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把牛奶放在锅里煮，牛奶就会溢出来。我不知道，也从没有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假如逼迫我回答的话，我或许会把这归结于牛奶煮沸就会溢出的一种特性，这是确切的实情，但没有解释清楚任何事情。我本来就不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同样，人们可以阅读甚至撰写过去的事件，而不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件，或只是满足于说之所以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因为希特勒想要战争，这也是确切的实情，但没有解释清楚任何事情。如此的话，就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自称为历史研究者或历史学家。历史研究是一种因果关系的研究。就如我在上次演讲结尾时所说，历史学家在不断提出“为什么”这个问题；只要他希望得到答案，他就永不停息。伟大的历史学家——或许我应该更广泛地说，伟大的思想家——是能对新事物或在新背景下提出“为什么”这个问题的人。
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的开端便说明他的目的：保存对希腊人和蛮族人业绩的记忆，“特别是，除了别的事情之外，要讲述他们之间彼此战争的原因”。古代世界几乎没有追随希罗多德者；甚至修昔底德也被指责没有清晰的因果关系概念。1但是，当近代史学的基础在18世纪开始奠立时，孟德斯鸠在其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论》中，把这些原则作为他研究的起点：“存在一些总的因果，精神的或物质的，在每一个君主制度中都起着作用，使之兴起、发展和衰落”，并且“各种事物的发生都从属于这些因果”。几年之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发展了这一观念，并使之普遍化。假设“天命产生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看到的一切后果”，这是荒谬可笑的。人“并不是完全受其幻想所支配”；人的行为遵循某种源自“事物的本质”2的规律或准则。自那以后的近二百年间，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忙于试图通过发现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和支配历史事件的规律，来整理往昔的人类经验。人们有时从机械的观点考虑这些因果和规律，有时从生物学的观点，有时从形而上学的观点，有时从经济的观点，有时从心理学的观点考虑这些因果和规律。但是，历史坚持接受的原则是按照因果的先后秩序来整理过去的事件。“假如你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伏尔泰在他为百科全书所写的“论历史”一文中说道，“只是告诉我们在乌浒水①、药杀水②两岸一个蛮族取代了另一个蛮族，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在过去的几年中，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到了改变。今天，就像我在上一讲所讨论过的原因一样，我们不再谈论历史“规律”了；甚至“因果”（cause）一词也不再流行了，部分是因为某些哲学概念的模棱两可，我不必讨论这一原因，部分是因为它与宿命论之间的假定联系，我马上就会谈到这一点。因此，一些人在历史中不说“因果”，而说“说明”或“解释”，或“情况的逻辑”，或“事件的内在逻辑”（这一说法来自狄西③），或者摈弃因果的方法（为什么会发生）而采用功能的方法（怎样发生的），尽管这似乎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事件的发生问题，因此也就导致我们回到“为什么”的问题。其他一些人则把因果区分为不同的种类——机械的、生物学的、心理学的等等——把历史的因果当作自身独特的范畴。尽管这些区分中的某些区分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为了当前的目的而强调各种原因之中共有的原因而不是把各个原因分开，这或许更加有效。就我本人而言，我愿意满足于使用通常意义上的“因果”一词，而忽略这些特别细微的区别。
当历史学家面临着他必须回答事件的原因时，实践中的历史学家会做些什么呢？我们以这个问题开始我们的研究。历史学家研究原因问题的方法的第一个特点便是他通常会在同一事件中找到几个原因。经济学家马歇尔（Marshall）曾经写道，“必须用一切可能的办法警告人们注意，只考虑引起行动发生的一种原因……而不考虑其他的原因，但其他原因的后果却和这一原因混合在一起”。3考生在回答“为什么革命发生在1917年的俄国？”这一问题时，仅回答一种原因，如果他幸运的话，也只能得到一个三等成绩。历史学家以各种各样的原因回答问题。假如要求历史学家考虑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原因，他可能会指出连续不断的军事失败、战争压力下俄国经济的崩溃、布尔什维克的有效宣传、沙皇政府在解决农民问题上的失败；贫困的、受剥削的无产阶级聚集在彼得堡各个工厂里以及列宁行事果断而对方却没有这样的人——简言之，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个人的因素随意地混杂在一起，构成了长期的、短期的原因。
