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在秋天去世的母亲服丧，所以整个冬天我都是孤零零地跟卡佳和索尼亚在乡下度过的。
卡佳是我们家的一位老朋友，是把我们俩带大的家庭教师，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就记得她，爱她。索尼亚是我的妹妹。我们是在波克罗夫斯科耶我们的老宅里度过那个阴沉、凄凉的冬天的。天气冷，又刮风，所以积雪堆得比窗子还高；窗户上差不多老结着冰花，透不进光来；整个冬天我们几乎哪儿也没去过，也没乘车出去。很少有人来看我们；就是有人来，也没有给我们家里增添愉快和欢乐。大家都愁容满面，低声说话，好像生怕吵醒谁似的，也不笑，而且，在看到我，尤其是在看到穿着丧服的小索尼亚的时候，他们老是叹气，常常流泪。家里似乎还蒙着死的阴影；空气中充满了死的悲哀和恐怖。妈妈的房间锁着，每当我去睡觉走过那个房间的时候，总感到害怕，可是又情不自禁地想朝这个阴冷的空房间看上一眼。
我那时候十七岁，就在妈妈去世的那年，她原想搬到城里去，带我进社交界。失去母亲对我是个极大的悲哀，可是我得承认，在这种悲哀后面还有另一种情绪：虽然我年轻美貌，像大家对我说的那样，可是我在乡村孤寂的生活中又在白白地度过这第二个冬天了。在冬天快要结束时，这种孤独的忧郁感和纯粹的寂寞感便越来越强烈，以致使我懒得走出房门，懒得打开钢琴，懒得拿起书本。每逢卡佳劝我弹弹琴或读读书时，我就回答说：不想动，没兴致，可我心里却在说：为什么呢？既然我最好的时光都虚度了，何必还去做什么事呢？为什么呢？而对为什么呢这个问题，我没有别的回答，只有眼泪。
人们说，我在这个时期消瘦了，变得憔悴了，但是甚至对于这一点，我也不在乎。为什么要好看呢？为谁呢？我觉得，我的整个一生本来就应该在这种孤独的偏僻荒凉和孤苦无依的忧郁中度过的，我自己一个人既没有力量摆脱它，甚至也不想摆脱它。在残冬的时候，卡佳为我担心起来，她决定无论如何要带我到国外去。可是这需要钱，而我们几乎不知道，母亲死后，我们还剩下什么，因此我们每天都盼望着那位监护人，他一定会来，并且替我们清理家务。
三月里监护人来了。
“好了，谢天谢地！”有一天，当我没有事，没有思想，没有愿望，像影子似的在房间里从这个角落踱到那个角落的时候，卡佳对我说，“谢尔盖·米哈伊雷奇已经来了；他打发人来问候咱们，要来吃午饭。你得振作起精神来，我的玛舍奇卡[1]，”她又说，“要不然，他对你会有什么想法呢？他是非常喜欢你们俩的。”
谢尔盖·米哈伊雷奇是我们的近邻，是我故去的父亲的朋友，虽然他比我父亲年轻得多。除了他的到来会改变我们的计划，并使我们有可能离开乡村之外，我从小一向就爱他和尊敬他，在卡佳劝我振作起来时，她就猜到，在所有的熟人里面，我最怕在谢尔盖·米哈伊雷奇面前露出于我不利的一面。我除了像家里所有的人（从卡佳和他的教女索尼亚起，一直到马车夫止）那样，爱他是出于习惯之外，对我来说他还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我母亲生前曾当着我的面说过一句话，她说，她希望我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丈夫。当时我觉得这话很奇怪，听了甚至很不愉快；我心目中的英雄完全不是这样。我心目中的英雄是个清瘦、苍白而忧郁的人。可是谢尔盖·米哈伊雷奇已经不是个年轻人了，个儿又高又结实，而且，在我看来，永远是高高兴兴的；尽管如此，妈妈的那句话还是印进了我的脑海，甚至在六年前，我十一岁那年，他跟我说话还是你我相称，跟我玩儿，管我叫紫罗兰小姑娘的时候，我有时不无害怕地问我自己：要是他忽然要娶我，那我怎么办呢？
