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突然发生的事其实是人世间最最平常的事情：一个青年女子爱上了一个青年男子。天性是没法长时间压抑的：玛丽·斯图亚特是个具有正常情感和热情气质的女人，在这转折关头正要迎接她一生的第二十三个春天。居丧四年来她守身甚严，没有发生过一次比较严重的艳史。但是情欲只能暂时控制：即使在女王身上，女性最终也会提出她的最最神圣的权利——爱并且被爱。
玛丽·斯图亚特第一次迷恋的对象是一个政治新娘的追求者（世界史上极为罕见的事例），即1565年奉母命来到苏格兰的达伦雷。玛丽·斯图亚特并不是第一次见到这个青年：四年前，他还是个十五岁的少年，曾来到法国向幽室中的穿白色丧服的国王遗孀转达他母亲的吊唁。这个宽肩细高个儿的小伙子长着一头草黄色的头发，光滑而没有胡子的脸，像姑娘一样俊俏，大而圆的稚气眼睛带着一种惶惑的神情看着世界；几年过去了，他的个儿长得更高了。“很难想象有比他更漂亮的王子”——莫维西耶(1)报告中如是说。以小女王的眼光来看，达伦雷也是“容貌极俊、身材极匀称的大高个儿”。玛丽·斯图亚特热烈而急躁的心灵往往被自己的幻想所迷惑。像她这种性格的浪漫主义者，难得看清人和生活的真实面目；浪漫主义者眼里的世界通常只是他们所希望见到的那样子。虽然屡屡由过分的迷恋一下子跳到绝望，但是这些不可救药的幻想家是绝不会彻底清醒的。他们一旦丢弃了一些幻想，马上会沉湎于另一些幻想，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真正的生活在于幻想而不在现实。玛丽·斯图亚特也是如此，她对这位英俊少年一见钟情，以致开始没有发觉他俊秀的外貌之下并不蕴含深刻的思想。结实的肌肉并不说明真正的力量，而宫廷气派并不意味着心灵优美。在清教徒氛围中同道甚少的她，只看到这个少年王子骑马功夫娴熟，舞姿优雅，喜欢音乐以及其他种种风雅的娱乐，必要时能够写几句漂亮的情诗。她向来把稍有艺术细胞的人看得很重；她发现这个少年王子在跳舞打猎以及宫廷风行的形形色色游戏和技艺中是个好搭档，为此感到由衷高兴。他的莅临给寂寞沉闷的宫廷生活带来了丰富多彩和充满青春活力的新鲜气息。达伦雷深深博得了女王的欢心；他遵从他精明母亲的教导，举止谦逊堪为楷模，一片苦心没有白费：不久，他在爱丁堡到处受到人们的欢迎，正如伊丽莎白的没有远见的耳目伦道尔夫给她的报告中所说，“由于他的个性而受到十分喜爱”。他不仅以惊人的机灵征服了玛丽·斯图亚特，也征服了周围所有的人。
例如，他同女王新任机要秘书、反改革派的代理人大卫·李乔交了朋友：白天他们一道打球，夜间同榻而眠。但是他一方面讨好天主教派，同时又向新教徒表示亲热。每逢星期日，他陪同摄政梅里去改革派的“礼拜堂”，装出一副十分激动的神情聆听约翰·诺克斯的讲道；午间，为了掩人耳目，同英国使臣一起用餐，赞颂伊丽莎白善良的心；晚上则同四位玛丽跳舞。简单地说，这个并不聪明然而训练有素的细高挑儿少年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由于他是个十足的小人物，没有引起任何人过早的怀疑。