这就立即把我们引到历史学家方法的第二个特点。如果考生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时，仅满足于一个接一个，罗列十几个俄国革命原因并仅止于此，或许他得到二等成绩，但几乎不能得到一等成绩；“知识渊博，但缺乏想象”，可能是老师的评语。真正的历史学家，当他面对这堆收集的原因时，会有一种职业的冲动，把这些原因归类，并梳理为某种顺序，确定这些原因在这种顺序中的彼此关系，或许也会决定将哪一种原因或哪一类原因当作主要的原因或全部原因中的原因来“穷究到底”或“归根结底”（历史学家所喜爱的词语）。这就是历史学家对问题的解释；历史学家以提出原因而著称。吉本把罗马帝国的衰亡归结于蛮族的胜利、宗教的胜利。19世纪英国辉格主义历史学家把英国强权、繁荣的兴起归结于体现着宪法自由原则的政治制度的发展。在今天的历史学家看来，吉本和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的观点已经陈旧了，因为他们忽略了现代历史学家最为推崇的经济原因。每一个历史争论都是围绕主要原因而展开的。
在我上一讲所引用的亨利·彭加勒（Henri Poincarè）的一部著作中，他注意到，科学在向“多样性、复杂性”前进的同时，也在向“同一性、简单性”前进，这种双重的、显然又是矛盾的过程是知识的必要条件。4这也正好符合历史。历史学家通过扩展和加深研究而不断堆积着越来越多的有关“为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近年来，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和法律史的繁衍——不用说内容丰富的政治史新见解，也更不用说心理学、统计学的新技巧了——大大拓展了我们答案的数量与范围。当伯特兰·罗素评论说，“科学上的每一次进步都使我们进一步远离那粗糙的一致性，这种进步首先使人注意到前提和后果之间更大的差异性，并且使人注意到被认为是相关的前提因素在不断扩展着更大的范围”时，5他实际上在精确地描述历史中的情况。像科学家一样，历史学家由于他急于理解过去，同时也被迫简化其错综复杂的答案，使一个答案归属于另一个答案，在混乱的事情和混乱的特定原因中引入秩序与一致。“一位上帝、一部法律、一种因素、一件虚无缥缈的神迹”，或如亨利·亚当斯④所寻求的“某种伟大的概括，这可以让人不再叫嚷要受教育了”6——今天读起这些来好像是过时的笑话。但事实仍旧是，历史学家必须通过简化原因工作，也必须通过增加原因工作。像科学一样，历史通过这种双重的、显然又是矛盾的过程前进。
谈到这里，我又不得不偏离主题谈论两个摆在我们面前的让人喜欢的话题——一个话题是“历史决定论或黑格尔的邪恶”，另一个话题是“历史偶然性或克列奥佩特拉的鼻子”。首先，我必须在这里简单地说明它们的由来。20世纪30年代，卡尔·波普尔教授在维也纳写了本有关科学新观点的极有影响的著作，该书最近被翻译为英文，名叫《科学探索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Enquiry），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又用英语出版了两部更受欢迎的杰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历史主义的贫困》。7这些著作是在反对黑格尔影响的强烈情绪下写就的，黑格尔和柏拉图一道被当作是纳粹主义的精神鼻祖，是在反对相当肤浅的马克思主义的强烈情绪下写就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英国左派的知识背景。著述的主要目的就是把那些被认为黑格尔的、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哲学收集在一起，并冠之以轻蔑的“历史主义”名称。8以赛亚·伯林爵士于1954年发表了《历史必然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一文。他放弃了对柏拉图的攻击，或许是出自对这座垂青古代的牛津学术重镇的某种持久的崇敬；9他增加了对这种观点的指控，这是在波普尔那儿没有发现的，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主义”之所以应遭反对，是因为通过用因果关系术语来解释人类行为就暗示着对人类自由意志的否定，这就鼓励历史学家逃避当然的义务，就是我在上一讲所说的对历史上查理曼们、拿破仑们、斯大林们进行道德的谴责。其他方面则没有多大改动。但是，以赛亚·伯林爵士是深孚众望、广为阅读的作家。在过去的五、六年中，英国或美国几乎每一个写过有关历史文章的人，或者甚至写过有关历史著作严肃评论的人都对黑格尔、马克思和决定论表示过有意的嘲笑，并且指出没有认识到历史之中偶然性的作用是荒谬的。让以赛亚爵士为他的信徒们负责或许是不公平的。即使在他毫无意义地夸夸其谈时，他那动人且富有吸引力的方式还是使我们陷入沉迷状态。信徒们重复这些夸夸其谈，却没有使这些话富有吸引力。无论如何，这些话都毫无任何新意。查理·金斯利⑤，我们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⑥中并非最杰出的一位，他或许从没有读过黑格尔的著作，也从没有听说过马克思，他在1860年的就职演说中把人的“打破人自身存在规律的那种神秘力量”当作是历史中不可能存在“必然的结果”。10但幸运的是，我们已把金斯利遗忘。是波普尔教授和以赛亚·伯林爵士两人通力协作把这位已被历史遗忘的人物鞭笞得像要复活一样；要花一些耐心才能理清这个谜团。
首先，让我看看决定论，我把这一术语定义——我希望不会引起争议——为一种信念，即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一个原因或一些原因，除非某事中的一个原因或几个原因发生了变化，否则不可能以别的形式发生。11决定论不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所有人类行为问题。没有行为原因的人，因此是无法确定的，这样的人就像我们上一讲所讨论的是处于社会之外的个人，同样是抽象的。波普尔教授的断言“在人类事务中，每一种情况都是可能的”12，这既无意义，也不真实。日常生活中，没有人相信这点，也不可能相信这点。任何事情都有原因，这个道理是我们理解周围将要发生事情的能力的一个条件。13卡夫卡小说可怕的特性就在于没有什么事情的发生是有任何明显原因的，或没有任何可以确定的原因：这导致人性的彻底崩溃，后者建立在事件都有原因这种假设基础之上，可以确定有足够的原因在人的内心世界建构出一种今与昔有效连贯的模式，作为行动的指南。一般说来，如果人们假定人的行为不是由可以确定的原因决定的话，日常社会将是不可能的。从前，一些人认为研究自然现象的原因是亵渎神灵的行为，因为自然现象显然受神意控制。以赛亚·伯林爵士反对我们研究人之所以像他已经行动的那样去行动，是因为人的行为是受意志控制，他的反对属于上述同一观念类型，或也预示着当今社会科学的发展就像当年自然科学受到这种观点反对一样，处于同一发展阶段。