午饭前（卡佳给这顿午饭添了奶油点心和菠菜泥），谢尔盖·米哈伊雷奇来了。我从窗口看见他坐着小雪橇向宅前驶来，可是，他刚一拐弯，我就连忙跑进客厅，想装出完全没有料到他会来的样子。可是，当我听到前厅里他跺脚的声音、他那洪亮的说话声和卡佳的脚步声时，便忍不住亲自走出去迎接他了。他握着卡佳的手，笑眯眯的，大声说着话。他一看见我，就站住了，瞧了我好一会儿，也没有鞠躬。我觉得怪不好意思的，我感到脸都红了。
“哎呀！这真是您吗？”他用坚定而又随便的态度说，一面张开两手向我走来，“怎么变化这么大！您真长大了！这哪儿是紫罗兰！您已经是盛开的玫瑰了。”
他用他那只大手握住我的手，握得那么紧，又那么诚恳，不过并不痛。我以为他会亲我的手，所以我就向他弯下腰去，可是他只是再一次握了握我的手，用他那坚定而愉快的目光直视着我的眼睛。
我有六年没有看见他了。他变了很多；显得老了，黑了，还留着和他很不相称的连鬓胡子；可是他那平易近人的态度、他那坦率正直的、浓眉大眼的脸庞、他那对聪明发亮的眼睛以及他那像孩子似的亲切的微笑，还是跟从前一样。
五分钟以后，他就不再像是做客了，而成了我们大家的自己人，甚至是仆人们的自己人了，这从仆人们殷勤的态度可以看得出他们特别欢迎他的来临。
他的举止一点也不像母亲死后来看我们的邻居那样：他们认为待在我们家就必须保持沉默和流泪；恰恰相反，他有说有笑，快快活活，而且一句话也没有提到母亲，以致这种冷漠起初使我觉得奇怪，而且就这么一位亲近的人来说，甚至是不礼貌的。可是后来我明白了，这并不是冷漠，而是真诚，为了这一点我十分感激他。
到了晚上，卡佳坐在客厅里的老地方，像妈妈在世的时候那样给大家斟茶；我和索尼亚坐在她旁边；老仆格里戈里找到一个爸爸生前用过的烟斗，拿来给他，于是他就像从前那样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走着。
“真想不到，这个家里会有这么多可怕的变化。”他停下脚步说。
“是呀。”卡佳叹了一口气说，接着，盖上了茶炊盖，瞧了瞧他，她真想放声大哭。
“我想，您还记得您父亲吧？”他转身对我说。
“不大记得了。”我答道。
“你们现在要是和他在一起，那该多好啊！”他轻声说，一面沉思地望着我的前额。“我非常爱您父亲！”他用更低的声音说，我觉得他的眼睛变得更亮了。
“可现在上帝又把她带走了！”卡佳说，她立刻把餐巾放在茶壶上，掏出手绢，哭了起来。
“是的，这个家里起了可怕的变化，”他扭过脸去重复说。“索尼亚，把你的玩具给我瞧瞧。”过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说了就走到大厅里去了。他走出去以后，我用噙满泪水的眼睛瞧了瞧卡佳。
“他真是个非常好的朋友！”她说。
真的，这位非亲非故的好人的同情使我感到温暖和安慰。
从客厅里传出索尼亚的尖叫声以及他跟她玩的笑语声。我叫人把茶给他送去；接着，我就听见他在钢琴前坐下，把着索尼亚的小手按起琴键来。
“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传来了他的声音，“到这儿来弹点什么吧。”
我喜欢他这样随便地、友好而略带命令式地跟我说话；我站起来，走到他那儿去了。
“就弹这个吧。”他打开了贝多芬的乐谱，指着quasi una fantasia[2]奏鸣曲的柔板说。“我们来听听您弹得怎么样。”他又加了一句，就端着茶杯走到客厅的一个角落里去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和他在一起，我没法拒绝或是事先声明我弹得不好；我顺从地在钢琴前坐下，接着就尽我所能地弹了起来，虽然，我怕他批评，因为我知道他懂得而又爱好音乐。柔板很适合我们喝茶时谈话所引起的那种回忆的情调，而且我似乎弹得不错。可是他不让我弹谐谑曲。“不，这个您弹不好，”他走到我跟前说，“别弹这个，第一乐章弹得不坏。您好像懂得音乐。”这个恰如其分的赞语使我高兴得脸都红了。我感到新鲜而愉快的是：他，我父亲的朋友和平辈，在我们两人单独谈话的时候，不再像从前那样把我当孩子看待，而是很认真地跟我说话。这时，卡佳上楼去安排索尼亚睡觉，客厅里只剩下了我们俩。
