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些演讲中提出的历史概念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历史学家伴随这一过程也在其中不断前进，这似乎使我有义务就历史和历史学家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地位作一些总结性的思考。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这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世界性灾难的预言到处盛行，并给我们带来了沉重的影响。这些预言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加以否认。不过，无论如何它们的确定性和我们大家都会死这一预言相比要小一些；那么，既然其确定性不能阻止我们为我们的未来设定计划，因此我还要继续讨论我们社会的现状与未来，假设这个社会——或者，如果不是这个社会，而是世界一些主要的地区——经历了威胁我们的灾难之后继续存在下来，历史也将继续存在下去。
20世纪中叶的世界正处于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或许比自15、16世纪以来中世纪世界崩溃毁灭、奠定了近代世界基础的任何变化都要深刻、都要广泛。毫无疑问，这种变化最终是科学发现与发明的产物，是把这些发现、发明更加广泛加以应用的产物，是直接、间接源自这些发现、发明而引起发展的产物。这次变化最显著的一面是一场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可比拟于15、16世纪那场宣称一个基于金融和商业、后来又基于工业的新阶级权力兴起的革命。我们工业的新结构和我们社会的新结构对我来说呈现出太多的问题，以致我不能在这里详加论述。但是，变化中有两个方面和我的主题极其密切——我可以把这称之为深度的变化和地理范围的变化。我想尝试着简单地论述这两个问题。
当人们不是依据自然过程开始思考一段时间——季节的循环、人的寿命——而是依据一系列特殊的事件开始思考，而人类又有意识地卷入其并对这些事件施加有意识的影响时，历史便开始了。历史，布克哈特说，是“由意识的觉醒而引起的与自然的分裂”。1历史是人类运用理智来理解其周围环境并依据环境而行动的长期斗争。但是，现代世界以革命的方式拓宽了这一斗争的内涵。人类现在寻求理解、依据行事的不仅是周围环境，而且是人类自身；因此，可以比方说这就为理性增加了新的范围，也为历史增加了新的范围。现时代是所有时代之中最有历史感的时代。现代人的自我意识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而对历史的意识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急切地回顾他曾经走出的黎明，并希望借助这黎明的微弱光线来照亮他正在迈向的朦胧未来；而且，反过来，他对前方道路所抱有的希望与焦虑也激励了他对昔日一切东西的洞察力。过去、现在和未来被历史这条无穷无尽的锁链连接在一起了。
现代世界的变化就在于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这一说法或许是笛卡儿首倡其说的，他首先把人的地位确立为一种生命，不仅能够思考而且能够就自己的思想进行思考，能在进行观察时观察他自己，因而人便同时是思想和观察的主体和客体。但是，这一发展直到18世纪晚期才变得完全明朗起来，这时卢梭在人类自我理解和自我意识方面挖掘出新的深度，给人类一个有关自然界、有关传统文明的崭新观点。托克维尔说，法国革命的灵感来自“渴望得到的那种信仰，以源自运用人类理性、源自自然律的简单的、基本的法则来取代笼罩那时社会秩序的烦琐的传统习俗”。2“直到那时为止”，阿克顿在一份手稿的注释中写道，“他们知道他们寻求的是什么，但从不知道寻求自由”；3对于阿克顿来说，就像对黑格尔来说，自由与理性从来是不可分开的。因此，美国革命也就与法国革命联系在一起了。
八十七年前，我们的先辈在这片大陆上建立了一个新国家，孕育了自由，并贡献出一切人是生而平等的这样的主张。
就像林肯这段话所表示的，它是一个独特的事件——历史上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当人们审慎地、有意识地把自己组建为一个国家时，同时也有意识地、审慎地把其他人们铸造到这一过程之中。17、18世纪的人们已经充分地意识到周围世界及其法则。这些东西不再是不能预测的天意赋予的神秘法则，而是可以用理性来理解的法则了。不过，它们仍旧是人们要服从的法则，不是人们自己制定的那些法则。在下一个阶段，人们将更加充分地意识到自身控制周围环境、控制自己的能力，也将更加充分地意识到制定自己要在它们之下生活的那些法则的能力。
从18世纪过渡到现代世界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这期间代表性的哲学家是黑格尔、马克思，他们两人都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黑格尔扎根于这样的观念之中：天意法则转变为理性法则。黑格尔的世界精神一方面牢牢地把握了天意，另一方面又牢牢地把握了理性。他与亚当·斯密有着共鸣之处。每个人“满足于他们自己的利益；更多的东西也因此而产生，这些东西潜伏在他们的行动之中，虽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关于世界精神的理性目的，黑格尔写道，人“在每一次行动中都实现了理性目的，使它成为满足人愿望的机会，其意义与原来目的不同”。这不过是把利益和谐理论简单地翻译为德国哲学语言罢了。4黑格尔之等同于斯密“无形的手”的话是那句著名的“理性的狡黠”，这使人们在无意识中工作以履行其旨意。但是，黑格尔依然是法国革命时代的哲学家，是第一位明了历史变化之中事实本质的哲学家，是第一位明了人的自我意识发展中的事实本质的哲学家。历史中的发展意味着朝向自由概念的发展。但是，1815年以后，法国革命这一鼓舞人心的事便在王朝复辟的忧郁气氛中失败了。黑格尔在政治上过于软弱，在其晚年，这时的权力机构又约束得太死，以至他不能在他的形而上命题中引入任何具体的意义。赫尔岑①把黑格尔的学说描述为“革命的代数学”，这非常恰当。黑格尔提出了概念，但没有赋予实际内容。把具体的数字写入黑格尔代数方程式的工作留给马克思去做了。
