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判处死刑七人：彼得堡二人、莫斯科一人、奔萨二人、里加二人。处决四人：赫尔松二人、维尔诺一人、敖德萨一人。”
这种消息每份报纸上都有。这种事已经继续了不止一周，不止一月，不止一年，而是几个年头了。这是发生在俄国，发生在人民认为每个罪人都是不幸的、直到最近法律上才出现死刑的俄国。
我记得，从前我在欧洲人面前曾以此自豪，而现在已经是第二个年头，第三个年头不断出现死刑、死刑、死刑。
我拿着现时的报纸[1]。
五月九日，有一件可怕的事情。报上印着几句话：“今天在赫尔松的斯特列利比茨基野地，二十名农民被处绞刑，因抢劫伊丽莎白格勒县的地主庄园。”[2]
这十二个人是这样一种人，我们以他们的劳动为生，我们以往使用一切力量败坏他们，现在也在败坏他们，从伏特加毒液开始。直到我们并不相信却拼命灌输给他们的那种信仰的可怕谎言。这样的十二个人，被那些他们给饭吃、给衣穿、给房住，过去和现在都在败坏他们的人的绳子绞死了。十二个丈夫、父亲、儿子，俄国的生活全靠这种人的善良、勤劳、纯朴来维持，现在他们却被捉了起来，关进监牢，戴上脚镣。然后，为了不让他们抓住将要吊死他们的绳子，把他们的手反缚在背后，带到绞刑架下。有几个和他们同样的农民，就要把他们吊起来，不过这些人都有武装，穿着很好的靴子和干净的制服，手上拿着枪，伴送着被判决的人。这些被判决的人旁边，走着一个身穿锦缎法衣、围着项巾、手里拿着十字架、头发长长的人。队伍停住了。全部事务的主持者说了几句话，秘书念公文，念完公文，那长发的人便对即将由别人用绳子绞死的那些人讲了一些关于上帝和基督的话。讲过这些话之后，刽子手——他们有好几个人，一个人是处理不了这样复杂的工作的，——立刻把肥皂水抹到索套上，以便把那些戴着镣铐的人勒得更紧，接着就给他们穿上尸衣，带到绞架的木台上，给颈子套上索套。
就这样，一个接一个，这些活人，随着凳子从脚下抽出，就互相撞碰着，由他们的全身重量立刻把他们颈上的索套拉紧，于是痛苦地窒息而死。这之前还是活生生的人，只消一会儿工夫，就变成吊在绳子上的死尸，起初还慢慢地摇晃着，后来便一动不动地停住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上流人物，有学识的文明人士为自己的人类弟兄热心安排和想出来的。他们出主意，要悄悄地，在黎明时分干这些事，这样谁也不会瞧见。他们出主意，让执行的人分担这些暴行的责任，以便每个人都认为并且会说：这不怪他。他们出主意，搜罗堕落和不幸的人，一面迫使他们做我们想出和赞成的事，一面又装模作样，好像我们很厌恶做这种事的人。他们想出的主意甚至是如此微妙，一些人（军事法庭）只作判决，但行刑时必需出席的不是军人，而是文官。不幸的、被欺骗的、堕落的、受鄙视的人却去执行。他们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好好给绳子抹上肥皂，叫它更牢靠地勒着颈子；痛痛快快去喝这些文明的上等人贩卖的毒酒，以便更快更彻底地忘记自己的灵魂，自己的人的称号。
医生查看尸体，这里摸摸，那里碰碰，于是报告上司，工作已经完成，该做的都做了，十二个人全体无疑都死了。上司认为工作做得认真（虽然这工作沉重，但是必要），就回去处理自己的日常事务去了。人们取下僵硬的尸体，掩埋起来。
这难道还不可怕吗！
这种事出了不止一次，也不仅仅出在被俄国人民的优秀阶层里的人欺骗的这十二个不幸的人身上，而是几年来一直不停地出在成千成万像这样被欺骗的人身上，而欺骗他们的正是那些对他们干这种可怕事情的人。
不单是这种可怕的事情在干着，而且与监狱里、要塞中、流放地的种种苦难和暴行在同样的口实下，以同样的冷酷无情干着。
