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教师的数目可谓不可胜数，但是像孔子那样以个人的身份并完全依靠对年轻人的教导而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教师却是屈指可数的。孔子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依靠的是他特殊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
在孔子时代之前，中国就产生了兴办教育的活动，但我们对其具体内容却知之甚少。确实有一些典籍认为，在孔子时代的几千年前就有了真正的学校在运作，但大部分这种书籍都完成于孔子时代的几个世纪之后，所以它们之中有关学校教育之记载的可靠性是令人怀疑的。 [271] 生活在孔子去世一个世纪之后的孟子认为，在周朝的上两个朝代——夏朝和商朝，都建立过正规的学校。 [272] 但孟子并不能被免除以下的怀疑：他想把在未来要完成的东西归之于过去。当我们转向实际上出自前儒家时代的文献时，就会发现，除了那些用来教授射箭的地方外，没有证据证明有过任何正规的学校。这种教习射箭的地方是青铜器铭文提到的。 [273]
可是，根据可靠的记载，有大量的人跟随私人教师学习。很可能是，所有具有世袭特权的将来的统治者，以及也许是所有高层贵族的子弟，都有私人教师。官阶低的年轻人要接受比他们地位高的官员的训练，但是，这些教育渠道与孔子的教育举措不是一回事。负责这种培训的教师事实上是政府官员，接受教育的人是那些已经在政府任职或者注定要继承政治地位的人，而对这类人的培养目的也是贯彻与现存政治模式相一致的政府（官方）行为。
孔子所做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作为平民的个人行为，孔子把各种条件的人都当作他的学生，只要他们是块好料。孔子教育他们的意图是：造就一个不同的，并且是他所深信不疑的、非常良好的那种政府。
所以，孔子的教育目标是实用性质的，但是这种实用性并不是狭隘的实用主义。尽管教育的目的是造就良好的政府，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的最终结果仅只是培养一个称职的官吏。事实远非如此。孔子所要培养的官吏在各方面都应该尽善尽美，近乎理想之人。他们绝对不仅仅是具有某种特殊技能的专门人才。 [274] 孔子有一次把完人定义为这样一种人：拥有智慧，脱离贪欲，勇敢无畏，多才多艺，以及彬彬有礼，精通礼仪和音乐。 [275] 这无疑是他摆在学生面前的做人的典范。
孔子希望他的学生所具有的某些品质，例如勇敢和诚实，并不是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但是，孔子的目标不是个人成功的事业，而是良好的政府。他相信，只要政府由某种人进行管理，这个目标就能够实现。这种管理政府的人一定要接受通常所必需的教育，还需要具有刚正不阿的品质，以及达到自我约束的修养。孔子问道：“一个不能自我克制的人怎么能够管理他人呢？” [276] 事实上，孔子认为，国家首脑和所有政府官员在道德上都应该成为最高行为方式的典范。他进而强调，如果国家的管理者想取得实实在在的政治成就，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模范作用，而不是花样繁多的说教或惩罚。
在这方面，孔子常常被误解。不可忽视的是，后来（我们以汉代为一个特别分界）开始流行一种形而上学的，或者也许应该称作伪科学的理论，认为宇宙的各个部分之间都以亲密的和显著的方式相互联系。在这种形而上学理论看来，皇帝的最微不足道的行为也会影响宇宙的运作机制。因此，成书于汉代的《礼记》说，如果皇帝在夏季最后一个月穿白衣而不穿红衣的话，“大地将一片汪洋，庄稼不会成熟，还会有许多妇人流产”。 [277] 许多学者以这种形而上学理论解释孔子的思想，认为他所讲的对统治者德行的本质性的影响就是指的这种几近魔法的强制力量。 [278] 本书作者从前就持这种观点。 [279] 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真正的早期文献，就会发现这种思想与前儒家思想并不相干，也没有出现在哪怕是稍晚于孔子的著作中。这并不是说在早期著作中就没有迷信或异教。在许多早期著作中有大量的（但却是不相同类型的）神灵和精怪，它们是那样的实在，以至于有时会产下婴孩，但却并不带有神秘的和复杂的“感应”作用。总的来说，在早期文献中，孔子认为，统治者要想引导人民趋向于善，就不能依靠魔法般的强制力量，而是一定要依靠道德典范的力量。 [280]
孔子尽力使他的学生（有一些来自社会下层）成为适合于担当（严肃意义上的）政治职位的人。也许正是为此原因，孔子号召他们修养理想的人格，要求他们努力成为“君子”。“君子”这个词的字面意义是“国君之子”，也就是国君的亲属，因而也是贵族的一员。与之意义相反的是“小人”，意指平民百姓。 [281] 在早期文献中，讲到有继承权的贵族时，一般都是使用“君子”这个词。在早于孔子的文献中，“君子”也很少有其他意思。 [282] 孔子有时也使用这个词的旧有意思，但是，对他来讲，这是例外的用法。 [283] 在通常情况下，孔子所说的“君子”是指这样一种人，他们具备了一个理想的贵族应该拥有的那些品质，也就是说，孔子的君子，是一个真正的（而不仅仅是世袭的）高贵之人，高尚之人。这个词的词义变化类似于英文的gentleman一词。这个词原指出身于上层社会的人，但现在一般是指举止得体和有修养的人，与人的出身并没有关系。为此，我们就遵循常规，把中文的“君子”译作gentleman。
因为“君子”的新意义而不是旧意义逐渐流行起来，所以，那些不符合儒家行为标准的在位者便自动将自己划入了“非君子”的行列。这样一来，儒者便指出，正是君子，而不是世袭的在位者，才是真正的高贵之人，并且因此而理应成为政府的管理者。
