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沃克里兹省的南部地区，属阿尔卑斯山脉。
从天空的顶峰坠落，阳光的洪流猛烈地反弹在我们周围的乡村上。一切在这喧嚣前都沉默了，远处的吕贝隆 只是一块巨大的寂静之石，我不停地倾听着。我竖起耳朵，远处有人向我跑来，看不见的朋友们在呼唤我，我的喜悦在增长，与多年前一样。又一次，一个快乐的谜团帮助我理解了一切。
世界的荒诞在哪里？是这种光辉，还是对光辉缺失的记忆？回忆中有如此之多的阳光，我怎能押注于无意义呢？周围的人们对此感到惊讶，有时我也同样对此感到惊讶。我可以回答，可以回答自己，正是阳光帮助了我，它的光芒如此厚重，将宇宙及其形式凝结在一片令人目眩的黑暗中。但这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表达，面对这对我来说一直是真理的黑白分明，我想简单地解释一下我所熟知的荒诞，因为我无法忍受对它进行无差别的讨论。谈论它，毕竟，将再次把我们引向阳光。
没有人能够说自己是什么。但是有的时候，人们能够说自己不是什么。对于那些仍在寻找的人，人们希望他已经得出结论。成千上万的声音已经告诉他，他找到的是什么，但是他自己却知道，这并不是他要的。继续寻找，让别人说去吧。当然。但时不时地，必须为自己辩护。我不知道我在寻找什么，我谨慎地命名，我反悔，我重复，我前行，我后退。人们却命令我给出名字，或是唯一的名字，或是全部的名字。于是我愤然反抗：得到命名的东西不是已经遗失了吗？这是我至少能够试着说出来的东西。
一个人，如果我觉得那是我的朋友之一，那么总是拥有两个性格，他自己的，以及他的妻子赋予他的。让我们把妻子换成社会，我们就能理解，一个作家将某种表达与整个情感背景联系起来时，这种表达可能会被评论孤立出来，并在每次他想谈论其他事情时被呈现给他。话语同行动一样：“这个孩子，是您生的吗？——是的。——那他是您的儿子了。——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内瓦尔在那样一个阴晦的夜晚上吊两次，首先是为了处在不幸中的自己，而后是传说中为了帮助某人活下去。没有人能写出真正的痛苦或某些幸福，我在这里不做尝试。但对于传说，我们可以描述它，并想象，至少在一瞬间，我们已经驱散了它。
作家写作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被阅读（那些说反话的人，我们钦佩他们，但不要相信他们）。然而，我们作家们的写作越来越旨在获得这种最终的认可，这种最终的认可在于不被阅读。从此刻开始，的确，只要作家可以为我们的大众媒体提供生动的文章素材，他就有很大的机会被相当多的人认识，这些人永远不会读他的书，因为他们只需要知道他的名字并阅读别人写的关于他的文章。从此以后，这个作家出名（或被忘记）不是因为他是谁，而是因为某位急匆匆的记者描绘的关于他的画面。因此，为了在文人中拥有自己的姓名，他就不再有时间写书，只需要让晚间纸媒谈论其某一篇文章，从今以后他便得以高枕无忧。
亚历山大六世（1431-1503），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以其政治阴谋、腐败和家族野心闻名。
或许这种或大或小的名声会遭窃取，但是，窃取了又有何用？我们不如承认，这种不快同样也能有好处。医生知道，某些疾病是符合心意的：这些疾病以它们自己的方式矫正了一种运转上的杂乱，如果没有这些疾病，这些杂乱可能会导致更大的不平衡。因此，有一些使人愉快的便秘和来得正好的关节病。如今词语和仓促评判的泛滥将所有公共活动淹没在一片琐事的汪洋之中，这至少教会法国作家一种谦虚，在一个对他的职业赋予不成比例的重要性的国家里，他始终需要这种谦逊。在我们熟知的两三份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是一种如此严峻的考验，而这种考验肯定对灵魂有某种益处。因此，赞美这个社会吧，它以如此低廉的代价，通过它的敬意本身，每天教导我们，它所赞美的伟大其实什么都不是。社会发出的声音，爆发得更响，消失得更快。它提及了亚历山大六世 常在自己面前点燃的麻絮火，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荣光都如同一缕飘散的青烟。
不过，让我们暂时停下讽刺。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说一句就够了：一个艺术家应该要好脾气地顺从，任由一个与他本人不相配的形象在牙医和理发师的前厅里流传。我正认识这样的一个时髦作家，他是为了主宰每个热烈而喧闹的夜晚，这些夜晚仙女只有长发遮体，野兽有着阴森森的爪子。人们可能会想他哪里有时间写出一本霸占图书馆里好几个书架的作品呢？实际上，这个作家和很多同侪一样，夜晚睡觉，白天长时间在书桌前工作，为了保护肝脏而喝矿泉水。尽管如此，普通法国人以极其节制和敏感的洁癖，一想到我们的作家教导人们要醉酒且不洗澡，就会感到愤怒。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我本人就能提供一个绝佳的方案，只要付出很少的代价就能收获朴实无华的名声。我的确有着这个名声，这个名声让我的朋友发笑（对我来说，我倒是常常为此感到脸红，因为我知道我窃取了这一称号）。比如说，只需要拒绝与不受尊重的报纸总编辑共进晚餐，就足以赢得这一名声。毕竟，“基本的体面”，在人们看来，总离不开灵魂里某种扭曲的缺陷。没有人会想到，如果你拒绝这位总编辑的晚餐邀请，可能是因为你确实不尊重他，也可能是因为相比世界上任何事情你更害怕无聊——还有什么比一顿典型的巴黎晚餐更无聊的呢？
