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先生：
一
我收到了您的书，并且兴致勃勃地看完了它们，特别是《尊王篇》。
中国人民的生活过去一直是我极感兴趣的，我也曾尽力去了解我所能了解的中国生活中的东西，尤其是中国的宗教智慧——孔子、孟子、老子的著作及其注疏。我也看过中国的佛经和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书。近来，在欧洲人，其中在很大程度上是俄国人对中国施行了那些暴行之后，中国人民的一般情绪当时和现在都引起我特别强烈的兴趣。
中国人民虽遭受到欧洲民族这样多不道德的、极端自私的、贪得无厌的暴行，而直到最近都是用宽宏和明智的平静、宁可忍耐也不用暴力斗争的精神来回答加之于他们头上的一切暴行。我指的是中国人民，而不是政府。
伟大而强有力的中国人民的平静和忍耐只是引起了欧洲民族越来越多的蛮横行为。粗野的、自私的、只过着兽性生活的人总是这样，与中国发生关系的欧洲民族正是如此。
中国人民过去经历过，现在仍经历着的折磨是巨大的和艰难的。但正是现在，重要的是中国人民不要失去忍耐，不要改变对暴力的态度，不然就会丧失忍受暴力、不以恶报恶必定产生的严重后果。
“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1]——基督教教义说。我也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真理，虽然人们难以接受。不以恶报恶和不参与恶不但是得救，而且也是战胜作恶者最为妥善的手段。
中国人在把旅顺割让给俄国人之后，便能看到这教义正确的最突出的证明。极力用武力从俄国和日本那里夺回旅顺，达不到那些对俄国和日本极为有害的后果，即把旅顺割让给俄国对俄国和日本所产生的那些极为有害的后果——物质的和道德的恶。割据了中国胶州湾和威海卫的英国和德国也必定如此。
一些强盗的得逞引起了别的强盗的垂涎，赃物成了纷争的对象，并将毁灭强盗自身。狗是这样，堕落到动物水准的人也是这样。
二
正因为如此，我现在怀着恐惧和忧虑的心情听到并从您的书中看到，中国表现出战斗的精神、用武力抗击欧洲民族所施加的暴行的愿望。
如果真是这样，如果中国人民真是失去了忍耐，并且按照欧洲人的样子武装起来，能够用武力驱除一切欧洲强盗（中国人民以自己的智慧、坚忍不拔、勤劳，而主要是人口众多，做到这一点是轻而易举的），那么这就可怕了。这不是像西欧最粗野和愚昧的一个代表——德国皇帝所理解的那个意义上的可怕，而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可怕：中国不再是真正的、切合实际的、人民的智慧的支柱，这智慧的内容是过和平的、农耕的生活，这是一切有理智的人都应该过的、离弃了这种生活的民族迟早应该返回来的生活。
我认为，在我们的时代，在人类的生活中正发生着伟大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中国应该在领导东方民族中发挥伟大的作用。
我想，中国、波斯、土耳其、印度、俄国，可能的话还有日本（如果它还没有完全落入欧洲文明的腐化罗网之中）等东方民族的使命是给各民族指明那条通往自由的真正道路，如您在您的书中所写的，在汉语中用来说明它没有别的词，只有“道”，道路，也就是符合人类生活永恒基本规律的活动。
根据基督的学说，自由也是经过这条道路实现。基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2]西方民族几乎不可挽回地失去了的就是这个自由，我想，东方民族的使命是实现自由。
三
我的思想是这样的：
从远古时代起就发生了这种事，从和平和勤劳的人们中间分化出了贪婪的、认为暴力比劳动好的人。这些贪婪和游手好闲的人侵犯和平的人，强迫他们为自己工作。无论在西方和东方，在一切过国家生活的民族中都发生了这种事，如此持续了好多个世纪，现在还在继续着。但是在古代，当侵略者占领了人口稠密的广大区域时，他们不能对被统治者做许多坏事，因为统治者少，而被统治者多（特别是在交通条件原始的广大区域内），只有少部分人遭受到统治者的暴行，大部分人还能过安定的生活，不同暴虐者直接接触。全世界都曾如此，直到最近，在东方民族之间，特别是在幅员广袤的中国，仍然如此。
但是，由于两个原因，这种状况过去不能、现在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首先是因为，暴行者的政权就其本质而言越来越腐化；其次是因为，被统治者受到教育越来越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服从政权的危害。
这两个原因的作用日益加强又是由于通讯有了技术上的改善，出现了道路、邮政、电报、电话，统治者凭借它们把自己的影响施展到那些没有交通手段就不能施展的地方去。由于同样的原因，被统治者彼此间的联系也更加密切，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不利地位。
这些不利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于被统治者感到无论如何必须改变自己与政权的关系。
