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重要的时代。人们从来没有面临过这么多事情。我们的世纪是革命的世纪，这是指最好意义上的革命——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革命。关于社会制度和人类完善的最高概念正在形成。我们活不到收获的那天，但充满信仰的播种也是伟大的幸福。
——钱宁
利益的崇拜者们只有谋利的道德而别无其他道德，只有物质福利的宗教而别无其他宗教。他们认为人的肌体已被贫穷弄得残缺不全，精疲力竭，于是轻率而又起劲地对自己说：“来，让我们来医治这个肌体，一旦它养得强健有力，膘肥肉壮，灵魂就会回到它身上。”可是我说，要医治这个肌体只能先医治灵魂。它才是病根的所在，肌体的疾患只是病的表面现象。当今的人类正因为缺乏共同信仰，缺乏把尘世与天堂、宇宙与上帝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思想而日益衰亡。由于缺乏这种现仅剩下一些无聊形式和僵死公式的精神的宗教，由于完全缺乏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的能力，人变得像野蛮人一样堕落不堪，迷恋于尘界，在空虚的祭坛上供起一尊“利益”的偶像。世俗的暴君和王公成了这尊偶像的最高司祭。正是从他们那儿产生出一条谋利道德的丑恶公式，曰：“人人仅为己欲，人人仅为自己。”
——马志尼[1]
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十六节
俄国正在发生一场革命，整个世界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它，纷纷猜测着，努力估计这场革命将给俄国人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这样的预测和估计，对于那些从外部观察俄国革命的旁观者来说，也许既有趣又重要，然而对于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这场革命和进行这场革命的俄国人来说，主要的兴趣却不是预测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是极其明确地决定，在这个对于我们事关重大的紧要关头，在我们正经历的这一严峻而又危急的时刻，我们俄国人应该怎么办。
革命从来都是人民对待政权的态度的改变。
这样的改变现在正在俄国发生，我们所有的俄国人正在进行这种改变。
因此，要了解我们能够怎样并且应该怎样改变自己对待政权的态度，我们就必须懂得政权的实质，懂得什么是政权，它是怎样产生的，怎样对待它才是最好的态度。
一
从古到今的一切民族，都只发生了同一种情况。靠狩猎（猎人），或者靠饲养牲畜（游牧人），或者靠种地来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全家，这是一种人人都必须从事并且也必定会去从事的活动。但在从事这种活动的人们中间，总是会出现——有时候出自本民族，有时候来自外族——一些强行夺取劳动者的劳动果实的人，起初是抢掠他们，后来是奴役他们，要他们为自己做工或者纳贡。这种情况古已有之，现在还在非洲和亚洲发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那些为养活自己和抚育儿女必须日复一日地不断与大自然进行斗争的劳动人民，虽然人数比征服者多得多，也总是比他们更有道德，却对征服者百依百顺，唯命是从。
他们所以那么顺从，是因为一般人都厌恶与人争斗，那些为维持生计而与大自然做着艰苦斗争的人尤其是如此，他们宁可承担施加于他们的暴力的后果，也不愿丢下那种非做不可的符合他们习惯和爱好的事。
这里当然没有格劳秀斯[2]或卢梭[3]用以解释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关系的任何一种契约。同样，斯宾塞[4]在其研究怎样以最佳方式组织社会生活的《社会学原理》中想象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协议，也是没有的和不可能有的。总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样的情况：当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施行暴力时，承受暴力者宁可忍受许多沉重的负担，甚至经常忍受巨大的灾难，也不愿为反抗强暴者而花费心思和努力，而征服者却把保护顺民免受内外捣乱分子的危害当做自己的职责。因此结果总是，为养家糊口而必须从事那种连动物也必须从事的劳动的大多数人，毫不反抗地忍受一切在所难免的艰难困苦，甚至是统治者的残暴行为，而且还对他们服服帖帖，承认自己有义务执行他们的一切要求。
人们说到原始社会的形成时总是忘记，不仅人数最多、最不可缺少，而且最有道德的那部分社会成员，始终是那些用自己的劳动来养活所有其他人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向暴力屈服和承担随之而来的全部痛苦，总是要比为同暴力斗争而脱离他们必须做的事——维持自己和全家的生计——来得自然。这种情形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我们看见缅甸人、埃及的阿拉伯人和布尔人向英国人屈服，贝杜英人向法国人屈服，古代的情形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近来风行一时的那种被称为社会学的奇谈怪论声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过去和今天都是根据经济条件形成的。这种论断仅仅指出了现象的一种后果，而不是它清清楚楚的原因。这些或那些经济条件的原因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别的什么，而无非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施加的暴力。经济条件是暴力的后果，因此绝不可能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因。
自古以来就是那些凶恶而又游手好闲的好忌妒的人——那些该隐们在侵犯农人——那些亚伯们[5]，他们用杀人的威胁和杀人的行动占有了劳动者的劳动。而那些和善温良而勤劳的人并不与强暴者斗争（因为他们一方面不愿意这样做，另一方面也不可能这样做，否则就得丢下那种养活自己和亲人的劳动），认为自己最好还是对他们俯首听命。一切现存人类社会的基础都是恶人施加于善人的这一类暴力而绝非经济条件，它们至今仍然建筑和维持在这个基础之上。
二
从最古老的时候起，在世上一切民族中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一直建筑在暴力之上。但这关系也像世上的一切事物一样，从过去到今天都在经常不断地变化。它由于两个原因而发生变化。其一，政权，即那些游手好闲的拥有权力的人，随着权力的巩固和延续变得越来越腐化，越来越疯狂残暴，他们的要求也对被统治者变得越来越有害；其二，随着统治者的腐化，被统治者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服从这种腐化政权是多么不合理性，多么有害。
统治者所以会不断腐化，首先总是因为这些人生性不讲道德，好逸恶劳，蛮横强暴。他们一把持政权，就利用它来满足自己的淫欲和其他欲望，于是日益沉湎于这些欲望和罪恶之中；其次，又因为淫欲和其他欲望在普通人身上总是遇到障碍而得不到满足，在统治者身上却不仅可以通行无阻，不受谴责，而且相反，还能博得他们所有亲友的赞扬。统治者的疯狂在多数情况下对他们的亲友是有利的，加上他们的亲友还沾沾自喜地认为，有理智者理应只对美德和明智表示服从，而这美德和明智正是在他们所服从的那些人身上。结果，被当成美德加以赞扬的统治者的淫佚，就渐渐膨胀起来，变得极其可怕。
正因为这样，各民族的那些加冕的和未加冕的统治者们，就不断走向尼禄、查理、亨利、路易、伊凡、彼得、叶卡捷琳娜和马拉之流曾经达到的那种疯狂和淫佚的可怕顶点。
然而事情还不仅仅是这样。假如统治者能满足于他们个人的荒淫腐化，他们的危害还不至于那么大。可是，游手好闲而饱食终日的腐化者——过去和今天的统治者都是这样的人——也得有所寄托，有所追求。这种人的目标又不会是别的东西，只能是获得越来越高的声望。对其他一切欲望来说，饱而生厌的极限总是来得很快，唯独虚荣的欲望永无止境。因此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追求荣誉，并且主要是追求辉赫的战功，这是那些既不懂得真正的劳动也不会劳动的腐化者所唯一可望企及的东西。要进行统治者所发动的这些战争，就需要金钱，需要军队，主要的是需要杀人。而由于这一切，被统治者的处境就变得越来越痛苦。他们的痛苦最终会达到这样的限度，以至再也不能照旧向政权屈服下去，而要努力改变自己对它的态度。
三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变化，原因之一就是如此。
这种变化的另一个更为有力的原因是，被统治者虽然承认凌驾于自己头上的政权并习惯于服从它，但是随着道德意识启蒙和教化的普及，他们开始看见和感觉到政权不但在物质上给他们造成越来越大的恶果，而且，向政权屈服实在是一件不道德的事。
一千年前或五百年前的人可以服从自己的统治者，为了攻城掠地，或者为了一些王朝纷争或宗教狂的目的去把外民族的全体居民斩尽杀绝——砍头，拷打，枭肢，关木笼，枪杀，或者把全体居民变为奴隶。但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受过基督教或从中产生的人道主义学说熏陶的被统治者，已经不能问心无愧地服从政权，应其要求参加诸如中国战争、布尔战争和菲律宾战争[6]等对那些捍卫着自由的人的屠杀了，他们已经不能像以前那些心安理得地感觉到自己是当今各国政府正在制造的那些暴行和死刑的参与者了。
因此，暴力政权一天天地持续下去，就一天天地从正反两个方面消灭着自己，即以统治者变本加厉的腐化和由此造成的被统治者日益增加的重负消灭自己，以暴力政权越来越严重地违背在被统治者身上不断发展和不断明确的道德要求消灭自己。可见，只要有暴力政权存在，人民必须改变对待政权的态度的时刻就难免要到来。这一时刻可能来得早一些，也可能来得晚一些，这要视政权的腐化程度和速度，它的狡猾程度，以及民族气质是好静还是好动而定，甚至还取决于民族的地理环境是否便于人们之间的相互往来。但是对于所有的民族来说，这一时刻不可避免地迟早总要到来。
对于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兴起的西方民族来说，这一时刻早就到来了。人民与政权的斗争还在罗马时代就已开始，一直在所有效法罗马帝国的国家里持续，直到现在还在持续。对于东方民族，即对于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来说，这一时刻尚未到来。而对于俄罗斯民族来说，这一时刻现在刚好到来。
