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次在右翼阵地的一个哥萨克镇上待了两个星期；那里驻扎着一个步兵营：军官们轮流在各人的住处聚会，到晚上就打牌。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某少校处打牌打腻了，就把牌扔到桌下，闲坐了很久，谈得津津有味，与以往大不相同。谈的是，人的命运是上天注定的，这种迷信说法在我们基督教徒中也有许多人相信；每个人都说了各种各样的奇闻，证明确有此类事，或者证明其荒诞。
“诸位，这一切都不足为凭，”老少校说，“因为诸位谁也没有亲眼见过足以证实自己的说法的那些怪事……”
“当然谁也没见过！”许多人说，“不过我们是从可靠的人嘴里听来的……”
“这一切都是胡扯！”有一个人说，“这些可靠的人在哪儿见过我们的死亡时刻表？……要是真有什么定数，那又何必赋予我们意志和理性？为什么我们还要考虑我们所作所为的后果？……”
这时候，一位坐在角落里的军官站了起来，慢慢地走到桌子旁边，镇定而郑重地向大家扫了一眼，他是个塞尔维亚人，这从他的名字可以看出来。
乌里奇中尉的相貌与他的性格完全符合。高高的身材，黑黝黝的脸色，乌黑的头发，锐利的黑眼睛，具有民族特征的高大而端正的鼻子，嘴边总是闪动着的苦涩而冰冷的微笑——这一切似乎非常协调，为的是使他具有特殊人物的外表——这种人不会和命运安排给他做同伴的人交流思想感情。
他很勇敢，说话很少，但很尖刻。他没有向任何人吐露过自己的内心秘密和家庭秘密，几乎滴酒不沾，从不追逐年轻的哥萨克的女子——哥萨克女子有多么美，没见过的人是难以想象的。据说，上校夫人见到他那一双富于表情的眼睛就芳心荡漾；可是，当有人说话中暗示此事时，他竟气得不得了。
只有一种嗜好是他不隐瞒的，那就是好赌博。一到绿呢赌台边，他就什么都忘了，而且往往是输钱；但他越是常输，越是赌得带劲儿。据说，在远征作战的时候，有一天夜里，他在枕头上坐庄；这一次他赌运极好。忽然几声枪声，有紧急警报。大家都跳起来，跑去拿武器。“下注呀！”乌里奇没有站起来，对一个赌得最起劲的赌伴说。“我押七。”那人一面跑，一面回答说。尽管这时已经乱成一团，乌里奇还是一直把牌分完。七点押中了。
当他来到阵地上的时候，双方火力已经十分猛烈了。乌里奇不理会子弹，也不理会车臣人的马刀，却到处去找那个赢了钱的赌伴。
“七点押中了！”这时尖兵队已经渐渐把敌人逼出树林，他终于在尖兵队里看到赢钱的赌伴，就叫起来，并且走到跟前，掏出自己的钱袋和皮夹，尽管赢者反对在这种场合清算赌账，他还是把钱付清了。他尽过这项不愉快的责任之后，才带领士兵向前冲去，并且沉着地跟车臣人交战，直到把这一仗打完。
当乌里奇中尉走到桌子旁边时，大家都不说话了，以为他准会有什么乖戾的花样儿。
“诸位，”他说（他的语气很平静，虽然声音比平时低些），“诸位，空口争论有什么意思？诸位都说要证据，那我就向诸位建议：在自己身上试一试，看一个人能随意支配自己的生命，还是每个人的生死都有定数……谁愿意试一试？”
“我不试，我不试！”周围的人都叫起来，“真是怪人！想出这种花样儿！……”
“我愿意打赌。”我开玩笑说。
“打什么赌？”
“我认为没有什么定数。”我把口袋里所有的二十来个金币全部掏出来放在桌上，说。
“我就来打赌，”乌里奇用低沉的声音说，“少校，就请您做公证人；我这儿有十五个金币，您欠我五个金币，就帮个忙给我凑齐吧。”
“好的，”少校说，“不过，说实话，我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以及怎样决定胜负……”
乌里奇一声不响地走进少校的卧室。我们跟着他走进去。他走到墙边，墙上挂着武器，他从挂在钉子上的各种口径的手枪中随手摘下一支，我们还不明白他要干什么。可是，当他扳起枪机，往火药池里装火药的时候，许多人不由得叫起来，抓住他的胳膊。
