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死前，亨利八世 [1] 立下了一份遗嘱。他组建了一个由十六位成员组成的内阁，以辅佐他尚未成年的儿子 [2] （这时爱德华年仅十岁）；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由其他十二位成员组成的内阁来协助前者。在第一个内阁里面，最有权势的当属赫特福德伯爵 [3] ，也就是小国王的舅舅。当这些事情发生时，他一刻也不敢耽搁，急忙毕恭毕敬地将小国王请到恩菲尔德 [4] ，然后又到了伦敦塔。得知父亲的死讯之后，小国王万分悲痛——在当时的人们眼中，这种痛苦充分地体现了新国王的美德；可是，鉴于这是种大部分平民百姓都具备的美德，在这个问题上我就不多说了。
在亨利的遗嘱中有一个存在歧义的地方；他要求遗嘱的执行人员替他兑现他曾许下的一切承诺。这就让不少人好奇这些承诺究竟是什么；赫特福德伯爵和其他几个贵族对此也同样感兴趣，他们坚持说亨利承诺过要给他们加官进爵（注意，是“他们”）。于是，赫特福德伯爵便成为了萨默塞特公爵，而他的弟弟爱德华·西摩则成了一位男爵。类似的提拔还有很多；总之，一切都是按照公爵帮派的意思进行的，而且——毫无疑问——这就是已故国王所希望的。为了更加尽责地执行亨利八世的遗愿，他们还霸占了不少教会领地，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既富有又舒适。新的萨默塞特公爵还当上了摄政王；这样一来，他和国王就没什么区别了，只是差了一个名分而已。
鉴于爱德华六世从小就是一位新教徒，新教教义肯定会被维持下去；对于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负责这些教义的克兰麦 [5] 并没有大刀阔斧地行动；相反，他循序渐进，一点点地推行新教。很多可笑的迷信活动都被取缔了，但那些无害的活动却被保留了下来。
摄政王萨默塞特公爵非常希望小国王能迎娶年轻的苏格兰女王 [6] ，他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阻止女王和其他外国势力的结盟。然而，由于这个提议遭到了大部分苏格兰人的反对，公爵只好举兵入侵了苏格兰，借口是一些住在英苏边境的苏格兰人骚扰英格兰居民。不过一个巴掌拍不响：其实，居住在边境上的、骚扰苏格兰居民的英格兰人也不在少数。而且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中，英苏边境上的争执从未停息过；很多故事和歌谣就取材于此。但不管怎么说，摄政王以此为借口入侵了苏格兰。苏格兰摄政王阿伦 [7] 集结了一支人数是敌人两倍的军队前来迎战。两军在埃斯克河 [8] 岸边相遇了，这里距离爱丁堡 [9] 仅有几英里。进行了几次小规模战斗之后，英格兰摄政王提出来讲和，他说，只要苏格兰人不会把女王嫁给任何外国王子，英军就会撤退。对此，苏格兰摄政王误以为英格兰人害怕了，便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决定继续攻打敌军。然而，在英格兰陆军和海军的两路夹击下，苏格兰人落荒而逃，损失了一万余人。这真是一场可怕的战役，因为所有逃脱的人都被无情地虐杀了。从战场到爱丁堡有四英里的距离，这段路上布满了尸体、武器，和残肢断臂。有一些人躲在河里，然后被淹死了；还有一些丢盔卸甲逃跑了，被杀的时候几乎赤身裸体。然而在这场“平其克鲁之战” [10] 中，英军仅损失了二三百人。英格兰士兵的穿着比苏格兰人好得多；当他们看到苏格兰贫困的境况时，他们也大吃了一惊。
萨默塞特公爵回国之后离开组建了一个议会。这议会做了几件好事，其中就包括废止“六根绳子的鞭子” [11] 。不过不幸的是，它依旧保持了这个残忍的条令：在所有的宗教问题上，如果一个人拒绝相信政府希望他们相信的东西，还是会被烧死。除此之外，为了减少乞丐，它还通过了一条愚蠢的法令：如果一个人居无定所、在野外游荡了三天或三天以上，他就会被热铁打上烙印，沦为奴隶，并被戴上枷锁。不过这条残忍且无理的规定很快就被取消了，更多其他愚蠢的法令取代了它的位置。
