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和日本第一次接触，是在距今约四百年前。当时，由于日本的性格和欧洲的性格不同引发了一系列的摩擦或者说是交涉，我想从自己的角度和诸位谈一谈这个问题。
幸运的是，当时来到日本的是所谓的天主教徒，这个大家都听说过，他们是天主教传教士，人称神父的这些人纷纷向祖国写信或是写报告，这些信函和报告留传至今，成为我们了解当时情况的非常重要、宝贵的文献。
日本也有很多描写当时事件和情况的手记、记录等，但遗憾的是，日本的资料派不上用场，大部分都没什么用。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欧洲等国的外国人的观察方法和日本人的观察方法在本质上存在很大差别。日本人总是偏于从大处去看，这一特征很是明显，比如经常会用怒火中烧、怒目而视这类的表达，且往往就此打住，总以为说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日本人在观察事物时没有着眼于那些事物本身的个性，没有从根本上抓住事物本身特有的真实面目。在这个方面日本人确实很不擅长。
下面举一个实例。织田信长 [1] 在本能寺 [2] 被杀一事，有一本叫《信长记》 [3] 的书里是这样写的———
明智光秀的军队突然从龟冈一路下来，把本能寺团团围住，忽地腾起一阵欢呼声，继而枪箭齐发而入。本能寺一边也醒过神来，英雄好汉们从中跳将出来，杀入明智军中。一时之间明智军稍有退缩，但好汉们相继战死之后，围攻上来的敌军气势渐盛。就连织田信长也现身于寺庙廊下，光着一只胳膊提枪出来，挑落了近前的一众喽啰。酣战之时一支箭射中了他的胳膊，于是他退回屋子正中，引火自杀。
———写作风格如上。
话说当时京都唯一一座天主教堂就建在和本能寺这座寺庙仅一街之隔的地方。住在这教堂里的那些欧洲神父半夜里被打仗似的响动惊醒了。他们先是这个那个地做了很多逃难的准备，然后就等着天亮。不过绝对不是默默地干等着，他们用尽一切手段从各种途径收集信息，尽一切可能展开搜查，绝对沉着冷静。这些人收集到的消息经适当整理之后，马上报回了他们各自的国家。
据这些报告来看，当时的事情是这样的。
“明智的军队包围了本能寺，但却并未就此冲进本能寺内。本能寺一方甚至都没有怀疑这是叛军谋反，因此并没有人迎击。明智军一路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者，长驱直入来到信长住的屋子附近。信长刚洗完脸，正在用手巾擦脸的时候，最先进来的人射出冷箭。那箭正中后背，信长猛地回过头来拔出箭头，操起长刀鏖战多时。打斗之间，这次是枪弹击中了一条胳膊，于是信长撤回到卧室中，剖腹自杀”———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在卧室周边引火自焚”。那之后的事情谁都没有看见，因此也就不为人知了。
关于这同一件事情，天主教徒们的报告其实极为精确，这是有据可循的。时至今日，他们的报告以各种形式写进了书里，诸位只需找来一读，自然就会明白。而如果把这些报告与一位日本人留下的极为罕见的写实性手记做一比较，诸位也当会认可我的观点。
这里我提到的这位不可多得的、留下真实记录的日本人，当时属于明智一方，是攻入本能寺的明智军的头目之一，名为本城惣右卫门 [4] 。根据他的笔记，信长死亡前后的情形如下。因为是手记，所以这一部分写得也相当简单。
攻入本能寺内之后，对方军中竟无一人前来迎击。他们是把我等当成自己人了吗？为何我等长驱直入竟无人迎战呢？虽说如此，竟也无人躺在地上，留神去看时，竟连老鼠都不见踪影。我心下想：哪怕出来两三个人也好啊。然而并没有人奋起抵抗。我等根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这样摸到了信长的居所———
笔记记载的内容如上。
