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布克哈特诞生的19世纪前半叶，歌德已是耄耋之年，黑格尔则已经不在人世。那时，歌德《西方和东方诗集》中的一句名言被认为道出了人生和人类社会的真谛：
假如一个人不知历史长河流淌了三千年，
不能够从中找出自己的解释，
那么他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白天与黑夜类似。
在歌德以前的一百年，人们根据《圣经》里有关人类先祖的记录得出结论，自创世以来，世界历史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相比之下，歌德所提出的了解人类历史三千年的定额不算很多。鲍修哀（Bossuet）这位为法国王位继承人撰写全球通史的前辈，在其著作的正文旁边做了一个注释，写明［公元前］4004为上帝造人的年份，并且附加道：假如运用其他计算方式的话，［公元前］4963将会是人类诞生的那一年。现在，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了。自然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获得的成果对认识人类史前史也至关重要。布克哈特在苏黎世担任教职的第二年，也就是在1856年，人们在位于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与埃尔勃菲尔德（Elberfeld）之间的尼安德特地方一个石灰石岩洞里发现了一个人类祖先，即尼安德特人（Neandertaler）的头盖骨，他生活的时间距今已经十万年之久。
编后记世界历史沉思录按照《圣经》的记述，上帝之国（指古代以色列人的国家——译注）的扩大是贯穿世界历史的最为重要的线条，与这个上帝之国平行的先后有埃及帝国、亚述—波斯帝国、马其顿—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人们把现代的国家看做是罗马帝国的后来者，如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
与上述世界级的帝国以及战争史相反，伏尔泰提出了“文明”史的概念。法国大革命期间，人们引用了伏尔泰关于文明的想法。拿破仑建立的国家差一点成为人类文明中的又一个帝国，不过，不同的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拿破仑的世界级帝国。兰克说：“民族是上帝思想的反映。”（Volker sind Gedanken Gottes.）兰克在学术生涯中也确实身体力行这个观点，他用毕生的精力撰写了一系列的民族史。到了他生命的晚期，这些民族史综合起来也只能勉强称为一部“世界史”。
布克哈特终于打破了这一从人类起源开始，并且以统一的顺序描述世界历史的传统。他很清楚，我们无法知道世界历史的开头。没有谁像他那样对人类三千年历史有全面的了解，因此，他深知这三千年只不过是一条曲线当中的一小段，而这条曲线的源头则被淹没在无尽的宇宙之中。在一封写给尼采（Nietzsche）的信中，布克哈特说：“我所讲授的历史从来不是人们通常充满激情地称之为‘世界历史’的东西。”布克哈特从来没有使用过“世界历史沉思录”这个题目。它出自雅各布·奥利（Jacob Oeri）之手。不得不承认，正是这个题目帮助布克哈特的书走进了世界各地读者的视野中。同样不可否认，有关世界历史的整体问题一直受人们的关注。布克哈特并没有以寻常的形式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不是以神话的形式回答这个问题，他并没有叙述有关世界起源和世界末日的神话、有关上帝之国的神话、有关民族精神的神话、有关由神授人以自由和人文的神话，以及有关进步的神话。在布克哈特看来，这种形式的历史思维于事无补。他以世界历史片断的观察者身份来回答有关世界历史本质的老问题，这个片断只是歌德所说的三千年历史当中的小碎块，但是正因为它是一个片断，人们可以确确实实地认知它。他从众多的碎块中体会到了整体。他所采用的方法无异于先观察横切面，然后再端详纵剖面。他从中找到的并不是一种统一的基本思想，而是多元的潜能。布克哈特的《世界历史沉思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
二
1868年7月中旬到8月中旬，布克哈特在康斯坦茨（Konstanz）度过了为期4个星期的暑假，同时为他在大学讲授的历史课程草拟大纲，他称这门课为《关于历史学习》（Uber das Studium der Geschichte），也就是我们现在称呼的《世界历史沉思录》。布克哈特准备在秋季的时候对大纲进行修改，并且到了冬天每次一个小时的讲座正式开始的时候，他还要对讲义进行再一次的修订。现在出版的这本书即以后一次的修订讲义为基础。除了1870年至1871年的冬季学期外，布克哈特曾经有两次以报告的形式宣讲过这份讲稿。此外，关于“历史上的伟人”一章曾经成为布克哈特三次公开讲座的主题，这些讲座于1871年11月在巴塞尔（Basel）博物馆的大礼堂举行；1871年11月7日，他在同一个地方就“世界历史中的幸运和不幸”也作了一场报告。
以上一段引文选自雅各布·奥利为1905年夏季出版的《世界历史沉思录》第一版所写的序言。奥利是古典语言学家，他为自己的叔叔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后者已经去世八年。事实上，奥利的上述描述经常被人转述，不过其中有一处小错误需要更正。布克哈特曾经先后三次而不是两次讲授《世界历史沉思录》。他第三次开这门课的时间是1872年至1873年的冬季；当时的课程表、布克哈特亲笔写的学期报告以及奥利手中的布克哈特讲义手稿都明了这一点。在为“对目前危机的起源和性质的补充说明”所加的附注中，有一段文字下标注的时间是1873年3月。布克哈特并没有为了出版而附加上述额外的材料，因为他在世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过把讲义公开发表，显然，他所进行的加工是为了第三次讲授这门课。
有关布克哈特的其他著作如《向导：意大利艺术品鉴赏导论》（Der Cicerone.Eine Anleitung zum Genuβder Kunstwerke Italiens）或者《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是怎样成型和成熟的情况，我们现在了解的很多。与之相反，我们对布克哈特撰写《世界历史沉思录》的详情知之甚少。在由衷地感谢奥利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如下的事实，即在布克哈特编写这部讲义的那些年里，奥利并非生活在他叔叔的身边。奥利在巴塞尔开始古典语言的学习，然后在波恩（Bonn）毕业。获得普鲁士高级教师证书以后，奥利在西里西亚（Schlesien）的一个小城市任教职，直到1871年，他才应聘回到瑞士任教，不过不是在巴塞尔，而是在沙夫豪森（Schaffhausen）的一所市立中学。奥利在那里成家立业。1882年，他终于返回他出生和成长的巴塞尔。他先是在一所高级中学讲授古典语言，并且担任州议会议员直到去世。在64年短暂的生涯当中，他除了教学工作以外仍然能够余出时间和精力整理叔叔的手稿，并且把它们出版为《世界历史沉思录》和《希腊文化史》（Griechische Kulturgeschichte）两部著作，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奇迹。
值得惊叹的是，布克哈特唯一一次提及《世界历史沉思录》的成稿，恰巧是在他写给奥利的一封信中。当时他这位24岁的侄子正在普鲁士的克罗伊茨堡（Creutzburg，即今天波兰的克卢奇堡，Kluczbork）教书。在这封写于1868年10月末的信中，布克哈特说：“在即将到来的冬季学期，除了讲授1450年至1598年的历史外，我还将开设每星期一个学时的类似历史导论的课程，为此，我今年夏天在博登湖（Bodensee）畔编写了大纲。”假如我们能够找到哪怕是一封布克哈特在那次为期4个星期在康斯坦茨度过的暑假里所写的信，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在保存下来的布克哈特书信中，有20封写于1868年，有10封来自1869年；但是，除了上面提到的给奥利的信中的那句话，再没有任何一句话涉及《世界历史沉思录》的写作过程。