孔子的目标是把他的学生培养成君子。孔子是用什么样的具体措施实现这一目标的呢？他自称从未拒绝过教授任何人。尽管他很穷，孔子也只要求他们带一束干肉作为投师的礼物就可以了。 [284] 这不仅仅是自恃，还有儒学所坚持的对卑贱之士的善待，而这种亲切的接待表现在《孟子》里的一个有趣的故事中。在他的时代，孟子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周游列国。有一次，孟子访问一个国家时，居住在该国的一处宫殿里，可是这个宫殿的管理人却怪罪孟子的弟子偷窃了他的一只尚未编好的鞋子，孟子因此而被深深地激怒了。可是，这位管理人为自己的猜疑作辩护说，众所周知，孟子不加调查地接收任何想跟他学习的人。 [285]
无论是贫穷还是卑贱的出身，都不会成为跟随孔子学习的障碍，但这并不是说孔子就没有其他条件了。孔子声言拒绝教授蠢材，并宣称他要教诲的是“那些满怀渴望”想受到启迪的人。 [286] 孔子提出这些条件的意图，可能是想避免在这样的学生身上浪费时间，他们跟随孔子学习的目标仅仅是获得财富和地位。这些人借口关切较高层次的事物，实际上却为破衣烂衫和粗茶淡饭感到羞辱，就这样，孔子因为他们“不值得交谈”而打发走了他们。 [287] 可是，孔子也悲叹“很难找到情愿学习三年而不想获得任何物质报酬的人”。 [288]
那些在附近没有家的学生可能就住在孔子的住所里。 [289] 孔子的教育方法完全是不拘形式的，所有的记载中都没有提到分班或进行考试。相反，孔子同时与一位或几位学生在一起交谈，有时自己讲，有时提问。对于书本，孔子要求学生们自己去读，但也建议他们应该在一起学习和讨论那些特别的章节。尽管这种个别教学法现在不被广泛使用（因为它费用太高），但却酷似于在一些学院和大学里采用的导师制。
这是孔子成功使用的一种独一无二的教学方法。因为孔子不仅仅是一位从事教育的学者，而且还造就了有能力在世俗政治事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君子。孔子不教授固定的课程，但却有确定的学生。所以，孔子的方法是强调因材施教。既然每个学生提出了不同的难题，那么，对每个学生就应该有不同的对待。 [290]
因此，在这样的教学活动中，第一项任务就是把握每个学生的理解力和所达到的程度。正如每个好教师一定会做的那样，孔子十分留意学生的性格。 [291] 他的手法之一，使人想起现代精神病疗法，那就是：让他的学生们心情舒畅，然后再要求他们自然地和没有保留地讲出各自的志向。在这种场合，孔子是个良好的倾听者，当弟子们发言时，他不打断也不加评论地聆听。这样做的时候，他只是独自微笑。但是，在他们讲话的同时，孔子已经把整个印象贮存起来，琢磨着如何提高他们的长处，克服他们的缺点。 [292]
一旦做出了对某个人的分析，孔子就依之确定他的教育方法。有时，同样的问题，对不同的学生却有着不同的答复。有一次，子路问孔子，当他学会什么时，是否应该马上付诸实施。孔子告诉他不可以，应该先去跟他的父亲和兄长商议一下。随后，冉求也来问同样的问题，孔子告诉他可以，应该马上去实践他刚学会的。弟子公西华得知了这两种不同的答复后感到很困惑，就请教这种不同的原因。孔子告诉他：“冉求缺乏激情，所以我鼓励他；子路急于显示自己的力量，我就劝阻他。” [293] 事实上，这种教育方法与两位弟子的性格表现是一致的。
孔子教学方法的不拘陈式是独一无二的。然而，不久之后中国的教师们却竭力拘泥于他们自身的威严，并且要求他们的学生不加怀疑地接受他们所说的一切。可是，孔子以平易近人的态度对待学生，也并没有后代教师们的令人震惊的清规戒律。这种区别不是偶然的。孔子的态度和教育方针与他的政治哲学和知识论是一致的。孔子强调的不是对错误做法的惩罚，而是对正确做法的鼓励，不是强制而是说服。对待任何人和事，孔子都是坚持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态度。 [294]
孔子的做法与后来墨子的做法是不同的。墨子的一位弟子抱怨老师强迫像他这样的新手节衣缩食（穿短衫、吃粗劣的菜汤）。 [295] 相反，孔子所看重的是获得学生的完全信赖。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因为孔子真的喜欢并尊重年轻人。 [296] 他对自己年轻时的困顿生活记忆犹新，他的态度就像是一位父亲、一位兄长或一位老朋友，他不想给他的弟子以神秘莫测的印象，而是宣称他对弟子们没有隐秘可言。 [297] 孔子不是不断地要求弟子们忠诚于他本人，而是给予他们更多的有关忠诚于自我的教导，他很少凭借对他们的出格行为的批评而“抛弃他们”。 [298]
无论如何，以师道尊严为基础的教师的权威在中国和儒学之中很快就变得闻名遐迩了。出生于孔子刚去世之时的墨子（他的哲学乃是源于儒学的一个分支）宣称：“我的话是适宜的指导。抛开我的话而自己去思考，就好像扔掉整个收成而去捡几颗谷粒。想用自己的话去否定我的话，就好像以卵击石，即使用尽所有的鸡蛋都不会损坏石头。” [299] 活跃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的荀子是一位颇受欢迎的和有影响的儒者，他也曾经说过：“不尊重教师的正确方法而倾心于自己的方法，这好比是让盲人辨别色彩，或者让聋子区别声音一样，这是无法摆脱混乱和谬误的。” [300]
孔子不要求这样盲目信奉。实际上，因为他没有那些傲慢的确定性，所以，他不会错误地自认为拥有了绝对真理。孔子十分明智地知道，如果学生们不想做留声机，那就得学会自己思考。他们不能在自己思考的同时，又认为教师的每个字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学生与他不一致，孔子并不生气，有时他会坦率承认他们是对的而他自己是错的。 [301] 即使他确信他们是错误的，孔子也不想用书本的、古人的或自己作为教师的权威去强迫他们。孔子尽力用理性使他们信服，如果他不能让他们马上信服，就把事情先搁置一下，留待以后再讨论。 [302]
