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里，又闹起莎士比亚来了。先后出现了厌倦人世的莎士比亚——一位英印混血儿（根据利顿·斯特雷奇[2]先生的说法）；出现了救世主莎士比亚，他带来了新的哲理，和新的一套瑜伽哲学（根据米德尔顿·默里的说法）；出现了怒发冲冠的莎士比亚——俨然是横冲直撞的参孙（根据温德姆·刘易斯[3]先生在他那本怪有意思的著作《狮子与狐狸》中的说法）。一般而论，我们不妨一致同意，这种种创见对我们都很有益处。不管怎样，以莎士比亚那样重要，我们最好每过一段时间，就另换一种看法。老派的莎士比亚已过时了，代之以面目一新的形形色色的莎士比亚。谈到像莎士比亚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也许我们永远也谈不出真相来；既然我们永远也谈不出真相，那么不如每过一段时间便从这样儿的假相改换为那样儿的假相。真知灼见到头来会不会独占上风，可说不准；这样的事也从来没得到证明过。可以肯定的是，再没有像以一种新错误去扫除旧错误那样有效了。斯特雷奇、默里或是刘易斯，这几位先生跟赖默，或是摩根[4]、韦伯斯特[5]、约翰逊比起来，是否更接近于莎士比亚的真面目，可很难说。但是在今年（一九二七年），他们比柯勒律治，或是斯温伯恩、多顿[6]，确然更深得人心。如果说，他们并没有让我们看到真正的莎士比亚——假如确有莎士比亚其人的话[7]——那么他们至少提供了我们几个最时髦的莎士比亚。要证明莎士比亚的思想感情，并不跟一八一五年，或是一八六○年，或是一八八○年的人们的思想感情一模一样，假如唯一的办法是： 证明他的思想感情跟我们一九二七年的人们的思想感情彼此相同，那么我们该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这些取而代之的学说。
可是，这些莎士比亚的新近的阐述者使人想起一连串关于文艺批评的问题和文艺批评的局限性来，想起一般的美学问题，和人类理解力的局限性来。
当然，对于莎士比亚，还有其他一些流行的看法。那就是：关于莎士比亚本人自觉的见解。这可称之为分门别类的看法。这样，他就不是变成了保守党的文人，就变成了自由党的文人，或是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文人。（尽管萧伯纳先生曾出过一些力，警告他的师兄师弟们别去跟莎士比亚拉关系，或是在他的作品中找出什么崇高的东西来。）此外，我们还有新教徒莎士比亚啊，怀疑主义者莎士比亚啊，在有些场合看来，还有英国天主教派莎士比亚啊，甚至是教皇派莎士比亚。我个人的浅薄意见是，莎士比亚在私生活中所持的意见，跟我们从他那极端富于变化的、发表了的作品中摘录下来的一段两段，有极大的出入。我以为，在他的作品中并没留下什么线索，叫我们知道他在上一届或下一届的选举中，要投谁一票。我以为，他对于公祷书的修订本的态度如何，我们只能是一无所知。我只是个小小的诗人，我承认我个人的经验很可能会使我的看法有偏见。我从没料想到，热心的、但是疏远的人士竟从我作品中看出，我一向具有一种宇宙的意义；人家还告诉我，我认真写下来的一些东西是“vers de société[8]”。人家给我写传记，拿我从别的一些书本上弄来的东西作为依据材料，或是拿我瞎写一气的东西（仅仅为了读起来很好听）作为根据材料；而对于我的确凭着个人经验而写下来的东西，我的传记却一概不加理会；因此，我不免认为，人们之误解了莎士比亚，只是程度更大，就像莎士比亚之相对地高出于我。