并非在书信中，而是在后来的回忆中，布克哈特提到了那次在康斯坦茨度过的惬意的暑假以及他所体验到的写作乐趣。大概是在1890年与海因里希·沃夫林（Heinrich Wolfflin）进行的一次谈话中，布克哈特补充说：“我经常是在晚上，在我结束白天的工作以后的时间里获得最好的念头。”据说他还曾经说过大致如下的话：在短暂居住康斯坦茨期间，每天晚上工作结束以后，他会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去一家酒店，然后坐在能够看见珊蒂（Santis）山的地方，端着半升装的酒杯慢慢喝。这样的事情只能发生在1868年的夏季。
不过，我们从布克哈特的信件里也可以对当时一些不同寻常的背景情况有所了解。在1868年新年的那一天，布克哈特以一种庄重的口吻说他“已经完全放弃了对艺术的研究，因为我的教职占用了我所有的精力”。这就是说，他可以用来撰写著作的时间并不多。因此，他无法确定他“能否在1868这一年有半周的时间从巴塞尔逃出去”。两个星期以后，他称那一个学期为“我职业生涯中最辛劳的一个”。在那年夏天，他第一次讲授了有关罗马史的课。康斯坦茨这个城市的名字早在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提及，不过那是因为布克哈特建议他一个年轻的朋友写一本有关康斯坦茨宗教会议的书。令人惊讶不已的是，从那个夏天，即布克哈特应当在博登湖度假的时间段里，没有一封信存留下来。这段杳无音信的时间从4月20日一直持续到9月2日。布克哈特的个人生活好像完全停止，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著作上。
布克哈特的遗稿包括《世界历史沉思录》的三个稿本，每个文稿都用工整的笔迹写在漂亮的对开本上。除了这三个稿本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年轻时用随意的笔迹写在20张四开本稿纸上的讲义。这个讲义是他33岁的时候，即1854年和1855年之交的冬天，为他最早开设的课程而编写的。课程的名称是《历史学习导论》（Einleitung in das Studium der Geschichte）。讲义只是在开头几页比较详细，它的开头如下：
这门课与下面两个方面没有关系：
首先，这门课与历史知识理论（Historik）毫不相干（换句话说，这门课不是以思辨的方式探讨历史的本质），更不是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ie）的入门课；
其次，这门课不可能成为历史科学（historische Wissenschaften）的百科全书。
历史知识理论和历史编纂学都有其各自的辅助读物，关于历史知识理论，应当关注思辨者所持的不同的立场；关于历史科学，既有大部头的也有简明扼要的书，既有专著也有文集。我们在课程中也要附带地提到它们。
我们的目的是介绍研究历史和考察历史的方法，解决历史学习初期的一些困难，给初学者指出一些方向，并且尽可能地了解史料。
历史学习不仅仅是某个历史学家的专利，相反，
1.每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有可能因职务和职业的缘故不得不以某种方式研究历史或者考察历史，简言之，他必须了解他所处的那个地方的历史。针对许多现实情况，我们只有到历史那里才可能找到解释它们的钥匙和它们发生的缘由；
2.现在，历史以及历史地看待世界和时间的观念正在渗透到我们的整个教育之中。历史研究是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能够客观地看待过去以及当今的许多事情。历史研究试图充分认识过去所发生事情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即便在那些几个世纪前极其有争议的问题上也是如此，甚至在人类文化衰落以及蛮族入侵等事件中看到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这样更客观地看待问题的功劳（不属于最新的哲学，而）应当归结到我们最近看待一些世界性事件的角度，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或者可以说，那些不属于任何系统的思想家如赫尔德就已经开始用这样的态度看待历史。
在我们以上所引的这个四开本讲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布克哈特后来的《世界历史沉思录》这部著作的影子。不过，虽然这部著作的一些内容已经依稀可见，但是它真正成为一部独立的著作还要等17年，而且在完全不同的外界因素影响之下形成。从《世界历史沉思录》的原型所产生的1851年，到他连续几次修改手稿的1868年和1869年之交，布克哈特完成了多部著作。《君士坦丁大帝时代》（Die Zeit Constantins des Groβen）于1853年完稿并出版。布克哈特从1853年春至1854年春到意大利游历，他终于有机会深入了解并密切接触意大利。这次游历的成果就是那部“小而厚”的《向导：意大利艺术品鉴赏导论》。依靠这部书，布克哈特于1855年晚秋谋得了苏黎世技术大学的教职。三年以后，他回到了巴塞尔，并获得了世界历史教授席位。不久，他的意大利之行的第二项成果也宣告瓜熟蒂落，它就是1860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此外，布克哈特还撰写了多篇探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论文。到了1867年，这些论文至少在建筑史角度已经成为一部书。它后来作为由弗朗茨·库格勒（Franz Kugler）主编的《建筑史》（Geschichte der Baukunst）丛书之一出版发行。此后，布克哈特决定忘掉其他的任务，对他有关世界历史的讲义进行全面的修改和润色。此时，另一个计划又出现在他的头脑中，正如他在1868年10月24日的信中所说，他感受到了完成这个计划的一种使命感：“我要把时间安排好，以便一步一步地把所有古罗马和古希腊作家有关古典时期精神的论著加以通读。”这实际上是对《希腊文化史》一书的最早构思。
不过话得说回来，这部书离它的终点还有很长的距离，因为布克哈特首先要对整个世界历史的总的格局勾勒出一个概要。也就是说，他要开设每周4至5个小时的大课，以便让学生对三千年的历史，即所谓“世界历史”的概貌有所了解；其次，他要让学生对这段历史的内部结构以及它的流程有一个概念。这门课开始时取名《历史学习导论》，后来改名为《世界历史沉思录》。
三
在梅特涅（Metternich）掌握大权的时候，欧洲开始脱离原来比较幸运的力量平衡状态，步入了富有帝国色彩的民族国家时代。联起手来战胜拿破仑以后，欧洲的当时几大势力建立了欧洲和平体系。关于这个体系内部的敌对关系，起初只有几个知情人才有所了解。但是，在革命力量的压力下，这个和平体系逐渐产生裂痕，其敌对关系也变得愈加明显，并且最终导致了第一次席卷全欧洲的冲突——克里米亚战争。战争期间，布克哈特仍然带着一丝年轻人气盛的口气在给爱玛·布莱娜—科隆恩的信中写道：“现在确实是一个富有诗意的时刻，不仅对您开朗的内心来说，我最尊敬的人，而是对整个世界都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顶天立地的勇气，可以与古代任何一场战争所表现的勇敢相媲美。这些英勇无畏的人服务于那些在外交上笨拙和一事无成的家伙们，人们把这些家伙加起来称作势力集团……说不准将来会有哪个诗人从这个角度把这场战争作一个总结。我们不能不说伟人为小人效劳，这无异于赫拉克勒斯（Herakles）为尤利西修斯（Eurystheus）服务。”
克里米亚战争本身只是震动了欧洲的边缘，但是在以后的几年里，欧洲中心地区出现了敌对的两极，而且紧张局势日益加剧。伴随着强烈的阵痛，并且借助奥地利与法国之间在伦巴第地区的战争，意大利的民族君主制才得以问世。在19世纪前半叶，多瑙河边的帝国都城虽然不能说统治整个欧洲，它至少操纵和监督欧洲。但是，鉴于意大利人所获得的成功，法国人试图在巴黎建立新的帝位，并以此赢得对欧洲的霸权。第三个帝位则建立在法兰克福，它虽然未能在政治上得到实现，却在人们察觉之前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德国的主要力量。在意大利和德国，小国一个接一个地死亡。欧洲的局势发展得如此之快，没有人知道能否对此予以制止。1864年的丹麦战争以及1866年的德国战争结束以后，即使目光最敏锐的观察者也感到大惑不解，因为德法之间的战争一直没有爆发，以至于他甚至开始怀疑战争会来临的可能性。面对这种事态，没有人会预料1871年开始的和平能够持续很久，更没有人想到这段和平时期长得足以让一代人死去，另一代人成长。1870年普法战争前夕，人人都意识到了一场急不可耐的权力斗争不可避免，他们同时也有一种预感，在争夺非洲和亚洲的属地的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美国即将登上世界政治舞台。
