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出生在孔子刚去世之后，他创立的哲学是著名的墨学，创建的组织严密的团体是众所周知的墨家。在那时，墨学和墨家团体都是重要的力量，但是，到了汉代，它们却彻底崩溃，并最终消失了。像孔子一样，墨子确实被由于贫穷、无序和战争所引起的普遍的灾难震惊，他也四处周游，传布他的纠正这种状况的方法。近年来有一种相当常见的看法是，中国人的严重缺陷是在于更偏爱孔子的而不是墨子的学说。虽然我们眼下的任务不是详细描述或再次评判墨子的思想，可我们还是得说，墨子传给我们的学说显示出严重的理性上的或者学理上的不足。墨子对儒生和其他人的批评通常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反对宿命论的主张，比如“命运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人曾听到或见到过命运”等说法，却简直没有哲学家的风范。他的消除战争的办法是，“当诸侯们互相喜爱时就不会再有战争了”，这并不是多么令人印象深刻的观点。为了让一个年轻人成为他的学生，墨子先向这个人许诺，说可以让他得到像样的社会地位，但后来又告诉人家，他之所以许此诺言，仅仅是一种骗人的手段，以便让人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跟他学习，这种做法从道德上讲也是令人怀疑的。 [31]
被称作《墨子》的这部书包含了一些出自后人之手的材料，而其中的一些人甚至都不是墨者，但是，人们可能有一定的把握分离出这些外来的东西。 [32] 留下来的部分也许可以为我们当代人描绘出孔子刚去世后那一时期的中国思想界的情形。据说墨子曾经是一位儒生， [33] 但后来与儒家决裂并创建了自己的团体。为强调他的独立性，墨子激烈地批评儒生。但是，在构成墨子学说的广阔基础中，事实上大部分是他那个时代的儒学。从墨子所攻击的观点以及他所能接受的那些观点中，我们了解到了这一点。
墨子谴责宿命论，断定这是儒家的学说。 [34] 如前所述，我们很难确切地说孔子是个宿命论者，但是，这种学说可能在孔子死后的儒家集群中得到了发展。墨子也抨击厚葬的做法，认为厚葬的结果是，“普通人的死会耗尽一家的财产，诸侯之死将用光一国的财富”。 [35] 在这一点上，孔子显然与墨子是一致的。但是，根据墨子对厚葬的批评，在墨子的时代，儒生之间已经产生了思想分化。 [36] 可是，如果“俗儒”靠主持葬礼过活的做法真的是可以理解的话，他们就会赞成奢华的丧葬费用，而到了荀子的时代，大力抨击“俗儒”的荀子也为厚葬进行辩护。 [37]
我们从《墨子》中得到的印象是，那时的儒生特别着意于模仿某种古代的风格，这表现在衣着上，也表现在其他方面，以至于使他们成为对过去的奴性效仿者。在一个国君的宫廷里，一位儒生“只是在问他的观点时才讲话”。 [38] 我们并不希望身为儒家敌对派别领袖的墨子会选择最好的儒生来描述儒家，但无可怀疑的是，此时的儒家内部恰恰出现了太多这样的人，他们对真正的儒家原则缺乏了解或不太关心，但却渴望获得美好的政治前程。
《墨子》中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非儒》（反对儒生）。这篇文章谴责了整个儒家集群，并包含了对孔子的粗暴攻击。例如，它把孔子在世前的某个时期发生的盗窃案记在了孔子某位弟子的名下，表现出了最显眼的历史舛误，而整个这篇文章在文笔和内容上又不同于《墨子》一书的其余部分。正如梅贻宝所认为的，它无疑是“写成于很晚的时期”， [39] 并被增补进了《墨子》原初部分之中。在《墨子》中比较可靠的篇章里，墨子很少提及孔子本人。在几乎是唯一的描述性的一节中，墨子把孔子归在愚人之列。 [40]
墨子相信，在如何医治世界之疾病的问题上，他比任何其他人都知道得多。因此，墨子与孔子不一样，不情愿留下任何让其他人自己进行选择或判断的余地。引述墨子的话就是：“我的学说是有效的。要舍弃我的学说而企图去想他自己的，就是抛弃整个收成而去捡几粒谷子。” [41] 墨子进而认为，没有别的人可以驳倒他的学说。因此，在他的学派中，墨子把学生置于铁的纪律之下，并要求他们毕生从命。有人认为，墨家团体的领袖（其职位是传承的）掌握着对其成员的生死之权。 [42] 墨子相信，这个世界的种种灾病，包括贫穷、无序和战争，可以由严格的独裁主义式的组织去医治。在每个团体或阶层中，所有成员都应该“与领袖保持一致”，而每个次一级的团体或阶层的领袖必须依次与他的上司保持一致，直到天子为止。“在上者认为是对的，所有人必须认为是对的；在上者认为是错的，所有人必须认为是错的。”那些不遵从上司的人应该受到惩罚。 [43] 把这一观点与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所声称的主张作一比较是很有趣的。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要想使整个国家机制能够成立，其原则必须是：每个领导人对下行使其权威、对上尽到其责任。” [44]
但是，怎样才能保证那至高无上的领袖、天子具有正当的原则和纯洁的动机呢？答案是，天子一定得依次与上天保持一致。但又怎能知道他是否这样做了呢？叫墨子来说，答案是非常简单的。如果天子不按照正确的原则行事，那么，“天就会无节制地降下冷冻和炎热，还会伴有不合时令的雪、霜、雨和露。五谷不会成熟，六畜也不发育；疾病、瘟疫和灾祸就会流行。不断的飓风和水灾的祸害是上天对那些不与它保持一致的在下之人的惩罚”。根据墨子的说法，上天不高兴时的表现有时确实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那就是“像下雨一样下三天血，龙也出现在庙堂里”，以及其他等。 [45] 墨子引用许多诸如此类的事件来支撑他的主张，并声称这种事件是有历史根据的。这类奇异之事可能并不是墨子杜撰的，而是墨子利用了大批受公众欢迎的民间传说或其他的有关说法。
对当今之人来说，上面的那些说法听上去颇为滑稽，而很可能对孔子来讲更是这样。墨子本人谴责了儒家对于鬼神之存在的否定，而他则是虔诚地相信鬼神的。 [46] 不过，墨子的关于自然灾害的出现乃是天罚并指示出存在着一个邪恶政府的思想，以近乎同样（尽管更精致）的形式出现在汉朝的所谓正统儒学之中。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说墨子直接影响了儒学，那是令人怀疑的。所以，更可能的历史脉络是：先是墨学，接着还有儒学，两者都受到了大量世俗迷信的影响。这些迷信思想远比孔子的理性哲学更受普通人的欢迎。
一般认为，孔子把他的相当大的思想重点放在了古书的权威上，并确定了“古代圣王的榜样”。不过，《论语》对这样的思想并没有什么支持。反倒是墨子却不断地引用书本和圣王来论证他的主张。墨子宣称：“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和周公相一致的所有言行，都应该履践。而与三代邪恶之王……相一致的所有言行都应该舍弃。” [47] 很难想象《论语》中的孔子对于人的行为会定下这种独裁性的衡量标准。另一方面，人们也没有理由相信，墨子与同代的儒生，即那些使墨子得到早期教育的人，在这方面会有什么大的不同。
孔子提出的是思考问题的原则而不是真理的恒定标准。他给个人规定的责任是，寻求他们自己的真理，并为此而自由行事。但总的来说，人们并不期望得到理性的自由，因为这必然要求脑力的劳作。有人已经指出，即使在今天，在我们中间，“无论什么阶层、什么职业的人（包括大多数哲学家）都想得到这样的哲学：它们将是一下子建成的一个封闭体系，讲述的是有关个人和宇宙的所有终极性质和最后的定数”。 [48] 可是，孔子给人的心灵提供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令人深感惊奇的是，究竟是没有多少弟子能够很好地理解孔子的思想呢，还是在孔子尸骨未寒之时儒生们就开始建立他们的温馨的理性避难所（他们在其中找到了圣典和一贯正确的圣人们的令人欣慰的权威）呢？
