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从纯粹的物质状态到审美游戏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人的最原始状态只满足最低的需要；不久，他就开始要求有剩余，最初是要求物质的剩余，随后要求物质的剩余之外还要有审美的附加物。不论人还是动物，如果他们活动的动力是为了维持生存，他们就是在工作（或劳动）；但如果是过剩的生命刺激他们活动，他们就是在游戏。不过，这种游戏还是物质性的，人还属于动物的范围。从物质游戏到审美游戏是一个飞跃（Sprung），这时人必须解脱一切物质的束缚，因而他的整个感觉方式必须发生一场彻底革命，他对审美假象必须自由地、无利害关系地加以估价。
即使审美游戏已经开始，感性冲动还有足够的力量，不断进行干扰，因而最初的审美游戏冲动与感性冲动还难以区分。审美游戏本身也还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最初以外界事物为乐，最后以自己为乐，而这又分为两步：开始是通过属于人的东西，最后是通过人本身。审美游戏到了高级阶段，美本身就成为人追求的对象，这时就建立起美的假象王国（Reich des schönen Scheins）。这个王国不同于以感性为基础的力的可怕王国（furchtbares Reich der Kräfte），也不同于以理性为基础的法则的神圣王国（heiliges Reich der Gesetze）；在这里，人摆脱了一切（包括物质的与道德的）强制，通过自由给予自由是它的基本法则，平等的理想得到实现。这样的审美国家实际上只存在于个别卓越出众的人当中。
假使我在前面几封信里提出的关于审美假象的崇高概念具有普遍意义，您就用不着为实在和真理担心了。只要人还没有足够的教养，他就要滥用这个概念，因而它也就不会有普遍的意义。要使这个概念具有普遍意义，只能通过一种文明来实现，这种文明将同时使任何对这一概念的滥用都不可能发生。人要追求自主的假象，比之他不得不把自己局限于实在，需要有更大的抽象力、更多的心胸自由、更大的意识潜能。要想达到自主的假象，人必须先经过实在。因此，如果以为走通向理想的道路是为了免得走通向现实的道路，那就大错特错了！(1)我们不必过多地担心，这里所谈的假象会对现实有什么危害；我们更应当担心的是现实对假象的危害。长期以来人被束缚在物质上面，他一向只是让假象为他的目的服务，一直到他承认假象在理想的艺术中有自己的人格(2)为止。而要做到这一点，在人的整个感觉方式中需要发生一场彻底的革命，不然的话，他甚至连通向理想的道路也找不到。因此，我们在什么地方发现有对纯粹假象(3)做无利害关系的自由评价的痕迹，我们就能推断出那里人的天性已发生了这样一场变革，人身上的人性已真正开始。实际上，在人为美化他的生存而进行的最初的、初级的尝试中，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这类痕迹，他这样做，甚至是冒着因此会使他生存的感性内容恶化的危险。只要人真的开始重形象甚于重材料，并敢于为了假象（不过他必须认出这是假象来）而牺牲实在，他的动物性的轮环就立刻被打开，他就置身于一条没有尽头的道路(4)。
单单满足自然和需要所要求的东西，已不能使人感到满足，他还要求有剩余。当然，最初只是要求物质的剩余，以便使欲望看不见自己的局限，以便确保享受能超出眼前需要的范围；但是，不久他就要求在物质剩余之外还要有审美的附加物，以便也能满足形式冲动的要求，把享受扩大到任何需要的范围之外。在人仅仅为了将来使用而积蓄储备并在想象中预先就享受这些储备的时候，他虽然也已经超越了眼前的瞬间，但并没有超越时间的界限；他的享受增多了，但享受的东西没有变。可是，当他同时也在享受形象的时候，他的享受不仅就其范围和程度有了提高，而且就其方式也高尚化了。