让我们看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当你处理日常事务时，你会经常遇到史密斯。你会以一些和蔼可亲但毫无意义的有关天气，或学院状况、大学事务之类的话与他打招呼；他也同样以一些和蔼可亲但毫无意义的有关天气或学院状况的话回答你。但是，假设一天早晨，史密斯不是以通常的方式回答你，而是对你个人外貌、品格进行恶毒诋毁。你会耸耸肩膀，把这当作是史密斯意志自由的合理表现，或者当作是人类事务中每一件事都是可能的这一事实吗？我想你不会这样想的。恰恰相反，你可能会说这样一类的话：“可怜的史密斯！当然，你知道，他的父亲就在精神病院里死的”，或者说“可怜的史密斯！他肯定与他老婆大吵了一架”。换句话说，你会努力分析史密斯显然是偶然的举动，并确信其中必有某些原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想可能会引起以赛亚·伯林爵士的勃然大怒，他会恨恨地抱怨说，以因果关系来解释史密斯的行为，你就成为黑格尔和马克思决定论假设的信徒，逃避你把史密斯谴责为无赖的义务。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人认同伯林的观点，或者也没有人认为决定论或道德责任会成为问题。关于意志自由和决定论逻辑上的两难境地不会在真正的生活中产生。不可能是一些人的行为是自由的，而另一些人的行为是确定的。事实是，人类行为既是自由的，也是决定的，这要看从什么样的角度考虑人类行为。具体在实际问题上也有所不同。史密斯的行为有一个原因，或有许多原因；但是，只要这种行为不是由某些外在压力引起，而是由本人个性压力所引起，他就要为自己的个性负道德责任，社会生活的一个条件就是成人要为自己的个性担负道德责任。在这特殊的事件中，是否要他担任责任，这要由你做出实际的判断。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你认为他的行为是没有原因的：原因责任和道德责任是不同的范畴。最近在这座大学里设立了刑事学学院、刑事学教授职位。我确信不会产生这样的事情：从事研究犯罪原因的人会认为这会使他们否认罪犯的道德责任。
现在，让我们看看历史学家。像普通人一样，历史学家相信人类行为有其原因，一般来说，这些原因是可以确定的。像日常生活一样，如果不做出这种假设，历史将是不可能的。研究原因是历史学家的特殊作用。这或许被认为赋予历史学家对人类行为的已确定的那方面有着特殊的兴趣：历史学家并不是意志自由——除自愿的行动没有原因这类不能让人信服的假设以外。历史学家也不必被必然性问题所烦恼。像其他人一样，历史学家有时也沉溺于语言修辞，当他仅仅想对几个因素同时发生就会使人认为它特别强大而要做出解释时，他会说这事的发生是“必然的”。最近，我检查我自己写的历史中有关这令人厌恶的词语，同样也不能幸免：在一个段落中我写道，1917年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和东正教会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毫无疑问，说“极其可能”是更加明智的。或许应原谅我使用这样的字眼，进行这样的修改不是有点迂腐吗？实际上，当事件发生之前，历史学家并不能假定事件是必然的。历史学家总是讨论事件参与者可以得到的两者择其一的道路，并假设选择的机会是开放的，尽管历史学家继续十分正确地解释了为什么最终选择了这条道路，而不是选择另外一条道路。除这个词的形式意义之外，历史中没有什么是必然的，如果以其他的形式发生，那么前因必定是不同的。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充分准备好不再使用“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不可逃避的”，甚至“无法逃避的”这类词语。这样的话，历史将会死气沉沉。但是，还是让我们把这些词语留给诗人、形而上学者去使用吧。
近年来，对必然性进行的攻击似乎如此无聊、毫无意义，这种攻击的进行又显得如此猛烈，以致我认为我们必须研究这背后所隐藏的动机。这种攻击的主要源头，我猜想是我或许可以称之为“可能发生”思想学派这类东西——或毋宁说是这类情绪。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依附于现代史。上学期，也是在剑桥大学这里，我看到某协会开设的演讲报告，标题是“俄国革命是必然的吗？”。我确信组织者打算把这当作是一次非常严肃的报告。但是，假如你看到题目为“玫瑰战争是必然的吗？”⑦的报告，你会立即怀疑这是有人在开玩笑。历史学家把诺曼征服或美国独立战争当作好像已经发生的事实上必定会发生的一样来撰写，好像历史学家的职责只是简单地解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没有人会把他谴责为决定论者，或谴责他没有讨论征服者威廉或美国起义者也有被击败的可能。然而，当我同样也以这种方法撰写1917年俄国革命时——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惟一恰当的方法——我发现我遭到批评者的攻击，因为我的暗示，把发生的事情当作必定会发生的事情来描述，而没有检查其他一切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有人说，假定斯托雷平⑧有时间完成他的农业改革，或者俄国没有参加战争，或许革命就不会发生；或者假定，克伦斯基⑨政府取得了成功，革命的领导权由孟什维克主义者⑩或社会革命党人承担而不是由布尔什维克承担，或许革命就不会发生。这些假设在理论上都是可以想象的；人们总是可以与历史的多种可能性进行猜谜游戏。不过，它们与决定论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决定论者会仅仅回答，如果发生这些事情，原因也必定是不同的。而且，它们与历史毫无关系。问题是，今天没有谁很严肃地希望改变诺曼征服的后果或美国独立战争的后果，或者表达出反对这些事件的强烈感情；当历史学家把这些事件当作已经结束的时期来处理时，是没有人反对的。但是，有许多人直接地或代人受过地从布尔什维克胜利的结果中遭受痛苦，或者仍旧担心这场革命所带来的长远后果，这些人就会明白无误地反对；当这些人阅读历史时，他们所采取的方式是让他们的想象在一切更令人惬意的，或许已经发生的事情上肆无忌惮地奔跑，而对从容不迫工作，解释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些人所满意的希望之梦还没有实现的原因的历史学家，则表示出极大的愤怒。当代史的麻烦之处就在于：人们记忆之中的时间仍旧是各种选择还存在的时间，人们发现很难采纳历史学家的那种态度，在历史学家看来，选择的机会由于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而早就结束了。这是一种纯粹激情的、非历史的反应。但是，它却为最近那场反对这种假想中的“历史必然性”原则提供了大部分动力。让我们永远抛弃这个让人转移注意力的话题吧。
