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我对于哲学家们在一切问题上所做的判断就持有怀疑态度，并且发现我自己同他们发生争论的意向要大于同意他们结论的意向。他们似乎没有例外地都容易犯一种错误：把他们的原理规定得过死，不能说明大自然在它的全部作用中所造成的那么多千变万化。如果一个哲学家一旦抓住了某个他喜爱的原理，而这个原理也许能说明许多自然现象，他就会把这个原理扩大到说明整个世界，把一切现象都归因于这个原理，虽然他这样做靠的是最勉强和荒唐的推论。我们的心灵自身是狭小偏窄的，我们无法使我们的概念扩展到能同自然的变化和范围相匹敌的地步，可是它会想象自然在自身的工作中受到的限制同我们在自己的思考中所受的限制一样。
如果在某种情形下发生过对哲学家的弱点的怀疑，这就是指他们在对人生的论述和如何获得幸福的方式上。他们在这方面陷入迷途，不仅是由于他们的理解力狭隘，而且也是由于他们在感情上的狭隘。几乎每个人都有某种占主导地位的倾向，支配着他的其他愿望和爱好；尽管在他的全部生活过程中会有某些中断，这个主导的倾向总在支配着他。要他领悟到他全然漠视的事物能够使人得到欢乐，完全在他的视野之外的东西具有迷人的魅力，这对他来说是困难的。在他看来，他自己的追求永远是最动人的，他的热情所指向的目标永远是最有价值的，他所遵循的道路永远是唯一能引导他走向幸福的。
但是如果这些有先入之见的推理者稍加反省，许多明显的事例和论点就足以打破他们的迷梦，使他们跳出他们那些公理和原理的狭隘局限。难道他们没有看见我们人类有极其繁多的偏好与追求，每个人似乎都对他自己的生活道路非常满意，认为他的邻人所受的局限是最大的不幸?难道他们自己没有感觉到有时快乐，由于欲求的改变，另一时候感到不快；没有感觉到他们尽了最大努力，也没有能力重新唤起先前给他们以诱惑力的趣味和欲望，来改变当前的冷漠或颓丧状态?因此他们应当想想，人们一般喜爱选择的那些社会生活，如城市和乡间的生活，行动的生活，寻求愉快和休息的那种生活，即社会生活，有些什么意义。固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倾向偏好，可是每个人的经验也能使他确信上述这些生活方式都各有其可取之处，它们的多样性或者它们的适当交替混合就能使它们都令人愉快。
但要容许这样的事岂不全然是冒险?难道一个人在决定自己生活道路时可以不运用他的理性来告诉他，什么道路可取，最能确保他通往幸福，而只听任自己的脾性爱好?难道人们彼此的行为方法之间没有差别？
我的答复是，这里有极大的差别。一个人按照他的性格爱好选择他的生活道路，可以运用许多办法来确保自己比另一个由其性格爱好引入同样的生活道路、追求同样目标的人得到成功。你追求的主要目标是财富吗?那你就要专心你那一行以获得熟练技能；要勤勉地实际练习它;要扩大你的朋友和熟人的范围；要避免享乐和花销；绝不要慷慨大方，而要想到你必须节俭才能得到更多的钱。你想得到公众的好评吗?你就要避免狂妄和过谦这两种极端，显出你是自尊的，但也没有轻视别人。如果你陷入这两种极端之一，那你就会由于你的傲慢而激起人们对你的傲慢态度，或者就会由于你胆小如兔的谦卑和你似乎喜欢说些低声下气的意见，让别人看不起你。
你会说，这不过是些普通有关小心谨慎和遇事斟酌之类的老生常谈，每个父母都拿这些道理来谆谆告诫自己的孩子，每个头脑健全的人在他选定的生活道路上都是这样做的。可是，你还想得到的更多东西又是什么呢?你是否以为在普通的小心谨慎和思虑周详所能告诉你的东西以外，能从一位哲学家那里学到如同一位狡猾的人耍戏法变魔术那样变出来的东西呢?——是的，我们从一位哲学家那里受到的教导，主要是我们应该怎样选择我们的生活目的，而不是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因为我们不知道选择什么志向能使我们满意，什么情感我们应当依从，什么嗜好我们应当迷恋。至于其他，我们信任普通的健全理智和世上为人处世的一般道理，把它作为我们的教训。