俄罗斯民族现在面临着严峻的选择：是学东方民族的榜样，继续服从自己这个无理智的腐化的政府而不顾已经遭受了那么多灾难，还是像那些承认现存政府是有害的西方民族的一贯做法一样，强行推翻这个政府并且建立起一个新的政府来？
在俄罗斯民族的那些非劳动阶级的人们看来，这后一种选择是再自然不过的。他们与西方民族的上层富有阶级心心相印，认为福利就是军事上的强大和工商业及技术改造的成就，就是西方民族在不断变更统治方式的情况下达到的那种外表的辉煌。
四
俄国的非劳动阶级大多深信不疑，在眼下这个危机时刻，俄罗斯民族所能做的最好的事，莫过于走那条西方民族曾经走过并且至今仍然在走的道路，也就是说与政权斗争，限制它，把它越来越多地转到全民的手中。
这种看法是否公允？这种活动是好的吗？
在这条路上走了千百年的西方民族有没有得到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他们用这种办法避免了他们希望避免的灾难吗？
西方民族和所有的民族一样，起初也顺从那些要求他们俯首听命的统治者，宁可屈服也不愿与政权进行斗争。可是这种以形形色色的查理大帝、查理五世、腓力、路易、亨利八世为代表的政权却越来越荒淫腐化，以至西方民族变得忍无可忍。西方民族在各个时代都愤怒地起来反抗过自己的统治者，与他们进行了多次斗争。这种斗争因时代不同和地点不同而异，但又总是表现为同样的情形，总是表现为一次次内战、抢劫、屠杀、死刑，总是以旧政权的推翻和新政权的建立而告终。可是当新政权也变得像被推翻的旧政权一样沉重地压在人民头上时，这个政权就又被推翻，又建立起一个新的政权来，而它因为政权的无法改变的性质，也变得像旧政权一样有害。例如法国就是这样，在七十年间十一度易其政权：波旁、国民公会、督政府、波拿巴、帝国、又是波旁、共和国、路易·菲力浦、又是共和国、又是波拿巴、又是共和国[7]。新旧政权的更替在其他民族中也不断发生，虽然更替得不如法国这样迅猛。这些政权更替大多没有改善人民的处境，因此，进行了这一次次更替的人们不可能不产生这样的思想：他们所遭受的灾难与其说来自掌权者的个人品质，不如说是因为存在着一个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政权。因此，人们努力用限制政权这一手段来消除它的危害。于是由选举产生的上下等级议院作为限制手段就在各国流行了起来。
但是，那些对政权的任意妄为加以限制并组成议会的人们，也变成了掌权者，自然也受到专制统治者曾经受到过的政权所固有的腐化影响。他们成了参政者，虽然不是大权独揽，但也共同地或者分别地制造出了同样的罪恶，变得像专制统治者一样，沉重地压在人民头上。这时候，为了对政权的任意妄为作出更大的限制，有一些民族就彻底废除了君主政权，建立起一个由全民中选出的人所组成的政府。于是成立了现在的这一些共和国，如法国、美国和瑞士，实行公民表决权和创制权，也就是说，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了干预和参加立法的可能。
但这一切措施，仅仅使这些国家的公民越来越多地参加政权和脱离严肃的劳动，变得越来越腐化。而人民不论在君主立宪制政府还是在共和制政府底下，不论有没有公民表决权，总是在一模一样的灾难中受苦。
事情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企图让应属政权管辖的所有人全都参加政权从而限制政权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就是错误的和包含着内在矛盾的。
假如一个人在几个助手的协同下管理所有的人，那么这是不公正的，这一个人的管理非常可能是有害于人民的。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政权也是一样。
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政权也不能保证管理上的公正，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参加管理的多数人一定比不参加管理的少数人更有理智。
而把管理的参加者扩大到所有的人，就像推行更为普遍的公民表决权和创制权所能做到的那样，只会使每个人都和所有的人斗争不休。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以暴力为基础的权力，从其本源来说是恶，所以任何一种允许人对人有权施行暴力的制度，都不可能使恶不成其为恶。
因此，无论是在最专制的政府还是在最民主的政府管辖之下，各民族的一切主要和基本的灾难还是同样的，同是日益增长的庞大预算，同是要求扩军备战的以邻为敌，同是苛捐杂税，同是政府和私人的垄断，同是人民丧失土地使用权（土地卖给地主，成了私有财产），同是少数民族受奴役，同是战争威胁经常不断，同是一次次屠杀人民和危害他们的道德的战争。
五
的确，西欧和美国的代议制政府，君主立宪制的也好，共和制的也好，都在表面上消除了政权代表者的某些胡作非为，使得那些路易、查理、亨利和伊凡等形形色色的恶棍不可能像在世袭制的君主政体下那样掌握政权（虽然在代议制下不仅有可能让那些卑污、奸诈、道德败坏、见风使舵的人把持政权，诸如这些国家的首席大臣和总统之类，而且在这样的政体下取得政权的只能是这一类人）。的确，代议制废除了lettres de cachet[8]之类的胡作非为，废除了出版管制、宗教迫害和宗教强制，把向人民征收赋税的事交付议员讨论，使政府活动变得公开和必须经过讨论，并在所有这些国家中特别迅速地发展起各项可为富裕公民提供更多生活便利和为国家提供更强大的军事实力的精良技术。这样一来，实行代议制的民族无疑在工业、商业和军事上变得比受专制政权统治的民族强大，而这些民族的非劳动阶级的生活也无疑变得比过去更有保障，更加舒适，更加愉快和更加豪华。但这些民族的大多数人的生活有没有变得好一些、有保障一些和自由一些，并且主要的是，有没有变得合理一些和道德一些呢？
我想没有。
在专制独裁政权下，受到政权腐化和不劳而获的人数目有限，只是统治者及其助手的亲朋、助手、仆从和谄媚者。统治者的宫廷是传播荒淫生活的唯一聚光点，把这种生活像光线一样散布到四面八方。
在受限制的政权下，也就是说，在许多人参加政权的情况下，这些聚光点的数目增多了，因为每个参政者都有自己的朋友、助手、仆从、谄媚者和自己的后裔。
而在普选制之下，这些传播中心的数目更是变得数不胜数。每个选民都成了谄媚和收买的对象。政权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以直接暴力为基础的政权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金钱的政权，它的基础同样是暴力，但已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复杂的传递建筑在这种基础之上。
这样一来，在代议制政体下出现的不是一个或几个腐化中心，而是大量的这类中心，也就是说，出现了大量游手好闲地依靠劳动人民的劳动为生的人，出现了所谓资产阶级的一整个阶级，这个阶级的人在暴力的庇护之下，给自己安排起一种脱离艰苦劳动的轻松愉快的生活。
但是，要为成千上万的小帝王而不是为一个国君及其宫廷安排这样一种轻松愉快的生活，就需要有许多可供他们在安闲中消遣和取乐的物品，结果随着专制政权转变为代议制政权，总是会出现许多新发明，使富裕阶级更容易得到种种可供他们消受和保护他们这种生活的物品。
而为了生产所有这些物品，劳动者就越来越严重地脱离土地耕作，他们的力量都用在为富裕阶级、部分地也为劳动者自己提供各种渺小的快乐上了。于是出现了一个城市工人阶层，按自己地位他们总是完全依从于那些富有阶级的人。随着代议制政体的国家政权一天天地存在下去，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多，他们的处境也日益恶化。美国的七千万人口中就有一千万是无产者，而在英国、比利时和法国，无产者与富有阶级的比例也是同样。这样一来，为生产奢侈品而脱离了那种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劳动的人数，就在这些国家里变得越来越多。因此十分明显，这样一种生活进程的后果，一定是那些必须供养人数日增的闲汉阔佬花天酒地的人们数目日益减少，负担却越来越重。很清楚，这样的民族生活是无法持续下去的。
这情形正好似是有一个人，他的体重一天比一天增加，而支撑着身躯的两腿却变得越来越细，越来越弱。一旦无以支持，身躯就会倒下。
六
西方民族也像所有的民族一样，他们所以服从征服者的政权，只是为了避免斗争的恐慌和罪孽。而当政权变得沉重不堪的时候，他们并不因此不再服从政权，而是在承认政权的必要性的同时，起来与政权斗争。起初是少数人参加斗争，到后来，当少数人的斗争显得无济于事时，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到斗争中去，最后，这些民族的大部分人并没有能逃脱斗争的惊慌和罪孽，反而参加了政权，参加了他们本想避免的事情，让政权凌驾于自己头上。其结果，必定是政权所固有的腐化日益扩大，并且这已不像过去在独裁政权下那样还是为数不多者的腐化，而是全体社会成员的腐化（人们现在正忙着让妇女也受到这种腐化）。
在代议制和普选制下，政府各部门的每一个当权者都受到政权带来的种种有害影响，如行贿、阿谀、争名夺利、独断专行、游手好闲，主要的是，卑鄙地参加各种暴行。国会议员受到这种种诱惑的程度更加严重。每一个议员进入政权，都是从贿赂、结帮、愚弄人民，以及许下一些明知不会遵守的诺言起家的。当他取得了议员席位以后，就参与制定各种靠暴力付诸实行的法律。任何一个参议员和总统的情况都是这样。美国的总统选举使那些投机家们成百万地花钱，他们知道，当选的总统定会支持对他们最有利的税制或专利，这些东西又将百倍慷慨地偿还他们花费在选举上的金钱。
这种腐化及其种种附带现象，如希望逃避繁重劳动而坐享别人生产出来的那些可使生活变得又舒服又快活的物品，考虑和操持劳动者无从过问的国家事务，传播谎言连篇的使人变恶的报纸，主要的是，在民族与民族、阶层与阶层、人与人之间制造敌意——这种腐化一直在增长，到我们的时代，腐化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所有人之间的你争我夺变得如此司空见惯，以至科学，那种专为人们干下的一切卑鄙行为辩白的学问，竟然断言人人彼此斗争和彼此敌对是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有益条件。
古人用“Мир Вам”[9]这句话来相互问候，那种在他们看来永远是最高幸福的和平，现已在西方民族中完全消失了，并且岂止是消失，人们还努力借助科学来使自己相信，人的最高使命不是在于和平，而是在于所有人的彼此斗争。
事实上也是如此，西方民族一刻不停地进行着工商业斗争和军事斗争，国与国在斗争，阶层与阶层在斗争，工人与资本家在斗争，党派与党派在斗争，人与人在斗争。