既是亚当·斯密信徒又是黑格尔信徒的马克思，是从自然的理性法则支配世界的概念出发的。像黑格尔一样，马克思也转变到受法则支配的世界这个概念，不过他是以实际的、具体的形式转变的，是与人的革命能动相适应、通过理性进程而逐渐进化的。在马克思的最后推论中，历史意味着三种事情，它们之间彼此不能分割、形成一个连贯的、合理的整体：根据客观的，主要是客观的经济规律进行的事件的运动；通过辩证过程的相应的思想发展；以阶级斗争形式表现出来的相应行动，阶级斗争把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实践调和并团结起来。马克思所提出的是客观规律的综合，是把它们变为实践的有意识行动的综合，有时（尽管容易引起误解）又被叫做宿命论和唯意志论的综合。马克思不断地论述那些迄今为止为人们所服从却没有意识到的规律：他经常提醒人们注意他所说的那些陷入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的“虚假意识”——“在生产代理人与运销代理人头脑中关于生产法则必然形成的观念，会与这些法则完全违背”。5但是，读者可以在马克思著作中找到号召采取有意识革命行动的显著事例。“哲学家只是对这个世界作了不同的解释”，马克思在论述费尔巴哈的著名论文中说，“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无产阶级”，《共产党宣言》中宣称，“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中”。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谈到“理智的自觉通过一个世纪的过程，消除了一切传统思想”。正是无产阶级结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假意识，把无阶级社会的真实意识引入进来。但是，当马克思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时，1848年几次革命的失败使得似乎就要来临的发展遇到了严重的、明显的挫折。19世纪后半期仍旧是在繁荣、安全处于主导地位的气氛中度过的。直到世纪转折时期，我们才完成了向现代史时期的过渡，在这个时期，理性的主要作用不再是理解在社会中支配人类行为的那些客观规律，而是重新塑造社会，重新塑造用有意识行为组成社会的个人。在马克思看来，“阶级”，尽管不能精确地定义之，总的来看却仍旧是有待经济分析才能确定的客观概念。在列宁看来，强调的重点已经从“阶级”转移到“政党”了，是政党构成了阶级的先锋队并把阶级意识的必要因素灌输到阶级中。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是一个消极的术语——是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虚假意识的产物。在列宁看来，“意识形态”成为中性的或积极的术语——它是由有阶级觉悟领导人中的精英灌输到可能会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群众中的一种信仰。阶级觉悟的形成不再是一种自动的过程，而是一项要着手去做的工作。
我们时代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弗洛伊德为理性添加了一个新的范畴。当今，弗洛伊德在一定程度上仍旧是谜一般的人物。从他的教育背景来看，他是19世纪一位有自由色彩的个人主义者，毫无疑问接受的是那种通常的、也容易引起误解的个人与社会之间是根本对立的假设。把人当作是生物实体而不是社会实体的弗洛伊德，倾向于把社会环境当作是历史上既定的某种东西，而并不当作是由人类自己进行的、不断创造和改变的过程中的某种东西。弗洛伊德经常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说他从个人的角度研究真正的社会问题，正基于此，谴责弗洛伊德为反动；这种谴责在仅仅用来反对弗洛伊德本人时部分是有道理的，当今在美国流行的新弗洛伊德学派②则完全验证了这种谴责，这个学派假定失调是个人与生俱来的，而不是社会结构所固有的，并把个人对社会的适应当作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另一个流行的对弗洛伊德的谴责是，他夸大了非理性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这种谴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只停留在拙劣的思维混淆阶段，混淆了承认人类行为中的非理性与对非理性的崇拜。不幸的事实是，非理性崇拜的确在当今英语世界中存在，主要是以贬低理性的成就和潜力的形式存在；这是当前盛行的悲观主义、极端保守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以后将会讲到这个问题。但这并不源自弗洛伊德，他不具备这个资格，而且他还是一位朴实无华的理性主义者。他所做的只是挖掘出人类行为的无意识之根，并把它暴露在意识和理性探询面前，从而拓展了我们的知识范围和理解能力。这是理性王国的扩展，增加了人类理解自己、控制自己的能力，因此也增加了人类理解、控制周围环境的能力；它代表着一个革命的、进步的成就。就这方面来看，弗洛伊德补充了马克思的著作，并没有与马克思的著作相抵触。尽管他本人并没有完全避开人类本性是固定的、不变化的这一概念，但他为进一步深入理解人类行为根源提供了工具，因此也为通过理性方法进一步有意识地修正人类行为提供了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弗洛伊德属于当代世界。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弗洛伊德的特殊意义是双重的。