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先祖是谁，我们无法确知。《左传》的确有过孔子的详细家族世系，但这并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记载。在论及孔子的先人时，这本书的细节未免太多了，以至于使人不得不产生怀疑，因为比《左传》更早的著作并未提及类似的细节。《左传》的这项记载中的其他地方也很值得怀疑，特别是认为孔子是商朝天子之直系后代的说法。 [1]
孔子出生在鄹地，这是鲁国的一个城邑，位于现今山东省曲阜西南部附近。传统上认为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这至少很接近事实。 [2] 没有一部早期著作提到他父母的名字。 [3] 这种情况支持了传统的说法：他很早就成了孤儿。对于他自己的家庭，我们知道的是，他有一位兄长和一个侄女，而他本人则是一子一女的父亲。 [4] 孔子在世之时，他的儿子（孔鲤）就去世了。至于他的妻子，我们却无从知晓。以上所述就是早期文献的记载。然而，后来的传统说法却为这位圣人附加上了君子所有的必备物，甚至包括休妻。 [5]
要确定孔氏家族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是相当困难的。 [6] 孔子自谓“少也贱”，年少时地位卑贱。 [7] 这就说明，他显然也没有可观的财产。 [8] ——从《左传》上看，孔子是鲁国唯一的孔姓著名人士，尽管这个姓氏在其他几个国家大名鼎鼎，其中一个国家是宋国。传统说法认为，孔子的先人早在他之前三代就从宋国迁出。可是，这种说法是相当靠不住的。然而，孔子的祖先极有可能是贵族，但也只是低级贵族。那时的中国，从贵族降为“贫民”是瞬间之事，大世家的后代很可能就在耕种田地。 [9] 这并不是说孔子是农夫。他受过教育，还有闲暇追求诸如射箭和音乐之类的消遣，这就最好地解释了传统说法，即尽管年轻的孔子身处穷困之中，但却具有贵族的血统。
至于孔子受教育的过程，史料记载留给我们的几乎是一片漆黑。孔子弟子子贡说，他的先生“无常师”， [10] 意思是说，孔子没有固定不变的老师，但这并不一定说孔子是无师自通。孔子年轻时曾是从事文书杂务的低级官员，并且很可能因此而受到过正规的基础教育。孟子说：“孔子曾做过仓库管理员，他说：‘我的账目肯定是清楚无误的。’他也曾负责饲养牲畜，他又说：‘我的责任就是使牛羊肥壮。’” [11]
尽管孔子从不有意掩饰他卑贱的过去，但长大后还是觉得有些羞愧。 [12] 然而，没有这些早期的生活起伏，他就不可能成为那么伟大的人物。实际上，这些经历影响了后来整个中国的文化史。早年的奋争使孔子接触到了普通大众，并对他们产生了深切的同情，这种同情从未从孔子身上消失，并从一开始就使儒学蕴染上了这种色彩。正是普通人的处境使孔子拿定主意：就他所能做到的，要使每个有才能的年轻人都能获得有所作为的机会，而不要在意他们的社会地位是多么卑贱。当孔子后来宣布在他的课堂上从不拒绝任何一个有大志的学生（无论他多穷），并断言每个青年都应该受到尊重，直到他们有机会证明自己的时候， [13] 他便是既讲述了一位伟人的高尚原则，也（无疑是不自觉地）证明了他自己年轻时的奋斗目标是正确的。
孔子胸有雄心大志。因为他没有继承到有影响的社会地位，所以，他只得靠自己的努力去赢得它。然而，这并不是说他适合于从事任何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事情。在当时，最有指望的前途之一是政治阴谋，但是，孔子既无此能力，又无此天赋。即使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孔子也从来没有屈从于任何政治阴谋，孔子也不赞成为战争而战争。这就剩下了多种正统的出人头地渠道中的唯一路径，即设法赢得某位国君的欢心。但不幸的是，孔子对此更是一窍不通。
孔子从来就不会阿谀奉承。相反，当孔子的一些朋友颇费周折地使一位实权人物对孔子产生了好感，并撮合成双方的一次会面时，孔子却抓紧这种天赐良机去指出那个有希望成为他的政治赞助人的错误和克服错误的办法。这种做法是否有助于政府的道德进步并不好说，但它对孔子的政治事业却是无益的。进而言之，孔子并不擅长与“识时务”的人谈话。他不关心，也可能根本不知道如何避免愤懑之中的刺耳之言。不过，孔子的一些弟子可比他强，比如说像子贡这样口才非凡的弟子就被当权者所欣赏，并且能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这是毫不奇怪的。孔子经常责备辩才，以至于我们不能肯定但却怀疑他是否无意中羡慕那些拥有这种才能的人。 [14]
孔子在脾性上就不适合做一个现实政治中的成功者。就他的资质而言，孔子毋宁是个天才的哲学家和教师，而在其他许多方面，他的天赋与现实的要求刚好相反。年轻时的孔子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是，假如当时有人告诉他，他会强烈否认的。不过，即使他认识到了这个事实，年轻的孔子也并不明白采取何种正确的行动路线。孔子向往着两件事：第一，如同任何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样，他很想出名。第二，他想减轻他所看到的所有骇人听闻的大众的苦难。但是，仅仅怀有这样的抱负并不能解决问题，关键是怎样依靠哲学和教育达到目的。
在孔子时代，只有去从政才能获得名声和在现实中取得实际成就。在那样的社会中，大部分的（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是由某些政治官员负责的，可它们只是这些官员们政务活动中次要的和附带的部分。这样一来，他们肯定不会做出多少像样的成绩。确实，负责宫廷仪式的官员必须得研究礼仪，而其他官员也会为了某个特殊目的而去查阅历史档案。但是，因为忙于日常公务，他们既没有闲暇全身心地研究与他们的职责有关的全部学问，更没有工夫平心静气地思考文化问题，而这些却是哲学家所应必备的，因为他们探究的是变动不居的宇宙现象的意义。
孔子做了所有的这一切。孔子力图获得有实权的政治地位，但是当这项追求彻底失败后，他便渴望得到闲暇，以便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化沉思。他多次拒绝“识时务者”的拉拢，因为他终于发现（并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根本不具备与这种人进行周旋的才能。这一定鼓舞他加倍刻苦地做学问，以便在这个他根本碰不到真正对手的领域里卓越超群。当他悲叹自己求仕失败的惨痛时，做学问（以及后来的教学）自然就成了他的真正乐趣。在朝廷之中孔子没有用武之地，像一条脱离了水的鱼儿，直到生命的终结。但是，在弟子们中间，孔子却精神抖擞，如鱼得水。
孔子可能是他那个时代的最有学问者之一，但这不一定意味着他读过大量的书。首先，许多后来声称出自远古时期的典籍在孔子所在的时代尚未问世。其次，还有原本佚失、副本稀少和书籍流通困难之类的问题。那时，典型的书稿是所谓的“竹简”，写在竹板上，用绳子捆扎起来，类似于缩小了的栅栏。不用说，这样的“书”既笨重又制作粗陋，既不便于携带也不方便阅读。孔子熟悉一些历史文献，他也可能记诵了著名的《诗》三百篇，他也曾悉心研究了礼（我们可以说它既是宗教的又是世俗的，而之间的区别在那时无关紧要）。在他那个时代，礼存在的表现形式主要靠的是约定俗成，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它有多少内容能被记录下来。