但是不久火星燃烧起来，变成了熊熊烈火——王公们一心要博取玛丽·斯图亚特的垂青，而她却去追求一个十九岁蠢孩子的爱。克制多年的急切的激情以火山般的力量爆发。凡是性格完整、没有在无聊的阴谋诡计和轻浮的寻欢作乐中浪费自己的感情的人大抵如此。由于达伦雷的缘故，玛丽·斯图亚特身上女人的本性第一次发作——她当初同法兰西斯二世的夫妇生活仅仅是没有结果的青梅竹马式的友谊；这些年来，女王身上的女性一直蛰伏在情感阑珊状态。如今，在她面前终于出现了一个人，一个男子，可以让她把蓄积已久的、解冻了的、过剩的情欲以奔腾决突的气势发泄出来。她不假思索，不动脑筋，像许多女人一样，一遇到个浪子就以为是上天赐给她的唯一爱人。诚然，最好等一等，把这个人考察一番，了解一下这个人真正的价值，这样做比较聪明。但是，要求一个热恋中的青年女子做事合乎道理，等于是在黑魆魆的午夜寻找太阳。真正的激情之所以不凡，正在于它不适用分析和理智的解剖刀。它既没法事先计算，也不能事后平衡。玛丽·斯图亚特作出的选择，无疑逸出了她往常如此清醒的心智。这个不成熟的、虚荣的、仅仅有个漂亮外表的孩子，身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她的情感如此漫溢泛滥。有许多男子，并没有什么长处，却得到精神上超越他们的女人的爱；像他们一样，达伦雷唯一的功劳，唯一的好处只是有幸在春情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出现在这位爱的意念还朦朦胧胧的女子面前。
总之，斯图亚特家族高傲的女儿经历了许多年月才情窦初开，如今已是芳心大动，不能自已。而玛丽·斯图亚特一旦起了什么念头，那是不会长久因循延宕的。同这一时刻的幸福比较起来，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对她又算得了什么呢！她的全部前途又算得了什么呢！同伊丽莎白无聊的装疯卖傻，她算是厌烦透了；她也厌烦了马德里的阴阳怪气的提亲，尽管马德里可能给她带来两个大陆的王冠：可是她身边有了他，一个青春洋溢、开朗、非常顺从而又懂得性爱的孩子，一张猩红的、性感的嘴，一双傻里傻气、稚气的眼睛，一腔刚刚萌动的柔情！快些把自己束缚起来，快些属于他——这是女王在官能感到心醉神迷的幸福时刻唯一支配自己的念头。起初，内廷侍臣中只有她的新任机要秘书大卫·李乔知道她的爱恋、她的甜蜜的烦恼。李乔想尽办法把两个恋人的帆船巧妙地引入库忒瑞亚(2)的港湾。这个罗马教皇的秘密代理人认为女王和一个天主教徒结婚是普世教会控制苏格兰的可靠保证，因此以拉皮条者的起劲奔走其间。他操心的主要是反改革派的政治利益而不是这一对年轻恋人的幸福。两位掌玺大臣——梅里和梅特兰德还没有揣摩出女王的心意，而李乔已经在和罗马教皇接头，请求教皇批准这门亲事，因为玛丽·斯图亚特同达伦雷有四等亲的血缘关系。预见到将来必然会发生麻烦，他向马德里试探，如果伊丽莎白想阻挠这婚姻，苏格兰女王能否指望腓力二世帮助。总之，这勤勉的特务忙个不停，希望事成后他自己声誉鹊起同时又能给天主教事业增添光彩。但，不管他多么辛苦，不管他挖山不止，为达到朝思暮想的目的扫清道路，女王还是急不可耐——她讨厌这样迟缓、这样小心、这样谨小慎微。得过好几个星期，函件才能以乌龟爬行的速度越过重洋到达那里，然后再从那里有回信来。她极有把握，深信教皇会批准，那又何必等那一小片纸来确认她现在就需要办成的事情呢——一件立时三刻需要办成的事。在玛丽·斯图亚特历来作出的决定中，始终能感受到她的这种盲目轻率、这种莽撞而辉煌灿烂的热情。女王的这一意旨，同她的任何别的意旨一样，能干的李乔都会办到。他叫了一名天主教神父来；虽然我们没有证据说明曾经搞过先斩后奏的婚礼（在玛丽·斯图亚特的故事中是没法相信个别人的证词的），但确实举行过某种形式的证婚，一对恋人通过某种形式结合在一起。“赞美天主，”他们的气壮如牛的走卒——李乔激动地高声说道，“现在谁也没法再拆散这门婚事。”宫廷里还没有人猜到达伦雷的婚姻计划，而他却已经成了她的命运的主人，可能还主宰着她的肉体。