决定欧洲命运的眼前的力量和远方的力量都清晰可见，如同在大晴天观看景色一样，而且显得比此后40年期间的任何时候都更清楚。正是在这个时候，布克哈特决定把他对社会现实的真知灼见与他用50年的时间收集的关于以往的人和事的丰富知识结合起来，然后总结出有关世界历史的最基本的理论，目的是为自己和听众在观察当今世界和未来世界方面指点方向。
在他生命的晚期，布克哈特不止一次差一点放弃自己考察问题时的自由立场，而后投靠德国境内相互斗争的某一个派别。他在巴塞尔的讲台上一直享受了这种自由，但是来自蒂宾根（Tubingen）、海德堡（Heidelberg）和卡尔斯鲁厄（Karlsruhe）的聘书相继到达他的手中。收到这些聘书的时候，布克哈特当然想不到若干年之后他还要收到一封邀请他接替兰克教职的信。在这些早期的聘书里，德国人直接或者间接地暗示了布克哈特喜欢德国南部性格的事实。不过，这时的布克哈特对自己所持的态度非常自信，他不会受别人的影响而使得自己的视线模糊。“对那些围绕在我们生命周围的危险，我尽量不去想它们……我不相信，一个人可以通过死死地盯着看混乱的局面而变得更聪明和更善良。我所站立着的由五块木板构成的讲台起码让我做主，我既不需要宣讲大德国也不需要宣讲小德国，不需要一定讲这个或者讲那个，我可以用任何方式把我的观点说出来。”
在《世界历史沉思录》这部著作中，中心思想和附属思想，主建筑和辅建筑并存。我们能够很容易地看出这本书的“导论”以及最后两章“历史上的伟人”和“世界历史上的幸运和不幸”属于侧翼建筑。“导论”的形成甚至可以追溯到1851年的书稿原型。这些篇章原来并不在讲义的框架之内，而是作者在巴塞尔博物馆的大礼堂针对特别关联的问题所作的报告。这部著作的核心是中间的三章：“关于三个潜能”、“对六种相互制约关系的考察”、“历史上的危机”。这三章具体形成的过程也充分证明了它们是该书的核心。三章之间有着紧密的逻辑上的关联，关于这一点，布克哈特在书的第一页有所暗示：“我们将以引言的形式阐述包含在我们所做的考察范围内的内容。然后，我们将论述国家、宗教和文化这三个大潜能。接下来，我们将论述这三大潜能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转而考察整个世界进程中一些骤变的问题，即有关危机和革命的学说。”
不可否认，《世界历史沉思录》中的某些部分是临时凑成的，它们其实是作者像念主祷文一样应景而写的东西，而不属于一部经过长时间和系统的准备之后撰写的著作。无论如何，关于三个大潜能的基本构想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才形成的。有人曾经指出，布克哈特在1868年的夏天和秋天对这三章进行了深入的修改。在1868年夏天的那个有点像关键词式的手稿中，布克哈特探讨的问题比较多，好像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比如其中有这样一个标题——“对国家、法制、宗教、哲学、科学、诗歌和艺术的一种历史的考察”。一直到了1868年和1869年冬季，除了夏季手稿中单独论述的国家和宗教两个大潜能以外，布克哈特的修改稿里只剩下了文化这个自成一体的第三个大潜能。当然，布克哈特做这些删改也有格式方面的考虑，在某种意义上，作者把《世界历史沉思录》看做是自己的宠儿、一个秘密。他很想把它写成一部拥有三个形象的、一部能够在学术界起到复兴作用的著作。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部书目前的结构有其内在的必要性。国家与宗教是兰克这位大师毕生著作的最基本论题，而布克哈特则是前者的高足。在《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一书的第一页，兰克就触及到国家与宗教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且在他一生的著述中不断地加以论述。布克哈特给兰克的国家与宗教的二元构想中增添了文化这个第三大潜能，并且以毕生的精力研究它。在他看来，文化恰好相对于国家和宗教而形成一个整体。在《世界历史沉思录》中，布克哈特把文化与国家和宗教作为对照加以论述。他认为，文化是精神发展的总和，而这里所说的精神是出于本能发生的，因而它不要求普遍的和强迫的认可。在他的上述著作里，布克哈特把文化看做是“对国家和宗教的批判”；在他看来，文化犹如“一块表，它之所以向人透露时间，那是因为它无论在外形还是在内涵上都没有办法掩盖时间”。有人曾经不无道理地指出，在貌似三元的大潜能后面，在不易看透的区域内藏匿着文化针对国家和宗教的二元性，而且文化与其他两个潜能之间的对立具有强迫的性质。文化与国家和宗教之间的对立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潜能与两个稳定的潜能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自由与权力之间的矛盾。
如果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发现，布克哈特所向往的只是文化这个大潜能。在他所描绘的世界历史图画上，唯有涉及自由的成分和以自发的形式尽最大能力、尽最大可能得到发展的那些地方才显得光彩夺目，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历史沉思录》这个题目并非非常切题。其实，即使布克哈特没有写《世界历史沉思录》这本书，我们也知道，真正让他心驰神往的是古希腊的城邦、中世纪意大利的城邦以及那些人类精神的创造物和艺术品，而不是亚洲的专制、那些新兴的大国，也不是那些宗教创立者和教堂的建造者。文化吸引布克哈特的地方在于它可以自由自在地蓬勃发展。但是，布克哈特撰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把文化受限制的要素以及它与国家和宗教这两个大潜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指出来。不可否认，作为评判者，布克哈特经常站到文化那一边，好像只有文化才有资格享受他的明确表白。作为一个目光敏锐的学者，布克哈特在晚年的时候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另外两个大潜能上面。在他看来，这两个潜能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有强迫别人接受的特性，这也正是权力让人不安和让人感到窒息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历史沉思录》是赞成自由的一项声明，这部书试图竭尽全力认知权力这个东西，而在布克哈特撰写这本书之前的若干年里，人们经历了许多与权力相关的惊心动魄的事件。以他最新的经验判断，最为重要的潜能掩藏在权力之中，而且未来的走向也会决定于此。布克哈特认为，认清权力的法则，认清它的力量所在，认清它的局限性，这几项是当时最为迫在眉睫的任务，因为：
现在成问题的不是文化，而是存在本身。过了许多年以后，假如有人提出一些所谓改进的建议，那些当权者将会指给他们看人类曾经遭受的痛苦和损失，并以此作为回答。
国家将把文化严密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并且按照自己的口味对后者进行新的和全面的调整。说不定，后者可能还会主动询问前者，以便弄清前者的意愿是什么。
首先需要严正地并且不厌其烦地向人们提出警告，劳作和赚钱不应当成为我们生活的主体。
将来，那些需要惊人的开销的科学研究和交流，还有艺术创造活动可能要部分地停止，而那些得以幸免的，它们为了继续存在而不得不加倍地努力。典型的生活模式就是：没有用处就被废除。
四
如果想写有关《世界历史沉思录》这本书引起的反应、得到的评价以及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我们能够极其轻松地找到可以写成一本大部头书的材料。下面只是有关这个话题的一些摘记。
一谈到与《世界历史沉思录》相关的事情，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布克哈特一个年轻的同事。1870年和1871年之交的冬天，这位同事旁听了布克哈特每周一小时的《关于历史学习》这门课，他同时也聆听了布克哈特所作的报告《历史上的伟人》。这位同事就是带着病从战争前线归来的尼采。在大礼堂听了布克哈特首场报告以后的第二天，尼采给他的朋友格尔斯道夫（Gersdorf）写信，他在信中说：“昨天晚上对我来说是一次享受，我多么希望你能够分享。雅各布·布克哈特作了题为“历史上的伟人”的演讲，他确实把我们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说出来了。他是个看上去有些老，而且极其不同寻常的人。他虽然不歪曲事实，但是很喜欢隐瞒事实。他以很亲密却很随意的口吻称呼叔本华为‘我们的哲学家’。我每周在他那里听一个小时的课——《关于历史学习》。我相信，虽然听课者达六十人之多，但只有我才能够领会他深邃的思想，因为他的思路每当遇到令人忧虑的事情的时候便停顿或者转弯。”