这么一来，摄政王就更加趾高气昂、飞扬跋扈了；在议会中，他坐在王座的右手边、所有贵族的前面。于是，其他野心勃勃、争强好胜的贵族就将他视为了眼中钉肉中刺。事实上，他之所以这么急匆匆地从苏格兰赶回来，就是因为他听说他的弟弟——西摩勋爵 [12] ——可能会威胁他的地位。这位勋爵是英格兰大元帅。他相貌非常英俊，在淑女贵妇之间备受青睐，就连年轻的伊丽莎白公主都对他另眼相看，他们之间的距离甚至已经超出了准许的界限——那时候的公主们根本不被准许和什么人如此亲近，不管对方是谁。他还娶了亨利八世的遗孀凯瑟琳·帕尔 [13] （这时已经死了），而且为了进一步加强他的权力，他还私自给了小国王很多钱。据说他还和摄政王的其他几个敌人串通一气，打算劫走小国王。因为这些或其他什么罪行，他被关进了伦敦塔，受到指控并被判了刑；而且，我很遗憾地说，他的亲哥哥就是第一个签署他死刑书的人。最终他死在了伦敦塔山的断头台上，直到临死前还拒不认罪。他在这个世界上做的最后几件事之一就是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伊丽莎白公主，另一封则写给玛丽公主 [14] 。一个仆人将这两封信藏在了鞋子里，偷偷送了出去。据说信的内容均为催促两位公主除掉摄政王，并为他报仇雪恨，不过真实内容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然而不管怎么说，曾经有一段时间，他的确对伊丽莎白公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
与此同时，新教也在缓慢地前进着。曾被人们顶礼膜拜的画像被移出了教堂；人们被告知，如果他们不愿意，就不需要对牧师忏悔；一本大众化的、用英文书写的祈祷书出版问世，这样所有人就都能看懂了；此外，其他一些地方也得到了改进。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因为克兰麦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他甚至禁止新教教士攻击未改革的宗教——这种行为对新教教士来说可谓家常便饭，尽管这不是什么好行为。但这时的人民却遭受到极大的苦难。作为地主，那些抢占了教会地产的贪婪贵族可算得上非常糟糕：他们圈起大片土地用来养羊，因为和种庄稼相比，养羊更有利可图 [15] ；这在民众中间造成了更大的疾苦。可人民并不明白当时的社会情势，他们盲目听信无家可归的天主教教士的言论——毕竟他们曾经可是彼此的好朋友，于是人民便将这一切怪罪到了新教上面。不少人揭竿而起，反对新教。
反抗活动最为激烈的地方，当属德文郡和诺福克。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德文郡就有一万多人加入了反抗军，甚至围攻了埃克塞特 [16] ；由此可见，反抗军的力量是多么强大。然而前来协助被困居民的拉塞尔勋爵击败了反抗军。事后，他不仅吊死了某个地方的市长，还将另一个地区的牧师吊死在了他自己教堂的尖塔上。据说在那个郡里倒下的反抗军多达四千余人，他们有些是被吊死的，有些则死于刀剑。在诺福克（这里的反抗主要针对圈地运动，而不是新教改革），反抗军的领袖是一个名叫罗伯特·凯特 [17] 的人；他是一名来自怀门德姆的制革工人。一开始，人民在一个名叫约翰·弗劳尔迪的贵族的煽动下一齐抵抗这位工人（因为这位工人曾引起这位贵族的不满）。可是很快这位工人就占了上风，他反而赢得了人心；没过多久，他就在诺里奇附近组建了一支规模相当可观的军队。
