭、他所生活的亚文化群的关系、他应对主要生活难题的一般方式、他对于前途的希望、他的理想、他的挫折、他的矛盾冲突等进行了探索。这一过程就一直进行下去，直到作者觉得他在使用简单技术手段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了解了研究对象。只是在那时，他才感觉自己可以理解自尊在各种具体行为片段中的实际心理含义。
我们可以用实例来证明，这种理解的背景对于正确解释某一具体行为是多么必要。一般而言，自尊心弱的人比自尊心强的人更易于有对宗教的虔诚；但显而易见，另外也有诸多其他因素决定宗教虔诚的程度。为了找到在某一特定个体身上，宗教感情是否意味着需要依赖其他的一些力量源泉，我们就必须了解这一个体所接受的宗教熏陶，在其身上起作用的各种亲宗教和反宗教的外在强制性因素，以及其宗教感情是浅显的还是深厚的、是表面的还是虔诚的。总之，我们必须了解宗教对于一个人作为个体而言意味着什么。因此，一个人虽然定期去教堂，但人们对他的评价可能是他比一个根本不去教堂的人还少虔诚之心，这也许是因为：（1）他去教堂是为了避免被社会孤立，或（2）他去教堂是为了讨母亲的欢心，或（3）宗教对他而言代表的不是谦恭而是对他人的支配，或（4）这表明他是上层群体的一员，或（5）如同克劳伦斯·戴伊的父亲所说“这有益于愚昧的芸芸众生，所以我只得虚与委蛇”，或其他诸如此类的原因。从动力学的意义而言他也许毫无虔敬之心，但却仍然表现得似乎是虔诚至极。显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宗教对他作为一名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然后才能验定它在人格中的作用。纯粹行为性的去做礼拜实际上可以有任何一种含义，因此对我们而言实际上就毫无意义。
另外一个例子也许更为引人注目，因为这同一种行为在心理上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这就是政治、经济上的激进主义。如果只涉及它本身，也就是说只涉及行为、使它分立、脱离上下文，那么在我们想研究它和安全感的关系时则只能得到最为混乱的结果。一些激进分子极有安全感，而另一些激进分子则极为缺乏安全感。然而，如果我们分析了这种激进主义的整个来龙去脉，我们就不难发现一个人成为激进分子可能是因为他的生活不甚如意，因为他痛苦、失望或心灰意冷，因为他未曾得到他人所拥有的东西。对于这类人的详细分析通常表明，他们对自己的一般同胞怀有很深的敌意，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这样形容这种人真是再贴切不过：他们往往将个人的困境理解为一种世界性的危机。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激进分子，他们同我们刚刚描述的那种人一样地投票、一样地表现、一样地讲话，但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个体类别。然而对他来说，激进主义可以有一个完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动机或含义。这些人无忧无虑、生活幸福、就其个人而言真是事事称心如意；然而，他们却出于一种对同胞的深爱，感觉有必要改善不幸之辈的命运，要向不公正宣战，即使不公正并未直接涉及自己。这类人可以在许多方式中选择任何一种来表达这种迫切的愿望：可以通过私人慈善事业、或宗教规劝、或耐心教导、或激进的政治行动。他们的政治信仰通常不为收入波动、个人灾难之类的因素动摇。
总之，激进主义这一表现形式可以来源于完全不同的潜在动机，可以来源于截然相反的性格结构。在一个人身上，它可以主要来源于对同胞的憎恨，在另一个人身上，则可以是来自对同胞的爱意。如果对激进主义的研究囿于其本身，就不见得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82]
关于有待继续论述的整体分析方面的问题，在下面某些其他问题得到讨论之后，将会得到更好的论述。
整体动力学的观点
这里所要阐述的一般观点是整体论的而不是原子论的，是功能性的而不是分类学的，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是动力学的而不是因果式的，是目的论的而不是简单机械论的。尽管一般都认为这些对立的因素是一系列可分的两面，但作者却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它们结合成既合为一体又恰成对照的世界观的趋势极强。似乎其他作者也持这种观点，因为采用动力学方式思维的人们发现，整体地而不是原子论地、有目的地而不是机械地思考要轻松且自然得多。这种观点我们将称之为整体动力学的观点。它也可以被称为戈德斯坦意义层面的有机论观点。
与这一种阐释相对立的是一种有组织的、一元论的观点，其集原子论、分类说、静态论、因果论和简单机械论于一体。原子论思考者发现，静态思维与机械思维要比动态思维和有目的的思维自然得多。对于这类一般性的观点，我将其称为武断的一般原子论观点。我毫不怀疑，不仅可以证明这些片面的观点趋于一致，而且可以证明它们在逻辑上必然趋同。
此时此刻，我们有必要特别谈一下因果概念，因为它是一般原子论的一个方面而这一观点在我看来举足轻重，但却被心理学作家们搞得含糊不清甚至完全忽略。这一概念在一般原子论观点中处于核心地位，是这一观点的自然甚至是必然的结果。如果把世界看作是一些在本质上相互独立的实体的集合，那么便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性事实有待解释，即，这些实体之间无论如何也是有关系的。解决这一难题的最初尝试导致了简单的撞球式的因果论观点，在这种因果关系中，一个单独物体对另一个单独物体产生了某种作用，但所有被牵涉到的实体却都继续保持着它们各自的基本特征。坚持这一观点并不困难，事实上，只要我们的世界观是基于旧的物理学之上的，这种观点就会显得无可置疑。但物理学和化学领域的进展却使得这种观点有必要得到修正。例如，现今那种通常更为复杂精致的描述用的都是多重因果的观点。大家普遍承认，世界内部固有的相互联系过于错综复杂，因而不能像描述撞球在台桌上伴随着清脆响声的碰撞那样来描述。但最常见的解决办法只是对原来那种观点的复杂化，而并不是对其进行根本的调整。原因有很多，而不止一个，但它们都被设想成是以同样的方式表现——相互分离、互不相关。撞球现在不是被另外一只球击中，而是被另外十只球同时击中，我们只不过需要用一种稍微复杂一点的算术来理解所发生的事情罢了。基本的过程仍然是将单独的实体相加成韦特海默所说的“算术和”。我们并不认为有必要来改变对这种复杂事件的基本设想。不管现象多么复杂，也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新事情。就这样，因果观念被不断地延伸以适应新的需求，以至于它有时似乎与其陈旧概念只有历史上的关联而并无其他关系。但在实际上，它们虽然貌似不同，本质上却仍然相同，因为它们继续反映着同一种世界观。
特别是一旦涉及人格资料，因果理论便会彻底失败。我们很容易证明，在任何一种人格症候群中，都存在着因果关系之外的关系。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得不用因果词汇，我们就应该这样说：症候群的每一部分都是所有其他部分以及这些其他部分的所有组合体的因和果，此外，我们还应该说：每一个部分都是这个部分所属整体的因和果。如果我们只用因果概念，便只能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即使我们试图采用循环因果和可逆因果这种比较新的概念来应对这种情况，我们仍然无法完整地描述症候群内部的各种关系以及部分与整体的种种关系。
这还不止是我们必须涉及的因果论术语的唯一缺点。描述一个完整的症候群同所有从“外界”影响着它的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同样也是一个难题。例如，自尊症候群已被证明是作为一个整体发生变化的。如果我们想要纠正张三的口吃，并专门致力于仅此一事，十有八九我们会发现：（1）我们什么都没有纠正，或者（2）我们不仅改善了张三的口吃现象，还提升了他的整个自尊心，甚至他的全部个性。外在影响通常趋于改变整个人，而不只是他的一小点或一小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其他无法用普通因果术语来描述的特征。特别是有一个现象十分难以描述。最接近于将它表达出来的说法是：就好像一个有机体（或任何其他症候群）“将原因吞下、消化，然后排出了后果”。当一个有效的刺激物，比如说一种创伤性的经历，作用于人格，这种经历便会产生某种后果。但这些后果几乎从来也不会同最初作为原因的那种经历构成一对一或直线的关系。实际发生的是，那种经历一旦产生效果，便会改变整个人格。这一人格既然已经与过去不同，便要用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来行动和表达自己。我们暂且假设这一后果是他的面部痉挛有一点恶化。这种痉挛的百分之十的恶化是由受创伤的情况造成的吗？如果我们说确实如此，那很明显，我们要想自圆其说就必须这样说：作用于有机体的每一个单独有效的刺激物同时导致这一面部痉挛恶化了百分之十。因为每一个经历都被纳入了有机体，这与食物被消化并吸收变为有机体本身具有同样的意义。我现在写下这些文字的原因，是我一小时之前吃的那个三明治呢，还是我喝下的咖啡呢，或是我昨天吃的食物，或是我多年前上的写作课，或是我一周前读的那本书？
当然，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任何一个重要的表达，如写作一篇自己深感兴趣的论文，并不是由某一特别事物引起的，而是对整体人格的一种表达或创造，这整体人格反过来又是几乎所有它所经历过的事情的结果。心理学家设想刺激物或原因被人格通过再调整而吸纳，就如同想象它撞击、推动有机体一样自然。这里的最终结果将是不再保持分离的因和果，而只是一个全新的人格（不管新的程度有多么微小）。
还有另外一种可以证明传统的因果观点不能适应心理学的方法，那就是证明有机体并不是一个原因和刺激物对其产生某种作用的被动对象，而是能同原因建立起复杂的双边关系，也可以对原因产生某种作用的主动对象。对于阅读精神分析学论著的读者而言这只不过是老生常谈，所以只是有必要提醒读者我们有可能对刺激物视而不见，我们可能曲解刺激物，而一旦曲解，又有可能将它们重构或重塑。我们既可以找出它们，又可以避免它们。我们可以将它们筛选出来并从中进行选择。或者最后，如果需要的话，我们甚至还可以创造刺激物。
因果论概念是基于这样的假设之上的：即，世界是原子论的，其中的实体之间即使相互作用也仍然彼此分立。然而，人格却并不能同它的各种表达、效果或影响它的各种刺激物（原因）分割开来，所以至少对心理学资料来说，它应该被另一概念取而代之。[83]这一概念——整体动力学——涉及对观点的根本性改组，所以不能被简单地叙述出来，而必须按部就班地进行阐释。
症候群概念
假设有一种更为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我们又怎样才能推动这种对整个有机体的研究更进一步呢？显然，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取决于被分析资料的结构性质，而我们要提问的是：人格是如何构成的？作为完整地回答这一问题的前提，必须分析症候群这一概念。
在试图描述自尊的各种相互关联的特征时，我借用了症候群这一医学术语。在其领域中，它被用于指代一种多种症状的复合体，这些症状通常是同时发生，因此被予以统一的命名。有鉴于此，这一术语既有优势也有短板。一是，它通常意味着疾病和反常，而不是健康与正常。我们将不把它用于任何此类的特别意义上，而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一般的概念，这一概念仅仅与某种组织有关，并不涉及该组织的“价值”。
其次，在医学上，它常被用在一种仅仅相加的意义上，作为一系列的症状而不是有组织、相互依赖、有结构的一组症状。我们当然要将它用于后一种意义。最后，在医学层面，它是被用于因果关系之中。任何一种多种症状的症候群都被设想为有一个假定的、单一的原因。一旦发现了肺结核中的微生物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研究者们便会心满意足，以为他们的工作已经大功告成。这样一来，他们忽略了许多我们认为是核心所在的问题。在此列举几例这类问题：（1）结核杆菌无处不在，但肺结核却并未因此而更为常见；（2）症候群中的许多症状常常并不显现；（3）这些症状的交替出现；（4）在个别人身上这种疾病无法解释、不可预测其轻微或严重，等。总之，我们应该要求的是探讨形成肺结核的所有因素，而不仅仅是最富戏剧性、最为强有力的某一个别因素。
我们对一种人格症候群的初步定义如下：它是明显不同的各种特性（行为、思想、行动的冲动，感知，等）的有结构、有组织的复合体；然而，一旦仔细、有效地研究这些特性便会发现它们具有共同的一致性，这种一致可被各种命名为相似的动力意义、表达、“风味”、功能或目的。
既然这些特征具有同样的根源或功能或目的，它们便可以互相替换，并且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彼此的心理学同义词（都“指同一件事”）。例如：一个孩子的暴怒症和另一个孩子的遗尿症可能是源自同一情况，如遗弃；也可能是实现同一目的的尝试，如得到母亲的关注或疼爱。因此，尽管它们在行为上大不相同，在动力学意义上却可能是一致的。[84]
在一个症候群中，我们会遇到一组在行为上并不相同，或者至少具有不同名称的情感或行为，但这些情感或行为却相互重叠、纠缠、依赖，可以被称为动力学意义上的同义词。因此，我们既可以把它们作为部分或特性来研究它们的多样化，也可以把它们作为统一体或整体来研究。在这里，语言是一个棘手的难题。我们应该如何来标识这一寓于多样性之中的统一体呢？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引入“心理风味”这一概念，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一盘菜由各种不同的元素构成，但是有它自己的特色，例如一碗汤、一碟回锅肉丁、一盘炖肉，等。[85]在一盘炖肉中，我们用了诸多原料，不过调制出了一种独一无二的风味。它的风味弥漫在炖肉的所有原料之中，可以说是同单独的原料无关。或者，如果我们以一个人的容貌为例，我们马上就会发觉，一个人可能有一只畸形的鼻子、一双小眼睛、一对大耳朵，却仍然十分英俊。（说一句时髦的俏皮话，“他生得一张丑陋的脸庞，不过在他脖子上倒是显得英俊。”）在此，我们同样既可以考虑将独立部分逐个相加，也可以考虑虽由部分构成但却别有一番“风味”的整体，这一风味不同于由单个部分所带给整体的任何事物。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出的症候群定义是：它由具有一种共同的心理风味的多种多样的因素所构成。