当时的尼采只有26岁。他的言辞里已经包含了此后他与布克哈特之间那种特殊友谊的所有成分，之所以说是特殊的友谊，那是因为它由敬仰、共同性、天真和误会等成分奇怪地掺和而成。对尼采来说，他与布克哈特之间的关系成为他人生中一个伤感和沉重的篇章，而对布克哈特来说，他的余生中根本就没有尼采这一章。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等的。不过，这里不是讲述有关尼采与布克哈特之间的友谊的地方，虽然他们之间的友谊确实应当称作友谊。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尼采在精神错乱时对布克哈特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好吧，您是，你是我们伟大的，最伟大的老师。”（Nun sind Sie-bist du unser grosser，grosster Lehrer.）
有一个叫萨里思（Arnold von Salis）的人也聆听了布克哈特于1870年和1871年之交的冬天所作的演讲，并且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珍贵的文献。他不仅记录了布克哈特的演讲内容，而且又对记录进行了仔细的加工。他的笔记在档案馆里被贴上了“一个无名氏的书面记录”的标签。齐格勒（Ernst Ziegler）通过字迹比较证明这个记录的书写者不是别人，而是听演讲的时候才23岁的萨里思。萨里思来自布恩德（Bunden）的山区，因此是一个纯粹的野孩子。虽然他的母亲来自巴塞尔，但是他把意大利语看做是自己的母语。他在勃盖尔（Bergell）长大，到巴塞尔上学之前，他主要接触的还只是鹰和熊。同尼采一样，萨里思不仅选修了布克哈特《关于历史学习》这门课，而且也聆听了他关于“历史上的伟人”的三次讲座。有一次去拜访布克哈特的时候，萨里思讲述了他是如何在大礼堂里费力地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作记录的。布克哈特一直仔细倾听，然后说：“真的吗？您是这样做的笔记吗？那么您现在把我的本子拿去吧！”说着，布克哈特从书架上取下自己的演讲稿，把它交给了自己的学生。
萨里思的笔记从两个方面值得重视。首先，他的笔记反映了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这部著作在1870年和1871年之交的冬天的进展情况。事实证明，布克哈特当时已经誊写了这部著作，后来成书时包括的主要内容当时几乎都有，只缺少1871年才加进去的“世界历史上的幸运和不幸”一章。可以看出，在开设《关于历史学习》这门课的那三年里，布克哈特已经完成了“世界历史上的危机”一章。萨里思在他1871年3月22日的笔记结尾处写道：“布克哈特教授讲述了几个大潜能之间持续不断地相互影响的情况，然后，他把重点放在了世界历史潮流中个人，即那些伟人们的作用。由于时间关系，他无法把课程结尾部分的内容按计划结束，因此，他把这些内容分三次在博物馆大礼堂里向公众讲述，讲座的题目是‘历史上的伟人’。”
萨里思笔记的另外一个优点在于，他的措辞在许多地方能够让人很容易地听出布克哈特的语音和语调。萨里思并没有速记，但是他学会了如何把布克哈特特有的那种简单明了的神奇风格表现出来。我们可以拿他笔记的一段话作为例子。关于1815年至1870年之间的历史，萨里思作了如下的记录：
英国将成为人类的楷模。可以自由地拥有地产，不受限制的工业以及信仰自由……人们可以无所不做……可以去挖煤，可以去炼铁，机器投入到工业和交通。化学和物理得到长足的发展，还有棉花生意，大量资本的积攒以及向世界各个角落的扩张。甚至中国和日本也不得不打开门户。这个趋势能否继续下去，其关键在于这个世纪末等待我们的是和平还是战争……60年代的形势其实也曾经是这个样子，但是，不可回避的是，1870年爆发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战争。两个强国相互比试自己最基本的力量，而文化则处在从属地位，试图帮助强化国家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人民被剥夺了他们的权利，他们只剩下了履行义务的选择。如此这般，国家一夜之间成了文化的主宰者，文化学会了如何通过国家来展现自己的实力，所以也愿意为后者服务。随之而来的只能是进一步的和新的战争。国家与文化似乎成了一个整体，但是，这种联合的动机只是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两种宗教信仰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确地站到国家和文化一边。其结果是，国家再一次相信，它全面地利用宗教来实现自己目标的机会到来了。人们理想中的那个胜利也许有一天会来临，谁能够等到那一天，他真是有幸之至！
关于战争本身，萨里思以简单扼要的语言复述了布克哈特的想法。应当说，他又一次成功地转达了布克哈特特有的思路。布克哈特引用了拉索克斯的一段话来作为结尾：“那些堕落的人即使在战争中也不会变成好人，就因为这一点，我们也不应当容忍理想主义变成战争的牺牲品。”
与尼采一样，萨里思本人也曾在那个冬季学期开始前的几个星期里经历了那场战争，他在梅斯（Metz）和蓬塔穆松（Pont-à-Mousson）一带的战场上当救护员，因此亲眼目睹了战争的一些真实面目。
从长远的角度看，雅各布·奥利所作的艰苦的工作更为重要。他把布克哈特提纲挈领式的讲稿改写成连贯的文稿，《世界历史沉思录》迄今为止的所有版本都以他的文稿作为蓝本。
在对布克哈特的讲义进行编辑的时候，奥利并没有很严格地修改他的文字。那个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这么做，当时的人只是想阅读布克哈特的报告，而奥利的功劳就在于，人们能够很容易地读懂那些讲稿。对于我们更有启发意义的是他所做的删减，而不是他为了语法上的需要进行的小小的补充。那时，人们处在占据霸主地位的德国的高压之下，奥利认为有必要对布克哈特文本的个别地方进行“稀释”。他也许是为了避免惹恼柏林那边持批评态度的人，也许是他好心地认为，他的尊敬的伯父有点过度悲观地看待我们这个世界。举一个例子，布克哈特的一大段文字被奥利删掉了，多亏萨里思在他的笔记中仔细地把那一段话记录下来：“一场大战就要来临……国家又可以把文化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心里……文化此后的下落只有在接下来更多的战争中才能见分晓。”显然，在付梓前的最后一刻，奥利把布克哈特的这一段话扔进了纸篓。在目前的版本里，被奥利删掉的那一段话又被放回到了原处。
五
第一次看到《世界历史沉思录》这本书的时候，梅涅克（Friedrich Meinecke）已经出版了他早期的几本书。作为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梅涅克当时44岁。他那时已经完成了描写陆军元帅波伊恩（Hermann von Boyen）的两卷本专著，并且编写了描述德国1795年至1815年间起义的专著。在他为《历史杂志》撰写的评论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的文章中，人们感觉到他对布克哈特有点陌生和犹豫不决。梅涅克当时对德国以外的学界了解甚少，并且沉浸在威廉二世麾下的德意志帝国所带给他的亢奋之中。但是他不得不承认，读者可以在布克哈特的著作里领略到宏伟的历史视野，而且能够以不同寻常的方式亲身体验当今的世界。不过他补充道：“读者会马上发现，他的历史观点与其德国同行的观点之间横着一条鸿沟。”随着文章内容的深入，梅涅克对布克哈特的态度也变得愈发肯定：“布克哈特关于文化的定义有其独到之处，不同于由来已久的那种空洞的议论。即使所谓的现代文明，布克哈特也以相当悲观的角度加以审视。”可以看出，梅涅克在内心深处与布克哈特持相同的观点。在书评的末尾，梅涅克出其不意地用非常明快的语气写道：“我们在作者的每一种判断和每一个观点中都能够体会到新鲜和直截了当的气息，它们没有学院派的呆板，不受条条框框的限制。面对激荡的时代潮流，他能够保持自身的独立；兰克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在任何德国历史学家身上看到这种独立性。”