尽管书籍给孔子提供了思想基础，但却并不是他的思想的唯一源泉。事实上，他有时毫不犹豫地用一种只能被称为毫不在意的方式解释各种书籍的内容，以便得出自己的论点。 [15] 因为从根本上讲孔子并不是学者，而是政治—社会改革者，他在寻求一种使他的世界从近乎混沌中解脱出来的途径。他相信政府就应该为全体人民谋利益。但是，孔子所取得的思想成就（从此以后成为儒学的基石）尽管灿烂夺目，但却并不是能够确保实现上述目标的特效良药。他深信，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唯一的办法就是必须由这样的人对政府进行持续不断的管理，他们应该达到最高的人格高度，接受过充分的政务训练，并且以此努力献身于公共福利，以至于必要时以死捍卫之。 [16]
孔子最终认定，自己才是能以上述标准去管理政府的最合适人选，这一结论是不足为奇的，是他的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孔子深信，他的使命就是救世。 [17] 他以这种独一无二的方式去着手实现这一目标，在好多时候还几乎获得政府要职。后来，当这方面的努力最终失败之后，他转而去一门心思地从事教学。 [18] 有人认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私人教师，这一点很难证明。但是，即使在孔子成名之前有过这样的教师，也在历史的演化中被孔子的名声淹没了。从《论语》中可知，在当时社会中，教育尚未被看作是一种职业。 [19]
孔子最初的学生可能只是个由志同道合者组成的集群。 [20] 后来成型的“儒家学派”大抵就是起始于这样的一个非正式的文化讲习社团。此可由一些弟子只比孔子小几岁这一事实来证明。 [21] 然而，没过多长时间，孔子的思想品质和人格力量就使他被看作是夫子（师长）了。孔子的杰出之处是显而易见的，阅读过《论语》的人都会明显地看到这一点。他的学生变成了弟子，用忠诚和献身与他共同进退，这是相当不同凡响的。孔子向他们讲述他的梦想。孔子梦想这样的一个世界：战争、仇恨和残暴被和平、善良愿望和幸福取而代之。孔子对弟子们一无所求，除了创造条件使这一美梦成真。孔子近乎无情地鞭策弟子们，坚持认为他们只有靠有目的的学习和修身才能成为新型政府中称职的官员。孔子严厉斥责弟子们的懒惰，适时讥刺他们的愚笨，如果他们背离他的原则，他就用藐视来严肃地谴责他们。
孔子弟子的数目被极度夸大了。在《论语》提到的人物中，有22位可能是弟子，后来的《孟子》又增加了两人。不用说，还有一些我们根本不知其名的弟子。一些可能值得相信的传统说法告诉我们，大部分弟子来自鲁国，其他的则来自毗邻的几个国家。 [22] 尽管许多早期的记载在这些方面语焉不详，但还是明确指出，子贡是卫国人， [23] 而司马牛则是宋国的一个主要大家族的后人。
司马牛是孔子弟子中门第最高的人。他的家族在宋国世居高位，他的一位兄长受到宋公的长期宠信。但是，这种优越的政治地位最终却酿成了极大的不幸。尽管不是司马牛的过错，他也未能避免受牵连，最终不得不逃离宋国。逃到齐国后，因为司马牛的贵族地位，齐国给了他一座城作为采邑。 [24] 然而，当孔子接受司马牛为学生时，并没有因为他是贵族出身而对他特别关照。孔子对他很和善，但他的表现不是令人尊敬而是使人怜悯，因为他的思想负担太重，生活并不美满。 [25] 另一方面，孔子心爱的弟子颜回可能是弟子中最贫穷的一位。 [26]
在早期文献中，大部分弟子的家庭背景材料少有记载或根本就没有。乍看上去，至少有将近一半的弟子与《左传》中一些重要的贵族有相同的家氏，但在多半情形中，我们无法知晓他们是不是那些重要人物的近亲。孔子强调他接受所有志向远大的学生，而对他们的唯一要求是聪慧和勤奋。孔子明确宣布，无论贫穷和富有，都不能妨碍一个人才能卓著和奋发有为。 [27] 所以说，一旦进入孔子组织起的这个集群，所有的人就都处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唯一能对他们做出高下区别的只是他们所能取得的成就。
为什么这些学生要投奔孔子呢？首要原因之一当然是孔子的人格魅力，这具有持久的吸引力。毫不夸张地说，即使在《论语》中朦胧反映出的孔子的暗淡而被歪曲了的影像，也穿过了2500年的距离，不断地鼓舞着人们的热情，并激起了许多异域他乡和各种宗教信仰的人们对他的不同程度的崇敬。可以想见，当他在世的时候，孔子肯定被看作是有感召力的“传教士”。作为教师，孔子也对那些有浓厚学术兴趣的人有吸引力。在他那个时代，还没有其他教师能提供进一步研究文学、历史和哲学的机会。尽管人的本性会有变化，但区别并不大，理当具有一些共同的政治追求。所以，我们必须说，孔子能够训练人们从政做官，这是吸引弟子的最重要的一条原因。实际上，他的训练和他的推荐，确实有助于弟子们取得社会地位。
这并不是说孔子完全利用他的具有实用价值的主张招收学生，一如他的模仿者墨子后来公开进行的那样。 [28] 相反，孔子不断谴责那样的人，他们以原则为借口，而真正关心的却是谋取财富和口体之欲。孔子宣布，假如一个国家治理得很糟，那么，在其中做官的人，只有耻辱而没有什么荣耀可言。 [29] 不过，《论语》也告诉我们，至少有一位弟子以“俸禄作为学习的目标”， [30] 而孔子本人则悲叹“很难找到这样的人，甘心情愿学习三年而不谋想物质报酬”。 [31]
在孔子的首批学生中，只想获得物质报酬的人可能很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他的一些弟子确实得到了很好的工作，有人便抱着精明的实用动机跟随孔子学习了。《论语》提到了22位弟子，其中的司马牛本来就有一处封地。早期典籍只是附带地、多半是偶然地告诉了我们这些人所获得的政治地位。不过，余下的21人中至少有9人成为相当重要的官员，尽管第10位（闵子骞）拒绝了当权者许诺给他的官位。在做官的这9人中，有2人（冉求和子路）的官职是先后在鲁国和卫国获得的。这些职位中最低的也是一座城镇的首长（邑宰），而最高的职位则是有3位孔子弟子相继担任的季氏家宰。 [32] 季氏的家宰是鲁国最重要的位置。在正常情况下，这样的官职是被任命的而不是可以继承的。既然季氏掌握着鲁国的实权，那么，他的家宰就会对国事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尽管一些弟子能够依靠自己的才能得到这样的位置，但那些最重要的职位还是得由孔子设法安排。 [33]
明白了以上事实之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年轻人要去求学于孔子了。但是，那些受到孔子谴责的贵族们却为什么会情愿任用他的学生呢？这看上去可能有些令人惊讶。不过，对于这样的问题：当时的在位者为什么会被这样一种思想——保证其属下是受过严格道德训练的人——所吸引，有一些很好的理由可以解释。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曾指出：“对于自己的行为，专制君主可以设定任意的范围。为满足自己的情欲，他们也可以任意放纵。但是，毫无疑问，他们的根本利益却是让所有的臣民都尊重固有的和法定的社会义务。” [34]
在那样的时代，那些忠实可信的官员受到了特别的重视，成为各国权贵情愿任用的下属。比如说，从公元前505到公元前502年，实际掌握（事实上是恐怖统治）鲁国政府的人叫作阳虎。当时的阳虎，名义上只是季氏的下属——家宰。在接下来的一年，阳虎与其他5人要密谋杀掉“三家”的首领并取而代之。阳虎的阴谋差一点儿得逞，失败之后，他被迫外逃。 [35] 经历了这样的风波之后，即使是那些最放荡不羁的执政的上卿也不得不进行认真挑选，主动任用那些具有可靠道德品质的家臣。尽管孔子倡导要忠于原则而不是个人，但他宣讲的改革是通过说服而不是使用暴力来完成的。在位者完全明白，如果他们把权力交给孔子弟子，就不会导致流血革命。实际上，孔子弟子子路就是在卫国为保卫他的上司而死去的。所以，出现以下情形并非偶然：阳虎夭折了的政变结束后不久，孔子弟子就得到了鲁国政府的职位。