攻击的另一个源泉是克列奥佩特拉⑪的鼻子这一著名的难题。这就是这样一种理论，从总体上来看，历史就是一连串的意外，一系列由偶然巧合（Chance Coincidence）决定的事件，最终可把历史归结于那些最偶然的原因。阿克兴战役（Battle of Actium）的结果不是由于像历史学家所通常假定的那类原因，而是安东尼对克列奥佩特拉的眷念。巴济扎得⑫由于痛风而没有向中欧进军时，吉本评论道，“一滴恶毒的体液滴落在一个人身上个别的纤维组织上或许就会阻止或延缓一些民族的灾难”。14当希腊国王亚历山大⑬被宠物猴子咬了一口而于1920年秋天去世时，这个偶然事件触发了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温斯顿·丘吉尔爵士评论说，“这只猴子的一咬使二十五万人丧生”。15或者再以托洛茨基在射猎鸭子时感染热病的评论作为事例，这使托洛茨基在与季诺维也夫、⑭加米涅夫、⑮斯大林1924年秋天争吵最关键的时候，丧失了战斗力：“人们能够预测一场革命或一场战争，但无法预测一次秋季射猎野鸭的旅行所带来的各种后果。”16首先要弄清楚的事情是，这个问题与决定论话题毫无关系。安东尼对克列奥佩特拉的眷念，或者巴济扎得的突然痛风，或者托洛茨基的寒热，就像所发生的任何其他事情一样在很大程度上都由偶然性所决定。说克列奥佩特拉的美唤起了安东尼无缘无故的眷念，这未必是无礼的。女性的美貌与男性的眷念之间的关系是日常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最正常的因果关系。历史上那种所谓的代表着因果关系的偶然事件妨碍着——也可以说是冲击着——历史学家主要关注研究的那种关系。伯瑞相当正确地说道，“两根不受约束的原因锁链的相互碰撞”。17以赛亚·伯林爵士在其《历史必然性》一文开首便以赞扬的口吻引用伯纳德·贝伦松⑯“历史的偶然观”，伯林是那些把这样意义上的偶然与缺乏原因决定的事件相混淆中的一位人物。但是，除开这种混淆不考虑，我们目前还有一个真正的问题。当我们的因果关系在任何时候都易于被一些其他的因果关系，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是一些毫无关联关系的打破或歪曲时，我们如何在历史之中找到连贯的因果关系，又如何在历史之中发现意义？
在这里，我们或许要暂停一下来注意近年来广泛流行的、坚持历史中偶然作用观点的起源。波利比阿（Polybius）似乎是非常系统地以这种方法关注偶然作用的第一位历史学家；吉本很机智地揭开这其中的原因。“希腊人”，吉本评论道，“当他们的国家沦落到一个行省之后，不是把罗马胜利的原因归结于共和国的优点，而是归咎于共和国的好运”。18塔西佗（Tacitus）也是一位生活在祖国衰落时代的历史学家，同样沉溺于对偶然作用进行广泛的反思。为英国历史学家所复活的、坚持历史之偶然是重要的乃是开始于不安、忧虑心情的增长，这伴随着本世纪的到来而出现，并在1914年后变得明显起来。长时间的间隔之后，第一位发表这种意见的英国历史学家似乎是伯瑞，他在1909年发表的关于“历史中的达尔文主义”文章中，“让人注意偶然巧合的因素”，这种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进化中的事件”；1916年一篇名为“克列奥佩特拉的鼻子”的一篇文章中单独谈论这一问题。19我们前面引用费歇尔（H. A. L. Fisher）的那段文字反映了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自由梦想没有实现的悲观情绪，乞求读者认识历史中的“偶然事件和不可预测事件的作用”。20在英国，把历史当作是一连串偶然事件理论的盛行恰巧与法国一个哲学学派的兴起同期，后者鼓吹——我引用萨特名著《存在与虚无》中的话——存在“既没有原因，也没有理由，也非必要”。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在德国，老资格历史学家迈纳克（Meinecke）在其晚年越来越注意历史中偶然的作用。他责怪兰克对此名言没有足够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迈纳克把过去四十年间的民族灾难归咎于一系列的偶然事件，皇帝的浮夸、选举兴登堡⑰为魏玛共和国总统、希特勒固执的性格，等等——在祖国一系列不幸灾难的重压下，这位伟大历史学家的精神崩溃了。21在历史事件中处于衰落而不是鼎盛时期的群体或民族，那些强调历史中偶然事件或偶然性作用的理论自然会大行其道。那种认为考试结果完全是一种摸彩行为的观点总是在差生中大有市场。
但是，揭示了一种信仰的根源，并不等于解决了这一信仰；我们在历史事件中仍旧可以到处发现克列奥佩特拉的鼻子在起作用。孟德斯鸠显然是第一位试图反对这种偶然性而维护历史规律的人。“假如像一场战争的偶然结果一样，一个特别的原因使一个国家毁灭的话”，孟德斯鸠在论述罗马人伟大和衰落的著作中写道，“那么，还有伴随这个别的战争而来的使这一国家衰落的一般原因”。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一些困难。关于这点马克思只写过一次，而且仅仅在一封信中：
世界历史也就带着很神秘的性质了，倘若“偶然性”是不起作用的。这些偶然性的自身自然地归到一般发展的过程中去，同时为别的偶然性所补足。但是加速和推迟就非常有赖于这样的“偶然性”，其中包括着那些一开始就站在运动前头的人物的性格的“偶然情况”。22