贡多尔夫（Friedrich Gundolf）比梅涅克年轻16岁，而且不属于兰克学派。他对具有高度思想性的著作嗅觉特别灵敏。布克哈特的著作出版以后不久，他写下了如下的评论：“《世界历史沉思录》是布克哈特著作中最具有个人风格的一部，不仅因为他在书中以对话的形式讲述了世界历史，对现实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而且还因为我们在这本书里能够感觉到他的人格的气息，因为这本书直接反映了他全部著作的最基本的音调，展现了他如何高超地掌握和运用文献的手法。在这本书里，他在我们的眼前施展他的才能……”
贡多尔夫把兰克、蒙森（Mommsen）和布克哈特三个人加以比较，他认为布克哈特最具“从艺术的角度领会现象”的能力。贡多尔夫在这里使用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字眼，因为他把布克哈特与艺术联系在一起，无疑是把布克哈特引入到那种极端重视从政治的角度写历史、而轻视从艺术和美学的角度写历史的评价体系，况且布克哈特的整个历史观远远超出了艺术史的范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历史沉思录》这本书早已售罄。在德国，纸张本来有限，而且他们在其他方面更需要纸张，所以他们不可能重印这本在他们看来怪异的书。只有那些研究艺术史的专家学者们还会想起布克哈特，属于这个圈子的韦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先是在柏林，从1912年开始则是在慕尼黑精心地管理布克哈特的遗产。在1918年以前的那段黑暗的年月里，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莱赫（Georg Leyh），这个后来为图书馆事业做出贡献的年轻人，战时是一个德国士兵。他曾经利用短暂的探亲假把《世界历史沉思录》这本书抄写下来，目的是此后在战壕里能够随时阅读它。
1918年，当德国人开始惶恐不安地询问德国在政治和精神上遭受重挫的原因的时候，这本书释放出了新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斯宾格勒（Spengler）的影响下，德国人把自己失败的原因与文化衰落这个普遍的问题联系起来。关于这个问题，战前的历史研究显然无法提供答案。为了满足更大的读者群的需要而第一次出版《世界历史沉思录》的袖珍版的时候，马尔克思（Rudolf Marx）在后记里称该书为“一本简直不可思议的书”（ein ungeheures Buch）。里特尔（Gerhard Ritter）在骨子里疏远布克哈特，但是，当谈及政治以及战争所拥有的那种魔鬼般的威力的时候，他对布克哈特作了如下的总结：“在德国处在自由民主气氛的年代，雅各布·布克哈特是唯一透过理想主义的外衣审视这股魔鬼威力的人。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那是因为他不仅固执而且强烈地把自己看做是德意志瑞士人（Deutschschweizer），从而能够置身于德国民族主义运动之外。”
布克哈特晚年的两个学生特罗格（Hans Trog）和马尔科瓦特（Otto Markwart）分别为自己的老师编写了传记。在那两本传记里，《世界历史沉思录》并没有占据重要位置。至于布克哈特在巴塞尔大学的两个继任者——巴赫托尔德（Hermann Bachtold）和迪尔（Emil Durr），他们二人均把《世界历史沉思录》当做各自研究的中心。两个人虽然没有能够亲耳聆听布克哈特所讲授的课程，但是他们充分地意识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那段特别的年月里，布克哈特在其著作里表述的见解拥有了往日无法比拟的辐射力。迪尔还领导了为出版布克哈特全集而作的前期准备工作。在1929年至1934年那段更大的灾难即将来临的非常年代，迪尔率领手下的人终于让布克哈特全集面世。《世界历史沉思录》虽然包括在这套全集里，但是它却有一个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它的出版人是雅各布·奥利的儿子阿尔贝特·奥利（Albert Oeri）。他起初想对其父留下来的版本进行全面的校勘，但是，他那时已经被接连不断的政治性事务缠身，他唯一的选择是把父亲的版本原封不动地重印。
此前，布克哈特大量的信件已经与读者见面。布克哈特给埃利奥特（Max Alioth）写的信于1913年结集出版；他写给海泽（Paul Heyse）信于1916年出版；他写给自己学生布莱纳（Albert Brenner）的信于1918年出版；他给普利恩（Friedrich von Preen）写的信于1922年得以出版。在上述信件中，布克哈特给普利恩的信尤为重要。20年代后期开始，在德国开始出现以文化衰落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其中有克吕格尔（Paul Wilhelm Kruger）的《布克哈特眼中的衰落问题》（Dekadenzproblem bei Jacob Burckhardt）、温奈尔（Richard Winner）的《布克哈特的世界观和历史观》（Weltanschauung und Geschichtsauffassung Jacob Burckhardts）、道伊布勒（Richard Dauble）的《论布克哈特历史书写中的政治本质》（Die politische Natur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Jacob Burckhardts）。在上述博士论文的撰写者中，温奈尔值得我们在这里特别加以纪念。由于受研究布克哈特著作的影响，他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对政治不闻不问，但是毕业以后，他极力反对当局的高压政策，终于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大约在1929年与1930年之交的时候，德国舆论界的一部分人已经开始转向，他们对待布克哈特的调子有了明显的变化。有人从布克哈特的《世界历史沉思录》以及他的一些信件中断章取义，声称这些字句与纳粹党的观念不谋而合。有人则企图把布克哈特的论著作为证明自己正确性的论据。但是盖过所有这一切的是干脆拒绝和反对布克哈特本人及其著作的呼声。在上面提到的博士论文中，道伊布勒谴责布克哈特与巴塞尔这个小国过从甚密。在他看来，布克哈特与巴塞尔之间这种特殊的关系使得他的思想中根本没有外交活动这个概念。道伊布勒所不知道或者不愿承认的是，促使布克哈特撰写《世界历史沉思录》的主要因素不是他与巴塞尔之间的特殊关系，而是他对权力，特别是新兴大国的体验。随着“缺乏外交体验”这顶帽子被扣在布克哈特的头上，纳粹分子针对布克哈特的口诛笔伐宣告开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诋毁布克哈特的激进分子施特丁格（Christoph Steding）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最后写就了一本八百页的厚书。他认为，俾斯麦苦心经营的德意志帝国之所以在上层建筑层面上出现坍塌的现象，主要根源在于布克哈特和尼采、施皮特勒（Spitteler）和赫伊津哈（Huizinga）、巴霍芬（Bachofen）和克尔恺郭尔（Kierkegaard）等人的所作所为。施特丁格于1932年在巴塞尔开始职业生涯，他在莱顿度过了1933年的夏天，后来又去奥斯陆、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收集资料。赫伊津哈与施特丁格曾经有过一次简短的会谈，此后，他再也不愿接见施特丁格。施特丁格并不是正式的纳粹党成员，但是他颇为自豪地说，他从1930年起在所有的选举中一直把选票投给纳粹党。他内心里并不相信纳粹主义，他的目的是“要向那些即将掌权的人靠拢”。不过，他于1938年还很年轻的时候就死掉了。施特丁格的书出版的时候，为纳粹党宣传机构效劳的历史学家弗兰克（Walter Frank）特地写了充满了阿谀奉承词句的前言。施特丁格来自威斯特法伦（Westfalen）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在巴塞尔、莱顿、哥本哈根和斯德哥尔摩充分体验了文雅的社会气氛，但是他又向往着成为普鲁斯的一名轻骑兵。在这种神魂颠倒的状态下，他有些时候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在写些什么，比如在论述“经济的资本主义思维模式”的时候，他说：“布克哈特的文化史迎合了经济的资本主义思维模式。他忽略了国家这个因素，然而对每个时代私人的和个体的东西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施特丁格应当很清楚，在探讨世界历史中三大潜能的时候，布克哈特毫不犹豫地把国家放在了第一位。