在一座被称为穆思堡的山上，立着一棵粗壮的橡树；凯特把它命名为“变革之树”。在炎热的仲夏季节，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坐在这棵树的绿荫下，组织法庭，讨论国事。他们非常客观公正，甚至允许一些烦人的公共演说家来到这棵树下，帮他们指出错误；当演说家发表冗长的讲话时，他们就躺在树荫中聆听（当然，肯定有不少人哀声连连）。终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七月天里，一个信使来到了树下，宣称凯特和他的追随者们都是叛国贼；不过如果他们能立刻解散回家，倒是会得到宽恕。然而，凯特和他的人根本不把信使当回事；从那之后，他们反而还越来越强大，直到沃里克伯爵 [18] 带着一支兵强马壮的军队，将他们打得溃不成军。作为叛徒，有些人被绞死、车裂，然后分尸；他们的四肢被送到很多乡下地区，惩一儆百。还有九个人被分别吊死在“改革之树”的九根树枝上；据说从那时起，这棵树就渐渐枯萎死掉了。
尽管摄政王是一个非常高傲的人，但他确实心系百姓；当看到他们受苦受难时，他的确也愿意尽其所能帮助他们。可像他这样位高权重又极其骄傲的人很难维持民心，而且他在贵族之间也树敌无数，因为那些人和他一样高傲，却没得到他这么高的地位。这个时候，他正好在伦敦的斯特兰德街上主持修建一座宫殿 [19] ；为了得到足够的石头，他用火炮轰击了教堂的尖塔，还拆倒了主教的房子。这么一来，他就更受人憎恶了。终于，他的死敌沃里克伯爵杜德利联合了七位议会成员自立门户，成立了一个独立的议会。而这位杜德利不是别人，正是亨利七世时期令人厌恶的征税官杜德利 [20] 的儿子；想必大家还记得他和恩普森 [21] 的恶行吧？杜德利的势力很快壮大了起来，没出几天，他就为摄政王找出了二十九项罪名，把他关进了伦敦塔。议会决定罢黜他的官职，全部财产充公；摄政王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妥协，这才得到宽恕被释放了出来。之后，他被召回了议会，但不得不把女儿安妮·西摩女士嫁给沃里克伯爵的长子。但这样的和解通常不会延续持久；事实上，它甚至没能维持一年。如今沃里克伯爵已经摇身变成了诺森伯兰公爵，而且他的同党也飞黄腾达，真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指控萨默塞特公爵——也就是前摄政王——以及格雷勋爵 [22] 和其他几个人打算推翻国王，于是便以叛国罪为名逮捕了他们。他们还被指控打算绑架甚至谋杀诺森伯兰公爵和他的朋友——北安普敦勋爵和彭布罗克勋爵，并煽动整个伦敦造反。失势的摄政王坚决否认了这些罪行，但他承认他的确说过要谋杀以上三位大人，尽管他从未打算实施过。最终，虽然议会宣判他的其他罪名有效，但却取消了叛国罪那一条。所以当他离开法庭时，侩子手并没有把斧刃转向他。当人民看到时，他们还以为他得以全身而退，所以他们当街欢呼雀跃了起来——这时候他们又想起摄政王为他们做的好事了。
然而，萨默塞特公爵还是被判处了死刑，于早晨八点执行。为此，政府贴出的公告言明禁止民众在十点之前出门。但即使如此，街上还是人声鼎沸，摩肩擦踵；天才刚放亮，伦敦市民就将死刑执行地围了个水泄不通。带着无比悲痛的心情，他们看着昔日的摄政王登上断头台，将头放在那块可怖的木桩之上。临死前，公爵表现出极大的勇气，他告诉在场的人们，一想到他为宗教改革所付出的一切，他就可以坦然接受死亡。然而就在这时，一位议会成员骑着马经过此地。人们再次以为议会要为公爵减刑了，于是又雀跃欢呼了起来。可是公爵本人告诉他们这是不可能的，然后再次把头放在木桩上，任由它被砍了下来。
很多围观者冲了上来，纷纷将他们的手帕浸到他的鲜血里，以此表示他们对他的爱戴和尊敬。的确，公爵生前做了不少好事，其中有一件直到他死后才被发现。在公爵掌权时，有人告诉议会，说达勒姆主教——一位很好的人——收到一封反对新教并密谋煽动叛乱的信件，而且主教还回信应允了此事。但是那时议会始终没找到主教的回信，所以就没法给他定罪。如今他们却发现这封信就夹在公爵的私人文件里。公爵认为主教是一个好人，所以就替他将罪证隐藏了起来。但现在公爵已去，主教也就被剥夺了头衔和全部财产。