首先，他的最后一击已经让那种古老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人们断定或相信他们的行动源自一些动机，而实际上这些动机又足以解释他们的行动——这是有一定重要性的负面成就，尽管也有一些热心人士提出一些积极的主张，通过心理分析方法来解释历史上那些伟人的行为，但我们应有保留地接纳这种主张。心理分析方法要依据被观察的病人进行反复询问，可是你不能反复询问已逝者。其次，弗洛伊德补充了马克思的著作，他鼓励历史学家在历史中检查自己，检查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检查动机——或许是隐藏的动机——这些动机指导着历史学家对主题、时代的选择，对事实的筛选和解释；检查决定历史学家视角的民族背景和社会背景；检查那些将要出现的形成他关于过去观念的观念。自从马克思、弗洛伊德写作以来，没有哪位历史学家可以有借口把自己当作是处于社会之外、历史之外的超然个体了。这是一个自我意识的时代：历史学家能够也应该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我所称之的当代世界的这种转变——向理性功能和力量的新领域的扩延——还没有完成：这是20世纪正在经历的革命性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想考察这种转变的一些主要特征。
让我们从经济学开始这种考察。客观的经济规律支配着人类和民族的经济行为，违反这些规律只能给自身带来损害，这种信仰直到1914年还没有遭遇任何挑战。贸易循环、价格波动、失业现象都是由这些规律决定的。迟至1930年，当大萧条来临时，这仍旧是流行的观点。 自此以后，事情急剧变化。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开始谈论“经济人的终结”，这意味着那些依据经济规律不断追求自己经济利益的人，自那时以后，除了少数带有19世纪色彩的里普·万·温克尔们③外，没有谁再相信这种意义上的经济规律了。今天的经济学要么已经成为一系列理论数学的方程式，要么就成为一些人摆布另一些人的实际学问。这一变化主要是个人资本主义向大规模资本主义转变的结果。只要个别的企业家和个别的商人占据主导地位，似乎就不会有人能以任何有效的方式控制经济，或者能够影响经济；对超乎个人的那些规律和方法的幻想便保存下来。即使是英格兰银行在其最辉煌的时期，也不是被当作熟练的经纪人和操纵者，而是被当作客观的、半自动的经济趋势的登记员。随着自由竞争经济向管理经济的过渡（不管是资本主义的管理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的管理经济，不管这种管理是由大规模的资本家公司和名誉的私人公司进行的，还是由国家进行的），这种幻觉破灭了。这一切都变得明朗起来：特定的人在为特定的目的采取特定的措施；这些措施为我们规定了经济前途。如今大家都知道石油的价格或肥皂的价格并不完全是依据某些客观的供求规律变化的。大家都知道或者以为他知道物价暴跌和失业现象是人为的：政府也承认，实际上也宣称他们知道如何整治这些事情。已经发生的转变是：从自由经济转变到计划经济，从不自觉转变到自觉，从信仰客观经济规律转变到相信人依靠自己的行为可以成为经济命运的主宰。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携手并进：实际上，经济政策已经融入社会政策之中。让我引用1910年出版的第一版《剑桥近代史》最后一卷中的话，这来自一位作者的极其敏锐的评论，这位作者绝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或许也从没有听说过列宁的名字。
当今欧洲思想界盛行的信仰是：通过有意识的努力而进行社会改革是可能的；这已取代了把自由当作是灵丹妙药的那种信仰……目前这一信仰的盛行就像法国大革命时代相信人权那样的思想一样是意义重大的、富有结果的。6
今天，这段文字写后的五十年，俄国革命后的四十多年，大萧条后的三十年，这种信仰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了；从屈服于超越人的控制能力之外（尽管被认为是合理的）的客观经济规律过渡到相信人有能力控制经济命运，对我来说这似乎代表着把理性运用到人类事务中的一种进步，代表着人类理解和把握自身及其周围环境能力的加强，如果有必要，我愿准备以旧有的名称把这叫做进步。
我无须太多笔墨来详细论述其他领域所取得的类似进程。就像我们看到的，甚至是科学现在也很少关注研究和建立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而只是作出切实可行的假设，凭借这些假设人们或许能够利用自然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改造周围环境。更重要的是，通过有意识的理性操练，人类不仅能够开始改变周围环境，而且能够开始改变自身。18世纪末期，马尔萨斯在一部划时代的著作里企图建立客观的人口规律，就像亚当·斯密的市场规律一样在没有谁意识到它们的进程的情况下发生作用。当今没有谁会相信这样的规律；但是控制人口大概已经成为一种理性的、有意识的社会政策。在这个时代，我们已经看到人们通过努力来延长人的寿命，改变人口中不同几代人之间的平衡状况。我们也听说有意识地使用药物来影响人的行为，有意设计的外科手术来改变人的性格。我们眼前的人与社会都在变化，这是由人有意识的努力而引起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之中意义最重要的变化或许是由现代说服与教导的使用与发展而引起的变化。如今各级教育工作者越来越有意识地用一种特殊的模式倾心在塑造社会方面做出贡献，向正在成长中的一代人反复灌输适合那种社会类型的态度、忠诚和观点；教育政策是任何合理设计社会政策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当理性运用到社会中的人时，它的主要功能不再仅仅是研究，而是改变；人们通过理性方法的运用来提供他们对社会、经济和政治事务的管理水平，人的这种已经提高了的有意识的力量在我看来是20世纪革命的主要成就之一。