六
布克哈特著作所放射的火花从欧洲大陆首先是传到了英国，然后又继续跨海越洋到达了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在向东方传播的方向上，是一些孤独的德国士兵把《世界历史沉思录》带到了斯大林格勒的战壕和高加索山脉的脚下，他们随身带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暂时从军事的和民族主义的气氛中解脱出来。
流亡人士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当时暂居新西兰的诗人沃尔夫凯尔（Karl Wolfskehl）在写给一位在纽约的朋友的信中说：“布克哈特对任何时代来说都合时宜，因为他的著作包含了一切。”在那个不同寻常的年月里，一个居住在苏黎世的名叫霍廷格尔（Mary Donald Hottinger）的苏格兰女士翻译了《世界历史沉思录》。这本语言优美的英文译本于1943年在伦敦出版发行，此后又重印了几次。
在美国，两个流亡的德国人——出版家沃尔夫（Kurt Wolff）和历史学家霍尔本（Hajo Holborn）——准备联手出版比较特别的美国版的《世界历史沉思录》。霍尔本的职业生涯是在海德堡以大学讲师的身份开始的，后来到耶鲁大学授课。作为一个研究布克哈特著作的专家，他当时不可能不知道，巴塞尔第一位分析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这本书的学者是迪尔，他的专著的标题为《雅各布·布克哈特视野中的自由与权力》（Freihei und Macht bei Jacob Burckhardt）。显然，通过把1943年美国版的《世界历史沉思录》起名为《权力与自由——对历史的考察》（Force and Freedom，Reflections on History），霍尔本意在积极地回应迪尔所选取的关键词。
如何把古老欧洲的历史知识与美国人全新的提问题的方式联系起来，霍尔本在这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针对布克哈特的《世界历史沉思录》，霍尔本说：“19世纪的思想家中，谁也没有像布克哈特那样在迅速增长的现代大众文化中清楚地预见了未来极权主义的政治危险。”霍尔本的一个美国学生——尼科尔斯（Hastings Nichols）为上面提到的《权利与自由——对历史的考察》写了序言，这个序言是迄今为止对布克哈特最好的介绍文章之一。我们能够从他的语言中感受到大洋彼岸的读者对布克哈特著作的惊叹。在当时人们的印象中，一本20年或者30年之前的历史著作早已过时。当时的美国读者与布克哈特的著作之间横亘着70年的时间，他们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看到了这部著作的重要意义。尼科尔斯说：“我们现在才有能力理解这部著作。我们无法否认，对于1941年的局势，布克哈特在1871年的时候就已经比我们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此之前，美国人对布克哈特知之甚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这本书虽然已经出版，但是却遭到了曲解。美国人一直对布克哈特抱着一种勉强地有所包涵的态度，尼科尔斯这段充满胆识的话无异于与这种态度进行了决裂。他意识到，已经到了重新以新的眼光学习布克哈特的时候。他所做出的努力让当时广为流传的说法破灭，即布克哈特是一个只知道享受的伊壁鸠鲁学派的信徒，一个不愿承担任何责任的自私自利的人。
美国版本的《世界历史沉思录》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当然，这也是构成一出喜剧所必不可少的成分。原来，有人把布克哈特也列入了1942年的战时审查机关受审查的名单中。不可否认，布克哈特的《世界历史沉思录》1943年在美国的出版还算是顺利，而在德国，有关当局拒绝为此书的出版批准纸张。据说美国那位审查官曾经像德国审查官一样把头摇得如同拨浪鼓。当他读到第4章末尾的附加部分《对目前危机的起源和性质的补充论述》的时候，1870年的“目前”与1940年的“目前”在他头脑中奇妙地产生了联想，而在他看来，这种联系非常值得忧虑。当他读到布克哈特谈论所谓“强大的俄国”，俄国所推行的“泛斯拉夫主义”以及“英国的弱点”的时候，他突然回忆起了他手中审查官职责小册子中的一个准则：“不可侮辱我们的盟友。”这位审查官甚至在拿破仑三世的身上捕捉到了影射美国的影子。读完了这几页，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相关的那几段大刀阔斧地删除。结果，原来长达18页的《对目前危机的起源和性质的补充论述》只剩下了7页。好在这一段是那位纽约的审查官运用手中权力的唯一一个牺牲品，而且也没有阻碍这本书产生巨大的影响。
《世界历史沉思录》这样的书其实永远不可能成为畅销书。在那段各种力量相互交织和神经绷紧的年代里，布克哈特的《世界历史沉思录》能够受到广泛的注意，这一点已经让人惊讶不已。在那段时间里，美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他们必须修改美国政治传统中的一些基本思路，因为正是这种思路促使美国搞孤立主义，并且使美国陷入了1940年那样的极端危险的境地。在盎格鲁撒克逊读者看来，布克哈特有点像“真诚和理智的化身”（Inkarnation von Ehrlichkeit und Vernunft）。《新政治家与国家》（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这份杂志高度评价了《世界历史沉思录》在美国的出版，称该书是“西方历史思想的巅峰之作，迄今为止最透彻、最有见识的书”（Das teifgrundigste und weiseste Buch，das westliches historisches Denken hervorgebracht hat）。施威那顿（Frank Swinnerton）在广播节目中介绍说：“这是一部伟大的书。任何一个想理解今天的人，他不应当忽略这本书。它能够激发我们思考。在许多其他历史学家的著作里，我们看到的只是散落各地的树，但是却看不到林，而布克哈特则有这样一种能力，那就是以看上去极其轻松的手法把国家的产生、壮大和作用，把宗教和文化在国家内所产生的反作用和相互作用解释到让我们茅塞顿开的程度。”
对于自我意识很强的美国人来讲，把布克哈特看做是他们的支持者，这并不是很容易迈出去的一步。飞机以及大型的运兵车使得英国和美国已经无法再走孤立主义这步棋了，他们曾经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通过这个方法隔岸观火。美国人和英国人认识到自己卷入了一场新的政治较量之中，想袖手旁观已经不可能。他们一直以为对权力的着魔是欧洲大陆落后的政治气候的必然结果，并且对此不屑一顾，而现在，这种情况突然间也变成了他们自己的政治气候。布克哈特的著作为他们总结了欧洲大陆的经历。这本书描述了权力如何产生和衰落、宗教如何兴起和消亡、文化如何诞生并且陷入危机和变异的情形。尼科尔斯用如下的一段话总结了他阅读布克哈特的著作之后产生的一些想法：
就文化而言，并非像黑格尔和兰克相信的那样，它的辉煌时代并不是它能够享受强大的国家保护的那些年月。相反，辉煌的文化来自人们组成的共同体，而这种共同体几乎不具有什么政治意义。此外，布克哈特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所推崇的反军国主义、个人主义以及道德主义在盎格鲁—撒克逊读者中很容易地找到知音，而对德国的思维模式来说，他无疑是一个不合群的怪癖的人。他为我们架起了通向属于康德（Kant）和席勒的那个古老德国的桥梁……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让美国和英国第一次看见了一些活生生的场景，这些场景也正是布克哈特早在那个时候所希望和担忧的，他同时也从这些预想的场景中得出了他在其著作中所叙述的结论。
