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理论一般都假定，只有一种货币，即正式的货币；在完整意义上的货币与仅仅作为货币替代品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截然的区别。而在我们的讨论中，这种区别却不存在了。因而，那种被称之为货币价值的数量理论（quantitytheory)的东西，也就不适用了，即使是与其大致相近的一种理论也不适用了，尽管这种理论对于货币价值的解释从理论上说更令人满意，也是数量论中相对最令人满意的一种。①
当然，数量理论预设，在某给定区域只存在一种货币，它的数量是可以通过计算这种货币的同质（或近似同质）的单位而掌握的。但如果在一个区域中流通着不同通货，其相对价值也不恒定，流通中的总量就只能根据通货的相对价值计算出来，离开了后者，总量就没有任何意义。这种只适用于特定情形——即使在很长时期中凑巧都表现为这种情形——下的理论，面临着严重的缺陷。尽管我们倾向于将那种情形视为理所当然，然而，在一个给定区域内只能有一种货币，这却绝非货币的本质所在，只有由于政府禁止使用其他货币，才经常出现这种情形。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数量论也并不总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对于不同形态的货币和流动性各异的货币替代品的需求量，总是大相径庭。而如果我们假定，通货发行者不断地为争取每一位用户使用它们发行的通货而进行竞争，则我们就无法假定，对货币存在着相当稳定的需求，也即，流通中货币的总价值趋于大致保持恒定（或者说会随着人口规模、国民生产总值或类似的指标而发生可以预期得到的变动），而货币数量论对于单一货币情形下则可以作出这样的假定，尽管会有所限定。
现金平衡方法
而为解决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我们需要一种可以更为普遍地应用的工具。幸运的是，有一种现成的理论，即使对于探讨那种更为单纯的情形，也更令人满意，它就是源于卡尔•门格尔、列昂•瓦尔拉斯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现金平衡方法（the cash balance approach)。这种理论不仅能使我们解释“货币数量”的变化对于“那个”价格总水平的终极影响，也能使我们理解，若干种不同货币供应量的哪种变化将会有效地影响不同的价格。它能让我们进行一种分析，这种分析显然使我们无法谮称具有数量论那样的伪精确性，但却具有更宽广的视野，能使我们将个人对于不同货币的偏好考虑进去。
我们必须谨记，就我们的研究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一个多元通货体系中，并没有货币需求总量之类的玩意儿。对于不同的通货，会有不同的需求量，但由于这些各异的通货并不能完全相互替代，所以，这些不同的需求量，就不能加总为一个总量。我们相信，对于趋于贬值的通货可能只有很小的需求量（但供应量很大），而对于保持稳定的通货，其需求量与供应量则会相等，至于趋于升值的通货，则需求量很大（但供应量较小）。尽管只要存在着货币的自由市场，人们就会时刻准备卖出（以某个价格）手头货币而买进其他货币，但他们却不会准备永远持有一种货币；可以买进的那些替代性货币的属性，将影响对于某一具体货币的需求量。因而，并不存在一个可以被认为对于货币价值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单一的货币总数。
流通速率
有人可能会坚持认为，根据现金平衡表的需求量进行的分析，与货币数量分析对流通速率概念的使用，在形式上是等价的。然而，区别是至关重要的。现金平衡方法促使人们去关注那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即个人持有货币量的欲望。流通速率则指的是由此而导致的统计数量，而经验可能显示，该数量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相当的恒定，据此我们认为这是个有用的数据——因而它对于我们声称“某”货币数量与“某”价格水平之间存在着单纯的联系的说法提供了某种证明；然而，这个量常常是误导性的，因为它使人们太过轻易地相信了下面的错误信念：货币的变化只影响价格总水平。主要就是由于这一原因，这种变化通常被认为是有害的，仿佛它们同时并以同样的百分比提髙或降低了所有价格。然而，它们之所以造成真正的危害，乃是由于它们对于不同的价格会有不同的影响，而价格的这种波动是陆续进行的,波动的先后次序非常杂乱，其波动程度也大相径庭，结果，相对价格的总体结构会被打乱，从而误导生产活动走上错误的方向。