“你要干什么？你听着，这简直是疯啦！”大家都对他叫起来。
“诸位，”他抽出自己的胳膊，慢吞吞地说，“那谁愿意替我付二十个金币？”
大家都不做声，走开了。
乌里奇走到另一间屋里，在桌边坐下来。大家都跟着他走进来，他做了个手势请我们在周围坐下来。大家都一声不响地听他的，此时此刻，他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控制着我们。我凝神看了看他的眼睛；他却用镇定和动也不动的目光迎接我探询的眼神，而且他那苍白的嘴唇还笑了笑。尽管他如此冷静，我却觉得似乎在他那苍白的脸上看到了死的阴影。我曾经发现，而且有许多久经战场的人证实过我的发现：一个人如果在几个小时以后就要死去的话，在他的脸上往往有一种奇怪的、劫数难逃的迹象，所以，阅历丰富的眼睛是难得看错的。
“您今天要死的。”我对他说。他很快地向我转过脸来，回答却又慢又镇定：
“也许对，也许不对……”
然后，他转身问少校，手枪是不是装了子弹的。少校慌乱得记不清楚了。
“得了吧，乌里奇！”有一个人叫起来，“既然挂在床头，肯定是装了子弹的……开什么玩笑呀！……”
“真是愚蠢的玩笑。”另一人附和说。
“我拿五十卢布对五卢布打赌，这枪没有装子弹！”又有一个人叫道。
于是为这事又安排好一次打赌。
这样繁杂的程序使我感到不耐烦了。
“诸位听我说，”我说，“要么开枪，要么把枪挂回原处，咱们都去睡觉。”
“可不是，”许多人叫起来，“咱们该去睡觉啦。”
“诸位，我请你们不要走。”乌里奇说着，把枪口抵到脑门儿上。大家都愣住了。
“毕巧林先生，”他又说，“请您拿一张纸牌往上扔。”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从桌上拿起一张红桃爱司往上一扔，大家的呼吸都停止了，所有的眼睛都流露着恐惧和一种莫名其妙的好奇神情，看着手枪，又看着在空中颤动着慢慢下落的不祥的爱司；那爱司一挨到桌面，乌里奇就扣了枪机……没有发火！
“谢天谢地，”许多人叫起来，“没有装子弹……”
“不过，咱们来瞧瞧。”乌里奇说。他又扳起枪机，瞄准挂在窗子上面的一顶军帽——枪响了，顿时满屋子硝烟！等到硝烟散了，摘下军帽。军帽正中心打了一个窟窿，子弹钻进墙里老深。
有三四分钟谁也说不出话来。乌里奇心安理得地把我的金币装进自己的钱袋。
大家纷纷议论，为什么手枪第一次没有打响，有些人认为，想必是火药池堵塞了；有些人小声说，火药起初是潮湿的，后来是乌里奇另倒进去的；但我可以肯定，后一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我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手枪。
“您的赌运真好。”我对乌里奇说。
“这是生平头一次呢，”他得意地笑着回答说，“这比坐庄和打什托斯好些。”
“可是要危险些。”
“怎么样，您现在开始相信定数了吧？”
“我相信……不过我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我总觉得您今天一定要死……”
就是这一个人，刚才还那样从容地拿着枪对准自己的脑门儿的，现在却突然发起火，并且焦急不安起来。
“哼，得了吧！”他说着，站起身来。“咱们打赌打完了，现在我觉得您讲这种话是不妥当的……”他抓起帽子就走了。我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果然不是白担心！……
不一会儿，大家就各自往家走，议论着乌里奇的怪诞行为，议论各有不同，却异口同声地说我是个利己主义者，因为我竟然和一个想自杀的人打赌，好像没有我他就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了！……