在德国，武器沉默下来以后，人们对布克哈特的兴趣就马上开始高涨起来。早在1943年，在苏黎世拥有教席的德国哲学家格里斯巴赫（Eberhard Griesbach）出版了一本书。在这本书中，格里斯巴赫谴责布克哈特逃避现实的做法，并要求年轻的一代勇敢地与传统进行决裂。我们不能忘记，早在约一百年前，不少德国人也曾经以同样的方式责备过布克哈特。当有人向《新瑞士评论》（Neue Schweizer Rundschau）的编辑询问，为什么他们一直没有刊登评论格里斯巴赫这本书的文章的时候，这位编辑回答道：“我们保持沉默到现在，并不说明我们有所疏忽，而只是说明我们非常客气。”马丁（Alfred von Martin）于1941年出版了《尼采与布克哈特》（Nietzsche und Burckhardt），并且于1942年出版了论述布克哈特宗教思想的专著。他为人们正确理解布克哈特的著作以及布克哈特与尼采之间的关系做出了贡献。不过，因为纳粹政府严厉的审查制度，他反驳格里斯巴赫、替布克哈特辩护的文章无法与读者见面。出版《世界历史沉思录》新版本的努力也受挫，因为有关当局不批准所需的纸张。无奈之下，本文的作者于1941年急如星火地在伯尔尼重印了奥利版本，为的是让年轻的一代有机会接触到这本书。另外值得提及的是，我在这次重印时把原来被奥利删减的部分补充了进去。
此后，情况急转直下。仅仅从1947年到1949年的两年时间里，有4个不同版本的《世界历史沉思录》在德国面世，而且每个版本都附有一个内容详尽的序言。这4个版本分别由汉森（Wilhelm Hansen）于1947年在代特莫尔德（Detmold）、由克瑙乌斯（Bernhard Knauss）于1948年在伍珀塔尔（Wuppertal）、由马丁于1948年在克雷菲尔德（Krefeld），由斯塔德尔曼（Rudolf Stadelmann）于1949年在蒂宾根出版。此外，还有一个以科罗内的旧版本为底版进行的重印本也值得一提。在这些序言里，作序的人所谈论的主题已经不再是“躲进过去以逃避今天”（Flucht in die Vergangenheit），而是“对当今世界的透射”（Erleuchtung der Gegenwart）。现在，马丁也终于可以把他批驳格里斯巴赫的文章予以发表。他原本想跟格里斯巴赫这个纳粹的御用文人算一个总账，后者曾经用“审判布克哈特的开庭日到来了吗？”这样廉价的口号式语言来解释布克哈特。不过，格里斯巴赫已经死了，他未能熬过1945年的夏天。
当时，里特尔和梅涅克发表的言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事实上，里特尔是一个只关心政治的人，文化史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他也并不想对此有很多了解。但是，在那个大崩溃的紧要关头，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为知识、为布克哈特说一句公道话：“我们曾经使得国家这个概念超负荷，或者说，我们曾经把国家这个概念加以绝对化。我们把整个生活政治化，甚至生活中最细小和最偏僻的角落也没有放过，但是其结果是极端的失望和深深的醒悟。相反，布克哈特许多关于文化的见解得到了充分的印证。他认为，文化是自发的和独立于外来暴力的精神生活的化身，它才是世界历史上真正重要的因素。”至于里特尔的这段话是否正确地转达了布克哈特的真正意思，那是另外一回事。很明显，里特尔内心里对布克哈特持非常肯定的态度。他说：“在我看来，我们真的有必要极其认真地倾听这位伟大的瑞士人的声音，以一种比从前更加严肃的态度对《世界历史沉思录》进行思考。”
与里特尔的措辞相比，梅涅克对布克哈特及其著作所进行的反思更加令人难忘。梅涅克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对布克哈特作了不同寻常的评论。20世纪初，当《世界历史沉思录》第一次出版的时候，梅涅克就表达了他对此书的肯定态度。人们对梅涅克并不生疏。从他的信件中，我们可以领略他在此前几十年的时间里深入研究布克哈特著作的进程。起初，他对布克哈特及其著作发表的言论很少，从1942年开始逐渐增多，而到了1943年，这种情况更是达到了令人瞩目的程度。就在那一年的5月18日，他给格茨（Walther Goetz）写信，劝他务必读一下布克哈特于1872年4月21日写给萨里斯的信，因为布克哈特在那封信里已经预见到了一种“新的、伟大的和让人获得自由的东西”将要出现，它必将代替“权力、财富和生意”。梅涅克认为，布克哈特预言变成了事实。梅涅克在信中继续说：“只要我逐渐衰退的精力允许我，只要我的老骨头还能吃得消，我打算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布克哈特身上。我经常与卡法罕（Fritz Kaphahn）以及那个很有主见的德希奥（Ludwig Dehio）谈论布克哈特。我有时问自己：‘布克哈特的名声会超过兰克吗？’”
梅涅克当时已经是81岁高龄的老人。几个月以后，在一次空袭中，有4个燃烧弹落在他的房子上。卡法罕在那次事件中被夺去了生命。他曾经编辑出版过布克哈特的书信选集，此书后来一再重印。他还留下了主题与布克哈特相关的一份手稿。一个外交信使受委托把那份手稿带到了巴塞尔，但是在那个血腥的年月，手稿的一半在轰炸机的低空袭击中丢失。那一次发生在1943年3月24日的空袭之后，梅涅克此后仍笔耕不辍，他劝告格茨，在准备出版的《新版德国传记》（Neue Deutsche Biographien）中应当把布克哈特放在头等位置上，说他有权利获得同黑格尔和兰克一样多的版面。1944年初，梅涅克阅读了布克哈特的《历史断想》（Historische Fragmente），并且发现布克哈特在这部著作里没有像在《世界历史沉思录》中那样惜墨如金。但是，从他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他仍然怀着既赞同又怀疑的态度。在3月份写给凯勒（Siegfried Kaehler）的信中，梅涅克对布克哈特的评价变得更加肯定，他说他第三次、第四次阅读了《历史残篇》这本书，认为该书对学习历史的学生们产生一种刺激，因为“他们可以从书中了解到，在世界历史漂亮的正面墙的后面就是那些丑恶的内幕。有些描述显得过分粗鲁和尖刻，比如叙述宗教改革原因的那一部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应当斟酌他的话。”
即使在1944年9月份的时候，梅涅克仍然以非常复杂的心情阅读布克哈特的著作。他原来很容易地被兰克所描画的世界美景所征服，而现在，他已经从那种梦境中醒过来；他逐渐倾向于像布克哈特那样，用一种些微自我为中心的态度欣赏文化，而对世界历史的其他部分则做出相对尖酸的判决。在1945年1月写给凯勒的信中，梅涅克的口气有了很大的变化，看上去，他好像已经得到了解脱，或者说已经找到了答案：“你和我都在经历一场转变，即我们现在对历史的基本兴趣与从前不一样，而这种转变是由布克哈特引起的。我们以前主要关注的是人类的行为和成就，而我们现在提出的问题是：人类历史上的行为和成就对他们的灵魂会产生什么作用？换句话说，假如历史真的可以被研究的话，研究人类历史就是为了解决未来的重大问题。”
梅涅克对那段恐怖年月的认识逐渐深入。他不仅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感受，而且还把这种感受公之于众。有一次，他因为身体特别虚弱而住进医院，并且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被允许出院。随着体力有所恢复，他就开始为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作准备。1947年5月22日，已经85岁高龄的梅涅克在柏林科学院作了题为“兰克与布克哈特”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梅涅克本人在此之前几年的书信中不断地与人进行探讨并且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对我们，还有对我们之后进行历史研究的人来说，难道布克哈特不会变得比兰克更加重要吗？”（Wird uns und den nach uns historisch Forschenden nicht Burckhardt am Ende wichtiger werden als Ranke？）其实，梅涅克真正要表达的不仅仅是这些，因为这时的他不仅不再把兰克看得像原来那样高大，而且还把兰克与布克哈特进行了比较，以只有他才能做到的非常鲜明的色彩对照、以极其深思熟虑的倾向性表达了兰克在与布克哈特的对决中只能甘拜下风的意思，并且以此作为报告的结尾。他同时还补充说：“现在，布克哈特比兰克更接近我们的内心深处。”对梅涅克来来说，布克哈特犹如在茫茫黑夜看清周围事物和前进方向的人，“毕竟，世界历史在夜间还是世界历史。”（Aber auch in der Nacht bleibt Weltgeschichte eben Weltgeschichte.）