秘密婚姻必须严格保密；不算那个有义务缄默的神父，只有三个人参与其事。但是，像烟雾暴露了阴燃的火苗，温存暴露了内心的情感不消许多时间，整个宫廷都死盯着这对恋人。这个可怜的少年出麻疹的时候（拿一个未婚夫来说，这听起来多滑稽），人人都发觉玛丽·斯图亚特是多么热心多么担心地侍候她的这个亲戚。她天天坐在病人床边；病人康复后，又同她寸步不离。对此，头一个皱眉头的是梅里。以前，他真心鼓励妹妹的各种婚姻计划（主要是为了他自己）；身为虔诚的新教徒，他竟没有反对同哈布斯堡王室的西班牙支派结亲。虽然哈布斯堡西班牙支派是天主教会的护法和中流砥柱，但是梅里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霍利鲁德离马德里远着呢。然而，达伦雷的入选对于他来说却是糟糕透顶。梅里目光敏锐，用不着别人明说，他也知道，那个虚荣而意志薄弱的小伙子一旦当上了女王的丈夫，马上就会要求由他自己一人独裁，好像他是真正的国王似的。同时，梅里是位相当精明的政治家，能够嗅到教皇的特务、那个意大利人秘书的阴谋抱着什么目的：目的是在苏格兰恢复天主教的无上权力，扑灭宗教改革运动。在梅里的坚强的心灵中，个人野心的抱负同宗教信仰羼杂在一起，权力欲掺和着对祖国命运的担忧。他清楚地看到，达伦雷得逞后，苏格兰将建立外国的政权，而他个人的权力便告结束。于是他觐见他的妹妹，陈说了一番规劝的话，要她拒绝这门亲事，因为它会在还没有安定下来的国家引起无穷无尽的冲突。当他确信他的警告没有被采纳之后，他愤然离开了王宫。
女王驾前第二位历练老成的谋臣梅特兰德也不是立刻就范的。他也明白，他的高位和苏格兰的宁静面临着威胁。他作为信奉新教的大臣，起来反对信奉天主教的女王丈夫。全体新教贵族逐渐聚集在这两位权贵周围。英国使臣伦道尔夫也睁开了眼睛。由于疏忽错过了时机而处于尴尬境地，他在报告中把一切都推到魔法上——这个英俊少年用魔法迷住了女王，使臣在报告中告急求援。但是与伊丽莎白得知对手作出的选择后雷霆万钧而又无可奈何的震怒相比，这些小人物的不满和牢骚又算得了什么呢！伊丽莎白为她的两面游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这出求亲的喜剧中，她简直被人家耍弄了一通，成了公众的笑柄。人家打着谈判莱斯特候选资格的幌子，把真正的求婚者从她手里拐走，偷偷送到了苏格兰。她居然会和自己的超级权术一起，一跤跌到水洼里，如今只好自怨自艾。震怒之下，她下旨把这门亲事的主谋、达伦雷的母亲伦诺克斯夫人关到伦敦塔里，同时严旨命令她的“臣民”达伦雷立即返回英国。她以没收全部领地威胁达伦雷的父亲。她召开了御前会议；会议在她的要求下，宣布这桩婚姻危及两国之间的友谊，换句话说，御前会议发出了开战的威胁。然而，上当受骗的女骗子内心却惶惶不安，十分害怕，于是又立刻低声下气地讲开了价钱。为了避免丧失面子，她急忙把一直藏在袖管里的最后一张王牌——也是宝贵的一张牌甩到桌子上。她第一次以公开的、负责的形式向玛丽·斯图亚特确认（既然反正已经赌输了）后者对英国王位的继承权。她甚至派专使（真是急不可耐）赴爱丁堡，带去庄严的诺言：“苏格兰女王如果同意和莱斯特结婚，她将被承认并被宣布为英国王位的直接继承人，如同她——伊丽莎白的亲生女儿一样。”这件事可以作为一个范例，说明各种外交交易和诡计自古以来的荒谬：玛丽·斯图亚特多年来以她的全部才智，锲而不舍，使尽心眼，要让她的敌手承认她的继承权，但始终没有如愿，如今却因为她干了自己一生中最大的一桩蠢事而使这继承权主动掉到她手里。