所以，我很遗憾我曾经自命为一个哲学家，因为我发现你们的种种问题是非常困惑人的。如果我的回答过于严肃认真，说些空话，一副学究气，或者如果回答得过于轻易随便，被误认为在宣扬罪恶和不道德，那我就处在一种危险的境地里了。不过无论如何，为了满足你们，我还是来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希望你们把它只看作我本人的一点体会。这样你们就不至于认为它值得嘲笑或愤怒了。
如果我们能够依靠某种从哲学里学到的、在我看来可以视为确实无疑的原理，那么它本身就不是什么高贵的或卑鄙的、可欲的或可恨的、美或丑的原理，而只是从人类的感受和情感的特殊组织结构中产生的某些特性。对于一个动物显得最精美的食物，对于另一个动物来说好像是使它作呕的；使一个动物感到愉快的东西，在另一个身上产生的是不快。这种情况大众公认适用于所有肉体感觉。但是如果我们更精确地考察这个问题，就会发现上述观察也同样适用于和肉体同时发生作用的心灵，适用于同外在欲望相结合的内心感受。
你要一位热恋者告诉你他的情人怎样，他就会告诉你，他不能用言语形容她是多么迷人，还会很严肃地问你，你是否见过一位绝代佳人或天使？要是你回答说你从未见过，他就会说，他实在没有办法使你对他那迷人的情侣如此圣洁的美得到一个概念，她的形象那么完美，她的身段那么匀称，她的风度那么动人，她的性情那样甜蜜，她的脾气那样开朗。你从他所说的这一切里能知道什么呢?只能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个可怜的人已经堕入情网了；大自然灌注到所有动物身上的那种两性间的一般情欲，在他的身上起着作用，决定了具有某些品质的一个特定对象能够给他快乐。这同一个上帝的创造物，在另一种动物或另一个人看来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生物而已，被极端冷漠地加以看待。
自然赋予一切动物以一种同样的特点，让它们都偏爱自己的后代。当娇嫩的幼儿刚刚睁开眼睛见到光亮时，虽然在其他动物眼中它不过是一个不足道的可怜的小东西，可是疼爱它的父母却以极端的柔情注视着它，喜爱它甚于任何别的事物，无论它们是多么完善。唯有出自人类自然本性的原始结构和形态的情感，能赋予最没有意义的对象以价值。
我们可以把这个观察再推进一步，得出如下结论：即使只有心灵在起作用，感受到厌恶或喜爱的感情，它也会断定某个对象是丑陋的、可厌的，另一对象是美丽的、可爱的；我要说，即使在这种场合，这些性质也不是真实存在于对象之中的东西，而只是完全属于那进行褒贬的心灵感受。我承认，要把这个命题向思想粗疏的人讲明白，讲得像能摸得着看得见那样，那是相当困难的；这是因为自然赋予人心的感受能力要比大多数肉体感觉能力更加一致些，它在内心中产生的摹写要比人类的外在表现更加接近。在精神的趣味方面，有某种东西接近于原理，评论家可以用理性做推论并讲出道理来进行争论，不像烹调的味和香料的气味那样说不清。我们可以观察到人类中的这种一致性，并没有妨碍他们在美感和价值评价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教育、习俗、偏见、任性和癖性，都常常改变着我们这种趣味。你绝不能肯定一个不习惯听意大利音乐，不欣赏它那种错综缠结趣味的人，对苏格兰调子也不喜爱。你甚至除了你自己的趣味之外，没有一个简单的论点能说明你自己的爱好；与你爱好相反的人的特殊口味，使他仿佛总有一种更确信的相反论点。如果你们是些聪明人，你们每个人就应当承认别人的趣味也可以是正当的。许多趣味不同的事例会使你们承认，美和价值这二者都仅仅是相对的 ，它们存在于一种使人感到满意的感受之中；一个特殊心灵里的一个对象，同这个心灵的特殊结构和组成相符合，就产生出这种感受。
在人类中可以观察到的这种感受上的多样性，自然好像是要使我们领悟到它的威力，让我们看到它仅仅靠改变人类情感欲望的内在结构而无须改变各种对象，就能产生这些情欲上的惊人变化。对一般人，用这个论点已经可以使他们确信了。不过那些惯于思考的人，还需要一种更普遍的关于主体本性的论证，才能确信这一点。