但这还在其次。人人都参加政权所造成的主要后果还在于，人们在越来越脱离直接的农业劳动、越来越希望千方百计地占有他人劳动的同时，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他们的地位就决定了他们的生活必然是不道德的。西方民族不乐意也不习惯在自己的土地上自食其力，必定要从其他民族那儿取来自己的生存资料。而要得到这些生存资料，他们只能通过两种途径：一是欺骗，即用大多是毫无用处的腐蚀性物品，诸如酒精、鸦片、武器之类，去换取各种必不可少的食物；二是暴力，即对亚洲人民、非洲人民和凡是他们觉得可以不受惩罚地进行掠夺的那些地方的人民大肆掠夺。
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法国和美国，尤其是在被其他许多民族效法和羡慕的大不列颠，情况都是这样。这些民族几乎人人都自觉地参加暴力，支持并关注以满足富人的奢侈要求为主要目的的政府活动和工商业活动，变成了——部分是直接通过政权，部分是通过金钱——压在各个为他们提供无论在自己国家还是在国外都一样是生活必需品的农业民族头上的统治者。
这样的人在一些国家是多数，在一些国家是少数，但这些靠他人劳动为生的人所占的人口比例，都无法遏止地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长着，使得仍在从事合理的农业劳动的人变得越来越少。这样一来，大多数西欧民族现已处在这样的状况（美国尚未处在这种状况，但也正在不可遏止地向这种状况趋近），他们无法在自己的土地上自食其力。他们必须通过种种方式，用暴力或是用欺骗，从另一些还能自食其力地独立生存的民族那儿夺取各种生活必需用品。他们正是在这样做，或通过对外民族的腐化，或使用赤裸裸的暴力。
与此同时还发生了（正如以上情况必然发生一样）另一个情况，工业既然以满足富人和富人中最富的代表——政府的需要为主要目的，其主要力量就不是用于改善农人的劳动，而是想方设法用机器耕耘从人民手中夺取的大片土地，精心制造各种妇女的时装、豪华的宫殿、糖果、玩具、汽车、烟草、醇酒、美食、药物、大量的印刷品、大炮、枪支、火药和毫无用处的铁路等等。
可是因为人们的奇想永无止境，所以每当他们满足于他人的而非自己的劳动时，工业就越来越多地生产起各种最无用、最愚蠢和最能使人腐化的产品来，诱使人们越来越严重地脱离合理的劳动。这种为游手好闲者发明和提供娱乐的活动不会有任何止境，何况那些发明越是愚蠢，越是有腐化作用，诸如发明代替两脚和牲畜的汽车、登山铁路和装甲车等，那些既是发明者又是享用者的人就越是自鸣得意。
七
随着代议制的长期存在和不断扩大，西方民族一天天地废弃了农业，把自己的智力和体力都用在工商业活动上，以便满足富裕阶级的穷奢极侈，以便进行民族与民族的斗争，并使没有被腐化的人们腐化起来。例如，在比其他民族更长久地生活在代议制政体之下的英国，现在只有占人口不到七分之一的人在从事农业，在德国是百分之四十五，在法国是半数，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是这样。因此在当前，这些国家面临着这样的局面，即使他们能避免无产阶级的灾难，他们也无法不依赖其他国家而独立生存。所有这些民族都无法自食其力，他们总是像无产者依赖于富有阶级一样，完全依赖于那些养得活自己还能出卖剩余的民族，如印度、俄国和澳大利亚。
当今英国靠本土养活的人还不到自己人口的五分之一，德国是低于半数，法国也一样，其他民族亦无二致。这些民族依赖其他民族给他们提供生活资料的局面，正年复一年地变得越来越严重。
这些民族若要生存，就必然要行使欺骗手段和暴力，这些东西用他们的语言来说，叫做开辟市场和殖民政策。他们也正是在这样做，同时十分自然地、竭力把自己那张奴役的大网越来越远地撒向世界各地，撒向还在那里过着合理的劳动生活的人们。所有这些民族都在相互竞争，把自己武装得越来越强大，变得越来越狡猾，想出了种种借口去夺取那些过着合理生活的人们的土地，强迫他们来养活自己。
迄今为止他们还能这样做。但是侵夺市场、欺骗买主、出售无用而有害的物品和奴役边远民族，这一切的极限已经为期不远了。边远民族的人们也已开始腐化起来，他们正在学会自己给自己制作西方民族提供给他们的各种物品，主要的是，正在学会用那门并不难学的科学把自己同样装备起来，变得和他们的老师一般残酷。
因此，这种不道德生活的末日已经看得见了。西方民族的人看见了这个末日，但又感到无力自拔，于是用自我欺骗和盲目信仰来拯救自己，那种明知是糟蹋自己还要继续糟蹋自己的人一向是这样做的。这种盲目信仰在西方的大多数民族中间流行得越来越广。根据这种信仰，历来都是身受奴役的工人被迫而为的各种发明，即那些旨在扩大富人的舒适生活条件的发明和改良，所有那些为进行人与人的斗争，即杀人，而发明的手段，现在成了某种非常重要的、几乎是神圣的东西，用主张这种生活的人们的话说，叫做文化，或者更加冠冕堂皇，叫做文明。
正如任何一种信仰都有自己的科学一样，文明的信仰也有它的科学，即社会学。这门科学的目的无非是一个，即为西方世界的人目前所处的那种虚伪而没有出路的状况辩解。这门科学力图证明，所有那些旨在扩大游手好闲者的优裕生活条件以及用武力保护这些生活条件的装甲舰、电报、硝酸甘油弹、照相、电车路等发明，各种旨在愚弄人民的卑鄙愚蠢的花样，都不但是好东西，而且还是神圣的、为亘古不变的最高法则所预先注定了要有的东西。因此，他们称之为文明的这种腐化，乃是人们生活的必要条件，并且全人类都必须拥有它。
这种信仰和任何一种信仰一样盲目，并且一样牢固和一样自信。
可以对任何一种情况提出争议和商讨，但是文明，即种种发明，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制造出来的一切愚蠢丑恶的东西，却无疑是不容讨论的福利。凡是破坏文明教的都是谎言，凡是支持文明教的都是至理。
正是这种信仰和这种信仰的科学，使得西方人走着死路而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承认走这条路的人将被它带往无法逃脱的灭亡。他们中间那些所谓最先进的人还洋洋自得，以为他们寸步不离地沿这条路走下去，就会得到最大的福利而不是遭到毁灭。他们努力使自己相信，通过这种已使他们陷入绝境的暴力，还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在那些贪得无厌地追逐物质福利，即动物式福利的人们中间，自然而然地不知怎么一来，在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之下，突然会出现一些掌握政权但又不受它腐蚀的人来，他们将建立起另一种生活，可以使习惯于为谋私利而进行利己主义贪婪争夺的人突然变成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使人人都会为共同利益而齐心协力，平分共享。
但是这种信念也不具有任何合理依据。最近以来，它在有头脑的人们中间越来越失去信赖，只在工人群众中间还保有市场，它把他们的视线从当前的灾难上引开，使他们把不着边际的希望寄托在美妙的未来。
正在把西方大多数民族引向灭亡的他们的共同信仰，就是这样一套货色。但它的诱惑力极其强大，以至曾经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卢梭、拉梅内、卡莱尔、罗斯金、钱宁、加里森、爱默生、[10]赫尔岑、卡彭特[11]等明哲之士的声音，竟已在这些奔向毁灭而又不愿意正视这一点的人们的意识中不再留下丝毫痕迹。
欧洲政治家们现在邀请俄罗斯民族去走的正是这条死路，他们为又有一个新的民族即将同陷于他们的绝境而兴高采烈。那些轻率的俄国人也正在把它往这条路上推，他们认为奴隶般地追随几百年前的西方民族曾经在还不知道后果将会如何的情况下做过的事，要比用自己的头脑思考来得方便得多和简单得多。
八
对暴力的服从，不但已给继续屈服于荒淫统治者的东方民族，同样也给不断把政权以及随它而来的腐化扩及到人民群众中间的西方民族带来了种种巨大灾难，而且使东西方民族之间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这冲突眼看就要使双方遭受更大的灾难。
西方民族除了有种种内部灾难和由于参加政权而造成大部分人口的腐化之外，已经到了为求生存就必须使用欺骗和暴力来夺取东方民族的劳动果实的地步，只要东方民族还没有学会同样的做法，他们就不断通过他们发明的某些被称做文明的、给他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大多数东方民族至今还在对自己的政权俯首听命，他们用以与西方民族进行斗争的办法还很落后，必然只能受制于人。
但是，东方也有一些民族现在已经开始学会欧洲人教给他们的腐化文明，并像日本人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正在轻而易举地学会各种并不难学的卑鄙、残忍的文明手段，准备用那些本来用以对付他们的办法来回敬自己的压迫者。
正处于这两种民族之间、学到了一些西方手段、但至今仍在对政府俯首听命的俄罗斯民族，已经被命运放到了这样的地位上，它应停下脚步，细细地深思，因为它一方面看见对专制政权的屈服已使它同东方民族一起遭受了那么多灾难，另一方面它又看见，西方民族限制政权并把它扩及到全民的做法也没有减轻人民的灾难，而仅仅是使这些民族的人受到腐化并且面临必须靠欺骗和掠夺其他民族才能生存的局面。俄罗斯民族自然应该设法用其他方式来改变自己对政权的态度，而不能照西方民族那样去改变它。
俄罗斯民族现在正像童话中的勇士一样站在岔路口上，面前的两条道路同样通向死亡。
继续听命于自己的政府，这对俄罗斯民族来说已是不可能的了。其所以不可能，是因为俄罗斯民族既然已经打消了以前一直对俄国政府抱有的敬畏，既然已经懂得了人民遭受的灾难大多来自于政府，就不可能又变得不懂自己遭受灾难的原因，不可能不希望消除这个原因。
除此之外，俄罗斯民族所以不可能继续听命于政府，还因为名副其实的政府，即那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的政府，如今已经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两个恶狠狠的争斗不休的党派，但那种人们可以安安稳稳地听命于它的政府，现在却没有。
现在还要听命于自己的政府，这对俄罗斯民族来说不但意味着继续承受它在过去和今天一直在承受的各种日益加剧的灾难，如失去土地、饥饿、沉重的赋税、无益而又残酷的毁灭性战争，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意味着继续参加俄国政府至今为保住自己而制造的一桩桩显然是枉费心机的暴行。
而当西方民族的道路已经清楚无遗地表明了是一条死路的时候，俄国人再去步其后尘就更加不理智了。俄罗斯民族如果这样做的话显然是不理智的，因为，西方民族选择了这条道路还情有可原，他们在意识到这条道路的虚伪性之前，并不知道自己将被它带往何处，而俄罗斯民族却不可能不知道和不看到这一点。