然而任何政治让步的命运都一样：总是来得太迟。昨天，玛丽·斯图亚特还是个政治家；今天，她却仅仅是个女人，只是一个热恋中的女人。不久前，她还梦寐以求，要人家承认她是英国王位的继承人。今天，这野心已让位给一个女人的渺小得多但却更加热烈的愿望——快些占有这身材匀称的美少年，占有这个孩子。伊丽莎白的威胁和诱人的许诺都已为时太晚；正直的朋友们（例如她的舅舅洛林公爵）的规劝也晚了。洛林公爵劝她拒绝那个“漂亮的浪子”。理性的论据以及对于国家大事的考虑，都已经战胜不了她的急不可耐的激情。她对自作自受而火冒三丈的伊丽莎白的答复，字里行间带着嘲讽：“我没有让我的好姐姐满意，实在感到奇怪：她责备我的选择，可是我的选择丝毫没有违背她的旨意。难道我不是已拒绝了所有的外国求婚者，认为他们不如一位血管里有我们两国王室的血液的英国人、英国的第一王子？”这话叫伊丽莎白很难驳倒，因为玛丽·斯图亚特几乎是不折不扣地照她的意思去办——只不过玛丽有玛丽的做法而已。她选择了一位伊丽莎白居心叵测地派到她身边的英国贵族。只不过后来由于对方失态，一再向她提出建议，发出威胁，所以玛丽·斯图亚特的言词也变得这样直率而难听。长期以来，人家拿诺言来敷衍她，拿美好的希望来糊弄她，如今她腻味了，她得到全国的赞同，自己作出了选择。英国不断来信，有的酸溜溜，有的甜言蜜语，爱丁堡不管那一套，全力筹办婚礼。达伦雷被匆匆授予罗斯克公爵的爵位。最后一刻，英国使臣带着一大包抗议和照会从英格兰赶来，还没有钻出马车便已听说亨利·达伦雷今后应该被尊称为（namit and stylith）国王。
7月29日，钟声齐鸣，宣告女王成婚。在霍利鲁德的家庭小教堂里，神父给两位新人祝福。玛丽·斯图亚特对于盛大典礼的设计极其富于创造性，这回更是出人意外。她出场时穿着丧服，就是她给她亡夫法兰西国王送葬时穿的那袭丧服——她似乎是用这样的形象强调她第二次走向婚礼的圣坛并不是出于水性杨花，并不是因为忘掉了第一位丈夫，而只是为了遵从本国人民的意志。听过弥撒、回到寝殿之后，她（整个场景都经过精心构思，华服盛装都已经准备好）才屈从了达伦雷的温柔的祈求，答应除孝，换上欢喜和愉悦的颜色。城堡墙根，处处都是欢腾的人群，大把大把的钱撒给他们；女王和她的人民无忧无虑、急急忙忙沉浸在喜庆的欢乐之中。此前不久，约翰·诺克斯也第二次结了婚，五十七岁的他娶了个十八岁的姑娘——但他只承认自己才有这种欢乐的权利；眼下他万般懊恼：四天四夜举国欢腾，酒宴接连不断，仿佛一切噩梦一切苦恼都一去不返，从此开始了青春的幸福时代。
未嫁的而且也不能出嫁的伊丽莎白听说玛丽·斯图亚特再次上了合欢床，她的忌恨无以复加。她玩弄心计，只是让自己在全世界面前出乖露丑：她替自己的心上人向苏格兰女王求亲，却被当众弄得下不来台；反对达伦雷入选，她的意见又被人不理不睬；派去专使提出最后警告，她的使者却吃了闭门羹，直到婚礼结束才放他进去。得想些什么办法来挽救自己的威信。断绝外交关系并且宣战吗？但用什么借口呢？玛丽·斯图亚特可是绝对地、肯定地没有错呀，她已经充分考虑了伊丽莎白的意思，没有答应外国人的求婚；再说，达伦雷这个配偶挑不出什么毛病：英国王位直接的候补者、亨利七世的外曾孙，这样一个丈夫哪一点不够资格呢？不行，任何一种企图抗议的举动由于本身完全站不住脚，它只能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伊丽莎白的憾恨。