因此，可以把马克思对历史偶然性的解释归纳为以下三点。首先，偶然性并不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加速”或“延迟”，但言外之意又不能彻底改变事件的进程。其次，一种偶然性为另一种偶然性所补足，因此，最终偶然性自我抵消。再次，个人性格鲜明生动地展现了偶然性。23托洛茨基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强化了这种补足和自我抵消的理论：
整个历史进程是通过偶然事件来折射出历史规律的。以生物学的语言，我们或许可以说，通过偶然事件的自然选择实现了历史规律。24
我坦白承认，我认为这种理论既难以让人满意，又难以让人信服。历史中偶然性的作用当今被那些喜欢强调偶然性之重要的人大大夸张了。但是，说偶然性的存在仅仅是加速或延迟，而不是改变，这是玩弄文字游戏。我也不能发现有什么原因可以相信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比方说，列宁在54岁时便过早地去世——自动地以这样一种方式为另外一些偶然事件补足：恢复了历史进程的平衡。
同样，那种认为历史中偶然事件仅仅是衡量我们愚蠢的一种尺度的观点也是不充足的——只不过是我们不能够理解的一个名称而已。25毫无疑问，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行星的含义当然是“漫游者”，当人们还不能理解它们的运动规律性而认为它们应该是在天空随意漫游的时候，人们赋予了这一名称。把某事描述为一种灾难，这是那些使自己免除研究原因这一繁重职责的人所喜欢的方式；当有人告诉我们历史是一连串偶然事件时，我倾向猜测这人不是思想上的懒惰，就是智力低下。严肃历史学家通常的做法是，指出迄今为止被认为是偶然的某些事情，在根本上并不是偶然事件，可以用理性的方法解释，从宏观意义上看也适合事件的更广泛的模式之中。但这也没有完全回答我们的问题。偶然事件不仅仅是我们不能理解的一些事情。我相信，要想解决历史中偶然事件这种问题，必须寻求一种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
在较早一个阶段，我们已经知道历史是以历史学家开始选择事实、整理事实并使它们成为历史事实开始的。不是所有的事实都是历史事实。但是，历史事实与非历史事实之间的区别不是固定的或不变的；比方说，一旦人们认识到事实的意义和重要性，任何事实都可以上升到历史事实的地位。我们现在发现，一种在一定程度上类似的过程在发生作用，像历史学家研究原因的方法一样。历史学家与其研究原因间的关系就像历史学家与所研究事实之间的关系一样，是双重的、相互的。原因决定历史学家对历史进程的解释，而历史学家的解释也决定着历史学家对原因的选择和整理。把原因分为不同的等级，一个原因或一组原因的相对意义，或另一个原因或一组原因的相对意义，这是历史学家解释的精髓所在。这就为历史中的偶然事件这一问题提供了线索。克列奥佩特拉鼻子的形状、巴济扎得的突然痛风、让亚历山大国王送命的那猴子一咬、列宁的去世——这些都是改变历史进程的偶然事件。企图迅速而神秘地带走这些偶然因素，或以各种方式佯称这些偶然事件没有影响，是没有用的。另一方面，只要这些事件是偶然的，它们就不能进入任何历史的合理解释之中，也不能进入历史学家的重大原因的等级序列之中。波普尔教授和伯林教授——作为这个学派最杰出的代表、拥有大量读者的代表，我再次引用他们——他们认为历史学家企图在历史进程中发现意义并企图从历史进程中获得结论，这就等同于企图把“全部经验”归纳为均匀的体系，但历史中偶然事件的存在注定任何这类企图都是徒劳的。但是，理智健全的历史学家会异想天开地宣称拥有“全部经验”这类事情；他不能多拥有事实中的一小部分，甚至不能多拥有他所选择的历史事实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的一小部分。像科学家的世界一样，历史学家的世界并不是真实世界的摄影记录，而是一个有指导意义的模型，这可以使历史学家或多或少有效地理解这个世界，把握这个世界。历史学家从过去的经验中，或者从他接触到过去的经验中提炼出认为对理性解释和说明经得起检验的那部分，并从这部分得出结论作为行动的指南。最近一位很受大家欢迎的作家，谈到科学成就时，生动地谈到了人类心智（Human Mind）的过程是：“在已观察到的‘事实’的破布口袋里到处翻寻，选择、整理那些相关的已观察到的事实，并使之标本化，摈弃不相关的事实，直到把这些事实缝制成一床有逻辑的、合理的‘知识’之毯”。26除了某些过度的主观主义带来的危险值得限制外，我愿意把这段话当作是历史学家心智进行活动的一幅生动画面。
这个过程或许让哲学家，甚至让一些历史学家感到迷惑不解和震惊。但是，这对那些从事日常实际工作的普通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让我举例说明。宴会之后，琼斯开车回家，他比平日多喝了点酒，刹车又不太灵，在一个视力难以观察的死角里，撞到罗宾逊，把他轧死了，罗宾逊正穿过马路来到这个角落的商店买香烟。把这些杂乱无章的事情弄清楚之后，我们碰头——比方说，在当地警察局碰头——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司机的半醉状态肇事的吗？——这样的话，或许要进行刑事起诉。或者是由于不灵的刹车？——这样的话，便涉及仅仅一个星期前全面检修过车辆的车行了。或者是由于那个街道的死角——这样的话，或许要把道路局请来关注这事。当我们在讨论这些实际问题时，有两位著名的绅士——我不想说出他们的身份⑱——破门而入，口若悬河、切中肯綮地告诉我们，假如罗宾逊那晚不跑出去买香烟，他就不会横过马路，也就不会被轧死；因此，罗宾逊想抽烟的愿望是他的死因；忽略这个原因的任何调查都会白费时间，从这些调查中得出的任何结论都是毫无意义、毫无用处的。得，那我们怎么办呢？一旦我们能够打断他们的滔滔不绝，我们就彬彬有礼但坚决地把我们的两位客人半推半就地送到门口，并吩咐门房绝对不要让他们再进来，然后继续我们的调查。但是，我们如何回答这两位插嘴者呢？当然，罗宾逊被轧死是因为他是个吸烟者。信奉历史中偶然事件、意外事件的人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相当真实的，也非常符合逻辑。我们可以在《爱丽丝奇境记》、《镜中奇遇》（Through the Looking-Glass）中发现那种冷酷的逻辑与这些话相同。不过，尽管我对牛津大学学术研究的这些成熟事例的敬意并不落后于人，但是，我还是宁愿把自己不同的逻辑方式保存在分隔舱之中。道奇森⑲的模式不是历史的模式。