通过上面这个例子即可看出，在日本人写的手记中，丝毫不受他者干扰、能够把自己的体验原原本本明确地写出来的，实属罕见。仅有极个别的特例能做到如此，大部分，不，是所有著作，都忽视了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把握。总是在考虑他人的思惑，不允许彰显独立个体的自由思考和观察方法，也没有人站出来试图打破这种限制。对于日本人来说，每时每地都要追求普通和一般化，即便是弄虚作假也无所谓，只要是一般化就好。日本人擅长这种做法，仍旧在用怒目而视、怒火中烧这类的表达，这种行事和思维方式力求用一种一切都无所谓的平庸化、一般化的观察来凑合了事，于是这种风格的手记、记录等层出不穷。毋宁说全部都是这类货色。
和这种观察方法相比，欧洲人看事物却是如实地观察每个事物个体独有的、仅存在于各个事物自身的不同个性，并把它们原原本本地写下来，因此具有非常高的资料价值。那种真实性值得我们尊敬。
今天，我们日本人正在各个方面模仿外国，就此意义而言，必须充分了解外国的特性和日本的特性。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日本人的性格方面存在这种缺陷，对此必须形成清醒认识。
不过，这些话是今天在这里讲出来的，在本能寺事变发生的那个时代，让人震惊的是，今天我说的基于个性去思考或观察事物这些，都被认为是妇人之见，因此备受贬抑。为什么会这样呢？按照当时的观点来看，身为男子考虑事情时必须更具大局观，面对这些琐屑的事情时要特地捂上眼睛，即使注意到了也要装作不在乎，那样才算是人才。这种人生观一直流行于世，是为日本式的人生观，当时具有绝对权威。日本人普遍持有的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或者说是世界观很是荒唐，致使日本人在观察人类方面变得非常愚笨，不触及实质的抽象思维大肆泛滥。时人不得不以抽象行事，很是软弱。
如前所述，日本第一次接触西方是在约四百年前，即1543年，16世纪，按日本的纪年是天文十二年 [5] 。当时正值足利末期 [6] ，战国时代即将开启。不过那时候欧洲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计划要来日本本土。是要去中国的航船遇到了风暴，随海流漂到了种子岛 [7] 。那艘船上有三个葡萄牙人。
这三个葡萄牙人带着步枪。这是步枪第一次传到日本。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那座种子岛的故事，也是欧洲和日本之间交往的开端。
大家都知道的那位马可·波罗 [8] ，在他的手记中把日本记作Zipangu [9] ，称之为用黄金堆砌而成的国度。他的报告中就是这样记录的。因为这一报告，很多淘金者跋山涉水来到日本。有此志向的欧洲人迅速增多。
可是，诸位都听说过的那个基督教传到日本，并且自此在真正意义上日本与外国在政治上发生接触，是在约六年之后的1549年7月15日———从基督教历史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这天，方济各·沙勿略 [10] 第一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
关于这一史实，有一件事情我们切不可忘。那就是，首次踏上日本土地的这位名为方济各·沙勿略的传教士，当时在欧洲也是首屈一指的。大家都知道耶稣会，这一派别直到现在仍然存在。方济各·沙勿略是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 [11] 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也是罗耀拉最可信赖的同志，是人所公认的一位拥有最高学识的传教士。说到这里还需再谈一下这个耶稣会的来历。16世纪初叶，天主教很是腐败，为与之对抗并实行改革，那位马丁·路德 [12] 创立了新教（Protestant），结果导致天主教声名扫地。