然而，两面游戏从来都是、日后仍然是伊丽莎白一切举动的核心。虽然刚刚遭到惨败，她的本性不改。她虽然按捺住自己，没有宣战，没有召回自己的使臣，但私下里却要千方百计地暗害那一对幸福的新人。由于她本性太犹豫，太小心，她不会公开反对她的死对头达伦雷和玛丽·斯图亚特，而只是搞阴谋，暗中收买。在苏格兰总是能找到一些不满的、向世袭政权造反的人。这一次，一个比其他小人物高出一头、精力过人、公开提出抗议的权贵参加了这些人的行列。梅里示威地不出席自己妹妹的婚礼；知情人都认为这是个凶兆，因为梅里具有预测政治气候突变的惊人本事（这对于造成这个人物的吸引力和神秘性有不小的帮助），但凡危险迫近，就有一种准确无误的本能向他发出警告；此时此刻，他作出了一位明智的政治家所能作出的最聪明的决定——一走了之。他交出政柄，叫人看不见逮不住。像自然界的河流干涸和泉水枯竭预示着自然灾害一样，梅里的出走始终预示着恶劣的政治天气——玛丽·斯图亚特的事便是明证。一开始，梅里的行动很消极。他在他的城堡里杜门不出，执拗地回避宫廷中的人，以此表明他作为摄政和新教的护法，坚决谴责达伦雷登上苏格兰王位。但是单单是抗议，伊丽莎白是不会满意的。她需要的是苏格兰国内的暴动；她在梅里以及同他一样不满的汉密尔顿家族中寻找盟友和助手。她下令（但绝不得损害她的名誉）通过最秘密的途径指示她的代理人用金钱和人手援助列位勋爵，但要做得好像是他们自己的主意，而她伊丽莎白根本不知道这回事。金钱落到列位勋爵贪婪的手里，像甘露落到枯萎的草地上。他们的心重新生出勇气，许诺的军事援助促成了英国焦急地巴望着的叛乱。
梅里这位聪明的、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他唯一的错误大概是当真把希望寄托在最不可靠的英国女王身上，他做了叛党的领袖。这个谨慎的阴谋家自然不急于出击，他只是秘密招兵买马；他想稍等片刻，让伊丽莎白公开表态支持叛乱的列位勋爵，届时他将不是作为叛乱分子而是作为宗教的保护人起来反对自己的妹妹。然而，玛丽·斯图亚特对于她哥哥的暧昧举动感到担心，理所当然地不愿忍受他的怀有敌意的袖手旁观，她郑重其事地召他来回话，要求他在议会里答辩。梅里的高傲不亚于他的妹妹，他不承认自己是被告，傲慢地拒绝服从。这么一来，他和他的追随者尽遭贬黜，由传令官在市场上公告周知。于是，又一次用武器来较量，而不是求助于理性。
在这关键时刻，如同历来作出重大决定的时刻一样，泾渭分明地显出了玛丽·斯图亚特和伊丽莎白两人的气质不同。玛丽·斯图亚特没有丝毫的犹豫迟疑，血气刚烈，气盛而动作迅速。至于伊丽莎白，她畏首畏尾，慢慢吞吞，迟迟不作出决定。伊丽莎白还在考虑是不是要公开干预，是不是要命令国库拨款装备一支军队去援助造反者，玛丽·斯图亚特却已经动手。她传旨全国，彻底揭露乱党：“彼等极尽荣华富贵而犹未餍足，且欲图朕并谋夺朕之王国，以遂其恣意弄权而朕唯命是听之心愿；一言以蔽之，彼等实欲窃国，朕空余尊号而政柄悉归之于嚣张恣肆之宵小。”
勇敢的女骑手更不少待，翻身上马。腰间别着手铳，由金盔金甲的年轻丈夫和忠于誓言的贵族陪同，率领一支仓卒成军的队伍匆匆赶去迎击乱党。兴高采烈的宾客还没有醒过来，婚礼的车队已经变成了出征的兵马。这破釜沉舟的决心自有它的效果。叛乱的男爵中有些人面对这初露锋芒的精力惊惶失措，又加上英国的援军杳无音信。伊丽莎白原来答应的援助，如今却尴尬地敷衍一番了事。男爵们一个个回来向合法的女王请罪，只有梅里不愿屈服。他众叛亲离，还没有来得及拼凑起一支多少管用的军队，就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不得不逃跑。所向披靡的女王夫妇一路疯狂地疾驰，把他追到边境。梅里好不容易脱身，于十月中旬踏上英国领土，在那里避难。