西方民族早就感觉到了这种必要性，早就用西方民族共同的方式改变了自己与政权的关系，即用议员限制权力，实质上是分散权力，把权力从一个人或几个人手中移交给许多人。
目前，我认为轮到东方民族了，中国同样感觉到了专制政权的危害，并且寻求从在目前的生活条件下变得不能容忍的专制政权下解放自己的手段。
四
我知道，中国有一种学说认为，君王，“天子”，应该是大贤大德的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臣民们可以并且应该不再服从他。但是我认为，这种学说只是为政权辩护，因而与欧洲民族中间流行的使徒保罗所谓君权神授的学说同样是站不住脚的。中国人民不会知道他们的皇帝是不是贤明和有德行。同样，信基督教的各国人民也不会知道，是不是上帝赋予了这位君主权力，而非那位同他们斗争的君主。
这些对政权的辩护在各民族很少感觉到其危害的时候曾经起过作用，但是在现在，当大多数人感觉到一个人或几个人统治许多人的政权的所有害处和所有荒谬之后，这些辩护就不灵了。各民族无论如何都要改变自己和政权的关系。西方民族早就改变了自己和政权的关系，现在轮到东方民族了。我认为，俄国、波斯、土耳其和中国就处在这种状况中。所有这些民族都熬到了他们已经不能再处于以前与统治者的关系上的时候了。
俄罗斯作家赫尔岑说得多么正确啊，[3]不可能有一个拥有电报和电动机的成吉思汗。如果东方现在还有成吉思汗或类似他的人，那么显然，他们的末日到了，他们是最后一批。他们不能继续存在下去，因为电报和一切称之为文明的东西的出现使他们的政权变得过于沉重，因为各民族有了这文明就特别强烈地感觉到和认识到，有没有这些成吉思汗对他们说来并不像在古代那样是无所谓的，相反，他们遭受的灾难几乎全部产生于这种政权，他们只是出于习惯才服从它，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在俄国大致如此。我想，对于土耳其、波斯、中国也是如此。
对于中国说来尤其如此，由于中国各族人民爱好和平，它的拙劣的军队使欧洲人有可能以同中国政府的各种冲突与不和为借口而不受惩罚地掠夺中国大地。
中国人民不能不感到必须改变自己与政权的关系。
五
这就是我在您的书中和从别的消息中看到的。中国的轻率的人们，所谓的改良派认为，这一改变应当是去做西方各民族已经做了的事情，即用代议制政府替代专制政府，建立西方各民族的那种军队，那种工业。这一决定初看起来似乎是最简单和自然的。根据我知道的中国的一切，这决定不但是轻率的和非常愚蠢的，而且完全不符合聪明的中国人民的本性。建立西方各民族的那种宪法、那种军队，或许还有那种兵役制、那种工业，就意味着摈弃中国人民曾经赖以生活和正赖以生活的一切，摈弃自己的过去，摈弃明智的、爱好和平的、农耕的生活，摈弃“道”的生活——它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人类都是真正的和唯一的道路。
假定中国为自己建立起欧洲的制度，中国将驱除欧洲人，它将会有像欧洲那样的宪法、强大的常备军和工业。
日本做到了这一点，它制定了宪法，加强了陆军和海军，发展了工业，这一切彼此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措施的后果是明显的。日本人民的状况越来越接近于欧洲民族的状况，而这种状况非常可悲。
六
西欧各国表面上非常强大，现在能够压倒中国军队。但是，生活在这些国家的人民的状况不但不能同中国人民的状况相比，而且最是难熬。在这些国家里，不幸的、满腔怨恨的工人群众接连不断地同政府和富人进行斗争，这种斗争只是受到了组成军队的被欺骗的人们的武力镇压。在贪得无厌、穷兵黩武的国家之间也悄悄地进行着这种斗争，它时刻有可能酿成奇灾大难。
不管这种状况多么可怕，西方民族的灾难的实质不在这里。他们主要的和基本的灾难在于，这些不能用自己的粮食养活自己的民族的整个生活完全建筑在必须用暴力和狡诈从还过着合理的、农耕生活的中国、印度、俄国和其他国家为自己攫取生活资料之上。
改良派人们建议你们模仿的就是这些寄生民族以及他们的行为！
宪法、保护关税、常备军队，所有这一切把西方民族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抛弃农业，与农业疏远，在城市、工厂里生产大部分并不需要的产品，被派到军队去专干形形色色的暴行和掠夺。他们的状况初看起来无论怎样耀眼，其实是没有出路的。只要他们不改变目前以欺骗、腐化和掠夺农业民族为基础的生活制度，他们就免不了要毁灭。
由于害怕西方民族的横蛮和武力而去模仿他们，这等于一个明智、纯真、勤劳的人去模仿挥霍无度、好逸恶劳而又侵犯我们的无耻的掠夺者，亦即为了有效地对付没有道德的恶人而使自己也成为同样没有道德的恶人。
中国不应该模仿西方民族，而应该以他们为借鉴，免得陷入同样没有出路的境地。
西方民族正在做的一切可以并且应该成为东方民族的例子，但不是应该效法的例子，而是千万不能效法的例子。
七
走西方民族的道路意味着走上必然毁灭的道路。但是，停留在俄国的俄国人、波斯的波斯人、土耳其的土耳其人和中国的中国人所处的那种状况之中也是不行的。对于你们中国人，这样做尤其不行，因为你们爱好和平，处在国家没有军队的状态之中而又为不能过独立生活的军事强国所包围，于是不可避免地会遭受掠夺和侵占，那些强国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是一定要这样做的。
怎么办呢？