进而言之，孔子传授给学生的是政治原理和治国才能。他们拥有了这些有用的技能，就肯定使他们具有了大大地超乎同代人的长处，因为当时并没有其他人能像孔子那样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机制。弟子们是经过挑选而形成的一个集群，因为孔子不能忍受蠢汉和懒虫。在与他们的夫子和同门的讨论和辩难中，弟子们的才智得到了磨炼和提高。他们的心灵受到历史知识、诗歌和礼仪的陶冶，所以，像子贡这样杰出的孔子弟子，在以鲁国外交官的身份与鲁国政治对手的外交争锋中屡屡获胜就是不足为奇的了。假如季孙去参加与别国的会盟而不带上子贡的话，他肯定会后悔的。 [36] 由于对政治原理的长期研究和对常见政治情势的讨论，弟子们知道如何应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和外交局面。这样一来，当吴国国君出其不意地向叔孙（这个人恰巧瞧不起孔子）索取会盟礼物时，这位大人物张口结舌，无以应对，而正是站在他身后的子贡帮他摆脱了窘境。 [37] 甚至背离师门的子羔（突然中止了在孔门的受教）， [38] 也能帮助孟孙拟定外交计划。 [39] 因此，当时的在位者并不是因为喜欢或者是因为相信孔子的政治原则才任用了他的弟子。在位者任用他们，是因为这些弟子有真才实学。
当然，孔子本人的声望对于他的弟子们获得职位也起了一定作用。在这方面，孔子的才智和人格不能被忽视。与他的学问一道，孔子的才智和人格甚至在他有生之年就赢得了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当然，这与中国后来出现的对于他的学术思想的尊崇并不是一回事。然而，在孔子出生前，传统文化已经享誉了几百年，而他则是传统文化最热心的学生。在后来出现的某些儒家传奇中，孔子差不多只是以智者的面目出现，为人们提供所有难题的答案。这是一种夸张，但是我们肯定不能用孔子的出身和社会地位来解释以下事实：他有许多很有地位的故旧之人，他的观点也受到了社会上层的普遍尊重。
可是，从《论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子最成功之处并不是表现在与他同龄人的相处之中，而是表现在与年轻人的交往之中。仔细想来，这并不怎么令人吃惊。作为社会改革者，他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思想，再加上他稍嫌傲慢的性格，使孔子认为自己肩负着一种使命，即抵制当时流行的做人准则，这种情势很容易被青年人接受。孔子并没有像个白胡子老头那样，企图用先知式的知识增强人们对他的信任。事实上，在孔子50岁之前，他的弟子们就在鲁国政坛上施展才干了，这一点确实是意味深长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季氏篡夺了鲁公的权力，并做了许多孔子不赞成的事情。然而，正是季氏才给了孔子弟子们大部分的（如果不是全部的）在鲁国从政的机会。孔子坚持要让弟子们忠实于他们的原则，所以，当弟子冉求执行季氏所制定的征收额外税收的新赋法时，孔子便不承认他是自己的弟子。 [40] 但是，孔子并未禁止弟子们在季氏手下做官。要做这样的禁止将会是堂·吉诃德式的迂腐和空想。相反，孔子竭力把季氏人物扭转到他希望他们应该走的方向上去，并且公开而大胆地批评他们。
公元前492年，季康子成为季氏的首领（季孙），他是儒家集群的主要保护人。在当时，季康子是鲁国的实际统治者，除了一些偶然的事件，季康子的政治作为是无所谓善或恶的。季孙的继承人应该是季康子的异母兄弟，但这位兄弟却被神秘地谋杀了，而季康子则被认为与此事有关。 [41] 没有证据证明季康子是凶手，但作为主要受益者，他理当受到怀疑。可是，总的来说处在他那样的政治地位上，季康子的政治行为并不出乎我们的预料。他发动侵略战争，还用行贿的方法防止鲁公的力量变得太大。但另一方面，他也有能力保卫国家。尽管季康子并不喜欢鲁公，却还能客气地对待他。就那时的情形而言，季康子很可能是比鲁公更好的国家管理者。
孔子与季康子的关系是相当有趣的。尽管直到公元前492年季康子才做了季氏首领，但至少在那年的6年前他就开始与孔子来往了。 [42] 除了孔子弟子之外，季康子是《论语》中较多提到的人。他不仅像《论语》中的多数人所做的那样向孔子提问题，而且还参与一些讨论。据此书记载，季康子把一种药送给孔子做礼物，而孔子则做了明智的表态，他说：“我不明白它的药性，不敢吃它。” [43] 几乎对于季康子的每次发问，孔子均以说教和指责的方式作答。有一次，当政的季康子为国内众多的盗贼所困扰，就请孔子给出个主意，孔子告诉他说：“如果你没有过分的欲望，即使有奖赏，也没有人会去偷窃。” [44] 当他请教如何管理国家时，孔子告诉他，最好还是先学会管理自己。 [45]
这些辛辣的回答并未使季康子疏远孔子，而是刚好相反，季康子一定很欣赏这位教师的诚实。他也可能发现，尽管孔子的理想主义的追求不太现实，但却是可敬的。有一次，季康子问孔子，弟子子路、子贡和冉求是否可以做个称职的官员，孔子回答说可以。 [46] 而季康子则最终把这三个人推荐给了他的父亲季桓子。尽管我们没有发现孔子与季桓子面谈的记载，但《左传》告诉我们，季康子掌权的6年前，即公元前498年，子路是季氏宰。 [47] 待到季康子嗣位之后，又任用了一些孔子弟子。
《左传》提到，子路在公元前498年担任着季氏宰，这可能是孔子时代的儒家集群在历史上的第一个可以被信赖的日期。此时，孔子53岁，这证明他已开始赢得了当政者对他的某种程度的政治认可。虽然我们还不能肯定子路担任这个职位有多长时间，但他不可能在公元前502年之前得到这个位置。那一年发生了以阳虎为首的预谋叛乱，而在有关这一事件的详细的史籍记载中并没有提到子路。 [48]
这次预谋也牵涉到季氏的另一位属下。这个人叫公山弗扰，负责把守要塞城邑费地，而费地则是季氏的主要据点（封邑）。公山弗扰对季氏不满，原因不详。可是，他绝对不是像阳虎那样寻衅滋事的暴徒。实际上，公山弗扰并不完全赞成阳虎的所作所为，因为他要捍卫鲁国公室的利益。 [49] 为了确保公山弗扰帮助他实现全盘阴谋，阳虎很可能公开表示过，他背叛季氏的动机是限制“三家”的权力并交还给鲁公。尽管公山可能被导入歧途，但他仍然是个讲原则的人。即使在他不得不最终逃离鲁国时，他仍然用忠诚于国家并反对国家的敌人来证明这一点。这种行为与阳虎截然相反，因为阳虎在出逃之后却竭力怂恿齐国侵犯鲁国。 [50]
阳虎的阴谋失败时，公山弗扰并未马上离开鲁国。相反，公山弗扰占据着费邑，公开背叛他名义上的主人季氏。公山弗扰的立场是反对控制着鲁国政权的季氏，但是，这种局面在当时显然无法长期维持，除非扩大支持他的基础。很可能他梦想着恢复鲁公的权力，将鲁公置于自己而不是季氏的庇护之下。在此关头，他请求孔子参加他的“政府”。 [51]
面对这样的邀请，孔子受到了极大的诱惑。如他所述，他的天职是从政，他的使命是要救世。然而，眼看就是个老人了，如果不马上行动，行将年迈无力的孔子就不会再有机会把他的政治理想尝试着付诸实施了。费地确实是个小地方，而孔子也不赞成暴力革命的原则。但是，季氏流放了上代鲁（昭）公，并以武力世代统治着鲁国。用另一股武力对抗这种不公正，不也是很合乎正义的吗？ [52]
对于孔子考虑前往费邑的冲动，子路深感震惊。子路是那种极度诚实的人，这种人坚信“是即是，非即非”。这样的人依靠一些简明的原则行事，并认为轻微的调节或折中都是不道德的。在他的家乡，子路的言行好似一位圆桌骑士。孔子曾教导他说，用武力对抗上司是错误的。那么，在子路看来，因为公山弗扰用武力对抗他的上司，所以，对于公山弗扰就应该像对瘟疫一样地躲避。子路的动机无可非议，尽管它看上去总是有些过度纯洁。同时，我们也要指出，这时的子路可能已经是季氏宰了，所以他有义务消除公山弗扰的威胁。事实上，子路后来真的去履行职责了。