再讲一条个人的“意见”：以莎士比亚的伟大（作为诗人和戏剧家），我相信我对他的尊崇不在任何人之下；我确然深信，再没有像他这样的伟大了，我还要说：我所以敢于冒昧谈论起他来，唯一的资格是： 我并不存在这种幻想： 以为莎士比亚在什么地方有一丁一点跟我相像——不管是跟实际上的我，或是跟想象中的我。照我看来，我所以要对斯特雷奇先生的莎士比亚，以及对默里先生的、刘易斯先生的莎士比亚提出质疑，主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他们各自所描绘的莎士比亚跟斯特雷奇先生、默里先生以及刘易斯先生本人太相像了。莎士比亚该是怎么一个样子，我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不过，在我的想象中，他既不像斯特雷奇先生，也不像默里先生、温德姆·刘易斯先生，或是像我本人。
我们曾经用各种各样的影响来说明莎士比亚。有人用蒙田，又有人用马基雅维里来说明他。我猜想，斯特雷奇先生会用蒙田来说明莎士比亚——不过此人仍然是斯特雷奇先生的蒙田（因为斯特雷奇先生所醉心的人物，都带有强烈的斯特雷奇的特征）而并非罗伯逊先生的蒙田。我认为，刘易斯先生在上述那本极有意思的著作中，做了一件真有价值的事，他叫我们注意到马基雅维里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的重要性——虽然这位马基雅维里只是《驳马基雅维里》[9]中的马基雅维里，一点也不是真正的马基雅维里。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不能够理解这位人物，正像乔治时代的英国或任何时代的英国不能够理解他一样。不过我以为，假如刘易斯先生认为（他怎么想我可拿不准）： 莎士比亚，以及一般而论，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是受了马基雅维里的思想的影响；那么他就大大的错了。我以为，莎士比亚和其他的戏剧家，只是借用通俗的马基雅维里的观念来编写剧本；但这个观念跟意大利人罗马基督教徒马基雅维里的观念并没有相同的地方，就像萧伯纳先生的观念中的尼采（不管那是个什么样东西），跟真正的尼采并不一样。
我要提出一个在塞内加的斯多葛主义影响下的莎士比亚来。不过我并不认为莎士比亚是受到塞内加的影响的。我之所以这样提出，主要是由于我认为，继蒙田的莎士比亚(不是说蒙田具有什么哲学)、继马基雅维里的莎士比亚之后，一个斯多葛主义的，或是塞内加的莎士比亚几乎是会必然地被提出来的。我只是希望在“塞内加的莎士比亚”出现之前，先来做一番消毒工作。这样一来，如果就此防止了他的出现，那么我的野心就算实现了。
我说塞内加可能给莎士比亚以影响，这个概念我要说得十分明确。我认为很有可能，莎士比亚在学校中念过塞内加的某几个悲剧。至于塞内加的那一批乏味透顶的散文著作（洛奇[10]把它翻译过来，在一六一二年出版），恐怕莎士比亚未必会略有所知。所谓莎士比亚受了塞内加的影响，乃是指他当初在学校中的背诵所留给他的记忆，指通过当时塞内加式的悲剧，通过基德和皮尔——但主要是基德的影响。说是莎士比亚十分认真地从塞内加那儿取得了“人生观”，似乎缺乏任何根据。
不过，在莎士比亚的那些伟大的悲剧里，其中有几部却具有一种新的姿态。那并不是塞内加的姿态，但却是从塞内加那儿得来的。这跟在法国的悲剧——在高乃依或是拉辛的悲剧中所能找出的任何例子多少有些不同。它是现代的，它上升到顶点（假使它有个顶点的话）就成了尼采的姿态。我不能够说，那就是莎士比亚的“哲学”。可是有许多人就拿它作为生活信条；尽管在莎士比亚说来，也许他只是出之于天性地认识到那是值得利用的戏剧素材。莎士比亚的某些主人公在悲剧性的紧张关头，就采取这种自我表演的姿态。在莎士比亚的剧本中，这并不是特殊的；在查普曼的作品中，是非常明显的——布西，克勒蒙，以及比隆[11]都是在这样的方式下死去的。马斯顿（在所有的伊丽莎白时代的文人中，他是最值得令人注意、而最少为人探究的一个）也采用这种方法。马斯顿和查普曼是格外来得塞内加化。当然，比起所有的人来，莎士比亚来这一套格外的高明，他使这种自我表演的手法跟戏剧人物的人性，多少取得较大的一致性。不是那样卖弄辞句，而具有更多的真实性。我总有这样的感觉：我从来不曾读到过有哪一段文字，能像《奥赛罗》最后一段伟大的说白那样，可怕地暴露了人类的弱点——人类的普遍的弱点。（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有这种看法；很可能我这看法是极端主观、毫没来由的。）一般是从表面价值来看待这段说白，认为这段话表达了一种高超而又莽撞的天性在受到挫败后所显示的伟大气魄。[12]