关于早期圣王的传说迅速地成倍增加。我们在《论语》中看到的尧、舜和禹是作为古代贤明国王而出现的。但是（除了这本书的最后一篇，一般认为是后来的，而我们将在下文讨论它），除了大禹之外，《论语》中并没有说尧和舜是以非正常的形式（即“禅让”）成为国王的。 [49] 大禹被认为曾是农夫，但在某些地方也隐隐约约地认为他是皇室之后。《论语》宣称，任用大臣的时候，应该根据他们的德行从全体人民之中选拔，并说古代就是这么做的。 [50] 根据逻辑推论，下一步就应该认为，国王也不应该是世袭的，而是应该根据其德行和才能来选拔。孔子无疑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只可惜没有明确的记载来证明孔子直接地如此表述过。而在墨子这一代人当中，却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根据这一代人的说法，在古代圣王的时代，统治者以德行和才能为基础在全体人民中选择他的继承人是很正常的。学者们用这种学说完全改变了世袭贵族的处境，并最终告诉这样的贵族说，他们的王位不过是篡夺而来的，因为按理说，王位应该属于有才能和有德行的学者。
《墨子》一书最早表述了这一学说。因为这一原因以及其他理由，有人认为，这一学说是出于墨子的，但这未必是真实的。 [51] 墨子自己确实有过这样的观点，但是，他也引用了儒生的如下说法：“从前，圣王排列地位时，规定至圣之人做天子，其余的根据其美德往下排列，顺序担任大臣和高级官员。现在，孔子广泛精通诗和历史文献，鉴别了礼和乐，并拥有对所有事物的详尽知识。如果孔子生活在圣王的时代，他一定会被奉为天子。” [52] 孟子后来也说过几乎是同样的事情。 [53] 公平地说，关于古代圣王并非世袭王位、而是只能依靠他们的德行得到王位的思想，显然是产生于孔子死后不久 [54] ，并被儒家和墨家共同采纳的。
不过，某些儒生却是很谨慎地看待这种观点的。作为一种提高儒家学者之威望的宣传来讲，这种观点是很精致的，但是，如果贵族们过分认真地看待它，那么，对于倡导它的儒者来说是会有麻烦的。即使在今天，某些相当民主的人士还很欣赏立宪世袭君主制，认为这种体制具有政治稳定性。也有人认为，如果统治者四处寻找有道德的个人并给予他们王位，就很容易使那些最善于言谈的人戴上王冠，而现实政治就会出现混乱。这种糟糕的事情确实于公元前314年在燕国发生了。 [55]
作为古代圣王“禅让”传说的发展，有人声称，圣王在他们年迈之时让位给了有道德的大臣。在燕国，据说是国君要把国家交给他的相国（这个建议来自于这位相国的一个亲戚，此人是受了贿赂的）。国君做出了“禅让”王位的郑重宣布，这位相国表面上予以拒绝，但事实上却接受了。三年之后，燕国发生了暴乱，“几万人丧了命”。 [56]
孟子批评了燕国君主的弃国之举， [57] 并宣称只有上天才有权把国家给予不是世袭的王位继承者的那个人。孟子认为，只有人民接受这个人作为他们的国君，才是真正的天授王位。 [58] 荀子认为，在古代，官位是根据德行来任命的，为此，帝王死后，王位有时就不再属于帝王之家了，但他否认圣王在活着的时候就禅让了。 [59] 较晚一些时候的汉文帝（德效骞Homer. H. Dubs认为他的统治标志着“儒家影响”在汉代的开始 [60] ）把这种传说牢记在心。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发布诏书说，他完全应该“在整个帝国广泛地寻找一个有才能的、贤明的和有德行的人，好让他自己让出王位”。他说，无论如何他都不应该让他的儿子做他的继承人。可是，大臣们表示反对。他们（成功地）坚持认为，帝国的稳定只有依靠维护王位的世袭传承。 [61]
儒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能够遵循选贤任能的原则任命大臣，就必然会产生良好的政府。儒家学者坚持认为，这种选才思想，过去的君主曾经拥有过，当今的君主也都应该具备。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极大地提高了儒家学者们的威望。况且，这种思想也是对君主们可能会有的蛮干冲动的最有效的心理约束，因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这些专制君主们就能够成为专横的暴君。但是，如果这种思想真的被付诸实施，将会使王位成为最残暴的阴谋家的玩物。而且，如果一个专制君主相信他之所以得到王位是由于他的才智和德行，那么，与那种受过儒家思想之适当教育的世袭君主相比，这个专制君主就会更专横，更缺乏对理性的服从。因此，毋庸置疑，最有智慧的儒者一心要保持的把王位留给有德有才者的原则，只能被作为历史上的一个美丽而遥远的景观来保存了。
显而易见，所谓让有德者继位的说法并不是真实的历史。在古代中国，直到非常接近于孔子的时代，都很难让人相信一个平民出身的人会得到提拔，甚至去做高官，更不用说成为国君了。 [62] 另一方面，却有大量证据表明，重要的官职一般来讲都是在贵族世家中传承的。 [63] 但是，当学者们提出在古代是有德者做国君的观点时，他们就得提供能够证明此种观点的历史文献。和平常一样，需求刺激了供给。没过多久，就有大量的历史文献证明了这一点。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尧典》，而这篇文章（至少其初稿）显然是写成于孔子死后150年中的某个时期。 [64] 甚至在《论语》中，比如最后一篇的第一章，也被插入了一些有关尧、舜和禹相承传的语句。但是，这类说法与孔子毫无关系，并且很久以来就被认为是《论语》的外加部分。
很显然，在古代中国，至少早在周朝初年就有人开始写作伪书了。 [65] 但是，直到孔子去世后不久，这种伪作才开始光芒四射。到了孟子时代，竟然有了那么多可疑的书，以至于孟子说：“就是没有这些历史文献，（怀疑他们）也比全信它们的好。” [66] 然而，书籍的伪造者还是忙个不停，并且开始返回头来撰写那些被认为是历史上有过的书籍，其中一些书籍记载的是传说中所说的过去发生的各种事情，以及各种乌托邦式的空幻思想——这些都是他们期望在未来得以实现的东西。比如在《尚书》这本书中，只有四分之一的文献确实是写成于它们所说的那个时候，而其余的便都是伪造的了。对某些别的书籍来说，情形则更糟。因此，古代中国历史成了事实与虚构组合而成的大杂烩，其中固然有其辉煌灿烂的一面，但也有其近乎不堪造就的另一面。对这个庞然大物进行科学的学术研究尽管只是最近才开始的事情，但却在区分整理基本史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因为有了对孔子的如此理解，就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不仅有关他的生平和思想被完全歪曲了，更糟的是，他在世时的整个历史背景也已被伪造，以至于不可能正确地看到孔子这个人了。据称，在上古时代，得到王位的人靠的不是继承权而是德行，然而，孔子从未明确说过这种事情就是实情。总体来看，有许多事情想要说明的是，孔子信奉世袭原则（世卿世禄）。然而，事实上孔子不仅不信奉这种原则，而且还更加大胆地向前跨进了一步，坚持认为对于最高阶层的大臣的任命，应该根据他们的德行和才能，而不是他们的出身。