孔子最终打消了加入到公山弗扰行列中的念头，但是，他还是对子路说：“他的确不会是平白无故地召我的。如果有什么人打算任用我，我就不能建立一个新的东周吗？” [53] 换句话说，孔子梦想建立一个新王朝，它将复兴那个已经不幸崩溃了的周帝国曾有过的辉煌。 [54]
除了进行教学，孔子此时还在忙些什么呢？我们只能说一无所知。年轻时他担任过各种非常低级的职务。后来，在生活上他很可能接受了弟子们的接济。孔子接受弟子们的礼物，也可能辅导那些能付钱给他的人。相对来讲，孔子是穷人，也得生活。他很有可能得到了政府的某种生活补助，特别是在引起了季康子的格外注意之后。
传统说法坚持认为，孔子曾在鲁国身居高位，并一度在鲁国的政治事务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左传》的记载是，公元前500年，孔子作为鲁定公的助手（相）参加了与齐国的一次外交会谈（“夹谷之会”）。在那个场合，依靠他的勇气和智慧，孔子挫败了齐国绑架鲁定公的图谋，并迫使齐国退还了已经夺去的鲁国土地。 [55] 这个故事中的许多地方是失实的，一些中国学者很久以来就对这个故事持反对态度。如果这个事件真的发生过，那将是孔子政治实效性的高峰。然而，无论是《论语》还是《孟子》，对此都只字未提。那是一个被加到原典中的颇具传奇色彩的事件，与孔子的一生是不相干的。 [56]
更顽固的一种观点还说，孔子曾经担任鲁国的司寇。乍看上去这似乎是真的，因为三部相对较早的著作，《墨子》、《孟子》和《左传》都断言他曾任此职。可是，仔细考查之后，其中两部书的证明是不能成立的。尽管《墨子》说得相当肯定，但该书中的这一部分被确认是后人附加的。 [57] 《左传》的情形相当奇特，这部书很详细地记载了鲁国历史，并且弥漫着对孔子的强烈兴趣。所以，如果孔子曾是鲁国司寇的话，《左传》应该相当完整地描述他的政治举措。然而，它只在一个地方不经意地提到了孔子曾担任过此职，那是在孔子任职前的公元前509年，文载：“后来孔子做司寇时，他用一道沟把（各位鲁公的）坟墓围合了起来。” [58]
这样的记载是一种消除麻烦的奇特办法。没有人知道孔子任司寇时都做过些什么，只有孟子解释了孔子为什么辞了职。 [59] 后来，当编年史家觉得有责任给他们的读者以孔子一生的完整细节时，便用荒唐的事情填补了这个空白。在他们的笔下，孔子担任司寇时的政绩包括当场处决犯人（少正卯），以及将奇特的罪名，诸如“制作不合常规的衣服” [60] 等，列为受死刑处罚之列。这些事情与我们从较早的和较可靠的材料中了解到的孔子的所作所为都是不相符的。 [61]
孔子做司寇本来就是不可能的。这是个重要官职，正常情况下是由显赫家族的首领担任的。根据记载，在孔子出生的前一年，鲁国公室的亲戚、有权力的臧氏首领（臧武仲）担任着司寇。马伯乐认为，这个职位很可能是世代由臧氏家族继承的保留职位。 [62] 孔子弟子极想让他们的夫子得到世俗政治的认可， [63] 而一旦孔子能成功地得到这样的职位，很难相信《论语》不去记载这个成功的。然而，这本书却从未说过孔子得到过任何政治高位。孟子认定孔子做过司寇的说法仅仅说明在孔子去世的百年之后儒家传奇便开始产生了。 [64]
孔子的几位弟子在鲁国从政后，向来急切从政的孔子却还是未得一职，这肯定会令所有关心孔子的人日益感到为难和不安了。公元前500年后不久，很可能不仅是子路（任季氏宰），而且还有子贡和冉求也为季氏服务。 [65] 在《论语》的记载中，有人对孔子说：“先生，您为什么不从政呢？”孔子回避了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指出，就是做个好公民也是对政府的贡献。 [66] 孔子可能像他的弟子一样，也为自己的政治处境深感窘迫。
然而，如果孔子甘愿不讲任何条件地接受委任，他肯定是能够得到官位的。但这是他不愿意做的。有一次，子贡责备他的老师对从政持超然态度。子贡把孔子的政治才能比作一块美玉，并且说道：“假如我这里有块美玉，我是应该把它保藏在盒子里呢，还是应该找个好价钱卖掉它呢？”“卖掉它，”孔子回答说：“务必卖掉它。你瞧我吧，正等待着好价钱呢！” [67]
孔子想要的价码是，不仅要有权议论政治，还要在政府中有个实权位置，以及得到真正的机会，以便纠正他所谓的现实政治中突出的弊端。执政者当然不愿给他这种权力，这是可以理解的。季康子倒是对孔子的想法很有耐性，甚至还有兴趣，但与此同时，他也一定是心存疑虑地看待孔子这个人的，因为这位哲人不仅有激进的思想，而且完全有能力不遗余力地把他的思想付诸实施。可是，即使孔子成为政府的实际管理者，他又将如何实施其思想呢？当季康子问孔子如何对付盗贼时，孔子回答说，只要季康子克制自己的欲望，一切就会好起来。 [68] 这种说法好似精彩的布道，然而作为对付犯罪风潮的实际对策，这几乎是文不对题的。当然，我们可以说，孔子当时的目的不是给出实用性的劝告，但事实上我们并未看出如果他想给这种劝告时就真的能够给得出来。作为他的政治文化的总建筑师，孔子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如果在他的时代让他去负责实际的政治运作，他很可能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69]
不过，尽管不容易说清楚是什么职位或者是在什么时候获得的，孔子最终还是得到了官职。根据有关记载，其时间大概可以确定是公元前502年至前492年之间的某个时候。 [70] 《论语》从未直接告诉我们孔子担任的具体官职，它仅给我们以暗示，像是解谜的线索。孔子显然认为，以他当时的地位，他足以过问任何重要的政治决策。与此同时，还有人坚持认为他根本没有接受过政府的咨询。 [71] 在宫廷里，当他与高级官员（上大夫）谈话时，他是受拘束的和彬彬有礼的，而与下大夫言谈时则是不拘礼节的和非常直率的。 [72] 另外，在《论语》中，孔子曾两次谈到他自己是“跟随在大夫之后的（从大夫之后）”。 [73]
后一个表述是说孔子自己是一位下大夫，他所说的“跟随（从）在大夫之后”是一种惯常的谦逊说法。 [74] 孔子大概不可能是上大夫的同僚，因为他对他们的态度是“受拘束的和彬彬有礼的”。而如果孔子比大夫还低的话，就几乎不可能指望过问国事，因为下大夫在朝堂排序中是最低级的。
我们虽然不知道孔子是怎样逐渐得到这个职位的，但却不难猜出其中的一些缘由。孔子弟子肯定为这项任命出了大力。而且，即使是像季康子这样的人也一定认识到以下情况对孔子是不合适的：孔子本人没有职位，而同时他的弟子们却飞黄腾达。 [75] 中国人总是十分看重所谓的“面子”，所以，很可能是为了顾及各方面的“面子”，当权者才觉得应该给孔子安排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应该是个有影响的头衔，但却没有“重要职责”，也没有实权，以避免让孔子有机会做出一些有碍于在上位者的事情。这样的职位在每个政治机构里都有，目的是转换一些有影响力的个人的能量。因为，这些人如果滞留在政府之外，很可能会给政府制造麻烦。我们应该记得，孔子曾与公山弗扰反对季氏之叛乱的行为有瓜葛，这可能会促使那些大人物们相信，像孔子这样的知名人士，如果长期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迟早会给政府造成不便。于是，他们给了孔子一个头衔，这个头衔相当于国家的咨政（顾问）之类。
我们的考证几乎可以确定，孔子的职位终究是个闲职。很自然，这使后儒颇惑困窘。在他们看来，孔子理所应当是当时最重要的人物，比如鲁公的首席谋士。 [76] 可是，事实上《论语》只记录了孔子与鲁定公的两次会谈。以此看来，孔子的职位可能是鲁定公任命的。 [77] 在这两次会谈中，鲁定公所问的问题仅仅是向一位智者求教，而并不是我们预料之中的君臣间应有的交流。 [78]