不幸的是，凯恩斯爵士却从来没有采纳马歇尔发展起来的剑桥学派对货币理论的这一最重要贡献。尽管他也批评他所说的当代货币理论的趋势——在这种理论的论证中，仿佛所有价格是在同时变化——但他却几乎完全是在艾尔文•费雪提出的那种数量论中打转（或者是反其道而行之）。这是凯恩斯主义的潮流对于我们理解经济过程所造成的最严重的损害之一，我们基本上丧失了对于决定着的诸多因素及货币变动对具体商品的价格产生的效果之深入理解。在这里，我无法详尽重述货币理论中的这一核心章节，而只能退而求其次，推荐那些不幸地在完全由凯恩斯主义观点统治的机构中学习货币理论而仍然有志于理解货币价值理论的经济学家们，首先深入研究一下马尔杰的两卷本《价格理论》(A.W. Marget，Theory of Prices[42])来填补一下空白，然后浏览一下接下来25年的大多数文献，再仔细研读阿克塞尔•利琼胡弗德教授的新书（Axel Lei jonh ufvud[37]) ②这本书将会指引他们去熟悉他们不应遗漏的那个时期的研究成果。
略论“货币主义”
自从“凯恩斯主义”教条的霸权地位开始遭到挑战之后，人们通常一股脑儿地将所有认为凯恩斯对下面一种理论的否定是错误的人士，都视为“货币主义者”：“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现象通常都起因于或者必然伴随着”“货币数量及其流通速率的变动” ③。这种“货币主义”的理论，其实是凯恩斯之前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只有极少数持有异议的学者和一些怪人除外，尤其是欧洲大陆经济学家，几乎都持有这种观点，正是他们的政策建议，要对1920年代的大通货膨胀承担责任。我尤其同意这些“货币主义者”对于目前的通货膨胀的典型特征的看法，也即他们相信，所有的通货膨胀都是现在人们所说的“需求推动”的通货膨胀，只要我们考虑一下经济活动的机制，就不存在什么“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除非你把增加货币数量以应对工资上涨——否则就会出现失业——的政治决策视为经济的组成部分。④
我跟大多数“货币主义者”、尤其是跟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的区别在于，我认为，单靠货币数量理论，即使是在某一区域内仅流通一种货币的情形下，也不足以作出大致接近于事实真相的解释，而在几种不同货币在该地区同时流通的时候，据此作出的解释更是毫无价值。尽管这种理论的缺陷只有在本书所考察的几种货币同时流通的地方才会变得比较严重，但按照这一理论关于何为货币的标准，货币替代品不能算作货币，仅这一现象本身就一直损害着其结论的严格有效性。
在我看来，货币主义理论在所有情形下都会面临的主要缺陷是，它突出强调货币数量的变动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因而使人们过分地仅仅关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对于债权-债务关系的有害影响，却忽略了向流通中注人和撤出货币之数量，对于相对价格的结构所产生的更为重要、危害也更大的影响，因为它会扭曲资源的配置，尤其是会导致投资向错误的方向上配置。
在这里，我们无法充分地讨论货币主义理论的细微之处——该学派内部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相当显著的分歧，尽管这些分歧对于评估他们目前提出的政策建议的效果也具有重要价值。我之所以反对纯粹货币数量论中的精确性，根本的理由在于，即使在一国境内，只流通单一一种通货，严格说来，也不存在货币总量之类的东西；而任何试图为使用同一种货币单位表示的某类交换媒介划定边界的努力一仿佛它们是同质的或完全可以互换的——即使对于研究通常的情形⑤，也是误导性的。当我们考虑到不同的通货同时流通的情形时，这种反驳理由当然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稳定的价格和稳定的高就业水平，并不需要或者不允许将货币总量维持不变或按某一固定比例调整。相反，它们对货币总量提出的要求与此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应当调整货币数量（或者不如说是所有流动性资产的总价值），从而使人们不会为了调整自己的均衡以适应他们已经改变了的流动性偏好而减少或增加其支出。保持货币数量不变，并不能确保货币流也保持不变，而为了使货币流的存量能以一种可欲的方式变动，货币的供应量就必须具有相当的弹性。
货币管理的目标不能是事先确定的某个特定的流通量，即使在一国境内只有一个垄断发钞者时，也不能如此，在竞争性发钞制度下，更不能这样。相反，货币管理的目标只能是试探，多大的流通量能使价格保持稳定。没有任何管理当局能够事先掌握这种“最优货币量”，只有市场才能发现它。只有通过按某一固定价格买卖我们希望保持其价格总水平稳定的那组商品，才能找到这一最优货币量。