从功能心理学的观点看来，统一的有机体总是面临着某种难题，总是试图以有机体的性质、文化和外界现实所允许的各种方式来应对这些难题。于是，功能心理学家们是从有机体在一个充满难题的世界中进行解答的角度来看待所有人格组织的主要原则或中心所在。换一种说法是：必须从它面临的难题以及它为解决这一难题正在做什么努力这一角度来理解人格组织。这样，大部分有机行为肯定是在就某些事情而做某些事情。[86]在讨论人格症候群时，如果两个特殊的行为对某一个问题有着同样的应对目标，也就是说，他们正在就同一件事做同样的某件事，我们就应该将它们说成是同属于一个症候群。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自尊症候群说成是有机体对于获得、丧失、维持以及捍卫自尊的问题所作的有条理的解答；同样，也可以将安全感症候群说成是有机体对争取、丧失、保持他人的爱的问题所作的解答。
我们在这里并没有简单的最终答案。这一点已被下述事实证明：如果用动力学方法来分析一个单独行为，通常会发现它不只有一个，而是有几个应对目标。其次，有机体面对一个重要的生活难题一般都有一个以上的解答。
我们可以再补充一点：同有关性格表现的事实毫无关系，目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视为所有症候群的主要特征。
我们不可能讨论一个组织在有机体之外的世界中的目的。格式塔心理学家们已经充分证明，在被感知的、习得的、被考虑过的资料中，组织结构无处不在。当然，这些资料不可能被说成是都具备我们所用过的那种意义上的应对目标。
我们对症候群的定义同韦特海默、苛勒（Kohler）、考夫卡（Koffka）对格式塔所提供的定义有某些明显的相似之处。在我们的定义中，两个埃伦费尔斯（Ehrenfels）标准也是并行不悖的。
埃伦费尔斯给出的一个有机精神现象的第一个标准是单独的刺激因素，例如一支乐曲的单个音符（的缺失），其缺失的部分是一个获得了有机的整体刺激如整支乐曲的人才能体验到的。换言之，整体不同于其部分相加的和。同样，症候群也不同于其孤立的、被分解的部分的相加之和。[87]但还是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我们的症候群定义中，作为整体特征的主要品质（意义、风味或目的），如果这些部分不是被分解地而是整体地理解，则可以通过其任何一个部分来观察其整体特征的主要品质。当然，这是一个理论性的陈述，我们可以预料它会遇到操作层面的困难。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仅仅通过理解一个特殊行为所在的整体，就能够发现其风味或目的。然而，这一规律有足够的例外情况使得我们相信，目的或风味不仅是部分所固有的，也是整体所固有的。例如，我们通常可以从一个特定的单个部分来推断某个整体，比如，我们只需要听一个人笑一次，便几乎可以肯定他感觉不安，再如，我们单从一位女性对衣服的选择，就可以知道她的自尊心的大体情况。当然我们也要承认，这样一个从部分得来的判断通常不如从一个整体得来的判断根据充分。
埃伦费尔斯的第二个标准是一个整体内部的各个元素之间的可换性。因此，一支乐曲即使用两种不同的曲调演奏，它的单个音符在两种情况下各不相同，这支乐曲也仍然保有其本来面貌。这类似于一个症候群内各个元素的互换性。具有同样目标的元素可以互换或者彼此都是动力意义上的同义词，在一段旋律中起到同样作用的不同音符也是如此。[88]
一般而言，格式塔心理学家可以说是同意韦特海默原始的定义，即，当一种可以证明的相互依赖存在于各个部分之间时，整体便有了意义。整体不同于其部分之和，这一说法尽管正确且通常可以论证，但作为一个可行的实验室概念却用处不大，而且经常被隶属于另一传统的心理学家们认为是过于含糊的，因为即使证明了整体的存在，对它的界定和描述依旧是一个难题。
如果我们还要求这一定义具有启发性、切实可行、明确具体，并能够促使属于不同传统（坚持原子论、机械论世界观）的心理学家们接受它，那么很显然，我们就不能认为一个对格式塔进行确切界定的难题业已彻底解决。有很多原因造成了这一难题，但我只想讨论其中的一个，即，对所用资料的选择。格式塔心理学家研究的通常是现象世界的结构组织，主要是在有机体之外的“材料”（material）的“场域”（field）。（应该指出的是他们通常并不承认这一点。）然而，有最高的组织形式且内部相互依赖最强的却正是有机体本身——这一点已被戈德斯坦充分地证明了。有机体似乎是证明组织和结构规律的最佳场所。对资料的这种选择还有另一个优势，这使得动机、宗旨、目标、表达和方向等基本现象在有机体内更为清楚地显示。从应对目标的角度来界定症候群，立即就创造了一种可能性，即，可以将功能主义、格式塔心理学、目的主义（而非目的论）、精神分析学家和阿德勒学派的精神分析学家等所倡导的精神动力学以及戈德斯坦的有机整体论等本来是各自孤立的理论统一起来。这就是说，得到恰当界定的症候群概念可以作为一种统一世界观的理论基础，我们称这种世界观为整体动力学观点并将这种世界观同一般原子论观点相对照。格式塔概念也应如此——假如它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得到扩展，且假如它更注重人类有机体及其内在动机。
人格症候群（症候群动力学）的特征
互换性
在前文已经讨论过，两个在行为上不同的部分和症状，因为它们有同样的目标，便可以互相替代、能够完成同样的工作、有相同的出现的可能性、或者可能有同样的可能性或把握来进行预测，从这种动力学意义层面而言，一个症候群的各个部分是可以互换的或者说是对等的。
在癔病患者身上，病症就这个意义而言显然是可以互换的。在传统的病例中，一条麻痹的腿可以被催眠术或其他暗示疗法“治愈”，但随后却几乎不可避免地要被其他症状所取代——也许是一只麻痹的手臂。在弗洛伊德学说的著述中，也可以看到许多对等的实例，例如，对一匹马的恐惧可能意味着或代替着在压抑之下对父亲的恐惧。对于一个有安全感的人而言，在表现同一件事即安全感这一意义时，他的所有行为表达都是可以互换的。在前文所提到的安全型激进主义的例子中，帮助人类这项一般愿望最终既可能导致激进主义，也可能导向慈善或对邻人的仁慈或对乞丐和流浪者的施舍。在一宗未知的病例中，如果只知道患者有安全感，我们就可以信誓旦旦地断言他会有某些仁慈或社会兴趣的表现，但却无法对确切的表现形式进行预测。这种对等的症状和表现形式可以说是具有互换性的。
循环决定
对这一现象的最佳描述来自精神病理学的研究，例如，霍妮的恶性循环概念就是循环决定的一个特殊例子。霍妮的概念试图描述症候群内部动力性相互作用的源源不断的变化，任何一个部分都以此来不断地以某种方式影响所有其他的部分，而这一部分反过来又被所有的其他部分所影响，整个行为就这样不停地同时进行。
完全的神经症性依赖意味着期望肯定会被挫败。完全的依赖本来就暗含着对软弱无助的承认，而这种必然的挫败则使很可能因此而早就存在的怒气火上浇油。然而，这种怒气的发泄对象往往正是人们所依赖、所希望通过其帮助而避免灾难的人，因此这种愤怒的感受即刻就会引起内疚、焦虑和对报复的恐惧，等。但是在导致了对完全依赖的需求的因素之中，首先就有这些心理状态。对这样一位患者的检查将会表明，无论在什么时候，这些因素中的大多数都是共存于源源不断的变化和相互之间的增强之中。虽然一项成因分析可以证明一个特征较之另一特征在时间上领先，但是动力分析却永远也不会证明这一点。所有的因素都同样既是因又是果。
再如，一个人可以采取一种骄横傲慢、高人一等的态度以求维持自己的安全感。他如果不是感到被排斥、被厌恶（的不安全感），便不会采取这种态度。然而，这种态度却恰恰使人们更加厌恶他，这又反过来增强了他对专横傲慢态度的需要。
在种族歧视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观察到这类循环决定。怀有种族仇恨的人会指出某些让他们讨厌的品质以开脱自己的憎恨，但被厌恶的群体的这些品质却几乎都被归结为部分仇恨和遗弃的产物。[89]
如果我们想用比较熟悉的因果词汇来描述这一概念，我们就应该说甲与乙互为原因、互为结果。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它们相互依赖或相互支持或是互补变量。
结构良好的症候群抗拒变化或维持原状的趋势
不管安全感处于什么层次，要想将它提高或降低都会有所困难。这一现象有点像被弗洛伊德描述为抵抗的那种东西，但却可以得到更广泛、更普遍的应用。因此，在健康人和不健康的人身上，我们都会发现某种沉迷于原有生活方式的趋势。趋于相信人本善的人和相信人本恶的人将会对改变各自的信念表现出同样的抵抗力。在操作层面，可以根据心理学实验者试图提高或降低一个人的安全感层次所遇到的困难来界定这种对变化的抵抗。
人格症候群有时在外界发生最为惊人的变化时，也会保持一个相对的稳定性。在流亡者（移居者）中，有许多经历了最艰辛、最悲惨的折磨但却仍然保持安全感的例证。对被轰炸地区的士气的调查也向我们证明，大多数健康人对外界的惊骇有着惊人的抵抗力。统计数字表明，经济萧条和战争并没有造成精神病病例的大幅增加。[90]安全感症候群方面的变化通常与环境中的变化极不相称，有时似乎根本就没有发生人格上的变化。
一位德国流亡者，曾经极为富有，被剥夺了一无所有之后来到了美国。然而，他却被诊断为具有安全感人格。仔细的询问表明，他对人的本性的根本理解并未改变。他仍然觉得，如果能够给它一个机会，那么人的本性从根本上讲还是健康和善良的；他所经历的不快之事可以被各种方式解释为一个由外部原因引起的现象。通过采访在德国时就熟悉他的人则证明他在一贫如洗之前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人。
从患者对心理疗法的抵抗中也可以发现诸多其他例证。有时，经过一个阶段的分析疗法，可以发觉患者对自己某些信念的错误依据和有害后果有了惊人程度的洞察。但是即便如此，他也可能继续坚决坚持自己的信念。
结构良好的症候群在变化之后复原的趋势
如果一个症候群的层次被迫改变，人们通常可以观察到这种变化只是暂时的。例如，一种创伤性的经历往往只有短暂的影响。然后就可能会自发地调整回以前的状态。或者，创伤所引起的症状会被轻而易举地消除。有时，也可以推断症候群的这一倾向是一个更大变化系统中的一个过程，这一变化系统之中也涉及其他症候群趋势。
接下来是一个典型的病例。一位性无知的女性嫁给了一位同样性无知的男性，婚后的第一次性经历使她大为震惊。她的整个安全感症候群的层次便有了明显的变化，即，从平均层次降到低安全感层次。调查表明，在症候群的大多数方面都发生了整体性的变化，如在她的外部行为、人生观、理想生活、对人的本性的态度等方面。就在这时，她得到了支持和安慰，她的情况得到非技术性的讨论，在四五个小时的对谈中，她得到了一些简单的建议。慢慢地，她恢复到了原样，也许是因为这些交流，她变得越来越有安全感，但是她却再也没有达到她此前的安全感层次。她的经历遗留下一些轻微但却持久的后果，这种后果的保留也许部分是因为其丈夫的自私。比这一永久的后遗症所更令人吃惊的是不顾一切地要像婚前那样思维和相信的强烈趋势。在一位其第一个丈夫精神失常后再婚的女性身上，也可以看到剧变之后伴随着缓慢却彻底的恢复感的类似局面。
对于被认为是正常健康的朋友，我们一般会期望，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他们便可以从任何打击中恢复过来，这也说明这种趋势普遍存在。妻子或儿子的死亡、破产，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基本性创伤经历可以使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完全失去平衡，但是他们通常都可以差不多完全恢复过来。能够在一个健康的性格结构中造成永久性变化的，只有长期恶劣的外部环境或人际状况。
症候群作为一个整体而发生变化的趋势
这一上文已经讨论过的趋势也许是最显而易见的。一个症候群无论是在哪一部分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适当的调查实际总是表明，在症候群的其他部分有同向的其他相伴变化。经常是，这种相伴变化在症候群的几乎所有部分都可以见到。这些变化经常被忽略，其原因却再也简单不过：没有期待它们的存在，因此也就不会寻找它们。
应该强调的是，这种整体性变化的趋势，与我们所论及的所有其他趋势一样，只不过是一种趋势，但不是一种必然。有一些病例，其中的个别刺激物似乎有特定局部效应，但却察觉不到普遍效应。然而，如果我们将明显的表面精神错乱排除在外，这些病例就极为罕见了。
1935年进行了一次没有公开结果的试验，内容是利用外部手段来增强自尊心，一位女性得到指示要在大约二十个特定的、相当平常的情况下以一种挑衅的方式行事。（例如，她要坚持某一品牌的商品，而此前总是杂货店的老板替她拿主意。）她遵循了这些指示，三个月之后对她进行了一次广泛的人格变化调查。[91]毫无疑问，她的自尊发生了普遍性的变化。例如，她的梦境的特征发生了变化。她第一次购买了能够衬托出体形、显露线条的衣服。她的性行为变得更有主动性，连她的丈夫也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她第一次同别人一起去游泳，而之前她却羞于穿着泳衣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在其他诸多情况下，她也感觉非常自信。这些变化并不是由暗示引起的，而是自发的变化，其重要性她自己根本就没有觉察到。行为的变化可以引起人格的变化。
一位曾经缺乏安全感的女性，在拥有极为成功的几年婚姻之后，她显得在安全感方面已有了普遍的提升。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在其结婚前），她感到孤独，没有人爱也不可爱。她现在的丈夫终于能够使她相信他爱她——对一位缺乏安全感的女性而言这并非易事——于是他们就结婚了。现在她不仅觉得丈夫爱她，还觉得自己惹人爱。她接受了过去不能接受的友谊。她对人类的普遍性的憎恶大都已经荡然无存。她变得仁慈善良、温柔甜美，而这些品质在我首次见到她时，与其几乎毫无联系。某些特别的症状已经减轻了或消失了——其中包括反复出现的梦魇、对派对和其他聚会的恐惧、长期的轻度焦虑、特别害怕黑暗和某些令人不快的力量，以及对残酷行为的幻觉。
