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斯图亚特对博斯韦尔的爱，是历史上最有特色的爱情之一，力度和疯狂程度都未必亚于古今传颂的古希腊古罗马及其他时代和地域的著名恋人故事。这场爱情的火舌以惊心动魄的气势蔓延，直上极乐世界的霞光万道的高处，同时也进入了昏暗阴晦的罪恶地带。当感情如此炽烈的时候，用逻辑和理性的尺度去衡量它，自属幼稚之举。因为这样汹涌澎湃的爱情，它的流露方式也应该是非理性的。激情像疾病一样，既不能说它错，也不能说它对。我们只能怀着层出不穷的惊愕描叙它，面对本能的永恒的威力情不自禁地战栗。这本能，不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的身上都会突然风暴大作。因为这一类最最强烈的激情并不听命于被它击中的人；它的一切表现和后果都越出这个人的自觉生活的范围，仿佛是挣脱了责任感，在这个人的头顶上呼啸激荡。拿道德的尺度去衡量这个风魔于激情的人是荒谬的，正如我们去追究火山的责任或者惩罚大雷雨一样。对玛丽·斯图亚特也应如此。她在心灵和感情沉溺时期的所作所为是不能归罪于她的——那些疯狂的举动同她平日很正常很矜持的举动格格不入；她的一举一动都似乎是在感情的昏迷状态中干出来的，甚至是违心的。在催眠力的作用下，她闭上眼睛，突然失去了听觉，仿佛梦游病患者，在命定的犯罪和毁灭的道路上蹒跚。不听劝告，不听呼唤，只是到了她血液中熊熊烈火要把她吞噬——只是到这时候，她才清醒。醒来时，已是蜡炬成灰，一无所有。谁一朝经历这样的熔炼，一切生机都会在烈火中化为灰烬。
因为如此过分强烈的激情，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可一而不可再。就像爆炸后全部炸药化为乌有一样，激情如此喷薄而出，从来都是把全部感情一次燃尽，从来都是如此。玛丽·斯图亚特神魂颠倒的白热状态，前后不超过半年。但是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在不停的渴求和高度紧张中，她的心灵像穿越烈火的风暴，成了这万丈光芒的黑影。某些诗人（兰波(1)）、某些音乐家（玛斯卡尼(2)），在他们的一部天才作品中把全部才华用尽，然后萎靡不振，有气无力，昏头昏脑。与此相仿，某些女人在绝无仅有的一次情欲爆发中，把自己身上蕴含的爱的力量全部消耗殆尽，而不是像那些比较稳重的、庸人气质的女子，把爱的力量慢慢使用，能拖上许多年。前一种女人仿佛把整个一生的爱情提炼出精华，一次吮吸享用；她们（这些自我挥霍的天才）不顾一切地跳进没有退路、一去无归的深渊。这样的爱情委实称得上英勇的爱情，因为它把恐惧和死亡都置之度外。玛丽·斯图亚特可以作为这种爱情的真正典范；她一生只经历了一次这样的爱情，但充分彻底地享用了它，直至自我消失和自我毁灭。
乍看起来，似乎很奇怪，玛丽·斯图亚特对博斯韦尔的猛烈的激情竟同她当初对亨利·达伦雷的迷恋差不多。其实，再也没有比这更自然和更合乎情理的了。像任何一门伟大的艺术一样，爱情也需要研究、检验和证实。我们在艺术中发现，第一次试验从来或者差不多从来离开完美甚远。关于心灵，有这样一条永恒的规律：巨大的激情之前，几乎总是先要有一场小的激情作为它的前奏。研究人性精细入微的天才莎士比亚，在他的创作中出色地揭示了这条规律。他的那部不朽的爱情悲剧中，一开头，罗密欧并不是突然爱上了朱丽叶（才气较差的艺术家和心理学家却会这样开头），而是不那么正儿八经地倾心于一个名叫罗瑟琳的少女。这或许是这出悲剧中最巧妙的构思。在这里，在激动人心的真诚的爱之前，故意安排一次心的迷惘，把它当作序曲，当作一次有意无意的学习，以求掌握高超的技巧。莎士比亚用这个出色的范例说明，有预想才会有认识，预先尝过激情的滋味才会有激情；要使自己的光华升腾至无垠，感情先得有过一次燃烧和爆发的记录。只是因为罗密欧的心灵中一切都紧张到极点，因为他那强有力的、热烈的天性已经感染到激情，他对爱的朦朦胧胧的向往才会（起初是软弱无力地、盲目地）抓住头一个碰到的对象，抓住了偶然邂逅的罗瑟琳；而最终，当他睁开了眼睛，心灵憬悟之后，真正的爱代替了半真半假的爱，朱丽叶代替了罗瑟琳。玛丽·斯图亚特也是如此。当初，她把还没有开窍的心灵之所以交给了达伦雷，是因为他年少英俊，在关键时刻出现在她面前。但是，他的萎靡的气息没有力量灼热她的血液。微弱的火花注定不能冲上极乐世界的天空，不能充分燃烧，甚至不能发出耀眼的光芒。它只能阴燃，渐渐地灰飞烟灭，徒然地刺激感情，欺骗心灵——是一种痛苦的没有明火只有阴燃的状态。一旦出现了真正的对象，能使她摆脱这酷刑，能添加空气和燃料，从而吹旺快要熄灭的火苗，于是，紫红的霞光便会升腾而起，天空立即炽热起来。罗密欧对罗瑟琳的爱恋无影无踪地消失在他对朱丽叶的真正的激情之中。同样，玛丽·斯图亚特对达伦雷的官能的迷恋也被她对博斯韦尔的火热的、摧毁一切的爱情所代替。因为，后来的爱情的意义和使命都在于它从前面的爱情中得到滋养和加强。一个人对于爱情所能预想的一切，在真正的激情中成为现实。