慢些儿，大家先听我几句话，再走。
我也曾替公家立过一些功劳，
这，他们是知道的——不用去提它了。
我只求你们，呈报这一段不幸的案情，
在公文上实事求是地讲到我；
不必为我开脱，也不要故意糟蹋我。
这样，你们就得说： 这个人
用情太深，却又不善于用情；
这个人不容易妒忌，可是一旦
起了疑心，就一发不可收拾；
这个人就像那愚蠢的印第安人，
把一颗珍珠随手扔了，想不到
它的价值胜过了他整个部落；
这个人平时不轻易掉一滴泪，
可是一旦感情泛滥了，他的泪
就像那阿拉伯树的树胶一般
地流下来。把这些话记下来；
再添上这一句： 有一次，在阿勒颇，
有一个恶狠狠、缠头巾的土耳其人，
正在殴打一个威尼斯人，
一边辱骂他的城邦；那时候，
我一把抓住这受割礼的狗子的喉头，
就这样一刀子宰下去——
照我的看法，奥赛罗说这一番话，是为了要“鼓起自己的劲头来”。他企图逃避现实，他不再想到苔丝德蒙娜了，他是在想他自个儿。在所有的美德中，最难做到的，莫过于“谦逊”了；要把自己往好里想，这颗心怎么也死不了。奥赛罗采取了一种美学上的、而并不是道义上的姿态，把自己戏剧化地衬托在他的环境里，这样就成功地把自己转变为一个令人感动的悲剧人物。他瞒过了观众，但首先是人性的动机瞒过了他自己。我不能相信，还有哪一个作家比莎士比亚更清晰地揭示了这种“包法利主义”[13]——偏要把事物看成另外一种事物的人类的意愿。
要是你把莎士比亚笔下的几个主人公的死亡——我并不说所有的主人公，对于莎士比亚的整个著作，你很难找出几条可以全都适用的总的原则来——特别可注意的是奥赛罗，科利奥兰纳斯，以及安东尼——跟像马斯顿、查普曼这样一些明显地受到塞内加的影响的剧作家，他们笔下的主人公的死亡比较一下，那你就会发现，彼此多么相似——不同的只在于莎士比亚写得更富于诗意、更栩栩如生。
你也许会说，莎士比亚只是有意或无意地描绘人性而已，跟塞内加无关。不过我所着眼的不在于塞内加给予莎士比亚的影响，而在于莎士比亚怎样说明了塞内加主义和斯多葛主义原则。舍尔教授最近指出了：查普曼的塞内加主义，在许多地方都是直接从伊拉斯谟[14]的著作或其他来源借来的。我着眼的是这样两个事实：在文学上：塞内加是罗马斯多葛主义的代表者；在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中，罗马斯多葛主义是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像在伊丽莎白治下那样一个时代，出现斯多葛主义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最初的斯多葛主义——尤其是罗马的斯多葛主义，自然是一种适用于奴隶的哲学；所以基督教很早就把它吸收到自己的教义中来。
一个人和宇宙合而为一
在他的主要支配下，一切都融洽无隙——[15]
一个人若是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跟自己合而为一的话，他就不会去跟宇宙合而为一；生活在繁荣的希腊城邦里的人们，就有着可以跟自己合而为一的较好的东西；基督教也曾有过较好的东西。对于那生活在一个冷漠的、敌对的、过于空寂的世界上的人，斯多葛主义就是他的避难所。斯多葛主义构成了一个不变的基础，从这里产生了鼓舞自己的好些方式。尼采是现代鼓舞自己的最显著的例子。斯多葛主义的姿态恰巧跟基督教的谦逊处在相反的一方。