当然，自然赋予无理性动物的也多于它们的最低需求，并在它们那阴暗的动物生活中撒下一线自由的微光。狮子在不为饥饿所迫，又没有别的野兽向它挑战的时候，它闲着不用的精力就要给自己创造一个对象；它那雄壮的吼声响彻沙漠，在这无目的消耗中，它那旺盛的精力在自我享受。昆虫在太阳光下飞来飞去，自得其乐；就是我们听到的鸟儿发出的悦耳的啼鸣，也肯定不是欲求的呼声。无可否认，在这些动作中有自由，但不是摆脱了所有需求的自由，而是摆脱了某种特定的、某种外在的需要的自由。如果动物活动的推动力是缺乏的(5)，它就是在工作(6)；如果这种推动力是力的丰富，就是说，是剩余的生命刺激它行动，它就是在游戏。甚至在没有灵魂的自然中，也有这种力的浪费和规定的松弛，而这就物质意义来说也可以称为游戏。树长出无数的幼芽，但还没发育就凋谢了；树为了吸收养分伸展出根、枝、叶，但它们的数目远比为维持树木的个体以及它的种属所需要的要多得多。树木有大量的东西没有使用过也没有享受过就还给了原始自然王国，而有生命的生物就会在欢快的活动中把这些东西加以挥霍。因此，在它的物质王国中，自然已经为我们演出了一出无限的序曲，在这里已经部分地扬弃了只有在形式王国中才会完全彻底地予以解除的束缚。自然从需求的强制或物质的严肃开始，再经过剩余的强制或物质游戏，然后再转入审美游戏。在美的崇高自由中，自然得到了提高从而超越了任何目的的强制；但在此之前，它在自由运动中至少说已经从远方接近了这种独立性，因为自由运动本身既是自己的目的，又是自由的手段。
像人体的各种器官一样，人的想象力也有自己的自由运动和物质游戏，在这种游戏中它与形象不发生关系，只是为有自主性和不受束缚而快乐。(7)只要这种幻想游戏一点也不受到形式的干预，它的全部魅力都是由无拘无束的形象交替组成，那么这种游戏虽是人所特有的，但它仍仅仅属于人的动物生活，它仅仅表明人已从一切外在的感性强制中解放出来，但还不能由它推断出在人身上已有一种独立的创造力。(8)这种观念自由交替的游戏还是物质性的，用纯粹的自然法则(9)就可以说明。等到想象力试用一种自由形式的时候，物质性的游戏就最终飞跃到审美游戏了。我们必须把这称为飞跃，因为在这里一种全新的力在活动，因为在这里立法的精神第一次干预盲目本性的活动，它使想象力的任意活动服从于它的永恒不变的一体性，把它的自主性加进可变的事物之中，把它的无限性加进感性事物之中。但是，初级自然除了永不间断地从一个变化转向另一个变化以外，不再有任何其他的法则；因此只要初级自然还过分强大，它就会以它的变化无常的任性去对抗精神的必然性，以它的不安定去对抗精神的恒定性，以它的依存性去对抗精神的自主性，以它的贪得无厌去对抗精神的高尚质朴。这样，审美游戏冲动在它最初的试探中几乎认不出来，因为感性冲动以其我行我素的习性和粗野的欲求不断地进行干扰。所以，我们看到初级趣味抓住的首先是新奇、光怪陆离和稀奇古怪以及激烈粗野，惟独一遇到质朴与宁静就逃避了。这种趣味创造的形象荒诞不经，它喜欢急速的转变、浮华的形式、鲜明的对照、耀眼的光线、激昂的歌唱。在这个时期，对人来说，只有激发他感情的和供给他材料的东西才算是美的——不过，激发感情是为了进行自主的反抗，供给材料是为了进行可能的创造，不然的话，这对人来说就不是美的事物。这样，判断的形式就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人寻找这样的对象，不是因为它们供给他某种必须承受的东西，而是因为它们给予他某种促使他行动的东西；他喜欢这些对象，不是因为它们适合某种需求，而是因为它们满足了某种法则，这种法则是在人的胸中讲话，虽然声音十分微弱。
不久，人不再满足于事物使他喜欢，他要自己使自己喜欢，最初是通过属于他的东西，最后通过他自己本身。这时，凡是他所占有的和他所创造的东西，都不能再仅仅带有服务性的痕迹，即不能再仅仅是为达到他的目的的怯懦的形式。这些东西除了应尽的服务以外，同时还必须反映出那种思考它们的聪慧的知性、那双实现它们的可爱的手、那种选择并提出它们的明朗自由的精神。就是在这个时期，古日耳曼人为自己挑选了更加光彩夺目的兽皮、更加堂皇壮观的鹿角、更加轻巧别致的角杯，古苏格兰人为他们的宴席选择了最好看的贝壳。这时，甚至武器也不只是用于威胁的物件，而且也是用于取乐的物件，精工细作的剑鞘引人注目的程度并不亚于杀人的剑刃。更为自由的游戏冲动不满足于把审美的剩余带入必然的东西之中，于是，它最后完全挣脱了最低需求的枷锁，美本身成为人追求的一种对象。人自己装饰自己。自由的欢乐被纳入人的需求之列，多余的东西不久就成了人快乐中的最好部分。
当形式从外部，即通过人的住所、家庭用具、服装逐渐向人接近的时候，形式也终于开始占有人本身，起初只是改变人的外表，最后也改变人的内心。为了取乐而做的那种没有规则的跳跃变成舞蹈，没有一定姿势的手势变成优美和谐的哑语，为表现感受的那种混乱的声音进一步发展，开始有了节拍，转变成为歌声。特洛伊的军队像一群鹤似的以刺耳的呼喊冲向战场，而希腊军队是迈着高尚的步子静悄悄地走向战场。(10)在前一种场合，我们只看到盲目力的放纵，在后一种场合，我们看到形式的胜利和法则的纯朴威严。