一些儒生严重曲解了孟子所说的孔子从政的事实。孟子说，孔子并不是在鲁公手下，而是在季氏当时的首领季桓子手下做事。 [79] 后来的儒生们不相信孔子会屈尊就下服务于像季桓子这样的篡权者。可是，孔子的职位实际上只可能在名义上属于鲁公。既然鲁公是“三家”或季氏的傀儡，孟子就只好采取一种实实在在的说法。所以，最大的可能性正是孔子的朋友季康子（季桓子之子）给孔子实际安排了这个位置。 [80]
孔子接受的这个职位事实上仅仅是用来让他保持政治缄默的，但这种缄默明显有损于孔子的正直。的确，保持政治缄默与孔子反复声明的主张是不一致的，这个主张就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讲求廉耻的人，只有在他能够有效地为一个良好政府做贡献时才可以接受官俸。但是孔子真心希望自己无论如何都要获得这样一个机会。孟子说，孔子“在季桓子手下做事，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有被付诸实施的可能性（“见行可之仕”）”。一些弟子无疑也劝说孔子接受一个职位，以便测试这种可能性。他很可能情愿去做，这主要是因为年岁的缘故。既然孔子已经50岁左右了，他就不能再期望获得更好的机会和无限的未来了。
鲁国几十年来与他国的和平相处时常被断断续续的国内叛乱所扰害，这些叛乱总是以“三家”的某个封邑为中心。当初，这三个大家族把这些地方建成了坚固的要塞。但是，在控制了鲁国之后，他们迁居到了首都，并留下邑宰把守他们的封邑。对于那些具有叛逆之心的邑宰来说，占据这样的要塞显然是一种不断的诱惑，从而致使他们一次接一次地发动叛乱。公元前498年，担任季氏宰的子路建议拆毁“三家”的要塞，以便消弭这种危险。 [81] 这一计划马上被“三家”的首领所接受，并在初始阶段进展顺利。可是，不久之后就出现了军事对抗， [82] 使这一计划在其最后阶段未能进行到底。
这个计划的失败可能是子路失宠于季氏的开端。实际上，在此之前，子路已经在政治上大获成功了。孔子已经是够不妥协的了，但是也很难看到子路会一直追随季氏，因为与那些最坚定的极端道德拘谨者一样，子路的政治信条也是百折不挠的。他不会无限期地追随季氏。《论语》记载，另一位朝臣向季孙讲了子路的坏话，这使季孙开始不信任子路了。 [83] 子路的影响力可能在下降，而与此同时，冉求的影响力却在上升。 [84] 尽管冉求也是孔子弟子，但他在政务上并不受孔子之教的牵制。冉求“懂得把黄油抹在面包的哪一面”。 [85] 我们不知道子路继续供职于季氏有多长时间，但在孔子开始周游列国之前，子路就很可能因招人嫉恨而被免职或辞职了。
从《论语·子路十三》一章中可以看出，有了职位的孔子并不快活。这一章记载的是，有一天，冉求从宫廷归来时，孔子问他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冉求回答说，有一些国家政务需要处理。孔子一听这话就生气了，他说：“那些一定是低级事务。 [86] 即便他们没有让我担负真正的责任，但是，如果有什么可称之为‘国家政务’的重要事情的话，还是一定会来咨询我的。” [87] 然而，不久之后，孔子就连这种幻想也放弃了，因为他已经认识到，在此时的鲁国，他已无指望能做成任何事情。孟子认为，正是因为“不被任用”，孔子才作出了离开鲁国的决定。 [88] 虽然他几近60岁，还是踏上了周游列国的旅程，决心去找寻这样的一个诸侯：给予他真正的机会，把他的大道付诸实施。 [89]
对于孔子周游列国的旅程，我们只有一些零碎而不连贯的资料。写成于汉代的《史记·孔子世家》倒是有一个详尽而复杂的旅程表，但我们不能把这种后来的东西作为向导，因为它的许多地方明显是杜撰出来的。根据《论语》、《孟子》和《左传》的记载，我们有可能列出一个清单，说明他都访问过哪些国家，也还可以根据这些资料的记述，制作出另一个旅程表，甚至道家著作《庄子》也能作为这方面的佐证。 [90]
在孔子周游过的地方中，只有一部分是难以确定的。《孟子》说他访问过齐国，《论语》和《墨子》说他见过齐景公。 [91] 可是，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说明孔子在他后来的这次周游中造访过齐国，而且我们也怀疑他能否做得到，因为齐景公死于公元前490年。 [92] 所以，可能如《史记》所言，齐国之行发生在以前的某个时候。后来，一些对于儒家传统进行了详细考证的人讲述了一些孔子到访齐国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很显然是靠不住的。 [93]
那么，孔子是何时离开鲁国开始这次长期周游呢？这仍然是个在无休止地争论着的难题。《史记·孔子世家》提供的是自由选择，在不同的篇章给出的时间分别是公元前498年、公元前497年和公元前496年。 [94] 不过，无论如何这个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493年，因为孔子在卫国见到过的卫灵公就死于这一年。 [95]
随行孔子出游的弟子是谁，以及每位弟子与孔子相伴多长时间？这是另一个不可能得到答案的难题。根据传统说法，孔子有大批的随行者，但是，这种说法很可能是受到了后代游仕之士大规模活动的影响。约100年后，孟子周游列国时，据说是“随行的有数十辆车，几百人”。 [96] 后人可能觉得，以孔子的尊严，至少得拥有堪与孟子相比的随行人员才能说得过去，但这显然只能以轶事作根据。不用说，传统说法夸大了孔子随行者的数目。 [97] 事实上，能被确证随行孔子在国外的只有两位弟子，那就是子路和颜回。 [98]
孔子先到了卫国。孟子说，子路之妻的姐夫（弥子瑕）受宠于卫公。这位贵族告诉子路说，如果孔子能住在他家，就能成为卫国的高级官员。孔子拒绝了这一要求。 [99] 不过，孔子仍然得到了卫公的礼遇，而孟子说孔子还在卫国从政了。可是，这种说法除了是说卫君待孔子以国宾并从国库里给他一些津贴而外，可能再没有其他意义了。正如孟子所示，孔子很可能得到过好几个国家类似的资助。 [100] 因为孔子并不富有，如果没有资助，孔子一行便不能周游下去。但是，如果因为孔子得到了资助就说他担任了某国的官职，却是不符合实情的断言。既然孔子弟子希望孔子去做官，并认为这个世界在漠视他，那么，假如孔子在周游列国中真的得到过任何实在的政治地位的话，《论语》是会道出这一事实的，但事实上《论语》从未陈述过此类说法。 [101]
卫灵公之妻是著名的南子，她被认为是个声名狼藉的女子。史书的记载指责说，她与其兄有乱伦关系，并在她婚后还继续着这种不正当的勾当。她也涉足于政治阴谋。 [102] 《论语·雍也第六》“子见南子”章说孔子会见了南子。这可能是她的命令，但子路认为这种会见有悖于孔子素日所为。后世的儒生认为这项记载的确太有损于圣人的形象，以至于一些人希望从《论语》中删去这种诽谤性的章节。
孔子发现，卫国的情势有似于他已离开的鲁国。他受到尊敬和资助，但却没有机会推行他的政治主张。 [103] 我们不知他在卫国待了多久，只知道他是在公元前492年之前离开的。 [104]
孔子往南去了陈国。 [105] 他经过宋国时，该国的一个名叫司马桓魋的显贵，企图伏击并暗杀孔子。 [106] 没有原因可以解释这次企图，甚至《史记·孔子世家》也没说什么。可是，也有一些相关的证据，再加上纯粹是根据当时情形的推测，我们即使不能说明其真实的动机，却还是提供了一个可以表面上说得过去的理由。但是，要想讲出这个理由，我们还得离题一点。
司马桓魋是宋国一个有权有势的大家族的一员，是最恶劣的巧取豪夺的贵族。他是宋景公的幸臣，并利用这一地位去强夺他看中的别人的财产。可是，每当这类事情使他严重受挫时，他既无勇气防御，又无勇气报复。尽管由于他的傲慢而使其他几位重臣与宋景公疏远，甚至还导致了一些人的叛乱，他还是被宠幸着。直到公元前484年，他才开始失宠。公元前481年，宋景公要杀他，桓魋与家族中的所有其他成员不得不逃离宋国。 [107]