在推理活动中，心灵所做的不过是考察它的对象，这些对象被假定为实际地存在着，心灵并没有给对象附加什么或减少什么东西。如果我考察托勒密和哥白尼的天文学体系，我的努力只在通过我的探究认识星体的真实状况；换句话说，我把这二者各自主张的天体关系，在我的概念中看作是同一对象的关系，努力加以认识。所以，对于心的这种功能来说，似乎永远有一种实在的东西存在于事物的本性之中，尽管常常打上了某种未知的印记；它不会由于人类的不同理解变成或真或假的东西。虽然所有的人一直都认定太阳在运动而地球是静止的，但太阳并没有因为所有这些论证而从它所在的位置挪动一寸；这样的结论永远是虚假错误的。
但是，关于对象是美的还是丑的，叫人喜欢的还是让人讨厌的，这类问题的情况就同真或假的问题不同了。在这种场合，心灵不满足于单纯考察它的对象，把这些对象看作是物自身；它还在考察中感受到某种愉快或不快、赞许或谴责的感情；这种感受决定着心灵附加给对象以美的或丑的、可意欲的或可憎恶的性质。所以很显然，这种感受必定依赖于心的特别构造或结构，它能使这样一些特殊的对象形式在这样一些特殊的方式下起作用，从而产生出心和它的对象之间的某种共鸣或呼应。如果改变人心结构或内在官能，感受就不复存在，可是这些形式依然如故。感受不同于对象，它的活动是依据心的官能而产生的，后者的变动必然改变着感受效果；同一对象，如果对某个心灵表现为完全不同的东西，就不会产生同样的感受。
在感受可以明显地同对象区别开来的场合，无须多少哲学，每个人都很容易从自己的经验得出上述结论。权力、荣誉和报复，本身无所谓是什么值得追求的东西，它们的全部价值都根源于人类情欲的结构，从这种结构中人们产生出追求这些东西的意愿。这些道理谁不懂得呢?但是在涉及自然的或道德上的美时，通常就认为是另一回事了。人们以为使人满意的性质存在于对象之中，而不是存在于自己的感受之中，之所以如此，仅仅是因为立体的感受没有达到那种强烈的程度，不能以一种明显的方式把这种感受本身同关于对象的认知区别开来。
不过，稍加思考就足以区别它们。人们能确切地知道哥白尼体系中所有的圆圈和椭圆形轨道，托勒密体系中所有不规则的螺旋线，却没有感知前者比后者要更美些。欧几里得充分说明了圆的各种性质，但是在任何命题里却没有一个字说到美。这道理很明白。美，并不是圆的一种性质。它不存在于和同一圆心保持等距离的圆周上的任何一段弧线之中。美只是这种曲线形状在人心中产生的作用，心的特殊组织结构容易对它产生这种感受。如果你想在圆里面找到美，或者想靠你的理智，靠数学推理，在圆形的全部属性里搜求到美，那是徒劳无功的。
数学家在阅读维吉尔作品时，他的愉快只在于检查埃涅阿斯航行的图线，他能完全理解这位伟大作家所使用的每个拉丁词的意义，从而对整个叙述得到一个清楚的概念。在获得一个清楚的概念上，他会比对于诗歌中的地理描述了解得不那么确切的人要强。他知道诗中的一切，但是却不知道它的美，因为美，实在说来并不存在于诗中，而是存在于读者的感受中或鉴赏力之中。如果一个人没有这样的雅兴使他获得这个感受，他就必定对美一无所知，虽说他有科学知识和天使般的理解力 。
整个论证在于说明，任何人所追求的对象的价值，或评价，我们可以用来确定他的喜爱所在的东西，并不存在于对象本身之中，而只存在于他追求这个对象的情欲之中，存在于他的追求所获得的成功之中。对象本身绝对没有什么价值或评价。它们之所以有价值只是由情欲而来。如果情欲强壮有力和稳定，能获得成功，这个人就是幸福的。一个在舞蹈学校的舞会上穿新衣的小姑娘，她所得到的十分快乐的享受，同最伟大的演说家以自己光辉的雄辩赢得胜利，支配一个大集会上众多听众的热情和意见时那种感受不相上下，对于这一点没有什么理由加以怀疑。
因此，人们之间的全部差别，在涉及生活时，这种差别只在于情欲或得到的满足不同，这些差别足以产生种种巨大的幸福或不幸。