赫伊津哈这位属于本世纪最重要历史学家行列的荷兰人未能活到战争结束。他于1945年3月死在战火纷飞的斯德格（Steeg），那个离阿纳姆（Arnhem）不远的流放地。在他生前撰写的最后一部著作里，赫伊津哈多次对布克哈特进行了回忆。他说布克哈特是“最伟大的瑞士人，我在自言自语的时候经常称之为19世纪最充满智慧的人”。可以说，布克哈特的著作曾经伴随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七
从那时起，除了德文版和英文版的《世界历史沉思录》以外，其他语言的译本也开始出现。在拉丁语区域里，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布克哈特的影响全部来自其著作《向导：意大利艺术品鉴赏导论》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由斯德林—密萨乌（Sven Stelling-Michaud）译成法语的《世界历史沉思录》于1938年由巴黎的菲利柯斯—阿尔康出版社出版。但是，这本书还没来得及引起读者的注意就被1940年的战火所吞噬。一直到了1965年，日内瓦的德洛兹出版社才出版了斯德林—密萨乌译本的修订版。随着1971年袖珍版的问世，《世界历史沉思录》得以走进更多读者的视野。动手翻译《世界历史沉思录》的时候，斯德林—密萨乌已经预感到灾难的来临。在1971年的版本中，布克哈特被看做是文化比较研究的创始人和以社会学的角度考察文化的大师。出版者请求读者对布克哈特书中的某些缺点持宽容的态度，比如他未能足够地重视经济对文化的制约作用，还有他对伊斯兰教和中国的评价有失公允。
《世界历史沉思录》在意大利的遭遇比其他在法国的命运显得更为有趣。这个有趣的经过是由一个名叫洛维特（Karl Lowith）的德国人引发的。作为一个编制外哲学讲师，洛维特于1936年刚刚完成了一部研究布克哈特的专著，并且准备离开德国到罗马暂居，然后经日本去美国定居。实际上，洛维特出走德国意味着他宣布自己是对政治不闻不问的人，而且他把布克哈特看成漠视政治的典范。洛维特这样做并不是非常明智。原来，克罗齐（Benedetto Croce）阅读了洛维特的书以后打算为他写一篇述评。但是，克罗齐不久之后变成了一个十足的政治动物和乐观主义者，所以他不仅对洛维特，而且对布克哈特本人也充满了敌意。他原来写一篇书评的计划也改头换面最后变成了那部洋洋洒洒的题为《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La storia come pensiero e come azione）一书中的一章。克罗齐给布克哈特和兰克两个人戴上了相同的帽子，说他们搞的是“没有历史问题的历史书写”（die geschichtsschreibung ohne historisches Problem）。布克哈特最后一次游历罗马的时候，克罗齐曾经有过拜会布克哈特并且与他进行对话的可能，但是这个可能终究没有变成事实。这个没有进行的对话在上面提到的克罗齐晚年的著作里转化为他的一个独白：“布克哈特起初抱着展开一场大战的幻想，不过这个幻想不久便烟消云散。此后，他把悲观主义这个一钱不值的东西当做了自己的朋友。他不是一个真正爱哲学的人。”克罗齐当时是否读过《世界历史沉思录》，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克罗齐自己也承认，他所引用的许多布克哈特的观点都来自洛维特的转述。
上面的事情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此后，《世界历史沉思录》在意大利引起了与此前完全不同的反响。这种反响主要反映在两个新出的版本中，一个是1945年的米兰版本，另一个是1946年的罗马版本。由巴恩费（Antonio Banfi）翻译的米兰版本是第一个意大利文译本。巴恩费在序言中沿用了克罗齐使用过的那种充满概念的语言，即黑格尔式的方言。不过，他已经认识到布克哈特其实有意采用了一种与豪泽尔（Hausser）、西贝尔（Sybel）、德罗伊森（Droysen）和特莱齐克（Treitschke）不同的写史方式，因为这些人都从政治的角度书写历史。他指出了布克哈特与法国道德主义者蒙田（Montaigne）、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和拉布吕耶尔（La Bruyere）等人之间的共同之处。对于巴恩费来说，布克哈特已经不是克罗齐眼中“不探讨问题的历史学家”，而是关心许多问题的学者；在他看来，布克哈特继承了伏尔泰和赫尔德以来从文化角度书写历史的传统。
1945年和1946年的两个版本问世以后不久，在50年代末期，又出现了《世界历史沉思录》的两个新版意大利译本。其中一个由蒙提纳瑞（Mazzino Montinari）翻译，伯灵埃瑞（Paolo Boringhieri）出版，另一个由坎提摩瑞（Delio Cantimori）翻译并附有他撰写的非常权威性的序言和独具特色的图片。伯灵埃瑞为他出版的书取了一个颇具匠心的名字《关于历史的研究》（Sullo studio della Storia），这个意思其实在布克哈特的手稿中依稀可见，而且听起来比《世界历史沉思录》更富有人文主义的味道。
坎提摩瑞给自己的译作取名为《对世界历史的思考》（Meditazioni sulla Storia universale），这个名字显然与奥利所用的书名相似。在德语地区以外，没有哪个人能够像坎提摩瑞那样准确和全面地把握布克哈特的语言，并且用非常精细入微的笔触讨论布克哈特的著作。坎提摩瑞当时已经从事布克哈特研究达十多年之久，后来又成为主编六卷本布克哈特全集的编辑之一。他向读者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人们一直以尼采的眼光看待布克哈特，这种状况不应当再继续下去。布克哈特措辞确实非常谨慎，但那不是像尼采所说的那样是出于胆怯，而是因为他对事实的真相有所忧虑。坎提摩瑞告诫意大利读者，克罗齐有关布克哈特的评论文章并不能成为定论。在他看来，布克哈特对大民族国家的否定并不意味他反对国家本身。坎提摩瑞真正领会了布克哈特关于三大潜能的理论，他认为，布克哈特是在充分意识到国家、宗教和文化本原的驱动力的基础上才提出了这个理论。
如上所述，只有在英语和意大利语地区，读者除了《世界历史沉思录》之外还能够阅读布克哈特的许多其他著作，以及丰富的讨论布克哈特著作的文章和专著。在日本，评论布克哈特的文献也很多。不过，我不得不承认，我面对日文版的布克哈特著作，如同彼特拉克（Petrarca）面对荷马史诗。我虽然能够轻轻地抚摸装帧精良的图书，但是一个字也读不懂。我与一些研究布克哈特的日本学者有过交谈和通信往来，因此我很清楚，日本国内对布克哈特著作的介绍以及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和多方面的景象。因此，有必要由一个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对此进行仔细的考察。对许多来欧洲的日本人来说，他们很容易出于对艺术的冲动而特别醉心于拉丁语世界；很多日本人是为了理解意大利艺术才开始接触布克哈特著作的。这其实就是日本人研究布克哈特的基础。在过去的40年中，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他们已经开始关注布克哈特的书信以及他的《世界历史沉思录》。这个过程有点类似布克哈特及其著作在美国的经历。同美国人一样，在经历了百余年实行孤立主义和隔岸观火的时代之后，日本人也投入到了险象丛生的全球政治权力角逐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把布克哈特看做是一个领港员。当然，他们一会儿把布克哈特视为基督教世界的代表人物，一会儿把他当做基督教世界的反叛者，一会儿又把他当做批判那个令人无法满意的现代西方世界的先驱。
关于其他语种的《世界历史沉思录》译本，我在过去几年中能够收集到的有以下几种：德维特（Rob de Wit）翻译，1936年在比瑟姆（Bussum）出版的荷兰文译本；罗切斯（Wenceslao Roces）翻译、赖伊斯（Alfonso Reyes）作序，在墨西哥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的西班牙文译本，它的第一版于1943年问世，并于1961年再版；里贝罗（Leo Gilson Ribeiro）翻译，1961年在里约热内卢出版的葡萄牙文译本；以撒克（Ch.Isaak）翻译、塔尔蒙（Jacob Talmon）作序，1960年在耶路撒冷出版的希伯来文译本；罗泽（Jiri Loser）翻译、雅雷克（Jaroslaw Jarek）撰写后记，1971年在布拉格出版的捷克文译本。
毫无疑问，上面列出的单子只能是挂一漏万，但是它却足以证明，布克哈特的著作在世界许多意想不到的地方已经跨越了语言的障碍。
维尔纳·卡埃基
1978年于巴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