完全彻底的胜利——她属下的男爵和勋爵们全都簇拥在玛丽·斯图亚特的周围。多年来第一次，苏格兰重新俯伏在君主夫妇的脚下。一时间，玛丽·斯图亚特对自己的力量满怀信心，以致考虑起她是否转入进攻，是否攻打英国。她知道，英国国内处于少数地位的天主教徒将欢欣鼓舞地迎接解放他们的女王。清醒的谋臣们好不容易按捺住她那发作的冲劲。不过，自从她把对手的牌包括伊丽莎白藏在袖管里的牌都吃掉之后，再也不用讲客气了。同自己选中的人结婚是玛丽·斯图亚特的第一个胜利，打垮叛党是第二个胜利；如今她终于可以公开地、有信心地直视国境线那边“好姐姐”的眼睛。
伊丽莎白的处境原来就不太妙，而在她豢养扶持的乱党被打垮之后，她更感到棘手。自然，统治者过去和现在都有一套惯用的伎俩——在邻国秘密招募的乱党一旦失败，便公开否认自己同他们有关系，让他们自己去听天由命。不过，谁要是倒了霉，往往是祸不单行。由于玛丽·斯图亚特攻势凌厉，伊丽莎白向列位勋爵提供的一笔钱落到了梅里的死对头博斯韦尔手里——真是铁证如山哪。另外，还有件麻烦事：梅里为了逃脱追击，自然跑到了明里暗里都对他很亲热的英国。不仅如此，这个败军之将居然斗胆到了伦敦。多尴尬——她的两面游戏一直玩得左右逢源，这一下可给逮住了！让被贬出国的梅里进宫觐见，不啻是事后为叛乱唱赞歌。反之，如果她不理睬这个秘密盟友从而公开得罪他，那么，遭到侮辱的梅里会中伤他的恩人，什么话都说得出来，而这些话是不能让外国宫廷知道的。伊丽莎白还从来不曾因为自己的两面游戏而如此左右为难。但是那个时代不愧是著名的喜剧时代，伊丽莎白不枉和莎士比亚、本·琼森呼吸着相同的芬芳醉人的气息。她是天生的演员，比哪个女王都精通戏剧和效果强烈的场景。当时的汉普顿宫和威斯敏斯特宫在演出效果强烈的戏剧时，可以大胆地同“环球”和“鸿运”(3)比个高低。宫里刚刚知道那个不知趣的盟友来到，当天晚上塞西尔就把他叫去，给他说戏，让他明天演出，好替伊丽莎白恢复名誉。
翌日晨演出了一出喜剧，人们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加厚颜无耻的了。女王宫里，法国使臣在座，谈着政治问题——他可没有料到他是被请来欣赏一出快活的闹剧的。一名侍仆进来通报梅里伯爵到。女王高高扬起了眉毛。怎么回事？是不是她听错了？莫非真是梅里勋爵？这个骗了她“好妹妹”的卑鄙的逆贼，他怎么敢到伦敦来？她一心向着她亲爱的表亲，梅里竟敢出现在她的眼前，真是闻所未闻的厚脸皮。可怜的伊丽莎白哟！她又惊又怒，几乎都快气疯了。只是经过长时间的犹豫，才决定接见这个“无赖”，但绝不单独接见。绝不，上帝保佑！她不让法国使臣离开，好有个证人，将来可以证明她“真诚”的愤怒。
梅里出场。他认真地、一丝不苟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他的来到，本身就说明他是来请罪的。他穿一身黑色衣衫，规规矩矩，畏畏缩缩，完全不是平常那种傲慢大胆的步伐。他来到驾前，像是一个向她乞求恩典的人，单膝跪下，说起他本国的苏格兰语来。伊丽莎白打断了他的话，吩咐他说法语，好让法国使臣能够聆听他们的谈话——让谁也没法说女王同这个臭名昭著的乱臣贼子之间有什么秘密，梅里尴尬地嘟囔了几句，伊丽莎白马上发动攻势，她说：她不明白，他这个流亡者和背叛她好朋友的逆贼怎么敢不召自来。她同玛丽·斯图亚特固然有些分歧，却绝无重大矛盾。她一贯把苏格兰女王看作亲姐妹，希望今后仍然如此。如果梅里无法证明他反对他的女王仅仅是由于误会或者是为了保命，她就要下旨把他关进监狱，把他作为叛国犯审判。让梅里在她面前答辩吧。