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一切条件跟罗马帝国时代截然不同。但那是一个混乱瓦解的时期；在那样的时期里，任何一种心理姿态，只要似乎能让人有所依靠——哪怕只是这么一种姿态：“我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人家也急于采取了。我几乎用不到指出——这已经超出本文的范围了——在像伊丽莎白这样一个时期，塞内加的自高自大的姿态，蒙田的怀疑派的姿态，马基雅维里的讽嘲的姿态[16]都在伊丽莎白时代的个人主义中得到了类似的融合。
这一种个人主义，这一种自高自大的恶习，给写进戏剧里面，当然主要由于它的戏剧性。但是在早先的剧本中，却并不依赖这种人类的弱点做题材。在《波里耶克特》[17]或是在《菲德拉》中你就找不到它。可是甚至哈姆雷特吧，给他闹得天翻地覆，至少有三条无辜的生命死在他手里，另外还加上两条比较无足轻重的生命；可是在临死的时候，却对自己相当满意[18]：
霍拉旭，我死了；
你还在；把我的为人和我的事业
好好对那些不明真相的讲讲吧。
…………
好霍拉旭啊，让事情这样不明不白，
我身后的名字要受多大的损害！
安东尼说：“我依然是安东尼”[19]；而那位公爵夫人说：“我依然是马尔菲公爵夫人”[20]；除非美狄亚[21]说过“我美狄亚是最了不起的”，他们两个会这么说吗？
我并不想叫人以为我提出：伊丽莎白时代的主人公和塞内加笔下的主人公是二合一的。在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里，塞内加的影响要比在塞内加的戏剧里明显得多了。某某人的影响跟某某人本人是两回事。就由于这个道理，伊丽莎白时代的主人公比起塞内加笔下的主人公，更是个斯多葛主义者，具有更多的塞内加风格。塞内加追随希腊传统，希腊传统并不是斯多葛主义的；他发展了大家所熟知的主题，模仿伟大的文学范例；因此在他的悲剧里，人物的情感姿态和希腊人之间纵有着巨大的距离，也是隐而不显的；在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品里，这一点就很显著了。伊丽莎白时代的主人公，莎士比亚的主人公，即使在伊丽莎白治下的英国，也不是千篇一律的。值得注意的一个例外是《浮士德》。马洛——虽然他不够成熟，在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家中（哪怕包括莎士比亚和查普曼在内）要算他最具有思想的和哲学的头脑——能够创造出像帖木儿那样一个盛气凌人的主人公；而且他创造的主人公也能达到这样一个恐怖的程度，甚至连自高自大都不要了。埃利斯－弗莫尔小姐[22]在她最近论马洛的著作里，对《浮士德》的这一特点提得很好，她跟我不一样，是从另一角度来看问题的，不过我想借用她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论点：
马洛跟踪着《浮士德》，比起同时代的人来，更其超出那有生和死亡的界线。对莎士比亚来说，对韦伯斯特来说，死亡意味着生命的突然中断；他们的主人公死了，直到最后，都意识到他们的至少一部分的环境；受到这种意识的影响，甚至支持，保持了他们一生中的人格和性格……只有在马洛的《浮士德》里，这一切都给扔掉了。他深深地钻入了那一种和过去隔绝的性灵：它只想到完成它自身的毁灭。
可是马洛这个在同时代人中最具有思想性，最荒唐放浪的人（因此也许最是个基督徒），总是不同寻常的。莎士比亚的不同寻常，主要是由于他着实比人高出一头。