孟子出生在公元前400年后不久，大约孔子去世后一个世纪的时候。据说，孟子曾经跟随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弟子学习过。 [67] 在所有那些有思想流传下来的儒者之中，孟子是最早的一位，而且，我们有理由认为，传递给后人的孟子的思想基本上是未经改动的。那本大部头的被称作《孟子》的书可能是他的弟子编纂而成，它比那些号称是最古老的文本更可靠。孟子在世时也曾经像孔子一样周游求仕， [68] 并且在某个时候还真的得到了官职。 [69]
如同孔子一般，孟子也相信“人民是国家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的福祉必须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孟子还（以几近乎与孔子相同的字眼）认为“政府的权力是从被管理者的赞成中得到的”。 [70] 孟子甚至主张，君主在签署死刑命令之前，应该得到人民的同意。 [71] 他宣称，政府应该交由有德有才的儒家学者去管理，而且，儒者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不应该受到国君的干预，因为国君从未学习过如何进行管理。 [72] 对于孔子倡导的特殊的经济措施，孟子也作了改进。在关于自然资源的对话中，孟子发表的言辞听起来是非常现代的。 [73] 然而，孟子也足够精明地坚持认为（像孔子和康德一样），单纯的谋利动机不能作为国家制定政策的基础。 [74]
孟子同意孔子的观点，即无能的君主没有资格享有王位。 [75] 但是，孟子比孔子走得更远，宣称如果一个君主停止了为人民造福，人民唯一的义务就是揭竿而起，并取而代之。 [76] 可是，君主的大臣则应该用纠正君主之错误的方式而防止这一切的发生。 [77]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孟子认为，学者的地位是最有价值的和最荣耀的。他对国君给予学者的礼物发出抱怨说，不是礼物不够，而是赠送的方式有问题，它迫使学者们不得不向君主表示感谢。 [78] 孟子说，即使是帝王也不应该擅自召唤一位杰出的学者去见他，而是应该去拜望学者，正如“古代有能有德的君王”所做的那样。 [79] 孟子认定的另一项原则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一旦确立，即使学生是君王，也应该把老师视为父亲或兄长，而不是看作他的臣下。 [80] 既然大多数学者是儒者，那么，王公贵族的大多数私人教师也一定会是儒者，所以，在儒学得到世俗权力的过程中，上述孟子的原则注定要发挥重要作用。
作为儒家学者，孟子不仅坚持了上述种种主张，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将这些主张付诸实施，因为他在几个国家的朝廷上很受欢迎。回味着他的有说服力的主张，会让我们认为儒学的盛行就在前面不远的拐角处。但是，孟子——无疑是他那个时代最好的优秀儒者之一——也具有某些弱点，这些弱点在这个集群中的许多人中是有代表性的。
孟子其实是个附庸风雅之士。尽管他的日常生活和周游列国都很时新，但他还是深深地羡慕着那些生活更豪华的王公们。孟子深信，如果正义得以实现，他就会是帝王。 [81] 不过，既然做帝王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他就装模作样地轻视社会地位和奢侈生活，并表示自己不关心别的只关心道德。但是，就像某位淑女的表现一样，孟子矫饰得有些过火了。 [82] 在一些表述中，他不自觉地流露出了对世袭贵族的同情。孟子说：“管理政府并不难，只要不触犯世家大族的利益就行了。”在他看来，有了这些重要的贵族世家的赞同，一个人就可以“把他的道德学说传布到全天下”。 [83] 尽管孟子经常主张要根据德行授予官爵，但他也说：“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国君才应该提倡美德。因为，如果他一味地提倡美德，就会使社会地位低的人超过地位尊贵的人，而那些与王室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就会居于君王亲戚的上头，对此，做国君的能不慎重对待吗？” [84]
这种观点与孟子另外的一些表述是相当不一致的， [85] 当然也与孔子的思想有相当大的冲突。然而，这种类型的不一致遍及大量相对早期的儒家文献之中，因为儒生也是人。一方面，作为一个集群，他们参加了孔子发动的针对世袭贵族的斗争。但是，作为个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是贵族家室的后裔，而且，只有依靠某些特殊贵族的恩惠，他们才能得到官职、要职，可能甚至是他们的衣食。这样一来，他们的忠诚和原则有时会变得模糊不清。
尽管会有这种模糊不清，孟子还是一位人类平等观念的坚定信仰者。 [86] 我们可以说，他可能试图证明他和君主具有一样良好的本性，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他并没有明确主张他自己生来就比别人更好。事实上，孟子相信人性本善，认为所有人的本性都是良好的。而且，古代的伟大圣贤也不过是普通人，所不同的是，这些圣贤完全发展了他们的固有本性。孟子对这一观点的论述很多， [87] 并且从心理学上讲，时至今日还使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们深感兴趣。他对这个论题的思索是独到的和透彻的，不过，这一观点的结局却并不十分幸运。
人性本善的学说可以激励人们努力工作。因为根据这种学说，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达到成功的顶峰。但另一方面它也会抑制创造性，因为，毕竟人们不用去做什么就获得了德行。孟子确实说过人们应该修养他们的品格，但他却并没有同样严格地坚持要求每个个人应该履行他们命中注定的义务，而《论语》却坚持了这一点。这可能是自然而然的。当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集群刚开始与世袭特权阶层展开斗争时，肯定要强调以下事实：出身贫贱的人与贵族具有相同的美德。但是，当意识形态的斗争开始取得胜利时，斗争的重点就转移到了所有人的平等，而个人的存在也就被淹没了。因此，虽然那些法国哲学家们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是个人主义者，但革命的口号讲的却是所有人的平等。
具有孔子思想特色的斗争在孟子那里出现了松弛或缓和，这不仅体现在道德修养上，也体现在理性王国里。孟子认为，人性不仅是善的，而且也是一种缩影，即“万物完全就在人的自我之中”。 [88] 孟子以此推论出，依靠相对简单的反观自己内心的方法，人们就能获得宇宙万物的知识。 [89] 洛兰·克里尔指出，孟子之所以坚持这种观点，是因为他认为道德原则是宇宙中唯一值得关注的方面，而正因为有了这种信仰，与孔子相比，孟子才更少强调学习的必要性。 [90]
尽管哲学在当时的中国还很年轻，但有些人已经开始厌烦孔子的主张了。孔子的主张是，人们应该自己去寻求真理，并且不断地根据新的经验去纠正对真理的理解——这不仅是每个人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但是，那些厌烦孔子此种学说的人想要得到一种简易之法；当然，他们找到了它。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孔子和孟子所持的判断人的品格的方法。孔子说：