这种理性的扩展仅仅是我在先前演讲中称之为“个人化”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个人技能、职业和机会的多样性是前进中文明的伴随物。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最有深远影响的社会后果或许是不断增加着的学会思考理性、利用理性的人的数量。在英国，我们是如此热衷渐进思想，以至我们有时几乎觉察不出进步。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满足于普及初等教育的荣誉之中，而在普及高等教育方面仍旧没有取得很大或很快的进步。当我们处于世界领导地位时，这不会产生多大问题。但是，当我们被那些比我们发展快的人超越的时候，当到处都因技术变化而加速发展时，这就有更多的问题了。因为社会革命、技术革命和科学革命都是这同一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你想知道个体化进程中学术方面的事例，不妨考虑一下过去五六十年间的历史，或科学或任何特定的科学之广泛多样性，考虑到这种多样化为个别的专门化又提供了巨大的已增加了的种类就可以了。但是，我还有不同意义上的有关这一进程的更加显著的事例。三十多年前，访问苏联的一位德国高级军官，从一位关心红色空军建设的苏联官员那里听到一些富有启发的评论：
我们苏联人仍旧必须与非常原始的人类材料打交道。我们被迫使飞机适应那类我们可以控制的飞行员。我们可以成功地把一种新型的人培养到什么样的程度，也要取决于材料方面的技术发展完善到什么程度。这两个因素是互为条件的。原始人是不能适应复杂机器的。7
今天，仅仅一代人之后，我们知道苏联的机器不再原始了，同样也不再原始的成百万苏联男女在设计、建造、驾驶这些机器，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更感兴趣的是后一种现象。生产的合理化意味着更重要的事情是——人的合理化。当今全世界落后的人都在学着使用复杂的机器，在这样做的时候，也在学习思考理性，学习运用理性。革命——或许你可以正确地称之为社会进化，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我愿把这称为理性的扩展——仅仅刚刚开始。不过，理性在以蹒跚的步伐不断前进，以便与上一代蹒跚中的技术进步保持一致。在我看来，这似乎是20世纪革命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假如我这时没有注意到，在当代世界里分配给理性的危险作用和不明确方面的作用，我们当中的一些悲观主义者和怀疑论者肯定会叫我停下，不要吵吵了。我在前面的演讲中指出，在这种意义上描述的不断增加的个体化并不暗示对争取一致和同一的社会压力感有什么削弱的地方。实际上，这是我们当代复杂社会的一个悖论。教育在促进个人能力、机会拓展方面，因此在增加个体化方面是一个必要的、有力的工具，但同时也是为某些利益集团控制的促进社会一致性的有力工具。可以经常听到有人要求那些更负责的电台、电视，或者那些较负责的出版社首先要把矛头针对那些比较容易谴责的某些负面现象。但是，这些人又很快把他们的要求变为，使用能说服大众的这些强有力工具以便向大众灌输适意的爱好和适意的观点——适意性的标准可以在社会上已经接受的爱好和观点中找到。这类战役——控制这类战役的人们在促进战役的进展——是设计好的通过铸造社会个体成员来铸造社会而向着一个希望到达的目标前进的有意的、合理的过程。这一过程所出现的其他一些显著的危险则是商业广告商和政治宣传员提供的。实际上，这两个角色经常是由一个东西扮演的；各个党派和候选人雇用职业广告商来帮助他们获胜，这种情况在美国是公开的，在英国则比较羞怯。这两种方法即使在形式上有所区分时，也是极其相似的。职业广告商和大政党宣传部门的头头都是非常聪明的人，他们会利用各种理性资源来使他们的工作有效地运转起来。然而，就像我们已经在验证过的其他一些事例一样，理性不仅仅是用来探索的，而是用在更加建设性的方面，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职业广告商和运动组织者并不主要关心现存的事实。他们所感兴趣的只是消费者或选举者现在相信的是什么或想要的是什么，只要将这点融入目的产品，也就是通过巧妙的手法使消费者或选举者相信或需要这是他们的那类东西。此外，通过研究大众心理学，这使他们明白让人们无忧无虑以最快速度接受他们观点的方式是通过求诸顾客和选举者性格中的非理性因素，因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场景便是：职业工业家领导人或职业政党领导人中的精英分子通过比以前更加高度发达的理性方法来了解和利用民众中的非理性因素，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所追求的并不主要是理性：它主要是按照奥斯卡·王尔德④所称为“打击智慧的下面”的方法进行。我在一定程度上夸张了这幅图景，以免有人谴责我低估了危险性。8但，总体上这是正确的，也很容易应用到其他领域。在每一个社会里，统治阶级都会或多或少采取强制措施来组织、控制民意。这种方法似乎比其他一些方法要糟糕些，因为这构成了对理性的滥用。
对于这项严肃的、又很有根据的指控，我只有两个辩解。第一点是大家熟悉的，历史进程中每一项发明、每一项革新、每一项新技术的发现有负面作用，也有正面作用。总是要由一些人承担代价。我不知道印刷术发明之后多久，批评家才开始指出这便利了错误观念的传播。今天，对因汽车出现而引起道路死亡事故感到悲伤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甚至一些科学家对于他们发现释放原子能的方法感到遗憾，因为这可能，而且已经作为引起浩劫的用途。阻止新发明、新发现继续发展下去，这样的反对声音在过去毫无效果，在未来似乎也是没有效果的。我们从技术和群众宣传的潜能那里学到的东西是不能够轻易被抹杀的。回到19世纪中叶在英国已经部分实现的洛克式理论或自由理论的小规模个人民主，比回到双轮单座的轻马车或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更加不可能。但真实的答案是，伴随这些邪恶而来的是它们自身的纠正办法。纠正办法不在于对非理性的崇拜，不在于否认已在现代社会扩展的理性的作用，而在于一种日益增长的自觉意识，理性能够全面影响这种自觉意识。当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在社会各个阶层引起的不断增加的理性运用强加在我们身上时，这曾一度是乌托邦的幻想再也不是幻想了。像历史上其他每一伟大进步一样，这种进步也有其我们必须偿付的代价和损失，也有其我们必须面临的危险。然而，不管那些怀疑论者、犬儒主义者和灾难预言者，特别是某些国家中那些先前特权地位已经受到损害的知识分子，我并不羞于把这当作是历史中进步的例证。这或许是我们时代最引人注目、最革命的现象了。