这时耶稣会成立，认为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主张必须回归真正的天主教精神，实质性地复兴根本意义上的天主教精神。为此他们打出耶稣基督之门生的旗号，组织起非常强大的同志性宗教团体。该宗教以贫穷、贞操、服从这三种德行作为宗旨，要求舍弃人类个人的一切私利与私欲，皈依上帝。该教派的上述宗旨异常严格。凡称为戒律的，本来就都很严格，而这耶稣会一派尤甚，其成立的基础即是立誓遵守严格戒律。一直到1540年，这一教派才稳定下来，九年之后，方济各·沙勿略抵达日本。
说到底，宗教这个东西，在经年累月存续之后势必都是要堕落的，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不过，在教派成立之初时却是非常狂热，第一位来日本的方济各·沙勿略的情况前面已经讲过，随后接二连三到来的那些神父也是一样，每个人在欧洲都是德高望重的神父，这一点大家必须明确。
事先了解这些事情之后就会明白，当时日本之所以会受到欧洲的强烈影响，特别是在精神方面之所以会有惊天动地般深受感动的一面，是因为如我刚刚所讲，在欧洲也堪称百里挑一的神父们齐聚日本，这一特殊情况产生了巨大作用。他们当地的宗教情形姑且不论，对于日本来说，这或许称得上是预想之外的巨大收获。
再回到方济各·沙勿略这个人物身上。这位教父为什么会来日本呢？其实沙勿略到东方来是为了在印度传教。但是，众所周知，印度地处热带，印度人又非常懒惰，那里实在是热得受不了，虽属情有可原，不过印度人根本就没有探索新知识的欲望，这样说也不为过。再有一点，在印度，自古时起传播至今的宗教根深蒂固，盛行于世，势力范围极广，所以印度人并不会接纳新宗教。
遇到这种情景，就连伟大的方济各·沙勿略也悲观失望起来。这个时候，有一个日本人非常偶然地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个人就是弥次郎 [13] 。
下面讲一下这个弥次郎为什么会来到印度。他是鹿儿岛人。有一次他杀了人，遭衙门追捕，就逃进了寺庙里想方设法寻求帮助。刚好他的朋友里面有一个葡萄牙商人，于是他就一再请求这个葡萄牙商人引荐，做好准备打算趁葡萄牙船只停靠鹿儿岛港口时，巧妙地潜入船中出逃海外。他拿着商人写的介绍信奔向港口，发现有两艘葡萄牙轮船入港。这两艘船的船长特别尊敬方济各·沙勿略。
船长听了弥次郎的故事之后深表同情，于是说打算把弥次郎介绍给沙勿略，让他上船，把他带到马六甲去。
见到沙勿略之后，弥次郎对其人格崇拜得五体投地。而沙勿略也是，一见面就对弥次郎的知识、记忆力和周到有礼赞赏有加，不仅如此，他还看到弥次郎身上总是闪耀着探索求知、认真努力的灵光。这些都是沙勿略迄今为止遇到的热带土著居民们所不具备的，于是他认为，如果日本人是这样一类人种，那么日本这个国家才是自己真正该去传道的地方。看到弥次郎竟如此诚心诚意地遵守基督教教义，沙勿略委实大吃一惊。他把弥次郎派到位于印度果阿 [14] 这个地方的一所基督教学校中学习。弥次郎本来就有葡萄牙人做朋友，到了果阿以后学起来也比一般的日本人要快很多，所以不久之后葡萄牙语就讲得很好了。而且，在理解基督教宗旨方面他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果阿整所学校中一时无有能望其项背者，他成为一名最优秀的学者。
由此种种，沙勿略赋予弥次郎以极大的信任。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时至今日，日本的历史学家们———这里说的主要是那些书写基督教历史的史学家，且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基督教徒———仍然绝对地信任沙勿略，因此经常会全盘接受沙勿略的学说，对弥次郎的人格也予以高度评价。但是，在我们搞文学的这些人看来却并不能做如此想。