司马桓魋的弟弟司马牛是孔子的弟子。但是司马牛是何时从学孔子，从学多久，我们并没有看到相关资料的明确说明。根据一些不太可靠的记载，司马牛可能是在孔子离开鲁国之前的某个时候成为其弟子的。 [108] 不过，虽然司马牛成了孔子弟子，但也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他因从学孔子而反对他的兄长司马桓魋。可是，对于像他兄长那样的“君子”，司马牛显然不会有太高的评价。在举家逃离宋国之后，司马牛拒绝与司马桓魋同居一国。 [109] 更有甚者，司马牛有一次竟悲叹自己“没有兄弟”， [110] 而事实上，司马桓魋和他的另一个兄弟仍然在世。 [111]
作为孔子弟子，司马牛肯定懂得轻视这样的人，他们自认为凭着贵族出身就使他们有资格堕落下去。相反，正如同门子夏告诉司马牛的，儒者相信，真正的君子会以尊敬和礼貌对待所有的人。这样一来，周围的人，全世界的人，就都会是自己的兄弟。 [112] 孔子教导司马牛说（正如后儒最终教导全中国人一样），一个人之所以高贵，依据的是心灵和精神，而不是血统。某个人之所以值得依靠，也并非因为他祖上是什么人。然而这个新的价值结构与司马牛亲属的行为格格不入，这使他忍不住要有一种不祥之感和焦虑意识。为此，孔子告诉他说：“如果反观内心时，你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什么错误，你就不会有什么忧虑和恐惧了。” [113]
然而，在司马桓魋看来，孔子所倡导的东西显然正是苏格拉底（Socrates）被判的罪行：腐蚀青年。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他才企图暗杀孔子。可是，应该强调的是，我们不能断定这就是他之所怨，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司马牛就学于孔子的日期。
无论如何，孔子是以坚强的意志行事的。他自称受命于上天，而司马桓魋则无权干涉天命。孟子说，孔子在经过宋国之前就已穿上了“不引人注目的衣服”，以便预防不测。 [114] 《论语》也记载了孔子一行人在匡地经历过的一次非常相似的险情，这可能是同一事件的另一种记述。在匡地的那次险情中，颜回与众人跑散了，孔子担心他被杀，但最终他们又团聚了。 [115]
孔子和他同伴的这些受窘事件很可能发生在去陈国的路上。事实上，据说他们曾因缺乏食物而变得很虚弱。 [116] 可是，他们最终到达了陈国的都城，在那里，孔子被一位大臣当成公室成员一样的贵宾来接待。 [117]
《左传》说孔子于公元前492年在陈国，此时，这个不幸的国家已经走上穷途末路。像它的西邻小国蔡国一样，陈国的南部已被强大的楚国视为自己的疆域。这两个小国变成了两个“蛮夷”之国——楚国和吴国——相互争斗的走卒。楚国在公元前494年占领了蔡国，并命令它的人民迁出国土，以报复它附从吴国。陈国有一次拒绝帮助吴国进攻吃了败仗的楚国， [118] 但这种保持中立的企图是徒劳的。陈国时常遭受侵略，入侵者先是吴国，后是楚国。到了孔子访问后的第12年，楚国终于灭了陈国，吞并了其领土。
在一次侵略战争发生时，孔子可能仍在陈国（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总之，陈国君主难得有闲暇讨论哲学，他一定也很难被说服去相信德行能导致和平、繁荣和幸福。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表明孔子曾会见过陈公。根据记载，孔子只谒见过陈国的司败（司寇），而这位显贵对孔子也并没有多少好感。 [119] 孔子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朋友， [120] 他开始思念家乡鲁国。孔子明确讲述了归国之意，并认为因为身在异域，便约束不住一直留在鲁国的弟子。 [121] 不过，尽管有上述种种令人沮丧的情形，孔子却并没有停止过他的政治求索。
这一时期，只有一件事情是真正有趣的，那就是两位著名人物的会见。一位是孔子，另一位是楚国知名的贵族叶公。可是，有一个问题必须要澄清，那就是，在楚国君主自称为“王”，“公”只是国内某一区域的统治者。 [122] 不过，叶公是个有权力的人，据说是楚国君主的亲戚。在这个国家，叶公不仅是个有权力的人，还是个不同寻常的讲求原则的正派人。叶公一度是楚国左军的统帅，指挥过无数的军事行动。在一些场合，《左传》把他描述为像孔子那样的有主见的人。叶公坚持道德而不是武力的重要性，倡导宽待人民，还批评那些明目张胆地损害国家利益的贵族刺客。《左传》中诸如此类的言论并不总是可信的。有时我们发现，它们出自那些行不践言的人们之口。 [123] 可是，叶公却是言行一致的。据说他在民间声誉很好。在与孔子会见后很久，一个叛乱者谋杀了控制国家政治的楚国令尹（宰相）之后，叶公率领军队平息了这场叛乱。同时，由他管理的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恢复了秩序。这些都做好之后，他让前令尹的儿子继续担任令尹，自己则返回叶地。 [124]
孔子自然想会见这样的人，而叶公想必也对孔子的思想感兴趣。大抵叶公此时正在楚国的邻邦小国蔡国，巩固楚国对它的吞并。孔子可能是到蔡国会见了叶公。 [125]
我们只有他们会谈的只言片语。叶公问孔子应该如何治理国家，孔子的回答是，一个真正良好的政府要关心它的臣民，以至于不仅让他们感到愉悦，还要让别国之民也希望受其管辖。 [126] 假如我们相信《左传》，孔子的这种说法与叶公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也讨论了伦理问题，即一个人是先忠于家庭还是国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任何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所长期争论的难题。叶公主张先国家，孔子主张先家庭，而两位可敬的君子最终接受了这种不一致。 [127] 确实，叶公拿这位流浪哲学家和自命的政治家没法子。叶公问子路，他的老师是哪种类型的人，子路不知如何作答。子路把这件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他是这样一种人：那么倾心于启发那些渴望知识的人，以至于忘记了吃饭；那么陶醉于他的所作所为，以至于忘掉了忧愁；但是，他却没有意识到，他的老年已经悄然而至了。’” [128]
孔子日渐衰老，但他并没有中止他的政治求索，也没有返回鲁国。很可能就在此时，孔子又一次受到了他最想得到的东西——官职——的诱惑，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又是个复杂的问题。这次的邀请来自晋国的一个城邑。晋国曾一度控制了大半个中原地区，但眼下却被内战所分裂。战斗的双方是这个国家的两个大家族，而晋公则成了他们的傀儡。总的情势扑朔迷离，但有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先是一个家族，后来又是另一个家族，当他们控制了晋公之后，就以晋公的名义颁布命令。 [129] 其中一个家族中的一个下级官员（佛肸）控制了一座城邑（中牟），邀请孔子来加入。与上次对待公山弗扰的邀请一样，孔子倾向于动身而去。可是，就在此时，另一个家族控制了晋公，这个下级官员便策略性地发动了叛乱。 [130]
在此类问题上一向明察秋毫的子路马上指出了这一点，坚持认为孔子不该与叛乱者联合，因为这样做一定会败坏自己的名声，损害自己的原则，而孔子对此的答复则标志着他长期周游求仕的悲怆经历已经臻致顶点。孔子说：“有时，你说的可能没错。但是，不也有这种说法吗？有些东西‘是那样的坚硬以至于不能被磨损’，并且‘又是那样的洁白而不能被染色’。我难道是个瓢葫芦吗？只能悬挂在那里而不能食用吗？” [131] 孔子正在变得实在不能容忍这个世界了，因为对于他的政治追求，这个世界表现出了出奇的冷漠。可是，到了最后孔子还是没有去晋国。 [132]