此外，大多数西方人在走上这条道路时，主要靠工业、交换、商业和直接奴隶制（奴役黑人），或者像当今欧洲殖民地中的那种间接奴隶制来获取自己的生存资料。而俄罗斯民族主要是一个农耕民族。俄罗斯民族今天再去走西方民族的老路，就意味着有意识地制造政府要求它去制造的那一类暴行，就是说去抢掠、放火、扔炸弹、杀人、打内战，只不过这样干不是为了支持政府，而是为了反对政府，并且在制造所有这些暴行的同时，它知道现在这样干不是出于别人的意志，而是出于自己的意志。最后，它将得到的东西仅仅是和西方民族一样，在无休无止的斗争之后重新遭受目前使它叫苦不迭的一切主要灾难，即失去土地、日益加重的苛捐杂税、国债、不断扩充的军备、惨无人道的疯狂战争。更严重的是，与此同时它将和西方民族一样失去自己的主要幸福，即失去符合自己习惯和爱好的农耕生活，还将陷入依赖于他人的劳动的绝境。更何况，它将是在最不利的情况下陷入这种绝境，也就是说，它与西方民族的工商业斗争必败无疑。这条路是死路，那条路也是死路。
九
俄罗斯民族究竟应该怎么办？
答案其实可以最自然、最简单地得自于事情的实质。既不这样做，也不那样做。就是说，既不服从使它面临眼下这种灾难性局面的俄国政府，也不仿效西方民族的榜样，去给自己建立那种已使西方民族陷入更坏处境的代议制暴力政府。
这个最简单、最自然的答案特别适合于俄罗斯民族，而尤其适合于它的现状。
的确，令人惊奇的只能是这种情况：为什么图拉省、萨拉托夫省、沃洛格达省和哈尔科夫省的种地农民并没有因为服从政府而得到任何好处，仅仅因此受尽了苛捐杂税、审判、强占土地和兵役等灾难，却至今仍对政府那么驯顺，而且不只是驯顺，连自己都昧着良心行事，协助别人来奴役自己，如交纳各种赋税，却对它们的用途不闻不问；把儿子送去当兵，却毫不考虑为什么要让自己辛勤抚养成人的这些不可缺少的劳动人手去受难和送死。
同样令人惊奇或者说更加令人惊奇的是，这样一个过着安分的独立生活而对政府一无所求的种田人，一个农民，为了摆脱于他无用的暴力政权的沉重压榨，不是简简单单地不再听命于它，反而去充当恰恰使他深受其苦的暴力的帮手，像法国农民或英国农民曾经做过的那样，用一个新的同样的暴力政权来代替旧的暴力政权。
要知道，俄国的农人只要不再听命于任何一种暴力政府，不再参加这种政府，那么无论是赋税、兵役、官吏的种种压迫、土地私有以及由它产生的劳动人民的灾难，立即就会自然而然地灭亡。所有这一切灾难都会消失，因为再没有人去制造它们。
俄罗斯民族所处的历史条件、经济条件和宗教条件，全都特别有利于它去这样做。
这第一个条件是，在俄罗斯民族必须改变自己对政权的态度时，与它早已有密切往来的那些西方民族所走过的道路，已经充分暴露出了自己的谬误。
政权在西方兜了一个圈子。西方各族人民和所有的民族一样，为了避免斗争、忧虑和政权的罪孽，起初听任暴力政权凌驾于自己头上。而当这个政权腐化起来，变得沉重不堪的时候，他们却想用限制它的办法，即通过参加政权来减轻它的重压。参加政权的范围不断扩大，造成了参加政权的人数也越来越多。结果，那些为避免斗争、避免参加政权才对政权姑息纵容的人，多数都不得不参加斗争和参加政权，受到那种必然伴随政权而来的影响——腐化。
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种虚构的限制政权，仅仅是统治者的替换和人数增多，从而又使人们变得更加腐化、愤怒和凶恶（政权却和过去一样，仍然是少数坏人对多数好人的统治）。同样清楚的是，参加政权的人数增多，还使人们丢弃了符合所有人的本性的农业劳动，使他们通过工厂劳动生产和再生产各种无用而有害的物品，迫使大多数西方民族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欺骗和奴役其他民族的基础之上。
所有这一切已在当代西方民族的生活中表现得十分清楚，这一点对于目前刚刚在经历必须改变自己对政权的态度这一时刻的俄罗斯民族来说，正是它所处的第一个有利条件。
俄罗斯民族现在再去走西方民族走过的老路，无异于一个旅行者明知他的前人误入歧途，而其中一些最有远见的人已经迷途知返，正从那儿向他迎面走回来，却仍然要朝那条歧途走去。
这第二个条件是，虽然各个西方民族都已程度不等地抛弃了农业或者正在抛弃农业，主要过着工业和商业的生活，但俄罗斯民族在必须改变自己对政府的态度的时候，它的绝大多数人却仍然过着自己的农耕生活，他们喜爱这种生活，珍视这种生活，以至大多数脱离了农耕生活的俄国人总是乐于一有机会就回到这种生活中去。
对于要从自己身上解脱政权的罪恶的俄国人来说，这个条件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过着农耕生活的人最不需要政府，或者不妨这样说，农耕生活给政府提供干预人民生活的口实比其他任何一种生活所提供的都要少。我知道有一些农民村社去了远东，定居在中国和俄国没有划定明确分界的地方，他们不和任何政府发生关系，在那里安居乐业，直至被俄国官员发现为止。
城里人常把农耕生活看成为一个人所能从事的最低级的职业。然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从事的都是农耕，所有其他人的生存都有赖于这种职业才能维持。因此，人类实际上只是由农民构成的。所有其他的人，即部长、钳工、教授、木匠、艺术家、裁缝、学者、医生、将军、士兵，只不过是农民的仆役或者寄生虫罢了。所以说，农业不但是一种最道德、最健康、最愉快和最有用的职业，而且是一种最高级的人类职业，唯有它才给人以真正的独立性。
俄罗斯民族的绝大多数人还过着这种最自然、最道德和最独立的农耕生活，这就构成了第二个意义极为重大的条件，俄罗斯民族正因为有这个条件，在必须改变自己对政权的态度时才有可能顺应自然，简单地通过不再服从于任何一个政府的办法，仅仅在把自己从任何政权的罪恶中解放出来的意义上改变它。
这就是前两个条件。
这两个条件还是外部条件。
第三个条件——内在条件——则在于宗教，这宗教无论从俄国历史的资料来看，从研究俄罗斯民族的那些外国人的观察来看，更重要的是，从任何一个俄国人固有的内在意识来看，从来都是并且今天仍是俄罗斯民族独有的性格特征。
在西欧，或者是由于用拉丁文印刷的《福音书》在宗教改革之前未曾为人民所了解[12]并至今仍为天主教世界所不了解[13]，或者是由于天主教为对人民隐瞒真正的基督教而用了种种高明手段，或者是由于这些民族的性格特别讲求实用，基督教的实质无疑不但在天主教里，而且在路德教乃至英国国教[14]里早已不复为指导生活的信仰，早已被种种外表的仪式，就是被上流阶层的麻木不仁和他们对一切宗教的彻底否定所取代了。然而在俄罗斯民族，在其绝大多数的人那里，要么是由于《福音书》早在十世纪就开始深入人心，要么是由于手段拙劣因而无法瞒住基督教真谛的拜占庭——俄罗斯教会的粗暴愚笨，要么是由于俄罗斯民族性格及其农耕生活的特点，基督教教义始终在生活中得到应用，并且至今还是绝大多数俄罗斯人生活的主要指导。
从最古老的时代起直到我们这个时代，基督教的生活观始终在俄罗斯民族中以极其多样的、为俄罗斯民族特有的面貌表现出来。它表现为不分任何血统和种族而承认人人博爱和平等，表现为对异教的充分宽容，也表现为不是谴责罪人而是认为他们不幸。它表现为人们养成了在某些节日互乞原谅的风俗，甚至平日也常说：“请原谅”（“прощайте”，“простите”），人们在告别的时候也都要这样说；表现为民间普遍对行乞不止怀有慈悲心肠，而且抱着尊敬的态度；表现为那种经常表现得很粗野的乐于为自己抱定的宗教真理而牺牲一切的精神，这一点反映在过去和今天都有发生的自焚和阉割上，甚至就在不久以前还有人把自己活生生地埋进土里[15]。
俄罗斯民族对政权也始终表现出这样一种合乎基督教精神的态度。人民总是宁可服从政权也不愿意参加政权，总是认为处于掌权者的地位就是罪孽而绝没有什么可令人称羡的。正是在俄罗斯民族对整个生活，特别是对政权的合乎基督教精神的态度中，包含着那第三个、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条件。由于有这个条件，俄罗斯民族在它今天的地位上能够最简单、最自然地继续过着符合自己的习惯和基督教精神的农耕生活，绝不参加旧政权，也绝不参加新旧政权之间的斗争。
这就是俄罗斯民族在当前这一重要时刻所处的三个不同于西方民族的特殊条件。这些条件似乎应能促使它选择一条最简单的摆脱困境的出路，即不承认也不听命于任何一种暴力政权。然而俄罗斯民族在今天这个艰难而又重要的时刻，却不但没有选择这条对它来说十分自然的出路，反而摇摆于政府暴力和革命暴力之间，甚至通过自己那些恶劣的代表开始参加暴力，仿佛准备重蹈西方民族业已走过的那条死路。
这是什么道理？
十
为什么现在和过去都会发生这种令人吃惊的现象，即人们既然苦于他们自己听之任之并加以支持的政权的胡作非为，却不用最简便的方法去摆脱政权给他们造成的全部灾难，不直截了当地停止服从它？他们为什么不仅不这样做，反而继续做着那种夺去他们肉体福利和精神福利的事，或是继续对现存政权俯首听命，或是重新建立一个同样的暴力政权去对它俯首听命呢？
这是什么道理呢？人们感觉到他们的悲惨处境来自于暴力，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他们要摆脱自己的灾难就需要有自由，但是很奇怪，为了解除暴力和获得自由，他们寻求、使用和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如举行暴动、更换统治者、改革政体、制定种种宪法、建立国与国的新关系、殖民政策、无产阶级组织、托拉斯、社会主义制度——真可谓应有尽有，可是唯独不用那一种能给他们消除全部灾难的最简便可靠的手段，即停止服从政权。
暴力产生暴力，避免暴力的唯一手段只有不参加暴力，这对于没有丧失理智的人来说似乎应该是非常清楚的。这种手段照理说是非常容易看到的。很显然，人们，即大多数人，之所以会受到少数人的奴役，只因为这些被奴役的人自己参加了对自己的奴役。
如果说各民族都在受奴役，那么他们之所以会受到奴役，只因为他们或是用暴力与暴力进行斗争，或是为谋求自己的私利参加了暴力。
不与暴力进行斗争也不参加暴力的人不可能受到奴役，正如水是不可能被割断的一样。
他们可能会遭到抢劫，失去行动自由，遭到毒打和杀害，但是他们不可能被人奴役，也就是说，不可能被迫做那些违背自己合理意志的事。
个别的人是如此，各个民族也是如此。假如两亿个印度人都不听命于要求他们参加总是与杀人联系在一起的暴力的政权，如不去当兵，不给暴行交纳赋税，不贪图强暴者赐予他们而本来就是取自于他们的各种好处，不服从在他们中间推行的英国法律，那么不要说五万个英国人，就是把所有的英国人放在一起，也奴役不了印度人——哪怕印度人不是两亿个，而是一千个。波兰人、捷克人、爱尔兰人、贝杜英人和所有被征服民族也是一样。身受资本家奴役的工人同样如此。假如工人不帮资本家的忙，不协助他们来奴役自己，世界上就没有什么资本家能奴役工人。
所有这一切都那么显而易见，简直令人说来惭愧。然而，在其他所有生活环境下都能进行合理判断的人们，不仅没有看到这一点，没有像理智指点给他们的那样去做，而且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与理智和自己的利益背道而驰。
“不能由我第一个做谁都没有在做的事，”每个人都这样说，“让别人先做吧，到那时我也会不再服从政权的。”于是第二个、第三个和所有的人也这样说。
大家都以没有人带头为借口，不去做那无疑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而继续做对大家都不利的、同时也是不理智的、违背了人们的天性的事。
谁都不愿意停止服从政权，免得使自己遭到政权的迫害，虽然明知，如果服从政权，他将会在战争和内乱中遭到严重得多的灾难。
这是什么道理呢？