仔细审察一个人的奋斗目标，观察他的追求这些目标的方法，并观看能使他得到满足的东西。（这样一来，）一个人怎能掩藏住他的品格呢？ [91]
但是，孟子拥有的是较为简约的方法，即：
孟子说：“在一个人的所有器官中，没有什么能比眼睛瞳孔更精良了。它不能隐匿邪恶。如果胸中一派正气，瞳孔就会闪闪发亮；否则，它就是暗淡无光的。倾听一个人的说话并观察他的瞳孔，一个人怎能掩蔽他的品格呢？” [92]
孟子的这个处方几乎具有魔法般的绝密效用。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特性一再出现在中国思想史中。
就学习意味着探索一种个人对真理的理解而言，简易之法的探求就意指更少的学习活动。这种简易之法，尽管相对来讲不太看重学习，但却并没有减弱而是加强了对于古人和被认为是经典的那些书本的重视。如果人们不愿意自己去寻求真理，那么，他就得拥有供他方便使用的现成的书本和传统说法。因此，孟子的一种说法极像墨子而非常不像孔子，那就是：“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一个遵从先（圣）王之道的人却犯了错误。” [93] 那些想做完美的国君和大臣的人“只需要模仿尧和舜就够了”。 [94] 尧和舜的政治不仅是完美的，而且适合于所有的时代和地方，所以，孟子说，在国家税赋方面，要以尧和舜的标准为标准，任何程度的增加和减免都是犯了同样性质的错误。 [95] 尽管孟子没有像孔子那样很强调学习文献，但他还是从文献中引用了大量内容。 [96]
既然孟子的思想在许多方面相当不同于孔子，我们就可能要猜想，展现在《孟子》中的孔子会很不同于《论语》中的孔子。可是，就总体上来讲，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我们在《孟子》中看到的孔子更像是《论语》前15篇中的孔子而不是后5篇中的大部分章节所描绘的孔子形象，而这后5篇是后来编集而成的。 [97] 根据这种一致之处，我们完全可以说，《论语》和《孟子》中的有关孔子的记载是正确的。不过，正是因为这种记载太多了，才使得有关孔子的传统说法在后来发生了完全的改观。孟子深信，孔子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并觉得有必要解释为什么孔子未能成为帝王。 [98] 让孟子认识到以下实情是困难的，那就是：即使在一个具备了良好条件的时代，孔子也根本不会得到政治地位。而且，在他的时代，孔子确实从未得到过一个真正的有实权的官职。因此，尽管孟子反对给孔子编造的某些故事， [99] 但他还是认为，在大多数时候，甚至在周游列国期间，孔子也是有官职的。孟子还断定，孔子曾经是鲁国的司寇。 [100] 《孟子》中所记载的孔子担任司寇的这一章节，是认为孔子做过如此高官的最早记述。 [101]
即使孟子本人并未在很大程度上错误地传达孔子的思想，但《孟子》这本书却做了大量的这种错误传达。因为《孟子》是我们拥有的最早的明确讨论儒家哲学的著述，并且它比《论语》更容易理解，那么，一种相当自然的看法就是，那些《论语》中模糊不清的地方或孔子的学生们未加记述的地方，人们就可以（有时是无意识地）用《孟子》的记载加以补救。于是，孟子在某种场合下为世袭贵族所作的辩解， [102] 以及对封建制度表现出相当的兴趣等事实，就为那种认为孔子是封建主义卫士的观点提供了支持。既然孟子说过人们需要做的只是效仿古代圣王，就有人断定孔子也作过同样的告诫。
当孟子说“所有事物完全在一个人的自我之中（万物皆备于我）”时，他讲的是一种倾向于神秘主义的方法，或者至少是非常不同于孔子遵循的常识。孟子的以下两种说法走得更远。他先说：“大众一生追随着大道却没有理解它。” [103] 在描述圣王治下的人们的生活时，他又说：“他的人民有一种深为满意的态度。即使圣王杀死他们，他们也没有怨憎；当圣王做了对他们有利的事情时，他们也没有感觉到从中受益。他们每天都在向善进步，但却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无论何处，只要是真君子经过，事物就有了变化。无论真君子住在哪里，他的影响都像是神灵的影响；上下飘荡，与天地合为一体。” [104] 这种说法与道家书籍中的某些章节极其相似。 [105] 如果《孟子》中的这些部分是真实可信的，那么，它就说明孟子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 [106] 总之，这种现象使人们充分认识到，道家思想很快就开始深刻地影响整个儒家思想了。
要对道家学说做出确当的叙说得写上好几本书，但我们在此需要的是一个简要的概括。众所周知，最重要的道家著作是《老子》和《庄子》。传统观点认为，《老子》（亦称作《道德经》）是由稍早于孔子的一位名叫老子的人写成的。最近的研究证据表明，老子可能是传说中的人物，并且称作《老子》的这部书的完成不会早于孟子时代前后，如果能有那么早的话。这后一种观点显然是正确的，并且在当今大抵已为多半学者所接受，尽管这个问题仍在争论之中。 [107] 一般认为庄子是大约与孟子同时代的人。《老子》和《庄子》不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一些学者认为，甚至晚到汉代，它们还被改变和增补过。它们并没有显示出共同的哲学思想，而实际上在这两本著作中还有许多内在的不一致之处。不过，它们也的确是呈现出了一种明显的道家思想类型。
道家思想基本上是对当时流行的种种思想形态的反动。统治者和他们的走狗有意尽其所能地奴役和剥削大多数人。儒者和墨者以他们不同的方式宣称，人的义务就是加入到为和平、正义和对人的仁慈而进行的斗争之中。道者则宣称：“这两家说的都是多余的！”作为个人，他们有权利过他们自己独立的生活。人们谈论人的义务，但谁知道它们是什么呢？人吃牛排，猫头鹰吃老鼠，哪个才是正当的呢？ [108] 如果所有事物都是相对的，儒者谈论的仁慈和正义之类的东西又怎么能有其确定性呢？“从前，庄周（即庄子）梦见自己是个自得其乐地翩翩飞舞的蝴蝶。他不知道他是庄周。突然他醒来了，并再次成为他自己。但现在他却不知道他到底是以前庄周做梦中的蝴蝶，还是现在蝴蝶做梦中的庄周。” [109]
这基本上是一种神秘哲学。对孔子来讲，“道”是行为方式。但是，对道家来讲，“道”则是宇宙的基本原则和质料。它本是无形、无欲、无争的，是至高无上的满足和幸福。它存在于天和地之前。在各种事物和制度的发生过程中，人们逐步远离了他们的原初状态，而在原初状态中，人本来是无所谓善与乐的。因此，所有的人为之事都是坏的。所以说，只是在“道”停止了存在之后，德行才开始流行。 [110] 学习是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我们可能使自己过度紧张。 [111] 无论如何，“聪明的人并不博学，博学的人并不聪明”。 [112] “一旦我们放弃了学习，就再也没有什么麻烦了。” [113] 作为人造机构的政府是一个错误。“小毛贼锒铛入狱，大贼寇却成了诸侯。” [114] 《老子》以非常相似于儒家的方式猛烈攻击暴虐的惩罚、过度的税赋和不断的战争。 [115] 道家的圣人看重知足，即使给他们以高官，甚至是王者之位，他们也会拒绝的。 [116]
道家思想追求中的这一方面几近乎纯粹的个人主义。“道的真正目标是节制个人的欲望。” [117] 当一位道者问庄子如何治理天下时，庄子回答说：“让你的心灵找到它对纯粹天真的享受，使自己混沌于宇宙的基始元素中，与万物成为一体，遵循事物的自然规律，不作自私的考虑。能做到这些，世界就会被治理得很好了。” [118]