在所有的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大家总是把《李尔王》看作最富于塞内加的精神。坎利夫认为这个悲剧渗透了塞内加的宿命论。这儿我们又得把人和他发生的影响区别开来。希腊悲剧里的宿命论、塞内加悲剧里的宿命论，以及伊丽莎白时代的悲剧里的宿命论，这三者间有着程度上的微妙的差别。它们中间存在着贯穿性，但是假使从远处看去的话，它们中间又有着强烈的对比。在塞内加的作品里，希腊人的伦理学从罗马人的斯多葛主义底下透露出来。在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里，罗马人的斯多葛主义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底下透露出来。在《李尔王》里，有一些引起坎利夫教授注意的意味深长的词句，也有着塞内加的宿命论的调子：fatis agimur[23]。不过有的地方少得多，有的地方多得多。在这一点上，是我必须跟温德姆·刘易斯先生分手的地方。刘易斯先生所提出的莎士比亚是一个地道的虚无主义者，一股求取毁灭的理智的力量。照我看来，莎士比亚既不是一个道地的怀疑主义者，像蒙田那样，也不是一个道地的犬儒主义者，像马基雅维里那样，或是什么道地的听天由命者，像塞内加那样。我看他是为了戏剧效果运用所有这些东西。也许你可以在《哈姆雷特》里找到较多的蒙田的面貌；在《奥赛罗》里，较多的马基雅维里的面貌；在《李尔王》里，较多的塞内加的面貌。不过我不能同意下面这一段论述：
除了查普曼以外，莎士比亚是我们在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家中碰到的唯一的思想家。不过当然，这句话的意思是：在他的作品中除了包含着诗歌、幻想、修辞或是对世态的观察外；还有这么一部分表现着清晰的理智活动的过程，而在这方面可以提供像蒙田那样的道德哲学家作为写文章的资料。但是这种思想——叫人惊奇的是在他那炉火纯青的艺术的描绘中自然而然地涌现了他的思想——以这种思想的性质而言，作者有时候必然具有一股可惊的力量。即使他的思想并不是系统化的，至少可以让人辨认出它的面貌来。
我要辩驳的就是那对于“思想”的一般概念。困难在于一个词必须作好几种解释。我们笼统地说：莎士比亚、但丁，或是卢克莱修是思考的诗人，斯温伯恩是个不思考的诗人，甚至丁尼生也是一个不思考的诗人。但其实我们要说的并不是思想的性质上的差别，而是感情的性质上的差别。所谓“思考”的诗人，只是说他能够表达跟思想等值的感情。但他未必对于思想本身感兴趣。我们总是那么说，思想是清晰的、感情是蒙眬的。其实既有精确的感情，也有蒙眬的感情。要表达精确的感情，就像要表达精确的思想那样，需要有高度的理智力。可是说到“思想”这个词，在我的心目中是另一回事，跟在莎士比亚中所能找到的任何东西不一样。刘易斯先生，和其他拥护莎士比亚是个伟大的哲学家的人，都津津乐道莎士比亚的思考力。可是他们并没有能剖示他的思想的目的性；并没说出他对于人生可有一贯的看法，或是他宣扬了应该采取什么样步骤。刘易斯先生说：“我们掌握大量的例证足以说明莎士比亚对于武功和行军作战有怎样的看法。”我们当真掌握了吗？或者不如问：莎士比亚当真有过任何思考没有？他一心贯注在怎样把人类的活动变做诗歌上。
我想说：莎士比亚的戏剧没有一部是具有“意义”的——虽然要是说：莎士比亚的戏剧是毫无意义的，那就同样的不是真话。一切伟大的诗歌对于人生的看法都给人以一种幻觉。一旦我们进入了荷马，或者索福克勒斯，或者维吉尔，或者但丁，或者莎士比亚的世界中，我们不由得认为：我们正在领会一些可以由理智来表达的东西；这是由于每一种精确的感觉都通向理智的方程式。