至于我们俄国人，我知道，毫无疑问地知道，我们俄国人不应当做什么和我们应当做什么来摆脱我们遭受到的恶，以免情况更坏。首先，我们俄国人不应服从现在的政权，但是我们也不应当去做我们的，还有你们的改良派、不聪明的人们所要做的事。不应当模仿西方，通过制定宪法，用另一种政体，无论是君主政体或共和政体来替代这种政体。大概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这可能使我们陷入西方民族所处的灾难境地中去。
我们必须而又可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并且是最简单的事：过和平的、农耕的生活，忍受可能施加于我们的暴力，不以武力对抗暴力，也不参与暴力。据我看来，你们中国人有更多的理由必须要做的也正是这件事，不仅是为了使你们的土地免遭欧洲民族的侵占和掠夺，而且也是为了摆脱你们的政府的不合理要求，它要求你们去做违背你们的道德学说和觉悟的事情。
只要你们坚持遵循合理的生活道路，即“道”的自由，你们的官吏们强令你们做的一切就会自行取消，欧洲人的压迫和掠夺也就不可能实行了。不去执行官吏们的命令，主要是不服从他们，不去协助互相奴役和掠夺，你们就会从官吏们的淫威下得到解放。遵循“道”，不承认自己隶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有义务去做你们的政府正在做的那些事情，你们就会从欧洲人的掠夺下得到解放。
要知道，欧洲民族的种种侵略和掠夺之所以发生，原因都在于存在着一个政府，而你们甘当它的臣民。如果中国政府不存在了，其他民族就没有任何理由以国际关系为借口去干自己的残暴行为。
八
为了消除恶，应当反对的不是恶的后果，诸如政府滥用权力、毗邻民族侵犯掠夺，而是恶的根源，是人民对人的权力的虚伪关系。只要人民认为人的权力高于上帝的权力，高于律法（“道”），那么人民就永远是奴隶，奴性越足，他们所制定并服从的政权体制（如立宪体制）就越复杂。只有以上帝的律法（“道”）为一切其他律法都应服从的唯一最高律法的人民，才可能是自由的。
只要你们不服从自己的政府，在别的民族向你们施加暴力时不协助他们的政权，不到私人的、国家的、军队的机构中去为他们服务，就不会有你们正遭受的一切灾难。
九
人类和人类社会永远处在从一种年龄向另一种年龄过渡的状态中，但是常常有这样的时期，人和社会特别尖锐地感觉到和清楚地意识到这些过渡。就像一个人会突然感觉到他不能再继续过童年的生活一样，各民族的生活中同样也有这样的时期，社会不能继续照老样子生活下去，感到有必要改变自己的习惯、制度和活动。我想，一切过着国家生活的民族，无论是东方民族还是西方民族，现在所感受到的正是这种从童年到成年的过渡时期。这过渡在于必须从变得不能容忍的人的权力下解放出来，并在与人的权力不同的基础上建立生活。
在我看来，这事业是历史性的，是命运为东方民族规定的。
就此而言，东方民族正处在特别幸运的条件下。他们尚未抛弃农耕，尚未被军事的、宪法的和工业的生活腐化，尚未失去必须遵循上天的或上帝的最高律法的信念，目前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欧洲民族早已从那里走上了使摆脱人的权力变得特别困难的错误道路[4]。
既然看到西方民族的一切祸害，东方民族自然不会企图用荒谬的、人为的、掩盖问题实质的手段（虚假地限制权力和实行西方民族企图借以获得解放的代议制）摆脱人的权力的恶，而是用别的，比较根本和简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方式在仍然相信必须遵循上天或上帝的最高律法，即“道”的律法的人们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这方式只能是遵循这个排除服从人的权力的可能性的律法。
只要中国人继续过以前所过的和平的、勤劳的、农耕的生活，遵循自己的三大宗教教义（孔教、道教、佛教三者的教义一致，都是要摆脱一切人的权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忍让、爱一切人及一切生灵），他们现在所遭受的一切灾难便会自行消亡，任何力量都不能战胜他们。
依我看，现在不但在中国面前，而且在一切东方民族面前摆着的问题不仅仅是自己摆脱他们从自己的政府和别的民族那里遭受的那些恶，而且是要给一切民族指出摆脱他们全体所处的那种过渡状态的出路。
除了从人的权力下解放出来和服从上帝的权力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出路。
（1906年9月）
朱春荣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百年纪念版。〕
* * *
[1]《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二节。
[2]《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二节。
[3]指的是赫尔岑致亚历山大二世的信。
[4]为什么会这样，我在题为《俄国革命的意义》一文中给予了详细的阐述。——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