这个叫弥次郎的青年，我从很多方面入手做过调查，但还是未能查清他的身份和来历，能够确定的信息很少。他和葡萄牙商人关系密切，这一点或可明确。而当沙勿略问他日本的种种情形时，对于宗教状况他完全一无所知。他一点儿也不了解日本的佛教，极其无知，沙勿略对此很是失望。这些都写入了沙勿略本人的书信中。不过，一旦涉及贸易相关的问题时，这位弥次郎竟能提出很多真知灼见。由此可见，他极有可能是商人出身，年纪在三十五六岁。
想来他应是一个极其精明老到的好酒色之徒，深谙处世之道，惯于适应各种变故。因此，所谓入乡随俗，在遇到沙勿略之后，他应该是付出了很大努力去适应这位教父。而且，他非常崇拜沙勿略这件事情估计是真的。能去杀人的这一类人非常容易迷上别人，由这点来看，他对沙勿略的迷恋也是可以理解的。要说基督教教义中哪里最让弥次郎感动，答案是耶稣受难。想来这个男人确实很有一种类似于吉卜赛人的性格。如此一个弥次郎竟会倾心于耶稣受难，作为一个事件来看，这一事实本身倒也不难理解，但弥次郎却并没有成为一名基督教徒。
刚开始的时候，有沙勿略跟在身边，弥次郎表现出一副认真的样子，可是没过多久他就再入歧途。据资料记载，后来他混迹到人称八幡船 [15] 的那种半是海盗半搞贸易的船上，偷渡到中国之后，在宁波被中国人杀死。
正因为品性如此，弥次郎这个男人才会表现得彬彬有礼。实际上，日本人的确有彬彬有礼的一面，但是，就本质而言，好人反而应该是坦诚直率的，并不会装模作样一本正经地与人周旋。在面对沙勿略时，估计弥次郎凡事都会采取极为郑重其事的态度去应对。沙勿略对此深信不疑，恐怕他对日本人的最初认知就是错的，可见在他观察日本人的视角等方面应是存在某些误解。
在这里再讲一些有趣的事。为什么我会认定弥次郎就是那样一种人呢？比如说沙勿略曾经问弥次郎———
“如果我前去传教，日本人会不会马上加入基督教成为教徒呢？”———经此一问，弥次郎回答说———
“不，日本人是一群特别爱争辩好讲理的国民，他们不会马上加入基督教，但是如果他们认准了教理，就会改宗。”
———大致是这样回答的。这里提到的日本人观非常正确，不太像是没有半点儿佛教知识的弥次郎所能讲出的话，显示出其人性观察之精准。
当沙勿略说自己想搭葡萄牙的船只前往日本时，弥次郎回道：
———“葡萄牙船员们都是些异常好色之徒，到了日本港口也博不到什么好名声，如果坐那样的船前去，势必会败坏基督教的声誉。所以还是请乘中国船吧。”
———这番话让沙勿略坐上了中国船。对于这件事情，日本的历史学家们没有予以重视，认为弥次郎如此进言一事不过是一种传说，但我却认为从中可以听出弥次郎的真心话。弥次郎这个人极具好酒色者之风，想必因此对日本人反感那些船员的生活作风一事深有体会，了然于心。
在弥次郎的陪同下，方济各·沙勿略到了日本，受到日本人的热烈欢迎，开始的时候真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这是因为他带来了七个黑人，日本人觉得那黑人很是稀奇，蜂拥而至。
沙勿略拜见了萨摩领主岛津大人 [16] ，取得传教许可。当时沙勿略结识了鹿儿岛福昌寺 [17] 的高僧忍室 [18] ，二人成为挚友。这福昌寺据说是鹿儿岛岛津家的菩提寺，当时有禅僧不下百人，非常大，是萨摩最大的寺庙，禅僧忍室应是萨摩数一数二的名僧。
沙勿略借这座寺庙为据点，开始传播基督教教义。
方济各·沙勿略和福昌寺的高僧忍室几乎日日碰面，因各种事由结为挚友。二人抓住各方面的话题相互切磋，谈话内容经记录流传下来。
有一天，沙勿略来到福昌寺中，赶上百余名和尚正在坐禅。那场景估计颇为奇特吧。
沙勿略问道：
“那究竟是在做什么呢？”
忍室回答说：
“啊，那个啊，那是在冥想。现在他们正在苦修呢。”
这一回答自然无法令沙勿略满意。
“您说是冥想，那在如此做时究竟在考虑些什么呢？”
他忍不住问。
听到这个问题，忍室莞尔一笑，做出了这样的回答。
“哎呀，就那群家伙，总归不会是在思考什么正经事儿。大概是在想明天能收到多少布施啊，或是要去的那家施主会准备什么样的饭菜啊，不过是在考虑这类事情吧。他们是不会考虑什么大事的。”