这是因为，服从政权的人们不是在判断上、而是在行动上处于一种东西的影响之下。它向来是人们行为的最普遍有效的动力之一，近来得到了特别详尽的研究和阐明，被称做暗示或者催眠。这种阻碍人们去做符合他们的理智本性并对他们大家都有利的事情、却迫使他们去做那些不合理智又于己不利的事情的催眠，就是认为那些自称为国家政权的人所制造的一桩桩暴行并不简简单单地就是一些不道德的人的不道德行为，而是某个特殊、神秘的圣物的活动表现，这个圣物叫做国家，人们的生存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它（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也永远不可能离开它。
但是有理智的生物——人，怎么可能服从这样一种令人惊异的违背理智的感情和违背人们的利益的影响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单是孩子、精神病患者和白痴受到催眠的影响，所有宗教意识薄弱的人，即对自己与自己赖以生存的那个最高本源的关系意识薄弱的人，都会受到催眠的影响。而我们时代的大多数人正在日益丧失这种意识。
我们时代的大多数人之所以丧失这种意识，是因为人们既已犯下了服从人的权力这一罪过，就不承认这种罪过是罪过了。他们千方百计地自我欺骗，百般为自己的错误开脱，大肆赞扬他们所服从的政权，并且错上加错地拿这个政权给自己代替了上帝的律法。可是一旦人的律法代替了上帝的律法，人们就失去了宗教意识，受到了国家的催眠，在这种催眠术的影响下，他们幻想那些奴役他们的人并不简简单单地就是一些迷途的淫佚者，而是一个神秘物的代表，这个神秘物就是国家，人们的生活似乎不可能离开它。
兜完了一个错误的圈子：对政权的服从减弱并部分地打消了人们的宗教意识，而宗教意识的减弱和丧失，又使人们服从人的权力。
政权的罪恶的开端是这样的。强暴者对受暴虐者说：“执行我们对你们的要求吧！若不执行我们的命令，我们就杀死你们。只要你们俯首听命，我们就给你们建立秩序，保护你们不受其他强暴者的侵犯。”
于是受暴虐者为了能过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和不与任何强暴者进行斗争，就会这样说：“好吧，我们对你们俯首听命。随便你们建立怎样的秩序好了，我们会支持这些秩序，只要能让我们安安稳稳地生活和养家口。”
由于政权在不断扩大，又带来了许多好处，强暴者看不见自己的罪孽。而受暴虐者也以为，只要对强暴者表示顺从，他们就没有犯罪，因为在他们看来顺从要比斗争好一些。但这种顺从正是罪孽，它并不比那些制造暴行的人的罪孽来得轻。假如受暴虐者在忍受种种贫穷痛苦、横征暴敛和残酷行为的同时，并不承认强暴者政权的合法性，不答应对他们俯首听命，那他们就没有犯罪。可是答应对他们俯首听命就是罪孽（amartia——错误，罪孽），是一种和统治者的罪孽一样的罪孽。
答应对暴力政权俯首听命，承认它的合法性，这是一种双重的罪孽。其一，那些服从于强暴者的人为了避免斗争的罪孽，却纵容他们对之服从的人犯了这种罪孽；其二，他们答应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对政权俯首听命，这就背离了自己真正的自由——对上帝意志的服从。这样一种答应本身就包含着纵容，由于政权的要求和上帝的律法相互抵触，因此又包含着不服从上帝的可能性。答应对人的权力俯首听命就是违背上帝的意志，因为暴力国家政权要求自己的服从者参与杀人、战争和死刑，参与各种批准发动战争和处人以死刑的法律，从根本上与上帝的意志直接抵触。由此可见，那些对政权俯首听命的人通过俯首听命本身否定了自己对上帝的律法的服从。
不可能在一件事上稍作让步，而在另一件事上遵循上帝的律法。很清楚，如果上帝的律法可以在任何一件事上被人的律法所代替，那么上帝的律法就不成其为永远必须遵守的最高律法了；而如果它不是这样的律法，那么它也就不存在了。
人们一旦失去上帝的律法即最高人性的指导，就不可避免要下降到人类生存的最低阶段，在那个阶段，他们活动的动机仅仅是个人的种种欲望和他们受到的暗示。
所有生活在那些被称做国家的联合体中的民族，都处在这样一种听从暗示的、必然要服从国家的状况。俄罗斯民族也处在这样一种状况。
正是从这里产生了一种似乎非常奇怪的现象，即占俄罗斯民族最大多数而堪称整个俄罗斯民族的那一亿个从事农耕的俄国人，虽然对任何政府一无所求，却不选择那条最自然和最好的摆脱困境的出路——干脆停止服从任何暴力政权，反而继续参加旧政府，变本加厉地自己奴役自己，要不然就是与这个政府斗争，给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和原来的政府一模一样的暴力政府。
十一
各个基督教民族都处在群情激愤、摇摇欲坠和危机四伏的状况，已经有一些人失去了理智而兽性大发的俄罗斯民族现在也面临着可怕的状况，关于这些状况的原因，我们经常会听见和读到种种议论。人们举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所有这些原因都能归结为一点，人们忘记了上帝，也就是说，忘记了自己与生活的无限本源的关系，忘记了来自这种关系的每个人的使命——首先是为自己、为自己的灵魂履行本源即上帝规定的律法。人们忘记了这一点，是因为一些人认为自己有权通过杀人的威胁来统治别人，而另一些人却同意对他们俯首听命，同意参与他们的统治。人们承认了这些东西，实际上就已背离了上帝，用人的律法代替了上帝的律法了。
而人们忘记了自己与无限的关系之后，虽然还能产生极其精巧的智力作品，大部分还是下降到了意识的最低阶段，在那个阶段，他们只受动物性欲望和盲从的暗示的指使。
全部灾难都是从这里来的。
由此可见，要避免人们用来折磨自己的种种灾难，办法只有一个，在自己心中恢复依从上帝的意识，从而恢复自己与自己，与亲人的合理而又自由的关系。
当前有待于各个自作自受的民族去做的事也正是这样，即自觉地服从上帝，从而不再犯政权所犯的罪，也不再犯服从政权的罪。
不再听命于人的权力并返归上帝的律法，其可能性也好，必要性也好，都已被所有的人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当前俄罗斯民族的感受尤其深切。这种对重新服从上帝的律法、不再服从人的权力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朦胧意识，正是当前发生在俄国的这场运动的实质所在。
目前在俄罗斯民族中间发生的事，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人民为用一个政府取代另一个政府而发动的反政府起义，而是一个伟大得多的、意义也更为深远的现象。现在撼动着俄罗斯民族的东西，是对任何暴力即一般意义的暴力的非法性和无理性的朦胧意识，是对有可能和有必要建立一种不是以暴力政权为基础（在各个民族中间至今仍是这样）而是以合理而自由的协调一致为基础的生活的朦胧意识。
无论俄罗斯民族是否能完成摆在他面前的这桩伟大事业，是否会走西方民族的老路而坐失良机，让另一个较为幸运的东方民族去领导摆在全人类面前的解放事业——恢复被人的权力偷换了的上帝的权力，毫无疑问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用自由、合理而善良的生活来代替暴虐、疯狂而罪恶的生活的可能性，正在被所有的民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而意识到的东西必将成为现实。人们的意识是上帝的意志的表现，而上帝的意志必定实现，也不会不实现。
十二
“但是，难道没有政权的社会生活是可能的吗？没有政权的话，人们会不停地抢劫和互相残杀。”仅仅信奉人的律法的人们说。这样的人真心相信，人们所以不犯罪和循规蹈矩地生活，全靠有法律、法庭、警察、行政设施和军队，要是没有政府当局，社会生活就不可能有了。在被政权腐化了的人们看来，既然某些发生在一国之内的犯罪行为受到政府的惩罚，那就说明，正是这些惩罚在控制人们，使他们不再去犯本来有可能还会犯下的罪行。但是政府惩罚了某些犯罪行为，这根本不能证明是法庭、警察、军队、监狱和死刑的存在使人们没有犯他们本来会犯下的罪行。社会上所犯罪行的多寡完全不取决于政府的惩罚活动，这一点的明证是，在一定的社会情绪之下，无论怎样加强政府的惩罚措施都无法制止那些极其胆大、极其残忍、对社会治安危害极大的犯罪行为，一切革命中的情况都是这样，当前俄国的情况更清楚不过地也是这样。
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人们——一个民族的大多数人，即全体劳动人民——并不是由于存在着警察、军队和死刑，而是由于存在着一种为大多数人所共有的、由人们共同的宗教观所规定的并且通过教育、风习和社会舆论而建筑在这种宗教观之上的道德意识，才弃绝犯罪和过着善良的生活。
只有这种表现为社会舆论的道德意识才制止人们犯罪，在大都市里是如此，在生活着大多数人的农村里更是如此。
我知道许多俄罗斯农民村社的例子，他们迁居远东，在那里生活，安居乐业了几十年。这些村社自行管理，并不为政府所知，因此处在它的影响之外，在政府密探发现他们之后，他们所遭到的只是各种新的前所不知的灾难，产生了新的犯罪意向。
政府的活动不但不能控制人们犯罪，而且相反，总是动摇和降低社会道德水平，扩大犯罪的数量。情况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古往今来一切政府根据其自身的使命，必然要制定各种人为地写成的、不是为了保证公共福利和公正而是出于种种政治、内务和外交考虑的不公正法律，来取代那一条至高无上的、人人都应奉行的、不是记载在书本上而是铭刻在人们心中的永恒的宗教法规。
各国政府现行的各种显然不公正的基本法都是如此，例如关于少数人对大家公有的土地享有专有权的法律，关于一些人有权占有另一些人的劳动的法律，关于人们有义务交纳金钱用于杀人或者自己去当兵打仗的法律，关于麻醉性毒品专卖的法律，关于禁止越过所谓的国界去交换劳动产品的法律，或者关于判处有过并非不符合道德而是对统治者不利的行为的人以死刑的法律等。
所有这些法律，这些在暴力的胁迫下让人们去执法的要求，这些因为有人不执行法律而对他们公开执行的死刑，主要的是，这种让人们参加战争的要求，对打仗杀人和准备打仗杀人的习以为常的赞扬——所有这一切，不可避免地降低了社会道德意识的水平，降低了反映这种意识的社会舆论。
可见，政府的活动不但不维护道德，相反，很难设想还有哪一种东西对人民的腐化作用会比古今一切政府造成的腐化作用更大。
老百姓中的恶人再恶，也绝不会发明火刑、拷打、抢劫、分尸、绞刑、单人牢房、战争屠杀、掠夺各族人民等等骇人听闻的事，而各国政府却一直在这样做，而且做得堂堂皇皇。斯坚卡·拉辛和普加乔夫起义[16]干的那些骇人听闻的事，只不过是形形色色的伊凡、彼得和比隆曾经干下的以及古往今来一切政府不断干下的那些骇人听闻的事所造成的后果，只不过是对这些事稍稍作了一下模仿。如果说政府的活动强行制止了几十个人犯罪（这一点是大可怀疑的），那么人们之所以犯下数十万桩罪行，却完全是因为有政府的不公正行为和残暴行为在教他们犯罪。
如果说，那些参加政府的人，那些通过不同方式享有政权所提供的种种利益的商人、企业主和市民，他们还能相信政权是有好处的话，那么农人却不可能不知道，政府使他们遭受的仅仅是各种各样的痛苦和损失，对他们来说，政府从来就没有一点用，它仅仅腐蚀了他们中间那些受它影响的成员。