经过塞西尔的一番指点，梅里心里非常清楚，他可以随便胡扯，说什么都行，只是不能说真话。他知道，他得把全部罪过独自揽下来，以便在法国使臣面前替伊丽莎白洗刷干净，证明她同那一场由她煽动的阴谋毫无关系。他得证实她没有牵连。他不去埋怨他的异母妹妹，反倒把她捧到天上。他妹妹对他忒煞抬举，赏土地，赐荣衔，王恩浩荡；而他也是凭良心为她出力效劳，只是担心有人害他，担心自己性命不保，他才昏了头。他来觐见伊丽莎白不过是为了请她开恩帮他说情，求他的君主苏格兰女王宽宥。
这些话叫那暗中的后台老板听着舒服，但伊丽莎白意犹未足。她导演这场喜剧并不是为了叫梅里当着法国使臣把全部罪责揽下来，而是要让梅里作为主要证人证明伊丽莎白对阴谋一无所知。一个老奸巨猾的政治家，说谎是家常便饭；梅里指天誓日地向法国使臣申说伊丽莎白“对阴谋绝不知情，她从来不曾教唆他或他的朋友违反忠君的责任而去犯上作乱，反对女王陛下”。
伊丽莎白搞到了出脱嫌疑的证据，洗刷得清清白白。她以纯粹演员式的激昂斥责给她配戏的搭档：“你总算讲了老实话！我或者其他任何人都不曾以我的名义挑唆你们反对你们的女王。这种背叛君主的行为对我也会产生恶劣的后果。因为坏榜样的流风所及，我的臣民也可能起来反对我呀。现在，你这个乱臣贼子快滚吧！”
梅里低下了头——莫非是为了掩饰嘴角漾起的微笑？他记得很清楚，他和别的勋爵们通过他们的妻子拿到过多少万英镑，那都是以女王的名义给的；他也记得伦道尔夫的函件和保证，记得英国政事厅的许愿。但他知道：如果他担当起替罪羊的角色，伊丽莎白是不会把他驱赶到沙漠去的。至于法国使臣，脸上带着恭恭敬敬的神情，保持着有礼貌的沉默；他是个风雅人士，很有教养，能够欣赏精彩的喜剧。只是回到使馆的书房，坐到写字台的后面，振笔疾书发往巴黎的报告时，他才会一任自己露出狡黠的笑容。此时此刻，兴许唯有伊丽莎白的心情不很轻松。大概她相信不了有人相信她。但至少没有一个人敢公开表示怀疑——面子保住了，至于真相，那谁管呢！豪华的裙子窸窸响着，她威灵显赫地、默默离开了大厅。
伊丽莎白不得不采取这种可怜巴巴的、躲躲闪闪的花招，以便在惨遭失败后能够完成道义上的退却——这事实本身便是一个铁证，说明了玛丽·斯图亚特如今的强大。她高傲地昂起头，一切都如愿以偿。她选中的人戴上了王冠。造反的列位男爵或是回到她的身边，或是遭到贬黜，在异乡漂泊。她吉星高照；如果这次婚姻能生下王储，便算实现了她神圣的、伟大的理想。斯图亚特家的人将成为苏格兰和英格兰共同的储君。
她吉星高照，国家终于获得了康乐的太平。玛丽·斯图亚特如今可以松口气，领略赢得的幸福。但是她那不安生的天性只配永远处在烦恼之中并且制造烦恼。谁要是有一颗任性的心，那是不会感受到来自外部的幸福和太平的。因为任性的心猛烈发作时不断引起灾难和不可避免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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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时法国驻英使臣。
(2) 古希腊爱神阿佛洛狄忒的别名。
(3) 当时伦敦的著名剧院。——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