关于玛丽·斯图亚特对博斯韦尔的爱情，有两种资料向我们揭示了它的发展过程：第一种是同时代人的笔记，一些编年史作品和官方文献；第二种是一批留传至今的据说是女王本人写的书信和诗。这两者——外部世界的反响和灵魂的自白，完全是吻合一致的。但是仍然有人拒绝承认信和诗的真实性。他们以为，考虑到后世的道德要求，应当竭力维护玛丽·斯图亚特的形象，反对别人指责她有过那样的情欲——虽然她自己从来没有否认过。他们断然否定这些信和诗，说它们是赝品，没有任何历史价值。从诉讼法的角度看，他们这样说是有道理的。留传至今的玛丽·斯图亚特的书信和十四行诗只有译本，其中可能有种种舛误。原件已经失传，绝无希望有朝一日会重见天日，因为手迹（也就是能作出最后裁决的铁证）在当年就被销毁，我们甚至知道是谁干的事。詹姆斯一世（先前的苏格兰王詹姆斯六世）刚登上王位，便下旨把这些依世俗之见玷辱了自己母亲名节的手稿统统付之一炬。从此，关于所谓“首饰箱信件”的真实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十足反映了各派论断的偏颇；这些偏颇充斥于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有关玛丽·斯图亚特的著作之中，部分是出于宗教信仰方面的动机，部分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动机。所以，一个公正的传记作者更有必要仔细斟酌在这场争论中正反双方的种种论据。但是他的结论必定是他个人主观的论断，因为他缺乏学术上和法律上唯一有效的证据，也就是说，他拿不出手稿，关于信件的真实性，只能依靠推理和心理分析来断定是或者否。
但是不管怎么样，谁要是想对玛丽·斯图亚特有个正确的认识，并且想探索她的内心世界，那就得拿定主意，到底他认为这些信是真还是假。他不能置之不理，无所谓地说“也许是，也许不是”，怯懦地说“可能是，可能不是”。因为这是主要症结，它决定了整个精神发展的道路。传记作者应当郑重其事地衡量一切“赞成”和“反对”的理由，一旦决定承认诗的真实性并且以这些诗作为证据，那就得明确地公开论证自己的看法。
这批信和十四行诗之所以叫作“首饰箱信件”，是因为博斯韦尔仓皇出奔之后，人们在一只上了锁的银质首饰箱中发现了这批手迹。首饰箱是玛丽·斯图亚特第一位丈夫法兰西斯二世给她的礼物，她后来连同其他许多东西一起给了博斯韦尔。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博斯韦尔在这只扃锁严实的保险箱内存放了他的全部机密文件，其中首先自然是玛丽·斯图亚特的信。同样确凿的是，玛丽·斯图亚特给她情人的信很不谨慎，有玷她的名声。因为第一，玛丽·斯图亚特终其一生是个勇敢的女子，好干鲁莽轻率的事，而且从来不会隐瞒自己的感情；第二，假若这些信不是在一定程度上败坏和玷污了女王的名声，她的敌人们找到这批信后不会那样欣喜若狂。不过，认为这批信是赝品的人并不是对发现信件的事实提出认真的异议，他们只是说，在列位勋爵集体阅读这些信件之后和交给议会之前，在这一段短短时间内，原件被掉包，代之以蓄意伪造的赝品，因此，公开发表的信件同那些在扃锁甚严的首饰箱中发现的信件绝不是一回事。
不过，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玛丽·斯图亚特的同时代人中间，有谁提出过这样的指责呢？回答不利于这一派的说法是：当年根本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的指责。首饰箱一落入莫顿之手，第二天，列位勋爵便把它打开，并且宣誓证明信件真实无误，然后召开议会，议员们（包括玛丽·斯图亚特最亲密的朋友）又把信件审查一遍，同样没有发现疑点。第三次、第四次是在约克法庭和汉普顿法庭，把信件同玛丽·斯图亚特的其他手迹作了比较，仍认定是真迹。然而，最有分量的论据是，伊丽莎白曾把这批信件印发给各国宫廷——不管她为了达到目的如何不择手段，英国女王不会支持明显的、无耻的伪造，因为随便哪个参加了伪造勾当的人都很可能把它揭露。伊丽莎白是位十分谨慎的政治家，不会在细小的事情上行骗而被人戳穿。只有一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倒应该向全世界呼吁要求得到保护，以免遭到如此明目张胆的欺骗的伤害。这个人便是玛丽·斯图亚特自己。她同这件事情关系最大，而且是所谓无辜受害者。可是，她即使抗议过，那也是非常之胆怯，而且出奇的没有说服力。起初，她转弯抹角地谋求约克法庭不要出示这批信件，尽管好像没有理由这样做；伪造的物证岂不是只能使她更加理直气壮嘛。最后，她吩咐她的代表在法庭上对一切加在她身上的罪名一概否认。但这不足以说明信件是赝品，因为玛丽·斯图亚特在政治问题上并不实事求是；她要求人们把她的王者之言置于任何证据之上。布坎南的谤书把这批信件公之于众之后，在逗得各国宫廷十分开心的全世界一片辱骂声中，玛丽·斯图亚特的抗议仍然极其温和。