内部一致的趋势
即使一个人在大部分情况下缺乏安全感，也可以由于各种原因而一直保持着一些具有安全感特征的特殊行为、信念和情感。因此，尽管一个极其缺乏安全感的人时常做噩梦、焦虑的梦以及其他不愉快的梦，但是这种人中的一大部分却通常并没有不太愉快的理想生活。不过，相对轻微的环境变化，也会引发这类人做如此不愉快的梦。在这些不一致的成分上，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压力在不断作用着，以迫使它们与症候群的其他部分趋于一致。
自尊心差的人一般比较谦虚或害羞。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愿穿着泳衣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或是穿了也觉得难为情。然而，却有一位自尊心的确很差的女孩，不但身着泳衣出现在沙滩上，而且穿着的还是一件极为暴露的泳衣。随后，从一系列的对话中得知，她认为自己的身体完美无瑕，对此十分自豪——这种想法同她的行为一样，对一位自尊心差的女性而言是极不寻常的。然而，她的陈述也表明，这种对在海里游泳的看法并不是前后一致的：她一直觉得不太自在，总是在身旁放着一件浴衣以遮蔽身体，任何人不加掩饰地盯着她看就会驱使她离开沙滩。各种外界的观点使她确信，她的身体是有吸引力的，她从理智上认为她应该对此采取某种行为，并极力要践行这种行为，但是她的性格结构却使之十分困难。
安全感极强的人一般是无所畏惧的，但他们身上却经常有特殊的恐惧。这些恐惧的原因往往可以归结为特殊的条件经历。我发现，这种人身上的恐惧是非常易于摆脱的。简单的修整、榜样的力量、劝勉他们要意志坚强、理智的解释，以及其他的表面的心理治疗措施通常就已经足够了。然而，对的确缺乏安全感的人身上的恐惧来说，这些简单的行为疗法收效甚微。我们可以这样说，与人格的其他部分不相协调的恐惧易于消除，而与人格的其他部分协调一致的恐惧难以根除。
换言之，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趋于发展成为一个彻彻底底或从始至终缺乏安全感的人，一个自尊心强的人趋于发展成为一个自尊心一直很强的人。
症候群的层次走向极端的趋势
与我们已经描述过的保留趋势并行不悖的，至少还有一个来自症候群内部动力学的对立力量，这一力量助力于变化更替而无助于经久不变。这就是这样一种趋势：一个相当缺乏安全感的人发展到极度缺乏安全感，一个相当有安全感的人发展到极为富有安全感。[92]
在一个相当缺乏安全感的人身上，每一个外部的影响、每一个作用于有机体的刺激物，都或多或少地更易于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而非以一种具有安全感的方式来被解读。例如，咧着嘴笑很可能被当作轻蔑，遗忘很可能被解释为侮辱，冷漠很可能被视为厌恶，温和的喜爱则成了冷漠。于是，在这种人的世界里，不安全的影响多而安全的影响少。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他而言，证据的重心是偏向不安全这一边的。他就这样被一直牵扯，即使是很轻微地被拉向，越来越极端的不安全感。这一因素理所当然地被以下事实所加强：缺乏安全感的人趋于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行事，这使得人们厌恶他、排斥他，这进而又使他更加缺乏安全感，使他以一种更为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行事——就这样以一种恶性循环不断发展。因此，由于其自身的内在动力学，势必会导致他最害怕的事情发生。
最明显的例子是妒忌行为。它起源于不安全感并实际上总是滋生进一步的排斥和更深层的不安全感。一位男性是这样解释他的妒忌的：“我深深地爱着我的妻子，所以总是害怕她一旦离开我或不再爱我时，我会垮掉。她与我兄弟的友谊理所当然地使我心神不宁。”于是，他就采取了诸多措施来阻挠这份友谊，当然全都是愚蠢的措施，结果他逐渐失去了妻子和兄弟两个人的爱。这自然又使他更加发狂和嫉妒。这一恶性循环在一位心理学家的帮助下被打破了，这位心理学家首先引导他，即使感到妒忌，也不要有妒忌的行为，然后再开始以各种方式来消除总的不安全感这一更为重要的任务。
外在压力之下症候群发生变化的趋势
当我们专心考虑症候群的内在动力时，很容易暂时性忘记所有的症候群都自然是要对外部情况作出反应的。在此提出这一明显的事实只是为了完整起见，同时也是为了提醒读者，有机体的人格症候群并非一个孤立的系统。
症候群的变量
最重要和最明显的是症候群层次这一变量。一个人的安全感或高、或中、或低，自尊心或强、或中、或弱。我们的意思不一定暗示这一变化是一个单一的连续统一体，我们所说的变化只有从多到少、从高到低的含义。在讨论症候群的特性时，主要是关于自尊或支配症候群。在低于人类的不同灵长类动物中，支配现象处处可见，但它在每一个种类中有不同的表达特性。在具有高自尊心的人类身上，我们一直能够分辨出至少两种特性的高度自尊，我们决定将一种命名为力量，将另一种命名为权势。一个高自尊但同时缺乏安全感的人，其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帮助弱势群体还不如说是支配他们、伤害他们。两类人都具有高自尊，但却由于有机体的其他特征，而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种自尊。在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身上，不安全感有许多表达方式。例如，（如果这个人的自尊心低）它可以有隐退独处这一特性，（如果这个人的自尊心高）它也可以有寻衅攻击、龌龊的特性。
文化对症候群表达的决定作用
不言而喻，文化和人格之间的关系极为深刻复杂而不可泛泛而论。更多的是为了完整性而不是其他原因，我们必须指出：总体而言，达到主要生活目的的路径通常是由各种文化的性质决定的。自尊得以表达和获取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是完全地，是由文化决定的。爱情关系亦是如此。我们通过文化所允许的渠道来赢得别人的爱意，并表达我们对他们的喜爱之情。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地位角色也是部分地由文化决定的，这一事实时常可以改变人格症候群的表达形式。例如，在我们的社会里，高自尊男性可以比高自尊女性以更多、更明显的方式来表达这一症候群。同样，儿童只能得到极少的直接表达自尊的机会。还应该指出，每一个症候群通常有一个文化所首肯的症候群层次，例如，安全感、自尊心、社交性、活跃性等。这一事实在跨文化和历史的比较中，可以看得最为清楚。例如，一般的多布（Dobu，新几内亚岛屿）居民不仅是，而且还被预期着要比一般的阿拉佩什（Arapesh，新几内亚部落）居民更不友好。今天的普通女性被认为要比一百年前的普通女性有更高的自尊心。
人格症候群的组织结构
到目前为止，我们把症候群的各个部分说成了仿佛是同质的，就像雾中的微粒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症候群的组织里，我们发现重要性的不同等级以及聚集现象。这一事实已经在自尊症候群中以最简单的方式得到了证明，即通过关联方法。如果症候群内部是一致的，它的每一个部分同整体的关联程度都应当像所有其他部分一样密切。然而实际上，自尊（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衡量）与各个部分的关联并不相同。例如，通过社会人格量表（Social Personality Inventory）所测定的整个自尊症候群同易怒性发生关联r=-0.93，同异教徒的性观念发生关联r=0.85，同诸多能意识到的自卑感发生关联r=-0.40，同各种情况下的窘迫感发生关联r=-0.60，同诸多能意识到的恐惧发生关联r=-0.29。
对于这些资料的临床验证还表明，有一种各个部分自然地聚集，成为似乎有内在密切联系的群体的趋势。例如，习俗惯例、道德感、谦逊羞怯、尊重规则等似乎很自然地划归或属于一类，与另外一组聚集在一起的品质，如自信、沉着、毫无窘迫感、不胆怯、不羞怯等，恰成对照。
这种聚集的趋势使我们从一开始就有可能在症候群内部进行分类，但是当我们切实着手这项工作时，就会遇到各种困难。首先，我们遇到了所有分类的共同难题，即，分类应该是基于什么原则之上。当然，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全部资料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事情便会很简单。然而，如果像我们一样，是在部分无知中前行，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我们尝试对材料的内在本质多么敏感，有时也不得不武断行事。这种内在的聚集状态使我们有了一条可以着手的线索，给我们指明了大体的方向。但是我们只能依靠这种自发的聚集，一旦我们最终再也感知不到它们，我们就不得不依靠我们自己的推测继续摸索前进。
另外一个明显的困难是：在分析症候群的材料时，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可以将任何一个人格症候群随心所欲地分为十几个、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主要的群体，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想要的概括程度。我们怀疑，分类的一般尝试只不过是原子论、联结论观点的另外一种反映。当然，运用原子论的工具来处理相互依赖的资料并不能对我们有多少帮助。一般的分类如果不是不同部分、独立项目的分离，那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的资料之间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和分离，我们又该如何分类呢？也许我们应该抛弃原子论的分类方式，寻找某种整体论的分类原则，正如我们发现必须摒弃还原性分析而接受整体分析一样。我们提供以下类比，以便指明一个方向，我们很可能必须沿着这一方向来寻找如此的整体分类技巧。
放大倍数
这一说法是一个源自显微镜工作方式的物理学类比。在观察显微镜载玻片上的组织样本时，我们先拿起载玻片对着光线用肉眼观察整体情况；这样，得以了解其整体特征、总体结构、全部构成和整体中的相互联系。我们在脑海中有了对这一整体图景的清晰印象，然后再以低倍率（比如10倍）观察整体的其中一部分。我们现在开始研究一个细节，但却不是为了孤立地研究细节本身，而是牢记其与整体的关系。然后我们再用一个更高倍率的物镜（比如50倍）来进一步更为细致地研究这一视野范围。在仪器的实际操作限度之内，通过逐步增加放大倍数，便可以更进一步、更为细致地分析整体的各个细节。[93]
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材料设想成已被分类，但分类的方式不是以被随意安排的分离和独立部分之间的直线系列的形式进行分类，而是或许像套在一起的盒子一样“被包含在内”。如果我们把整个安全感症候群称为一个盒子，那么十四个亚症候群便是其中包含的十四个小盒子。在这十四个小盒子中，每一个都还包含着其他更小的盒子——也许一个里面有四个，另一个里面有十个，再一个里面有六个，等。
将这些例子转换为症候群研究的术语，我们可以选取安全感症候群，将它作为一个整体，即，在1号放大倍率上进行检验。具体而言，这意味着将整个症候群的心理风味或意义或宗旨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研究。然后，我们就可以从安全感症候群的十四个亚症候群中提取一个，在按我们的说法是在2号放大倍率上进行研究。这样，这一亚症候群就会被当作一个个别的整体，在它同其他十三个亚症候群的相互依赖关系中进行研究，但也一直是被理解为整个安全感症候群的一个整体性部分。我们可以以屈服于强权这一亚症候群在缺乏安全感者身上的表现为例。一般缺乏安全感的人需要强权，但这一需求却有许多种表现方式和形式，例如过分的野心、过度的攻击性、占有欲、对金钱的贪婪、过强的竞争性、易于产生偏见和仇恨等，或是上述的明显对立面，例如谄媚、顺从、性受虐狂倾向等。但这些特征本身也同样明显地过于笼统，可以被进一步分析和分类。对于其中任何一个的研究都必须在3号放大倍率上进行。我们或许可以选择歧视性的需求或倾向，其中种族歧视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方法研究它，就不能就其本身或将其孤立地研究。如果我们说研究的是歧视的倾向，即需要强权的亚症候群——需要强权又是总是缺乏安全感症候群的亚症候群，这样就更为全面了。我无须指出，越来越细致的分析会把我们带到第4级、第5级，等。例如，我们可以研究这一个别复合体的一个方面，利用某些特别之处，如肤色、鼻子的形状、言谈等来作为手段支撑自己对安全感的需求。这种利用独特之处的趋势被组成一个症候群，并可以作为一个症候群来研究。讲得更具体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被划到一个亚——亚——亚——亚症候群类下。它是一套盒子中的第五层。
总之，这样一种分类方法，即，基于“包含在内”而非“分离出来”这一根本概念之上的分类方法，能够给我们提供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线索。它使得我们有可能对细节和整体都有充分的了解，但不至于陷入毫无意义的拘泥于细节或含糊其词毫无用处的概括之中。它既是综合的又是分析的，而且最终，它使我们可以颇有成效地同时研究特性和共性。它拒绝接受二分法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A类和非A类的划分，但依然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在理论上令人满意的分类和分析原则。
症候群密集度的概念
