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两个月的幽居的乡村生活，不知不觉地（当时我觉得是这样）过去了；这两个月的感情、激动和幸福是抵得上一生的。我们俩对于如何安排我们的村居生活的梦想，完全不像我们预期的那样实现。可是我们的生活并不比我们的梦想差。没有那种刻板的劳动、履行自我牺牲的义务和为别人生活，像我在没有出嫁以前想象的那样；相反，有的只是那种彼此相爱的自私的感情，愿意被爱的热望，无缘无故的、经常的欢愉以及忘却世上的一切。虽然他有时到书房里去工作，有时进城去办事，或者为了农务到处奔忙；可是我看得出，和我分开要他付出多大的代价。后来他自己承认说，只要我不在他身边，世上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没有意思，他不能明白怎么能去做它。我也完全一样。我虽然看书、弹琴、陪伴婆婆、在学校里教书，可是我做这一切只是因为其中每件事都与他有关并能博得他的赞赏；然而只要想到他和某件事无关，我的手就垂了下来，而且一想到世界上除了他以外还有别的东西，就觉得太滑稽了。也许这是一种不好的、自私的感情，可是这种感情却给我幸福，并且使我高出于整个世界之上。对我来说，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存在，而且我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最完美无缺的人；因此，我不能为别的任何事物活着，我活着只能是为了他，为了做一个在他心目中理想的我。他认为我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最优秀的女性，具备一切可能有的美德，所以我就要努力在全世界无与伦比的、最好的人的眼里做这样的女人。
有一天我正在祷告上帝的时候，他走进我的房间。我回头瞧了瞧他，继续做祷告。为了不打扰我，他在桌旁坐下，打开了书。可是我觉得他在瞧着我，所以我又回头瞧了瞧。他微微一笑，我也笑了起来，就没法再做祷告了。
“你已经祷告过了吗？”我问道。
“是的。你接着祷告吧，我这就走。”
“我希望你也祷告，好吗？”
他没有回答，想走开，可是我叫住了他。
“亲爱的，为了我，请跟我一块儿念祈祷文吧。”
他和我并排站着，笨拙地垂着两手，脸色严肃，结结巴巴地念着。有时候他转身对着我，在我脸上寻找赞许和帮助。
等他念完了，我笑着拥抱了他。
“都是你，都是你！我好像又变得只有十岁了。”他说时脸都红了，并且吻我的手。
我们的房子是乡间一所古老的宅子，几代亲人互相敬爱，在里面生活。它到处显示出一种良好的、正直的家庭传统，我刚走进这座宅子，这种传统仿佛就突然也成了我的传统。家里的陈设和规矩都是由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照古老的规矩安排的。虽然说不上一切都雅致、漂亮；可是从用人到家具以及食物，样样都非常多，一切都非常整洁、坚固、井井有条，令人肃然起敬。客厅里陈设的家具都是对称的，挂着画像，地板上铺着家制的地毯和布条编的地毯。起居室里摆着一架旧钢琴、两个式样不同的小衣柜、几张沙发、几张包着黄铜和镶嵌物的小桌子。我的书房是经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精心布置的；里面摆着全家最好的、不同时代和不同样式的家具，其中有一架古老的穿衣镜，起初我怎么也不好意思照它，可是后来它却成了我十分珍爱的，像老朋友似的。从来听不见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的声音，可是家里的一切就跟上了弦的钟似的进行着，虽然仆人的人数嫌多，可是所有这些穿着没有后跟的软靴的人们（因为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认为鞋底的嚓嚓声和鞋后跟的橐橐声是世界上最讨厌的声音），所有这些仆人似乎都因为自己的职责感到自豪，在老夫人面前战战兢兢，对待我丈夫和我则像长辈那样亲切，而且看来，他们都十分高兴地各尽其职。每星期六家里照例要擦洗地板和拍打地毯，每个月的第一天都要做圣水祭的礼拜，每逢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和她儿子的命名日（这年秋天又头一次加上了我的命名日），都要大宴四邻。而且这一切，从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记事的时候起，就是不可移易的。我丈夫从不过问家务事；他只管理田里的事务和农民，这占去他很多时间。甚至在冬天他也起得很早，所以我醒来的时候总见不到他。他通常在喝茶的时候回来（我们俩单独在一起喝茶），而且差不多总是在那个时候，在农事操劳和许多烦心的事情之后，他正是处在我们称之为狂喜的那种特别快乐的心境中。我常常要他告诉我，他早上干了些什么，于是他就跟我讲一些荒唐可笑的事，以致我们俩都笑得要死；有时候我一定要他讲些正经事，他就忍着笑讲起来。我瞧着他的眼睛，瞧着他翕动着的嘴，什么也听不明白，只要能看到他，听到他的声音，我就快活了。