很不幸的是，当萨默塞特公爵身陷牢狱、面临死亡的威胁时，他的侄子小国王却沉浸在戏剧演出、舞蹈和模拟战斗中：这一点我可以肯定，有国王的日记为证。但让我们深感欣慰的是，在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没有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因为信仰而死在火刑架上；不过还是有两个受害者因异教而被烧死了。一个名叫琼·博谢，是个女人；她的罪名是发表了一些言论，可论调非常难懂，她只能用一些隐晦生涩的语言解释。另一个是个名叫冯·帕里斯的荷兰人，是个在伦敦工作的外科医生。爱德华非常不想签署那个女人的死刑判决书，可克兰麦坚持要求他签字（其实要不是因为那个女人过于顽固，克兰麦也不会置她于死地），于是国王只得照办。但在签字之前，国王还是留下了眼泪，并告诉克兰麦这将是他的过错，而非国王的，因为坚持处死此人的是克兰麦。至于克兰麦会不会为此后悔，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了。
在爱德华六世执政期间，神职人员中最有权势的当属克兰麦和里德利（此人一开始任罗切斯特主教，后成为伦敦主教）。其他人都因为坚持天主教而被囚禁，并被剥夺了全部财产；其中就包括温切斯特主教加德纳 [23] 、伍斯特主教希思、奇切斯特主教戴伊以及伦敦主教邦纳（他是里德利的前任）。玛丽公主继承了她母亲阴郁的性格；由于凯瑟琳的不幸和死亡与被改革的宗教脱不开干系，玛丽公主便十分憎恨新教。然而对于新教，她其实一无所知，因为她拒绝阅读任何一本真实反映新教教义的书籍。而且玛丽公主对未改革的宗教非常狂热，她是整个国家里唯一一个被准许参与旧弥撒祷告的人。这项特别待遇得归功于克兰麦和里德利，如果不是他们说服爱德华的话，爱德华绝不会为玛丽保留这个特权（尽管他很喜欢她）。对于玛丽的宗教狂热，小国王总是感到恐惧，所以，当他因为麻疹和天花而病倒时，他便开始担心起了自己的身后之事：如果第二继承人玛丽当上了女王，那么她一定会恢复罗马天主教。
这也是诺森伯兰公爵所担心的问题：如果玛丽公主登上王位，那么他——一个支持新教改革的人——必将失去宠信。如今，萨福克公爵夫人继承了亨利七世的血统，而且如果她愿意放弃继承权转而支持她女儿简·格雷女士 [24] 的话，公爵也会前程似锦，因为简·格雷女士的丈夫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一个儿子——吉尔福德·达德利勋爵 [25] 。于是他利用国王的恐惧心理，说服他撇开玛丽公主和伊丽莎白公主，自己重新指定一个继承人。于是，年轻的国王就交给皇家律师们一封被他签署了六次的信，指定简·格雷女士为王位继承人，并要求律师们根据法律帮他立下遗嘱。一开始律师们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但在诺森伯兰公爵的坚持下，他们不得不妥协，因为公爵甚至脱下上衣，声称要与任何反对此事的人决一死战。他说得如此坚决，以至于律师们都做好了要被他痛打一顿的心理准备。一开始克兰麦也犹豫了，声称他早就许诺要确保玛丽公主继位。可不管他态度多么坚决，他本人也是个软弱的家伙。所以他和其他议员一样，签署了这份文件。
事实证明，现在就定下继承人是明智的，因为爱德华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为了使他尽快好起来，他们把他托付给一位声称能治好他的女医师；可他的病症很快就恶化了。一五五三年七月六日，他去世了。在他死前，他平静且虔诚地向上帝祈祷，求主能保佑被改革的新教。
这位国王去世时年仅十六岁，才统治了七年。对于这样一位如此年轻的少年，我们无法判断他的性格，也不敢断言他日后会变成什么样——毕竟，他身边有那么多性情凶险、野心勃勃，并且喜欢挑起争端的贵族们。然而，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男孩，具备很多潜能，而且一点也不凶狠残暴。亨利八世竟然能有这样一个儿子，可真是件令人惊讶的事情。