不过，所有这些并非意味着孔子是个随随便便的、不讲原则的教师，更不能说孔子对他的学生没有什么期望。相反，他对他们显然寄予了厚望。 [303] 孔子毫不松懈地对弟子们不断提出要求，以便使他们弄明白，他们必须亲自去完成的终极责任本来就是属于他们自己的。 [304] 如果说孔子从未训斥过弟子，那是不正确的。我们已经见过，孔子甚至走到了不承认冉求的地步，这是因为冉求帮助富有的和有权势的季氏增加人民的税赋负担。可是，在通常情况下，孔子的责备是温和的，并且小心翼翼地不去伤害他所责备的学生的自尊。 [305] 孔子经常使用冷淡而缓和的幽默达到他的目的，比如说：“子贡经常批评别人。夫子说：‘显然子贡自认为已经相当完美了，以至于有时间花在这上头；我可没有那么多的这种闲暇。’” [306]
这种自由宽松的训导的结果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会让弟子们不守规矩和不受约束。当然，他们并不总是每时每刻都听从夫子，特别是在他们从政之后。但是，他们对孔子的忠诚和爱戴是始终不渝的，并且肯定是人类历史上不会经常出现的。孟子告诉我们说，即使是孔子经常斥责的弟子宰予（并且曾被认为责骂对他是不起作用的），也宣称孔子是曾经生活在世上的最伟大的人物。 [307]
孔子是用什么样的必修课程把所有的求学者（只要他们是有才智的和勤奋的）转变成“君子”的呢？从有关记载来看，尽管这样的课程不同于任何的现代教学课程，但也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对年轻贵族进行培训的学习内容。这两者的主要不同是，孔子的教学内容中去除了射箭和驾车。这两项技能原本是用于战争的训练，但在通常的贵族教育中是作为礼仪艺术来学习的。正如击剑一样，时至今日，还是欧洲贵族通常学习的技能。孔子自己受过射箭的训练，至少某些弟子也擅长射箭和驾车。孔子并不十分反对获得这些技能，但他并不教授弟子们，因为对于孔子意义上的“君子”来讲，这些技能不是必不可少的。 [308] 在此，我们再次看到一种征兆，那就是：孔子有意识地要把世袭的并且基本上是军事性的贵族政治，改变为具有良好品质和德行并且首要的是具有政府管理作用的贵族政治。
不过，中国贵族的另一门传统艺术却正好适合于孔子之教的目的。孔子把它拿过来，给予特殊关注，并使它发展成为几乎是儒家的标志。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礼”。“礼”有种种的英语译法，比如ceremonial、ritual和the rule of properiety。但是，在阅读和理解中国古代典籍的某些有关篇章时，这样的翻译不仅未能揭示出中文的本有含义，甚至还把它的真义弄得晦涩难解了。
汉字“礼”是个象形文字，表示的是一种祭器。它是个精致而贵重的器物，用来放置献给神灵的牺牲。我们不能怀疑这个汉字的最早的意义是“祭品”。事实上，在后来它也仍然保持着这个意思。这个意思的简单引申就逐渐地指祭祀时使用的礼仪了。
“礼”的进一步的发展模式就更复杂了。要理解它，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我们所谓的“宗教”和“世俗”在古代中国并不是完全分离的，事实上，它们几乎是纠缠不清地混合在一起的。同样，生与死也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青铜礼器通常是供奉祖先的，但某些器物上的铭文却告诉我们，它们既用于祭祀神灵，亦用于“宴请我的朋友”。 [309] 这使人想起，神的荣耀付与了罗马皇帝们，尽管他们还活着。 [310] 同样地，在早期中国文献的记载中，几乎用同样的词句祭祀死去的君主和礼赞活着的君主。 [311] 如果某个国君派出的外交使团尚在国外时国君本人就死去了，那么，当这个使团的主要负责人回来之后，要赶到陈放国君尸体的太庙里“向尸体汇报”。 [312]
在那个时代，宗教习俗关涉到生活的每个方面。在家族之中，祭礼并不是由专职祭司而是由家族首领主持的。如果是国祭，则由国君主持。军事征伐要在祖庙（显然，武器有时也贮存在那里）和“社稷”（土地神和谷神的祭坛）举行典礼；征伐结束时，要在祖庙向列祖列宗汇报他们的胜利，奖赏获胜的将军。 [313] 外交谈判会在祖庙里举行，因为人们相信，祖宗们都要真的到场。外交宴会也在这里举办。 [314] 甚至是求婚者也要被未来的新娘的父亲在祖庙、在神灵面前予以接待。 [315]
因为宗教典礼的范围是那样宽泛，所以，原本用来指明参加祭礼者的适宜的行动规则和方式的“礼”字有时被更广泛地用来指示一般性的适宜行为。这是个渐变的过程，并不会使人感到十分惊讶。在那些被认为早于孔子时代的文献中，汉字“礼”的使用并不十分普遍，然而在距孔子时代不太远的著作中，它却不仅有“祭礼”之义，而且在其中的三个例子里还有那种较广泛的意义。 [316] 这就是说，作为行为名词的“礼”的概念并不是孔子创制的，但是在他使用和讨论这个词的时候，却使它产生了远超乎被认为是较早一些时候出现的任何意义。
可以说，孔子给那种与“礼”相一致的行为附上了一种“魔力”功效。 [317] 关于孔子的宗教态度，无疑是个相当有难度的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探讨。宗教仪式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孔子对于此类仪式并未表示过明确的怀疑，但是孔子在讨论与他的学说有关联的“礼”的时候，他通常是用非常理性的和常识性的社会心理学的词语来谈论的。我们一定记得，在孔子时代，社会的道德标准几乎全部崩溃。比如说，陈公和他的两位大臣同时与一个寡妇保持着公开的不正当关系，他们每个人都穿着她的一件内衣，还在公开场合拿这种勾当开玩笑。一位大臣发出抗议，对于公开暴露这种邪淫之事提出了批评，但这位大臣随后就被谋杀了。 [318]
在当时，只有在完整的宗教仪式中才能看到一种有始有终的行为范型（这种范型受社会所能接受的行为准则的规定），在其中，人的行动接受了共同一致的行动模式的促动，而不是被贪心和瞬间热情所操纵。因此，孔子才说，让这种模式发扬光大吧！孔子告诉弟子冉雍，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你的行为就应该好像是正在招待一位贵客”；假如你很幸运，能有一个管理人民的权威职位，就要十分小心地实践对你的信任，使你的行为“就好像正在帮助完成一场重大的祭祀一样”。 [319]