“嗯，我刚才说什么来着？你复述一遍吧。”他问道。可是我什么也说不上来。他不跟我谈他自己和我的事，而谈别的什么事，这简直太可笑了。外面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好像和我们都没有关系似的。经过很长时间以后，我才开始对他的工作有点了解和感兴趣。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在午饭以前是不出来的，她独自喝茶，并打发人来问我们好。在我们这个独特的、幸福得发狂的小天地里，听到从她那庄重规矩的另一个角落传来的声音，觉得十分古怪，因此，当女用人交叠着双手，不慌不忙地向我禀告说，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吩咐她来打听，我昨天出去散步以后回来睡得怎样，还吩咐她告诉我，她腰疼了一夜，村子里那条蠢狗吵得她简直没法睡；“太太还吩咐我问一声，您是不是喜欢今天烤的面包，太太还请您注意，今天不是塔拉斯烤的，而是尼可拉沙头一次试做的，太太说，他烤得很不错，特别是8字形的小甜面包，就是面包干烤过头了。”——我听了这些话，忍不住哈哈大笑算是回答。午饭前我们俩很少在一起。我一个人弹弹琴、看看书；他写信，或是再出去；可是在四点钟吃午饭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在客厅里见面了，妈妈从容不迫地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出来，接着，经常住在我们家的三两个穷贵族太太和女香客，也都出来了。每天我丈夫总是按老规矩搀着母亲去吃午饭；可是她一定要叫他用另一只手搀着我，因此我们每天总是你退我让地挤在门口。吃饭的时候，妈妈总是坐主位，谈话有礼貌而又有分寸，还略带点儿庄严。我丈夫和我的随随便便的谈话，常常愉快地破坏了这种午餐会议的庄严气氛。有时候他们娘儿俩还拌嘴，彼此嘲笑；我特别喜欢这种拌嘴和嘲笑，因为这最有力地表现出把母子俩连结在一起的温柔而牢固的爱。午饭后，maman[10]到客厅里去坐在那张大圈椅上研鼻烟，或是把新书的页子裁开，我们就读书给妈妈听，或是到起居室去弹琴。我们在这一时期一起读了很多书，但是我们最喜爱和最好的享受则是音乐，它每次都拨动我们心里的心弦，好像使我们相互重又显示自己的心灵。当我弹他所喜欢的曲子的时候，他总是坐到我几乎看不见他的那个远远的沙发上；出于羞涩，他总是竭力遮掩音乐在他心里产生的印象；可是我常常出其不意地从钢琴旁站起来，走到他跟前，尽力去找寻他脸上激动的痕迹和他眼睛里的不自然的光辉和泪影，虽然他竭力要瞒我，可是却瞒不住。妈妈常常想到起居室来瞧瞧我们，可是，大概，她怕使我们感到拘束，所以有时候，她假装不看我们，故意摆出一副严肃而又冷淡的模样穿过起居室；不过我知道，她根本没有必要回屋去又这么快回来。晚上，我在大客厅里斟茶，全家人又都聚到桌旁。在明亮如镜的茶炊面前的这种庄严的会议以及把玻璃杯和茶杯分给大家，有很长一个时期使我感到很窘。我总觉得我还不配享有这种荣誉，我还太年轻和不够稳重，不够资格去拧这么大的茶炊的龙头，把玻璃杯放在尼基塔的托盘上，并说：“给彼得·伊万诺维奇，给玛丽亚·米妮奇娜。”还要问：“够甜吗？”还要给奶妈和那些有资格得到的人留出方糖来。“好极了，好极了！”我丈夫常常在一旁说，“像个大人了。”——这就使我更窘了。
喝完茶以后，maman就打通关或是听玛丽亚·米妮奇娜算命；然后吻我们俩，并给我们俩画十字，我们就回我们自己的房间里去。可是我们俩多半要坐到半夜，而且这是我们最美好和最愉快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往事告诉我；我们做计划，有时候还发发议论，不过我们尽量悄悄地说话，免得让楼上的人听见，去禀报一定要我们早睡的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有时候我们饿了，就悄悄地走到放食品的房间里，托尼基塔给我们弄点冷餐，然后在我的书房里点起一枝蜡烛吃夜宵。我和他就像两个外人似的住在这个古老的大房子里，而古老的遗风和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的严谨的精神却统治着这儿的一切。