这一回答极具象征性，禅宗的和尚绝对能说出这种话来。这话说得非常在理。忍室和尚被当时的人们奉为高僧，而且事实上也确实是一位担得起高僧称号的人物，因此他的这些话颇具深意。简单来说，禅是以直接肯定人类具有的一切人性为出发点的，忍室也是在肯定或善或恶的所有一切人类行为，在极力做到这一点。对他们来说，对人性的肯定就是最根本的出发点。
禅的认知方式就是如此，所以不管是人类的长处还是短处，总之都会全盘肯定。在此基础上，在完成肯定这一基本努力之后，再去谋求属于自己一个人的安心之道，努力去寻求一个可以心安的世界。
不与他人产生任何瓜葛，只追求自己一个人的开悟，这是禅的宗旨。也正因为如此，反过来对待他人时会采取宽大的态度。一言以蔽之，他们能够做到磊落豁达。
所以，说那些正在郑重其事打坐禅修的僧侣已经处在身心清净的境地之中，这样的话忍室是断不会说出口的。由人性本就有弱点的角度来看，无论他们心里在想多么庸俗的事情，都不应该发难，因为事实即是如此。这是一种非常宽容的想法，因此忍室才会说出那些话。
于是乎，听闻此言之后，沙勿略很是吃惊。他马上原原本本向祖国汇报说：日本的和尚即使在苦修的时候都根本不会考虑宇宙、神、真理这些，置身于冥想之中时考虑的却是金钱和美食之类。沙勿略发回报告一事也被记录下来。
还有一次，沙勿略对着忍室问：
“您认为究竟是年轻的时候好呢，还是步入老年之后更好呢？”
对此，忍室回答说：
“哎，年轻的时候好啊。年轻时身强力壮，也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如此一问一答之后，沙勿略接着抛出了下面的问题。
“还有一事。假设现在有一位船员要乘船从A港口去往B港口。这时候他是拼尽力气驶向波涛汹涌的大海去经受风暴的洗礼好呢，还是先就近停靠某处港口，然后一个港口一个港口这样挨着走好呢？您觉得怎样为好？”
听到这里，忍室不禁笑起来，随后做出如下回答。
“那种情形下答案是一定的。不是明摆着的吗？当然是向着港口航行为好。如果已经明确港口的位置，又知道自己会受到欢迎，那么任谁都会去港口的。不过，我还不知道自己这艘船要去往何方。因为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在哪里，所以即使明白您要问的是什么，我却无法给出答案。”
忍室这个人非常尊敬沙勿略，而且还极其推崇天主教。他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天主教徒，为此苦闷不已。
再看忍室所皈依的禅宗。这个宗教肯定人生的所有一切，在此基础上试图达成自己一个人的开悟，实现此目的的手段就是坐禅，仅在观念层面上追求个体的安心。说到生死顿悟这些，在我们外人看来，能称得上禅宗高僧的那些人必是已经彻底开悟了，但越是高僧应该就越会明白，他们自己的悟道其实尚不成熟。即使是在悟道这一领域，佛教也没有任何实践，没有任何可具体把握的线索或依凭，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在做什么。
与之相对，沙勿略却是视贫穷为第一要义，以此来衡量自己的整个生命。而且，他决定为他人的幸福奉献出一切，毕生都在为此而努力着。
在那种有着明确实践目标的宗教面前，禅宗这类宗教意义尽失。越是高僧，就越清楚自己开悟的内容是何等空虚，忍室为此极其痛苦。
沙勿略回国之后，他的弟子、传教士阿尔梅达 [19] 来到日本。忍室拜托这位阿尔梅达说：
“我本人身为禅僧，拥有地位和名望，因此无法公然成为基督教徒，但能否请您为我施洗？另外，我是主公家菩提寺的住持，主公死了以后，我自己也必须葬入寺中。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此一件还请务必网开一面。”
听到这里，阿尔梅达明确地回答说：
“那不可以。您还是把名誉、地位这些全部都舍去吧。如果不全部舍弃，就无法受洗。”