因此，对人民证明说他们的生活离不开政府，说生活在他们中间的盗贼给他们造成的危害要大于政府通过对他们的压迫和腐蚀经常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他们造成的危害，就显得非常不近情理，好比在奴隶制时代对奴隶们证明，当奴隶比当自由民对他们更有利。然而也正像那时一样，虽然奴隶们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的地位极为悲惨，奴隶主还是要对他们证明和劝他们相信，当奴隶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如果获得自由只会更糟（有时候奴隶自己也听从了劝导而相信了这一套）。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各国政府和那些享有它们的好处的人也力图证明，抢劫和腐蚀着人们的政府对于人们的福利是必不可少的，于是人们也纷纷相信这种劝导。
人们相信这一点，并且不可能不相信它，因为他们既然不相信上帝的律法，就不得不相信人的律法。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人的律法就是没有任何律法，而不承认任何律法的人的生活是可怕的，因此对那些不承认上帝的律法的人来说，没有人的权力必定是可怕的，他们不会希望离开人的权力。
正是从这种对上帝的律法的不相信中，产生出了那种似乎十分奇怪的现象：所有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从巴枯宁、蒲鲁东到雷克吕、麦克斯·施蒂纳和克鲁泡特金[17]等所有那些博学而聪明的人，虽然都以无可辩驳的理由公正地证明了政权的不合理性和危害性，可是一开始谈论社会生活结构是否有可能离开他们所否定的那种人的律法，就立即变得模棱两可，废话连篇，含糊其辞，立即陷入了娓娓动听然而荒诞不经和毫无根据的假设之中。
这就是因为，所有这些无政府主义理论家都不承认那条大家共有的、大家都应该服从的上帝的律法，可是人们若不服从同一律法——是人的律法也好，上帝的律法也好，——人类社会就无法存在。
只有在承认对一切人来说是共同的上帝的律法这一条件下，才有可能从人的律法下解放出来。
十三
“就算当今俄国这种十分原始的农民村社能够不依靠政府而生活，”人们会说，“那么千百万已经抛弃了农业并在城市里过着工业生活的人该怎么生活呢？并不是大家都能当农民的呀。”
亨利·乔治[18]完全正确地答复了这种反驳：只有农民是大家都能当的。
“但是，如果现在大家都回过头来去过农耕生活，并且开始不依靠政权而生活，”人们又说，“那么人们已达到的文明就会毁于一旦，而这将是最大的灾难，可见回过头来去过农耕生活对于人类来说并不是福利，而是罪恶。”
有一种方法常被人们用来为自己的谬误辩解，这种方法就是人们把自己的谬误看成无可辩驳的公理，把这种谬误和随之产生的种种后果归并为一个概念和一个词，再给这个概念和这个词加上一种特殊而又模糊不定的神秘意味。诸如教会、科学、法、国家、文明，就是一些这样的概念和词。这样一来，教会就不复是它本来是的东西，即某些陷入同一种谬误之中的人的群集，而成了真正抱有信仰的人的群集。法也不复是由某些人制定的种种不公正法规的总汇，而成了种种人们只能生活在其中的公正条件的规定。科学也不复是它本来是的东西，即游手好闲的人在一定时代得出的偶然结论，而成了唯一的真知。同样，文明也不再像事实上那样，只是一种从政权的暴力中产生的、西方民族在那种用暴力解除暴力的谎言欺骗下进行的虚伪而有害的活动，而成了一条通向人类未来福利的康庄大道。
“如果说情况真是这样，”文明的维护者们会说，“即所有那些现在只有富裕阶级的人在享用的发明、技术设备和工业产品，现在并没有为工人所拥有，因此目前绝不能把它们看成全人类的福利的话，那么其所以会这样，仅仅是因为所有这些技术设备现在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完善程度，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分配而已。到了机器设备变得更加完善的时候，工人就会从资本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各种各样的工厂就会掌握在他们手中。到那个时候，机器将生产出那么多东西，所有这些东西又将分配得这样合理，以至人人都能共享一切，人人都不会有任何匮乏，人人都能大享其福了。”
然而，且不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得出这样的假定，说那些现在不仅为了生存、而且还为生存得更加舒适、愉快和奢侈正在贪婪地相互争斗的工人会突然变得那么公正和那么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以至能够满足于平分机器给他们提供的种种福利——这一切姑且不说。单是那一种假定，即认为所有那些只在有政权有资本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并且存在的工厂及其机器，到消灭了政权和资本的时候还会保持它们现在的原样——这样的假定本身就是随心所欲地得出来的。
假定一切将会是这样，那就无异于假定说，在一个拥有花园、苗圃、凉亭、家庭戏班、乐队、画廊、马厩、猎具和贮藏室里堆满各式服装的豪华的贵族领地里，只要一解放农奴，所有这些福利就会部分地在解放了的农民中进行分配，部分地留给社会公众使用。
显然易见，在这样一个贵族领地里，财主没有一匹马、一件衣服和一个苗圃会对获得解放的农民有用，他们不会保留这些东西的。同样，在工人从政府和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之后，他们也不会保留在政权底下产生出来的东西，获得了解放的工人不会再到各种只在他们做牛做马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的工厂里去做工，虽然这些企业可能会给他们好处，可能会使他们愉快。
诚然，工人从奴役地位解放出来之后，那些能够又快又多地织出各种漂亮衣料或者能够制造出许多精美糖果和镜子的巧妙的机器将令人非常心疼，可是在农奴解放之后，那许多骏马、图画、玉兰、乐器和戏班也是同样令人心疼的。但是，解放了的农奴养起了适于自己这种生活的家畜，种下了自己需要的植物，于是那些骏马也好，玉兰也好，就都自行消失了。同样，从政府和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工人，也会把力量用到与以前截然不同的其他工作上去。
“但是，把大家的面包放在一只炉子里烤，总比各人烤各人的面包要好得多。用提高了二十倍的速度在工厂里织布，总比在家制织布机上织布要好得多。”——文明的维护者们又这么说。就好像人都是不会说话的牲畜，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有吃，有穿，有住，劳动得不是多一点而是少一点，全部问题就都解决了。
澳大利亚的野蛮人明明知道，给自己和妻子只搭一个窝棚比较合算，可是他搭两个窝棚，以便他和妻子能够分居独处。俄罗斯的农民也清楚地知道，和父老兄弟同住在一幢房子里比较合算，可是他分家，自己盖屋住，认为穷困总比受家长管束和吵嘴反目要好。“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我想，大多数有理智的人都会宁可自己给自己洗衣服、擦靴子、打水、点灯熄火，也不愿意为了服侍各种会做这些事情的机器到工厂去干那种强制性的活儿，哪怕一天只干一个小时也不愿意。
一旦消灭了暴力，这些不仅会擦靴子和洗碟子而且能挖隧道和轧钢的机器，未必会留下一点踪影。获得了解放的工人必定会毁掉那一切在奴役他们的情况下产生的东西，必定会去制造全然不同的机器设备，让它们具有另一些目的和另一些规格，对它们进行完全不同的分配。
这一点是那样清楚，那样明显，人们倘若没有被文明的迷信搅昏头脑，是不可能不看到它的。
正因为有这种流行甚广而根深蒂固的迷信，所以无论怎样向人们指出西方民族的生活道路的错误，无论怎样试图把迷途的人们引回合理而自由的生活，这一切不但总是不被人们接受，而且还被看成某种亵渎或者疯狂。正因为这样盲目相信我们给自己安排的那种生活就是最好的生活，所以一切文明的主要活动家们，即那些国务要人、科学家、艺术家、商人、工厂主和作家，虽然迫使工人来养活他们，让他们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却看不见自己的罪孽，深信自己的活动并不是它在事实上是的东西——一种不道德而有害的活动，而相反地是一种非常有益和非常重要的活动。因此，对于全人类来说，他们是一些非常重要和非常有益的人物，而所有那些在他们领导下生产出来的无聊、愚蠢和卑鄙的东西，诸如大炮、要塞、电影、神殿、汽车、炸弹、留声机、电报，以及那些印出大量登满种种无耻谰言的纸张的高速平版印刷机等，到工人获得自由的时候，将仍然是同样重要和有益的东西，将永远是人类的洪福。
然而，不再迷信文明的人一定会非常清楚地看到，如今被西方人称之为文明的那一切生活条件，无非是执迷不悟的上层统治阶级的畸形产物，那些金字塔、神殿、王宫等埃及、巴比伦和罗马的暴君的产物即属此类，那些由奴隶为主子置办起来的宫殿、农奴乐队、戏班、池塘、花边、猎具和花园等俄国老爷的产物也是一样。
据说，不再服从政府和返回农耕生活会毁掉人们业已取得的全部工业成就。因此，不再服从政府和返回农耕生活将是一件坏事。但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使人们返回无政权状态和农耕生活会毁掉那一切真正对人们有益和不需要奴役人的工业成就。如果说，不再服从政府和返回农耕生活将毁掉目前为人类中间相当一部分人所占有的无数无用、愚蠢而有害的东西的生产，将毁掉那些发明出所有这些无用而有害的东西并用这些东西来为自己的不道德生活辩解的游手好闲者的生存可能，那么，毁掉这些物品和毁掉这些人并不就是毁掉人类为自己的福利而生产出来的一切。相反，毁掉那一切靠暴力撑腰的东西，将推动和激发人们努力改进一切有益有用的技术，这些技术并不把人变成机器，并不危害他们的生活，而能减轻农民的劳动和美化他们的生活。
区别仅仅会是这样：在人们摆脱政权并返回农耕生活的情况下，艺术产品和工业产品的目的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只是为了供富人娱乐，满足他们无聊的好奇心，准备杀人，损害有益的生活而维护无用和有害的生活，发明种种能够使少数工人生产大量物品或者耕作大片土地的机器。到那时，人们将生产的东西仅仅是能使用自己的双手耕作自己的小块份地的农民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物品，有助于改善他们的生活而又不使他们脱离土地，不侵犯他们的自由的物品。
十四
但是，不听命于人的权力的人究竟会怎样生活？他们将怎样管理自己的社会事务？国家会变得怎么样？爱尔兰、波兰、芬兰、阿尔及利亚、印度——总之，那些殖民地会变得怎么样？各个民族联合体会变得怎么样？
提这种问题的人习惯于认为，一切人类社会的生活条件是由几个人的意志和命令决定的。因此他们又推想，关于未来社会生活将如何组织的知识是能够被人掌握的。然而，这种知识从来没有被人掌握过，也不可能被人掌握。