[1] 亨利八世（Henry VIII of England，1491-1547），1509年起成为英格兰国王，都铎王朝的第二位国王；以六次婚姻和宗教改革所著名。（译注）
[2] 爱德华六世（Edward VI of England，1537-1553），九岁时被加冕成为英格兰国王，是都铎王朝的第三位国王，同时也是第一位自幼信奉新教的英格兰国王，他于1553年病死，享年仅15岁。（译注）
[3] 这里指的应该是爱德华·西摩（Edward Seymour，约1500-1552），第一代萨默塞特公爵，亨利八世的第三任妻子、简·西摩（Jane Seymour，约1508-1537）的父亲；赫特福德伯爵这个称号为萨默塞特公爵的附属称号，当爱德华·西摩（父亲）成为第一代萨默塞特公爵时，他的儿子爱德华·西摩便继承了赫特福德伯爵的头衔，误将两人混淆。（译注）
[4] 恩菲尔德（Enfield），伦敦北部的一个区；亨利八世死后，萨默塞特公爵封锁了国王的死讯，并将身处赫特福德的爱德华王子带到恩菲尔德加入他同父异母的姐姐伊丽莎白公主，在这里他们一起得知了亨利八世的死讯和遗嘱内容。（译注）
[5] 托马斯·克兰麦（Thomas Cranmer，1489-1556），英格兰宗教改革领袖，并在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执政期间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在玛丽一世登上王位并恢复天主教之后，克兰麦被判叛国罪并被逮捕，最终以一个异教徒身份被处死；死后他被奉为英国新教的殉道者。（译注）
[6] 这里指的是玛丽·斯图尔特（Mary Stuart，1542-1587），也称苏格兰的玛丽一世或玛丽，苏格兰人的女王（Mary I of Scotland/Mary，Queen of Scots），于1542年成为苏格兰女王（年仅六天），1559-1560年间为法兰西王后；她曾反对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并认为自己才是英格兰王位合法的继承人；她最终入狱，后被伊丽莎白一世处死。（译注）
[7] 这里指的是詹姆斯·汉密尔顿（James Hamilton，约1516-1575），第二代阿伦伯爵、沙泰勒罗公爵，苏格兰贵族及摄政王。（译注）
[8] 埃斯克河（River Esk），流经苏格兰中洛锡安和北洛锡安郡的河流。（译注）
[9] 爱丁堡（Edinburgh），英国著名的文化古城、苏格兰首府，位于苏格兰中部的福斯湾南岸。（译注）
[10] 平其克鲁之战（The Battle of Pinkie Cleugh），发生于1547年9月10日，以苏格兰惨败而告终；后来这场战役也被称为“黑色星期六”。（译注）
[11] 这里指的是《六项条文》（Act of Six Articles），是英国议会于1539年通过的、针对神职人员行为的信条，其内容建立在六项传统的天主教教义规章之上；其涉及问题包括领圣体的意义和规定、神职人员禁止结婚且必须守贞、私人弥撒的许可，和忏悔时低声耳语的重要性。（译注）
[12] 这里指的是托马斯·西摩（Thomas Seymour，约1509-1549），亨利八世第三任妻子简·西摩（Jane Seymour，约1508-1537）的弟弟，爱德华六世的舅舅；他于1547年秘密迎娶了前任王后、同时也是伊丽莎白公主监护人的凯瑟琳·帕尔（Catherine Parr，1512-1548），据说他曾试图追求伊丽莎白公主，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飞黄腾达。（译注）
[13] 凯瑟琳·帕尔（Catherine Parr，1512-1548），于1543年成为亨利八世的第六位、也是最后一位妻子；她与亨利八世的三个孩子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并在恢复玛丽和伊丽莎白王位继承权上起到了关键作用。（译注）