我们正在经历着的前进中的革命的第二个方面是改变了世界外观。15、16世纪这一伟大的时期，中世纪最终土崩瓦解，近代世界的基础得以奠定，其标志便是新大陆的发现和世界重心从地中海沿岸向大西洋沿岸的转移。即使是法国革命这场较小的动乱在地理上也产生了影响：召来新世界以修整旧世界的均衡势力。由20世纪革命所引起的变化比16世纪以来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其影响都要大得多。大约400年之后，世界重心明显地从西欧转移开了。西欧及其英语世界的外围部分已经成为北美大陆的附属物，或者，假如你喜欢的话，你可以把美国当作既是发电厂又是控制塔的集大成者。然而这并不是惟一的、或者最有意义的变化。肯定弄不清楚的是，现在的世界重心停留或仍将停留在英语世界及其附属西欧地区会有多久。当今在世界事务中发号施令的似乎是东欧和亚洲那片广袤的土地及其那片土地的延伸地区非洲。当今，“不变的东方”⑤已是令人无法理解、过时的陈词滥调了。
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亚洲在这个世纪业已发生的变化。叙述得从1902年英日联盟开始——这是第一次允许亚洲国家进入令人着迷的欧洲大国圈子。向俄国挑战并击败俄国标志了日本的崛起，或许可以把这两件事视作偶然巧合，在这样做的时候，也就点燃了引发20世纪伟大革命的火花。1789年、1848年法国革命的影响范围只在欧洲。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在欧洲没有得到回响，但在亚洲却找到了追随者：随后几年在波斯、土耳其和中国陆续发生了几场革命。准确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不是一场世界大战，而是一场欧洲内战——假定可以把欧洲当作是这样存在的一个实体——，有着世界范围影响的欧洲内战，这些影响包括：激发了许多亚洲国家的工业发展，激发了中国的排外情绪，激发了印度的民族主义，也激发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诞生。1917年俄国革命提供了进一步的、决定性的影响。这里最有意义的事是：这次革命的领导人坚定不移地想在欧洲找到效仿者，但没有找到，不过最终在亚洲找到了效仿者。是欧洲变为“不变者”，亚洲则在前进。我不必讲述这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大家都熟悉的事情。历史学家几乎还不能评估这场亚洲革命、非洲革命所带来的范围与意义。但是，在亚洲、非洲成千上万人口中，传播近代技术和工业方法，传播启蒙教育和政治自觉，都正在改变着这些大陆的面貌；不过，虽然我不能窥探未来，但我知道能有什么判断标准可以不让我把这当作是世界历史前景中一个进步性的发展。因这些事件而改变了的世界面貌，从总体上看也必定会导致英国或许整个英语世界在世界事务中的份量相对下降。但相对的下降并不是绝对的下降；使我烦恼、惊奇的并不是这些亚洲国家、非洲国家的大步前进，而是英国内部一些占支配地位团体的那种倾向——避而不视这些发展或迷惑地看待这些发展，对它们采取的态度游离于不信任的蔑视和友善地硬要人家领情的态度之间，陷入使人麻痹的对往夕的思念之中。
我所谓的20世纪革命中理性的扩张，对历史学家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理性的扩张在本质上意味着迄今为止那些处于历史之外的群体和阶级的历史、民族和大陆的历史在历史中出现了。我在第一讲中表明中世纪历史学家通过那种宗教景象来看待中世纪社会的倾向是由于历史学家所使用材料的排他性所导致。我想进一步探究这种解释。有人说基督教会是“中世纪一个合理的机构”，9我想这句话虽有点儿夸张，但毫无疑问是正确。由于是一个合理的机构，所以它是一个历史的机构；也惟独从属于历史学家可以全面理解的合理发展过程。世俗社会由教会铸造和组织，它没有属于自己的合理生活。像史前民族一样，这时的民众属于自然，而不属于历史。当越来越多的民族有了社会自觉、政治自觉时，意识到作为历史实体的各自群体都有着过去和未来，并且完全进入历史，近代历史就开始了。至多是在过去的200年间，甚至也只在少数发达的国家，社会、政治和历史的自觉才开始说得上是在大部分人中间传播开来。也只是在今天，人们才有可能第一次把整个世界想象为由真正意义下进入历史的民族组成，这些民族不再是殖民地长官或人类学家关注的民族，而是历史学家关注的民族。
这就是我们历史概念中的一次进化。在18世纪，历史仍旧是精英的历史。在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开始蹒跚地、断断续续地向这样的历史观点前进：把整个人类共同体的历史当作历史的观点。格林，⑥一位相当平凡的历史学家，因写出第一部《英国人民史》（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而获得了荣耀。20世纪的每一位历史学家对于这种观点只是嘴上说得好听，而行动落后于表白。我不要详细论述这些缺点，因为我更加关注的是，作为历史学家我们没有能够把英国和西欧历史以外正在扩展的视野考虑进来。阿克顿在1896年报告中把全球史（Universal History）说成是“这与把所有国家的历史混合在一起的历史是有区别的”。他继续说道：
全球史是依次向这些民族前进的，所依据的是轻重缓急。各民族的历史要叙述，不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原因，而是考虑到更高的系列、从属于更高的系列，根据各个民族对人类共同的命运所做出贡献的时间和程度。10