如果我们寻找一个启发式的标准来区分症候群和亚症候群，从理论上讲，我们就可以在密集度概念中找到这一标准。自尊症候群中的各个自然群体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可以看到，习俗惯例、道德感、谦逊羞怯、尊重规则等聚集成为一个群体，而这一群体可以同另一个由自信、沉着、毫无窘迫感、不胆怯等特征所构成的群体区别开来。当然，这些群体或亚症候群相互之间以及和自尊这一整体之间都有关联。而且，在每一个群体中，各个元素也相互关联。也许我们对于聚集的理解，对于各种元素自然而然地聚集起来的主观感觉，将被反映在各种相互关系之中，而我们一旦测量这些元素就会看到这种相互关系。也许自信和镇静比镇静和不落俗套更为密切地相互关联。也许一个聚集的群体从统计学角度来看，意味着其各个成员之间关系的高平均值。可以假定，这一平均的关联将高于两个不同聚集群体的内部成员之间的平均值。如果假设聚集群体内部的相互关系平均值r=0.7，不同聚集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平均值r=0.5，那么，通过混合各种聚集群体或亚症候群所构成的新症候群，则会有一个高于r=0.5但低于r=0.7，也许接近于r=0.6的相互关系平均值。随着我们从亚——亚症候群推进到亚症候群再推进到症候群，可以预料，相互之间关系的平均值将下降。这一变化我们可以称为症候群密集度的变化，而且即使仅仅是因为它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来检验临床观察的结果，我们也颇有理由强调这一概念。[94]
动力心理学的基本假设会产生这样的结论：能够并且应该互相联系的不是作为行为本身的行为，而是行为的意义，例如，并不是谦虚这一品质而是在它与有机体其他部分的关系中显现出来的完整的谦虚这一品质。另外，必须认识到，甚至连动力学的变量也未必沿着一条单一的连续统一体发生变化，而是可能在某一点突然剧变为完全不同的东西。在对爱的渴望所引起的后果中，可以发现这种现象的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将幼儿排列成从被完全接纳到被完全遗弃这样一个系列，我们就会发现，随着我们逐渐走向这一系列的低端，孩子们就会越来越热切地渴望爱，但是当我们接近于最低端时——从一出生就被完全抛弃的孩子——我们发现的不是他们对爱的巨大渴望，而是完全的冷漠、丝毫没有得到爱的渴望。
最后，我们当然必须运用整体论的资料，而非原子论的资料，就是说，要运用整体分析的产物，而不是还原分析的产物。如此一来，单个的变量或部分就可以被互相联系起米，但却不会造成对有机体统一性的破坏。如果我们对要联系起来的各种资料适当地谨慎处之，并且如果使所有的统计数字都得到临床和实验知识的检验，那么相互联系的技巧就没有理由不成为整体方法论中极为有用的方法。
有机体内部相互联系的范围
在苛勒关于物理学格式塔的论著中，他反对过分地概括相互关联性，甚至到了不能在极度概括化的一元论和彻彻底底的原子论之间进行选择的程度。相应地，他强调的不仅是一个格式塔内部的相互关联性，而且还有各种格式塔之间的相互分离的事实。对他而言，他所研究的大部分格式塔都是（相对）封闭的体系。他将自己的分析仅仅进行到在格式塔内部分析的程度，他很少讨论各个格式塔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物理学格式塔还是心理学格式塔。
很明显，当我们研究有机体的资料时，境况就大不相同了。当然，在有机体内几乎没有封闭系统。在有机体内，每一件事都的的确确与另外的每一件事相联系，即使有时只是以极其微妙、极其遥远的方式产生联系。此外，已经证明，被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机体同文化、其他人的即刻出现、特定的情境、自然和地理因素等产生联系并从根本上相互依赖。到目前为止，我们至少可以说苛勒应该做却没有做的，是将他的概括局限于各种物理学格式塔和现象世界中的心理学格式塔，因为他的苛评当然并不是非常适用于有机体内部。
如果我们选择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争论，就可能超越这一最低限度的说法。实际上，围绕着整个世界从理论上讲有着内在联系这一说法，能够塑造一个绝佳的案例。如果我们从大量的关系类型中进行选择，就会发现宇宙的任何一个部分同所有其他部分都有着某种关系。只有在我们着眼于实用，或是只用一个语域而非所有语域作为整体的说法，我们才可以假设各个系统相对地彼此独立。例如，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普遍的联系性发生了断裂，因为世界的某些部分并没有同宇宙的其他部分发生心理学上的关联，尽管它们之间可能有着化学、物理学或生物学上的关联。而且，世界的内在联系性也完全可能被生物学家或化学家或物理学家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分裂。在我看来，目前最好的说法可能是：存在着相对封闭的系统，但这些封闭系统部分地是观察角度的产物。目前是（或者目前看来是）一个封闭系统，一年之后就可能不是，因为届时的科学手段有可能被改善得足以证明其存在着某种关系。如果有人回答说，我们应该加以证明的是掌握世界所有部分的实际物质过程，而不是它们之间更具理论性的关系，那么，回答就肯定是这样的：一元论哲学家们虽然谈论过许多其他类型的联系性，但是却从来没有宣称有这样一种普遍的、物质的联系性。然而，由于这并非我们阐述的要点，所以不必详述。将有机体内部的（理论上的）普遍联系性这一现象指出来就足够了。
各种症候群之间的关系
在这一研究领域，我们至少可以提供一个经过仔细研究的例证。它究竟是一个范例还是一个特例尚有待进一步研究确定。
从数量上讲，也就是说从简单的线性关系上讲，在安全感水平和自尊心水平之间有一种明确但细微的关系r≈0.2或0.3。在对正常人进行个别诊断的范围里，这两种症候群显然是两种几乎各自独立的变量。在某些群体中，两种症候群可能有特有的联系。例如，在犹太人身上（在40年代），有一种高自尊心和低安全感并存的趋势，而在天主教信女身上，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低自尊心与高安全感相结合。在神经病患者身上，两者都一直趋于偏低水平。
比两种症候群的水平之间的这种联系（或缺乏联系）更为令人吃惊的是安全感（或自尊心）水平同自尊心（或安全感）性质之间的密切联系。通过比较两个都有很高的自尊心但在安全感方面却处于两极的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这一联系。甲（高自尊心、高安全感）与乙（高自尊心、低安全感）有以极为不同的方式来表现自尊心的倾向。甲既有人格的力量又有对同类的爱，将会自然地以一种关怀、友善或保护的态度来运用自己的力量。乙尽管有着同样的力量，但却对同类怀有仇恨、轻蔑或恐惧的态度，他将更有可能把自己的力量用于伤害、支配或是减轻自己的不安全感。他的力量对于同伴而言肯定是一种威胁。因此，我们就可以说有一种高度自尊心的缺乏安全感特质，并可以将它同高度自尊心的安全感特质对比。同样地，我们也可以区分出低自尊心的缺乏安全感特质和安全感特质，即，前者是性受虐狂和拍马屁者，而后者是安静、甜美、或顺从、依赖的人。安全感特质的类似不同和自尊心水平的不同有联系。例如，缺乏安全感的人，依照他们自尊心水平的高低，要么是离群索居、不愿抛头露面，要么就是公开寻衅、好争好斗。有安全感的人，由于自尊心水平有从低到高的不同，可以是谦卑的或傲慢的，是追随者或者领导者。
人格症候群及行为
作为更具体分析的前奏泛泛而论，我们可以说症候群与公开行为的关系大致如下。每一个行为都趋于成为整体人格的一种表现形式。说得更具体一点，这意味着每一个行为都趋于由每一个症候群决定（除下文还要谈及的其他决定因素之外）。随着张三哈哈一笑对一个笑话作出反应，从理论上讲我们就可以从这单一行为的各种决定因素中梳理出他的安全感水平、他的自尊、他的精力、他的智力等各种情况。这样一种观点同早已过时的特质理论恰成对照，在那种理论中，典型的例证是一个单独的行为动作被一个单独的特质所完全决定。我们的理论性叙述可以在某些工作中找到最好的例证，这些工作，如艺术创作，被认为是“更为重要”。在创作一幅油画或一首协奏曲的过程中，艺术家明显地将自己的身心完全投入到这项工作中，相应地，它便成为他整体人格的表现。但是这样一个例子，或者可以说，对一个无结构情况的任何创造性反应——就像在罗夏（墨迹）实验中——都位于连续统一体的极端。在另一端则是同性格结构只有很少关系或者根本没有关系的孤立的、具体的动作。这种动作的例子有：对一个短暂情境的要求所作出的即刻反应（躲避一辆卡车）；对大多数人而言，早已丧失了心理含义的纯属习惯的、文化的反应（在女士进来时起立）；或者最后，条件反射行为。此类行为几乎根本没有向我们提供有关性格的情况，因为在上述情况下，其作为一个决定因素是可以被忽略的。在这两极之间，还有各种层次。例如，有趋于几乎是被仅仅一个或两个症候群所完全决定的行为。一个特别的善意行为比其他任何行为都更密切地与安全感症候群相关联。谦虚的感受主要是由自尊所决定的，诸如此类。
上述事实可能引起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存在这么多类型的行为——症候群关系，那么在开始时为什么要说行为一般是由所有的症候群决定的？
显而易见，由于理论上的需要，整体理论必须从这样一种陈述出发，而原子论的方法则必须从选择出的孤立、游离的行为出发，这种行为同有机体的所有联系都被切断——例如一种感觉或条件反射等。在这里，只是一个“集中”的问题（从哪一部分是要被组织的整体这一视角来看）。就原子理论角度，最简单的原始资料是通过还原分析所获得的一个行为片段，即，一个同有机体其他部分的所有关系都被切断的行为。
也许更为中肯的是这样一种论点，即，第一种症候群——行为关系更为重要。孤立的行为往往都处于人生最关切问题的边缘。它们之所以被孤立，只不过是因为它们不重要，也就是说，同有机体的主要问题、主要解决办法或是主要目标毫无关系。的确，我的髌腱受击时小腿就会踢出去，或者我用手指抓橄榄吃，或者我不能吃煮洋葱因为我条件性地厌恶它。而下述当然不能说是比上文的更为确切：即我有某种生活哲学，我爱我的家人，或者我喜欢做某种实验——但后面的事实却远远重要得多。
尽管有机体的内在本质的确是行为的一种决定因素，它却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有机体在其中表现，并辅助确定了有机体的内在本质的文化背景也是行为的一种决定因素。最后，另外一组行为的决定因素可以被统统归于“直接情境”一类。而行为的目标和宗旨是由有机体的性质来决定的，通向目标的途径是由文化决定的，而直接情境却决定着现实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哪一种行为是明智的，哪一种是不明智的；哪一个局部目标可以实现，哪一个不能实现；什么提供的是威胁，什么提供的是有可能被用于达到目的的工具。
以如此复杂的方式来设想一下，就很容易理解，行为为什么并不总是性格结构的有效指标。因为行为如果受外部情况和文化决定的成分与受性格决定的成分同样大，如果它只是三组力量之间的一个妥协构造，它就不太可能成为它们其中任何一个的完善的指标物。这同样也是一种理论性的陈述。操作上，通过某些技术手段[95]，我们可以“控制暂停”或消除文化和环境的影响，从而在实际运用中，行为有时可以是性格的有效指标。
据发现，性格和行为冲动之间可以建立起更为紧密的相互关联。的确，这种关系紧密得足以把各种行为冲动本身看作是症候群的一个部分。这些冲动所受的外界和文化的制约要比外部行为活动少得多。甚至可以说我们只不过是把行为视为行为冲动的一个指标而进行研究。如果我们研究的最终目的是理解性格，那它如果是一个有效指标，就值得研究，如果不是就不值得研究。
症候群资料的逻辑和数学表达
据我所知，现有的数学和逻辑并不适于以符号的形式来表达和处理各种症候群资料。这样一个符号体系无论如何绝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建构数学和逻辑学以适应自己的需求。然而就目前而言，各种可供运用的逻辑学和数学体系都是建立于我们已经批判过的一般原子论世界观之上的，并且是这种世界观的表现形式。我本人在这方面的努力尚且不足以在此陈述。
由亚里士多德作为其逻辑学的基本原理之一所提出的A和非A之间的明显区别，已经被现代逻辑学继承下来，尽管亚里士多德的其他假设已被抛弃。这样，举例来说，我们在朗格（Langer）的《符号逻辑》一书中看到，这个被她描述为互补类别的概念，对她而言是一个不必被证明，而可以作为常识而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下来的基本假设。“每一个类别都有一个补充物，类别及其补充物相互排斥并耗尽它们之间的全部类别。”
现在已经很明显的是，对于症候群资料来说，不可能将资料的任何部分从整体中坚决地切割下来，或任何一项单独的资料和症候群的其他部分之间也不可能有如此鲜明的区别。当我们将A从整体中割离开来，A就不再是A，非A也就不再同过去一样，将A和非A简单地相加当然也并不会还原给我们开始时那个整体。在一个症候群内部，症候群的每一个部分都同所有的其他部分相互交错。切割一个部分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对这些交错状态毫不介意。而这种忽略是心理学家所不能承担的。互相排斥对于处在孤立状态的资料来说是有可能的。但如果它们处于上下文中，而在心理学中必定要有上下文，这种两分法就是相当不可能的了。例如，我们甚至都无法想象能够将自尊行为从所有其他行为上割离，因为道理极为简单：实际上几乎不存在只是自尊而不是其他任何行为的行为。
如果我们拒绝接受这种互相排斥的概念，我们所怀疑的就不仅是部分地基于这一概念之上的整体逻辑，而且还有我们所熟悉的大部分数学体系。现有的大部分数学和逻辑所涉及的世界，都是一个相互排斥的各种实体的聚集，就像一堆苹果一样。将一个苹果同苹果堆中的其他苹果分开既不能改变苹果的性质，也不能改变苹果堆的本质特征。但对有机体而言，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割掉一个器官改变了整个有机体，也改变了被割下的那一部分。
在加减乘除等基本的算术运算中，也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例子。这些运算明显地采用了原子论数据。将一个苹果同另一个苹果相加是可能的，因为苹果的性质允许这样相加。人格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有两个都具有高自尊心但缺乏安全感的人，我们又使其中的一位增强了安全感（“加”安全感），那么，这一位就很可能会乐于合作，而另外一位则会趋于专横。一个人格中的高自尊和另一个人格中的高自尊并不是具有同样的性质。在那个被加上了安全感的人身上，发生了两个变化，而并不仅仅是一个变化。他不仅获得了安全感，自尊心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只不过是因为与高安全感相结合了。虽然这是一个牵强附会的例子，但是这也是能构想出的最接近于人格相加运算的例子。