我们容易为但丁的例子所蒙蔽。我们想：这里是一部代表着严密的思想体系的诗篇；而但丁是有他一套“哲学”的，因此，凡是像但丁那样伟大的诗人也都有他的一套哲学。在但丁的背后，是圣托马斯的思想体系，他的诗篇跟这一思想体系是逐条逐点相印证的。所以在莎士比亚背后有塞内加，或是蒙田，或是马基雅维里；如果他的作品并不能逐条逐点的跟这些人物的哪一篇著作相印证，那么必然是他自个儿的思想在这里悄悄地活动了一下，比那些人在干他们自个儿的活的过程中更出色。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认为：不管但丁或是莎士比亚，他们有过自己的思考活动。认为莎士比亚是在思考的，那样的人往往自己并不写诗，而是从事于思考工作的；我们都喜欢伟大的人物跟我们自己一样。莎士比亚和但丁这二人间的不同之处是，但丁有一套系统的思想体系在他的作品背后；但那只是他个人的碰巧儿罢了，从诗的角度来看，那是一件不相干的偶然事件。恰好在但丁那个时期里，“思想”是有条理、是强有力、是美丽的，而它又集中在一个最伟大的天才的身上；在但丁的诗篇背后有个靠山（从一种意义上说，是不配有的），那是这么一回事：隐藏在诗篇背后的思想是另一个就跟但丁本人同样伟大、可爱的人的思想——圣托马斯。在莎士比亚背后的思想却是远不及莎士比亚本人的那些人的思想。因此产生了两个或此或彼的错误——第一个，既然莎士比亚跟但丁是同样伟大的诗人，那他必然出于自己的思想，补充了蒙田、马基雅维里，或是塞内加等人的思想之不足，使之可以与圣托马斯的思想，质量相当。第二，认为莎士比亚低但丁一等。其实，莎士比亚也罢，但丁也罢，都不曾真正思考过——思考不是他们的本份；那种思想在他们当时所具有的相对的流通价值，和他们不得不使用的作为表达感情的媒介，都是无关宏旨的。但丁并不因此就成为一个更伟大的诗人；或者说，我们可以从但丁那儿，比从莎士比亚那儿多得到一些东西。的确，我们可以从阿奎那那儿比从塞内加那儿多学到一些东西，不过这是另一回事。但丁说：
在神的意旨中存在着我们的宁静。[24]
这是伟大的诗句，在这诗句背后有着伟大的哲学。莎士比亚说道：
我们人在天神的手掌里，就像顽童捉住了苍蝇，
伤害一条命，只是为了好玩儿。[25]
这是同样地伟大的诗句，虽然诗句背后的哲学并不伟大。主要的是，它们各自用完美的语言表达了人类的某种永恒的冲动。从情绪上说，莎士比亚的诗句同样强烈、同样真实、同样具有启发性——在诗歌是有用和有益的理解上，同样有用，同样有益，不输于但丁的诗句。
每一个诗人是从他自己的感情出发的。如果我们探究到这一点，那么在莎士比亚和但丁之间实在没有什么好挑剔的。但丁的谩骂，他个人的牢骚——有时候借《圣经·旧约》中先知的谴责略为掩盖一下——他的思乡病，他的不胜今昔之感——或者只是因为过去了才显得快乐——他把本人的动物的欲望变而为带有永恒性、圣洁性的东西的大胆意图——就像在《新生》中那样——都可以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一一较量一下。莎士比亚同样也投入一种挣扎（唯有这种挣扎才组成诗人的生命），要把他个人的和私下的痛苦转变为丰满的、奇异的，变为众生相的、非个人的东西。但丁对于佛罗伦萨或是皮斯托亚,以及别的什么对象所发泄的愤怒；莎士比亚的那一股深沉的普遍性的讥嘲和幻梦的破灭，都只是一种伟大的意图，要把个人的失败和失望转化而已。伟大的诗人在写他自个儿的时候，就是在写他的时代[26]。这样，但丁自己也不曾知道，他却变成了十三世纪的喉舌；莎士比亚决想不到自己竟成为十六世纪末、历史转变期的代表人物。可是你很难说，但丁相信或是不相信托马斯的哲学；你也很难说莎士比亚相信或是不相信文艺复兴时期的炒杂拌似的怀疑主义。如果莎士比亚依据比较像样的哲学来写作，他就会写出不像样的诗来；他的本分是表达他那个时代中的最浓烈的感情，不管依据的是当时的什么样的想法。诗歌并不像刘易斯先生或是默里先生有时所设想的那样，是哲学，或是神学，或是宗教的代用品。它有它自己的功能。不过这是感情上的、并不是理智上的功能，所以不能用理智的语言来充分说明它。我们能说，它提供了“慰抚”——奇妙的慰抚；而像但丁和莎士比亚那样不同的作家，却同等地提供了这种慰抚。