不用说，对阿克顿而言，全球史就像他所设想的是任何严肃的历史学家都应该关注的。在当前条件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来促进自身接近这种意义上的全球史呢？
我本来不想在这些演讲中论及这所大学里的历史研究：但是这座大学为我提供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例子，而这正是我表达个人一些看法的例子，假如我回避这些困难的话，我将是胆怯的。在过去的四十年间，我们已经在课程里为美国史建立了牢固的地位。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某种加强英国史的狭隘观念的危险，这已像一个不死的阴魂沉重地影响着我们的课程，英语世界也存在着更加危险的东西，也是同样危险的狭隘观念。在过去400年间，英语世界的历史无疑是伟大的历史时期。但是，把这当作是全球史的中心内容，而把别的一切东西当作是这中心内容的边缘内容，这是一种令人不快的歪曲观点。大学的职责是矫正这些流行的曲解。在我看来，这所大学的近代史研究所似乎没能履行这种职责。在一所重点大学里，允许参加历史优等学位考试的候选人仅仅具备英语知识，而不具备任何现代语言的适当知识，这绝对是错误的；我们以牛津大学古老且受人尊敬的哲学学科所发生的事情引以为戒吧，该学科的资深人员曾经一度得出结论：只要具备简单的日常英语就可以轻松自如地应付事情了。准备研究欧洲大陆任何地区近代史的候选人，如果不向他提供比教科书水平更高的设备，这肯定是错误的。拥有一些亚洲、非洲或拉丁美洲事务知识的候选人在目前情况下，很少有机会在一篇带有19世纪华丽色彩的“欧洲的扩张”论文里展现出他们的知识。不幸的是，这个题目正符合当前的情况：并不要求候选人知道任何事情，甚至一点儿不知道像中国、波斯这样重要的、文献记载非常详尽的国家，除非当欧洲人想占领它们时才会去了解它们。有人告诉我，这所大学里也开设有关俄国史、波斯史、中国史的讲座——但这些讲座并不是由历史系的研究者担任。五年前汉学教授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表达出那种信念：“中国不能被当作是人类历史主流之外的”，11但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却充耳不闻。过去十年里在剑桥大学诞生的，将来或许可能被当作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完全是在历史系之外写就的，而且没有得到历史系的任何帮助：我指的是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是一个清醒的想法。如果不是我认为这是20世纪中叶大多数其他英国大学的典型现象、一般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现象这样一个事实，我是不会公布这些家丑的。那种腐朽、陈旧的有关维多利亚时代狭隘岛国心态的双关语，“海峡起风暴——大陆遭隔离”，这话到今天还有令人不愉快的、符合当前情况的回响。英国以外的世界再次掀起了汹涌波涛的风暴；而我们这些英语世界的人们挤作一团，用简明的日常英语告诉我们自己，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大陆因为它们自己的异常行为而与我们文明所带来的恩惠与祝福隔离了，有时候看来好像是我们由于不能或不愿意理解外面世界真正在发生什么，而把我们自己隔离了。
在第一讲开头的几句话里，我就曾提醒注意那种把20世纪中叶与19世纪末年分开的极为个性的观点。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进一步研究这种对比；假如我在上下文里使用“自由”、“保守”这类字眼儿，应欣然理解为我不是在英国政党这种意义标签上使用它们的。当阿克顿讲到进步的时候，他并不是根据英国流行的“渐进”概念来思考的。“革命，或者就像我们说的自由主义”，这是1887年一封信上很引人注目的一句话。“近代进步的方法”，他在十年以后的一次近代史讲座中说，“是革命”；在另一次讲座中，则称“我们可以把普遍思想（General Ideas）的来临称为革命”。在阿克顿没有发表的一份手稿的注释中是这样解释的：“以折衷进行统治的辉格党⑦所带来的结果是：自由党开创了那个思想盛行的时代”。12阿克顿相信“思想盛行”意味着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就意味着革命。在阿克顿生活的时代，自由主义还没有耗尽作为社会变化动力的能量。在我们这个时代，所幸存下来的任何自由主义不管在哪里都会成为社会的保守因素。当今，鼓动人们回到阿克顿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历史学家应该关注的是，首先要确定阿克顿所处的地位，其次要把他的地位与当代思想家作一比较，再次研究阿克顿思想中哪些因素至今仍是有效的。毫无疑问，阿克顿那一代人深受骄傲的自信与乐观主义的损害，没有充分认识到他们所依赖的那个结构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但是，它拥有的两样东西却是我们今天极其需要的：作为历史进步因素中那种变化的感觉，相信理性是理解历史复杂性的向导。