显然，传统的数学和逻辑尽管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在实际上似乎只是为一种原子论、机械论的世界观服务的侍女。
似乎甚至可以这样说，数学在接受动力学、整体论方面落后于现代物理科学。物理科学理论的性质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并不是由于改变数学的根本性质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扩展了它的应用范围，由于同它玩了把戏，由于尽可能地使它根本上的静止状态不发生变化。只有进行各种各样的“似乎”假设才能造成这些变化。在微积分中可以找到一个极好的例子，微积分声称是研究运动和变化的，但只是通过将变化转变为一系列静止状态而实现的。一条曲线下的面积是通过将它分割成一系列的长方形来测量的。曲线本身则被当作“似乎”是有着极小边的多边形。微积分行之有效，是一件极为有用的工具；这一事实证明：它一直是一个合理的运算过程，对此我们不能提出根本性的疑问。但不合理的是忘记它之所以行之有效，是因为有一系列的假设，一连串的回避或花招，一系列与心理学研究截然不同的不涉及现象世界的“似乎”假设。
下文的引用证明了我们有关数学有静止和原子论倾向的论点。据我所知，引文的主旨还没有受到其他数学家的诘难。
难道我们以前没有狂热地宣称我们生活在一个静止的世界之中？难道我们没有求助于芝诺（Zeno）悖论，以详尽地论证运动是不可能的，飞矢实际上是静止的？对这种态度的明显转变，我们应该归因于何处呢？
此外，如果每一项新的数学发明都是建立在已有的基础之上，那岂能从静态代数和静态几何理论中提炼出一种新型数学以便解决涉及动态实体的难题？
对于第一组问题，并不存在观点的改变。我们仍然坚定地抱有这样一个信念：在这个世界里，运动和变化都是静止状态的特殊情形。如果变化意味着一个从质上与静止不同的状态，那就不存在变化的状态；被我们识别为变化的，只不过是我们所曾指出过的，在比较短的时间间隔中所察觉到的一系列诸多不同的静止图像。
由于我们在实际中看不到飞矢穿越它在飞行过程中的每一个点，于是就本能地相信一个运动物体的动作有连续性，这样就有一种势不可挡的本能想把运动的概念抽象为某种在本质上与静态不同的事物。但这种抽象是由于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局限所造成的，逻辑分析决不会证实其正确性。运动是一种位置和时间的相互关联。变化只不过是函数的别称，是那同一种相互关联的另一方面。
至于其他问题，微积分作为几何和代数的产物，属于一个静态的家族，并未获得其父母所未曾有的特征。在数学中，突变是不可能的。因此，微积分便不可避免地带有与乘法表和欧几里得几何一样的静态特性。微积分只不过是对这个静止世界的另一种解释，虽然得承认这是一种巧妙的解释。[96]
让我们再重复一遍，有两种观察各类要素的方法。例如，脸红可以是本质上脸红（一个分解成分），也可以是有上下文的脸红（一个整体成分）。前者涉及某种“似乎”假设，“似乎它在世界上是完全独立的，同世界的其他部分没有关系”。这是一种形式上的抽象，在某些科学领域可以有很大的作用。无论如何，只要记得它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抽象，它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害处。只有当数学家或逻辑学家或科学家在谈论本质上的脸红时忘记了他是在做一件人为的事情时，才会出问题；因为他当然得承认，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什么脸红之类的事情不是人类做出来的，没有什么脸红不是有原因的。这种抽象或是运用分解还原元素的人为习惯一直颇有成效并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要是有人否认这些习惯在经验上或现象上的有效性，抽象者和分解者往往会感到惊奇。他们逐渐使自己确信，世界实际上就是这样建构起来的，并且他们发现，可以很容易地忘记尽管是有用的，但却仍然是人为的、约定俗成的、假设性的——总之，它是一个被强加于一个处于变化状态、有着内部联系的世界之上的人造系统。这些有关这个世界的特殊假设只有为了论证方便，才有权公然蔑视常识。如果它们不再便捷，或者如果它们变成了累赘，则必须被摒弃。在世界上看到我们放进去的不是实际上就在那儿的东西，这是很危险的。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说，从某一种意义而言，原于论数学或逻辑学是有关这个世界的一种理论，用这种理论对世界进行的任何描述，心理学家都可以因为不符合其目的而拒不接受。很显然，方法论思想家们有必要着手创建同现代科学世界的性质更为协调一致的逻辑和数学体系。[97]
本章所表达的结论是基于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以下的论文和测试所得的研究资料。麦克里兰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虽然与此不相同，但也是相关且相似的。
支配驱动作为类人猿灵长类动物社会性和性行为的确定因素，Ⅰ,Ⅱ,Ⅲ,Ⅳ[J]，遗传心理学杂志，1936（48）：261-277，278-309（与悉尼·弗兰兹鲍姆Sydney Flanzbaum），310-338，1936（49）：161-198.
支配感、行为和地位[J]，心理学评论，1937（44）：404-429.
女性支配感、人格和社会行为[J]，社会心理学杂志，1939（10）：3-39.
个体心理学与猴子和类人猿的社会行为[J]，国际个体心理学杂志，1935（1）：47-59.
类人猿灵长类动物中的支配质量与社会行为[J]，社会心理学杂志，1940（11）：313-324.
女性支配感（自尊）测试[J]，社会心理学杂志，1940（12）：255-270.
心理安全感—不安全感动态变化[J]，性格与人格，1942（10）：331-344.
女性自尊（支配感）与性欲[J]，社会心理学杂志，1942（16）：259-294.
衡量心理安全感—不安全感的临床衍生测试[J]，遗传心理学杂志，1945（33）：21-51（与埃莉莎·赫希Elisa Hirsh、玛塞拉·斯坦Marcella Stein、厄玛·霍尼曼Irma Honigmann），由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市美国心理学家出版社于1952年出版.
对麦克里兰教授在1955年内布拉斯加州动机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M.R.琼斯编辑）的评论，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出版社，1955年.
精神疗法中，猴子和幻想的父母的支配行为与性行为对比[J]，神经和精神病杂志，1960（131）：202-212（与兰德H.Rand、纽曼S.Newman）.
自由派领导力与个性[J]，自由，1942（2）：27-30.
权威性格结构[J]，社会心理学杂志，1943（18）：401-411.
[1]如果有些读者认为这是个具有革命性的说法，并想要进一步阅读相关内容，我呼吁他们阅读这一领域最伟大的著作——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所写的《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如果你还未读过这本书，那你就不能说自己已做好迎接新世纪的准备。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时间、意愿或精力去阅读本部巨作，那么我就要推荐本人的拙作《科学心理学的复兴》，这本书贵在精简易读，同时与前者表达的观点相似。本章内容，这两本书，以及它们引用目录中所提及的其他书籍，足以很好地代表在这一科学领域中新的人本主义时代精神。
[2]但哪怕学者们也可能会在专题巨著中研究微不足道的课题。他们会把这种研究称为原始研究。这种研究的重点在于他们发现了此前人们不了解的东西，而不在于这些东西是否值得人们了解。可能之后他们的研究发现会为其他一些专家所用。所有大学里的专家所写的论文不过是一种内部消化，他们互相援引对方的作品，就像耐心的堤坝工人一样，没人知道他们究竟想建成什么东西。（引自C.范·多伦的《三个世界》，107页）
“或者说，他们就仿佛每天坐在沼泽地旁边钓鱼、却觉得自己在思考深奥的问题的人一样。但这种在没有鱼的地方假装垂钓的行为，在我看来，来肤浅都算不上。”（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17页）
“运动爱好者”指每天坐在沙发上看真正的运动员运动的人。
[3]“我们倾向于做我们知道如何做的事物，而不是努力去做那些我们应该做的事物。”（R.安申等，《科学与人》，466页）
[4]“你必须热爱问题本身。”
——里尔克
“我们已经学会所有的答案，全部的答案：但我们还不了解面前的问题。”
——A.麦克利什，《A.麦克利什的哈姆雷特》
[5]“天才是装甲车先遣部队，哪怕他们的侧翼没有保护，但他们仍以雷霆之势冲入无人之境。”（亚瑟·库斯勒，《瑜伽信徒和人民委员》，241页）
[6]“科学家之所以称其‘伟大’，与其说是因为他们解决了某个问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提出的问题一旦被解决，将会给人类带来真正的进步。”（H.坎特里尔，《关于人类特点的探究》，《变态心理学期刊》，1950年45期，491-503页）
“问题的形成比问题的解决要关键得多，因为后者不过是数学和实验技巧而已。我们需要极具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头脑，才能够提出新问题和新的可能性，或者用全新的角度去审视旧闻题。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将会为科学带来真正的进步。”（A.爱因斯坦、L·英菲尔德，《物理学的进化》）
[7]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的理查德·利文斯通爵士为技术员给出了如下定义：“除了他工作的终极目标和他工作在宇宙中的位置外，技术员对他工作中的一切了如指掌。”另一个人也曾给“专家”下过类似的定义，即专家是一个在研究大谬误中避免小错误的人。
[8]关于这些论点更详细讨论，可参考默里（Murray）所著《人格的探索》及其他心理学家的著作。
[9]例如，P.T.杨（Young）在他对动机理论的研究中专门去掉了目的和目标的感念，因为——在这里必须指出——我们可以询问人类有什么目的，却无法询问小白鼠有什么目的。然而，与其因为无法询问小白鼠而放弃目的和目标的概念，不如放弃以小白鼠作为实验对象来得更合理。
[10]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新精神分析引论》，103-105页。
[11]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新精神分析引论》，106页。
[12]随着幼儿长大，知识的增长和运动能力的发育让这些情况的危险性逐渐减弱，并变得越来越容易掌控。纵观人的一生，我们可以说，教育的主要意动功能之一就是通过知识消除表面上的危险。例如，我们不畏惧打雷，因为我们知道关于雷的知识。
[13]在关于安全的测验中，研究人员的测试方法可能是：在孩子面前放一个小爆竹、摆一副胡子拉碴的面孔、为他进行皮下注射、让母亲离开房间、将他放到高高的梯子上、让老鼠爬向他、等等。但我当然不会真的建议故意在孩子身上做这些实验，因为它们可能会伤害到作为实验对象的孩子们。但相似的情境会在孩子的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对此我们可以加以观察。
[14]并非所有精神症患者都会感到不安全。也许精神症在本质上是安全感大体得到满足的个人，却在情感和尊重的需要上受到了挫折。
[15]这种需要是否具有普遍性，我们尚不清楚。如今尤为重要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受到奴役或不可避免地受到控制的人会感到不满或产生反叛心理吗？我们可以基于众所周知的临床数据做出这样的假设：如果一个人体验过真正的自由（不是以牺牲安全感为代价换取的自由，而是建立在充分的安全感基础上的自由），他便不会愿意放弃自由，或轻易地让人剥夺他身上的自由。但我们还尚不明确对于从出生开始就做奴隶的人是否也是如此。
[16]对于正常的自尊心更为广泛的讨论，以及各种研究报告，请参阅第五章所列的书目。同时还可参考麦克利兰（McClelland）及其同事的研究。
[17]显然，包括绘画在内的创造性行为与其他行为，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在天生具有创造性的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是否满意、是否快乐、是饥饿还是满足。同时，我们明确地知道，创造性活动是可以有报酬的，有改善作用的，或者纯粹是经济性行为。在我的印象里（通过非正式的实验），单单通过观察，我们就可以区分某个艺术或智力的成果是否是由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人创造的。无论如何，在这里我们必须以动态的方式区分表面的行为，以及它背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
[18]“然而，人类对世界、行动和实验有着与生俱来的兴趣。当人类探索世界时，这些兴趣会带来深层的满足。它们认为对现实的体验并不会对自身存在带来威胁。机体——尤其是人类机体——在这个世界中有着实实在在的安全与安定感，他们只会在特定的情境下或受到剥夺时感到威胁。尽管如此，不适和危险的感觉不过转瞬即逝，且最终会带来与世界相连的新的安全与安定感。（希尔德，《人的目标与欲望》，第220页）