她并没有抱怨说信是假的，只是极其空泛地斥责布坎南是“天理不容的无神论者”。她在致教皇、法国国王甚至最亲近的亲戚的信函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伪造信件的事；而且，几乎从一开始就得到书信和诗篇印件的法国宫廷，关于这一轰动一时的事件，一次也没有替玛丽·斯图亚特说过好话。总之，在当时，任何人对信件的真实性都不曾有过丝毫的怀疑。女王在那个时期的朋友中，也没有任何人大声疾呼，反对明目张胆的伪造——如此令人发指的恶行。在原件被儿子销毁之后一二百年，才冒出了伪造说。这无非是因为人们想方设法要把一位勇敢的、倔强的女子说成是一场卑鄙的阴谋的清白无辜的受害者；伪造说就是这种愿望的结果。
总之，同时代人的态度（换句话说，即史学的论据）无疑说明了信件的真实性。依我看，语文学和心理学的论据也同样明确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我们先看看这些诗。在当时的苏格兰，有谁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用一门外语即法语，写出整整一组十四行诗？再说，要写出这样的诗，还得对玛丽·斯图亚特的纯粹私生活事件了解得十分透彻。固然，历史上有过不少伪造文件和书信的例子；文学中也不时出现神秘的伪作。但是像麦克菲森的《莪相作品集》或《古诗片断》(3)那样的情况，我们碰到的只是摹拟远古的文辞。谁也不曾把整整一组诗伪托是某个健在的同时代人的作品。很难想象从来不知诗歌为何物的苏格兰乡村贵族为了诽谤他们的女王，会匆匆炮制出恶意中伤的十一首十四行诗，并且用的是法语。那么，谁是这个神秘的魔法师呢？——顺便说说，玛丽·斯图亚特的辩护士们谁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是谁用一门外语，以毫无瑕疵的形式感，替女王写了一组十四行诗（其中每一个字每一种情感都契合她内心深处的秘密）？这是谁的手笔呢？任何一个龙萨，任何一个杜倍雷，都不可能这样快、以这样活生生的真实写出这样的诗。莫顿、亚盖尔、汉密尔顿和戈登他们更不在话下。莫顿这些人，使剑的本事不坏，但他们的法语水平未必够供他们在席间同客人谈天。
如果诗的真实性无可怀疑（今天已经没有人否认这一点），那么，信件的真实性也应该肯定。译成拉丁文和苏格兰文的时候（只有两封信以原件所用的语言传流至今），完全可能有个别的地方被歪曲，文字也可能后来有所增益。但是整个说来，这些论点倒是说明了信件的真实；而第三种论据（心理学的论据）尤其是这样。因为倘若有哪个奸佞出于报复之心而伪造了这些信件来诋毁她，那么，这个奸佞必然会炮制直截了当的自白来糟践玛丽·斯图亚特的形象，叫她看起来像个淫荡而奸诈凶恶的泼妇。那些传流至今的信件如果不是真的，而某些人抱着叵测的目的，硬把它们说成是玛丽·斯图亚特的手笔，那倒真是荒谬绝伦了——其实，这批信替她洗刷更甚于给她抹黑，因为信中以震撼人心的真挚诉说了衷肠，她感觉到自己扮演了罪行的同谋者和庇护者的角色因而是多么的痛苦！这批信件并不是渴求激情的抒怀，而是受尽煎熬的灵魂的呐喊，是一个在火刑台上活活被焚烧、渐渐死去的人半死不活的呻吟。文字不事修饰，思维和感情那么混乱，写得那么心急如焚的匆遽，握笔的手由于勉强按捺住的激动而颤抖着（你能感觉得到）——这些正好说明了她的精神痛苦，正是她那个时期种种行为共有的特色。唯有洞察人心的天才，方能够切合众所周知的情况及事实如此精彩地调出一层心理底色。然而，梅里、梅特兰德和布坎南（玛丽·斯图亚特的辩护士瞎说一气，把这些人都说成是信件的伪造者）既不是莎士比亚，也不是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几个渺小的人物，他们固然长于渺小的坑蒙拐骗，但自然是没有本事在办公室里炮制这些披肝沥胆的自白，而玛丽·斯图亚特的这批信件正是以十分真挚的自白，经受历代列国民族的检验。所谓炮制这批信件使之问世的天才，自己还不曾出世呢。因此，每一个没有成见的法官，都可以问心无愧地把那个仅仅在无可奈何的烦恼和深沉的精神骚乱中才会搦管写诗的玛丽·斯图亚特，视为这批尽人皆知的书信和诗篇唯一可能的作者，以及她本人的一腔愁绪的最靠得住的证人。
玛丽·斯图亚特在一首诗中暴露了自己：唯有这首诗，使我们对这场不幸的激情的开始略窥端倪。唯有依靠这些火热的诗句，我们才知道这爱情不是逐渐滋长，在晶化的过程中逐渐成熟，而是猝然命中这个无忧无虑的女子，一下子永久地征服了她。直接的起因是最粗暴的生理行为，是博斯韦尔的突然袭击，横施强暴或者几乎是横施强暴。这几句诗像闪电一般，照亮了一团混沌。
我为他泪流满面，
他首次占有了我，但只是我的身，
心儿却不愿向他奉献。