现在让我们来听听20世纪50年代的一些声音。在前面演讲中，我引用过刘易斯·纳米尔爵士那种表达满意的话，当为“具体的问题”寻求“实际的解决方法”时，“计划与理性就会被这两者置之脑后”，他把这描述为“民族成熟”13的一个象征。我不喜欢这些个人生命与民族生命之间的类比；假如援引这样的类比，就会诱使人们发问，当我们经历了“成熟”阶段之后，随后会发生什么呢？但是，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在受到赞扬的“实际的、具体的”与受到谴责的“计划的、理想的”之间所形成的鲜明对比。这种颂扬具体行动高于思想理论的做法当然是保守主义的特性。在纳米尔的思想中，它代表着18世纪的声音，代表着乔治三世（George III）统治时期英格兰的声音，代表着对即将来临的阿克顿的革命和思想的盛行进行反对的声音。但是，在我们时代存在着相同的、为大家熟悉的表现方式：以彻头彻尾的经验主义表现出来的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非常盛行。或许可以在特雷弗—罗伯教授的评论中找到这一观点最盛行的形式，“当激进主义者欢呼胜利肯定属于他们时，那些明智的保守主义者却对他们迎头痛击”。14奥克肖特（Oakeshott）教授为我们提供了这风行一时的经验主义的更加复杂的一幅场景：他告诉我们，在政治事务里，我们“航行在浩瀚无边、深不可测的大海上”，在这里“既没有起点，也没有指定的终点”，我们在这里的惟一目标是“让我们保持得平平稳稳”。15我不需要寻找最近那些否认政治“乌托邦”和政治“救世主义”的作家的名单目录；这些已经成为对未来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激进思想进行诅咒的流行词语。我也不想讨论美国的最近倾向，和英国的同行比较起来，美国的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在公开宣称效忠保守主义方面，更没有什么限制。我只要引用一句话就可以了，这句话是最著名的一位历史学家，也是美国最稳健的一位保守主义历史学家说的，哈佛大学的塞缪尔·莫里森⑧教授，他在1950年12月就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演讲中认为，反对他所称为的“杰斐逊—杰克逊—罗斯福路线”（The Jefferson-Jackson-F. D. Roosevelt Line）进行历史写作的时代已经到了，并呼吁一种“至少从理智的保守主义观点进行写作的”美国史。16
但是，至少在英国，正是波普尔教授再一次以最清楚、最不折衷的形式表达了这种审慎的保守主义观点。作为对纳米尔反对“计划的和理想的”的呼应，波普尔攻击那些声称目的就是“依据详细的计划来重塑‘整个社会’的”政策，并推荐他所称的“渐进社会工程”，⑨显然也并不害怕背上“渐进修补”和“胡乱应付”17而畏缩。实际上，就这一点，我要向波普尔教授表示我的极大崇敬。他一直是一位坚定不移的理性捍卫者，也从不与过去的、现在的涉及非理性主义的思想有任何瓜葛。但是，假如我们检查一下他所开出的“渐进社会工程”这一药方，我们将会看到他所分派给理性的作用是多么的有限。尽管“渐进工程”的定义不是十分精确，尤其是我们被告知，对于“目的”的批评是不包括在内的；他所列举的有关这一工程的合法活动的审慎事例——“宪法改革”和“使收入得到更大的平衡趋势”——清楚地表明波普尔打算在假定现存社会的条件下进行这些操作。18理性在波普尔教授的事物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事实上，就像一个英国公务员的地位一样，他可以胜任地处理当权政府的政策，甚至可以提出实际的修改建议使政策得到更有效的运转，但是，这位公务员却不询问这些政策的基本前提或终极目的。这是有用的工作：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曾是一位公务员。但，对我来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把理性从属于现存秩序这一假设观点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当阿克顿提出他的革命＝自由主义＝思想盛行这一等式时，他并不是这样想象理性的。人类事务中的进步，不管是在科学方面还是在历史方面、社会方面，主要是这样获得的：人类大胆地、毫不犹豫地不把自己局限在寻求渐进改良（一些事情是以这种方法做的），而以理性的名誉向目前行事的办法提出根本的挑战，对建立在行事办法基础上的公开的或隐蔽的假设提出挑战。我期待这样一个时刻，英语世界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思想家重新获得担当这项任务的勇气。
不过，最使我感到不安的不是英语世界知识分子和政治思想家中间理性信仰的衰落，而是丢失了世界是一种永恒运动的普遍感觉。乍一看，这似乎是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在我们的周围很少听到有谁在谈论变化是不断进行的这类极其浅薄的话题。但是，有意义的事情是：变化不再被认为是成就、机会和进步，而被认为是恐惧的对象。当我们的政治学究、经济学究为我们开处方时，他们并没有向我们提供什么，只是警告我们不要相信那些激进的观念、影响深远的观念，让我们避开有任何革命气味的东西，前进——如果我们必须前进的话——也应缓慢地、小心翼翼地。此时的这个世界正在改变的形态比过去400年间任何时候都要快速、都要剧烈，在这个时刻，这对我来说是特别的茫然，为人们提供了忧虑的理由，这种理由并不是世界范围内的运动将被延缓，而是英国——或许其他的英语世界国家——将落后于通常的前进步伐，而且也毫无办法地、忍受痛苦地重新陷入某种乡愁的停滞状态之中。就我本人而言，我一直是一位乐观主义者；当刘易斯·纳米尔爵士警告我避开计划与理性时；当奥克肖特教授告诉我，前进方向没有特定的目标，最重要的是注意不要让人把船摇摆不定时；当波普尔教授想通过一点点的渐进工程，让受人喜爱的老式T型车⑩仍旧在路上行跑时；当特雷弗—罗伯教授对大嚷大叫的激进分子迎头痛击时；当莫里森教授呼吁以理智的保守主义观点进行历史写作时，我面临着的是一个混乱的世界、一个痛苦的世界，我将借用大家熟悉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的话来回答说：“然而——地球还在运转呀。”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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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 Burckhardt, Reflections on History (1959), p. 31.