因此，我们必须接受现实。但是我们可以试着借此机会改弦易辙，反复强调我们不可能总是描绘荒诞，也没有人会相信一种绝望的文学。诚然，写一篇关于荒谬概念的论文总是可能的，或者已经写过。但同样，人们也可以写关于乱伦的文章，而不必真的扑向自己不幸的姐妹，我也从未在任何地方读到过索福克勒斯曾杀害自己的父亲或羞辱自己的母亲。任何作家的作品中一定会写关于本人的内容，一定会自我描摹，这样的观点是浪漫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一种稚气的想法。而相反，必然发生的事情是一个艺术家首先会对其他人感兴趣，或是对自己的时代感兴趣，或是对耳熟能详的传说感兴趣。即便艺术家本人需要走到舞台中央，也很难说他谈论的是真实的自己。一个人的作品往往追溯了他的渴望或诱惑的历史，几乎从不涉及他自己的历史，尤其是当它们声称是自传时。
没有人敢真实地描绘自己。
如果有可能，我反而还挺喜欢成为一个客观的作家。我所谓的客观的作家，是那些从未将自己视作写作主题的作家。但是当代人酷爱混同作家和他的写作主题，因此不会承认这种作家的相对自由。这样，人们成为荒诞的预言家。除了就我在时代的街头发现的观点进行思考，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毫无疑问，我和我这一代人一样，滋养了这一观念（并且我的一部分仍在滋养它）。只是，相对于我的同辈人，我先于他们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以便处理这些观点并决定其逻辑。我后来所写的一切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利用一个公式比利用细微差别更方便。人们选择了公式：于是，我成了荒诞的代言人。
何必再说，在我感兴趣并曾写过的经历中，荒诞只能被视为一个起点，尽管它的记忆和情感伴随着后续的步骤。同样，笛卡儿的怀疑虽然是方法论的，但并不能使他成为怀疑论者。无论如何，如何局限于认为一切都没有意义，必须对一切绝望？即使不深入探讨，人们至少也可以注意到，一方面，没有绝对的唯物主义，因为，仅仅为了形成这个词，就已经说明世界上有某种超越物质的东西存在；另一方面，没有完全的虚无主义，因为自人们说“一切都无意义”的那一刻起，人们就已经开始表达出一些有意义的东西了。拒绝世界上所有的意义意味着取消一切价值评判。但是，生存，比如吃东西，其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评判。自人们不再任凭自己死去的那一刻起，人们就选择了活下去，于是人们便承认了一种价值，至少是一种与生命有关的价值。最后，绝望的文学到底意味着什么？绝望是沉默的。不过，如果眼神会说话，那么沉默本身便仍有意义。真正的绝望是末日、坟墓或深渊。如果沉默说话，如果沉默深思，特别是如果沉默书写，那么兄弟立刻就会向我们伸出援手，树木被承认是合理的，爱便萌生了。绝望的文学是一种字面上的矛盾。
埃斯库罗斯（约前525—前45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
当然，事实上我不具备某种乐观主义。我长大了，和所有同年龄的男人一起，在“一战”的鼓声中长大，自那以后，我们的历史从未停止杀戮、不公或暴力。但是我们会遇到真正的悲观主义，它超越如此之多的暴戾与卑鄙。在我这边，我从未停止与这种耻辱斗争，我只憎恨残暴的人。在我们的虚无主义最黑暗的部分中，我只寻找超越这种虚无主义的理由。而且，这并非出于美德，也并非因为灵魂的罕见升华，而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忠诚，忠于我诞生于此的光明，几千年来，人们在这种光明之中学会了即使在苦难中也向生命致敬。埃斯库罗斯 常觉失望，然而，他闪闪发光，鼓舞士气。在他宇宙的中心，我们看到的并不是贫瘠的无意义，而是谜团，即一种因耀眼而难以解读的意义。同样，对这个枯竭世纪中仍然幸存的不肖但顽固忠诚的希腊子孙来说，我们历史的烧灼感可能显得难以忍受，但是他们最终会支持这个时代，因为他们想要理解这个时代。虽然我们的作品是黑暗的，但在我们作品的中央，闪耀着一轮永不枯竭的太阳，如今，这轮太阳的呼喊声穿越平原与丘陵。
在此之后，麻絮之火可以燃烧起来；我们可能看起来如何，我们可能窃取什么样的身份，这有什么重要的？我们是谁，我们需要是谁，这足以填满我们的人生，霸占我们的努力。巴黎是一个值得欣赏的洞穴，巴黎人因为看到了自己的阴影在深处的墙壁上焦躁不安，于是把这些阴影当作了唯一的现实。这座城市所赋予的奇异而短暂的名声也是如此。但是，在远离巴黎的地方，我们了解到，我们背后有一道光，我们必须转身，摆脱束缚，直面它，我们毕生的使命便是从万千词语中寻找到能够命名这道光的那一个。或许，每位艺术家都在追寻他的真理。如果是伟大的艺术家，每个作品都让艺术家更靠近真理，如果他伟大，每件作品都使他更接近它，或至少更接近那个中心，即那个埋藏的太阳，一切终将在那里燃烧。如果是平庸的艺术家，每件作品都使他远离它，中心便无处不在，光芒消散。但在他固执的寻找中，只有那些爱他的人才能帮助他，还有那些自己也在爱或创造的人，他们在自己的激情中找到了所有激情的尺度，并因此能够判断。是的，所有这些喧嚣……而和平本应是默默地去爱和创造！但我们必须学会耐心。再等一会儿，太阳将封住我们的嘴。
（19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