不仅是她，就是仆人、年老的婢女、家具，以至画幅，都引起我的敬畏，而且使我意识到，我和他在这儿有点不合适，我们住在这里一定要非常小心谨慎。照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看有许多事情——那种使人拘束的、始终不变的规矩和家里那一大群闲着没事干、爱问长问短的仆人——都是让人不舒服和难受的；不过，当时正是这种拘束使我们的爱情更有生气。不仅是我，就是他也不露出他有什么不满的样子。相反，他甚至对一切坏事好像避而不问。侍候妈妈的听差德米特里·西多罗夫是个烟鬼；他总是在每天午饭后我们在起居室的时候，到我丈夫的书房里从抽屉里拿他的烟丝；这时谢尔盖·米哈伊雷奇就带着又惊又喜的神情蹑手蹑脚地向我身边走来，用手示意叫我不要声张，还向我挤挤眼睛，让我看决没想到会被人发觉的德米特里·西多罗夫——看见我丈夫这样做，真是有趣极了。当德米特里·西多罗夫没有发现我们而走出去以后，我丈夫由于高兴地看到一切都顺利结束，就像在任何其他情况下一样，说我真可爱，并且亲吻我。有时候他这种泰然自若、姑息容忍以及好像对一切事情都漠不关心的态度，使我很不满意，认为这是他的弱点，——我没有看到我自己也是一样。“就像个小孩，不敢显示自己意志！”我想。
“哎呀，亲爱的，”有一次我对他说，他的弱点使我感到惊讶，他回答我道，“像我这样幸福的人，怎么能对什么感到不满呢？与其让别人怕你，还不如自己让步，我早就深信这一点；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幸福。而我们又如此快乐！我没法儿生气；对我来说现在没有不好的东西，只有可怜的和有趣的东西。主要的是——le mieux est l’ennemi du bien。[11]你相信吗，当我听见铃铛声，或是接到信，甚至在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会感到害怕。我怕须要生活下去，怕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变化；因为再不可能比现在更好了。”
我相信他的话，可是我不明白他这话的意思。我固然很快活，可是我觉得这一切就是这样，不可能有别的样子，而且大家向来都这样，一定有个什么地方，还有另一种虽然不是更大、但却是不同的幸福。
两个月就这样过去了，冬天挟着它的寒冷和暴风雪降临了，而我，虽然有他和我在一起，却开始感到孤独，开始感到生活只是老一套，无论在我身上或是在他身上都没有新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好像又在回到老路上。他开始埋头工作，而且比以前更多地离开我，因此我又觉得，他心里一定有一个他不想让我进去的独特的天地。他那始终不变的平静使我不快。我和从前一样爱他，也和从前一样因他的爱而幸福；可是我的爱情停滞了，不再增加了，而且除了爱情以外，还有一种新的不安的感觉开始偷偷地潜入我的心里。在我经历过热恋他的幸福之后，光爱他对我来说已经不够了。我需要的是活动，而不是平静的生活。我需要的是激动、危险和为了感情而牺牲自己。我身上有的是在我们平静生活中容不下的过剩的精力。我常常感到一阵阵忧郁，我把这当做不好的事，拼命想瞒住他，我又常常感到强烈的柔情和喜悦的冲动，这使他感到害怕。他比我更早就看出了我的这种精神状态，建议我进城去玩玩；可是我求他别去，别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别破坏我们的幸福。我确实很幸福；可是使我痛苦的是：这种幸福用不着我花费什么气力和牺牲，而我却多么痛苦地希望付出代价和牺牲啊。我爱他，我看到我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可是我希望大家都能看见我们的爱情，而来阻挠我爱他，但我却还是爱他。我的理智以至感情都已无暇他顾，可是还有另一种感情——青春和要求行动的感情，在我们平静的生活中没有得到满足。为什么他要跟我说，只要我愿意，我们就可以到城里去呢？他要是不跟我说这种话，说不定我会懂得，使我烦恼的感情是有害的、荒唐的，是我的罪过，而我所追求的那种牺牲就在这里，就在我面前，就在于必须把这种感情压下去。只要搬到城里去我就能摆脱忧郁的这种想法，不知不觉浮上了我的心头；同时，为了我自己而要使他和他所爱的一切分开，我又觉得问心有愧和于心不忍。时间就这样过去了，雪越下越大，渐渐埋没房子的墙脚，而我们还是两个人厮守在一起，还是像以前那样单独相对；而在外面的什么地方，在五光十色之中，在喧闹之中，却有许多人激动着、痛苦着和欢乐着，既没有想到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的与世隔绝的生活。