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乘驿车离开了梯弗里斯。车上的行李只有一个不大的皮箱，其中一半装的是格鲁吉亚旅行笔记。算诸位走运，这些笔记大部分后来都丢失了；算我走运，皮箱和里面的其他东西都完好无损。
我乘驿车进入科叔尔山谷的时候，太阳已经开始向白雪皑皑的山峦后面落了。赶车的奥塞梯人一个劲儿地赶马，要在天黑之前爬上科叔尔山，并且放开喉咙唱起歌儿。这山谷真是一片好地方！四周都是高高的山峰，红红的岩崖上挂满翠绿的常青藤，崖顶上是一丛丛悬铃木；黄黄的峭壁被流水冲出一道道印子；高处，远远望去，积雪像一条条金光闪闪的流苏；下面，阿拉格瓦河同雾蒙蒙的、黑黑的峡谷里奔腾而出的一条无名小河汇合之后，像—条银线似的延伸开去，闪闪发亮，像蛇晃动着满身的鳞。
我们来到科叔尔山脚下，在一家小饭馆门前把马车停住。这儿闹哄哄地聚集着一二十个格鲁吉亚人和山民；附近还有一帮骆驼客商停下来过夜。我得添雇几头公牛，好把我的马车拉上这座该死的大山，因为已经是秋天，路上有了薄冰，而且这段上山的路有两俄里长。
没办法，我雇了六头公牛和几个奥塞梯人。一个奥塞梯人把我的皮箱扛在肩上，另外几个人就帮着牛拉车，不过几乎只是吆喝吆喝。
在我的马车后面，四头牛拉着另一辆车，轻松得像没事儿似的，尽管那车装得满满的。这使我感到惊愕。那辆车的主人跟在车后面，嘴里叼着小小的卡巴尔达镶银烟斗。他身穿没有肩章的军官服，头戴毛茸茸的契尔克斯皮帽。看样子他有五十岁上下；他那黑黑的脸色表明这张脸跟外高加索的阳光结缘已久，那早早白了的胡子却跟他那矫健的步伐与精神抖擞的样子很不相称。我走到他面前，鞠了个躬；他一声不响地向我还了礼，并且吐了一个老大的烟圈儿。
“看样子，咱们是同路的吧？”
他又一声不响地点了点头。
“我对她有什么办法呢？您知道，我从来没有跟女人打过交道，我想来想去，想法子安慰她，可是什么法子也想不出来。有好一阵子我们两个都默默地待着……那局面真难受呀！
“终于，我对她说：‘咱们到围墙上去走走，好吗？天气真好极了！’这是在九月里。确实天气好极了，又晴朗，又不热，一座座山清楚得像在面前的碟子里。我们走出来，在要塞的围墙上来来回回踱了一会儿，又一声不响地往前走；后来她坐到草地上，我也挨着她坐下来。哦，想起来实在好笑：我跟着她跑来跑去，就像一个保姆。
“我们的要塞在很高的地方，从围墙上望去，风景好极了：一边是开阔的旷野，有几条冲沟穿过，尽头处是树林，树林一直伸展到山脊，旷野上有几个村庄冒着炊烟，马群来来往往；另一边是一条奔腾的小河，紧接着小河的是稠密的灌木丛，灌木丛覆盖之下是一座座岩石丘冈，连接着高加索的主脉。我们坐在棱堡的角上，所以两边的一切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我忽然看到：有一个人骑一匹灰马从树林里出来，越来越近，终于在河那边离我们一百丈左右的地方停住，并且像疯子似的让马打起转转儿。何等怪事呀！……‘你好好看看，贝拉，’我说，‘你眼力好，看看那骑马的是怎么一回事儿：他这是耍把戏给谁看？……’
“她一看，就叫了起来：‘是卡兹比奇……’
“‘啊，是他这个强盗！是不是来拿我们开玩笑的？’
“我定神一看，真的是卡兹比奇；还是那一张黑黑的脸，还是像往常一样穿得又破又脏。‘那是我爹的马。’贝拉抓住我的手说，她浑身抖得像树叶一样，眼睛闪闪发亮。我心想：‘啊哈，鬼丫头，你身上也流着强盗的血呢！’
“‘你过来，’我对哨兵说，‘把枪检查检查，把那个家伙给我打下马来，我赏你一个银卢布。’‘是，长官。可是他不肯站住……’我笑着说：‘你叫他站住嘛！’……哨兵就向他招手，喊道：‘喂，伙计！你等一下，干吗老是像陀螺似的打转转儿？’卡兹比奇真的站定了，留神听起来。他准以为有什么事要跟他谈谈呢——才不是哩！……我的枪手端起枪……叭！……没有打中——火药在药池里一闪，卡兹比奇就把马一夹，马就跳开了。他在马镫上站起身来，用他们的话嚷嚷了两句，拿鞭子吓唬了两下，就一溜烟跑掉了。