“礼”包含有礼仪实践的种种形式，但是只有这些形式是“内在的和精神的皈依表现为外在可见的表征”时，它们才是有价值的。确实，没有德行的人与“礼”是不相干的。 [320] 孔子说：“我实在不忍心去看那种由内心不虔敬的人所主持的礼仪。” [321] 他表示，在哀悼死者时，真诚的悲哀比小心翼翼地完成丧礼的每个细节更重要。 [322] 孔子非常反感那种纯粹的外在表现。他说：“礼啊，礼啊，难道仅仅是陈列上玉器和丝帛吗？” [323]
相反，真正符合“礼”的行为与平庸的循规蹈矩是不同的。后代的一篇文章说：“最伟大的尊敬不允许矫饰。”又说：“玉石的最高表征是质朴。” [324] 孔子则说：“礼，与其过分挥霍讲究，还不如失之于拘泥呢。” [325] 根据孔子的思想，如果我们不得不给“礼”下一个定义，那也许是“有品味的举止得体（good taste）”。
当然，所谓举止得体，是说做所有的事情都要恰如其分，这就是“礼”的要求。《礼记》陈述道：“礼是适宜的表现。任何行为都要以此为标准来做出妥当与否的判断，即使先王没有做过的。” [326] 这一点上，孔子的看法是非常清楚的。比如说，按照“礼”的要求，参加祭祀时要戴麻冕（一种用麻织成的帽子，在当时比丝织的造价高）。孔子说：“麻冕是礼所规定的，但现在人们戴丝冕；丝冕更经济一些，所以我遵从大家的做法。”这样的改变只是因为太费钱。孔子认为，之所以说这种改变是可以接受的，是因为它只关乎礼的外在形式，并不违背礼的实质。但是，在下一句话里孔子强调说，为了妥当地完成“礼”所规定的整个仪式，有一种规矩是重要的，即宫廷礼节要求，臣下拜见国君时，在登上台阶之前要对君主鞠躬行礼，但是现在却逐渐省略了这种鞠躬。孔子说：“这是傲慢的表现，尽管与大家的做法相反，我还是认为，应该先在下面行鞠躬礼。” [327]
应该指出的是，这并不是卑躬屈膝式的阿谀巴结，绝对不是。孔子全面的看法是，臣民应该对君位表现出完全的和恰当的尊敬，但是，在接近君主本人并与他交谈时，人们应该实实在在地表现出他们绝对的信心，即使是这样做会被看作是冒犯。这才是礼！ [328]
“礼”显然不仅仅是礼仪规则，所以，死板地固守这些规则，就会粗暴地亵渎真正的“礼”。然而，另一方面，完全用真情实感去表现“礼”也是不够的。礼是情感表露的运载工具，而这种表露一定得采取社会认可的方式。这是明显的要求。当今，某个地方以举起握紧的拳头表示友好欢迎，而换个地方便成了敌意的姿势。如果一个人承认自己是社会的一分子，并以此身份去行事，那么，尽管他不需要被强迫，也必须遵守他周围的人所认可的惯例。所以，儒家意义上的“礼”的实践包含有一种知识：传统的社会实践加上调节它们的能力。这是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中生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和常识。
对于个人来讲，“礼”的作用是要把人的行为导入社会所能接受的和对社会有用的渠道之中。“礼”把文明人同野蛮人区别开来，而野蛮人是要随时随地和不加约束地发泄其感情的。例如，对死亡的本能反应是失控的悲哀以及同时对尸体的厌嫌。对此，“礼”就可以提供一种调节手段，以便稳妥地对待和处理尸体，并以适当的符合礼仪的方式装饰之，以避免引起人的嫌恶之情。在丧葬习俗中，“礼”使人们能够利用一种可以接受的表现方式表达对死者的哀悼，同时还能减轻过度的悲哀。绝对不要让无节制的丧葬方式来削弱织成社会网络的家庭纽带，而是要让自己放弃疯狂的和无度的悲哀，因为这样的悲哀会破坏一个人和他周围人的生活。为了维护全社会的利益，“礼”为人们规定了一个采取适当手段来行事的进程。 [329]
“礼”实际上是平衡舵，目的就是防止不足或过度，把人们的言行导向对社会有益的中庸之道上来。因此，孔子认为：“如果没有礼的调节，殷勤周到就变成了徒劳费事；如果没有礼的调节，谨慎小心就变成了胆小怕事；如果没有礼的调节，勇敢无畏就变成了不守规矩；如果没有礼的调节，刚直坦率就完全变成了厚颜无耻。” [330]
“礼”作为指导和促进人际关系的方法是极其重要的，并且无疑是社会存在所不可缺少的。我们倾向于认为礼仪在朋友之间是碍事的，然而，过分随随便便地对待朋友也会毁掉友情。孔子说：“晏平仲很知道如何保持友情。尽管相识很久了，他仍是恭敬如初。” [331] 詹姆斯·F. 贝尔纳斯（James F. Byrnes）曾讲述过一个精彩的美国“礼”的例子。他写道，美国最高法院的“每一位法官，在进入直通法庭的会议室时，在场的法官都要握握手。当我最初成为其中的一员时，我有点认为这是很可笑的，因为我经常是只与一位或几位法官商谈定案。可是，我后来才得知，在许多年前一位大法官建立了这个惯例，其依据的理论是，无论前一天法官们有多么激烈的争论，如果他们以握手或几句寒暄语开始新的一天的话，就会弥合相互间的分歧”。 [332]
在教育方面，“礼”的重要性是明显的。既然孔子想让他的这些出身贫贱的弟子们做好在政府中发挥有效作用的准备，他就得教给他们在君子之间和在宫廷礼仪方面的礼节，这是“礼”的纯粹外在的层面。但是，过度强调行为修饰会使人成为单单是殷勤有礼的虚华之徒，死板地拘泥于形式而缺乏任何个人的活力，这是常有的一种危险。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后世儒学中是常见的。孔子完全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并做出过非常明确的警告。他要澄清的是，真正的“礼”与单纯的形式主义根本不同，因为“礼”是一种表现善良品质的方式，而不是对品质的隐匿或替代。孔子说：“构成君子品质的本质材料是义。君子是用礼来实现义的。” [333] 在另一个场合，孔子又说：“如果一个人的自然本性胜过了他的后天教养，他就是个没有修养的人；如果他的后天教养胜过了他的自然本性，他就仅仅是个受过教育的仆从。只有自然本性与训练所得和谐互补时，他才是个君子。” [334] 这就是说，“礼”并不是人格的基本品质，而是修养人格并使其表现善良的工具。 [335]