以上所说的，可以用哲学的语言说得更精确些，可是要长得多——它能进入哲学的部门，称作“信仰的理论”（那不是心理学，而是哲学，或是纯粹的现象学）。这一部门，迈农[27]和胡塞尔[28]已经做出了一些先驱的调查研究工作；在不同的头脑里，信仰（由于产生意义的活动的结果）产生了不同的意义。我疑心，一个伟大的诗人，作为诗人来说，单纯的信仰是否渗进过他的活动。那是说，但丁作为一个诗人，并不曾信仰或不信仰过托马斯的宇宙哲学，或是有关灵魂的哲理——但丁只是利用了这套学说；或者为了诗歌的创造，在他最初的感情冲动和一种理论间发生了一种融合。诗人写诗，玄学家谈玄学，蜜蜂酿蜜，蜘蛛结网，你很难说他们中间有哪一个怀着什么信仰，他们各行其是罢了。
信仰这问题十分复杂，也许就是没法解决的。我们必须承认：不仅在各司其职的人们中间——像哲学家和诗人间，在信仰的感情质量上有所差别；就是在不同的时期也是这样。在十六世纪末这一个时期，尤其不容易把诗歌和有体系的思想，或是和理性化的人生观联系起来。我作了几个只能说是一般化的研究，想知道什么是多恩的“思想”；结果我发觉，十分难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说是多恩有什么信仰。看来在那一个时期，似乎充满着打碎了的思想体系的残片；而像多恩那样一个诗人，他只是像鹊子那样，随意拣起那些把亮光闪进他眼里的各种观念的残片，嵌入自己的诗篇中罢了。拉姆齐小姐在她那研究多恩取材来源的渊博精深的著作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是个“中世纪的思想家”；我可既找不到什么“中世纪主义”，也看不出什么思想，有的只是一大堆不相连贯的学识，从这里他汲取了纯粹的诗的效果。最近舍尔教授作了查普曼取材来源的研究，他的论文似乎显示出查普曼从事于同样的工作；教授还示意：查普曼的阴郁思想面的“深奥”和“晦涩”，多半由于从菲奇诺[29]这些作家那儿摘下了大段文章，而断章取义地融化在自己的诗篇里。
我一点也没有这样的意思想说：莎士比亚也采取了类似这样的办法。跟他的同时代人比，莎士比亚是个精致得多的转化工具，甚至比但丁更精致。另一方面，他又无需乎保持那么多的接触，就可以吸收到他需要的一切。塞内加的因素是最彻底地被吸收、被改变面貌，因为它已经弥漫在莎士比亚的整个世界中。马基雅维里的因素也许是最间接的，蒙田的因素是最直接的。有人说莎士比亚缺乏统一；我认为这句话同样很可以这么说：在统一的一面，主要归功于莎士比亚，当时的各种思想倾向，确然缺乏统一；而他在可能的范围内做到了可以统一的地步。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有的是统一，但并不是包罗万象；没有哪一个能做到包罗万象。莎士比亚跟他的同时代人圣女大德兰[30]不会有什么多大共同之处。塞内加、马基雅维里和蒙田的著作在当时所发生的一般的影响，尤其通过莎士比亚所发生的显著影响，在我看来，那是对一种自觉意识的影响（自觉意识是一种新玩意儿）,使得莎剧中的主人公具有自觉的意识和自我表演；哈姆雷特只是其中之一罢了。看来，这标志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阶段（哪怕这不是十分可爱的阶段），也许是进步、也许是堕落、也许是转变。当时的罗马斯多葛主义是一种自觉意识的发展；后来为基督教所吸收，到文艺复兴这一解体的时期，它又摆脱了束缚。依我看，尼采是晚近的变种，他所表现的姿态是颠倒过来的斯多葛主义；这么说是因为把自己跟宇宙合而为一，与把宇宙跟自己合而为一，这里实在没有多大差别。塞内加对于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的影响，就其正规的一面，已作了详尽的研究。到于词句和情景的假借和改编，塞内加的感性的贯串深入，探溯起来那就要困难多了。
方平 译
* * *