2A. de Tocqueville, De l'Ancien Régime, III, ch. 1.
3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Add. MSS. 4870.
4引语见Hegel's Philosophy of History。
5Capital, iii (Engl.Transl., 1909)，369（译文见《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84页。——译者）．
6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xii (1910), 15；这一章的著作是S. Leathes，他是《剑桥近代史》的一位编辑，也是文官考试委员会的委员。
7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Munich), i (1953), 38.
8有关全面的讨论，见作者的The New Society (1951)，第4章。
9A. von Martin, The Sociology of the Renaissance (Engl. Transl., 1945), p. 18.
10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ts Origin, Authorship and Production (1907), p. 14.
11E. G. Pulleyblank, Chinese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1955), p. 36.
12这些相关引文见Acton, Selections from Correspondence (1917)，第278页；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 (1906)，第4、32页；Add MSS. 4949（位于剑桥大学图书馆）。在上述引用的阿克顿1887年的那封信中，他把“良心的发现”当作是从“旧”辉格党向“新”辉格党（即自由党）转变的标志；很显然，这里的“良心”（Conscience）与“意识”（Consciousness）的发展有联系（参阅上述第130页），是与“思想盛行”相呼应的。Stubbs也以法国大革命把近代史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强权、暴力、王朝的时代；第二个时期是思想取代权力与制度的时期。”见W. Stubbs, Seventeen Lectures on the Study of Mediaeval and Modern History(3rd ed., 1900)，第239页。
13参阅上述第33页。
14Encounter, vii, No. 6, June 1957, p. 17.
15M. Oakeshott, Political Education (1951), p. 22.
16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No. lvi, No. 2 (January 1951), pp. 272—273.
17K.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1957), pp. 67, 74.
18Ibid. pp. 64, 68.
注释
① 赫尔岑（A. Herzen, 1812—1870），俄国思想家、文学家。——译者
② 新弗洛伊德学派（Neo-Freudian School），与传统的弗洛伊德学派相比，新学派强调社会和文化因素在个人个性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译者
③ 里普·万·温克尔（Rip Van Winkle），美国作家欧文（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笔下一篇小说的主人公。故事大意是，一天里普在山中遇到一个背着酒桶的古怪老头。他带里普来到了一个半圆形的山洼，看到一群怪状的人。这些人看到老头与里普，即停止游戏。痛饮他们带来的酒之后，再开始游戏。里普禁不住趁这些人没看见时偷偷地尝了一口酒，觉得酒香四溢，因而再偷喝几口，最后竟不知不觉之中睡着了。一睡就是20年。醒后回到自己的村子里，发现村子里已没有一个熟人，连他所惧怕的太太也已离开人间。后用来比喻思想、见闻等方面落后的人。——译者
④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1854—1900），爱尔兰诗人、剧作家。语出王尔德的小说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译者
⑤ “不变的东方”（Unchanging East），大概语（或这种思想）出黑格尔。在黑格尔眼中，东方历史似乎是一块化石，毫无进展：“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译者
⑥ 格林（John Richard Green, 1836—1883），英国历史学家。4卷本《英国人民史》出版于1877—1880年间，是1873年出版的A 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的增订本。——译者
⑦ 辉格党（Whig）和托利党（Tory）是17世纪末在英国出现的两个正在形成中的政党。18世纪上半期，辉格党在政治上占优势，是议会多数党。18世纪后半期，托利党才得以执政。大约在19世纪30年代，托利党改称保守党（Conservative），辉格党改称自由党（Liberal）。——译者
⑧ 塞缪尔·莫里森（Samuel Morison），美国历史学家。著有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A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1942)、John Paul Jones (1959)、History of U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25 vols., 1946—1962)等。——译者
⑨ “渐进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也有人翻译为“零碎社会工程”。波普尔认为当人们以为已掌握了确定无疑的知识时，就会变得自大，会觉得压制那些持异见者也是正当的。假如政府也有这种心态，危险就会急剧地放大。波普尔把这一思想应用于政治领域，就产生了所谓的“渐进社会工程”。波普尔的这一思想源自英国具体的历史背景。英国从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从君主制向现代政治转变，其手法便是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冲突与和谐的动态平衡中，通过持续不断的稳健的社会改革而逐渐实现，这既避免了法国革命式的代价，后来又避免了法西斯主义等极权主义的惨痛教训。——译者
⑩ T型车是亨利·福特用来实践他大量生产汽车流程的第一部车。福特在参观芝加哥一个肉品加工厂后获得灵感，于是在1913年完成了世界第一条汽车流水生产线，用这条生产线所生产的第一部汽车就是T型车。原本制造一部T型车需要一天时间，现在只需要几小时就能完成，车价也因此降至440美金。——译者
⑪ 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伽利略（1564—1642）的话。——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