整个情况立即昭然若揭。玛丽·斯图亚特近几个星期来，屡屡同博斯韦尔在一起：博斯韦尔作为她的首席顾问和军队总司令，在她从这个城堡到那个城堡的出游期间经常随侍在她的左右。这个人的春风得意全仗她的提携，他的那位上流社会出身的美貌妻子也是由她选定的，结婚时，她还在婚礼上跳过舞。女王根本没有料到这新郎官会打她的主意。由于这门亲事的成功，她觉得自己是加倍的安全，加倍的保险，绝不会受到这个忠心耿耿的骑士的任何侵犯。她同他一道旅行，在他陪伴下消磨了不少时间，丝毫不感到担心。像往常一样，这种轻信和自信（其实是可贵的性格特点）成了她的劫难。想必（简直像是亲眼目睹）她有时不免放诞，同他态度有些随便，有些卖弄风情的亲昵；而当初正是这亲昵毁了夏特利亚尔和李乔的一生。她可能长时间地同他单独待在房间里，谈话的亲热或许超过了谨慎的界限；她同他开玩笑，打趣逗乐。但，博斯韦尔不是用诗琴自弹自唱的浪漫诗人夏特利亚尔，也不是谄媚的新贵李乔。博斯韦尔是个男子汉，情感热烈粗犷，一身钢筋铁骨，天生好发号施令，行事突兀浮嚣，大胆得过了头。这样的人，不能轻率地撩拨他，不能让他太狎昵。这样的人会不假思索地转入行动，鲁莽灭裂地抓住那早已情绪波动兴奋的女子，那个感情被幼稚的初恋激发而没有得到满足的女子。“这可能是肉体占有者的行为”，他向她猛攻，打了她一个猝不及防或者竟是用强力占有了她。（其间的区别怎么说得清呢？那一刻，自卫的意图和心甘情愿的迎合混合在感情的陶醉之中。）从博斯韦尔来说，这次进攻大概不是预谋，不是抑制已久的激情的爆发，而是满足一时冲动的肉欲，其中丝毫没有精神上的因素，纯粹是暴力的肉体行为，纯粹是暴力的性行为。
但是对于玛丽·斯图亚特来说，这番进攻不啻是一阵惊天动地的闪电。一种不曾体验过的新东西，暴风雨一般侵入她的平静的生活：博斯韦尔不仅占有了她的身体，同时还征服了她的心。她在前两任丈夫——十五岁的少年法兰西斯二世和不长胡子的达伦雷——身上接触到的是尚未成熟的男性，那是两个柔弱的人，两个娇孩子。她那时以为只能是这样：永远得由她来赐予，慷慨地施舍幸福；甚至在最最隐秘的闺房，她也始终是主子和君王，从来不曾落在下风，成为被勾引，被抢劫，被暴力征服的较弱的一方。在博斯韦尔的强暴的拥抱中，她突然（她整个儿地被这意外打蒙了）遇见了一个真正的男人，终于遇见了一个男子汉，使她身上的女人的美德（羞耻、高傲、自信）丧失殆尽以至泯灭。这个人使她在她自己的内心发现了一个崭新的、过去不知道的、激情和享乐的火山世界。她还没有觉察到危险，还没有来得及反抗，便已被征服；纯洁的容器被打破了，吞噬一切的、炽热的旋风喷薄而出。她的最初的感觉想必只是气恼，只是愤怒，只是激烈地痛恨这伤害了她的女性自尊心的好色之徒。但，自然的规律是那样的不可思议：两种截然相反的感觉到了一个极限会变得差相仿佛。热到极点和冷到极点，皮肤是分辨不出其间的区别的——就像寒冷也会灼热人的脸颊，两种相反的感情会交织到一起。女人心灵中的恨，刹那间会突变为爱，受了伤害的高傲会突变为抑制不住的温顺；她的肉体会以疯狂的饥饿召唤一刹那前她以疯狂的嫌恶抗拒过的那个人。从这一时刻起，这个本来算得明白事理的女子便被烈火烧身，在无形的火焰上焚烧，渐渐燃尽。她的生活至今赖以支撑的一切支柱（名誉、尊严、品行、高傲、自信和理性）统统垮了：一旦乱了方寸，被人粗暴地扑倒在地，她就想一步步地沉沦，堕入深渊，殒灭在深渊里。新的、突然萌动的春情使她神魂颠倒，沉湎在其中，如痴似醉。她恭顺地亲吻那个人的手；他践踏了她的贞操，但教会了她新的乐趣——把自己溶化在另一个人之中的狂喜。
这种新的、极度强烈的激情是不能同她往日对达伦雷的钟情同日而语的。当年她是初次发现自身的忘我牺牲的感情，仅仅是小试一下身手，如今她却是全部身心沉浸其中。对达伦雷，她什么都愿意同他分享——王冠、权势、生命。而对博斯韦尔，她已经无法局限于馈赠个别的礼物——而是她在尘世间所拥有的一切，她都渴望奉献给他；她愿意自己变成乞丐，但求他富有；她乐滋滋地贬抑自己，但求他升腾。在一种莫名其妙的迷离恍惚中，她丢弃了一切拘束自己、束缚自己的东西，而只求留住、保住他一个人。她知道：朋友们会离她而去，掉头不顾；全世界都会抛弃她，蔑视她。但，正是这种预感使然，她旧日的高傲刚遭到践踏便茁发了新的骄傲。她热情洋溢地宣告：
我为他忘掉了名誉
——那是我们生活中唯一的幸福，
我献给他权力和良知，
我为他抛弃了家庭，
在自己的国家遭人蔑视。
我为他疏远了一切朋友，
寻求敌方的支持，
我把良知牺牲
不顾名位的高贵，
我可以去死但求他高升。
从此，自己已一无所求，一切都是为了他，她第一次把自己整个儿地献给一个人。
我的宝座和王冠全给他，
兴许他终将明白，
我只是执着追求：
为他活为他做牛马。
只是为他我争福祉，
谋求健康长寿，
我为他满怀坚定的爱，
向德行的顶峰攀登。
她拥有的一切，她的全部——她的王冠，她的尊严，她的灵与肉，统统被自己扔进深渊；她在自己坠落的深处消受自己那过于热烈的激情。