这是可怕的，但是最可怕的是，干这种事不是出于一时兴起，出于压倒了理智的感情，像在殴斗中、战场上，乃至抢劫时干出来的那样，恰恰相反，是出于理智的要求，出于胜过感情的打算。因此这些事特别可怕。之所以可怕，是由于没有什么东西能像从法官到刽子手这类不愿干这种事的人干出来的这一切事那样鲜明、清楚地表明专制制度对人类灵魂的害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的害处。
当一个人可以夺走另一个人的劳动果实，夺走他的金钱、牛、马甚至他的儿女的时候，这是令人气愤的，但更加令人气愤得多的是，一个人可以夺走另一个人的灵魂，可以迫使他做伤害他精神上的“我”、剥夺他的精神幸福的事。而干这种事情的人，却心安理得地为人类的幸福安排着这一切，用收买、威胁、欺骗迫使从法官到刽子手这类人做出这些必然剥夺他们的真正幸福的事。
当这一切几年来一直在全俄国发生的时候，这些事的罪魁，那些下令干这些事的人，那些能阻止这些事的人，却满有信心地认为这些事是有益的，甚至是必须的，或者想出一些话来，大谈什么不该让芬兰人像芬兰人所希望的那样生活[3]，而是必须迫使他们像几个俄国人所希望的那样生活；或者颁布一些命令，说“骠骑兵团队里袖子的翻口和上衣的领子颜色应同上衣一样，而套衣袖口的皮毛上边，不得再有镶边。”
是啊，这太可怕了！
二
这里最可怕的是，所有这些非人的暴行和屠杀，除了给暴行的牺牲者及其家人造成直接的祸害之外，还会给全体人民造成更大的祸害，会把像干草堆上的火那样飞快蔓延的俄国各阶层人民的堕落传播开去。而这种堕落又会在普通劳动人民当中传播得特别迅速，因为所有这些罪行比起普通小偷和强盗，以及全部革命家已经和正在犯的罪行加在一起还要超过几百倍，而且制造这些罪行时还有一种借口，说什么这是必须的、很好的、非此不可的，而那些在人民的观念中各种与正义乃至神圣分不开的设施，如枢密院、圣会议、杜马、教会、沙皇等，不仅为它们辩白，而且还竭力支持。
这种堕落正以不寻常的速度传播着。
不久前在整个俄国人民中还找不出两名刽子手。还在不久之前，在八十年代，全俄国只有一名刽子手。我记得，当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4]非常高兴地告诉我，全俄国找不到第二个刽子手，只好把唯一的一个从这个地方运到那个地方。现在不是那样了。
莫斯科有一位开小铺子的商人，买卖失败之后，自愿为政府执行死刑，每绞死一人得一百卢布。短短的时间里他便重振了家业，很快就不需要再从事这种副业了。现在照旧做他的生意。
过去几个月里，像各地一样，奥廖尔省要用刽子手。马上有人同意做这件事，和主持杀人的官员讲好，每杀一人得五十卢布。但他谈好价钱之后，听说别处付钱更多，于是这位自愿的刽子手在行刑时，给犯人套上裹尸袋，却不把他带上木台，而是停下来，走到长官面前，说道：“大人，您给添一张二十五卢布的票子，要不我就不干。”给他添了钱，他执行了。
随后又有五人要处决。行刑前一天，一个不知名的人来找主持杀人的官员，希望秘密谈判。主持人出来了。不知名的人说道：
“前不久有人向您每个要了三张二十五卢布的票子。今天，听说决定处决五个。请吩咐全留给我，我每个只要十五个卢布，您放心。我会干得很好的。”
我不知道这提议是否被采纳了，但我知道有这个提议。
政府犯下的这些罪行，就这样对一些很坏的、最没有道德的人发生作用。但这些可怕的事件也不能不影响大多数道德一般的人。大量普通的，尤其是年轻的经营自己个人事业的人，由于不断听到和读到当局，即民众已经习惯当做优秀人士而加以尊敬的那些人造成的骇人听闻的、非人的兽行，非但不理解制造这些可恶事件的人不配受人尊敬，而且会不知不觉地作出相反的判断，他们认为，如果大家尊敬的人做了我们以为可恶的事，那么这些事未必会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可恶。