假如请教一位聪明绝顶、学识渊博、向来认为尘世生活取决于罗马元老院和皇帝为几百年后的罗马世界作出的决定的罗马公民，或者，假如这位罗马公民自己想写一本像贝拉米写的那一类书，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对蛮族还是对封建制，无论对罗马教廷还是对各民族分化改组成几个大国[19]，他绝不会有丝毫的先见之明。而形形色色的贝拉米、莫里斯、法朗士[20]等曾以极大的胆略描绘的那些带有飞行器、爱克斯光、电动机、社会主义制度的二十世纪人类生活图画，也都是同样。
人们非但不可能知道未来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而且对他们来说，自以为能够知道这一点往往还是一件坏事。其所以是坏事，因为正是这种关于人类未来生活的虚假的知识，对人类生活的正确发展道路起着最大的阻碍作用。单个人的生活也好，社会的生活也好，仅仅在于人们和社会都在朝人所不知的方向发展，同时不停地变化。这不停的变化不是由于某些人为应该怎样变化制定了种种理智的计划，而是由于人人心中都在不断追求道德完善，这种道德完善通过亿万人生活中无限多样的活动都能达到。所以，人们将来的生活条件，人类社会将来的组织形式，仅仅取决于人们的内部特性，而绝不依赖于人们对这种或那种称心如愿的生活形式的预想。然而那些不信奉上帝的律法的人，却总是以为自己能够知道未来的社会状况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们不只断定未来的状况，而且为使人类社会变成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样子，还做着各种各样连他们自己都承认是不好的事。
别人不同意他们的意见，认为社会生活根本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丝毫不使他们觉得不安。这些相信自己能够知道未来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人不但作抽象的决断，而且有具体的行动，他们打仗，抢夺别人的财产，把人关进监狱，杀人，都说是为建立一种在他们看来能使人们得到幸福的社会制度。
“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这个该亚法的陈词滥调[21]对于那些人来说是无可辩驳的。为什么只杀一个人而不杀几百几千个人呢，既然我们坚信这千百个人的死亡会给千百万人带来幸福？不信上帝和上帝的律法的人不可能不这样推断。这样一些人活着，一味服从自己的欲望、自己的判断和社会的暗示，从不想一下自己在生活中的使命，想一下人的真正福利是什么。即使他们想过，也只认为这一切无法知道。这些人对什么是个人福利一无所知，却自以为知道、并且毫无疑问地知道社会福利需要有什么东西。他们自以为知道得那么确切，因此为得到这种他们所理解的福利，干下许多连他们自己也承认是不好的事，如施行暴力、杀人、处人以死刑。
初看上去似乎很奇怪，这些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东西的人，怎么会妄自以为确定无疑地知道全社会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其实，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需要什么，才认为自己知道全社会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他们在生活中得不到任何指导，心里朦朦胧胧地怀有一些不满，但这不满的原因，他们却认为不在于自己，而在于不好的和他们心里想的不一样的社会制度。他们一心想改革社会制度，把这看成一种好办法，以求忘记和摆脱自己的生活不正确的念头。因此，这些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的人总是特别坚定地知道社会应当怎么办。越是不了解自己，就越是坚定不移地了解社会。这样的人多半是头脑极其幼稚的青年人，要不就是腐化透顶的社会活动家，如形形色色的马拉、拿破仑、尼古拉、俾斯麦之流。正因为这样，各国人民的历史才充满了许多最骇人听闻的暴行。
恰是这种对社会应该如何的虚假预见，这类旨在改变社会的活动，给唯一通向真正幸福的社会发展道路造成了最大的障碍。这就是这种预见和这类活动的最大危害。
因此，针对各个不再听命于政权的民族将以什么方式生活这一问题，我们的答复是，我们不但不可能知道这一点，而且不应该幻想有什么别的人能知道这一点。我们不可能知道那些不再听命于政权的民族将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但我们无疑知道，为使各民族将来的生活条件成为最好的条件，我们每个人应该怎么做。我们无疑知道，为使这些条件成为最好的条件，我们首先应该不做现在政权要求我们去做的种种暴力行径，同样，不做那些为建立一个新政权而与现存政权进行斗争的人号召我们去做的事，因此应该不服从任何政权。之所以应该不服从，并不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方式将因我们不再服从于政权而变成什么样子，而是因为，服从要求我们破坏上帝的律法的政权就是犯罪。这一点我们无疑是知道的。我们还知道，只要我们不违背上帝的意志，不造孽，就不会产生别的什么结果，而只会是善，无论对于我们还是对于全世界都是如此。
十五
人们往往乐于相信世界上会发生种种最不可思议的事，相信人可以飞，可以与星球交往，相信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可能性，相信招魂术和许多其他显然不可能有的东西，却不愿意相信他们和他们周围的所有人在此时此刻抱有的世界观是可以变化的。
然而，这样的变化，并且是极为惊人的变化，却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的亲友身上，在各种社会和各个民族中间不停地发生。正是这些变化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实质。
且不说各民族的社会意识在以往各个历史时期一直在发生变化，就是在眼下的俄国，这种似乎令人震惊的、两三年前还没有露出一点迹象的全民族意识的变化，也正在迅猛异常地发生。这类变化所以在我们看来总是发生得很突然，只因为它在精神领域里的酝酿没有被我们察觉到。当前正在我们无从窥见的精神领域发生的情况也是同样。既然俄罗斯民族两年前还认为，不但不服从政权是不可能的，而且连谴责政权都是不可能的，现在却不但在谴责政权，而且还准备不服从它，准备建立起一个新政权来取而代之，那么为什么不能推想，在俄罗斯民族的意识中，现在又酝酿着另一种变化，要以它特有的方式改变对政权的态度，用合乎道德和合乎宗教的手段把自己从政权下解放出来呢？
这种变化为什么就不可能在任何一个民族中——眼下则是在俄罗斯民族中发生呢？代替现在笼罩着一切民族的那种相互斗争、相互恐惧、相互憎恨的愤怒而自私的情绪，代替现在通过报纸、书籍、言论和行为而风靡一切民族的那种对虚伪、不道德和暴力的鼓吹。为什么就不可能出现一种合乎宗教、人性和理智的仁爱之情，使人们看到继续服从他们周围的政权是多么可怕，看到那种合理、仁爱、没有暴力也没有政权的生活具有多么喜人的可能性？为什么就不可能是这样一种情绪同样充溢在一切民族的心头，尤其是眼下，同样充溢在经历了种种罪孽、痛苦和恐惧的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心头呢？
为什么现在能够这样，以几十年一贯的潜移默化酿成了时下这种革命趋向，将来就不可能同样酿出另一种意识，即意识到有可能并且有必要把自己从政权的罪孽中解放出来，有可能并且有必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基于相互谐和、相互尊重和相互热爱的团结一致的关系呢？
［…………］
十六
为什么要以为，处在上帝全权控制之下的人们，将永远执著于那种奇怪的谬误，相信重要的和必须奉行的只是种种变化不定的、偶然的、不公正的、地方性的人的法规，而不是永恒一致的、公正的、大家共有的上帝的律法呢？为什么要以为，人类的教导者们会永久不变地像现在这样宣传，说这种律法是没有的，不可能有的，说有的只是各个民族和各个教派自己的宗教仪式法规，要不然就是种种所谓科学的法规，种种物质的法规，种种不使人们承担任何责任的想入非非的社会学法规，再就是种种人们可以自行改变、自行规定的公民法规呢？这种谬误本来可以是暂时的谬误，人们通过婆罗门、佛、老子、孔子和基督的教义，都能认识铭刻在自己心中的同一条上帝的律法，但是为什么要以为，他们最终不会遵循这个能使他们获得道德满足、使他们的社会生活变得快乐的一切法规之统一基础，而将永远抱定教会、科学和国家的那套邪恶可鄙的混乱学说，在这些学说的诱惑下把唯一有用的东西抛诸脑后，去注意根本无法说明每个人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因而对他们一无用处的东西呢？
为什么要以为，人们会永远这样故意折磨自己，让一些人竭力统治另一些人，让另一些人怀着凶恶和嫉妒的心情对统治者俯首听命，同时千方百计地想使自己也当上统治者呢？为什么要设想，人们引以为荣的进步将永远在于增加人口，维持生命，而不在于生活的道德完善；永远在于种种可鄙的、能使人们生产出越来越多无用而有害的腐蚀品的机械发明，而不在于人们相互之间日益增进的团结，在于要达到团结就必须做到的不断克服自己的肉欲呢？为什么就不能设想，人们欢喜和为之竞争的将不是财富，不是奢侈，而是朴素、节制和与人为善？为什么就不能认为，人们心目中的进步将不是越来越多的占有，而是越来越少地取之于人和越来越多地给予别人；不是扩大自己的权柄，不是接二连三地打胜仗，而是人与人之间和民族与民族之间日益增进的和解和日益亲密的往来呢？
为什么一定要把人们想象得和家兔一样，以为他们总是无可救药地沉迷于肉欲和繁殖，为了养活不断繁殖出来的后代在城市里修建一座座生产化学食品的工厂而且生活在这些没有动植物的工厂中间——为什么就不能想象出一些纯洁无邪的人，他们克制自己的肉欲，与邻人友好地生活在肥沃的田野、果园和森林中间，驯养着各种肥壮的家畜，他们和现在的不同，只在于他们不承认土地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不承认自己属于任何国家，不给任何人缴纳赋税，不准备发动战争，不和任何人打仗，相反，各民族越来越和睦地相互往来——为什么不能这样想呢？
要把人们的生活想象成这样，一点也不需要胡编乱造，不需要在想象中歪曲或者美化我们一向知道的中国、俄国、印度、加拿大、阿尔及利亚、埃及、澳大利亚的农人生活。
要把生活想象成这样，并不需要想象出什么奇巧聪明的制度，只要想象一下那样的人，他们除了一条大家共有的、同样表现在婆罗门教、佛教、儒教、道教和基督教中的爱上帝和爱他人的律法之外，不承认任何别的最高律法。