各种各样的情感如此疯狂地集于一身，如此疯狂的情感超负荷，会使人的心灵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个无忧无虑的、以往那么善于自持的女子，她的那种无比猛烈的激情迸发出空前的、匪夷所思的力量。在这几个星期内，她的灵和肉爆发了十倍的活力；她的才能和天赋表露得如此淋漓尽致，是她过去和将来都不曾有过的。在这几个星期内，玛丽·斯图亚特能够连续十八个小时驰马，能够彻夜不眠，精神抖擞，面无倦容地写信。以前，她大概只写过几首短短的题诗和即兴小诗，如今诗兴勃发，文思泉涌，写了十一首十四行诗，以她空前绝后的表现力尽情倾吐自己的痛苦和激情。素来大大咧咧、不知谨慎的她，这一次伪装得极其高明，以致好几个月内竟没有人察觉她同博斯韦尔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个人一触摸到她，她便会浑身打战。但在别人面前，她居然能够沉住气，威严而冷淡地同他谈话，像同其他臣下一样。或者，当她的神经紧张到极点，心灵由于流泪过多、由于绝望而备受煎熬的时候，装出一副快活的、无忧无虑的样子。在她身上仿佛有个恶魔般的“超我”突然苏醒。这个“超我”牵着她，让她超越了自己，突破了她的才能和力量的极限。
然而，强迫意志迸发出如此汹涌澎湃的激情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严重的周期性忧郁症。每逢病症发作，她一连好几天疲惫不堪地躺在床上，一连好几个钟头满房间盘旋蹀躞，处于一种昏昏沉沉的麻木状态，有时痛哭流涕，在床上伸出双手大叫：“我不如死了的好呵！”她要别人给她匕首——她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正像这种力量有时神秘地出现在她身上，这种力量有时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肉体不能长时间地承受本身各种潜力如此猛烈的过度紧张，如此疯狂地超越自己。肉体会造反，会暴动，每根神经都会烧得炽热，战栗不已。著名的杰德波罗逸事鲜明地表现了她的奔腾咆哮的激情已经斫丧了她的肌体。10月7日，博斯韦尔在同走私贩子战斗中身负重伤。消息传来，玛丽·斯图亚特正在杰德波罗参加法院的庭审。为了避免别人注意，她按捺住自己，没有立刻跳上马背星驰二十五英里，从杰德波罗赶往欧米泰治堡。但是她大概被噩耗惊呆了。在场的一个不相干的观察家、法国使臣杜·克洛克当时并没有想到她同博斯韦尔关系暧昧，他向巴黎报告说：“对于她来说，失去他显然是个不小的损失。”女王的不同寻常的心不在焉和忧心忡忡，也没有躲过梅特兰德的眼睛。他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所在，猜想“她所以情绪低落，思想消沉，是因为同国王不睦的缘故”。过了两三天，女王才由梅里和其他近臣陪同全速赶去探视博斯韦尔。她在博斯韦尔的病榻旁待了两个钟头，然后同样疯也似地疾驰回去，仿佛要用疯狂的驰马来把痛苦的不安压下去。但是，被炽热的情欲戕害的肌体突然垮了。她刚被扶下马鞍便昏倒在地，整整两个钟头人事不省。到傍晚，她谵妄症发作，是典型的神经性谵妄，辗转反侧，胡言乱语。忽然她四肢僵直，毫无知觉，不认得人。她的近侍们，以侍医为首，手足无措地围住这位得了怪病的女王。信使一路疾驰，分赴各地去找国王和主教，免得女王未做涂圣油礼便撒手西去。整整八天她生死难卜。敢情是她内心深处想一了百了的愿望像风暴一般袭来，使她的神经极端虚弱，把她的力量消耗殆尽。然而，当渐渐痊愈的博斯韦尔被亲随用农家的大车送来之后，女王立即活转来了——这像临床诊断一般的可靠，表明她的病主要在精神方面，是典型的癔症病例，并且（又是一个奇迹！）才过两个星期，刚刚离开病床的垂危病人又能够骑马了。因为危险是出在她自身，她用自身的力量克服了它。
但是虽说玛丽·斯图亚特身体康复，却怎么也恢复不了平静的心情，接下去好几个星期，她闷闷不乐，愁肠百结。连不相干的人都察觉女王“不像她平日的为人”。她的性格，她的整个身心仿佛失去了什么东西，往日的无忧无虑和自信简直荡然无存。她的一举手一投足，她的生活，都像是一个苦难深重的人。她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侍女们在门外听得见她的呻吟和痛哭。一向坦率而平易近人的她，把她的苦恼深藏在心里，跟谁都不说。她金人缄口，谁也没有猜到那日日夜夜折磨她、叫她撕心裂肝的骇人的秘密。
因为这激情中有一种令人害怕的东西，恐怖和伟大兼而有之，一种莫可名状的令人害怕的东西：女王一开始就知道她的爱情是罪恶的，命中注定没有好下场。第一次拥抱之后的醒悟（委实是特里斯坦(4)的瞬间），大概是极度痛苦的——痛饮了爱情之酒的女王清醒了过来，两个人都想起他们并不是遗世独立，孤零零地在茫无际涯的幸福的海洋中遨游，想起他们受到这个世界、责任和法律的制约。女王终于惊觉，此时不免毛骨悚然，念及他们的行为是多么的疯狂，不禁惊恐万状。因为委身于他的她，已经是有夫之妇；而奉献给她的他，也是有妇之夫。他们的疯狂的情感导致了通奸，而且是双重的通奸。况且前不久，两三个星期或一个月之前，玛丽·斯图亚特作为苏格兰女王，刚刚郑重其事地签署了一项敕令，宣布通奸同其他伤风败俗的罪行一样，得处以死刑。