如今人们在文章上写着和口头上讲着死刑、绞刑、屠杀、炸弹，就像以前讲天气似的。孩子们玩儿绞死人的游戏。孩子或中学生几乎也敢于在剥夺财物的时候杀死人，像从前打猎一样。杀死大地主以便占有他们的土地，现在被许多人认为是解决土地问题最可靠的办法。
总之，由于政府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容许杀人，一切罪行，如抢劫、偷盗、撒谎、苦刑、杀人等等，都被那些为政府所败坏的不幸的人认为是十分自然的、人类所固有的。
是的，不论事件本身多么可怕，它们所造成的道德的、精神的、看不见的祸害更加可怕得无法相比。
三
你们说，你们制造这些恐怖是为了建立安宁和秩序。
你们在建立安宁和秩序！
你们究竟靠什么去建立呢？你们这些基督教权力的代表，受到教会人士赞扬和鼓励的指导者、教师，靠的是毁灭人们剩下的最后一点点信仰和道德并制造最大的罪行，即谎言、叛卖、各种各样的苦刑，以及违反每一颗尚未完全败坏的人类良心的最坏和最可怕的罪行：不是一次屠杀，而是多次屠杀，无尽的屠杀，而你们还想引用各种愚蠢的条文为之辩护，这些条文是你们写在被你们亵渎地称之为法律的那些愚蠢和虚伪的书里的。
你们说，这是安定民心和消灭革命的唯一手段，这显然是一句假话。很清楚，这并不是满足全体俄国庄稼人最起码的正义要求。消灭土地私有，恰恰相反，是在肯定私有，并且以种种办法激怒人民，激怒那些开始和你们进行暴力斗争的轻举妄动和满腔愤怒的人。你们既然使他们遭受肉体和精神的折磨，被流放和监禁，并且绞死孩子和妇女，你们就安定不了他们。要知道，无论你们怎样在自己身上竭力摧残人类固有的理智和爱，它们还是存在于你们心中。只要你们醒悟过来，想一想，你们就会看到，像现在这样行动，即参与这些可怕的罪行，你们不仅不能医治病症，反而会使它加重，使它深入膏肓。
这本来是十分清楚的。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无论如何不在物质世界的事件里面。全部问题都在人民的精神情绪当中，人民的情绪变了，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使它回到以前的状态，正像不能把成年人再变作儿童一样。社会的愤怒或安宁决不取决于彼得洛夫是活下去还是被吊死，或者伊万诺夫不能生活在坦波夫，而要生活在尼布楚，在苦役中。社会的愤怒或安宁只能取决于不单是彼得洛夫或伊万诺夫，而且是极大多数人如何看待自己的状况，取决于这个大多数如何对待执政当局、土地私有制、传播的信仰，也就是说取决于这个大多数认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事件的力量决不在于物质生活条件，而是在于人民的精神情绪。如果你们屠杀和折磨哪怕十分之一的俄国人民，那么其余人的精神状况就不会是你们所希望的那样。
所以，你们现在所做的一切，连同你们的搜查、钉梢、流放、监狱、苦役、绞架，不仅不能把人民引到你们想要引入的状态，相反，会增添愤怒，消除任何安定的可能。
你们说：“那么现在要使人民安定该做什么呢？怎样制止那些正在发生的暴行呢？”
回答最简单：停止你们正在做的那些事。
如果谁也不知道，需要做什么才能使“人民”——全体人民安定（许多人知道得非常清楚，使俄国人民安定最需要的是废除土地私有制，正像五十年前必需废除农奴制一样），如果谁也不知道，为了使人民安定现在需要做什么，那么仍然很清楚，要使人民安定，肯定不需要做只会增添人民愤怒的事。而你们现在做的恰恰就是这种事。