[1] 原译题为《莎士比亚和西奈卡的苦修主义》，考虑到与现在通行译法不一致，故作改动。——编注
[2] Lytton Strachey（1880—1932），英国文艺评论家。
[3] Wyndham Lewis（1882—1957），英国画家、作家。
[4] Maurice Morgann（1726—1802），著有《论戏剧人物福斯塔夫》等。
[5] 疑指Augusta Webster（1837—1894），英国女诗人，著有《戏剧研究》。
[6] Edward Dowden（1843—1913)，著有《莎士比亚： 他的思想和艺术》等。
[7] 有些学者认为“莎士比亚”只是当时哲学家培根或贵族拉特兰伯爵（Roger Manners, 5th Earl of Ruttand, 1576—1612)等人的假名而已。
[8] 法文，社会诗。
[9] Contre—Machiavel，法国神学家让蒂耶（Innocent Gentillet，1535—1588）所著的攻击马基雅维里的著作，最早出版于1576年，原题为Discours sur les moyens de bien gouverner。艾略特不同意该书对马基雅维里的解释。
[10] Thomas Lodge（1557—1625），英国诗人、剧作家和散文家。
[11] 布西是查普曼著名悲剧《布西·德·昂布阿》中的主人公；比隆是他的《查尔斯·比隆公爵的阴谋与悲剧》（The Conspiracy and Tragedy of Charles, Duke of Biron）的主人公。
[12] 底下一段台词引自悲剧《奥赛罗》第5幕，第2场，第338至358行。奥赛罗说到最后一句“就这样一刀子宰下去——”时，举剑自刎。
[13] Bovarysme,指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的女主人公爱玛总是把自己看作另外一种人。
[14] Desiderius Erasmus （1469—1536），荷兰人文主义学者，曾在英国剑桥大学讲授希腊文。
[15] 见查普曼剧作《布西·德·昂布阿的复仇》第4幕，第1场，第139至140行。
[16] 我并非指马基雅维里的姿态而言，它并不带有讽嘲性。我是指听到过马基雅维里的英国人的姿态而言。——原注
[17] Polyeucte,法国作家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 16061684）所著悲剧。
[18] 见《哈姆雷特》第5幕，第2场，第349至356行。
[19] 见莎士比亚悲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第3幕，第5场，第92行。按,原文为“I am Antony yet”，艾略特误作“I am Antony still”。
[20] 见韦伯斯特悲剧《马尔菲公爵夫人》。
[21] 塞内加的希腊悲剧《美狄亚》中的女主人公。
[22] M. Ellis-Fermor (1894—1958)，英国文学评论家，著有《克里斯托弗·马洛》等书。
[23] 拉丁文，（吾人）受支配于命运。
[24] 见《神曲·天堂篇》第3歌，第85行。
[25] 见《李尔王》第4幕，第1场，第36行。
[26] 雷米·德·古尔蒙在谈到福楼拜的时候，差不多也说了这样的话。——原注
[27] Alexius Meinong（1853—1920），奥地利心理学家及哲学家。
[28] Edmund Husserl（1859—1938），德国哲学家。
[29] Marsilio Ficino（1433—1499），意大利哲学家，曾翻译柏拉图著作，介绍古希腊文学。
[30] St.Teresa（1515—1582），西班牙女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