“‘你怎么不害臊呀！’我对哨兵说。
“‘长官！他是去慢慢死，’他回答说，‘这种可恶的家伙，一下子是打不死的。’
“过了有一刻钟，毕巧林打猎回来了。贝拉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既不埋怨，也不责备他出去这么久……连我都对他十分生气。‘唉，您呀，您呀！’我说。‘刚才卡兹比奇来了，就在河那边，我们朝他开过枪。哼，您不是很容易碰上他吗？这些山民都是有仇必报的家伙。您以为他不会想到阿扎玛特干的事也有您的份儿吗？我敢打赌，今天他认出贝拉来了。我知道，他一年前非常喜欢贝拉；他亲口对我说过，要是有法子备办一份像样的聘礼，他一定去求婚的……’毕巧林听了，沉思起来。‘是的，’他回答说，‘是得小心点儿……贝拉，从今天起，你不能再到要塞的围墙上去了。’
“那天晚上我跟他做了一次长谈，我很恼火，因为他对这个可怜的姑娘变了心；而且，他把一半时间花费在打猎上，他的态度冷淡了，难得跟她亲热，所以她明显地渐渐憔悴了，脸儿变长了，一双大眼睛没有神了。有时，我问她：‘你叹什么气呀，贝拉？你伤心吗？’——‘不！’——‘你要什么吗？’——‘不！’——‘你想念亲人吗？’——‘我没有亲人。’往往整天除了‘是’和‘不’以外，从她嘴里什么话也问不出来。
“我于是跟他谈起这事。‘您听我说，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他回答说，‘我有一种很不好的性格，这是教育使我养成的，还是上帝造就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我造成别人的不幸，那我自己不幸的程度也不亚于别人；当然，这对别人并不是什么安慰，不过，事实就是如此。在我青春年少的时候，自从我离开父母照管那时候起，我就开始纵情享受一切可以用金钱买到的欢乐，不用说，这些欢乐也使我烦腻了。后来我进入上流社会，上流社会很快也使我厌烦了。我爱过上流社会的美女，她们也爱过我，可是她们的爱情只能使我想入非非和自负，我的心依然是空虚的……我开始读书，做学问，不久我也讨厌了做学问。我看出来，荣华富贵都跟学问毫无关系，因为最走红的人都是一些不学无术的家伙，升了官，就荣耀，而要升官，只要八面玲珑就行，于是我感到苦闷了……不久我被调到高加索，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我本来希望，在车臣人的子弹啸声中不会再感到苦闷，可是希望落空了，过了一个月，我对子弹啸声和死神的临近就完全习惯了，说实话，还不如对蚊子的嗡嗡声注意多呢——所以我比以前更苦闷了，因为我丧失了几乎是最后一点希望。当我在自己屋子里看到贝拉，当我第一次把她抱在膝上，吻着她那乌黑的鬈发时，我这个傻瓜，还以为她是命运之神大发慈悲，给我送来的天使呢……我又错了：蛮女的爱情比贵妇、小姐的爱情好不了多少；蛮女的单纯无知也跟贵族女子的卖弄风情一样使人讨厌。如果您希望我爱她，我还可以再爱她，我感谢她给我带来过几许非常甜蜜的时刻，我可以为她献出生命，不过我跟她在一起感到苦闷……我是一个傻瓜还是一个坏蛋，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也很可怜，也许比她更可怜，我的灵魂被上流社会败坏，思想飘浮不定，我的心贪得无厌，什么都不能使我满足，我对悲伤就像对欢乐一样容易习惯，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空虚，我只剩下一个办法：旅行。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动身——只是千万别去欧洲！——我要去美洲，去阿拉伯，去印度——说不定在哪儿会死在半路上！至少，我可以肯定，因为风吹雨打，旅途艰辛，这最后一点安慰不会很快成为过去。’——他就这样说了很久，他的话深深扎在我的心里。因为我这是第一次从一个二十五岁的人嘴里听到这样的话，但愿这也是最后一次……真是何等怪事！请您说说看，”上尉转身对我说，“您好像在京城里待过，而且才离开不久。难道那儿的年轻人都是这样吗？”