因此，她的激情从一开始便打上了罪恶的烙印，激情的持续和发展只能依靠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犯罪。要达到永远结合在一起的目的，他们两人都先得强行离婚——她得摆脱丈夫，他得休弃妻子。这罪恶的激情只能结出这样的恶果。而玛丽·斯图亚特从最初的那一刻起，便以毫厘不爽的先见之明，意识到她从此再也不得安宁，再也不得超生。然而正是在这痛苦的时刻，玛丽·斯图亚特生发出孤注一掷的勇气，决心向命运挑战——决心挽救那无可挽救、必然失败的东西，虽然没有任何希望和意义。她不是懦怯地退却，躲躲藏藏，而是高傲地昂起头，在那通往深渊的道路上走到底。听凭一切都失去吧——在最严酷的考验中，她把为了他而承受一切牺牲看成是幸福。
我把我的儿子交给他，
还有我的名誉，我的良心，我的国家；
臣民，宝座，生命和心灵，
一切都捧到他脚下，
只求当他的妻子，他的牛马。
我对他忠实至死不渝，
愿时时刻刻长相厮守，
哪管妒恨的人将来把我们辱骂。
不管将来怎么样，她有勇气走上这绝望的道路。她对他的爱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自从她为了他而牺牲了一切——她的灵与肉、她的全部生活，这个疯狂的情人在世上只怕一件事，只怕失去他。
但，这恐怖中最大的恐怖，这痛苦中最大的痛苦，还在后头呢。玛丽·斯图亚特尽管丧失了理智，却仍有相当敏锐的眼力。她不久便发现，她这一次仍然滥用了感情：她柔情萦绕的那个人其实并不爱她。博斯韦尔在动物性的情欲冲动中轻率而残酷地占有了她。这样的事他有过不止一次。只待他的感情一旦冷却，他会同样冷漠地离开她。在他，这仅仅是炽热的春风一度，是瞬间的艳事。那不幸的女子不久便得暗自思忖，她的满腔情愫的主宰对她并不那么尊重：
你相信恶意中伤的诽谤，
以为我空虚和虚伪。
你——多么不公正呵，
竟想把我的爱情当成逢场作戏。
你不尊重我的话，
觉得我爱的是别人，
我包藏着卑鄙的祸心，
我没有起码的道德。
但，你的反感
越发刺激了我的激情。
这陶醉于激情的女子，不是高傲地离开那不知好歹的家伙，不是自重自爱，而是跪倒在冷漠的情人脚下，竭力拉住他。她往日的傲气奇迹般地变成了发疯似的自我屈辱。她乞求，她央告，同时又自我标榜，向那个厌烦她的情人自卖自夸。她丧失了自尊心，甘愿忍受最大的屈辱。这位高傲的女王简直像市场上的小贩，向他历数自己为他作出的牺牲，并且一个劲儿地、几乎是死乞白赖地向他表白她的奴隶般的谦卑。
你的女友只有一个目的——
为你效劳，侍奉和依顺，
热爱你，膜拜你，
不顾未来的种种不幸，
把服从当作自己的最高责任，
把每一个瞬间都奉献给你，
是生是死都由你决定。
我们由于恐怖和同情而不禁战栗，怀着这样的心情注视着这位直率而勇敢的女子。这位面对过任何尘世的危险，面对过任何尘世的统治者而从不退却的女子，失去了昔日的尊严，她低三下四到如此程度，竟施展起醋意极浓、恶毒嫉妒的可耻手段。不知根据哪些蛛丝马迹，玛丽·斯图亚特大概察觉到博斯韦尔对他年轻的妻子比对她要忠诚得多。他绝不会为了新的情人而离开妻子。这妻子是女王亲自为他择配的，可是如今女王却拼命诽谤她（巨大的感情竟会使一个女子变得如此渺小，这是不是挺可怕？），诬蔑的下流卑劣和恶毒，无所不用其极。她挑动博斯韦尔的男子虚荣心，提醒他（显然是他在两情欢洽之际透露过），他的妻子不很起劲地回报他的抚爱，他的妻子不是报之以炽烈的激情，而是不情不愿地让步。女王在过去是矜持和高傲的化身，如今却以热烈的自我颂扬，历数自己——一个玷辱了为人妻者的名节的女子——为了爱情作出了哪些牺牲，作出了哪些自我奉献，而他的妻子却安享他的高位所带来的财富和尊荣。这可不行！他得同她在一起，他必须属于她一个人，别去管那个“伪妻”的花言巧语的信，别去管她的眼泪和信誓旦旦的保证！
她只明白（我敢保证！）
盲目而没有心肝，
才会漠视这样的爱人，
她想用假惺惺的祈求
哄你骗你，我的朋友。
虚伪的眼泪，装出来的苦恼，
精心构思的责备和请求，
她用这些把你迷惑，
没有生命的、不真实的纸片
你看了又看，小心保存，
而我这个活生生的人你却不愿相信。
她的号叫越来越凄厉。她是他唯一般配的伴侣，难道他可以拿个不般配的女人替代她？他得把那个女人撵走而同自己结合，她可是决心为了他去作殊死的斗争。不管他向她要什么，她都会跪在地上央求，他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任他索取任何证据以证明她的忠诚和始终不渝。为了他，她什么都可以抛弃：家园、家庭、王冠、她的全部财富、她的名誉和儿子。让他都拿去吧，只要别厌弃她——她可是已经把一切都给了他呵！给了她唯一的爱人！