要得到幸福，情欲就既不能过于激烈，也不能过于平淡。在前一种情形下，心灵处于不停的忙碌骚乱之中；在后一种情况下，它陷入一种使人不快的懒洋洋和毫无生气的状态中。
要得到幸福，情欲必须是亲切宽厚和乐于交际的，不要粗野放肆。后一类情感不像前者所表现的那样使人感到愉快。谁把怨恨、记仇、敌对、恼怒看作是同友谊、仁厚、温暖、感恩差不多的呢？
要得到幸福，情欲必须是兴致勃勃和快活的，不是阴郁和忧伤的。有希望的和欢乐的癖好是真正的财富；而一种使人畏惧和忧虑的癖好是真正的贫困。
有些情欲或爱好，在享用其对象给予它的愉快方面，不像其他的那样稳定持久，不能感受到持续的快乐和满足。例如哲学上的信念，类似诗人的奔放热情，是一种很不确定的东西，它要靠高度的精神活动或灵感，许多闲暇，良好的天赋，以及刻苦钻研和深思熟虑的习惯，才能得到；可是，尽管有这一切条件，我们得到的可能还只是像自然宗教这样一种抽象的不可捉摸的东西 ，它不能长久地激励人心，或者说，它在生活中没有任何作用。为了使热情持续，我们必须寻求某些打动理智和想象的方法，必须对上帝做历史的和哲学的说明。从这种角度我们甚至能看出普通的宗教迷信和仪式有用处。
人们的脾气尽管极不相同，我们还是可以放心地断言，一般来说某种愉快的生活不能像从事一种事业那样长期保持下去，这会使人感到倒胃口和厌烦。最能持久的娱乐，其中混杂交替着各种热诚和小心，就像打牌和打猎那样。而一般说来，事业和行动在人的生活中填补了大量虚空。
但是，在性格爱好非常适合于某种享受的地方，时常缺乏对象。从这方面来看，那些追求外在对象的情欲，就不如在我们自身中能得到满足的欲求给予我们那么多的幸福；因为我们既不能确定得到这些对象，也不能保证占有它们。在得到幸福的问题上，求知欲是比追求财富的欲望更加可取的。
有些人具有心灵方面的巨大力量，他们即使在追求外部目标时，也不因一时失意就大为沮丧，能以最大的愉快重新唤起他们的热诚和勤勉。对于幸福有所贡献的莫过于心灵的这种驾驭能力。
按照这个简短和不完全的对人类生活的概略描述，最幸福的心灵气质是品德善良；或者换句话说，它能引导我们行动和工作，使我们在同别人交际时通情达理，在命运打击下有钢铁般的意志，使各种感情趋于适中，使我们对自己的种种想法心安理得，把社会的和交际的愉快看得高于感官的愉快。说到这里，最不细心的人也必定能明白，并非心灵的所有气质都同样有利于得到幸福，某种情欲或脾气也许是非常可爱的，而另一种也许是很让人讨厌的。的确，生活状况的全部区别依赖于心灵;任何一种事务，就它本身来说，都无所谓哪个更能使人幸福。好和坏，包括自然的和道德的，都完全是相对于人的感受和情感而言的。没有人会永远不幸，只要他能改变他的感情。像普罗透斯 那样的人，靠不断改变他的形状，就能避开一切打击。
但是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本性，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我们心灵的结构和组成不依赖我们所选择的对象，犹如我们的身体结构不依赖它所选择的对象。大多数人对于选择上的变化，能够使我们感到快乐，甚至没有些微的观念。正如一条小溪在它流动时必然要循着地形的某些特点那样，无知的和不假思索的人也受他们的自然倾向所驱使。这些倾向有效地驱除了哲学的所有僭妄主张，以及那些自吹自擂是心灵良药的说教。甚至有智慧和善于思索的人，自然也给他们以巨大的影响。一个人想靠极端人为的努力来矫正自己的气质，达到自己立志具有的善良品德，并不总是能办到的。哲学帝国的势力范围只涉及少数人，因此它的权力也是很微弱有限的。人们可以很好地理解美德的价值，也可以立志去达到它；可是要说他们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取得成功，却并非总是有把握的。