[19]这种综合症与里博（Ribot）和迈尔森（Myerson）所称的“快感缺乏”十分相似，但他们将这一综合症归结于其他原因。
[20]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使用“病态”一词，那么我们同时还需要直面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我们所作出的定义具有明确的含义：既然一个基本需要遭到挫折的人被称为病态，既然这种挫折发生的原因不在于个人而是由外力所致，那么个人的病态追根究底来源于社会的病态。一个良好和健全的社会应该被定义为，它可以通过满足社会成员的所有基本需要，来让他们追求人类最高级的需要。
[21]这些论述只适用于基本需要。
[22]后面会指出，这个需要满足的程度不断递增连续体可以被用作潜在的人格分类的基础。达到自我实现是纵观人类一生的过程，而这个连续体可谓代表了这个过程中层层递进的步骤。它为近似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Erikson）的发展体系的理论提供了方案。
[23]这样的研究者和作者的数量有至少几十甚至几百个。由于数量之众不便在这里一一列举，此处所提及的主要是资深一辈研究者中的少数几个。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的成员名单对此做出了更为详尽的列举。
[24]威胁并不总是致病的，可以用健康的方法，或者神经官能症或身心症的解决方案来处理它。此外，明显的威胁状况可能会或不会在特定个体中产生心理威胁的感觉。轰炸或对生命的威胁本身可能不像冷笑、冷落、对朋友的背叛、孩子的疾病或对陌生人的不公正行为那般。此外，威胁可能具有增强作用。
[25]必须再次指出的是，创伤情况与遭受创伤的感觉并不相同，即创伤情况可能在心理上具有威胁性，但并非必须如此。如果处理得当，它的确可能具有教育意义和加强作用。
[26]显然，本章中介绍的是普遍概念，因此它们适用于许多类型的实验工作。也可以增加样本量。例如，当前关于压抑、遗忘、坚持未完成的任务的研究，以及关于冲突和挫败感的直接研究。
[27]我要感谢社会科学研究委员对该项研究的资助，否则这次实地考察不可能成行。
[28]这些观点主要适用于1939年观察到的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的人。此后，文化发生了巨变。
[29]该论点与动机理论的任何特定表述无关，例如，它也适用于简单享乐主义，因此我们可以将该论点表达为：应对行为是对赞美或责备，奖赏或惩罚的回应，例如，表现行为通常不属于应对行为，至少在保持表现性的情况下不是。
[30]在我们过度实用的文化中，工具精神甚至可以超越最终体验，爱（“这是正常的事情”），体育（“有益于消化”），教育（“提高薪水”），唱歌（“有益于胸部发育”），爱好（“放松可以改善睡眠”），美丽的天气（“适合做生意”），阅读（“我真的应该跟上事情的发展”），感情（“你希望你孩子患有神经官能症么？”），善良（“做好事不求回报”），科学（“国防！”），艺术（“绝对提高了美国广告的水平”），善良（“如果你不，他们会偷走你的银子。”）。
[31]在这里，我们将自己局限于象征性行为，抵制陷入普遍的、引人入胜且明显相关的象征性问题的诱惑。至于梦，很明显，除了这里提到的类型外，还主要有应对性的梦（例如，简单的愿望实现）和主要为表现性的梦（例如，不安全的梦，投射的梦），因此，理论上后一种梦应该可用作诊断性格结构的投射或表达测试。
[32]无意识的需要通常表现在梦、异象、情感、笔误、口误、不经意的行为动作和笑声中，这些需要的表现形式无穷无尽，与可接受的（有意识的）需要、理性情绪、预测（幻觉，妄想和信念），以及所有症状（尤其是歇斯底里转换症状）融为一体，也会存在于例如儿童游戏、玩偶、编故事、手指绘画、其他绘画和幻想作品中。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可以将仪式、民间故事等也加入这一行列。
[33]梅凯尔（Mekeel）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名妇女因歇斯底里而瘫痪，并得知了自己的病情。几天后，她完全崩溃，但瘫痪消失了。在医院，她一直处于崩溃的状态。瘫痪却从未复发，但后来她因歇斯底里失明（私人交流）。最近，“行为治疗师”成功地使她摆脱了症状，也没有出现进一步的后果。也许症状替代并不像心理分析师所预期的那样频繁发生。
[34]另请参阅参考邦纳《人格心理学》第97页，布根塔尔《本真性的探求》和肖斯特罗姆手册及自传中用于测试自我实现的个人倾向性量表（POI）。
[35]塔玛拉·登多（Tamara Demdo）博士在这个问题上的确为我提供了很大帮助。
[36]自我实现的爱，或存在之爱，倾向于自由地奉献自我，全身心的、恣意的、毫不保留的、无所隐瞒的、不会去计较下述从女大学生当中收集的语句：“不要轻易放弃”“不要让他轻易得手”“就让他没有把握”“他不应该对我太有把握”“我就是要让他吃不准”“不要把自己太快或太彻底地交付给他”“如果我太爱他，那他就是主宰了”“在爱情中，爱得更多的一方一定处于弱势”“就要让他有一丝担心”。
[37]奥斯瓦尔德·施瓦茨在1951年的《性爱心理学》一书中第21页写道，“性冲动与爱情尽管具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彼此相互依存、相辅相成。这种性与爱的高度融合，只有在完美的、成熟的人身上才能得以体现。这是所有性爱心理学的一个基本理念。如果有人能够单纯地享受生理的性快感，那么他会被刻上性低能（性不成熟，或诸如此类）的烙印”。
[38]迈克尔·巴林特在1948年出版的第29期《国际精神分析杂志》上发表了《生殖器型之爱》，第34-40页写道，“如果有人阅读精神分析的文献，查阅生殖器型的爱情，会发现两个惊人的事实：1.关于生殖器型之爱的文献远比性前期之爱少得多；2.几乎所有关于生殖器型的爱情的描述都是消极的。”又见迈克尔·巴林特于1936年第17期《国际精神分析杂志》发表的《精神分析治疗的终极目标》，第206-216页。
[39]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第22页写道，“这些人把他们主要看重的东西从被爱转移到爱他人，从而使自己独立于对象的意愿；为了避免自己失去所爱的对象，他们不是把自己的爱仅仅给予某一个对象，而是一视同仁地给予全人类；为了避免由生殖器型的爱情带来的不稳定和失望，他们远离爱的性目标，并把这种本能转化成一种其目标受到控制的冲动。这样他们就在自己的内心产生了一种均衡的、稳定的、温柔的爱，这种爱与暴风雨般的强劲猛烈的生殖器型的爱情不再有任何外在的相似之处。”
[40]迈克尔·巴林特在1948年出版的第29期《国际精神分析杂志》上发表了《生殖器型之爱》（34-40页），在第34页写道，“为避免诱惑（尤其是负面影响），让我们来分析一个理想的案例——矛盾之后的生殖器之爱，没有任何既爱又恨的矛盾情绪，也没有性前期的对象关系，1.面对对象，不会有贪念、贪求无厌或渴望吞噬对方的想法；2.不会有想要伤害、羞辱、摆布、主宰等施虐的想法；3.也不会为了自我的性欲与快感而亵渎或轻视对方。即使为对方厌恶或仅仅被对方的一些不愉悦的特征所吸引，也不会处于危险的境地；不会有肛交行为；4.（男性）不强行鼓吹自己的阴茎，无惧对方的以及自己的性器官，也不嫉妒男性或女性的外生殖器，无感于自己或对方性器官的不完整或缺陷，等。没有阳物崇拜或阉割情节……那么在以上列举的性前期特点都不存在的情况下，生殖器型的爱情又是什么？我们爱恋我们的伴侣，1.因为他（她）使我们得到满足；2.因为我们也能够满足他（她），我们可以近乎同时享受完整的性高潮……满足生殖器的需求显然是生殖器之爱的必要不充分条件。我们所了解的是，生殖器之爱不仅仅是对伴侣满足了自己的生殖器的需求而心怀感激或心满意足；而且，这种心情不会因为是单方面的或彼此的而有所不同。这又是什么？我们在生殖器的需求满足之外发现了真爱关系：1.理想化；2.温柔；3.一种特殊形式的认同。简言之，人类生殖器型的爱情这一表述，着实用词不当。我们所谓的生殖器型的爱情，融合了不同元素、生殖器的需求满足以及性前期的温柔表现……面对这种融合所带来的压力，人们的一种表现是可能需要定期回溯某些快乐的时光，例如回到无法进行现实验证的婴儿期。
[41]参见我的《存在心理学》，第42-43页，存在之爱（B-love）与缺乏之爱（D-love）的区别。
[42]奥斯瓦尔德·施瓦茨在1951年的《性爱心理学》一书中第100-101页写道，“有一点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那就是爱情赐予恋人的神奇的能力主要在于发现爱的美德的能力，这些美德是实际具备的，但对没有灵感的人而言是看不见的，美德不是被爱人用虚幻的价值观来粉饰心爱之人而虚构的，爱不是自欺欺人”。第20页写道，“毫无疑问，爱情有一个强大的情感元素，但本质上是爱是一种认知行为；其实，爱情是握个性最内在核心的唯一方法。”
[43]即使理性承认它不认识呈现给自己的对象要归类于哪里；它仍坚信，它的无知只在于不知道是哪个经过时间考验的范畴适合新事物。在随时准备打开的抽屉中，我们把它放入哪一个呢？在已经剪裁好的服装中，我们让它穿哪一件呢？属于这个，还是那个，或是其他？而“这”“那”“其他”总是一些已经设想好的、预先知道的事物。有一种观点认为，面对一个新的对象，我们可能不得不创造一个新的概念，或者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而这种创新的观点是令人难以接受的。然而，哲学史已经向我们展示了系统之间的永恒的冲突，新物体是不可能正合我意地真正进入我们现有的概念，我们需要为其量身定制。但是，我们的理性并不会走入极端，而是乐于一劳永逸地骄傲着谦虚地宣布新事物只是与现有概念相关，并非绝对原则。这个初步声明，使其毫不犹豫地运用其习惯性思维；因此，这是打着“它不触及绝对原则”的幌子，对一切事物作出绝对的判断。柏拉图首先建立了该理论，即，要想真正地了解（一个事物）主要在于找到其理念，也就是说，要迫使其进入一个任由我们支配的预先存在的框架之中——好似我们已经暗中掌握了一切普遍性的知识。但这种理念是人类天生的理智，遇到新事物总是能将其归置于某个原有类目之下；可以说，从某种意义而言，我们都生而为柏拉图主义者。（参考伯格森《创造进化论》，第55-56页）
[44]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继续了解以下几位心理学家，他们此前所做的区分与本章的观点或多或少有些相似。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对比了亚里士多德和伽利略的科学方法；高尔顿·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主张用“个人学的”以及“普遍性的”方法研究人格科学，最近，广大的语义学家强调经历之间更多的是差异性而非相似性（约翰逊《困境中的人们》），这些观点都与本章的论点相似，并在本章写作的准备过程中也有所运用。我们还将在下文提到科特·戈德斯坦（Kurt Goldstein）的抽象—具体二分法（《机体论》）所提出的几个有趣的问题。与此相关的还有伊塔德（Itard）的《野孩子阿维龙》。
[45]关于更多实验实例，参见巴特利特（Bartlett）《记忆实验》的精彩研究。
[46]假如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把新的事物同化为原有的事物中，每当有新事物气势汹汹地违背了或破坏了他熟稔于心的一系列概念时，他所做的是看透这些不寻常，然后将其视为乔装的旧相识，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令人惬意了……对于那些遥遥在望的事物，我们没有参考概念，也没有衡量标准，面对这类事物我们既不好奇，也不惊讶。（詹姆斯《心理学原理》，第二卷，第110页）
[47]因为，每当一个人刚刚有意识地把注意力集中到一定程度，他就立刻开始对他面前的材料进行选择；在他脑海中有一点会被格外清晰地固定住，而其他的则随之被忽略；他在这种选择中会遵循他对自己喜好的事物的各种期待。然而，这正是万万要不得的；如果一个人在这种选择中完全遵循自己的期望，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危险，即，他除了能够发现那些已知的事物之外，其他的别无所获；如果一个人遵循着自己的各种喜好，那么任何需要感知的事物就必定会被弄得虚假不实。我们不要忘记，一个人所听到的事情的意义，无论如何，多半只有在以后才会被认识到。
医生都要求病人不加评论和选择地将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如实沟通，我们将会看到，均匀分布注意的原则是这般要求的必然结果。病人服从“心理分析的基本原则”会给医生的治疗工作带来极大便利，但如果医生自己不遵循均匀分布注意的原则，他就会失去诸多方便。对于医生而言，这一原则应该这样来表述：一切有意识的努力都必须排除在注意力之外，一个人的“无意识记忆”应该充分发挥作用；或者，我们可以用纯粹的术语来表述这一原则：一个人只需要倾听，而不必费力记住任何特殊的事情。（《弗洛伊德文集》，第324-325页）
[48]像所有的陈规一样，这些陈规也是危险的。本章所隐含的一个观点是，科学家也可以变得更凭直觉意思、更具艺术气质，他也可以更加欣赏并尊重未经加工的、直接的经历。同样，在科学家眼中的对现实的研究和理解中，除了要使艺术家般的反应更加合理和成熟之外，还应该加深这种艺术家般的反应。给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劝告实际上是一致的：“看清整个现实”。
[49]这种廉价的小说代表了其包括内容、形式和评价在内的各种形式的语言僵化。情节、人物、动作、场景和“道德（寓意）”都相对标准化。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故事也涉及标准化的词汇和短语，正是在此基础上，大部分角色都不是以个体而是以类型的身份出现的，例如：女罪犯、侦探、可怜的打工姑娘、老板的儿子等。（约翰逊《困境中的人们》，第259页）
广大的语义学家也会指出，一旦个体被归于一个类别，其他人就倾向于对这一类别而非个体自身作出反应。