回家路上，我走过镇上一条条空荡荡的小巷。一轮满月红红的，像失火时的火光，渐渐从高高低低的一排房屋后面升上来。星星安详地在暗蓝色的天空闪烁着。我一想到古代圣贤认为天上的星辰也参与人间的微小争端，帮着争夺一小块土地或者什么虚幻的权益，就感到好笑！……结果怎样呢？他们认为专门为他们的战斗和胜利而照亮的这些明灯，至今依旧光辉灿烂，而他们的志气和抱负早已同他们一起化为乌有，有如来去无踪的流浪者在林边点燃过的一点火星。可是，他们相信上天以及天上无数星辰在注视着他们，虽然无言，却一直关怀着他们，这种信心为他们增添了多少意志力呀！……然而我们，他们这些可怜的后裔，在大地上游荡，没有信仰，没有抱负，没有欢乐和恐惧，只有一想到难免一死就不由得害怕，心里发悸，我们再也不能为造福人类或谋求个人幸福做出伟大牺牲，因为知道其不可能，于是我们冷漠地彷徨了又彷徨。就像我们的祖先，失误了不惜再失误，而不像我们的祖先那样抱有希望，甚至也没有每次同人或命运搏斗时心灵会享受到的那种虽然真实但却转瞬即逝的欢乐。
还有许多类似的想法在我的头脑中掠过，我没有让这些念头停留，因为我不喜欢老是思索什么抽象的问题。而且，这有什么意思呢？……我在青春少年时是爱幻想的：我喜欢轮流欣赏不安分的、火热的想象力为我描绘的时而阴暗时而光辉灿烂的景象。可是这给我留下什么呢？——只有疲惫，好像是黑夜里跟幽灵进行过一场搏斗，再就是充满悔恨的模模糊糊的回忆。在这种无益的搏斗中，我耗尽了心灵的热火劲儿和现实生活所必需的毅力。我是在思想上经历过现实生活之后，进入现实生活的，所以我感到乏味、厌恶，就像一个人在读一本早已熟悉的书的拙劣的仿本。
那天晩上发生的事给我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并且使我的神经受到震动，我说不准，我现在是不是相信定数，但那天晚上我肯定是相信的：证据是特别明显的，所以我尽管嘲笑了我们的祖先和他们那处处应用的星相术，却也不由得重蹈他们的覆辙。不过我在这条危险的路上及时收住了脚，并且因为有个准则既不绝对否定什么也不盲目信仰什么，于是把冥冥空想抛到一边，注意起脚下。这样的戒备非常及时，我绊在一样又肥又软和，但显然不是活的东西上，差点儿跌倒。我弯下腰——这时月亮已经对直地照着大路——什么东西呀？在我面前躺着的是一头猪，被马刀斩成了两截……我刚刚看清楚是什么，就听到一阵脚步声：有两个哥萨克从小巷里跑了出来，其中一个走过来问我，有没有看到一个喝醉了酒的哥萨克在追赶一头猪。我对他们说，没有看到哥萨克，只是指了指那个哥萨克发酒疯造成的不幸牺牲者。
“这个强盗！”另一个哥萨克说，“一喝了酒，就出来乱砍，见什么砍什么。咱们追他去，叶列梅奇，要把他捆起来，要不然……”
他们走远了，我更加小心地继续走我的路，终于平安地回到我的住处。
我住在一个老军士家里。我很喜欢他，因为他为人善良，尤其因为他有一个很标致的女儿娜斯佳。
她一如往常，裹了皮袄，在篱笆门边等我。月光照着她那可爱的，因为夜晚寒冷冻得发了青的嘴唇。她一认出我，就嫣然一笑，可是我没有心思理她。“再见，娜斯佳。”我说着，就从她身旁走过去。她本来想说点儿什么的，可是只叹了一口气。
我随手关上房门，点起蜡烛，就倒在床上；但是这一回我比往常更难入睡。东方已经开始发白了，我才睡着，可是显然上天已经注定，这一夜我不能睡个够。早晨四点钟，两个拳头敲起我的窗子。我一骨碌爬起来，怎么回事儿呀？……“快起来，把衣服穿上！”有几个声音对我喊道。我匆匆穿好衣服，走了出来。“你可知道出了什么事？”来找我的三个军官异口同声地说，他们的脸色白得像死人。
“什么事？”
“乌里奇被杀死了。”
我愣住了。
“真的，他被杀死了。”他们又说，“咱们快去吧。”
“上哪儿去呀？”
“等会儿就知道了。”