你们做的事不是为人民做的，而是为自己，为了维持你们所处的、由于你们的谬误被你们认为有利的、实际上却是最可怜和可鄙的地位。所以，你们别说你们做的事是为人民做的吧，这是谎言。你们所做的一切卑鄙龌龊的事，都是为自己做的，是为了你们的自私自利、沽名钓誉、追求虚荣、报复主义的目的，为了自己能在你们所生存并认为是一种幸福的腐化堕落之中再生活一些日子。
不管你们讲多少遍，说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的幸福而做的，人们却越来越了解你们，越来越鄙视你们，越来越不像你们希望的那样看待你们的压制措施。你们希望把这看做某种高级人物集合体，即政府的行动，而他们却看做个别不怀好意的自私自利之徒私自干的坏事。
四
你们说：“开头的不是我们，而是革命分子，而革命分子的可怕暴行只能用强硬的（你们这样称呼你们的暴行）政府措施来镇压。”
你们说，革命分子的暴行是可怕的。
我不争辩，对此我还要补充一点，他们的事业除了可怕以外，也像你们的事业一样愚蠢，一样击不中目标。但他们做的事，所有这些炸弹和暗害，所有这些可恶的谋财害命勾当[5]，——所有这些事不论多么可怕，多么愚蠢，都远远不如你们干出的那些事罪大恶极和愚蠢。
他们做的事和你们做的完全一样，并且也出于同样的动机。他们像你们一样，抱着同样的（我要说是可笑的，如果它的后果不是这样可怕的话）谬见，一些人拟订了计划，说应当照他们的意见建立一个合乎希望的社会，他们就有权力和可能照着这个计划安排另一些人的生活。谬见一模一样，达到臆想目的手段也一模一样。这些手段是直到杀人的种种暴力。为暴行作的辩解也一模一样。这辩解就是，为多数人的幸福做的坏事不是不道德的，因此，如果能为多数人实现我们所想象、所预见以及希望设置的那种假设出来的幸福境遇，就可以说谎、抢劫、杀人，而不违反道德准则。
你们，政府人士们，把革命家的事业称为暴行和滔天大罪，但他们过去没有做，现在也没有做任何你们不会做，不会做到无法比拟的严重程度的事。所以，既然你们使用那些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你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指责革命家。他们做的只不过是你们做的那些事：你们豢养间谍特务，欺骗人们，在报刊上散布谎言，他们也这样做；你们使用种种暴力手段夺取人们的财物，并按你们自己的意志处置，他们做的也是同样的事。你们处死你们认为有害的人，他们也这样做。凡是你们能够用来为自己辩护的一切，他们也同样用来为自己作辩护，且不说你们还做了许多他们没有做的坏事，如挥霍人民的财物，准备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征服和压迫异族人民等等。
你们说，你们有你们遵循的古代传说，有往昔伟大人物的活动作典范。他们同样也有来自远古的、比法国大革命还要早的传说，而他们的伟大人物，可以仿效的典范，为真理和自由牺牲的殉道者，也不比你们少。
所以，如果说你们和他们之间有差别，那么仅仅在于你们希望一切都像过去和现在这样保留下来，而他们却希望变革。他们认为一切都不能永远保持原状，比你们正确，可惜他们又从你们那里取去那荒唐和有害的谬见，以为一些人能知道未来一切人的生活方式，并且可以用暴力建立这种方式。除此以外，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你们做的那种事，而且采用的手段也相同。他们完全是你们的学生，他们，像俗话说的，是你们那一盆水里的水滴。他们不仅是你们的学生，他们还是你们的产物，你们的孩子，没有你们，就不会有他们。所以，当你们想以强力镇压他们的时候，你们所做的，就和一个人使劲去推向他开着的门一样。