《论语》并没有明确显示孔子是否给学生们实际讲述过礼的运作，而弟子子夏后来则有过这方面的实际操作。 [336] 但是，无论孔子是否使用过这种已成惯例的身体姿态，他也显然认为，“礼”是约束情感的工具（这是被现代西方教育严重忽视了的人的一个方面）。孔子还坚持认为，有了“礼”所建立的平衡和节奏，个人就不会被任何危机震惊得做出令人遗憾的举动。这种附加在理智文化上的控制情感的功能被反复地加以强调：“夫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典籍，并且用礼约束他之所学，就不可能做出越轨之事。’” [337] 《论语》记载，在孔子周游列国期间，有一次他们一行人陷入了窘境，以至于饿得很虚弱。子路愤愤不平地问孔子，君子忍受这样的磨难是否合适。孔子则告诉他：“也只有君子才能坚定地直面穷困。那些寻常之人，一旦处境不佳就站不稳脚跟了。” [338]
“礼”的概念意指生活中的某种和谐与礼貌以及个人的持守平衡。自从孔子时代以来，“礼”的作用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林语堂称它是“一种原则，已成为中华民族生活的目标，并且发挥着社会组织和管理的作用……” [339] 它造就了中国人民某些最卓越的性格特征。只是随着西方思想的流行替代了中国之道的地位，才使传统的“礼”的作用开始消失了。
孔子强调的另一项贵族式的艺术是音乐。许多重大的典礼都要有音乐伴奏。加上音乐有声乐方面的节奏与和谐，使得乐和礼经常结合在一起。中国人认为，音乐的教育价值并不仅仅（如我们西方人认为的那样）只能起到礼貌教养的作用。与中国人更为相像的是古希腊人的态度。在古希腊，“音乐的首要作用在于教育学方面，这种作用，在古代世界的意义里包含着品格与道德的确立”。 [340] 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具有塑造品格的力量，所以，在对年轻人的教育之中应该引入这一内容。” [341] 柏拉图则写道：“音乐训练是比其他东西更有力的工具，因为节奏与和谐能够找到进入灵魂的道路……” [342]
孔子对音乐深感兴趣。 [343] 《论语》有一章指出，孔子在一定程度上亲手校订过《诗》这部书， [344] 而这部书中的诗篇在古代是有音乐伴奏的。孔子会弹奏瑟，这是一种类似于（西方人在14—17世纪使用的）古琵琶的弦乐器。孔子也喜欢唱歌。 [345] 孔子与柏拉图一样，认为音乐不仅关乎个人，也关乎国家。在孔子看来，无论是对于个人的思想品质，还是对于国家的道德风气来说，某一种音乐是有益的，而另一种则是有害的。所以，两位哲学家都认为，在理想的国度里，某些音乐应该鼓励，而另外一些应该取缔。 [346] 孟子引述孔子弟子子贡的话说：“听一听君王所赞许的音乐，就可以判断他的德行了。” [347]
我们不清楚孔子本人是否教授过音乐。从《论语》中纯粹偶然的提及中我们知道，孔子的两个学生（包括高大强健的子路）弹奏过瑟， [348] 所以，弟子们都会弹瑟也并非不可能。孔子确实与弟子们谈论过音乐，但他很可能希望他们最好是向其他教师学习，以期得到深造。他曾说，一个完人必须精通礼乐，以此作为对他的品格的最终修饰。 [349] 在另一场合孔子说，学生的品格应该“通过学习诗来激励，用学习礼来树立，用学习乐臻至完成”。 [350] 很清楚，孔子把礼和乐相联系。作为一位教师，这种观点不仅仅是理性的，而且是有感情和有灵性的。
现代西方音乐在技艺上无疑已经达到了音乐本身的最高的复杂性，但是，现代西方文化相对来讲并不太注意音乐的较深层的含义，这无疑会让人深感惊讶。事实上，自古以来人们就认识到，音乐会影响听众的情感甚至思想。可是，迄今为止，这种朴素的观点看起来并没有什么进步。根据一项了不起的研究所得，音乐“影响着血压、心跳、呼吸、基础代谢和内分泌腺的特性”。 [351] 这项研究还认为，在某种条件下，音调对大脑皮层的波动产生了明确影响。 [352] 毫无疑问，中国古代大量的有关音乐教育和音乐的道德意义的种种理论尚未被现代科学研究所证实，但更令人吃惊的是，对此主题却并没有人进行过真正的研究。然而，尽管人们不太留意音乐对“正常”人的影响，一些精神病学家有时却在研究（并运用实验手段）利用音乐治疗精神疾病。 [353]
我们不得不强调指出，孔子并不把“礼”和“乐”的技能看成是首要的。孔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学生们灌输的基本点是：信、信、信，讲求信用。孔子告诉他们：“如果一个人缺乏信用，就仅仅是没有套马横轭的马车，我不知有谁能够驾驭它。” [354] 当弟子子张请问“一个人应该如何行动”时，孔子告诉他说：“你的所有言语都要是诚实的和实在的，你的所有行动都要是体面的和谨慎的。如果能做到这些，即使独自一人处在野蛮人中间，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355] 孔子称赞过两种人：一种人非常谦逊，不羞于向比自己地位低下的人寻找启迪；另一种非常正直，能把有功劳的下级提拔到与他们本人相等的地位。 [356] 孔子也藐视虚伪，使他深感羞耻的是那些有意降低身份的“机巧的谈话、虚假俗气的外表和做作的尊敬”。 [357] 他明确宣布，那些用严苛专横的样子掩饰内在不足的人，至多不过是个盗贼罢了。 [358]
然而，单纯的守信（这是值得钦佩的和必须的）也还是不够的，完全不讲究具体条件的诚信就等于犯了错误。孔子告诉弟子们，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一个人应该无论如何都要下决心去证实他的话语，无论境况怎样都要完成已经开始做的任何事情，但这并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行为。 [359] 他说，君子虽然会犯种种错误，但他们一定得随时准备改正自己的错误。 [360]
进而言之，孔子告诉他们，仅仅在思想和言论上做到守信是不够的，真正的守信要落实在行动中。从政者首先应该尽心竭力地完成政务，而把俸禄和其他奖赏放在次要的位置上。 [361] 如果认为是正确的就不要怯懦，而是要大胆地去做。 [362] 如果有必要，一个人应该为了原则而放弃他的生命。 [363]