我们就走了。他们把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对我说了说，掺杂了对于奇怪定数的种种看法，认为必死而不死，过半个小时才死，这就是定数。当时乌里奇一个人在黑黑的街上走着，正好碰上那个喝醉了酒、劈死一头猪的哥萨克，那个哥萨克本来没有注意他，可能就要从他旁边走过去了，可是乌里奇突然停下来，说：“伙计，你找谁呀？”“就找你！”哥萨克说着，一刀劈来，把他从肩膀几乎直劈到心脏……这时那两个追赶凶手、曾经遇到我的哥萨克赶到，把被劈伤的乌里奇扶起来，可是他已经奄奄一息，只说了一句话：“他说对了！”只有我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他这话说的是我。我无意中预言了这个可怜的人的劫数；我的直觉没有错，我准确地看出他那变了样的脸上有将死的迹象。
杀人凶手躲进镇边一座空房子里。我们朝那儿走去。许多女人也哭着朝那儿跑去。不时有后来赶到的哥萨克跑出来，一面匆匆地挂佩剑，一面跑着赶到我们前头，真是乱成了一团。
我们终于来到，一看，房子周围站满了人，房子的门和窗都从里面关上了。军官们和哥萨克们都很着急地议论着；娘儿们哭号着，又叫又嚷嚷。她们中间有个老婆子，深沉的脸上流露出疯狂的绝望神情，引起我的注意。她坐在一根很粗的木头上，两肘支在膝盖上，双手托着头。她就是凶手的母亲。她的嘴唇不时地动几下：是在小声祷告，还是咒骂？
还是得采取什么行动，把罪犯抓住，可是，谁也不敢带头冲进去。我走到窗前，从护窗缝里望了望：他脸色煞白，躺在地上，右手握着手枪，那把血糊糊的马刀放在身旁。他那双有表情的眼睛恐怖地转动着，有时他哆嗦几下，抓抓自己的头，似乎模模糊糊记起昨天的事。我从他的惶惶不安的眼神中看不出多大的果敢劲儿，于是就对少校说，不必多虑，应该下命令让哥萨克们砸破门冲进去，因为现在动手比等他完全清醒过来再动手要好些。
这时候，一位上了年纪的大尉走到门前，唤那人的名字，那人答应了一声。
“你造孽了，叶菲梅奇老弟，”大尉说，“那就没有法子，服从发落吧。”
“我不服从。”那个哥萨克回答说。
“那就听从上帝吧，你不是万恶的车臣人，你是规规矩矩的基督徒嘛。既然你一时糊涂造了孽，那就没有法子：在劫难逃呀。”
“就是不服从！”那个哥萨克厉声叫起来，接着就听见扳起枪机的声音。
“喂，大婶，”大尉对那个老婆子说，“你对儿子说说，也许他会听你的话……要知道，这样只能使上帝震怒。而且你看看，各位先生在这儿已经等了两个钟头了。”
老婆子对直地看了看他，摇了摇头。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大尉走到少校跟前说，“他不会屈服的，我了解他这个人。要是破门而入，那我们许多人会被他打死。是不是最好下命令向他开枪？护窗有一条很宽的缝儿。”
这时候我的头脑里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我想要像乌里奇一样试试自己的命运。
“等一等，”我对少校说，“我来捉他一个活的。”
我叫上尉还跟他说话，并且安排三个哥萨克守在门口，准备着一听到约定的信号就砸开门冲进去帮助我，我便绕到房子后面，走到那个决定生死的窗户跟前。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
“哼，你这该死的东西！”大尉叫道，“你跟我们开玩笑，还是怎的？是不是以为我们拿你没办法啦？”他使足劲儿敲起门来。我把眼睛贴到护窗缝上，观察那个哥萨克的举动，看出他没有料到会有人从这一面进攻。于是我猛地揭开护窗，头朝下跳进窗去。我的耳朵上方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打掉了我的肩章。可是顿时满屋子硝烟。我的敌手再也找不到放在身旁的马刀。我一下子抓住他的两条胳膊；哥萨克们冲了进来，不到三分钟，罪犯就被捆起来押走了。人群走散了。军官们纷纷向我庆贺——确实，应该庆贺！