因此，历史是根据历史重要性进行选择的一种过程。再次引用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话，历史是“一个选择的体系”，不仅是对现实认识的选择体系，而且是对现实原因、取向的选择体系。就像历史学家从浩瀚的事实海洋选择那些适合其目的的重要事实一样，他也从大量的因果关系中抽绎出因果关系，也仅仅是这些因果关系才具有历史意义；历史意义的标准是：历史学家能使这些因果关系适合其合理说明与解释模式的能力。其他的因果关系则被当作是偶然事件加以抛弃，这并不因为因与果之间的关系不同，而是因为这种关系本身不切题。这对历史学家毫无用处；它经不起合理的解释，无论对于过去还是对于现在都没有意义。的确不错，克列奥佩特拉的鼻子，巴济扎得的痛风，亚历山大被猴子咬一口，列宁去世，或罗宾逊吸烟都有后果。但是，要说将军打仗失败是因为他们迷恋美丽的女王，或者说战争的发生是因为国王饲养宠物，或者说人们在路上被撞并被轧死是因为他们吸烟，这就毫无道理了。另一方面，假如你告诉普通人说，罗宾逊被轧死是因为司机喝醉了，或者是因为刹车不灵，或者是因为道路上的死角，在普通人看来这似乎是非常明智的、合理的解释；假如他愿意辨别的话，他甚至可以说这是罗宾逊死亡的“真正”原因，吸烟的愿望并不是他死亡的原因。同样，假如你告诉学历史的学生，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的斗争源于关于工业化比例的讨论，或者是源于劝使农民生产谷物以供应城镇的最好办法的讨论，甚至或者是源于相互竞争的领袖之间的个人野心，学生会感觉到，从这些解释也能应用到其他历史情况这一意义上看，这些解释都是合理的、有历史意义的，从列宁早死这一偶然事件并不是真正原因这一意义上看，这些解释是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假如他喜欢反思这些事情的话，甚至可以提醒他注意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前言中一句常被援用、又常被误解的名言：“合理的就是真实的，真实的就是合理的。”
让我们用一点时间再返回到罗宾逊死亡原因。认识一些原因是合理的、“真正的”，而另一些原因是不合理的、偶然的，我们没有困难。但是，我们做出这种区别的标准是什么？通常来说，运用推理能力是为了达到某些目的。知识分子有时是为了消遣而推理，或者像他们认为的那样推理。但是，总的来说，人类推理是有目的的。当我们把某些解释当作是合理的，而把另一些解释当作是不合理的，我想我们正把那些适合某些目的的解释与不适合某些目的的解释区分开来。在我们讨论的这个事例中，设想禁止酗酒司机开车，或者对刹车状况严格控制，或者改进道路位置，这一切或许会达到减少交通事故的目的，这就很有道理。但是，设想通过禁止人们吸烟来达到减少交通事故数量，这根本毫无道理。这就是我们进行区分的标准。同样，这也适合我们对历史原因的态度。我们也在合理的原因和偶然的原因之间做出区别。因为，合理原因有可能应用到其他国家、其他时期和其他条件，能够导致有益的概括，从中又能得到经验教训；它们适合拓展、加深我们理解力的目的。27偶然原因不能进行概括；既然偶然原因是十分独特的字眼，它们就不能传授经验教训，也就不能得出结论。但是，我在这里必须说明另一点。正是因为心中怀有目的这个概念为我们处理历史原因提供了钥匙；这必然会涉及价值判断。就像我们在上一讲中看到的，历史解释总与价值判断纠缠在一起，因此，因果关系也与解释纠缠在一起。用迈纳克的话来说——那位伟大的迈纳克，20世纪20年代的迈纳克——“如果不考虑到价值，要探询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是不可能的……探询因果关系的背后总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探询价值”。28这使我想起了先前所说的，历史双重的、相互的功能——提高我们根据现在理解过去的能力，也提高我们根据过去理解现在的能力。任何像克列奥佩特拉的鼻子这样一类的事情，从历史学家的立场来看，假如对这种双重目的并无裨益，便是没有生命的、没有效果的。
在这个当口，我应当承认我已经在你身上玩了一个拙劣的花招，尽管你可以毫不费力地看穿这一花招，尽管有几次这可以使我缩短或精练我的话题，或许你已经宽容地把这当作是一种便捷的简略表达方式。我至今还始终如一地使用“过去与现在”这一惯用语。但是，就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只不过是想象中的划分过去与未来的分界线，不过是一个观念的存在。当谈到现在的时候，我已经悄悄地把另一个时间维数带入这种观点之中。既然过去和未来是同一时间范围的一部分，我认为要想表明把对于过去的兴趣和对于未来的兴趣互相连接起来，是容易的。当人们不仅仅生活在当前，同时有意识地对过去和未来感兴趣时，就跨越了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之间的界限划分。历史开始于传统的传递；传统意味着把过去的习惯和教训传递到未来之中。过去的记录是为了未来世世代代的恩惠而开始保存的。“历史思想”，荷兰历史学家哈伊津哈⑳写道，“总是目的论的”。29查尔斯·斯诺爵士（Sir Charles Snow）最近在有关卢瑟福（Rutherford）的文章中写道，“像所有科学家一样……他几乎没有考虑这意味着什么，他确信的是未来”。30我想，优秀的历史学家，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点，都是确信未来的。除了“为什么”这个问题外，历史学家也会探询“往何处去”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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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阅F. M. Cornford之Thucydides Mythistoricsu，各处。
2De l'esprit des lois, Preface and ch. 1.