于是，忍室终究未能接受洗礼。阿尔梅达回国之后又重返日本，后来第三次到萨摩时，忍室已经离世。据说阿尔梅达从别人处获悉，忍室死时曾留下遗言，说未能受洗就要死去，实属遗憾。
还有一个禅僧与天主教传教士往来的例子。方济各·沙勿略在见到忍室之后又去往丰后 [20] ，于是遇到了一位禅僧深田寺。其时深田寺看着沙勿略的脸径直问道：
“我此前曾在某个地方见过您。您觉得呢，有没有觉得我很眼熟？”
听闻此言，沙勿略很是吃惊。他一次也没见过这个日本人，根本就不认识，吃惊是必然的。于是沙勿略就回答说：
“不，我没有见过您。”
听到这个回答，深田寺大笑起来。而后他对偶然到访自家寺庙的另一位禅僧说：
“这个人说什么从未见过我，真是个大骗子。”
那位禅僧也是一副好像很懂深田寺话中奥妙的样子，但沙勿略却根本想不通。想不通是必然的，沙勿略逼问道：
“这件事听来实在奇怪。我从未撒过谎，现在也没有撒谎。为什么说我是骗子呢？”
面对追问，深田寺做出了如下回答：
“您这是在装傻呢。距今一千五百年之前，在比叡山，有一位商人从我这里拿走了大钱五百贯 [21] ，那不就是您吗？您要是忘了，那可就麻烦了。难道您真的忘记了吗？”
这其实就是禅门问答。
沙勿略的脑子里压根儿就没有这些东西，他并不懂任何禅门问答的要领。不懂也是应该的，这些本不是问题。所以，这名深田寺和尚大概是个惯会胡说八道的家伙。
于是，沙勿略问深田寺：
“您究竟多大年纪？”
深田寺回答说：
“我吗？我五十二岁。”
于是沙勿略追问道：
“一个五十二岁的人，竟然会在一千五百年前的比叡山上借给人家钱，这种说法不是太奇怪了吗？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您为什么要那样说话呢？”
这下就连禅僧也完全败下阵来。
说起来，禅中自有仅存在于禅的世界里的规则，在那些规则的基础上卖弄逻辑。一切都只在事先互相确认过规则之后才能成立，是这样一个世界。
比如，当有人问“佛是什么”时，“是无”“是干屎橛”，这样回答即可。
因为存在那样的规矩，所以问答双方都会摆出一副彼此心领神会的样子，但也不过是摆摆样子罢了。是真明白还是在装明白，不得而知。
所以，实际上佛就是佛，干屎橛就是干屎橛，当遇到这种正常的逻辑时，禅门那套逻辑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那么，究竟何种力量才能从根本上推翻这种极其普通的逻辑呢？这种力量在哪里呢？答案在于必须把实践与思想结合起来，做到知行合一。
可是，对禅僧来说这种生存方式却很难实现。禅僧这些人总是用那些事先定好的观念在思考问题，陷于观念之中，没有任何实践。他们一直在观念的世界里摸索，依靠智力去参悟，但究竟自己有多少实力呢，没有人知道。所以，当遇到天主教僧侣那样拼尽全力去实践的宗教人物时，在那些务实的行动面前，禅僧们感受到了莫大的威胁。他们感受到了自己的无力和酸腐。于是，信仰禅宗的那些人，尽管是僧侣却会背叛禅宗改投天主教，这种现象当时一度盛行。改宗的人数比今天我们所能想到的还要多很多。在今天看来，这样的事情让人惊讶，但事实就是如此，有史料记录为证。
在经历了和深田寺的问答之后，沙勿略离开鹿儿岛去往山口。
在山口传教之后，沙勿略继而奔赴京都。当时的京都正是打仗打得最厉害的时候，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就连日本这个国家的主权究竟在谁手里都不甚明了。这也让沙勿略茫然无措。但是，凭着传教士特有的执着和不懈搜寻，他终于发现了足利将军 [22] 逃亡的踪影，抓住机会请求将军允许他在日本传教。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件艰苦卓绝的工作，但不管怎样沙勿略确实做到了，从这里也能看出天主教僧侣的实践能力的确很强。
可是，对于沙勿略的传教请求，足利将军的态度却很是奇怪。当时沙勿略的穿着与乞丐无异。一见之下，怎么看都是一个穷酸寒碜的僧侣，丝毫没有高僧该有的样子，威严荡然无存。这令将军大失所望。于是将军质问道：