他对我谈起我父亲，谈起他怎样跟他成为朋友，当我还在念读本和玩玩具的时候，他们又是怎样在一起愉快地生活的；从他的叙述中，在我脑海里头一次出现了父亲这个人的平易近人的、可爱的形象，这是我在这以前所不知道的。他还问我喜欢什么，看什么书，打算做什么，而且还给我出主意。现在，对我来说，他已经不是个爱逗我、帮我做玩具、爱逗乐的人了，而是个又严肃、又平易近人、又多情的人，我不知不觉地对他产生了敬意和好感。跟他说话时，我感到轻松、愉快，同时又觉得有一种不自觉的紧张。我为我说的每一句话担心；我非常希望，仅仅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女儿已经获得的他的爱，现在能凭我自己本人来赢得。
卡佳安排索尼亚睡下以后，就来加入我们的谈话；她对他抱怨说我整天无精打采，而关于这事我什么也没有对他说。
“原来她没有把最主要的事情告诉我。”他笑眯眯地、责备地对我摇摇头说。
“有什么可说的呢！”我说，“这是很无聊的，而且就会过去的。”（这会儿我真的觉得不仅我的苦闷会过去，而且它已经过去了，甚至它从来就不曾有过。）
“一个人不会忍受孤独是不好的，”他说，“难道您是位小姐吗？”
“当然我是小姐。”我笑着答道。
“不，一个不好的小姐，只是在有人欣赏她的时候，她才生气勃勃，等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她就无精打采了，而且她感到什么都不如意；她活着只是为了让别人欣赏，而对于她自己，什么都无所谓。”
“您对我的看法真不错呀。”为了找话说，我这样说道。
“不！”他沉吟了片刻又说，“难怪您像您父亲，您也是这样。”他那亲切的注视又使我感到得意，并且使我感到愉快的羞涩。
只有在这会儿，我才发现，在他那高高兴兴的脸给人的最初印象后面，只有他一个人所独有的眼神——最初是开朗的，然后越来越深沉，而且有点儿忧伤。
“您不应该也不能烦闷，”他说，“您有您懂得的音乐，有书，还可以学习，您的整个生活都摆在您的面前，只有现在为它做好准备，将来才不至于后悔。一年以后就太晚了。”
他跟我说话就像父亲或叔父似的，而且我感到，为了和我显得像平辈一样，他在不断地约束自己。我感到又气又高兴，气的是他把我看得比他低，高兴的是，就只为我一个人，他认为须要做得和他本人不一样。
晚上其余的时间，他跟卡佳谈家务。
“好，亲爱的朋友们，再见。”他说时站起身来，走到我跟前，握住我的手。
“咱们什么时候再见呢？”卡佳问道。
“春天，”他答道，继续握住我的手，“现在我要上达尼洛夫卡去（我们家的另一个村子）；到那边去了解一下情况，尽可能地安排一下，然后去莫斯科——办点私事，到夏天，咱们就可以常常见面了。”
“干吗您要去这么久呢？”我非常忧郁地说；说真的，我希望每天都能看见他，而且我突然觉得既惋惜又害怕，怕我的苦闷会再来。可能这一点在我的目光和声调中都表现出来了。
“是的；您要多找点事情做，别发愁，”他说，他的声调在我听来是过分冷漠而又平淡。“等到春天，我要来考您。”他松开我的手，也不瞧着我，又加了一句。
我们站在前厅里送他，他匆匆地穿上皮大衣，目光还是避开我。“他这又何必呢！”我想，“难道他以为，他瞧着我，我心里就会那么高兴吗？他是个好人，是个很好的人……不过只此而已。”
可是当天晚上，我和卡佳很久都没睡着，一直在谈话，不是谈他，而是谈我们怎样度过今年的夏天，在哪儿过冬和怎样过冬。那个可怕的问题：为什么呢？——已经不再在我脑海里出现。我觉得非常简单明了，生活的目的就是幸福，而且在我的想象中未来更是充满了幸福。我们这个在波克罗夫斯科耶的古老阴森的家也好像突然变得生意盎然，充满了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