3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 ed. A. C. Pigou (1925), p. 428.
4H. Poincaré, La Science et l'hypothèse (1902), pp. 202—203.
5B. Russell, Mysticism and Logic (1918), p. 188.
6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Boston, 1928), p. 224.
7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在1957年首先以书的形式发行出版，但是该书的文章由原来发表于1944、1945年间的文章构成。
8我避免使用“历史主义”一词，只是在一两处不太精确的地方使用过，因为波普尔教授那关于这一主题流传很广的著作使这一术语所蕴涵的精确含义变得空洞了，强烈坚持要对术语下定义是迂腐的。但是，人们必须知道他正谈论的是什么，波普尔教授把“历史主义”当作是杂物箱，把他不喜欢的有关历史的任何观点都纳入其中，其中包括在我看来是合理的观点，我想也包括一些今天严肃的作家不再赞同的观点。就像波普尔承认的（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第3页），他发明了“历史主义者”（historicist）观点，但任何其他知名的历史主义者都没有使用过这一观点。在波普尔的著作中，历史主义既包括把历史同化于科学的学说，也包括把两者截然分开的学说。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避免预言的黑格尔被当作是历史主义的大祭司；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历史主义被描述为“社会科学的方法，它认为历史预言（historical prediction）是社会科学的主要宗旨。到目前为止，“历史主义”（Historicism）常常被当作是德语“Historismus”一词的英语翻译；现在，波普尔教授把“historicism”与“historism”区分开来，就更为本已混乱的术语的用法添加了混乱的因素。M. C. D' Arcy, The Sense of History: Secular and Sacred，第11页，把“历史主义”一词“等同于历史哲学使用的”。
9攻击柏拉图为第一位法西斯主义者源于一位名叫R. H. Crossman的牛津出身者的一系列广播演讲，见Plato Today (1937)。
10C. Kingsley, The Limits of Exact Science as Applied to History (1860), p.22.
11“决定论……意味着……只要事实仍旧是那样的事实，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会确定无疑地这样发生，而不可能以别的形式发生。说它可能，意味着如果事实发生了变化，可能会以别的形式发生”。见S. W. Alexander in Essays Presented to Ernst Cassirer(1936)，第18页。
12K.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2nded., 1952), ii, 197.
13“因果律并不是由世界强加给我们的”，但是它“或许是让我们适应这个世界的最有效的方法”。见J. Rueff, From the Physical to the Social Sciences (Baltimore, 1929)，第52页；波普尔教授本人（The Logic and Scientific Enquiry，第248页）则把对因果律的信仰称之为“一条很有道理的、方法上的规则之形而上学的具体化”。
14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 ch. lxiv.
15W. 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 The Aftermath (1929), p. 386.
16L. Trotsky, My Life (Engl. Trans., 1930), p. 425.
17伯瑞关于这点的看法，见The Idea of Progress (1920)，第303—304页。
18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 ch. 38。注意到这点是很有趣的，在希腊人被罗马人打败之后，他们也开始沉溺于历史“或许会发生”这类游戏——这是失败者最适意的安慰了：假如亚历山大大帝不是年轻的时候就死的话，希腊人自言自语道，“亚历山大或许会征服西方和罗马，并使之臣属于希腊国王”。见K. von. Fritz, The Theory of the Mixed Constitution in Antiquity (N. Y., 1954)，第395页。
19两篇文章都在J. B. Bury的Selected Essays（1930）中重新刊登；Collingwood对伯瑞观点的评论，见The Idea of History，第148—150页。
20关于这段话，见上述第37页。Toynbee在A Study of History第5卷，第414页引用了费歇尔的这段名言，很显然汤因比完全误解了这段话：他把这段话当作是“现代西方社会对至高无上的偶然信仰”的产物，这种信仰“产生”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自由放任理论者并不相信偶然，而是相信那只无形的手，是这只手广施恩泽，使人类的混乱行为变得有条不紊；费歇尔的言论不是自由放任主义的产物，而是这种放任主义在20世纪20、30年代衰落时的产物。
21相关段落引自W. Stark在为F. Meineke的Machiavellism一书所做的导言，第xxxv—xxxvi页。
22Marx and Engels, Works (Russian ed.), xxvi, 108。（译文见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9页。——译者）
23托尔斯泰在War and Peace中尾声第一节中，把“偶然性”等同于“天才”，把这当作是人类没有能力理解终极原因的术语。
24L. Trotsky, My Life (1930), p. 422.
25托洛茨基采纳这种观点：“我是被迫求助于宿命论，把它当作不合理事件的解释，这就是说，把它当作是我们不能够理解的事件中的合理性解释”。见War and Peace, Bk. IX, ch. i.