如果说你们和他们之间有差别，那也决不会有利于你们，而是有利于他们。他们有可以从轻的理由：第一，他们的暴行是冒着很大的个人危险干出来的，这种危险比你们冒的大得多，而冒险和危险，在易于着迷的年轻人眼里可以为许多过错辩护。第二，他们极大多数都是年纪轻的人，本来容易犯错误。你们却大部分是成熟的人，年老的人，对犯错误的人是能够持心平气和、宽宏大量的理智态度的。第三，利于他们的可以从轻的理由还有，不论他们的杀人行为多么可恶，他们还不像你们的施利塞尔堡要塞[6]、苦役、绞架、枪决那样冷酷残忍。第四条可以减轻革命家罪过的理由是，他们都毫无疑义地拒不接受任何宗教教义，认为目的可以证明手段是否正确，因此，为了臆想的多数人的幸福而杀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行动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然而你们，政府人士们，从下级的刽子手到高级的主管他们的人，你们都捍卫宗教，捍卫基督教，而基督教在任何情况下同你们所干的事都不能相容。
你们是年老人，是别人的领导者，信奉基督教，而你们说“不是我们开的头，那是他们”，就像打架的孩子，因打架遭到斥责时说的话一样。你们，担当人民统治者角色的人，不会也不能讲出任何比这更好的话了。可是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你们承认，上帝以最明确的方式不仅禁止任何屠杀，而且也禁止对我们的弟兄发泄任何怒气。他不仅禁止法庭和惩罚，而且也禁止责备我们的弟兄。他以最明确的言词废除一切惩罚，认为永远必须宽恕，无论罪行重犯多少次。他吩咐把右脸转过来给打了你左脸的人打，而不要以恶报恶。他讲了一个故事，有个女人被判遭石块打死的刑罚，非常简单、非常明白地表明一些人不能责备和惩罚另一些人。你们这些承认这位导师是上帝的人，除了“他们开的头，是他们杀人，我们就来杀他们吧”这句话以外，找不到任何别的话说明自己做得对。
五
我认识一位画家[7]，他想画一幅《死刑》图，需要一名刽子手作模特儿。他打听到那时莫斯科有一个看门的仆役做刽子手的工作。他去到看门人的家里。[8]这天是复活节。他家里的人衣冠楚楚地坐在茶桌旁，男主人不在，后来才明白，他看见陌生人，就躲起来了。妻子也显得很窘，说丈夫不在家，但小姑娘却道出了他的底细。
她说：“爸爸在阁楼上。”她还不知道，她父亲知道自己干坏事，所以要提防大家。画家向女主人解释，他需要她丈夫作“模特儿”，好照着他的模样画一幅肖像，因为他的相貌适合这幅画（当然，画家没有说他需要这位仆役的相貌画一幅什么画）。同女主人谈了一阵，画家为了做个人情，就向她提出一个建议，说可以把她的小男孩带回去学画。这个建议显然博得了女主人的好感。她走出去了，过了一会儿，男主人皱着眉头走进来，阴郁而惊慌不安，他把画家追问了好半天，问他为哪桩事，是什么缘故正好需要他。当画家对他说，他在街上遇见过他，觉得他的相貌很适合画画时，仆役问，他在哪里看见他的？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显然，由于害怕和疑心，他完全拒绝了。
是的，这个名副其实的刽子手知道他是刽子手，知道他干的是坏事，由于干这种事遭人憎恨，他也害怕人们。我以为，这种意识和在人前的恐惧至少可以洗刷他的部分罪过。而你们大家，从法庭书记到首席大臣和沙皇，每天发生的暴行的间接参加者，你们仿佛不感到自己有罪，也不觉得可耻，而参与制造恐怖应当使你们感到可耻。不错，你们也害怕人们，像那个刽子手一样，你们对罪行的责任越大，就害怕得越厉害——检察官比书记怕得厉害，法庭庭长比检察官怕得厉害，省长比庭长怕得厉害，总理大臣怕得更加厉害，而沙皇又怕得比所有的人厉害。你们大家都害怕，但不是由于你们知道你们办坏事，像那个刽子手似的。你们之所以害怕，是因为你们觉得人们在办坏事。