要使生活变得这样，并不需要把人们想象成某种新人——至善至美的天使。人们仍将和现在一模一样，有他们固有的种种弱点和欲望，仍会犯罪，也许，仍会争吵，会通奸，会抢夺别人的财物，甚至还会杀人，但这一切都将成为例外，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习为常规。他们的生活所以会变得截然不同，只因为他们不承认有组织的暴力是善，是生活的必要条件，只因为他们不再受到冒充成善行的种种政府暴行的教育。
人们的生活所以会变得截然不同，只因为发扬善良、仁爱，以及对上帝意志的顺从精神的宣传教育再不会遇到障碍，而现在，当要求人们违背上帝的律法，要求把犯罪和邪恶说成法律和善良的政府暴力被承认有其必要性和合法性时，这种宣传教育的障碍却很大。
为什么不能想象，人们受尽种种苦难，有朝一日总会醒悟过来，摆脱使他们受苦已久的那种催眠术的暗示，记起自己是上帝的子民和奴仆，因此能够服从也应该服从上帝和自己的良心？这种情形并不难想象，难以想象的反而是不发生这种情形。
十七
“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22]这话不仅是对个别人说的，而且是对人类社会说的。正如一个人在历尽各种由欲望和生活中的诱惑造成的灾难之后，总是自觉地、带着成年人的全部丰富经验和理智返回孩子们无意中所处的那种纯朴向善、热爱一切人的状态一样，人类社会由于背离了上帝的律法去服从人的权力，企图建立一种脱离农业劳动的生活，也已经受了许多灾难性的后果，现在同样应该带着它在迷途中获得的全部丰富经验，自觉地克服人的权力的种种诱惑，放弃把生活建筑在工业活动基础之上的种种企图，回头归顺一度被他们抛弃的上帝的最高律法，返回到原始的农耕生活中去。
自觉地克服人的权力的诱惑，回头归顺唯一最高的上帝的权力，这意味着承认自己必须遵循普遍而永恒的上帝的律法，遵循这个同样表现在婆罗门教、佛教、儒教、道教、基督教以及部分伊斯兰教（巴比派）等各种教义当中、与服从人的权力格格不入的法则。
而自觉地去过农耕生活，这意味着承认农耕生活并不是一种偶然的暂时的生活条件，而是一种使人最容易履行上帝的意志，因此应该说是比任何一种别的生活更符合人们的心愿的生活。
包括俄罗斯民族在内的各个东方民族所处的条件，特别有利于他们的复归，即对政权持自觉的不服从态度和重新去过农耕生活，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对于那些用工业劳动代替了农业劳动、已在改变政权组织形式的虚幻道路上走得很远的西方民族来说，这样的复归是困难的，是要付出极大的努力的。但是，他们的愤怒情绪在不断增长，他们的现状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固，这一切，迟早会使他们回到依靠自己的劳动而非剥削其他民族的合理的、真正自由的生活中来。无论工业的表面成就是多么迷人，无论生活的外表有多么美，西方民族的一些最有远见的思想家们，早已指出这条道路是一条死路，指出必须考虑自己的现状，改变这种现状，返回来过农耕生活——它曾经是各民族的最初生活形式，人人都注定了只有过这种生活才能生活得合理和快活。
对于包括俄罗斯人在内的大多数东方民族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需要对自己的生活做任何改变，需要做的只是在他们刚刚踏上的错误道路上停下脚步，自觉地对政权持否定态度，对他们一向固有的农业持热爱的态度。
我们东方民族应该感激命运将我们置于这样的地位，使我们能以西方民族为例——以他们为例并不是说要效法他们，而是相反，为的是不重蹈他们的覆辙，不再步他们的后尘，遥遥走在前面的西方民族已从那条毁灭之路向我们迎面返回或者正准备返回。
停止在错误的道路上行进，指出有可能并且有必要铺平并引人走另一条比西方民族走的道路更平坦的、充满欢乐的、符合人类天性的道路，这就是当前这场俄国革命的主要和伟大的意义所在。
（1906）
宋大图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百年纪念版。〕
* * *
[1]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政论家，青年意大利党的创始者。
[2]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荷兰法学家。
[3]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
[4]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
[5]亚伯和该隐皆《圣经》中人物，见《旧约·创世记》第四章。
[6]中国战争指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间的日俄战争；布尔战争又称英布战争，是英国于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二年间发动的第二次旨在夺取非洲南部荷属殖民地的战争；菲律宾于一八九六年爆发反西班牙殖民者的武装起义，一八九八年美西战争之后沦为美国的殖民地。
[7]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法国处在波旁王朝统治之下；一七九二年召开国民大会，宣告成立法兰西共和国；一七九五年“热月政变”后为督政府时期；一七九九年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组成执政府，自任第一执政；一八〇四年拿破仑称帝，成立法兰西帝国；一八一四年波旁王朝复辟；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又建立“七月王朝”，路易·菲力浦登基；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恢复了共和制，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同年十二月，路易·波拿巴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一八五一年发动政变，次年称帝（拿破仑第三），是为法兰西第二帝国；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中，巴黎人民闻讯色当战败后爆发起义，建立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这段法国历史为时不止七十年，在托尔斯泰依次列举的十一个政权中，“帝国、又是波旁”与“路易·菲力浦”之间的“共和国”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8]法语：密札，系中世纪法国的一种秘密逮捕状，带有国王的签名和封印，有权势者可持有空白“密札”，不经审判随意捕人，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前夕被国民议会废除。
[9]“祝您平安”一语中的平安，俄语用“Мир”。“Мир”这个词又可以表示“和平”。
[10]拉梅内（F·R·de Lamennais，1782—1854），法国政论作家，哲学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作家，评论家；加里森（W·L·Garrison，1805 —1879），美国政论作家；爱默生（R·W·Emerson，1803—1882），美国思想家，作家。
[11]赫尔岑（Aп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ерцен，1812—1870），俄国作家，政论家，哲学家，革命者，一八四七年起流亡西欧；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1844—1920），英国作家。
[12]《圣经》最初以希伯来文本和希腊文本流传，公元四五世纪译成拉丁文。一五一七年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运动，反对教阶和圣礼，主张“因信得救”，宣称每一个信徒都有权读《圣经》，不需要神甫作中介，于一五二一至一五三四年把《圣经》译成德文，促进教义的普及。欧洲各种民族语言的《圣经》译本，大多也在宗教改革前后完成。
[13]基督教于一〇五四年正式分裂为两派。东派称东正教，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俄罗斯正统教会属于此派；与之对立的西派即天主教，以罗马为中心。所谓“天主教世界”，一般指天主教的分布地区，主要有法、意、西、葡、匈、波、美及拉美诸国。在宗教改革之前，还应包括德、英等国在内，但在此处，托尔斯泰似泛指西欧各国。
[14]路德教和英国国教（即圣公会）都是十六世纪德、英宗教改革的产物，与加尔文教等并称新教。
[15]指一八九六年底和一八九七年初在俄国赫尔松省相继发生的四起活埋事件。当时那儿的一些分裂派教徒因为害怕宗教迫害，把自己全家活埋。
[16]拉辛（？—1671）和普加乔夫（1742—1775），均为俄国著名农民起义领袖。
[17]雷克吕（1830—1905），法国著名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政治活动家，与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1842—1921）过从甚密；麦克斯·施蒂纳（1806—1856），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之一，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先驱者。
[18]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他提出的土地改革方案对托尔斯泰有很大影响。
[19]这里指罗马帝国末期及西欧中世纪早期的一系列历史变故。罗马统治者视日耳曼等民族为“化外之民”，后为西方史学家沿用，称之为蛮族。公元四世纪，日耳曼民族的各支在匈奴人打击下大举侵入罗马帝国境内，四七六年最后摧毁帝国，史称蛮族入侵。罗马内部萌芽的封建因素与日耳曼人农村公社的结合，逐渐发展成了西欧的封建制度。七五六年罗马城主教获得领地，形成教皇国。同时，日耳曼人与原罗马境内各族不断融合，其中最为强大的法兰克王国一统天下，于八〇〇年建立查理帝国，八四三年帝国三分，奠定近代意大利、德意志、法兰西三国疆域的雏形。
[20]莫里斯（1834—1896），英国作家，曾著《乌有乡消息》（1891），描写二十一世纪的理想社会；法朗士（1844—1924），法国作家。
[21]《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四节：“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
[22]《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