“你对我提出了那样的请求，那么你有没有带礼物来呢？”
沙勿略回答说：
“礼物放在山口了。到这里需经长途跋涉，所以没有带过来。”
听到这里，将军即出言拒绝道：
“没有礼物可不行。”
沙勿略闻言只好放弃，返回山口。有此经历之后，沙勿略心想———时局如此混乱，即使见到将军也没什么意义，见了也是白见。礼物还是不要送给将军了，还是送给山口的领主吧。
沙勿略打定主意要把礼物呈给山口的领主，因为前面在将军那里吃了亏，所以这次他很是注意穿着打扮。
他身着华美亮丽的衣衫，拜见山口领主并献上礼物，领主被其堂堂威容打动，心下很是尊敬。于是他很快就拿到了传教许可。可见，盛装和礼物起了作用。
说来也巧，那时候刚好有一艘葡萄牙商船来到了前面提过的丰后那里。说得再具体点儿，是到了丰后国中紧挨着府内 [23] 的一个叫臼杵 [24] 的地方。
这艘葡萄牙商船上的人们听说东方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正在山口境内，就决定试着邀请一下。见过使者之后，沙勿略直奔臼杵而来。整艘商船为之沸腾，那位东方传教士来啦，大家口口相传，全员盛装出迎。
但是，沙勿略这边是什么情况呢？他还是一如既往，一副乞丐模样，既未骑马也未乘轿，徒步而来。如果只是这样倒也还好，可沙勿略又在旅途中罹患热病，身体发烧再加上乏累，摇摇晃晃步履蹒跚。
大家建议说：
“您还是上马吧。”
可沙勿略就是不听。没有办法，那些盛装出迎的人本来都骑着马呢，这下只好都翻身下马，一个接一个跟在沙勿略身后，排成一条长队缓步前行。就这样终于走到了葡萄牙商船停靠的地方，刚一到达，葡萄牙商船就连放六十三炮来欢迎他。
臼杵城内一片震惊，以为是葡萄牙航船和海盗打起来了，于是他们赶紧出动军队，慌慌张张前去救援。赶到之后一问才知并非如自己所料，说是今有传教士驾到，鸣放的是礼炮。赶来的家伙们自是非常吃惊，回去如实地向城内汇报。
臼杵的领主听了之后发话说，既然是如此受人尊敬的一位传教士，那我一定要见上一见。于是使者再度飞身来报，沙勿略前去拜见臼杵主公。
这位主公就是大友义镇，后更名为大友宗麟 [25] 。这次会面的场景实在是不得了，葡萄牙商船一行摆出的阵容超级豪华。
首先队伍最前面是一排整整齐齐的乐队，然后是一群葡萄牙人身上穿着金丝缎银丝缎的华美服装，威风凛凛列队骑在马上。再后面是沙勿略坐在车上，船长带着满满当当的特产跟在他的后面，浩浩荡荡开将进来。
沙勿略献上带来的土产，行拜见之礼。他那堂堂威仪让大友宗麟感动不已，当即下令允许基督教传教。不仅如此，看到这样的景象，有人当场就决定改宗。
当时沙勿略做了约一个小时的说教，短短一个小时之内改宗的人接二连三地出现。或许这会让人略感惊讶。在那之后基督教的传播也是非常之快。总之，刚开始时的速度确实不得了。
由此看来，如果不表现得威风凛凛、气势十足，日本人就不会相信自己，更不会给予尊敬。而且，如果不拿出赠品，不献上礼物，事情也无法顺利推进。沙勿略看透了这一点，并把这所有一切都报回自己的祖国。
沙勿略还在信中写道，日本人的文化非常先进，日本国民求知欲旺盛，重视名誉，宽宏大度，非常诚实，但同时据说他们的好奇心也极强。如果带上一些珍稀的东西前去，应该能够勾起日本人的好奇心，让他们觉得很有吸引力，带着黑人一起去应该是个好主意。
有一次，葡萄牙人带着这里面的一个黑人去见织田信长。信长看到这个黑人很是吃惊。信长这个人非常理智，是一个日本少有的颇具现代知性的人物。他觉得这像是假的，就让黑人脱光衣服，连兜裆布都取下来，用手触摸黑人的身体，但无论如何还是不明白。于是又用热水洗，还是没有掉色。看来这是真货，于是信长让一同前来的教士把这个黑人让出来，命他做个司茶小和尚供自己使唤。
上面这段在日本也有所记载。后来本能寺之变时，这个司茶小和尚拔刀奋战，本能寺陷落之后又跑到信长之子信忠 [26] 的二条城那里，与明智方军队交战。明智军把他的战刀夺下来扔掉，说我们不杀你这样的人。于是做了俘虏被带到明智光秀那里去，光秀见他不是日本人就下令放了他，由此他重新回到了教会。这段记录流传至今。