因此，我认为，不论这个不幸的仆役堕落到何等不可救药的地步，比起你们，比起你们这些可怕罪行的参与者和多少负有一些罪责的人，只责备别人而不责备自己、还趾高气扬的人，他们在道德上毕竟高超得多。
六
我知道，一切人都是人，我们大家都是弱者，我们大家都怀有谬见，一个人不能责备另一个人。我和我的感情作了长久的斗争，我这感情是这些可怕罪行的肇始者过去和现在激发起来的，而这些人在社会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就激发得越加厉害。但现在我再也不能，再也不愿同这种感情斗争了。
我之所以不能和不愿是因为：第一，这些看不见自己罪孽的人需要别人来揭发，为了他们自身需要揭发，为了那些在表面的奖励和颂扬影响之下，赞助他们骇人听闻的勾当，甚而还竭力仿效他们的人，也需要揭发。第二，我之所以不能和不愿再作斗争是因为（我公开承认这点），我希望我对这些人的揭发能使我通过某种方式把我从他们那些人的圈子中革除出来，这是我的愿望。我现在生活在他们当中，不能不感觉到自己是发生在我周围的罪行的参加者。
要知道，现在在俄国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共同的幸福，为了生活在俄国的人的温饱、太平。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一切也是为了生活在俄国的我而做的了。那么是为了我人民才贫困，被剥夺了起码的、天赋的人的权利——使用他们诞生于其上的土地。为了我数十万庄稼人失去幸福生活，穿上制服，被训练来杀人。为了我才有其主要职责是歪曲和隐瞒真正基督教的冒充的教士们。为了我才把人们从此地驱赶到彼地。为了我才有千千万万彷徨在俄国各地的饥饿的工人。为了我千千万万不幸的人在不够大家使用的要塞和监狱中死于伤寒和瘟疫。为了我被放逐、被监禁、被绞死者的父母和妻子痛苦不堪。为了我才有这些特务侦探和阴谋暗害。为了我这些杀人的警士因杀人得奖赏。为了我掩埋了几十、几百遭枪决的人。为了我以前很难找到、而现在却不那么厌恶这种事情的刽子手在做这可怕的工作。为了我才有这些绞架和吊在上面的妇女、儿童和男人。为了我人们相互间这样凶狠。
这一切都是为我而做，我是这些可怕事情的参与者。这样的断言不管多么荒唐，我还是不能不感觉到，在我这宽敞的房间、我的午餐、我的衣服、我的余暇和为了铲除想要夺取我享用之物的那些人而造成的可怕罪行之间，有着毫无疑义的从属关系。虽然我知道，如果没有政府的威胁就会把我所享用之物夺走的这些无家可归、满腔愤恨、堕落败坏的人，都是政府自己制造出来的，但我还是不能不感觉到，我今天的安宁实际上有赖于政府现在制造的恐怖。
认识到这一点，我就再也不能忍受了，我应当从这种痛苦的处境里解脱出来。
不能这样生活，至少是我不能这样生活，我不能，也不会再这样生活了。
因此我写了这篇东西，我将全力以赴把我写下的东西在俄国内外传布，以便二者取其一：或者结束这些非人的事件，或者毁掉我同这些事件的联系，以便达到或者把我关进监牢，在那里我会明确意识到，所有这些恐怖都不是为我制造的，或者最好是（好到我不敢希望有这样的幸福）像对待那二十个或十二个农民似的，也给我穿上尸衣，戴上软圆帽，踢开凳子，让我全身的重量勒紧套在我这衰老喉管上的抹了肥皂的套索。
七
现在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中的一个目的，我呼吁这些可怕事件的所有参加者，我呼吁大家，从给人类弟兄，给妇女，给儿童戴软帽、套绞索的人开始，从典狱官到你们，这些可怕罪行的主要指挥者和许可者。