这时，一种更为美好的必然性把两性联结在一起，两心通感有助于保持本来是由反复无常、见异思迁的情欲建立起来的结合。更为平静的眼睛脱开了阴郁的情欲的枷锁，看到了形体(11)，肝胆相照，自私的交换快乐变成了宽宏大度的相互爱慕。人性溶化到情欲的对象之中，情欲本身扩大提高为爱情；感官得到的卑下的好处(12)受到蔑视，要争取更为高尚的战胜意志的胜利。取悦于人的需要，使强者也服从于趣味的温柔的裁判，他可以掠夺快乐，但爱必须是赠品。要得到这一更高的奖赏，他只能通过形式，不能通过物质。他必须停止作为力去触动情感，必须停止作为现象面对知性；他必须听任自由，因为他想取悦于自由。美解决了两性的永恒对立，这是美解决两种天性冲突的最简单、最纯正的实例；既然如此，美同样也能解决错综复杂的社会整体中的冲突——至少说它的目标是力求解决这类冲突，它按照它在男性的力与女性的柔之间建立起来的自由结合的模式，来调和道德世界中的一切柔和与强烈的事物。这时弱成了神圣的，而不可遏制的强反而成为耻辱，自然的不公正通过骑士风尚的宽宏大度得到改正。任何暴力都吓不倒的人，却被羞怯的迷人红晕解除了武装；任何鲜血都不能扑灭的复仇之火，却被泪水窒息了。甚至仇恨也要倾听荣誉的柔和的声音，征服者的剑也要宽恕已经解除武装的敌人；在恐怖的海边，好客的炉灶为陌生人冒起炊烟，要是从前，在这里接待他的只有杀戮。
在力的可怕王国与法则的神圣王国之间，审美的创造冲动不知不觉地建立起第三个王国，即游戏和假象的快乐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审美的创造冲动给人卸去了一切关系的枷锁，使人摆脱了一切称为强制的东西，不论这些强制是物质的，还是道德的。
如果说，在权力的强力国家中，人与人以力相遇，人的活动受到限制，而在义务的伦理国家中，人与人以法则的威严相对立，人的意愿受到束缚，那么，在美的交往范围之内，即在审美国家中，人与人只能作为形象彼此相见，人与人只能作为自由游戏的对象相互对立。通过自由给予自由是这个国家的基本法则。
强力国家只能使社会成为可能，因为它是以自然来抑制自然；伦理国家只能使社会成为（道德的）必然，因为它使个别意志服务于普遍意志；惟有审美国家能使社会成为现实，因为它是通过个体的天性来实现整体的意志。尽管需求迫使人置身于社会，理性在人的心中培植起合群的原则，但只有美才能赋予人合群的性格，只有审美趣味才能把和谐带入社会，因为它在个体身上建立起和谐。一切其他形式的意向都会分裂人，因为它们不是完全建立在人本质中的感性部分之上，就是完全建立在人本质中的精神部分之上，惟独美的意象使人成为整体，因为两种天性为此必须和谐一致。一切其他形式的沟通都会分裂社会，因为它们不是完全与个别成员的私人感受发生关系，就是完全同个别成员的私人本领发生关系，因而也就是同人与人之间的区别点发生关系，惟独美的沟通能够使社会统一，因为它是同所有成员的共同点发生关系的。感性的快乐，我们只能作为个体来享受，而存在于我们心中的族类对此是没有份儿的，因而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感性快乐扩大成为普遍的快乐，因为我们不可能使我们的个体具有普遍性。认识的快乐，我们只能作为族类来享受，我们得精心地把个体的痕迹从判断中排除出去；因此，我们不可能使我们的理性快乐具有普遍性，因为我们不可能把个体的痕迹从别人的判断中排除出去，就像从我们自己的判断中把它排除出去一样。惟有美，我们是同时作为个体与族类来享受的，也就是说，作为族类的代表来享受的。感性的善只能使一个人幸福，因为它是以据为己有为基础的，而据为己有总会带来排他的结果；而且感性的善也只能使这个人得到片面的幸福，因为人格并没有参加进来。绝对的善只有在不能假定为普遍的条件下才能使人幸福，因为真理只是否认的代价，只有纯洁的心才相信纯洁的意志。惟有美才会使全世界幸福，因为谁要是受了美的魔力，谁就会忘记自己的局限。
若是趣味在管辖，美的假象王国在扩展，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容忍任何优先权、任何独霸权。这个王国向上伸展，一直到理性以绝对的必然进行统治，一切物质都不复存在；它向下伸展，一直到自然冲动以盲目的强制进行支配，形式尚未开始；即使在这些终极的边界上，趣味也不容许夺去它的执行的权力，尽管它的立法的权力已被剥夺。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欲望必须放弃它的自私，令人惬意的事物平常只吸引感官，现在也得把优美的罗网撒在精神之上。必然性的严厉声音，即义务必须改变它的那一套只有遇到抵抗时才有其合理性的用于谴责的公式，必须通过更高尚的信任对顺从的天性表示尊敬。