对我来说最糟的是：我感到我们的生活习惯一天一天地在把我们的生活紧箍在一个固定的形式中，我们的感情渐渐变得不那么自由了，而是越来越屈从于平稳、没有激情的时光的流逝。早上，我们常常是愉快的，午餐时恭恭敬敬，晚上则情意绵绵。“行善吧！……”我对自己说，“行善以及过正直的生活，正如他所说，这固然好；可是这种事我们以后还来得及做，而还有一些事，只有现在我有力量做。”我要的不是行善，我要的是搏斗；我要的是感情在生活中支配我们，而不是让生活来支配感情，我希望和他一起走近万丈深渊，并说：“再走一步，我就掉下去了，只要一动，我就完了。”于是他，站在万丈深渊的边上，脸色发白，用他那强有力的手抱住我，并且抱着我俯临深渊，以致我的心都吓冷了，然后随他高兴把我抱到哪里去。
这种精神状态甚至影响了我的健康，我开始神经衰弱了。有一天早上我的情形比往常更坏；他从警察局回来，情绪不好，这在他是少有的。我立刻看出了这一点，问他出了什么事。但是他不想告诉我，只说，这不值得一提。后来我才知道，县警察局长因为对我丈夫没有好感，把我们家的农民们叫了去，对他们提出非法的要求，而且还威胁他们。我丈夫对这一切不能忍受，不能把这看做是既可怜而又可笑的事；他很气愤，所以不愿意跟我谈这事。但是我觉得，他不愿意跟我谈这事，是因为他认为我是个孩子，不能理解他做的事。我扭过头去不理他，吩咐用人去请在我们家作客的玛丽亚·米妮奇娜来喝茶。我很快喝完了茶，然后，拉着玛丽亚·米妮奇娜到起居室去，和她大声谈些我毫不感兴趣的无谓的废话。他在房间里来回走着，偶尔瞥我们一眼。被他这样一看，在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更使我想说话，甚至想笑；我觉得我自己说的和玛丽亚·米妮奇娜说的话都很可笑。他什么话也没跟我说，就走进自己的书房，随手把门关上。当我刚一不听见他的声音时，我愉快的心情突然全部消失了，连玛丽亚·米妮奇娜都吃了一惊，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没有回答她，坐到沙发上，只想哭。“他在想些什么呢？”我想，“一定是些无谓的小事，他却认为了不得了，其实，只要他告诉我，我就会让他看出来，这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他一定是以为我不懂，一定是想用他那煞有介事的沉着来贬低我，总以为这样对待我是对的。但是，”我想道，“当我感到寂寞空虚的时候，当我想要生活，想要动，而不是老待在一个地方，感到时光从我身边溜走的时候，我又何尝不对呢。我想往前走，想每天每时都有新的东西，而他却想停止不前，并且拉着我不许前进。他要想让我满意真是容易极了！要做到这一点，他用不着带我进城，只要像我一样，不勉强自己，不克制自己，而是听其自然地生活。他是这样劝告我的，可是他自己并不随便。问题就在这儿！”
我感到我的心要哭，我生他的气。这种恼怒使我吃惊，我便去找他。他坐在书房里在写东西。听见我的脚步声，他冷淡平静地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又接着写。这种目光使我很不高兴；我没有走到他身边，就站在他书桌旁边，打开一本书看起来。他又停下工作，望了望我。
“玛莎！你不高兴吗？”他说。
我用冷冷的目光瞧了瞧他，似乎在说：“没有什么可问的！干吗这么客气？”他摇摇头，胆怯而温柔地微微一笑，可是我是头一次没有用微笑来回答他的微笑。
“今天你出了什么事？”我问道，“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没什么！一件不愉快的小事，”他答道，“不过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有两个农民到城里去……”
但是我没让他说下去。
“喝茶的时候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那时候我在生气，我会对你说出蠢话来。”
“那会儿我很想知道。”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以为，在任何事情上我都帮不了你的忙呢？”
“我哪有这种想法？”他说时扔下了笔，“我想的是，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你不仅在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情上帮助我，而且所有的事情你都能做。你想到哪儿去了！”他笑了，“我就为了你而活着。我觉得一切都好，就因为你在这儿，因为我需要你……”