不管是谁考察人类的行为过程，只要不带偏见，就会发现他们几乎完全都是受其组织结构和倾向指导的，一般的准则作用很小，只能影响我们的趣味或感受。如果一个人对荣誉和美德有深切的了解，情欲适中，他的举止就总能合乎道德规矩；即使他违背了这些规矩，回头也很容易和迅速。反之，如果一个人生来就在心灵结构上别扭乖张，或生性冥顽不化，麻木不仁，对美德和人性无动于衷，对他人没有同情心，也不想得到人家的评价和赞扬，这样的人必定是完全不可救药的，哲学也没有任何治疗他的药方。他只满足于卑贱的色欲，沉溺在恶劣的情欲之中；他从不忏悔和抑制自己的罪恶倾向；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有一个较好的品质，也没有这个兴趣。对我来说，我就不知道怎么同这样一个人说话，用什么道理能改造他。要是我告诉他，人有一种内在的使人满意的东西，它来自可敬的、有人情的行为，来自无私的爱与友谊这种微妙精致的快感，来自终于享有美名和确定的声望，他还是会这样回答我：也许那些容易被它们打动的人以为这些是快乐的事，但是我发现自己在性格和脾气上与他们非常不同。我必须重复这一点，我的哲学对此提不出任何救治的办法，只能对这人的不幸状况摇头叹息。不过我要问：是否别的哲学能提供一种救治办法，或者说，用某种学说使所有的人善良，不管他们的心灵自然结构怎么乖僻，像这样的事情是否可能?经验立刻使我们确信这是不行的；而我要冒昧地断言，哲学能给人的主要好处是以间接的方式产生出来的，来自它那种隐秘的、难以觉察的影响，而不是直接的运用。
确实，认真留意于科学和文艺，能使心性变软和富于人情，使良好情感欢乐，而真正的美德和尊严就在其中了。一个有鉴赏力和学识的人连个正派人也算不上，这种情况是很少的，尽管他会有种种毛病。由于他的心灵致力思考学问，必定能克制自己的利欲和野心，同时必定能使他相当敏锐地意识到生活中的各种礼节和责任。他对品格和作风上的道德差别有比较充分的识别力；他在这方面的良知不会削弱，相反，会由于思考而大为增进。
除了这些气质性格上的潜移默化，上述研究和运用还可能产生其他作用。教育的丰硕成果能使我们确信，人心并不全是冥顽不可雕的，可以探根求源进行许多改造。只要让一个人给自己树立一个他所赞美的品格榜样，让他好好熟悉这个榜样的具体特点以便塑造自己，让他不断努力地警惕自己，避开邪恶一心向善，我不怀疑，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发现他的品格有了一个较好的变化。
习惯是另一种改造人心的有力手段，能使心灵植入好的气质和倾向。一个谨严和稳重从事的人，会讨厌嘈杂与混乱；如果他致力事业或学习，闲着无事对他来说像受罚；如果他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对人仁爱与和蔼，对一切骄傲与粗暴的行为他马上就会感到憎恶。如果一个人完全确信有美德的人生是可取的，如果他必须在有些时候勉强自己，下个决心就足以办到，他的改进就不会使人失望。不幸的是，假如一个人事先没有相当的品德，这种确信和决心就绝不会产生。
在这里，就要谈到艺术和哲学的主要成就之所在了。它神不知鬼不觉地加工改造了人的气质，用一种持久的、使心灵倾倒的办法，用习惯的一再重复，指点我们应当努力求得的品性。除此以外我不能承认它有多大作用。我必须对思辨的说理者们讲得那么含糊其词的所有那些劝诫和安慰人的说教，抱怀疑态度。
上面已经说过，没有什么对象本身是可欲的或可厌的，可贵的或可鄙的。对象之所以获得这些性质，是观察它们的心灵的特殊性格与组织给予它们的。所以，对于减少或增添任何人给对象的评价，激发或平息他的情欲来说，没有什么直接的论证或道理能用来发挥力量或起到作用。多米提安 以捕捉飞鸟为乐，如果要得到更大乐趣，那不如像威廉·罗菲斯去捕捉野兽，或者像亚历山大那样去征服许多王国。
但是，尽管任何对象的价值只由每个人的感受或情欲来决定，我们可以观察到，情欲在做出自己的评判时考虑的不单是对象本身，还要看到伴随着它的一切条件。一个因占有一粒钻石而狂喜的人，并没有因此限制自己的目光，看不到面前一块灿烂的宝石。他也认为这是个稀罕东西，由此直接产生出快感和欣喜。所以，哲学家在这里可以参加进来，提醒我们注意某些特殊见解、思考和条件，以免我们看不到它们，用这种方法他也能缓和或唤起某种特别的热情。