趣味把认识从科学的玄妙中带到常识的光天化日之下，把各个学派的私有财产转变成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财产。在趣味的领域内，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也必须放弃他那至高无上的威严，亲切地俯就儿童的童心。力不得不让优美女神束绑，傲慢的雄狮也只好听从爱神的驾驭。赤裸裸的物质需要有损于自由精神的尊严，趣味给它罩上一层它自己的柔和的面纱，使我们在可爱的自由幻影中看不到它同物质的可耻的亲缘关系。即使是摇尾乞怜的雇役，若添上趣味的翅膀，也能脱离尘垢；只要趣味的魔杖一碰，奴隶的枷锁，不论是无生命的，还是有生命的，统统都会落下。在审美王国中，一切东西，甚至供使用的工具，都是自由的公民，他同最高贵者具有平等的权利；知性本来总是强行使驯从的未成形的物体屈从于它的目的，但在这里也得征询未成形物体的意见。因此，在这里，即在审美的假象王国里，平等的理想得到实现，而这种理想，就是狂热者也很愿意看到它名副其实地得以实现。据说，美的风尚在王座的附近成熟得最早、最完美，如果确实是这样，那就必须认识到这是仁慈的安排：它所以常常看来把人限制在现实之中，只是为了把他赶入理想世界中去。
但是，真的存在着这样一个美的假象国家吗？在哪里可以找到它？按照需要，它存在于任何一个心绪高尚的灵魂之中；而按照实际，就像纯粹的教会或共和国一样，人们大概只能在个别少数卓越出众的人当中找到；在那里，指导行为的，不是对外来习俗的愚蠢的摹仿，而是自己的美的天性；在那里，人以勇敢的天真、质朴和宁静的纯洁无邪来对付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他既不必为了维护自己的自由就得伤害别人的自由，也不必为了显示优美就得抛弃自己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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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席勒认为，假象与实在，理想与现实是不能偏颇的，他既反对没有理想专注现实的务实精神，也反对脱离现实空想理想的幻想（可参见第九封信第五段）。因此，要达到理想必须通过现实，而不能避开现实。
(2) 所谓“人格”就是不依赖于任何别的东西，它自己是自己存在的基础，自己是自己的目的。因而这句话的意思是：假象在理想的艺术中有它的独立性，它不为任何目的服务，它自己就是自己的目的。
(3) 即审美假象。
(4) 席勒把动物的生活比作一个“轮环”（der Kreis），它永远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即实在）进行无穷的循环往复的运动，而把精神生活比作一条无穷的直线。
(5) 即为了满足最低的需求。
(6) 原文是arbeiten，亦可译为“劳动”。
(7) 按照席勒的理解，想象力的特点是，在游戏中保持它对法则的自由，因而它同形象亦即法则不发生关系，它有它的自主性，并以此为乐。
(8) 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绝大多数游戏，不是完全依靠这种对观念的自由交替的感觉，就是从这种感觉中借取最大的魅力。尽管这本身并不证明已有了更高的天性，而且正是最怠惰的灵魂才喜欢沉溺于这种自由形象流之中，但是，幻想的这种不依赖于外界印象的独立性至少说是幻想的创造功能的消极条件。创造力只有脱离了现实，才会提高到理想；想象必须首先在它的再现方式中摆脱了外来的法则，然后才能在它的创造活动中按照自己的法则行事。当然，从完全没有法则到独立地内在立法，还必须走很大一步，而且还得有一种全新的力即观念的功能掺入游戏之中——但是，这种力的发展比起以前已经容易多了，因为感性是不反抗它的，未予规定的事物至少说从否定方面已同无限衔接。——作者原注
(9) 即用“观念联想”的法则就可说明。
(10) 参见荷马的《伊利亚特》第三篇。
(11) 在此之前形体与整个感性世界紧紧结合在一起，感性世界通过欲求使人处于奴役状态。这时形体与感性世界分离，因而用眼睛就能看到它。
(12) 即通过凶残的暴力或卑劣的引诱而得到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