我回答说，有很多人都说这样的话，有一些人说的也许是真心话，不过，绝望的情绪好像一切时髦的衣衫，出自社会上层，然后就传到下层，下层便照穿不误；如今最苦闷和真正感到苦闷的人倒是竭力掩饰这种不幸，就像掩饰过错一样……上尉不了解这些奥妙，摇了摇头，俏皮地笑了笑，说：
“苦闷这种时髦玩意儿恐怕都是法国人传进来的吧？”
“不，是英国人。”
“啊哈，是这么一回事儿呀！……”他回答说，“他们本来不就是一些不可救药的酒鬼吗？”
我不禁想起莫斯科的一位贵夫人，她硬是说，拜伦不过是一个酒鬼。不过，上尉这样说是情有可原的，为了戒酒，他当然竭力使自己相信，世界上一切不幸都是来自酗酒。
这时，他又继续讲他的故事：
“卡兹比奇没有再露面；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头脑里总是摆脱不掉一个念头：他不是无缘无故来的，他是在打什么坏主意。
“有一天，毕巧林劝我跟他一起去打野猪；我推托了半天，真的，野猪对我算什么稀罕玩意儿！然而他还是把我拖了去。我们带上五六名士兵，一大早就出门了。我们在芦苇丛和树林里钻来钻去，直到十点钟，还没见到一只野物。‘喂，咱们是不是回去呀？’我说，‘干吗非要不死心？今天就不是一个好日子嘛。’可是毕巧林呀，尽管又热又累，就是不愿意空手回去。这个人就是这样：想怎样，就得依着他，显然是小时候妈妈把他惯坏了。到中午时候，终于找到一只倒霉的野猪……砰！砰！没门儿，野猪跑进了芦苇……就是这样一个不走运的日子嘛！……于是我们多少歇了一会儿，就动身往家走。
“我们松了缰绳，一声不响地并排走着，已经快要到要塞了，只是稠密的灌木丛将要塞遮住，我们还没有看见。忽然一声枪响……我们互相看了一眼，我们猜想到同一件事儿，不禁大吃一惊，立刻纵马朝枪声响的地方奔去，一看：围墙上有许多士兵堆成一堆，朝田野上指着，田野上有一个人骑马飞跑，将一样白白的东西按在马鞍上。毕巧林尖叫起来，嗓门儿不亚于任何车臣人，从套子里抽出枪，便追了过去，我也跟着他追去。
“多亏打猎不顺利，我们的马没有累坏，跑起来非常带劲儿，所以我们越来越接近了……终于，我认出了卡兹比奇，但是看不出他按在马鞍上的是什么。这时我跟毕巧林跑齐了，高声对他说：‘这是卡兹比奇！’他看了看我，点了点头，照马抽了一鞭。
“终于，他已经在我们的射程之内了；不知卡兹比奇的马是累坏了，还是没有我们的马好，反正不管他怎样想方设法，那马还是跑不快。我心想，这会儿他该想起他的黑眼睛了……
“我看到：毕巧林一面纵马飞跑，一面端起枪来……‘别开枪！我对他喊道，‘别浪费子弹；咱们这就追上他了。’年轻人就是年轻人！总是沉不住气……谁知枪响了，子弹打断了马的一条后腿，那马又暴跳了十来下，打了个趔趄，就跪倒了，卡兹比奇跳下马，这时我们才看清了，他手里抱的是一个用被巾裹着头的女人……是贝拉……可怜的贝拉！……卡兹比奇用他们的话对我们嚷了两句什么，就举起短剑对准了她……再不能怠慢。我开了一枪，倒是打中了，准是子弹打中了他的肩膀，因为他的胳膊突然垂了下来……等到硝烟散去，只见地上躺着受伤的马，马旁边是贝拉；卡兹比奇却丢下枪，像一只猫似的攀着树棵子爬上了峭壁；我真想把他从那儿打下来，可是装好的弹药没有了！我们跳下马，朝贝拉奔去。可怜的姑娘一动不动地躺着，血像泉水一样从伤口往外涌……这家伙竟如此恶毒：要是朝她心口扎一刀，倒也罢了，一下子也就完了，这一刀却扎在背上……真是最毒辣的一刀！她已经昏迷过去。我们撕开被巾，把她的伤口紧紧扎住。毕巧林吻她的嘴唇，却怎么也不能使她苏醒过来。
“毕巧林上了马，我把贝拉从地上抱起来，好不容易放到他前面的马鞍上，他一只手抱住她，我们就骑马往回走。我们默默地走了几分钟之后，毕巧林对我说：‘我看，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咱们像这样是不能把她活着带回家的。’我说：‘是的！’于是我们纵马飞跑起来。早有一大群人在要塞大门口等着我们；我们小心翼翼地把贝拉抬到毕巧林的屋里，就派人去请医生。医生虽然喝得醉醺醺的，但还是来了；他验过伤情，就说，她活不过一天了；可是他错了……”