弗里德曼教授提出的建议是，由法律对某个垄断性发钞者规定一个增发速度，它只能按这个速度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对此，我只能说，在这样的制度下，大家都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流通中的现金总量已经接近上限，因而增加流动性的要求根本无法得到满足。我可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⑥
为什么编制指数替代不了稳定的通货？
人们通常突出强调的是通货膨胀带来的、会被人们最普遍地认识到的、也会被最痛苦地感受到的危害，即它对于债权-债务关系、尤其是对于挣取固定收入者的影响，正是这种认识，促使人们提出了下面的建议：可以规定，根据“物价指数本位制”(tabular standard)安排债务，以减轻这些冲击，即名义债务额将按照某个价格指数的变动而同步调整。当然，我们承认，这种做法能够减轻通货膨胀导致的最显眼的不公平，也能够消除通货膨胀带来的最惨酷的不幸。然而，这些后果远不是通货膨胀所能带来的最严重的损害，用这种不完整的疗法来治疗一部分症状，很可能会弱化人们对于通货膨胀的反感，从而会拖长、也推动通货膨胀加速。从长期来看，这种做法会在相当大程度上放大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损害，尤其是加剧通货膨胀导致的失业给人们可能带来的痛苦。
每个人当然都知道，通货膨胀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影响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而只能使不同商品的价格陆续上涨，因而，通货膨胀会改变各种商品价格间的关系——尽管关于平均价格变动的统计数据能够掩盖这种相对价格结构的变动情况。通货膨胀对于相对收入的影响，只是价格结构发生紊乱的一种后果而已，尽管在那些肤浅的观察家看来，这是最触目惊心的一种后果。从长远来看，通货膨胀对于经济正常运转构成的更严重的、并最终可能导致自由市场体系无法正常运转的危害则在于，价格结构被扰乱，从而引导资源投向错误的方向，驱使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投资）投人某些项目，而只有在通货膨胀继续加速的条件下，这些项目才会有利可图。正是这种效应，导致了严重的失业浪潮⑦但那些运用宏观经济方法的经济学家们，却经常忽视或低估了这种效应。
通货膨胀导致的这种最严重的损害，是不可能通过编制指数减轻的。事实上，政府的这类措施将使人们更容易接受通货膨胀，从而从长远来说，必然会使事态更为糟糕。这些措施当然也不会使人们更积极地克服通货膨胀，因为人们不大容易意识到他们的痛苦是通货膨胀带来的。弗里德曼教授曾提出过如下论断，这种论断是没有道理的：
借助广泛实行制定工资价格等定期按照生活费用、生产成本等之变动而上下调整的条款，将会清除通货膨胀导致的相对价格的紊乱，从而使公众更容易认识到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情况，因而也将减少人们适应这些变化的时间滞后，进而将使名义价格水平更灵敏、更易变。⑧
这样的通货膨胀，由于其可以看得见的后果被减轻了，所以可能道到的抵制显然会减少，相应地，其持续时间也会被拖长。
弗里德曼教授确实公开反驳过指数能够替代稳定货币的说法⑨但他却试图使通货膨胀在短期内更容易为人接受，而我则认为，任何这样的努力都是极端危险的。尽管他反对那种说法,但在我看来，他的做法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会加速通货膨胀。他的理论肯定会强化工人群体的要求。他们的工资其实应当下调(因为他们从事的那类工作更不值钱了），这样使他们的实际收入将保持稳定。但规定工资定期按照生活费用、生产成本之变动而调整的做法则意味着，任何人的工资相对于其他人工资的相对增加，都将不得不表现为名义工资的增加——只有那些工资最低的工人除外——而这本身就必然会使通货膨胀持续下去。
换句话说，在我看来，与此类似的种种努力，即根据工资和价格刚性乃是不可避免的、应当调整货币政策以适应它们的信条——这种心态源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采取的种种措施，表面看来，是现实要求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个必要步骤，但实际上，从长远看，这种做法会使工资总结构越来越刚性，从而会导致市场经济的结构紊乱。但目前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不应当是经济科学家关注的。他的任务应当是像我不厌其烦地重复过的那样，使得从今天的政治角度看不可行的政策，未来具有政治上的可能性。决定此时此刻应当做什么，这是政治家而不是经济学家的任务；经济学家则必须继续指出，坚持上述政策必将导致灾难。