人类弟兄们！醒悟吧，反省吧，要明白你们在干什么。想想你们是谁吧。
要知道，你们在成为刽子手、将军、检察官、法官、总理、沙皇之前，你们首先是人。今天你们出现在人世间，明天就不会有你们了（你们，过去和现在都为人们特别憎恨的各类刽子手，你们特别需要记住这一点）。难道你们，在人世间转瞬即去的人（要知道，即使你们不遭杀害，死神随时随刻都站在我们大家背后），难道你们在光明的时刻看不出你们的使命不会是折磨人、杀人而对自己被杀却吓得发抖；看不出你们向自己说谎，向人们和上帝说谎，却要自己和人们相信，你们参加这些事情是为千百万人的幸福做一件重要和伟大的事？难道你们不知道（在你们没有为环境、阿谀奉迎和司空见惯的诡辩所陶醉的时候），你们想出这一切话语不过是为了即使做坏事也可以认为自己是好人？你们不会不知道，你们，正如我们每个人一样，只有一件包揽其余的真正事情，即遵照派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意志，活过赋予我们的短暂时刻，再遵照那个意志离开这个世界。而这个意志只是一个愿望，就是人人相爱。
可是你们在做什么呢？你们把自己的精神力量用在什么上面呢？你们爱谁？谁爱你们？是你们的妻子吗？你们的孩子吗？但这并不是爱。妻子和孩子的爱不是人类之爱。动物也会这样爱，而且爱得更强烈。人类之爱是人人相爱，是爱一切人，像爱神的儿子因而也爱弟兄一样。
你们对谁有这样的爱？对谁也没有。那么谁爱你们？谁也不爱。
人们害怕你们，像害怕刽子手或野兽一样。人们奉承你们，因为他们在心里鄙视你们，憎恨你们，而且恨得多么厉害啊！你们知道这一点，你们害怕人们。
是啊，你们大家都想想吧，从高级到低级的参加屠杀的人们，你们都想想你们是谁，停止你们所做的事吧。停止吧，不是为自己，不是为自己个人，不是为人们，不是为了人们不再责备你们，而是为自己的灵魂，为了不管你们怎样压抑都活在你们心中的上帝。
（1908）
张孟恢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二十卷集，莫斯科版。〕
* * *
[1]作者摘引了一九〇八年五月十日的《俄国新闻》和五月十一日的《罗斯报》刊登的消息。
[2]处决二十名农民的消息，后来报上有了更正。我只能为这个错误感到高兴，我高兴的是，比起前一个消息报道来，少绞死八人；也高兴这个可怕的数字迫使我在这篇文章中表示早已折磨着我的那种感情。在这里我仅仅以十二这个数字代替二十这个数字，其余一切都不作更改，因为我所讲的不单单与被处决的十二人有关，而是与最近一个时期成千被杀和被绞死的人有关。——作者注
[3]指一九〇八年五月十日至十三日国家杜马关于芬兰的辩论。
[4]弗·索洛维约夫，十九世纪末俄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神学家、政论家和诗人，著名历史学家谢·米·索洛维约夫的儿子。曾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大学讲过哲学。一八八一年公开发表演说，要求大赦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因此被迫离开大学。一八八一年后，从事文学活动，常写政论。
[5]指社会革命党人的活动，他们采用的手段是个人恐怖和没收财物。
[6]拉多加湖附近，涅瓦河奥列霍夫岛上的要塞，是监禁革命家的地方。
[7]指巡回画派画家尼·瓦·奥尔洛夫。
[8]受托尔斯泰委托，奥尔洛夫曾访问了莫斯科一个叫伊格纳特的仆役，他秘密充当暗探局的刽子手。奥尔洛夫在给托尔斯泰的信上详细描写了他的外貌和生活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