这时候，人们才稍稍窥见这悲剧情势的深度。玛丽·斯图亚特喋喋不休的倾诉，像一道强烈的灯光投射到舞台上。原来博斯韦尔只是偶然地迷上了她，像对其他许多女人一样；对他来说，浅尝辄止，事情到此结束。然而，一心一意，把全部情感都给了他的玛丽·斯图亚特，却情火炽热，神魂颠倒，拼命拉住他，要把他永远留在身边。但是这个男人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很幸福，并且又有野心，所以爱情关系本身是绝对吸引不了他的。至多是为了这个女人的爱情所能赐予他的特权和利益（这个女人可是掌握着苏格兰王位的全部尊荣和恩典），博斯韦尔才会再拖上一段时间，会容忍玛丽·斯图亚特，把她当作妻子以外的一个妾。不过，一位具有女王气度的女王，一位不愿意同别人分沾雨露的女子，是不会满足于这种地位的。她在汹涌澎湃的激情中只求完整无缺地独占他。可是，如何做到独占呢？怎样才能把这个任性的、恣意妄为的冒险家永远拴住呢？海枯石烂永不变心、永远恭顺之类的山盟海誓只能叫这样的男子腻味，这些话别的女人已经在他耳边不知说过多少了。得，只有一个诱饵能叫这贪得无厌的野心家上钩，唯一曾叫那么多人为之犯罪、为之误入歧途的奖品是王冠。不管博斯韦尔对于同这个女子保持关系是多么地不热心，他对她其实并不感兴趣，但是一想到那女人是位女王而且她能够使他成为苏格兰的国王，便不由得感受到莫大的诱惑。
这念头乍看起来挺荒唐。玛丽·斯图亚特的合法丈夫亨利·达伦雷还健在，根本谈不上再立别的什么国王。虽然如此，这荒唐的念头（而且完全是这荒唐的念头）从此像一条扯不断的锁链，把博斯韦尔拴在玛丽·斯图亚特的身边，因为这不幸的女子没有别的办法能够羁縻这个桀骜不驯的人。除了王冠，再也没有别的东西能叫骄纵的、独立不羁的佣兵队长卖身给自己的女奴。为了得到他的爱，这个早就忘了名誉、清白、尊严和法律，忘乎所以的女子，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如果需要以犯罪的代价来替博斯韦尔挣得王冠，那么，被情欲迷了心窍的她是不惜犯罪的。
因为博斯韦尔的情况同麦克白一样。麦克白就像巫师的魔鬼般的预言所说，除非以血的代价，除非把全体王族斩尽杀绝，才能当上国王。博斯韦尔也不能通过正当的、合法的途径登上苏格兰的王位。要登上王位，得踩过达伦雷的尸体。为了男女精血的交流，非得先流血。
博斯韦尔一旦使玛丽·斯图亚特摆脱达伦雷之后，便要向她求婚并且索取王冠。届时玛丽·斯图亚特绝不会认真推拒。对于这一点，博斯韦尔自然是须臾不曾怀疑过的。据说，在那大名鼎鼎的银首饰箱中发现了一份措辞明确的书面保证，玛丽·斯图亚特在这份书面保证中答应同他结婚，“不管她的亲属以及其他人会如何刁难她”。纵然这份书面保证纯属神话或者赝品，纵然没有她签字盖章的保证，博斯韦尔也深信她会顺从。她常常向他抱怨（也不仅仅是向他），她一想到达伦雷是她的丈夫便是何等苦恼。她在自己的那些十四行诗中（在两人独对的幽会时想必更是如此），情意绵绵地诉说她是多么热烈地向往同他博斯韦尔永远结合在一起！从这方面看，他确实没有什么危险，他可以放手去干，采取任何极端手段，采取任何莽撞的举动。
但是，博斯韦尔自然是谋求到了列位勋爵的赞同，起码是默认。他知道，列位勋爵一致憎恨那个出卖了他们的讨人嫌的孩子。谁要是能尽快把他撵出苏格兰，不管用什么手段，都算是给他们办了一件莫大的好事。博斯韦尔本人也出席了克雷格米勒堡那次著名的集会。这次有玛丽·斯图亚特参加的集会是针对达伦雷的，虽然方式比较隐蔽。苏格兰地位最高的贵人梅里、梅特兰德、亚盖尔、韩特莱和博斯韦尔，一致说妥向女王建议批准一桩特别的交易：准许那几个因杀害李乔而被贬的显贵莫顿、林赛和鲁瑟文回国，而他们则负责使她摆脱达伦雷。在女王面前，起先谈的是合法的摆脱：“to make her quit of him”(5)是指正式离婚。玛丽·斯图亚特提出了一个条件：离婚必须合法，并且不得威胁到她儿子的权利。对此，梅特兰德的答复耐人寻味：关于这个问题嘛，总而言之，请女王依靠他们吧。他们会把事情办得不叫她的儿子吃一点亏；连梅里那个多会挑眼的人，对许多事情也会“闭上眼睛”——因为他是新教徒，把这类事情看得比较简单。
这话真奇怪。玛丽·斯图亚特确实觉得奇怪。她驳了梅特兰德一句，要他别去干任何“有损她的名誉和良知”的事情。这些暧昧的言词透露出（起码瞒不过博斯韦尔）某种暧昧的意图。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他们全体——玛丽·斯图亚特、梅里、梅特兰德、博斯韦尔，这出悲剧的主角们，一致同意搬掉达伦雷，只是不清楚准备怎么办，是好说好商量呢，还是用阴谋诡计或用暴力。