这场经历颇为类似于前文描述过的事件，即《论语·阳货十七》中提到的公山弗扰对孔子的邀请。只是在这两个关头，《论语》才认为有人给孔子提供了一个政治实权的职位。但是，在这两次事件中，提供职位者都是仅仅控制着小城邑的下级官员，而对于每一次的邀请，孔子都强烈地倾向于接受。这个事实说明，孔子是如何地不被他的时代所认可，并证明了后来说他当上高官的那些故事的荒谬性。毫不奇怪，一些儒家学者珍惜他们的孔子的尊严，认为有义务证明《论语》这些章节的虚构性，并且有时重复了一些非常可疑的主张来实现这一目的。 [133]
我们不知道孔子在陈国待了多久，有关这几年的情况我们只知其大概，而且比通常的材料更少。当我们在公元前484年再次得知孔子的行踪时，他又返回了卫国。
此时的卫国正处在最不幸的状况中，这个国家正由一伙针锋相对（有时是兵戎相向）的君主和大臣把持着。即使在那样的一个恣意妄为的年代里，这些君臣中的一些人的表现也是令人瞠目的。我们说过，国君（卫灵公）的夫人南子被指责有乱伦行为，所以，她是那样的声名狼藉，以至于仅仅因为孔子会见了她一次就使子路大为烦恼。南子的儿子蒯聩是合法的继承人（大子），据说他因为羞于母亲（继母）之所为，就策划杀掉她。且不论在此情形下弑母是否正当，但无论如何大子的行为也并不是可钦可佩的。他不是亲自动手，而是命令一个家臣去干，但此人在最后一刻精神崩溃，未能下手。南子看出了杀气，啼呼着奔向卫灵公。尽管大子把弑母的行动归罪于这个家臣，但是他和他的追随者还是不得不逃离卫国。 [134] 结果是，当卫灵公在公元前493年死后，大子蒯聩逃亡到晋国，他的儿子（辄）继承了君位，这就是卫出公。而在晋国，几个大家族正在相互争斗，其中一个贵族世家（赵氏）支持蒯聩返国继位，就用武力帮他占据了卫国的一座邑城。 [135]
这样，当孔子再次访问卫国时，卫国的情形是，儿子（卫出公）在都城的宫殿之内做国君，父亲则以武力据守着一座边远城邑，伺机夺取君位，形成父子争国的局面。而在国中，实权并未掌握在卫出公那里，而是掌握在一个叫作孔圉（孔文子）的大臣手中。 [136]
孟子后来说，孔子此次在卫国时得到了卫出公提供的经济资助， [137] 但没有证据说明孔子曾拜见过卫出公，这可能是因为卫出公年龄太小了。 [138] 可是，孔子受到了孔文子（孔圉）的尊敬和遵从（孔文子尽管与孔子同姓，但没有根据证明他们之间有亲属关系）。
我们对孔文子知之甚少，但却有足够的理由证明他绝非圣贤。为此，一些中国学者颇为孔子与他交往的事实所困扰。可是，他们在此却误解了孔子。孔子希望只与那些跟他的行动和理想相一致的人来往，他当然也非常盼望这样的人能够占据有权力的位置。但事实上他们与孔子一样，也得不到实权。这样一来，既然孔子希望影响政治的实际运作，他就得做出选择，只好与那些还达不到他的标准的人来往，并努力调节他们的行为。这并非意味着孔子最终放弃了原则，不加区别地与人交往，而是他遵循了常识，采用了常规的为人之道。孔子的弟子们（像孩子指责家长的行为一样）期望他坚定不移地遵守原则。对此，在某个场合，孔子告诉弟子们：“当我与人交谈时，我不应该对他们可能犯过的错误负责，为什么要对人家那么苛刻呢？……我不能因此而对他们过去的行为负责。” [139]
在此时的卫国，我们不能确定孔子是真的得到了官位呢，还是仅仅作了孔文子的重要宾客。可是，我们很清楚孔子为什么要待在那里。此时，孔文子是卫国的实际统治者，孔子要想影响政府的行为，一定得通过他。而且，孔文子也在寻求孔子的指点，有些场合甚至是依之而行。总的来说，他可能只是一个胆大妄为的当政者。最后，无论他有什么样的短处，孔文子的确是个诚恳的知识追求者。孔子说他是：“勤奋而好学，不羞于向比他地位低的人请教。” [140]
尽管他有长处，孔子对他的一些出格行为也有一定的耐性，但是孔文子对这种耐性的试验却有些过分。孔文子娶了卫灵公的女儿，并认为这么高的联姻可以巩固他的权力，以至于强迫卫国的另一位贵族（大叔疾）与其妻妾分手，转而迎娶孔文子的一个女儿。当这个贵族继续与前妾寻欢时，孔文子就想带兵去攻击他，并问孔子怎么去做。孔子憎恶整个事情，告诉孔文子取消这个计划。虽然孔文子照孔子的劝告做了，但孔子还是命令弟子们准备马车，意思是要离开卫国。 [141] 于是，孔文子立刻向孔子道歉，而孔子也打算重新考虑。但在此节骨眼儿上，鲁国派来了使者，邀请孔子返回家乡。 [142]
孔子虽然不在鲁国，可是一些留在鲁国的孔子弟子却很忙碌。早在公元前495年，子贡就出席了一次外交盟会。公元前488年，在举行另一次盟会时，吴国的一位权臣召唤季康子（鲁国的实际统治者）出席，季康子不敢去，就让子贡代替。在此次盟会上，子贡以一番雄辩化解了麻烦，没有因为季康子托故不来而在当时跟吴国闹翻。此后，子贡不断地表现出自己的外交才能，证明了自己在鲁国政坛上是有用武之地的。 [143]
直到公元前484年，我们才看到有关冉求政治事业的消息，但那时他已经得到季氏宰这个发号施令的位置了。那一年，齐国的一支军队入侵鲁国，冉求筹划了抵御方略，并促使三家的首脑加入行动。冉求自己率领“左军”，樊迟（后来也成为孔子弟子）做他的副手。在这一仗中，参战的一支鲁国军队（右军）被击溃，但冉求却很有效地指挥了他属下的军队，致使侵略者不得不撤退。 [144]
也正是在同一年，孔子接受了鲁国当政者的邀请，回到了鲁国。很可能是冉求获得的威望促成了此事。他们年迈的老师为了实现自己所追求的某种东西，到现在已在外面流浪了十多年，留在鲁国的弟子一定非常希望他回来。他们确实对他感情深厚，而孔子在周游中的遭遇对他们心灵的平静或对他们的作为门徒的自尊也没有什么益处。《左传》告诉我们，“鲁国的使者带着礼物来卫国请他回去”。 [145] 通常是请某人担任官职时才送上这样的礼物，可能孔子是被邀恢复他（几乎是了无意义）的原职。这时，孔子并没有幻想鲁国的当政者会给他实权，但是他毕竟对其他所有地方也都失望了。孔子当时是67岁，而在鲁国至少还有他的朋友和弟子在等着他。于是，孔子回去了。
有一种说法是，把孔子（表面上一事无成）周游列国比作那位枪挑风车的受人欢迎的拉曼查（La Mancha）骑士的四处周游。但是，如果加以认真思考，其间却有根本的不同。堂·吉诃德（Don Quixote）是过去的回声，他模仿的是奄奄一息的游侠骑士的冒险周游。孔子是未来的先知，他的哲学旅程虽然看上去无所成就，但却变成了接下去的几个世纪的思想和政治模式。堂·吉诃德依仗着滑稽的骑士精神的周游，敲响了他所倾心的骑士时代的丧钟；而孔子则通过在他的流浪中竭力寻求将他的学说付诸实施，保证了后来踏着他的足迹前进的周游者们彻底摧毁了他所憎恶的暴虐的世袭贵族制（世卿世禄）。
尽管说孔子周游列国没有取得外在的成就，然而，如果他一直待在鲁国，他就会真的成为另外一个人。不错，适合他的地方是思想的王国，并把这些思想教授给他人。也就是说，孔子不具备那种为把他的思想付诸实施所必需的政治妥协的才能。但是，孔子始终在努力进行着不懈的尝试，这才是最重要的。这种不同就是以下的区别：指挥官说：“跟我上！”追随他的人说：“前进！”如果孔子待在鲁国，陶醉于一个闲职，满足于与学生漫游，那么他将只是一个布道者。而顺着他的无望的探索走下去，他却变成了一位先知。这位可敬君子的这幅图画（在某些方面仍不很完满），始于他的50多岁。他要救助世界，说服他那个时代的顽固的统治者不要压迫他们的臣民。这种行为在一些方面显得有些荒诞不经，但那是只有伟人才会具有的意义深远的荒诞不经。