[50]因此，智力本能地选择了随便一个像是此前已经知晓了的既定情景，搜索出这个情景，以便它可以应用于“同类相生”的原则。常识预测未来就属于该原则。科学将这种能力带向了最为精确和准确的程度，但是并没有改变其本质特征。与普通知识一样，科学只是关注重复的方面。虽然整体是原创的，但科学总是会设法把它分析成与过去大致再现的元素或方面。科学只能对其自身能够重复的事物起作用。（伯格森《创造进化论》，34-45页）我们应该再次提及一点（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二章，以及附录二），现在另有一种科学哲学兴起，涉及知识与认知的另一个概念，其中包括整体性（以及原子论）、独特性（以及重复性）、人性和自身性（以及机械性）、变化性（以及稳定性）、先验论（以及实证主义）。参见我的《科学心理学》和波兰尼的《个人知识》。
[51]没有两样事物是相同的，也没有一样事物一直保持不变。如果你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按照习惯行事，有些事物就是相同的，有些事物就是保持不变的，这完全没问题。因为要与众不同，必须有所作为，然而有些事物就是做不到这一点。只要你意识到差异是一直存在的，而且你要判断它们是否确实有差别，你就可以有一种习惯了，因为你知道什么时候该把习惯放在一边。没有任何习惯是万无一失的。习惯对不依赖习惯或不坚持遵循习惯的人有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对于不太明智的人，习惯往往会导致效率低下、愚蠢和危险。（约翰逊《困境中的人们》，199页）
[52]《文选编者》——阿瑟·吉特曼：
自从一位文选编辑在书中选用了莫尔斯、波恩、波特、布利斯和布鲁克的甜蜜的事，随后的文选编辑，毫无疑问都引用了莫尔斯、波恩、波特、布利斯和布鲁克。
由于一些轻率的文选编辑不揣冒昧印刷了选集，假定，从你到我忽略了自己对于经典的布鲁克、莫尔斯、波特、布利斯和波恩的判断。
心怀蔑视的评论家经过我们的诗句，将一致地哭泣“这是什么样的选集啊，竟然遗漏了波恩、布鲁克、波特、莫尔斯和布利斯！”
[53]正如我们所努力证明的，记忆并不是一种把往事存入抽屉中或记载到登记簿上的能力。这里并没有什么登记簿或抽屉可言；准确地说，记忆甚至根本上就不是一种能力，因为能力总是间歇性地发挥作用，只有当它愿意或者能够的时候，它才会有作用；然而，把一些过去的事物堆砌到另一些过去的事物上，如此举动是不可能有任何休息或松懈的……
但是，即使我们对此没有清楚的认识，我们还是模模糊糊地感受到我们的过去总是闪现在我们面前。如果没有我们自从出生以来所经历的整个这段历史的凝结——不，还有我们出生之前的历史，因为我们都带有我们父母的性格，那么我们是什么呢？我们的性格又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我们在进行思考的时候仅仅依靠我们过去的一小部分，但是当我们渴望、意欲和行动的时候，我们则必须依靠我们的整个过去，包括我们心灵的最初倾向。如此看来，我们的过去，作为一个整体，是以冲动的形式显现的，是以观念的形式而被感受到的。（伯格森《创造进化论》，7-8页）
[54]正是因为我们的才智总是试图重建，并用现有的事物重建，于是它放走了每段历史中的每一个全新的时刻。它不承认这种不可预见性。它拒绝所有的创造。这个明确的前提产生了一个明确的结果，可预测性作为它们的一个功能，恰好满足了我们才智的需求。我们也能理解，一个明确的结束需要通过明确的手段来实现。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要运用到已知的事物，也就是与已知相结合，简言之，与重复的陈旧事物相结合。（伯格森《创造进化论》，180页）
[55]受过去反应影响的能力，因为很可能有些不准确，通常被称为“经验修改”；在整体上，该能力与需求冲突、由形形色色不断变化的环境引起，以应对适应性、流动性以及各种反应。它一般具有双重作用，一是导向陈规行为，二是产生相对固定的连续反应。（巴特利特《记忆实验》，第128页）
[56]“这是人类面对这个世界的其中一幅图景：在这个世界上，他必须用日益精准的反应来适应世界的无限多样性，他必须找到摆脱周围环境的完全控制的方法，只有这样，他才能生存下去，成为世界的主人。”（伯格森《创造进化论》，第301页）“我们的自由如果不通过不断的努力来加以更新，那么在它被肯定的那一刻，它就会养成习惯，而这些习惯将会扼杀自由，自由会被自动性所毁坏。即使是最活跃的思想也会在其程式化的表达中变得枯燥、僵化。言词与思想格格不入；字母会毁灭精神。”习惯可以是发展的附属品，但绝不是主要手段；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对其加以规范。习惯只有在节省时间和节约能源的范围内才是发展的附属品；但即使如此，除非节省的时间和节约的能源能被我们的才智用于修正其他行为，否则也毫无发展可言。例如，你越是习惯了剃须，在剃须的时候你就有越多自由的空间去考虑一些对你而言是重要的问题。这有很多好处；当然除非在考虑这些问题时，你总是得出相同的结论。（约翰逊《困境中的人们》，第198页）
[57]因此，我们提到的因素——天性懒惰，本性不情愿、喜欢将新的事物与陈旧的、传统的和成功的事物进行同化——这都使得我们的思想不得发展。在历史上，真正强烈的智慧碰撞与打破传统思维的时期是少之又少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从希腊时代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而伽利略和笛卡尔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则为自然科学提供了一系列基本概念，这些概念直到近期也不需要有多少修改。因此，在大多数的中间时期，思考主要是一个锻炼的过程。
[58]“……清晰和秩序使得当事人能够处理可以预见的情况。它们是保持现存的社会状况的必备基础。但只有它们还远远不够。超越清晰和秩序对于处理那些不可预见的情况、对于进步、对于发现那些激动人心的事物是必要的。生命如果仅仅囿于一致性就会退化。把经验中的那些模糊混乱的元素组合起来的一个能力对于新的进步是很关键的。”（怀特海《思想方式》，108页）
“生活的本质在于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受到挫折。我们的世界拒绝接受完全的一致性，那死气沉沉的影响。由于拒绝了这种影响，这个世界就朝着一个新的秩序进发，并把这种秩序当作重要经验的基本前提。我们必须解释朝向各种秩序形式的目标、朝向新秩序的目标、以及成功和失败的衡量尺度。”（怀特海《思想方式》，119页）
[59]有意思的是，格式塔学派的心理学家的思维在这方面与各种现代哲学家的思维方式相似，他们往往倾向于认为问题的解决方式与问题本身相同或就是赘述罢了，例如，“当有充分的理解时，任何特定条目都属于已经很清楚的类别之下。因此，它只是对已知现象的重复。从那种意义而言，这就是同义反复的赘述。”我认为，合乎逻辑的实证主义者也保持这样的立场，或者至少曾经如此。
[60]在实际意义中，就行为而言，这一原则可以简化为这样一句箴言：“我不知道——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就是说，每当一个人面对一个新的情景时，他并不是毫不犹豫地用以前已经明确决定好了的方式来作出反应。当一个人说“我不知道——让我们来看看”的时候，他应该对这一情景与以前的情景的任何不同方面保持敏感，并且根据情况随时作出适当的反应。
我们应该明确认识到，这种处理新情况的方法并不涉及优柔寡断。它并不代表未能“下定决心”。相反，它代表了一种不半途而废地下决心的方法。它提供了一个保险措施，以免我们凭借第一印象对他人作出错误的判断；例如，在面对一位女司机时，在谴责某人时或在坚定支持他人时，我们的态度就是基于道听途说或者草率地根据熟人的情况而作出反应。我们对个体、差异和变化作出错误的反应，就仿佛他只是一类人中的一员，和所有其他成员的一样；因为我们非常肯定我们对于这类人的看法，于是我们就会作出不当的反应。
[61]弗洛姆（Fromm）《逃避自由》在关于这种情景的动态变化方面有一个绝好的讨论。同一主题在艾茵·兰德（Ayn Rand）的小说《源泉》（The Fountainhead）中也讨论过。有鉴于此，《1006年的那些事》（1066 and All That）一书既有趣，又很有教益。
[62]科学常被当作某种稳固不变的事物来教给人们。其实科学是一个知识系统，其生命和价值依赖于它的变化不定，只要新的事实或新的观点暗示着其他的可能性，它就应该立即修正它那些最珍爱的解释。可惜，目前科学并不是以这样一个知识系统来教授的。
“我是这所大学的主人，
凡我所不知道的，
都一概不是知识。”（怀特海《思想方式》，59页）
[63]关于神秘体验论，请参见阿尔道斯·赫胥黎所著的《长青哲学》和威廉·詹姆斯所著的《宗教经验之种种》。
[64]例如，我们阅读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或者其他关于诗学理论讨论的当代作品。诗歌旨在传达或者至少是表达一种大多数人“无法说出”的特殊体验，它要把那些本质上无言的情感体验用语言表达出来。它企图用那些系统化的标签来描绘一种新鲜的和独一无二的体验，而那些标签本身却既不是新鲜的，也不是独一无二的。在这样一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诗人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用这些词语来创造一系列类比、比喻或新的句式等，通过这些手段，虽然他还是不能描述出一种体验本身，但他却希望借此在读者身上触发起类似的体验。他有时居然能成功，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如果他试图使单词本身独一无二，那么沟通会像在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以及现代非写实艺术作品一样受损。V.林肯在1946年9月28日出版的《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中讲述了一个不寻常的故事，接下来的故事介绍能够有效地表达上述观点：
为什么我们从来都没有准备，为什么所有的书籍和我们朋友的智慧在最终的活动中对我们毫无用处？我们读过多少临终前的场景，多少年轻爱情的故事、婚姻不忠的故事、雄心勃勃、成功或失败的故事。在我们完全开启人生之前，人类心灵的故事已经一次又一次地为我们打开，这里面承载着人类思想的所有的耐心和技巧。事情在人类身上一次又一次地发生，我们阅读了成千上万的故事，亲近地、仔细地、准确地记录下来。但是，当事件发生时，它从来不是像描述的那样，它会是陌生的，极其奇怪和新颖的，站在它面前我们感到无助并意识到他人的话没有传达任何信息。
我们仍然不能相信个人生活在本质上是不可沟通的。我们也有过那一刻，不得不去表达，有意讲一些非常诚实的话，但最终的效果却是如此虚假。
[65]这一点在我所谓的“评价标签”之下被观察得异常清晰。这个术语旨在强调我们根据我们适用于个体和情景的名称来评估个体和情景的共同倾向。毕竟，这是一种方式，说我们对事物的分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它的反应。我们主要通过命名进行分类。命名了某物之后，我们就易于评估它，然后，我们根据赋予它的名称来对它作出反应。我们在我们的文化中学习评估名称、标签和单词，这完全独立于它们可能应用到的现状。（约翰逊《困境中的人们》，261页）
……考虑一下在两类从事相似卑微的工作的服务人员，即空姐和铂尔曼酒店行李搬运工，其社会地位和自尊方面存在的差异（早川一会《思想与行动中的语言》），另请参阅席勒、叶特曼的《1066年的那些事》。）
[66]我们提出的一个建议是，科学家应该学会尊重诗人，至少学会尊重伟大的诗人。科学家通常都认为他自己的语言是精确的，而所有其他语言则都是不精确的；但是诗人的语言是似是而非的，如果说不是更精确一些，起码也是更真实一些的。有时候这种语言甚至比科学家的语言还更精确。例如，一个人如果具有足够的才能，他就能够在很短的篇幅内阐明一个从事理论研究的教授需要十页纸才能表达的东西。下面这一则来自林肯·斯蒂芬（《美国编年史》，222页）的故事就描绘了这一点。
斯蒂芬说：“有一天我和撒旦正漫步在第五大道上，就在此刻，我们看到一个人突然停下，从空气中抓下一片真理来。他确确实实是从空气中取下了一片鲜活的真理。”
我问撒旦：“你看见了吗？”
“你难道不为它感到担忧？你难道不知道它足以毁灭你吗？”
“我当然知道，但我并不担忧。我来告诉你这是为什么。这片真理现在还是一个美丽鲜活的东西，但这个人将会首先给它命名，然后再把它加以组织，到那时它就死掉了。如果他让它活着并且去体验它的话，它就会把我毁灭。但我并不担忧。”
[67]……随意的联想、多余的意象、令人陶醉的梦幻、漫无目标的探寻在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不管是在起源方面，还是依照节省的原则或对实用性的直接期待，都不能被证明是正当的。在像我们这样机械的文化中，这些重要活动要么是被低估了，要么就被忽视了。
一旦我们摆脱了无意识的机械主义偏见，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多余”与经济节约对人类发展是同样必不可少的；例如，美在进化中起的巨大作用并不亚于实用性，因此我们不能像达尔文那样把美仅仅看作是求爱或受精的实际手段。总之，我们可以把自然看成是一位熟练的技术工人，他力图节省材料，量入为出，工作干得既有成效，花费又少；那么我们同样也有理由从神话学的意义上把自然看成是一位诗人，工作于隐喻和韵律中。对自然的机械主义的解释和对它的诗性的解释都同样主观，两者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有用的。（芒福德《生活的准则》，35页）
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强烈而正确地强调“存在”（being），是需要努力且积极努力的。他的建议将引导我们对比“努力以弥补不足”与“努力自我实现”，而不是去对比“存在”与“努力”。这一修正还有助于消除易于获得的印象，即“存在”、无动机反应和无目的活动相较应对外部问题更容易、不需要太多精力和努力。这种对自我实现的悠闲的解释具有误导性，这很容易用贝多芬这样挣扎斗争的自我发展的例子来证明。