为了鼓励这种行为，孔子着力使用了一种方法，即在学生面前展示“士”的理想。“士”这个字的原意可能仅指一个年轻人， [364] 它也渐渐意指“兵士”，以及（依照历史上的一个非常普通演变的过程）“贵族”。在此意义上，“士”极有似于欧洲人所说的“骑士（knight）”。这两个词均指一些最低层的贵族，通常是军人。但是，孔子在此又一次做出努力，给与“士”这个词以不同的意义。在过了一千多年后的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会才担负起了“驯服无节制的和野蛮的武士阶层的任务”， [365] 并努力使用了种种办法，相当成功地使骑士们信奉了教会的道德和事业。孔子所做的在一定程度上与欧洲的情形有些相似。孔子认为，一个人的行为只有像真正的君子那样，才配称作“士”。同时，任何以儒家德行为典范的人，不论其出身如何，就是最高意义上的“士”。
基督教会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了传统骑士式的优点，即勇敢、忠诚和奉献精神，鼓动这些年轻的贵族发誓“竭尽全力保护弱者、寡妇和孤儿”，并把他们好战的能量发泄在十字军的圣战中。孔子所说的“士”也可能暗示了真正的士人被期望具有的热情和奉献精神。他说：“只想着平安地待在家里的士是不值得被看作士的。” [366] 弟子曾参说：“士一定要有气魄宏大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勇气。因为他的责任是沉重的，而完成责任的道路是漫长的。完美的德行是他所担负的责任，这难道不是沉重的吗？他的奋斗路程只有到死才是终点，这难道不是漫长的吗？” [367]
可是，必须强调的是，基督教的骑士其实仍是骑士，仍然是贵族的一员，而儒家的“君子”一般来讲根本不是武士，通常情况下他们甚至不是世袭贵族。孔子尽力给弟子们灌输的是贵族阶层的德行而不是其缺点，他也只是借用贵族的声望而并不教授弟子们如何行军作战。从终极意义上看，孔子的这个意图取得了成功，以至于纯粹的武士不再能与受中国人尊敬的学者一争高下。
孔子使其弟子们感觉到他们从事的是最高尚的职业，就孔子能够展示给他们的而言，这个职业的报酬只有内在的平静和精神的纯化。这种内在所得来之于以下的保证，即一个人要尽力去做高于其他一切的真正有益的事情，而最终成功与否并不重要。这样的一个人，他的责任显然是纷繁而又沉重的。
孔子不断向弟子们强调修身的重要性，这份责任必须由他们自己来承当。如果他们有了任何进步，有时尽管很小，功劳也是自己的；如果他们突然停在目的地的前面，即使是很近，他们也一定得自己担负失败的耻辱。 [368] 孔子要他们牢记，“即使一支大军的将帅也可能被绑去，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夺取甚至是一个最卑贱之人的决心”。 [369] 自信和独立也是特别受人欢迎的话题。“君子在自己的内部求索，小人则向别人提出要求。” [370] “不要担心没有官位，而是要担心对官位能否胜任；不要担心你不被人知用，而是要担心是否名副其实。” [371]
人们当然应该批评任何形式的道德缺陷，但要批评他们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 [372] “一个人应该严于律己，但对别人却要宽容，以免引起怨恨。” [373] 孔子说：“即使仅仅与两个人同行时，我也总是向他们学习。我选择他们的长处去效仿，对他们的不良之处则要避免。” [374] “当你看到一位可敬之人时，要想着努力赶上他；当你看到一个不怎么样的人时，就要向内审察你自己（是否也有那样的毛病）。” [375]
孔子期望弟子们成为谦逊的人，当他们做不到时，就会受到孔子的挖苦。孔子告诉他们说：“孟之反这个人不是自夸者。当军队被击溃时，他最后逃生。但当他接近城门时，却一边鞭打着他的坐骑一边说：‘不是我的勇气使我殿后，是我的马不往前跑。’” [376] 孔子说：“君子羞于让他的言语超出他的行动。”ᣪᣳ [377] “他先去行动，而后再去谈论。” [378]
使孔子大皱其眉的不仅是自吹自擂，而且还有任何形式的过分健谈。孔子充分认识到了语言的重要性以及它在比如外交活动中的关键作用。 [379] 但他认为，在某种特定情势下，言语应该是简明扼要、直截了当和便于使用的。孔子说：“言语只要能充分表达说话者的意思就行了。” [380] 他认为喋喋不休是可耻的。孔子告诉学生们，如果一从其他人那里听到了什么，马上就向别人重复，（而没有自己进行思考）他们就会一无所获。 [381] 孔子说：“君子嘴钝。” [382]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孔子认为，言语善辩之人近乎让人憎恶。在他讲给颜回的许多伟大原则之中，以下要求是适合于治理政府的，即“远离机巧的谈话者，因为他们是危险的”。 [383]
这种对善辩之人的嫌恶看上去有些过分甚至很荒唐，但事实上却有着正当理由。根据有关记载，孔子并不是努力用述诸最后权威的要求或呼吁来说服这种人，相反，孔子要尽力以理服人，用善辩之人的喜好辩论的长处来进行讨论。但是，无论何时何地，一旦善辩之人和狡辩之言辞加入进来，真正的论证就变得不可能了。因为善辩者的目的不是寻求真理而是赢得口舌上的胜利，而为了这个目的，他们经常是尽可能地远离真正的论题。辩才和辩论的用意不是解决论题，而是操纵人们。为此，善辩之人非常倚重发泄情感和表达先人之见，以及利用灵巧、机智，有时是幽默来转移话题，而不是深入分析思想内涵。不用说，孔子瞧不起所有的这一切。
辩才是政治领域里非常危险的人物。在民主社会，他们会把人民导入歧途；在君主集权社会，他们又要不择手段地实现操纵君主的目的。而孔子则哀叹道，在他那个时代，一个没有善辩之能的人要想躲避灾祸将是非常困难的。 [384]