因此，追求幽远的道家思想是具有挑战性的、卓越的和首尾一贯的。道家哲学的基本核心触及到了每个中国人的心灵，无论他属于什么思想学派和宗教派别。它使许多人产生了怀疑主义、高度的忍耐性以及不受外界环境影响的享受生活的能力。没有它，中国的绘画和诗歌将是非常不同的另外一种模样。总之，道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可是，道家思想另外的一个方面却产生了不那么令人乐观的结果，因为它认可了极权主义。尽管这可能被看作是对“纯粹”道家思想的背叛，但是，道家思想的这个方面却存在于甚至是最早的道家著述中。具体说来，根据道家的思想，既然道家的圣人认为他与宇宙整体是同一的，那么，侮辱、伤害甚至是死亡就都不能奈何他。因此，他是攻不破的，并且（要注意这样的变化）也就是压制不住的。既然他不能被抬升或降低，他就是所有生灵中的至高无上者。 [119] 因为他与道同在，所以就具有了道的属性，并且握有自然本身的强大力量。他像天和地一样不讲仁慈。不论他对百姓是仁爱的或是暴虐的，都会从根本上视他们为他的玩物。 [120] 事实上，道家的圣人起的是上帝的作用。
既然人们应该回归到原初自然质朴的状态，至少对某些道家人物来说，就很难抵制这种想法：他们应该强迫人们这样去做。因此，在道家人物可以“控制世界”以及他们应该如何管理世界、压制人民并使他们无欲的方法之中，人们就看到了相当令人惊讶的表述。《老子》告诉我们：“圣人治理世界的方法是，掏空人民的头脑，填饱他们的肚子，削弱他们的意志，强壮他们的筋骨，使他们一直保持在无知无欲的状态中。” [121] 在《庄子》中我们则读到，“法律就是严厉而苛刻的，并且一定是要公布出来的”。 [122] 这样的一些思想与道家思想的哲学核心明显是相冲突的，并且它们代表的是对其思想核心的曲解和滥用，但是，它们却有着极大的影响。
《老子》从未点名道姓地提到过孔子或儒者，尽管它明确攻击了他们的哲学。 [123] 《庄子》认为儒学是它的首要敌人，并在其33篇中不下21次地论及孔子。在某些章节，《庄子》直接攻击孔子，指责他有不正当的品行，并对他加以嘲笑和辱骂。 [124] 可是，一般来讲它的做法是相当精巧的，并声称孔子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方法是错误的，于是就改信了道家思想。因此，孔子不断地被引述为用十足的道家方式在讲话，并取笑那些实践儒学的人。
在今天，尽管相对来讲没有多少学者相信这些故事，但过去却有许多人认为，由于老子的作用，孔子在其晚年改信了道家思想。但是，这些故事有许多漏洞。不能说《论语》全部出自（被认为是发生过的）孔子改信道家思想之前的时期，因为有证据表明，还有一些相反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也就是说，《论语》中的一些内容明显带有道家思想的痕迹。 [125] 不过，《论语》并没有指示出孔子的思想有过向道家思想的转变。 [126] 而且，《庄子》塞进孔子口中的言辞在孔子时代是不为人所知的。 [127] 最后，《庄子》本身在孔子改变思想之日期的问题上也是不一致的。孔子被说成是早在51岁时就通过老子而受到了道家思想的教诲，并在60岁时改变了思想。 [128] 然而，《庄子》的另一章却引述孔子的话说，他在65岁时还从未听到过道家学说；从时间上讲，他曾经再次改信了儒学。 [129] 不过，在这本书的另一部分里，孔子直到71岁时还是个死不改悔的儒者，这显然是不认为孔子是个道家人物。 [130]
在读了这些带有令人眩目的怪异之论和表现出严格犀利的批判精神的道家著作之后，没有一个现代人不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毫无疑问，它们以其霹雳般的冲击力撞击了古代中国的思想界。很大一部分自称为儒者的人也受到了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根据《庄子》某些部分的记载，孔子自己不也是最终成为老子的弟子了吗？因此，我们在《论语》的后边部分（这是相对晚一些时候附加上去的）就发现了大量道家思想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了被认为是孔子本人所说的话语。 [131]
这仅仅是儒学受到一种思想类型全面渗透的一个方面，而此种思想类型，即使不全是道家的，也与道家思想有联系。儒者群体中的寻常之辈认为，孔子式的获得真理的方法——刻苦学习和有条理的思考——真是太费力气了，而《老子》却提供了一种较为简易的途径，那就是，如果一个人达到了道家圣人的智慧高度，他就会“不用出门而知道了整个世界，不看窗户外面就见到了天道。……所以，圣人不外出也知道，不看事物也能正确地称呼它们，不工作也有收获”。这对于某些人显然是最具吸引力的。 [132]
另一个获得知识的捷径也被找了出来，那就是大约在这个时代前后成熟起来的如下理论：万物都由阴和阳（消极的和积极的原则）组成，在此基础之上，复杂的自然现象也能非常容易地得到解释。 [133] 人们也开始迷上了数字，认为它们是打开宇宙奥秘之锁的一把简易的钥匙。 [134] 这些原理被运用在了对一本叫作《易经（变化之书）》的古代占卜手册的研究上了。这本书的原初部分（卦辞和爻辞）早于孔子时代，但现在却有了十个附加部分，叫作“十翼”（“翼”是翅膀、辅助之意）。它们来自各个时期，但所有的都比孔子要晚，其中某些部分可能不会早于汉代。 [135]
为了使“十翼”具有权威性，它们被说成是由孔子编撰的。其实，它们只有7篇而不是10篇，其中头3篇中的每一篇都被分成两部分。它们显然有不同的作者，所以应该个别地加以看待，但这会过度延长我们的讨论。总的来说，它们是对《易经》原初部分之思想的评论和引申；它们比原初部分更易于看懂，也更有哲学味。“十翼”的第三和第四个部分（《系辞》上、下）经常有“夫子说（子曰）”这样的字眼，这明显是指孔子。 [136] 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孔子不是它们的作者。
“十翼”中的常用词几乎是孔子从未讲过的，同时，这些词汇并没有出现在与孔子时代一样早的任何古代文献中，也没有出现在《论语》以及甚至晚到像《孟子》这样的著作中。这个结论也适合于二元论的概念“阴”和“阳”，它们出现在整个“十翼”中，除了最后两部分（《序卦》、《杂卦》）。同样，“地”的概念，作为在形而上学的天地二元论中的“天”的对应部分，是在前儒家的文献中看不到的，并且没有出现在《论语》中，但它却作为一个明确的形而上学词汇出现在除最后两篇的所有“十翼”之中。 [137] 这些后来的词汇没有出现在“十翼”的最后两篇之中，这无疑是意味深长的，但对我们现在的研究却没有什么重要意义。这两篇论文极其简约，并且绝对肤浅，根本没有理由认为孔子会劳心费神地去阅读它们，更别说去写作这种琐屑的东西了。
“十翼”的大部分其他篇章也是很浅薄的。其中的很多内容是荒谬的，而其不太荒谬的篇章中的大部分也是绝对陈腐和平庸的。这样的作品使人想起当今出版的那些手相学、骨相学和超科学之类的手册。他们的作者，词汇丰富而思想贫乏，企图使用令人印象深刻的词汇来掩盖这样的事实：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东西。
孔子没有撰写“十翼”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是如下事实：弥漫在它们之中的哲学不仅不存在于《论语》之中，而且与《论语》中的哲学完全相反。《论语》说孔子不讲“怪异现象”或神灵。然而，“十翼”的第四篇（《象》下）却说：“夫子说：‘……云跟从着龙，风则跟从着虎。（云从龙，风从虎）’”而且，从总体上讲，“十翼”充满了神奇的和形而上学的语言。孔子认为，知识是一种通过经验和思索而艰难得到的东西，但《易经》却提供了一种相当简易的方法。人们只需要学习这本书，学习它那神秘的数字科学（“与万物对应一致的数字是11，520”）和它的六条线的卦象，就可以极其有效地“知道所有事物”。 [138]