在这方面，绝对地否认哲学的权威似乎是不合理的；不过必须承认这里也有一个有力的假设与之对立，即如果这些见解是自然的、明显的，它就无须哲学的帮助也能自己得到；如果这些见解不是合乎自然的，哲学也无法对这些感受起作用。这些感受有一种非常精微的性质，不能靠极端人为的方式或努力来强加于它们或限制它们。我们有意追求的、很艰难地从事的、如不小心谨慎就不能保持的某种考虑，绝不能产生天才和热情的持久运动，因为它们是自然的、人心组织结构的产物。一个人可以装出一副很好地治愈了失恋痛苦的样子，因为他借助于显微镜或望远镜这种人工手段，看到他的情人皮肤粗糙，或者模样巨大可怕不成比例。塞涅卡或爱比克泰德 希望用人为的论证来唤起或平息人的情欲，也是这样的。可是在这两种场合，对于对象天然的模样和情景的怀念，仍然翻来覆去地出现在他心头。哲学思考太精巧、太辽阔了，因而不能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作用，也不能根除任何感情。在大气层的风和云之上，空气太精微了，也就无法呼吸。
哲学所能提供我们的那些精致的思考还有另一个缺点，就是它们不能在减少或消灭我们恶劣情欲的同时不减少或消灭善良的情欲，从而使心灵陷入完全无动于衷、毫无生气的状态。它们大多是些一般性的、适用于我们所有情欲的理论。如果我们指望它们的影响只朝一方面起作用，那是徒劳的。如果由于不停地钻研和沉思默想使我们对它心领神会，化为自己的东西，它就会无处不在地起作用，在心灵中散播一种普遍的冷漠情绪。当我们摧毁了神经的时候，我们在身体里就消灭了痛苦，但同时也就消灭了快感。
只要睁开眼睛看一看，就容易发现，古今大受赞许的哲学思考，大多数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哲学家说：“不要让人们的伤害或暴力搅得你心绪不宁，那是因为你对此感到愤怒和憎恨的缘故。难道你会对一只猴子的恶意或对一只老虎的凶猛感到愤怒吗?” 这个思想会引导我们对人类本性产生一种不好的看法，而且必然要消灭社会交往的热情。它还阻止人对自己的罪过进行任何忏悔，因为他会想，恶对人类来说是合乎自然的，正如残暴的野兽有那种特殊本能一样。
“所有的弊病都来自绝对完美的宇宙秩序。你想为了你自己的特殊利益侵犯如此神圣的秩序吗?”我从恶意或压迫所受到的伤害又算得了什么呢?“在宇宙秩序里，人们的罪恶和不完善都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瘟疫和地震不是天意，为何会出一个博尔吉亚 或一个喀提林 ?让我们同意这种说法，而我们自己的恶也是同一秩序的一个部分。
有人说，谁如果不超脱舆论的约束就不幸福。对此，一个斯巴达人回答道：“那么除了恶棍和强盗以外就没有幸福的人了。”
“人是否生来就可悲，而在遇到某个不幸时会感到吃惊?是否由于某种灾祸就不禁会悲伤哀恸?”——是的，他非常有理由悲叹他生来就是可悲的。可是你却用成百种拙劣办法去安慰一个人，还自以为能使他宽解。
“你应当永远看到你眼前有死亡、灾难、贫困、愚昧、放逐、中伤和丑行，这些都如同生病一样是人类天性里容易发生的事情。如果这些灾难中的任何一个降到你头上，你在估量它之后最好是加以忍受。”——对此，我的答复是，如果我们对人生的灾难只局限在一种很一般的和冷漠疏远的思考上，它对于我们准备应付这些灾难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如果我们关起门来努力沉思默想，使自己沉迷于这些思考，它就是毒害我们全部欢乐的真正毒剂，使我们永远陷入可悲的境地。
“你的悲伤是没有结果的，不能改变命中注定的事情。”——说得很对，而我对这种议论又感到遗憾。
西塞罗安慰人耳聋的话有点稀奇古怪。他说，“你不懂得的语言有多少?迦太基语，西班牙语，高卢语，埃及语，等等。听到这些语言你都像聋子一样，可是你并不在乎这种事情，那你对一种语言听不见又算什么很大的不幸呢?”