正如我们在上文已经见到过的，阴谋活动是那个时代的家常便饭。孔子断言：“我痛恨看到使用利口颠覆国家和家族。” [385] 尽管这种阴谋家可能在短时期里慷慨奖赏儒家集群，可它最终会使儒家的活动名誉扫地。孔子足够精明地认识到：“一个不断寻求小利的人从未办成过大事。” [386] 他自己尽量避开政治阴谋，也教导弟子们依靠礼貌、诚实和守信使他们的事业受人欢迎，而且要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避机巧之言辞。这都是孔子的光荣。 [387] 孔子对于这种思想的坚持可能是导致以下结果的原因之一，这种结果就是：在中国历史上，与许多国家相比较而言，讲演术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
既然儒者是负有使命的人，孔子就有责任保持举止的尊严，以便不损害他自己和集群中的人们的荣誉。 [388] 孔子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当中，并为此而深感自豪，根本没有必要跟别人去争辩。 [389] 孔子并未寻求速成，而是在深思熟虑之后采取行动。这种深思熟虑使他自己充分弄清了合适的行动路径。 [390]
以自私为动机的行动有损于孔子的尊严。“君子吃食时并不求得餍饱，他的住处也不求得安逸。” [391] 君子关切的是义，而把获利的动机留给小人。 [392] 即使是荣誉（特别是以卑劣手段得到的），与自尊相比，对君子来讲也是无足轻重的。 [393] 子贡问道：“一个人如果被所有的同乡之人所喜欢，您说这人怎么样呢？”孔子告诉他：“这说明不了什么的。”“那么，全乡之人都不喜欢的人又怎样呢？”“这还是不足以给他下断语。最好是他被好人所喜欢，而被坏人所憎恶。” [394] 然而，尽管他蔑视的仅仅是虚名，孔子还是认为，君子并不愿意一生之中了无所成，以至于刚一死去就被人忘掉了。 [395]
孔子展示给他的学生的真君子的理想也许可以概括为某种精神的高尚性，而不是高傲性。孔子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世界是被卑劣、贪欲和暴力所包围的，所以，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已经认识到非常有必要（在理智上）从他们的环境中退却。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却是非常困难的。当我们体谅他们在如此退却的同时仍须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并且不得不参与它的政治事务的时候，体谅这种退却既没有形而上学的根据又没有宗教的实质性的援助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它是人类精神的主要成就之一。
孔子认为，君子应该是自豪的而不是妄自尊大的。 [396] 他们是易于侍奉的，因为他们期望与之共事的只是那些称职的人；但是，他们也是难于取悦的，因为他们不喜欢那种有意取悦他们而又与最高原则相悖而行的人。 [397] 一般来讲，与孔子本人共事并不难，同时孔子也是容易相处之人，他并不是一个党派性很强的人，也不想建立任何派系。 [398] 因为孔子的品格是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所以他在直面非常时期时也能镇定自若。 [399] 虽然他从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会在何时被折磨至终，但他并不惧怕：“夫子说：‘内省之时，如果发现自己并无欠妥之处，为什么要忧愁，有什么要惧怕呢？’” [400]
所有这些听起来很像是干巴巴的说教，然而，孔子并没有错误地认为人们仅凭斯语即可为善。其实，正如《论语》之中的孔子反复强调的，更重要的是榜样的力量。他相信一种真实的“品格传播”。孔子说，某位鲁国人“确实是个君子之人。如果鲁国没有真正的君子，他又是如何获得这种品格的呢？” [401] 孔子严肃地告诫他的弟子们要高度重视他们的交往之道。正如工匠必须磨快工具以便做好工作一样，弟子们也必须依靠以下两点使自己的品质有所进展，这就是：只与贤明的上司共事，只与有德之人建立友谊。 [402] 孔子说，一个人应该善待所有的人，但却只与那些真正的有德者相亲近。 [403] 他再三警告，不要怀着错误的忠诚意识与下面这种人建立友谊：他们的行为没有价值，还拒绝加以改变。 [404]
孔子自己的典范力量在他的学说中无疑发挥着首要作用。他的不拘泥于形式的性格以及他与弟子们的亲密无间增强了这种力量。事实上，没有什么例子能够说明孔子言而不行。他有两次被邀与反叛者结盟而遭到子路的反对，但他最终并未入盟，尽管他认为有理由为自己的冲动作辩护。 [405] 毫无疑问，孔子有责任向那些受他的决定所影响的年轻人提供一个没有例外的榜样。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直到此时，不管是孔子，还是我们的分析，几乎没有提及什么书籍，特别是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儒者”这个词被看成几乎是书呆子、蛀书虫的同义词时，这样无视书本就会更让人感到诧异。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在孔子去世后的几百年中，儒者逐渐变得太专注于书本了。到后来，政府推行的科举考试以及对儒生的教育都变得过分书本气，以至于宋朝的改革家王安石在1058年抱怨道，他那个时代的教育主要是“对古典原文的注释、字斟句酌的分析”。他接着评论道，这“不是古代的（教育）方法”。 [406]
这确实不是孔子之教的方法。孔子把对文献的研究看作是君子教育的一部分，但也只是一部分。更基本的是品质的修养，以及学会与（作为社会存在的）亲戚和同胞一起生活。 [407] 想去学习书本的内容固然很好，但是对书中所言要有真正的理解，或者是要把从书本上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孔子坚持认为，如果没有行动，仅仅记诵书本的内容是无用的。 [408] 《论语》有一章说，“夫子教授四样东西”。确实，如何译出这四样所代表的东西的特质在一定程度上讲是个难题。它们也许指的是“文献、行动、忠诚和良好的信用”。 [409] 无论如何，它们所暗示的是，书本只是全部必修课的一个方面。