如果孔子认为有如此简便而有特效的方法能够解决所有的疑虑，那么，对于这样的事实，他就应该在《论语》中做出某种程度的提及。然而，除了《论语·述而第七》“加我数年”章（这一章无疑是后来插入的）外， [139] 根本就没有提到过这回事。而且，没有任何一种早期资料说过孔子曾以任何方式进行过占卜。有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占卜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普通的做法。在孔子时代之前好久，殷商一朝，人们就不断地寻求占卜的指导，到了周朝早期，这种做法仍在继续。 [140] 《左传》和《春秋》的记载证明，就在孔子在世时，并且就是在他的家乡鲁国，占卜也是习以为常的，个人和政府都使用它。 [141] 《易经》也告诉我们，君子在行动之前总是要问卜的。 [142] 然而，就我们知道的而言，孔子从未求助于占卜。孟子显然也是如此。
事实上，《易经》“十翼”大部分篇章中的占卜哲学和世界观与孔子思想以及与即使是最早的儒家思想都是不相干的。一些中国的、日本的和西方国家的学者都同意这个结论。 [143] 在《论语》的一章中，孔子提到了占卜，但他批评了这种做法。 [144] 正如傅斯年指出的：“孟子没有说过有关《易经》的一个字，而荀子则是顺便提到过它。……他谴责了占卜的做法。” [145] 当荀子列举儒者应学之书时，并没有提到《易经》。 [146]
可是，没有理由要求儒家学说应该只由孔子和几位大儒去创造。吉本很恰当地评论道：“一种怀疑主义的和保留意见的状态可以使一些具有探索性的心灵感到欣喜。但是，对大众来说，迷信活动是那样地投其所好，以至于如果他们被强制性地从美梦中唤醒，就会痛惜失去了使他们感到愉悦的美好幻景。” [147] 在古代中国和古罗马，就有人采取步骤去恢复此类迷信做法。有大量儒生向往道家思想，需要打卦问卜，所以，他们就需要孔子认可这些东西。在“十翼”中，他们得到了所有这三者。
“十翼”无疑是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大杂烩。 [148] 它的一些篇章反复引用孔子的话，视他为最令人尊敬的“夫子”。因此，孔子被用来称颂《易经》的完美，并把它推荐给所有人。 [149] 在“十翼”所引用的孔子的话语中，完全承认了《易经》的寻求真理的简易之途，并且孔子还问道：“有什么必要去思索？有什么必要而焦虑？” [150] 这些话还一字不变地出现在道家著作《庄子》之中， [151] 所以，这些话显然是从《庄子》这本书取出，并被“十翼”塞进了孔子口中。可是，有关这方面的思想，我们有出自《论语》的孔子更早的观点。孔子说：“一个人如果没有长远的考虑，就会有近在手边的麻烦。” [152] 《庄子》引述了孔子的这句话，并把它扩展成一段伪造的文字，说孔子曾经研究过八卦和阴阳。 [153] 到了汉代，孔子被宣布为“十翼”的作者。尽管这个观点一再受到怀疑，但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学者仍然认为孔子撰写了其中的某些或全部篇章。
然而，有一个事情被遗漏了，那就是《论语》并没有提到过《易》。不过，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一些学者认为《论语·述而第七》“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中的“易”字是被作了改动，以使它显得像是指的《易经》罢了。另一些学者则直接认为，这一章是附加进去的。 [154] 《述而第七》“子疾病，子路请祷”章也被改变得像是指占卜，但对这一章的改头换面的说法只出现在一部道家著作中，在《论语》中却并没有发现一处地方传达出了这样的内容。 [155] 另一些可能是附加在《论语》中的章节仍然处在这种相同的影响之下。《子罕第九》引述孔子的话说：“凤凰不来了，河里也不再呈现图画了。我算是完了！” [156] 凤凰是一种预示好兆的鸟，河图是一种算命卖卜的图案。孔子在其他地方从未提到过这些内容。顾颉刚指出，这一章等于是说《论语》中的孔子是相信超自然的；顾氏直截了当地指出，它“暴露出了重大的嫌疑”。 [157]
中国思想界的新思潮使人们对于孔子的看法产生了很大变化。这可以从几本书中寻得线索。
《左传》已被多次提及。要想了解周朝的历史，这本书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独一无二的资料来源，不过，它是一座信息与讹误兼而有之的金矿。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是，以许多不同的标准为基础，它的编纂日期是在公元前300年左右。 [158] 一般认为，这本书的内容是对《春秋经》的注释，但有许多学者指出，《左传》的很多地方与《春秋经》的记载根本没有关系。所以，《左传》更可能是一部合成之书，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古老的文献。不过，它显然并不仅仅是由一些五花八门的材料拼凑而成的。相反，常镜海的观点是很正确的，他说：“《左传》具有一种突出的动机。……其中的事实都是被筛选过的，以便说明历史学家个人的信念……” [159] 从总体上讲，它体现的是儒家的观点，尽管还散落着一些与儒家观点相反的章节，但在这样的一部巨著中，这种不同并不突出。
显而易见的是，《左传》的作者或作者们一方面是以真实的历史文献作依据来编写这本书，而另一方面又毫不犹豫地对这些材料加以润色，以便证明他们的观点。我们很难以任何其他理由说明《左传》所具备的首尾一致的特点，这一特点体现在一次又一次的预告未来上，而这种预告，通常都具有毫厘不爽的准确性。 [160] 马伯乐指出，公元前629年该书做出的一个预言说，在300年后将要发生一件事，而事实上刚好发生在公元前320年， [161] 这显然是《左传》的编纂者们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把这样的预言性的材料加入到了书中。这本书也经常使用那个时期（公元前300年左右）的语言，其中充满了诸如此类的现象：超自然的预言、龙、邪恶的鬼怪、六天后复活的尸体、会讲话的石头，以及其他等。 [162] 它经常提到用《易经》来占卜（有着不可思议的应验），还多次引证“阴阳”和“五行”（通常被译作“五种元素”）的概念，而事实上在《左传》所记载的那些事件发生的时代（公元前722—前466年间），这些概念还不为当时的人们所知晓。 [163] 这个事实甚至使现代的一些颇具鉴赏力的学者产生误解，认为这些概念早就存在了，因为它们在《左传》的对话中被提到了，而《左传》又被看作是写成于东周早期的文献。