[68]每个人的生存可以被看作是为了满足需求、缓解紧张、保持平衡的不断斗争。依照摩尔单位，个人的行为总是与需求和目标有关。如果在任何给定的情况下，这一单位似乎不是最有意义或最有用的，我们必须首先重新审视我们的观察结果的有效性，而不是本单位的有用性。通常，一种行为可能看起来没有动力驱使，这是因为我们未能具体确定所涉及的需要或目标，或者因为我们人为地将个人行为的一部分从其整体环境中摘录出来。目前，我们认识到，如果生物在生存的斗争中得以幸存，那么生物的每一种反应都必须具有适应物种保护的目的……所有行动都是有动机的，并表达了某种目的。懒惰，像所有其他人类活动一样，是有目的的。所有的行为都是由需求压力而引起，这种需求前文已经提到了。行为是有机体在通过与环境进行交涉而努力减少这些需求时的反应。因此，所有行为都是由需求衍生的利益决定的。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为了需求的满足。所有的行为都是有动机的，所有的习得都有奖励。从个人的行为可以推断出：需求是由一个人经历了之后的反馈决定的，并且假设所有行为都满足了某种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需求。因此，所有行为都是以目标为导向的。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的）个人作出的运动或反应，都有立即的要么是奖励要么是惩罚的净效果。有些行为致使我们即刻推断出某种动机的操作，而其他一系列行为则相对而言，至少是缺乏动机的。也许在人类最简单的反射之上的行为都不是完全没有动机的。这一原则认为，所有行为的根本动机都是有机体的生理要求，无论其是由被贴上天性、动机标签的需求，还是由目标导向的奋斗所引起的行为……事实上，这些作家中大多数谈及的仅仅都是低层次的、更物质化的需求，而这使得情况变得更糟。
[69]大脑能够使人做出这样的选择：它能够实现那些有用的记忆，把那些无用的记忆保留在较低的意识层面。感觉也完全是这样的。为了帮助我们采取行动，它把使我们感兴趣的那一部分现实作为一个整体孤立出来，它向我们主要展现的并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对我们的用处。它事先把事物进行分类，给它们贴上标签，我们几乎不去观察对象，于我们而言，只要知道它属于哪一个范畴就足矣。但是时而十分幸运、十分偶然地会出现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感知或意识不那么恪守于生活，大自然似乎忘记把他们的感知能力附加在他们的行动能力之上了。当他们观察一个事物时，他们所看到的是事物本身，完全不涉及个人的因素。他们进行感知的目的并不纯粹是为了行动，他们是为了感知而感知，并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而只是为了这样做能从中获得乐趣。在他们本性的某一方面，不管是在意识方面，还是在某一感官方面，他们生来就是超然的，他们要么就在某一特殊感知方面是超脱的，要么在意识方面是超然的；根据这种情况，他们要么是画家，要么是雕塑家，要么是音乐家，要么就是诗人。因此，我们在各种不同艺术中看到的是一幅更为直接的现实图景；正因为艺术家不那么专注于利用他的感知，所以他就能比一般人感知到更多的事物。（伯格森《创造进化论》，162-163页）
[70]将这个问题作为研究问题的一个简单方法是采访那些接受过精神分析治疗或者其他治疗的人。我这里有34位上述类型的患者的数据，他们是在治疗结束一年或一年以上接受的采访。其中24人对自己的经历给予一种平淡的、无条件的赞同，认为这种经历毫无疑问是值得的，而且通常以极大的热情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其余十人中，有两人对治疗师不满意，放弃了他们，并选择了其他治疗师，然后也表示了无条件的赞同。其中四人被诊断为精神病或具有强烈的精神病趋势。这四人中，有一位与她的精神病医生坚持治疗了几年，但是她看不到任何改善。另一位中断了他的分析治疗然后消失了。第三位在一段时间后中断，现在表示强烈反对前三个治疗，但同意现阶段的这个治疗。这十人中的第七人认为他的分析治疗对他有好处，但花费时间和金钱太多了。可以说他是被治愈了，但感觉他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分析后实现了这一点。据治疗师本人说，第八位被证实是一名同性恋，其被警察逼迫来到治疗师那里，但仍未康复。第九位，他自己就是一名心理分析家，在很久之前接受过分析疗法，他说以目前的标准，当时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分析疗法；因此，他认为自己没有得到解析。十位当中的最后一位，是一名年轻的癫痫病患者，迫于父母的压力，进行了不需要的分析治疗。
在目前的背景下，我们最感兴趣的是，研究对象中71%的人表示无条件赞同，他们接受各种心理分析学家和非分析治疗师的治疗，其中涉及所有理论、学说、方法的范围，而且这些我几乎都能说出来，他们同样受益。
[71]正如一个良好关系的主要价值可能完全没有被意识到，而这又没有怎么削弱它们的价值，所以心理治疗关系中的同样的特质也可以是无意识的，而这也不会消除它们的影响。当然，这并不与下面这个无可怀疑的情况矛盾：充分地察觉这些特质以及有意识地、自愿地应用它们，会极大地提升它们的价值。
[72]如果我们暂时局限于那些能够直接获得爱意与尊重的温暖案例（我相信，这些人在我们当中占大多数），那么这些结论就更容易被接受。神经质需求满足的问题研究及其后果必须被推迟了，因为其非常复杂。
[73]在儿童心理学的文献中尤其使我深受触动的是这样一种令人费解的失察：“孩子应该被爱”“孩子为了维系其父母的爱就会好好表现”等；这么理解也同样有效：“孩子必须去爱”“孩子因为爱其父母会好好表现”等。
[74]我认为还有必要对这类概括的陈述加以适当的谨慎。没有经历过慢性的、顽固的神经症的读者会发现很难相信这一点，即，这类患者无法进入前文所介绍的领域范围。然而每一位经验丰富的治疗师都知道会是如此。随着对业余心理疗法尊重的不断增长，我们还必须不断深入地认识到职业心理治疗师的必要性。这些职业心理治疗师可以被定义为是在治疗历程失败之处承先启后的人。
[75]在此，我们必须当心不要太主观化。对病患而言（甚至对健康人而言），病态的社会在更为客观的意义上也是不良的，这可以仅仅是因为其能够滋生神经病患者。
[76]各种类型的群体疗法主要依靠弗洛伊德的理论和方法，但是承诺加入我们的全部顿悟技巧（1）解释、直接传递信息等教育技巧，以及（2）通过听到其他患者讲述类似的其他技巧以摆脱轻度抑郁。这种讨论与各种行为疗法不太相关。
[77]自从最初这一观点落到纸面以来，就出现了霍妮（Horney）《自我分析》与法罗（Farrow）《自我分析》等有关自我分析方面的令人感兴趣的著作。他们的论点是，个人通过他自己的努力能够逐渐获得专业分析师所达到的那种顿悟但不是那一层次的顿悟。这一点并没有被大多数分析师否定，但被认为是不现实的，因为那样做就得需要患者具备超常的努力、耐心、勇气以及坚持不懈。我相信，对于许多论及个人成长的著作而言，类似的情形也是真实的。它们当然可能是有所帮助的，但没有专业人士或是“导师”、宗教领袖、向导等的帮助，人们切不可指望它们产生巨大的改观。
[78]露西·耶斯纳博士（Dr.Lucie Jessner）还建议，由于人类在此前的满足之后过于满足或过快满足的倾向，这些需求可能会持续疲软。
[79]我必须再次强调，有两种形式的压抑和控制。一种是阻挠、担心基本需求的实现。另一种是阿波罗式的控制，例如，延缓性高潮、优雅地用餐、熟练地游泳等，这种控制提升了基本需求的满足。
[80]在本版中，我仅对本附录进行一些小的更正，一是因为大多数建议仍是相关的；二是因为学生将看到过去15年中在这些方向上取得了多少进展，这一点很有趣。
[81]本附录提出了一套理论性的结论，这些结论直接来源于对人类的人格结构的研究资料，可以这么说，这些结论只是领先资料一步，并坚定地基于这些资料。
[82]一个颇为常用的整体方法（通常并未标明）是用于人格建构实验的重复技巧。我在对人格症候群的研究中也使用了这种方法。从一个把握到的含糊的整体出发，我们将其结构分解为小类、部分等。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发现我们一开始对于整体的看法颇具困难。随后，这一整体便被更为准确和有效地重新组织、界定和描述，并同此前一样被进行分析。这一分析又使更恰当、更准确的整体成为可能，依此类推。
[83]更为富有经验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已经用一种按照“函数”关系所做的解释代替了因果论概念，这就是说，甲是乙的一个函数，或者说，如果有甲，则须有乙。通过这种做法，在我看来他们已经放弃了因果概念的核心方面，也就是其必然性和作用。相互关系的简单线性系数是函数表达的例子，但它们却时常被用来同各种因果关系进行对照。如果“因果”一词现在的意义同它过去一直所具有的意义恰恰相反，将这个词保留下来也是无济于事。无论如何，我们已经面临着必然或内在关系，以及发生变化的方式等难题。这些难题必须得到解决，而不是被抛弃、被否认、被消除。
[84]可以从目标行为上的差异性和目标动力学上的类似性这些方面来定义互换性。也可以从或然性（译者注：概率）这一方面来对它进行界定。在个别案例中，如果症状甲和乙在症候群X中有被发现或不被发现的相同的或然性，它们就可以被称为是具有互换性的。
[85]“我不得不讲述这个故事，但我的讲述不像从左向右画一条线一般，从左边开始到右边结束，而更像是在手中反复把玩着古玩过程中的沉思。”（吉纳维芙·塔格德，《艾米莉·狄金森的生活和思想》，15页）
解决定义问题的第二种方法是从心理意义着手，这是一个在目前的动力精神病理学中极受重视的概念。如果说疾病的不同症状具有同一意义（夜间出汗、体重减轻、呼吸有杂音等都意味着肺结核），那么其含义便是：它们都是上述统一的假定原因的不同表达形式。或者，在心理学讨论中，孤立感或受厌恶感的各种症状都意味着不安全感，因为它们都被看作是包含在这一更庞大、更广阔的概念之内。这就是说，如果两个症状都是同一整体的部分，它们就意味着同一件事情。这样，一个症候群就会以一种有点循环的方式被界定为多种多样因素的有机组合体，其中的所有因素都有同样一种心理意义。互换性、风味、意义这些概念尽管可能有用（例如用于描述一种文化模式），却存在某些理论上和操作上的具体困难，这迫使我们继续探寻一个令人满意的术语。如果在我们的探讨中引入动机、目标、目的，或应对目标等功能性概念，其中的一些困难就可以得到解决（但是仍有一些难题需要用表达或无动机等概念来解决）。
[86]关于这一规律的例外情况，参见第十四章。
[87]然而，对于症候群不是其部分以整体方法相加所得之和这一说法，这是个问题。分解出的部分只能合计为一个加法和；然而，如果该说法中的各个术语都得到了明确界定，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当然可以被认为是加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88]请参见苛勒《格式塔心理学》第25页对于埃伦费尔斯标准的评论。
[89]在这些例子中，我们描述的只是同步动力学。整个症候群的起源或判定的问题、循环决定首先是如何形成的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即使这样一种成因分析表明一项特定因素是在系列中首先出现的，也绝不能保证这同一种因素在动力分析中会有基本的或首要的重要性。（奥尔波特《人格的类型与成长》）
[90]这种材料通常都被误读，因为它们经常被用于反驳精神病的环境或文化决定理论。这种论点只是表明了对动力心理学的一种误解。所提出的真正观点是，神经病是内部冲突和威胁的直接后果，而非外部灾难的直接后果。或者至少，外部灾难只有在一个人的主要目标和其防御系统发生关联时，才能对人格有动力的影响。
[91]在今天，这会被称为一种行为疗法。
[92]这种趋势同前文描述的趋向于更大的内部一致性的趋势密切相关。
[93]“如果一个人只通过显微镜进行观察，其永远不会发现有脸部及诸如此类的存在。”（库尔特·考夫卡，《格式塔心理学原理》，319页）
[94]整体心理学家倾向于怀疑关联技巧，但是我感觉这是因为对这种技巧的用法碰巧无一例外都是原子论的，而不是因为其本质特征同整体论有冲突。例如，即使各种自我关联受到了一般统计学家的怀疑（仿佛指望有机体有别的东西！），如果考虑到某些整体性事实，它们也不必非受怀疑不可。
[95]例如，通过使作为行为决定因素的情境变得足够模糊，就可以将其抑制，正如在各种投射实验中一样。或者有时，有机体的要求是如此不可抗拒，如在疯狂状态中，以至于外部世界被拒绝、被漠视、文化被拒绝。部分地排除文化因素的主要方法是访谈融洽与心理分析移情。在某些其他的情境中，文化的强制作用可以被削弱，如在酩酊、狂怒或其他失控行为的例子中。同样，也有许多被文化忽略调节的行为，例如各种由文化所决定主题的非常微妙、下意识察觉到的变异，即，所谓的表现性动作。或者，我们也可以研究相对来说不受抑制的人的行为：在文化强制力仍然微弱的孩子身上，在它们几乎可以被忽略的动物身上，或者在其他社会中，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通过对照以排除文化的影响。这些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子表明，一种精细的、在理论上站得住的行为研究能够告诉我们一些有关人格内部组织的情况。
[96]爱德华·卡斯纳、詹姆斯·纽曼，《数学与想象》，301-304页。
[97]我们可以将这些讨论扩展到英语语言本身。这也势必反映出我们文化的原子论世界观。不足为奇的是，在描述症候群资料和症候群规律时，我们必须求助于最偏僻的类比、比喻和各种其他的歪曲以及拐弯抹角的说法。我们用“与（and）”这个连词来表达对两个分立实体的连接，但我们却没有一个连词来表达对两个并不分立、一旦连接起来就组成了一个单位而不是一种二元性的实体的连接。对于这个基本的连接词，我能想出来的唯一替代就是一个笨手笨脚的“有结构的与（structured with）”。有些其他语言同一种整体动力世界观更为和谐共鸣。在我看来，粘着语言比英语更适于反映一个整体的世界。另一点是，我们的语言同大多数逻辑学家和数学家一样，把世界组织成各种元素和关系，以及物质和对物质发生的事情。对待名词就好像它们是物质一样，对待动词就仿佛它们是物质对物质采取的行动一样。形容词更准确地描述物质的类别，副词更准确地描述行动的类别。整体——动力观点不会如此鲜明地一分为二。无论如何，单词即使在试图描述症候群资料时，也要被直线性地串起来。（多萝西·李《自由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