“她好了吗？”我不由得高兴起来，抓住上尉的胳膊问道。
“没有，”他回答说，“医生说错了，错就错在她又活了两天。”
“那您给我讲讲，卡兹比奇是怎样把她抢到手的？”
“是这样：尽管毕巧林有言在先，她还是走出要塞，来到小河边。要知道，那天天气很热，她坐到石头上，把两脚伸进水里。这时卡兹比奇悄悄走过来，一下子把她搂住，捂住嘴，拖进灌木丛，在灌木丛里跳上马，打马就跑！这时她挣扎着叫喊了几声；哨兵惊动了，开了枪，可是没有打中，这时我们也赶到了。”
“究竟为什么他要把贝拉抢走？”
“还问为什么！这些契尔克斯人本来就是出了名的贼种，什么东西没放好，见了就带走；有的东西用不着，可是也要偷……就别问他们为什么了！再说，他老早就喜欢她嘛！”
“贝拉死了吗？”
“死了。不过她折腾了很久，我们也跟着她折腾得够受。那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她苏醒过来，我们坐在床前；她一睁开眼睛，就呼唤毕巧林。‘我在这儿，在你身边呢，我的心肝！’他握住她的手，回答说。‘我要死了！’她说。我们就安慰起她来，就说医生说过，一定会把她治好。她摇揺头，转过头去朝着墙：她真不愿死呀！……
“夜里她说起胡话，她的头热得烫手，浑身热得一阵一阵打哆嗦；她断断续续地说到父亲，说到弟弟；她很想到山里去，回家去……后来她也说到毕巧林，用种种亲热的称呼叫唤他，要么就责备他变了心。
“他把头伏在手上，一声不响地听她说；可是我始终没见他的睫毛上有一滴眼泪。他是欲哭无泪，还是竭力控制着自己，我不知道；至于我呀，我可是从来没见过比这更悲惨的事了。
“天快亮的时候，她不说胡话了；有一个钟头左右，她一动不动地躺着，脸色煞白，奄奄一息，几乎看不出她在喘气。后来她又好些了，又说起话来，可是您猜，她说的是什么？……这样的念头只有临死的人才会有！……她伤心起来，说她不是基督徒，到了阴间她的灵魂永远不能跟毕巧林的灵魂相会，别的女人在天堂里会成为他的伴侣。于是我产生了让她在死前受洗的想法，我把这个想法对她说了，她犹犹豫豫地看了看我，老半天说不出话来；终于，她回答说，她生来信什么教，死去还信什么教。整整一天就这样过去。这一天里她变得多厉害呀……煞白的两腮瘪了下去，两只眼睛越来越大了，嘴唇烧干了。她感到心里热得发烧，好像胸中有一块烧红的铁。
“就这样熬到第二天夜里；我们都没有合眼，没有离开她的床前。她痛苦得不得了，不住地呻吟，只要刚刚疼得不那么厉害了，她就竭力要毕巧林相信她好些了，劝他去睡觉，吻他的手，拉住他的手不放。快到天亮时候，她感觉到死的难受，翻来翻去折腾起来，把绷带都挣脱了，血又流起来。等到把绷带重新扎好，她安静了一会儿，接着就一再要毕巧林吻她。他跪到床前，把她的头从枕头上多少往上抱了抱，就把自己的嘴唇紧紧贴到她那渐渐凉了的嘴唇上；她用打颤的胳膊紧紧搂住他的脖子，她像要在这一吻中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他……不过，她死是非常好的！要不然毕巧林把她抛弃了，她又怎么样呢？或早或晚总会有这样一天……
“第二天上半天，她很安静，不言不语，也很听话，不论我们那位医生怎样用泥敷和药水折磨她。‘算了吧！’我对医生说，‘您不是自己说过她肯定要死吗，还要用您那些药干什么呀？’他回答说：‘这样总要好些，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良心可以安宁了。’好一个良心！
“午后，她开始感到干渴得难受。我们打开窗子，可是外面比屋子里还热。我们在床边放了些冰块，可是一点也没有用。我知道，这种难以忍受的干渴是死亡临近的征兆，就把这话对毕巧林说了。‘水，水！……’她从床上欠起身来，用嘶哑的声音说。