孔子被邀回鲁的事实不能被理解为季氏家族中的部分人或其首领季康子的内心发生了变化。事实上，孔子简直无法平静下来，因为这个穷奢极欲的贵族策划了一个增加其收入的计划，根据孟子所说，是要将税收提高两倍，而被征税的对象自然是他的饱受贫困之苦的臣民。《左传》说，季康子派家宰冉求去征求孔子对此计划的意见。很难理解季康子的此一举动，除非是他希望依靠孔子对此计划的承认来申斥公众对这个新的征税措施的反对，因为孔子是众所周知的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季康子可能会这么想：几年来他供给孔子以俸禄，此时正是他从孔子那里得到一些报偿的时候。可是，他得到的却是孔子的谴责。 [146]
可想而知，孔子的谴责不可能阻止这个计划的实施。季康子强力推行了新的税制，而冉求作为季氏的家宰，可以说是在为季康子聚敛财富。这就产生了早已露头的首要问题：冉求是季氏的人呢，还是孔子的人？孔子希望他的弟子们忠于他们的上司，但是孔子认为，弟子们的最高义务是服从原则。如果因为要忠实于原则而不能听从上司的命令时，他们的义务就是辞职。 [147] 可是，冉求不是那种为一些小小的顾忌就抛弃远大前程的人。以前，冉求也曾迟迟疑疑地干他的事业，但是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就使孔子忍无可忍了。孔子告诉弟子们：“他不是我的门徒。我的孩子们，敲着鼓去攻击他。我允许你们去这么做。” [148]
这是记载下来的唯一的例子——孔子明确地驱逐一位弟子，但是这种逐斥显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冉求仍旧是儒家集群中的一员，他是否真的被责罚，我们不能得知。 [149]
对于孔子暮年的活动，我们知之甚少。在周游列国期间，孔子无疑收集到了某些历史典籍的原稿和资料，并且可能花了一些时间整理它们。孔子有可能重新确定了一部诗歌集中的某些篇章的次序，这部诗集就是现在众所周知的《诗经》。 [150] 毫无疑问，孔子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教学上，并且很可能就在这一时期招收了大批学生。通过从政弟子，孔子对鲁国的政治事务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当卫出公不得不逃亡到鲁国时，冉求和子贡来见孔子，商议如何对待这位国君。 [151] 孔子还保持着礼节性的社交关系，至少与季孙是如此。 [152] 然而，对于孔子力图以个人身份介入政府决策行为的事情，我们只知道一例，这就是在齐简公被谋杀的事件上。
早在两个多世纪之前，陈国君主的一个儿子从陈国逃到了齐国。齐国君主友好地收留了他，还让他担任齐国的官职，而他则在齐国建立起了众所周知的以他的祖国命名的陈氏家族。陈家在齐国不断发展壮大，并且连续几代都出现了有才能、有性格的后继者。可是，这个家族起先在齐国并不处在发号施令的地位。《左传》记载，在孔子尚处年少的时代，陈氏家族就依靠向人民的慷慨施舍而得到了公众的好感，这个家族的成员也开始涉足一些政治阴谋。他们利用欺诈、背信和暴力等手段清除掉了一个又一个妨碍他们控制齐国政治的更有势力的家族。公元前489年，陈氏家族深深地卷入对一位齐公（他还是个孩子）进行谋杀的事件中，取而代之的是陈氏扶立的齐悼公。因为齐悼公并没有陈氏所希望的那样驯服，于是4年之后齐悼公也被神秘地谋杀了（史书上没有说出凶手）。齐悼公的儿子是齐简公。齐简公的支持者计划把陈氏驱逐出齐国。但在公元前481年，陈氏抢先发动叛乱，杀死了齐简公。 [153]
在此关头，孔子提议要对齐国政治加以干涉。齐国是鲁国的北邻大国，许多年来，鲁国一直保持着较小国家的屈从状态，并不断与齐国发生战争。由于齐国被粗暴和肆无忌惮的陈氏家族所控制，所以孔子认为陈氏既得不到齐国人民的支持，也得不到鲁国的帮助。
孔子听到陈氏家族发动叛乱并谋杀了齐简公的消息后，先是沐浴更衣（以与提出庄重的建议相称），然后去晋见鲁哀公，建议讨伐齐国。鲁哀公说：“鲁国被齐国弄得衰弱不堪已经很久了。如果我们企图进行这样的讨伐，会有什么收获呢？”孔子答道：“陈恒（陈氏的首领）谋杀了他们的君主，齐国有一半的人民会反对他。如果再加上鲁国的军队，我们就能获胜。”鲁哀公接着说：“把这个提议告知‘三家’吧。”孔子果然去通告了，但“三家”不愿意采取行动。 [154]
死亡的钟声在孔门响起了。孔子的儿子孔鲤（缺乏突出的才能，也使孔子很失望）在孔子晚年去世。 [155] 一个更沉重的打击是他的心爱弟子颜回的亡故。 [156] 公元前481年，社会地位最高的弟子司马牛也死于悲惨境地。 [157] 公元前480年，人们看到了勇猛无畏的子路的结局。在卫国的一次叛乱中，子路死于全力营救他的主人。如孔子所预言，子路恰恰是死于非命的。 [158]
这些损失一定被全部告知孔子了。回顾自己的一生，孔子肯定认为他的收获甚微。在改进鲁国政治现状方面他几乎无所建树，他也从未如他所愿地取得控制一国的成就。他最好的弟子去世了，在世的弟子并没有异乎寻常的前程。他既无望他的诸多思想观念能被实实在在地传给后人，也无望这些思想在现实中能得到有力的推进。没有人怀疑孔子对子贡所说的：“哎嘿，没有人能理解我呀！” [159]
然而，除了这些罕见的沮丧之外，孔子没有别的什么抱怨，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曾沉溺于那种最廉价的和最普遍的享受——自怜之中。对于他这样有抱负和洞识的人来讲，失败当然是一剂苦药，但是他所缺乏的只是些外在的东西，诽谤是附加的一种考验。《论语》说，有权势的叔氏不断地诽谤孔子； [160] 孟子则说，孔子“受到众多小人的骚扰”。 [161] 在当时，历史的斯芬克斯之谜并未显示出，总有一天，他那个时代的所有傲慢的统治者的名字会被忘掉，而孔子的名字却会被传颂到世界末日。当然，那时的孔子无此梦想，但他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悲哀。
孔子逝世时的情形并没有可信的记载， [162] 可我们知道他是如何面对死亡的。根据记载，孔子多次得过几乎致命的疾病。在其中一次的病重期间，善意的子路悲叹孔子从未做过高官，就让弟子们装扮一番，如同家臣照料一位达官显贵一样。当孔子再次清醒过来并看到了给他上演的这场闹剧时，他便斥责子路说：“我没有家臣，你们却找借口做家臣，你们想让我欺骗谁呢？我将欺骗上天吗？而且，我死在像你们这样的朋友手中，难道比死在家臣手中更糟吗？” [163]
另外有一次，子路要求孔子允许为他向神灵祈祷，孔子问道：“有这回事吗？”子路向他保证这是习俗，但孔子只是笑笑说：“这样的祈祷我已经做了好久了。” [164]
孔子死于公元前479年。孟子明言，弟子们在孔子墓旁守丧三年，而子贡又多待了三年。 [165] 尽管孟子没有详述三年守丧的是哪些弟子，但从上下文来看，他可能是指当时在门下的所有重要弟子。乍听起来，这好像是被后代人附加在孔子传记中的一个“奇迹”。在西方人看来，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这些弟子中，有的很年轻，有的正值壮年，有的事业刚有开端，还有一些人的事业正在高峰，他们要花掉生命中三年的时间，几乎无所事事地服侍于孔子墓地。这实际上将是“活着的祭品”。为了谁呢？不是双亲，不是君主，甚至不是一个世俗身份很高的人，而只是为了一个卓尔独行之人——他从未升至高位，也没有多少实际的政治成就，那只是他们多年来的老师。
那么说，我们能相信这样的故事吗？这时候，我们记起了这样的事实：《左传》记载，在孔子死后，孔子弟子突然烟消云散了好多年。（只有意味深长的例外，即脱离孔门的弟子子羔还时常出现） [166] 我们看到了弟子们如何崇敬孔子，以至于子贡把孔子比作日月。 [167] 而有若则说：“自从人类出现到现在，从未有过可以与夫子相提并论的人。” [168] 在我们考虑能否相信他们的时候，可以被称作奇迹的这些事件毕竟发生了。而我们也能理解，这位简朴的教师在后来是怎样逐渐成为众所周知的“无冕之王（素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