我倒比较喜欢昔勒尼派人物安提帕特的巧妙回答。他眼瞎了，有几位妇女来安慰他，他说：“什么!你们以为在黑暗中就没有欢乐了吗?”
丰特奈尔 说：“什么都比不上真正的天文学体系更能摧毁野心和征服的欲望。同浩瀚无际的大自然相比，就连整个地球也不过是个渺小可怜的东西!” 这种玄想显然离现实太远，没有多大作用；而且，要是它有什么作用，岂不是在摧毁野心的同时也摧毁了人们的爱国心了吗?这位会向女人献殷勤的作家又补充说，女人的明媚的目光，是唯一不会由于天文学那种最宏伟的见解而失去它的光彩和价值的东西，它能经受住任何学说的检验。难道哲学家们指教我们的，就是让我们的感情局限于这类东西？
普鲁塔克对一个放逐中的朋友说：“流放不是坏事。数学家告诉我们，整个地球同天宇相比不过是一个点而已。那么从一个国家到另一国家，也不过是从一条街搬家到另一条街罢了。人不是扎根在一块确定的土地上的植物，所有的土壤和气候都一样适合于他。” 这些论点要是只在流亡异国的人们里面说说，固然很可嘉许，但如果从事公共事务的人也把这种说法正经当作知识，毁掉他们对自己祖国的依恋之情，那会有什么后果呢?或者，它的作用就像骗人的假药那样，对治疗尿崩和水肿病都同样的好？
确实，假如有一种超级存在物进入人体，就能使他觉得全部生活都十分渺小，幼稚可笑，不值一提，那时劝他做任何事情就都没有用了，他也不会注意周围发生的一切。如果要他屈尊去扮演一位热情快活的腓力的角色，那会比约束真正的腓力还困难；那位真正的腓力在当上国王和征服者五十年之后，还得留心和注意修补旧鞋，这是琉善在作品中描写他在阴间所做的事情。现在我们看到，所有那些轻蔑人间事务的说法，都能在这个被假设出来的存在物身上起作用，这种情形在哲学家身上也发生了；不过由于它们是人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失调造成的得不到什么较好的经验来证实加强，也就不能充分对他起作用。他知道，或者不如说他感觉到，这些说法的真理性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永远只是在他不需要什么的时候，就是说，只有在没有什么来困扰他或唤起他的欲望情感时，才是高超的哲学家。一旦这些情欲发生作用，其敏锐和热烈也会使他惊奇；不过他不会马上承认这对他是什么至关紧要的事情，而通常是把这些情欲转换成他不那么加以谴责的东西，以便他继续保持一个旁观者的身份。
在哲学书里可以看到主要有两种思考能起重大作用，因为这些思考来自日常生活，在有关人类事务的多数肤浅见解里也能看到它们。如果我们想到人生短促，世事沉浮不定，那我们对幸福的一切追求显得多么可鄙乏味啊!纵然我们的心思能超出今生今世，如果我们想到人间事务在不停地变化改革，使法律和学术、书籍与政府都在时间里匆匆流逝，有如处在激流之中那样，并且终于消失在汪洋大海般的事件之中，那么我们种种最宏大的计划和最丰富的设想还有什么意义！这样的一种思考确实有助于抑制我们的一切情欲，可是自然乐于欺骗我们，使我们以为人生是有某种重要意义的；靠上述思考就能同自然的这种巧计相对抗吗?这样一种思考岂不是也可以被好色之徒成功地用来讲歪理，使人们脱离事业和美德的道路，步入怠惰和享乐的花街柳巷吗？
我们从修昔底德的著作中知道，在雅典发生大瘟疫期间，死亡似乎要降临到所有人身上，这个时候放肆的寻欢作乐就在人们中普遍流行，他们彼此劝说能活一天就要使生活过得尽量快活 。薄伽丘 在佛罗伦萨发生瘟疫时也观察到了同样的情景 。一种类似的原则使士兵们在战争期间比任何其他人都要更加放荡无忌。当下的欢乐永远是有价值的；任何贬损它的意义的做法，只能给它增添影响力，使它更加受人重视。