“毕巧林一张脸变得煞白，他抓起杯子，倒满了水，送到她嘴边。我双手捂住眼睛，念起祈祷文，不记得念的是什么了……是啊，老弟，死人的事我见得多了，在医院里、在战场上我都见过，可是这跟那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还有，不瞒您说，使我伤心的是，她在临死以前一次也没有想起我，我可是一直像个父亲一样疼她呀……唉，上帝就别怪罪她吧！……说真的，我算什么呀，非要人家在临死前想起我？……
“她一喝过水，就觉得好些了，可是过了三四分钟她就死了。我们把一面镜子放到她的嘴唇上——镜子光光的！……我拉着毕巧林从屋子里走出来，我们就朝要塞的围墙走去；我们倒背着两手，一句话也不说，肩并肩地来来回回踱了很久；他的脸上一点特别的表情也没有，于是我恼火起来，我要是他的话，会悲痛死的。后来他在树荫下坐下来，拿一根小棍儿在沙土上画起什么。说实话，我主要是出于礼貌，想安慰安慰他，就说起话来；他却抬起头，笑起来……这一笑使我浑身打了个寒噤……我便去买棺材。
“说实话，我是一半为了排遣悲伤去做这事的。我有一块缎子，就拿来罩棺材，并且又用一些契尔克斯银带做装饰，那都是毕巧林给她买的。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把她安葬在要塞外面，小河旁边，靠近她最后一次坐过的那个地方；如今她的坟墓周围已经长满一丛丛刺槐和接骨木。我本想竖立一个十字架，可是，您也知道，这不合适：毕竟她不是基督徒呀……”
“毕巧林怎么样啦？”我问道。
“毕巧林病了很久，人也瘦了，一副可怜的样子，不过，打那以后，我们从来没有谈到过贝拉。我看出来，一提这事儿他会很不愉快，那又何必谈呢？过了三四个月，他就被调往某某团，到格鲁吉亚去了。我们从此再没有见过面。对了，记得好像有人不久前对我说过，他回俄罗斯去了；可是在兵团的调令通报里没有见到。不过，什么消息传到我们这儿总是很迟的。”
于是他发了长长的一篇议论，说许多新闻到一年后才知道，是多么不愉快——他说这些话，想必是为了冲淡回想起往事的悲伤。
我没有打断，也没有去听他这番议论。
过了一小时，可以上路了，暴风雪停息了，天也放晴了，我们又继续赶路。在路上我不由得又谈起贝拉和毕巧林的事。
“您没有听说，后来卡兹比奇怎么样吗？”我问道。
“卡兹比奇吗？哦，说真的，我不知道……只是听说，在右翼阵地上，在沙普苏格人那儿有一个叫卡兹比奇的，胆大包天，身穿大红外衣，常常骑着马在我们的枪弹下慢腾腾地走来走去，每当子弹嗖的一声从他身边飞过，他只是斯斯文文地弯一弯腰，不过，未必就是那个卡兹比奇！……”
我和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在科比分手了。我坐驿车走了，他因为车载太重，没有跟上我。我们都不指望什么时候还会再见面，谁知我们又见了一次面，而且，如果诸位有兴趣的话，我可以讲一讲，这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呢……不过，诸位是不是承认，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人？……如果诸位承认这一点，那我讲了这样一个也许太长的故事，就算是得到充分的报酬了。
[1] 阿列克赛·彼得罗维奇·叶尔莫洛夫（1777—1861年），著名的俄国将军。1816年至1827年任格鲁吉亚总督和高加索司令。
[2] 古尔特是高加索一带最好的刀剑品牌，因兵器匠人古尔特而闻名。
[3] 请读者原谅，我把卡兹比奇唱的歌改写成诗。当时我听到的自然是散文；可是习惯是第二天性。（莱蒙托夫注）
同他一样，我寻求着忘怀与自由，
同他一样，我童年时心已经烧透，
我爱过高山的落日、汹涌的水流，
和那人间与天国的风暴的怒吼。
节选自《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