[14] 这里指英格兰的玛丽一世（Mary I of England，1516-1558），是亨利八世和他第一任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唯一幸存的子女，1553年起成为英格兰及爱尔兰女王；在她的统治之下，英格兰的新教徒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因为玛丽也被称为“血腥玛丽”（Bloody Mary）。（译注）
[15] 这就是所谓的“圈地运动”（Enclosure Movement），盛行于十二至十九世纪的欧洲。（译注）
[16] 埃克塞特（Exeter），位于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Devonshire）的城市；1549年，当英文版本的祈祷书代替了过去的拉丁语版本时，很多人对此表示了极大不满，因为前者主要反映了新教的教义和思想；德文郡和康沃尔郡（Cornwall）是天主教传统根基较深的地区，两地的人民便揭竿而起，反对这场改革；因此，这次叛乱也被称作“祈祷书之乱”（The Prayer Book Rebellion）。（译注）
[17] 罗伯特·凯特（Robert Kett，具体生卒不详），来自英格兰东部诺福克郡（Norfolk）城镇怀门德姆（Wymondham）附近的一名普通农民，1549年诺福克起义的领导；因此这场起义也被称为“凯特起义”（Kett’s Rebellion）。（译注）
[18] 这指的是约翰·杜德利（John Dudley，1504-1553），英格兰将军、元帅、政治家，后成为诺森伯兰公爵（Duke of Northumberland），在1550-1553年间统领爱德华六世的政府；在爱德华六世去世后，试图让简·格雷女士（Lady Jane Grey，1536/7-1554）代替玛丽公主的位置继承王位，最终以叛国罪而被处死。（译注）
[19] 这里指的应是萨默塞特府（Somerset House），是一座位于伦敦中心斯特兰德街（Strand）南侧的新古典风格宫殿，始建于1549年，由摄政王爱德华·西摩（Edward Seymour）主持修建。（译注）
[20] 埃德蒙·达德利（Edmund Dudley，卒于1510年），亨利七世的大臣和财政官员，在亨利八世即位后，他因叛国罪被关进伦敦塔，一年后被处死。（译注）
[21] 理查德·恩普森（Richard Empson，卒于1510年），亨利七世的大臣，因征税而成为埃德蒙·达德利的同僚；亨利八世即位后，他因同样的罪名被处死。（译注）
[22] 这里指的是亨利·格雷（Henry Grey），1517-1554，萨福克公爵，于1533年娶了第一代萨福克公爵查尔斯·布兰登（Charles Brandon）和玛丽·都铎（Mary Tudor）的女儿为妻，从而成为萨福克公爵；他是简·格雷女士（Lady Jane Grey，1536/7-1554）的父亲。（译注）
[23] 斯蒂芬·加德纳（Stephen Gardiner，约1483-1555），英格兰罗马天主教教会主教，并在玛丽一世执政期间任大法官。（译注）
[24] 简·格雷女士（Lady Jane Grey），1536/7-1554，她的祖父母分别是萨福克公爵查尔斯·布兰登（Charles Brandon）和玛丽·都铎（Mary Tudor），亨利八世的妹妹；爱德华六世死后，她被推上英格兰王位，但仅仅做了九日女王（因为她也被称为“九日女王”，the Nine Days’ Queen）之后就被关进伦敦塔；她最终在玛丽一世执政期间被判处叛国罪而被处死。（译注）
[25] 吉尔福德·达德利勋爵（Lord Guildford Dudley，约1535-1554），诺森伯兰公爵的幼子，于1553年娶简·格雷女士为妻；最终于1554年被判处叛国罪，后被处死。（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