“是的，这我知道；我是个需要安慰的乖孩子，”我说话的声调使他惊异地瞧了瞧我，好像他是第一次看见我似的。“我不要你的冷静，你的冷静够多的了，够多的了。”我又添了这么几句。
“嗯，你要知道，是这么回事，”他连忙接着说，打断了我的话，显然怕我把话统统说出来，“你究竟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呢？”
“我现在不想听。”我答道。虽然我很想听他说，可是能破坏他的平静，我觉得痛快极了。“我不要装做在生活，”我说，“我要像你一样地生活。”
在他那生动迅速地反映出一切感情的脸上，这时现出了痛苦和紧张的神情。
“我要跟你过一样的生活，跟你……”
可是我没法把话说完；他脸上现出了那样的哀愁，深深的哀愁。他沉默了片刻。
“在哪一点上你跟我过的生活不一样呢？”他说，“是因为是我，而不是你，去和县警察局长和喝醉了的农民打交道吗……”
“不光是这一件事。”我说。
“看在上帝面上，亲爱的，请你理解我，”他继续说，“我知道，忧虑对我们永远是痛苦的；我生活过，这滋味我尝过。我爱你，因此，我不能不希望让你避免忧愁。我生活的目的就是爱你：所以，你不应该来扰乱我的生活。”
“你永远都是对的！”我说这话时没有瞧着他。
当我心里感到懊恼和一种类似后悔的感情时，他的开朗和平静的心情又把我惹火了。
“玛莎！你怎么啦？”他说，“问题不再是我对，还是你对，而完全是另一回事：你到底对我有什么不满？别急着说，先考虑一下，再把你心里想的都告诉我。你对我不满意，你大概是对的，不过，你得让我明白我到底错在哪儿。”
可是我怎么能把我心里想的都告诉他呢？他一眼就能知道我的心事，我在他面前又成了孩子了，我做的事没有一件是他所不了解或是他预先没有看出来的，——这使我就更激动了。
“我一点没有对你不满，”我说，“我只是感到无聊，我希望不要感到无聊。可是你却说必须这样，而且又是你对。”
我说完这话，瞧了瞧他。我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的平静消失了，他脸上现出了惊恐和痛苦的表情。
“玛莎，”他用低沉而激动的声音说，“我们现在做的事，决不是闹着玩的。现在正在决定我们的命运。我请你什么也别回答我，先听我把话说完。你为什么要折磨我呢？”
但是我打断了他的话。
“我知道又是你对。你还是别说了吧，反正你对。”我冷冷地说，好像说话的不是我，而是我心里有一个恶魔在说话。
“假如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就好了！”他说的时候声音发抖。
我哭了，开始感到好受了些。他坐在我身旁，什么也没说。我又是可怜他，自己又觉得惭愧，又气我所做的事。我没有看他。我觉得，这一刻他一定或是严厉地、或是困惑不解地瞧着我。我转脸一看：原来他正用一种好像请求原谅似的温存、亲切的目光注视着我。我便握住他的手说：
“请原谅我吧！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对；可是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而且你说的是实话。”
“什么？”我说。
“我们一定得去彼得堡，”他说，“目前我们在这儿没有什么可干的。”
“随你便。”我说。
他拥抱我，并且亲了亲我。
“请你原谅我，”他说，“我对不起你。”
那天晚上我为他弹了很久的琴，他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一面低声说着什么。他有自言自语的习惯，因此我常常问他嘟囔些什么，他总是想一想，然后把他自言自语的话一字不差地告诉我：多半是诗，有时候是毫无意思的废话，不过从这些废话里，我可以知道他的心情。
“你刚才在嘟囔什么呀？”我问道。
他站住，想了想，然后微微一笑，背了两行莱蒙托夫的诗：
……他像疯狂似的祈求暴风雨的来临，
好像暴风雨会给他带来宁静！
“不，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什么都知道！”我想道，“怎么能不爱他呢！”
我站起来，拉着他的手，开始和他一起走来走去，尽量使我们的步调一致。
“好吗？”他笑眯眯地瞧着我问道。
“好。”我低声说；一种愉快的心情笼罩了我们俩，我们的眼睛都笑了；我们的步子越迈越大，脚尖越踮越高。而且我们就这样迈着使格里戈里大为愤慨、使在客厅里打通关的妈妈惊奇的步子，穿过所有的房间，向饭厅走去；我们在那儿站住了，彼此对视，哈哈大笑起来。
过了两个星期，在圣诞节前，我们已经在彼得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