不过，有大量证据表明，《左传》中的许多对话是虚构的。人们已经确定了的产生于那个时代的其他著作都具有《论语》那样的语言简洁的特点，但《左传》所使用的却是冗长而不乏细节描写的语言，即使是密谋之会也不例外，并且暴露出人们内心的赤裸裸的动机。这是一部具有杰出创造性的作品，但是，作为历史记载，《左传》只能与莎士比亚的《朱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而不能与凯撒的《高卢战记》（Gallic War）相提并论。然而，它与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作也不尽相同，因为《左传》的首要动机既非艺术又非历史，而是政治宣传。因此，每个长篇讲话都是偷偷地塞进一些儒家教条。结果是，这种夹带在有些时候就显得很不适当。据此书记载，鲁国的一位高级官员作了一次冗长而高调的讲演，说的是不能宽恕弑君之罪。可是，他在另一场合曾公开承认他自己曾犯过这种重罪。而且，在这番高谈阔论（被认为是作于公元前609年）中，这位官员不断提及尧、舜和其他一些人物，但这些人物都是在后来的传说中才出现的。因此，我们一定得以极大的疑虑看待诸如此类的谈说。 [164]
“蛮夷”之邦的楚庄王（公元前613—前591年在位）是一个淫逸、暴虐和好战的君主。当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位大臣杀死了它的完全沉湎于酒色之中的君主时，楚庄王便进攻了这个国家，占领了它的领土，还车裂了这位大臣。 [165] 这位大臣的母亲是一位有名的美人，楚庄王就想把她带到他的后宫中去。但是，当有人劝告他这样做很失策时，他就把这位美女赐给了他的一个属下。楚庄王不断发动侵略战争，直到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 [166] 然而，《左传》却记载了这位武夫的几次讲话，那被认为是在他在位的中期所讲的。在这些讲话中，楚庄王使用了相当儒家的词汇，详谈了人性和善良信仰的必要，谴责了战争，并自责为残忍的侵略者。 [167]
《左传》的作者或作者们显然不认为他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妥。相反，在他们所认定的任何合适的地方，他们都会有意识地把那些琐碎的、令人厌烦的儒家说教加入到了行文之中。另一方面，他们并未改变他们所掌握的历史事实，这说明他们还是有良心的史学家。至少，他们没有把这些事实改动得太厉害，以便使他们为他们笔下的人物所写的讲话看上去完全有道理。当然，在这些插入的想象性讲话中，也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麦考利（Macaulay，1800—1859，英国史学家）写道：“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和奎恰迪尼（Guicciardini，1483—1540，意大利史学家）模仿李维（Titus Livius，公元前59—公元17年，罗马历史学家）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古希腊历史学家），为他们的历史人物撰写了讲话。”而他担心的是，这种做法仍旧（在1828年）被某些欧洲作者所遵从。 [168]
当然，我们并未奢求《左传》中的儒学观点会与孔子的学说相一致，或者它所描绘的孔子完全是符合历史真相的。很自然的，这本书中的孔子不仅可以预言未来、显示出超自然的知识，而且还跟一个精通龙的知识和其他玄妙学问的人学习过。 [169] 根据《左传》的记载，孔子的家世是那样地有迹可查，以至于使孔子成了商朝天子的后代和宋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这样的说法丝毫不会令人吃惊。 [170] 《左传》还引用孔子的话来责骂那些对当权者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的人，说他们是轻举妄动的。对于这样的记载，其实我们也不必过分惊讶。 [171] 它们充分说明，到了《左传》成书的年代，在那些自称为儒者的人们当中确实出现了许多“明智”的人，他们深知，审慎好过勇猛。
使人惊诧的事实是，这本历史书尽管在时间上涵盖了孔子一生，并且是在儒者的主持下有意图地写成的，但在实际上却与孔子的生平没有什么正面的关系。其中没有孔子传记，甚至没有与传记写作有关的材料。 [172] 《左传》中与孔子有关的记载只是非常少的一些零散事件，并且其中的某些事件很显然不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其中的一例是认为孔子长期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并且还记载了一则轶话，而这则轶话是很荒谬的，以至于18世纪（在朝廷主持下）组成的一个校订《左传》的中国学者委员会把它删掉了；这些学者还引述了许多以前的批评家们的观点，认为这样的轶话是“俗儒”的伪造。 [173]
《春秋经》的另两种早期注释叫作《公羊传》和《穀梁传》，尽管它们都是儒书，但对孔子的生平却几乎没说什么。但奇怪的是《国语》中的情形。高本汉认为这部书大约写成于《左传》成书的时代。 [174] 在有关鲁国历史方面，《国语》共有两部分。我们确实希望在这本书中找到孔子的生平事迹，但却根本没有这样的记载。它仅仅提到了一些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孔子是被当作一位智者而接受咨询，通常被问到的又是些超自然的东西，而孔子所做的答复经常提到神灵和预兆。 [175] 但是，在这部书的记载中，孔子没有得到什么职务。以上分析说明，在孔子去世后200年左右的时候，他的生平事实已经鲜为人知，后来逐渐出现的填补这些空白的传奇的丰富发展在此时还只是个开端。
对于孔子生平记载甚少的情形并没有保持多久。生动的想象很快便弥补了无论什么样的历史空白。有关孔子生平的产品获得了大丰收，并被汇集在一部叫作《孔子家语》的书中。对于这本书的成书时期，学者们是有争议的。韦利认为它“代表了公元前3世纪儒家传奇的发展”，其他学者一致认为它是公元3世纪的伪书。 [176] 毫无疑问，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书与古代也叫这个书名的那部书是不一样的，但也有人认为，那本叫作《孔子家语》的古书仅仅是被部分地作了改变或增补，最终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希望从这本书中找到有关孔子的确凿信息。即使其中的某些事件是真实的（而有一些可能是真的），也已经与不可靠的荒唐事情混杂在了一起，使它在整体上难以让人相信。在这本书中，孔子反复识别预兆并预言未来。事实上，它还引述一位孔子弟子的话说，“夫子无所不知”。 [177]
像这样的书，以及其他晚出的和虚构的关于孔子的故事和传说，与《论语》相比，在描绘为人们所能接受的总体上的孔子形象方面更有影响力。这样的结果是很令人痛惜的。不过，我们已经看到了荀子的抱怨。荀子认为，在他的时代，太多的儒生是贵族的食客和走狗，《孔子家语》恰当地反映了他们的谄上傲下，并借孔子之口肯定了严重的阶级差别。 [178] 孔子还被描绘成这样的一个人物：策划大规模的阴谋，使东部的大部分地区陷入血腥的战争之中，以避免鲁国受到单独的进攻。 [179] 这是已经被证明了的历史时代上的错误。它也使孔子赞成“欺骗野蛮人”，并建议对一些罪行，包括“发明奇怪的衣服”处以死刑。在这两个方面，它与《论语》的记载截然相反。 [180] 诸如此类的情形还有很多，但是，若要一一列举它们，将是件单调乏味的事情。
在《孔子家语》的伪造部分中，我们很难确定它们到底对孔子有多大程度的心存恶意。可是，这部书无疑是在强烈的道家影响下写成的。《孔子家语》说孔子整理了占卜之书并用《易经》问卦。 [181] 它至少有一次把《老子》中的语句塞入孔子口中。 [182] 《孔子家语》还说孔子找到了老子以便跟他学习，这与某些别的晚出之书之所为如出一辙。它让孔子甚至在见到老子之前就称他为“我的老师（吾师）”，还认为孔子只是在受到道家圣人的启迪之后，才开始获得巨大名望。 [183] 在仔细核实了那个关于孔子和老子之间进行对话的故事之后，人们只能同意沙畹的看法，他认为，这种故事是“道家人物的发明。……他们进行了最自由的想象，并且大言不惭地肯定了它的准确性……” [184]