26L. Paul, The Annihilation of Man (1944), p. 147.
27波普尔教授曾一度意外发现这一意义，但没有领会这一意义。他认为“大多数解释基本上只是属于既启发又独断这样一类水平”（不管这两个词语的确切含义到底是什么），他又附带补充说，“其中一些是以想像力丰富而著称的——这是相当重要的一点”，见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第151页。这一点并不相当重要：正是这一点证明了“历史主义”（就这一术语的某些意义而言）毕竟不是那么贫困的。
28Kausalitäten and Werte in der Geschichte (1928), translated in F. Stern, Varieties of History (1957), pp. 268, 273.
29J. Huizinga translated in Varieties of History, ed. F. Stern (1957), p. 293.
30The Baldwin Age, ed., John Raymond (1960), p. 246.
注释
① 乌浒水（Oxus），今阿姆河，古希腊称之为Oxus。《史记》、《汉书》称之为“妫水”，《魏书》称之为“乌许水”，《隋书》及两《唐书》称之为“乌浒水”。——译者
② 药杀水（Jaxartes），今锡尔河，古希腊称之为Jaxartes（或写为Yaxartes）。《隋书》、《新唐书》称之为“药杀水”。——译者
③ 狄西（Dicey），大概指英国法学家Albert Venn Dicey（1835—1922）。——译者
④ 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 1838—1918），美国教育家、历史学家，美国第六任总统John Quincy Adams（1767 —1848）的孙子。著有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1907)、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s of Thomas Jefferson and James Madison（9卷，1889—1891）。——译者
⑤ 查理·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 1819—1875），英国慈善家、作家，他是支持达尔文学说的第一位牧师。——译者
⑥ 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s of Modern History），Regius Professors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中的一种教授职位，这种职位是由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建立起来的，所以名之为“钦定”。牛津大学第一个钦定教授是1535年建立的希伯来语钦定教授，自1546年起，陆续设立了民法钦定教授、神学钦定教授、希腊语钦定教授、医学钦定教授；1724年起则设立了近代史钦定教授；自1842年起又设立道德钦定教授、教牧神学钦定教授和教会史钦定教授。在苏格兰大学里，这种头衔也被用于由国王设立的教授席位。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的席位是乔治一世（George I）在1724年建立的，先后担任过这一席位的人有Samuel Harris (1724)、Shallet Turner (1735)、Laurence Brockett (1762)、Thomas Gray (1768)、William Smyth (1807)、James Stephen (1849)、Charles Kingsley (1860)、John Seeley (1869)、John Dalberg, Baron Acton of Aldenham (1895)、John Bagnell Bury (1902)、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1927)、George Norman Clark (1943)、James Ramsay Montagu Butler (1947)、Michael Clive Knowles 1954、Herbert Butterfield (1963)、William Owen Chadwick (1968)、Geoffrey Elton (1983)、Patrick Collinson (1988)、Quentin Skinner (1996)等。——译者
⑦ 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s, 1455—1485），英国两大封建主集团为争夺王位进行的内战。战争一方兰开斯特家族以红玫瑰为族徽，另一方约克家族以白玫瑰为族徽，故称玫瑰战争。又称蔷薇战争。——译者
⑧ 斯托雷平（Stolypin, 1863—1911），俄国政治家。——译者
⑨ 克伦斯基（Aleksandr Feodorovich Kerensky, 1881—1970），俄国革命者，尼古拉二世退位后被任命为政府首脑（1917年7月），但由于他的温和政策而被布尔什维克人推翻（1917年10月）。——译者
⑩ 孟什维克主义者（Mensheviks），俄国革命以前和期间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中自由主义少数派的成员。——译者
⑪ 语出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译者
⑫ 指巴济扎得二世（Bajazet II, 1447—1513），土耳其苏丹（1481—1513），他的统治以不断与匈牙利、波兰、波斯、威尼斯和埃及战争而著称，赢得“闪电”（Ilderim）绰号。——译者
⑬ 希腊国王亚历山大（Alexander, 1893—1920）。——译者
⑭ 季诺维也夫（Zinoviev, 1883—1936），苏联政治家，列宁亲密的战友，1924年列宁去世后，与加米涅夫、斯大林共同执政，因加入反对斯大林的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一派，被开除出党（1927），最后在斯大林清党中被处死。——译者
⑮ 加米涅夫（Kamenev, 1883—1936），苏联共产党领导人，1924年列宁逝世后，与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共同掌权，1927年作为托洛茨基分子遭到清除，1934年被监禁，后被处决。——译者
⑯ 伯纳德·贝伦松（Bernard Berenson, 1869—1959），美国艺术史家、艺术评论家、艺术商人。主要著有The Italian Painters of the Renaissance (1952)、Drawings of the Florentine Painters (1903)、Aesthetics and History in the Visual Arts (1948)等。——译者
⑰ 兴登堡（Hindenburg, 1847—1934），德国元帅、政治家，曾任魏玛共和国总统（1925—1934），1933年任命希特勒为总理。——译者
⑱ 暗指卡尔·波普尔、以赛亚·伯林两人。——译者
⑲ 指《爱丽丝奇境记》、《镜中奇遇》的作者道奇森（Charles Lutwidge Dodgson, 1832—1898），英国数学家、童话作家。——译者
⑳ 哈伊津哈（Johan Huizinga, 1872—1945），荷兰历史学家。他本来是研究印度文学的，但却以研究中世纪晚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文化史著称。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1919)、Erasmus of Rotterdam (1924)、Dutch Civiliz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1933)、In the Shadow of Tomorrow (1935)、Homo Ludens (1938)等。——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