话说到一半，还根本没有讲完，不过时间已经到了。也没有什么结论，就此打住。
———一次关于历史的讲演·终———
《历史小说》创刊号、第一卷第二号，1948年10月1日、11月1日发行
* * *
[1] 织田信长（1534—1582），战国时代的武将。一生征战，力图统一日本。1582年6月2日，征途中的织田信长宿在京都本能寺时，遇家臣明智光秀谋反，织田信长被迫自杀，是为“本能寺之变”。
[2] 法华宗本门流的寺庙，位于京都市中京区。始建于1415年。
[3] 《信长记》：江户初期的传记文学。小濑甫庵著，共15卷，1622年刊行。
[4] 本城惣右卫门，生卒年不详，战国至江户时代的武士。因写有《本城惣右卫门笔记》而为人所知。该《笔记》作于1640年左右，是本能寺之变当事人留下的唯一一册一手史料。
[5] 天文是日本战国时代后奈良天皇时候的年号，自1532年7月29日到1555年10月23日。
[6] 1336年足利尊氏在京都建立武士政权，日本进入室町幕府时代。1573年第15代将军足利义昭被织田信长放逐，足利幕府终结。
[7] 种子岛是位于鹿儿岛县大隅半岛南方海域的细长岛屿，步枪由此传入日本。
[8]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意大利旅行家，著有《马可·波罗游记》。
[9] 意大利语，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用于指称日本。英语的“Japan”即源于该词。
[10] 方济各·沙勿略（Francois Xavier，1506—1552），出生于西班牙，耶稣会创始人之一。葡萄牙派至亚洲的天主教传教士，最早将天主教传播到亚洲的马六甲和日本。
[11] 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1491—1556），西班牙贵族，耶稣会创始人。
[12]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意志宗教改革领袖，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创始人。
[13] 弥次郎，生卒年不详，或为1511—1550前后，萨摩（今鹿儿岛县西部）人。有人认为他是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位入基督教的日本人，把方济各·沙勿略从马六甲带到了鹿儿岛。
[14] 果阿（Goa）位于印度西海岸，16世纪以来被葡萄牙占领，1961年回归印度。
[15] 八幡船是室町到战国时期在朝鲜和中国沿海出没的日本海盗船，后世用以指称倭寇。
[16] 岛津贵久（1514—1571），战国时期的武将，萨摩人。
[17] 福昌寺是曾存在于鹿儿岛县鹿儿岛市的曹洞宗寺庙，萨摩藩主岛津氏的菩提寺。1869年明治初期的废佛毁释运动中被毁。
[18] 忍室文胜（？—1556），日本战国时代曹洞宗僧人，1545年任福昌寺住持。俗姓萩原，谥号佛照大圆禅师。
[19] 路易斯·德·阿尔梅达（Luís de Almeida，1525—1583），葡萄牙人，商人、医生、耶稣会士。
[20] 丰后是日本旧国名，相当于现在的大分县。
[21] 贯：旧货币单位，1贯等于1000文。
[22] 室町幕府第13代将军足利义辉，1546—1565年间在将军位。
[23] 府内是大分市的古称，当时是丰后国最大的城市。
[24] 位于大分县东南部，临臼杵湾。
[25] 大友宗麟（1530—1587），名义镇，战国时期武将，丰后领主。保护基督教，自己也受洗入教。
[26] 织田信忠（1557—1582），安土桃山时代的武将，织田信长的长子。本能寺之变时兵败自杀于妙觉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