还有一些书讲到了孔子的祖先，这些书（尽管其中的一些伪称很古老）经过批判性的研究之后，成书日期被定在了公元前3世纪或更晚的一些时候。我们不可能弄清所有的这些故事。总而言之，《孔子家语》讲述的有关内容与这些书中所说的孔子祖先的大部分情形都是一致的。无论如何，要寻求了解真孔子的人们是不能没有任何保证地去使用它们的。
最后一位早期硕儒是荀子。他的生卒日期无法确定，但他显然是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的整个前50年当中。 [185] 荀子出生在北方的赵国。他旅行到了齐国，并在那里得到了一个官职。后来，他到了南方大国楚国，并且也曾任职。另外，他访问过秦国。所以，荀子的经历很可能比孔子和孟子更广泛、更多样。这个事实反映在了他的思想中。
荀子是世界性的伟大思想家之一。他的大部分思想是那种令人钦佩的、我们喜欢用我们俗气的乡土观念称作“现代”的那种东西。仅是他的《正名》篇就有比某些哲学家的全部作品具有更透彻的分析和更深邃的智慧。 [186] 他的很多思想是儒学高度理性的传统向着新的明晰阶段的逻辑发展。尽管（其原因我们马上就会考虑）他在后儒中不太被欣赏，但是，后世儒学中的大部分精彩篇章都留下了荀子思想的清晰印记。他极大地发展了“礼”在教育中所起作用的理论，而这一理论，在孔子那里仅仅是提了出来。事实上，具有很大影响的经典——《礼记》——中的一大部分一字不变地抄自那本叫作《荀子》的书。荀子率直地谴责他那个时代光芒四射的迷信思想。他把天解释为自然秩序，并宣称，与其害怕预兆和鬼怪，还不如害怕腐败的政府和混乱无序的政治。有人问他为什么祈雨之后就下了雨，他回答说，无论祈雨者是否祈求，天都会下雨的。 [187]
在某些方面，荀子的思想标志着早期儒学的高峰。但是，中国人有句格言说，最伟大的成功时刻也是衰败开始的时刻（“盛极必衰”）。在某些方面，荀子毋庸置疑地扭转了孔子所开创的儒学的发展方向。其基本的原因是，荀子对人性缺乏信心。孔子思想的基础是相信协作社会的可能性，在此社会中，人们将彼此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地在一起工作，也就是说，组成社会的人们不仅仅像群聚的羊那样需要被驱使，而且应该在选择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时候发挥一定的作用。可是，荀子认为，人们必须被严格地指挥着进入他们应走的道路中去。
孟子在他的几乎是出于情感上的对人性本善的坚持中，已经超越了孔子说过的任何东西。可能是因为荀子具有不同文化环境的较广泛的经验，以至于坚持认为不能依赖人性使人成为善人。荀子看到，同一种人在不同的环境中会逐渐变得非常不同，为此，他强调了后天训练的突出作用。 [188] 他还宣称，“人性是恶的，他的善性只是后天接受训练的结果”。 [189] 我们见到过墨子传布极权主义。荀子的思想则是，除非经过适宜的训练，否则人们将永远会被“自私、不道德和不公正”所促动，顺着这样的方向一直走下去。 [190]
如果人本来就是恶的，就得有某种外来的东西加诸人身，使人变善。荀子告诉我们：“所以，先前的（圣）王为人们发明了礼和义。” [191] 在荀子看来，智慧和道德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真理，人们可以学习它，但却不能给它添加什么。实际上，没有合格的教师，人们甚至都不能学习它；而对于这样的教师，人们必定是从不敢表示异议。“一个人不认为他的教师所拟定的规则是正确的，而偏爱他自己的方法，这好比是让盲人辨别颜色，让聋子辨别声音；他不可避免地要走上混乱和错误之途。” [192]
一个人逃脱他的天生邪恶的唯一方法就是学习，所以，荀子着重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但在荀子看来，学习，并不是如孔子所主张的，是一个“听到和看到更多东西（多闻多见）”，进而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智力进行理解的进程。 [193] 而在荀子这里，必须把学习限定在明确划定的论题之内。在此，荀子可能受到了道家学说的影响。可是，荀子并没有像许多儒生那样被道家学说弄得昏头昏脑。他率直地反对道家思想中粗俗的迷信观念和神秘主义，还点名批评了老子和庄子。 [194] 不过，道家思想在他的时代是那样地盛行，以至于他很难避免受其影响。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孔子是一位极其严厉的学生的监工，他要求学生们不懈地探求真理。道家人物嘲笑这一点，宣称这种努力是无益的和危险的。道家的这种立场是要求顺应人的自然欲望，而不能说是懒惰的表现。《庄子》说：“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知识是无限的。用有限去寻求无限，的确是危险的。” [195] 荀子用不同的字眼明确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196] 因此，荀子责难所有的学习和研究，除非这样的学习和研究不超出他所划定的范围，因为他认为他所规定的范围才符合真正的思想传统， [197] 他甚至还特地为此开列了一个学习经典著作的清单。他说，学习“开始于诵读经典，结束于学习礼”。 [198] 正如德效骞所说：“荀子把儒学发展成为一个权威主义体系，在其中，所有真理都来自圣人的说教。” [199]
这种权威主义并未止步于知识领域。既然荀子认为过去的圣王创制了约束人民的礼和义，那么，有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思想发展就是，荀子对某些所谓的异端思想感到痛惜，并宣称当今明智的国君应该“以独裁对待人民，用大道指导他们。……并用刑罚去约束他们”。 [200] 冯友兰认为，荀子的这种思想之所以应该受到指责，部分地是因为，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在稍后不久便处在了法家极权主义的控制之下了。 [201]
因为孟子讲了所有的人一样地性本善，荀子就反过来说人性本恶。根据双方的观点，所有的人都处在同一水平上。但荀子比孟子走得更远，坚持认为人应该根据才能而不是世袭特权而获得社会地位。 [202] 然而，无论其根据是什么，荀子强烈地相信阶级的区分，还宣称这对于良好秩序来说是必要的。与孔子想望的“富民”不同，荀子主张，为了各阶层的利益，应该由圣王把人们分成“穷人和富人，贵族和平民”。 [203] 那些处在贵族阶层的人将“受到礼和乐的节制”，而普通人则应该受到严刑峻法的控制。 [204] 在此，荀子又一次与孔子分道扬镳，并预示了将在以后出现的那些有才能的新儒家贵族的特权。
《荀子》这本书所提及的孔子的大部分言论与《论语》中的孔子的言语相比是极其不同的。这部书自然也出现了一些故事。它们不仅说孔子是鲁国的司寇，还说孔子因此就使人民的面貌焕然一新。 [205] 然而，这部书总的来说并没有多少不可思议和不能令人相信的内容。可是，《荀子》的最后六篇就不那么可靠了。其中包含了一些怪异的轶闻，并把孔子提拔到了鲁国“代理宰相”的位置上。可是，这些篇章无疑是后来加入到书中的。 [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