贵人中间性子最急、最肆无忌惮的博斯韦尔赞成用暴力。他同别人不一样，不想也不能再等——对他来说，问题可不仅仅是要把那个可恨的孩子弄走，而是要继承他遗留下来的王冠和权力。当别人还在拖延等待的时候，他却已不得不行动，采取断然措施。看来，他事先摸过底，要在列位勋爵中间寻找帮手和同党。但在这件事情上，历史火光的烛照仍是一片朦胧，因为罪行历来都是在暗处或在影影绰绰的昏暗光线中筹划。博斯韦尔把他的计划告诉了哪位勋爵，哪几个人，是谁确实答应帮忙或者默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梅里想必知情，但他没有参加。梅特兰德似乎胆量大一些。靠得住的只是莫顿弥留之际的自白。对叛徒达伦雷恨得要死的莫顿，放逐后被赦回国；归途上博斯韦尔迎面疾驰而来，赤裸裸地、直截了当地邀莫顿同他合力杀死达伦雷。但是，莫顿从某个时候开始变得谨慎小心了，不久前的事情他记忆犹新，当时同党们洗刷得干干净净，只撇下他一个人。对博斯韦尔的建议，莫顿迟迟不作答复，要求博斯韦尔提出保证，问女王是否同意杀达伦雷。是的，她同意，博斯韦尔不假思索地回答他。对于博斯韦尔，能否得到莫顿的支持至关紧要。可是，在痛苦的切身经验中学乖了的莫顿知道，向来都是大事一了，口头协定很快便会被人忘记，所以要求先拿到女王白纸黑字的书面同意，然后才愿意拿诺言来束缚自己。遵照苏格兰的好习惯，他希望手头有一纸“盟约”，一旦出了麻烦，他可以有个推卸责任的由头。这一点博斯韦尔也答应了他。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盟约”；因为，非得让女王置身事外，到关键时刻把她弄个“猝不及防”，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梦寐以求的婚事才能成功。
总之，博斯韦尔依靠不了任何人。他构想的事情落到他自己这个性子最急，一味蛮干的人的肩上。他，当然是有决心把这事情付诸实现的。莫顿、梅里和梅特兰德在听他的建议时，显得模棱两可、闪烁其词，这表明列位勋爵不会公开反对他。即使他们没有用密信表示赞同他的意图，也还是以同情的沉默和友好的不干预来支持他。而一朝摸清玛丽·斯图亚特和列位勋爵在这问题上想法一致，可以说达伦雷的死亡已是指日可待了。
其实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博斯韦尔把他手下的那帮亡命之徒叫来帮忙。秘密会议上谈妥了在哪里杀害达伦雷，如何动手。但是，宰杀牺牲的大典缺少了主要的东西——牺牲品本身。不管达伦雷多么天真，他还是嗅到了危险。在此前几个星期，他知道在霍利鲁德集会的武装的列位勋爵还没有散去，他便拒绝跨进那城堡的大门。自从被他出卖的杀害李乔的凶手们获得女王意味深长的赦免而回到苏格兰之后，他在斯特林堡再也不觉得安全了。他坚定地、不为任何引诱和许愿所动，躲进了格拉斯哥。他的父亲伦诺克斯伯爵住在那里，他们家所有的朋友也都住在那里。那里有一座坚固牢靠的宅院，一旦敌人强行闯入，还有一艘船日夜停泊在港口，随时可以接他上船。在这关键时刻，仿佛是为了保佑他渡过危难关头，命运又在一月初让他得了天花——这是个好借口，又可以连着好几个星期足不出户地躲在格拉斯哥海边安全的避难所里。
达伦雷的病，打乱了博斯韦尔已经酝酿成熟的计划。博斯韦尔急不可耐地等着他的牺牲品回到爱丁堡。看来，他不想再拖延，原因我们只能猜测如下：或许是他心急火燎地想登上王位，或许他有充分的理由害怕危险的延宕，因为有太多靠不住的人知悉他的阴谋，或许是他同玛丽·斯图亚特的暧昧关系造成了后果——难说究竟是什么原因，反正他再也不打算等待了。但是，如何把一个生病的、疑心会发生不幸的小伙子骗出去杀了呢？如何把他从床上，从他父母固若金汤的邸宅中拖出去呢？正式的邀请会打草惊蛇。梅里也罢，梅特兰德也罢，宫廷里的任何人同这个人人憎恨、人人瞧不起的前国王都没有密切的关系，足以劝说他自愿回銮。只有一个人还有支配他的力量。她已经两次迫使这不幸的少年、这个对她忠心耿耿的奴隶屈服。唯有玛丽·斯图亚特，唯有她一个人，戴上爱他（他可是渴求她的爱呵！）的假面具，能够把这躲躲藏藏的牺牲品诱进设下的陷阱。这世界上所有的人当中，唯有她一个人能够实现这骇人听闻的欺骗。因为她自己再也当不了自己的家，而只是暴君手里驯服的玩偶，所以，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或者不如说，一件我们的感情不愿意相信的事情，竟然发生了：1月22日，已经有好几个星期避而不见达伦雷的玛丽·斯图亚特骑马驰往格拉斯哥，说是去探望生病的丈夫，其实是去执行博斯韦尔的命令，把达伦雷骗回爱丁堡城，在那里，死神正磨刀霍霍，焦急地等待着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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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兰波（1854—1891），法国诗人。
(2) 玛斯卡尼（1863—1945），意大利歌剧作曲家，以一部《乡村骑士》得享大名。
(3) 苏格兰作家、翻译家麦克菲森（1736—1796），曾发表《古诗片断》及《莪相作品集》，伪托是古代的作品。
(4) 中世纪凯尔特民族传说《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中的人物，误饮一种饮料，和叔父的新娘发生爱情。
(5) “摆脱他”（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