在这一切种种之后，似乎不能不相信天命了吧？可是谁又能确切知道，他对什么事信得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我们不是常常把虚情假意或者错误判断当作可信的事吗？
我对什么都喜欢怀疑，这种禀性并不影响性格的果断，倒是恰恰相反；就我来说，在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在等待着我的时候，我会更勇敢地往前冲。因为比死更坏的事是不会的——人总免不了一死嘛！
我回到要塞里，把我所经历和亲眼看到的事一五一十对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说了说，想听听他对定数的看法。他起初不明白定数指的是什么，不过我尽可能解释了一下，他听了之后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说：
“是啊！当然啦！这玩意儿可奥妙了！不过，那种亚细亚式枪机呀，要是油擦得不够，或者指头没有扣到底的话，常常发不出火；说实话，我也不喜欢契尔克斯式步枪，不知怎的，咱们这些人用起来总是不对劲儿：枪托子太小，一不小心就会把鼻子烧坏……不过他们的马刀实在了不起！……”
他多少想了想，过了一会儿又说：“是啊，真可惜那个倒霉的人……鬼叫他去跟醉汉说话！……不过，显然这是他命中已经注定了……”
我再也不能从他嘴里听到什么了，他根本就不喜欢空洞的议论。
诗人陨没了！——光荣的俘虏——
他倒下了，为流言所中伤，
低垂下高傲的头颅，胸中
带着铅弹和复仇的渴望！……
诗人的心再不能够容忍
那些琐细非礼的侮辱了，
他起来反抗人世的舆论，
依旧是匹马单枪……被杀了！
被杀了！……到如今哀泣悲痛、
怨诉的剖白、辩解的空谈、
空洞的赞扬，又有什么用？
命运最后的决定已宣判！
不正是你们首先凶狠地
迫害他自由勇敢的天才、
而你们只为了寻欢取乐
把隐蔽的大火煽扬起来？
好了？你们称心了……——他已经
不能忍受这最后的苦难：
稀有的天才火炬般熄灭，
壮丽的花冠也已经凋残。
他的凶手无情地射出了
致命的一击……已无可挽救：
空洞的心均匀地跳动着，
手中的枪没有些微颤抖。
何足怪？……听着命运的意志，
给我们从远方抛来一个
好似亡命徒一样的东西，
追逐幸运、猎取高官厚禄；
无礼地讪笑、粗暴地蔑视
他方语言和他方的俗习；
对我们的光荣他不爱惜；
他在这血的瞬间不晓得
他把他的手朝什么举起！……
他被杀了——已被坟墓带走，
正如那未可知却可爱的诗人，
不可解的嫉妒的牺牲品，
被他用惊人的力量歌唱的人，
像他一样在无情的手下丧失性命。
他为什么抛开安逸和纯朴的友爱，
而走入充满嫉妒的、使自由的心灵
和烈焰般的热情感到窒息的世界？
他为什么向渺小的中伤者伸出手，
为什么相信那花言巧语、虚情假义，
他年轻时已看穿人们的鬼胎？……
他们摘掉他从前的花冠——给他戴了
一顶满插着月桂枝的荆棘的花环：
但荆棘上看不见的芒剌
生生地剌伤美好的容颜；
可笑的无知的蠢才用奸黠的流言
毒害了他在弥留时的最后的瞬间，
他死了——带着复仇的无用渴望，
带着被欺骗的希望的隐秘的憾念。
奇妙的歌声已经沉默了，
再不会发出嘹亮的声音：
歌手隐身处阴森而狭小，
他的嘴唇上还打上烙印。
你们，以下流卑贱著称的
先人们孳生下的傲慢无耻的儿孙，
你们用你们那奴隶的脚踵践踏了
幸运的角逐中败北的人们的迹踪！
你们，蜂拥在宝座前的贪婪的一群，
这些扼杀自由、天才、光荣的屠夫啊！
你们躲在法律荫庇下，对你们
公论和正义——向是噤口无声！……
但是还有神的裁判啊，荒淫的嬖人！
严厉的裁判等你们；
他决不理睬金银的声响，
他早看透你们的心思、你们的行径。
那时你们求助于诽谤将徒然无用：
鬼蜮伎俩再不帮助你们，
而你们即使用你们那所有的污血
也洗不净诗人正义血痕！
《诗人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