第二种哲学思考能时时对感受发生影响，它是由把别人的处境拿来同我们相比较而引起的。这种比较，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是随时在进行的;不过不幸的是，我们总爱同处境比我们强的人对比，而不是同处境不如我们的人对比。哲学家矫正这种自然产生的毛病，是把自己的比较转向另一方面，使自己对命中注定的处境感到容易忍受些。有少数人不怀疑这种思考能给人带来某种安慰；虽说对一位脾气非常好的人来说，看到人的悲惨境遇心中产生的与其说是宽慰还不如说是悲哀，并且他对自己不幸的悲叹，使他对别人的不幸深感同情。这样的思考是不完善的，尽管它是哲学能安慰人的说法中最好的一种 。
现在我用下述考察来给这个主题的讨论做出结论，这就是：虽然美德——只要能达到——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人事仍然是没有规则的和混乱的，对于今生所能期待的幸福和不幸，永远不会有完善的或有规则的安排。我认为，不仅财产的富裕、身体的素质(这两者都很重要)这些利益在好人与恶人之间分配得不平等，而且甚至心灵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品德最可贵的人恰恰由于他感情的组成结构而并不总能享受到最高的幸福。
我们可以观察到每种肉体上的痛苦都来自身体某个部位或官能的某种毛病，不过这痛苦同这毛病并不总是成正比的，它会或大或小，这要看体液中的有害物发挥作用的那个部位在感受能力上的大小程度而定。牙疼产生的强烈剧痛比肺结核或浮肿病的痛苦要厉害。同样，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对心灵这个有机体而言，虽然一切丑恶都确实有害，可是烦恼、痛苦同丑恶的程度本来也不相等；有最高美德的人，即使抛开外部偶然事件来说，也不是永远最幸福的。郁郁寡欢的性格，对我们的情感来说确实是个缺陷和不足，但它常常伴随着高度的荣誉感和正直诚实，在很高尚的人品中就时常能见到它；虽说光是它足以使生活加重痛苦，使人受到影响而十分可悲。反之，一个自私的坏蛋可以具有活跃快乐的性格和某种欢快的心情，这的确是一个好品质，可是在这点好处之外他受到了多大的惩罚啊，即使他交了好运，他的那罪过也会使他悔恨和不得安逸。
为了说明这点，我还可以补充一个看法。如果一个人容易有某种毛病或缺点，常常与之相应就有某种优点，这种优点会使他比全是缺点要更加可悲。一身都是毛病的人容易因为受困而惊醒，可是如果他有慷慨大度和友善的性格，能活跃地关照他人，使他能得到很多幸运和奇遇，这样他就更加不幸。羞恶之心，在一个有毛病的人身上确实是一种美德，可是它产生的是巨大的不快和悔恨，但也正因为如此，坏人才能完全摆脱罪恶而从善。一副多情的面孔却没有友善的心肠，这样的人在无节制的恋爱里比豪放性格的人更幸运，但这个人因此就丧失了他自己，完全成为自己情欲的奴隶。
总而言之，人的生活主要是靠运气而不是靠理性来支配的；它比较像一场暗淡的游戏而不大像一种严肃的事业；它较多受具体的性癖影响而较少受一般原则的制约。我们应该带着热情和忧虑来投入生活吗?考虑得那么多是不值得的。我们应该冷漠地对待一切事情吗?那我们就会由于冷淡和漠不关心失去这场游戏的一切快乐。在我们对生活进行说明论证的时候，生活正在逝去；而死亡，虽然人们接受它时或许有所不同，毕竟愚者和哲人都同样是要死的。把生活归结为确实的法则和方法，通常都是费力和没有结果的工作。这岂不也是一种证据，表明我们过高估计了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甚至用理性十分仔细地关注它，确切地规定它的正确观念，也是过高地看待了这个问题;如果不这样做，而是关注某些性格爱好，这种研究就会是最有趣味的一种工作，它在生活中可能会有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