《论语》唯一经常提到的书是《诗经》，孔子仅仅称它为“诗”。这是一本诗集，它的各种类型的诗是由各种各样的作者写下的，并集成于周朝初年到公元前600年之间。现存《诗经》有311首诗。孔子指出，他知道的这本书大概有300首诗。 [410] 这与现存的差不多，但也不完全一致。 [411] 我们将把孔子是否写过或编订过这本书和其他书的问题留待下一章讨论。在此，我们只谈一谈孔子把它们运用到他的学说中的问题。
孔子告诉儿子伯鱼说，如果不学习《诗》，就“好像是一个面墙而立的人”。 [412] 有一次，他对一群弟子说：“我的孩子们啊，为什么不去学习《诗》呢？《诗》会激发你们的情感，使你们具有更加敏锐的观察力，还可以扩充你们的同情心，并缓和你们对不公正事情的不满情绪。在家中，它对侍奉父母是有用的。在外面，它对你们事奉君主也是有用的。再往远说，它还会使你们多熟悉一些鸟、兽、花草和树木的名称。” [413]
所有这些都是相当真实的和可以理解的。可是，诗篇在古代中国那个时候的另一项用处就不那么简单了。诗篇被认为（至少在多数情形中是相当程度地被曲解了的）有隐含的比喻意义。这样一来，这个隐喻之意就被外交官用在他们的外交辞令中了。因此，在盟会或宴会上，两个或更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展开他们的论辩并以一种朦胧的方式立论，这就是引用包含有（或被认为是包含有）隐意的诗句。他们的对手将被预想为是能够知道这些引语并能立刻理解其蕴意的。如果可能的话，对手就得引述更恰当的诗句作答，以期驳倒对方的论点。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被认为是输了。 [414] 因此，对《诗》的熟知是一个人梦想进入高层官僚圈子的基础。孔子与他儿子的另一次谈话可能就是针对了对《诗》的如此使用。孔子说：“如果你不学习《诗》，在讲话时就没有什么可资使用的。” [415] 但他又说：“一个人可能会背诵所有的三百篇《诗》，但是，如果他处理公务时没有效率，派去执行外交使命时又不能做出独立（亦即不用助手的提示而使用诗句）的回答，尽管他很博学，又有什么用处呢？” [416]
当我们进行讲演时，也会经常引经据典，这与上述情形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但我们在进行这样的引用时要非常慎重，并且认为对引语原意的过度曲解是一种缺憾。可是，在《诗》的正统解释中，注释者总是无视诗句的明显意图，而是经常地更看重他们自己对诗句的理解。这一结论，是许多当代中西学者的观点。 [417]
例如，有一首叫作“鸡鸣” [418] 的诗，诗的内容很清楚，是一场对话，对话的双方是一位年轻女子和她的情人，地点是这位女子的卧房。她告诉他鸡已打鸣，黎明到了。但他说不是鸡鸣而是苍蝇的嗡嗡声，不是天亮而是月亮正在升起，所以最好还是甜甜地再睡上一觉。但此时她对他已忍无可忍，告诉他赶快回家，以免她为此而恨他。可是，正统的解释却说是一位“贤妻”督促她懒惰的丈夫起床上早朝。
在我们所能拥有的有关孔子的任何材料中，孔子并未犯过如此荒谬的理解诗句的过失，但是，孔子也曾有两次用类似的方式与弟子讨论诗句，并且离开诗句的本意也是相当之远的。 [419] 我们可能得接受顾颉刚的看法。顾氏认为，由于孔子自己这样使用过诗篇，他就应该对后世儒者过分富于想象力地理解和使用诗句负有很大的责任。 [420]
没有证据表明孔子对书本有过任何例行的讲习，或对弟子们的学习书本有过系统的指导。通常的教学之道是，孔子告诉他们研究某个主题，然后与他们就此进行讨论。就《诗》而言，他只是推荐给弟子们学习。但是，在他倡导学习音乐的时候是否也指定过一本书，这就的确是个难题了。一些学者认为，在音乐方面有过一本古书，而另一些人则否定之。无论如何，并没有孔子使用过这样一本书的明证。
关于礼，某种程度上讲我们遇到了同样的情势。虽然在“十三经”中有三本礼书，但令人怀疑的是，它们中的任何一本在孔子的时代是否以现在的形式存在过。其中的两本，即《周礼》和《礼记》，很明显是晚出的。 [421] 第三本，即《仪礼》，其中至少有一部分的内容稍早于其他两本，但其日期却难以确定。某些传统的观点把它的日期早早的定在周朝初年，另一些人则认为其中包含了孔子关于礼的学说。 [422]
不过，有关礼的某些文本最起码在孔子之后的年代里有过一定程度的校订和增补，这种看法大抵是可以成立的。因此，我们就不能对有关“礼”的任何文本做出保证，不能说某本“礼”书确实曾以现在的形式存在于孔子时代。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这些书写的是礼，某种类型的礼。 [423] 所以，当孔子告诉弟子们学习“礼”的时候，他很可能是指示他们应去阅读某些文献，并且去实践它们所阐述的观念。但是，孔子当时所指的到底是哪些文献，我们却不得而知了。
最后，《论语》提到了所谓《书》的文献。“书”从字面上讲指的就是文献、文件，但它逐渐用来特指政府的文献，这样的文献会保存在类似现在的档案馆的地方。我们不能确定这些文献产生的时代，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直到稍晚于孔子之时，这些文献中的一部分才被编辑成集，成为我们熟知的《尚书》。 [424] 因此，当孔子在《论语》中说“书曰”（一般译作“《尚书》说”）时，事实上可能仅仅意指“有一种文献上说”。
《尚书》是“五经”之一，是最早的一部儒家经典。然而，我们在《论语》中没有看到多少书的证据。只有三条。 [425] 但这三条所讲的也不是孔子让他的学生们去学习这些文献的训诫。
综上所述，在孔子本人的学说中，书本的地位是相对弱一些的，这与后代儒家人物的实际做法形成了鲜明的不同。而且，正是在后世儒学的发展中，才使“儒者”和“文人”成为同义词。当我们审察孔子之后的儒学历史时，将会看到对书本之强调的日渐加强。这是个意义重大的象征，它表明儒家人物的兴趣已经与实际的社会改革相疏离，并转变到了更专心于抽象学术的方向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