我不完全同意弗里德曼教授关于在现有的政治、财政制度下通货膨胀不可避免的结论。但我确实相信，除非我们改变这一政治框架，否则我们的文明必将解体。从这一意义上，我承认，我关于货币的激进建议也许是可行的，它不仅是更为广泛地改革我们的政治制度的方案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我们迟早会认识到，这样的综合性改革是早就有必要进行的。我对于改革经济和政治秩序提出的两个不同的建议⑩事实上是互补的：我提出的货币制度只有在我们不曾实行过的某种有限政府的制度下才有可能实行，而要限制政府，则必须剥夺它发行货币的垄断权。事实上，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论。
历史证据
弗里德曼教授早就相当全面地阐述过他对我的建议的效力之怀疑，他声称：
丰富的经验和历史证据表明，（哈耶克的）希望实在是无法实现：能够提供购买力保证的私人货币，是不大可能驱逐政府发行的货币的。
我没能发现任何这样的证据表明，有一种货币，公众已经逐渐明白，其发行者只有在他保持他发行的货币稳定的时候才能继续其生意，而银行会对这种货币提供一切正常的服务，法律也承认该货币是一种订立合同、记账和进行经济计算的工具，面对这样的货币，我不能仅仅因为它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就贸然断言，在这种情形下，公众将会拒绝这种货币，而依旧留恋日益贬值的政府发行的货币。确实，在很多国家，事实上并没有禁止发行这样一种货币，但其他条件却几乎从来没有满足过发行多元货币的要求。每个人都知道，如果真有这样一种私人试验，在看样子将取得成功的时候，政府一定会采取步骤阻止它的发展。
在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愿意使用的通货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做？如果我们要寻找这样的历史证据，那么，下面的例子能够强有力地证实我的预期：当英国货币（sterling)开始持续地贬值的时候，它就再也不被当做国际贸易的通用货币了。基于我们对于个人在应付某种恶劣的国家货币时所采取的行为之了解，基于我们对于个人面对政府使用种种手段迫使人们使用这种货币时会作出的反应之了解，我们可以断言，任何一种具有公众所渴望之属性的货币，都是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只要政府未人为禁止人们使用它即可。美国人是幸运的，他们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时代,彼时，国内每个人都认为，随便哪个国家的货币都比本国货币更安全可靠。而在欧洲大陆，却有很多时候，只要本国政府允许，人们就宁可使用美元，而不使用本国的货币。他们在现实中这样做的程度，也确确实实要比法律所允许的更大，政府则不断威胁，要动用最严厉的刑罚来阻止这种做法蔓延——约有十亿来历不明的美元掌握在全球各地的私人手中，就是一个明证。
我从来不怀疑，公众作为一个整体要认识到这种新通货的好处的过程是缓慢的，我甚至想指出，一开始，如果有机会，群众可能宁可回归到金本位制，而不是任何形态的纸币。但照例，少数较快认识到某种确实比较稳定的通货的好处的人士所取得的成功，一定会诱导其他人模仿他们。
不过，我必须承认，对于弗里德曼教授几乎不相信竞争将使更好的工具占据上风这一点，我还真有点惊讶，他似乎毫无根据地相信，垄断将一如既往地提供一种更好的工具。这种担心纯粹只是旧习惯导致的懒惰而已。
①但诚如我45年前所写的（Hayek[24]p.3)，我现在依然要坚持：“……从现实政策的角度看，如果公众再一次不相信数量理论的基本命题，那么这将是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最糟糕的亊情。”——原注
②对于Leijonhufvud教授的这本书的一个简短导读是他自己写的Keynes andthe
Classics,OccasionalPaper30,IEA,1969。 原注
③ R*F.Harrod[23a],p.513. 原注
④但从另一个意义上，我超脱于凯恩斯-货币主义的争论之外：这两者对于这—问题都采取宏观研究方法，而我相信，货币理论既不必、也不应使用这种研究方法，即使货币理论不可能完全摆脱这样一种从本质上厲于宏观范畴的概念。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是研究下面这个难鹿的两种不同方法：即在研究诸如市场之类的高度复杂的现象时，我们永远不可能获得我们作出一种完整的解释所必需的一切真实信息。宏观经济学试图克服这一困难的办法是大讲通过统计方法可以获得的总置或平均数。这能够向我们提供某种有益的大体接近的解释，但作为对因果关系的一种理论解释，它不能让人满意，有时甚至是误导性的，因为我们没有理由相信，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关联会一直那样发生。我更青睐的则是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它依靠的是模型建构的方法，通过“缩小规模”，使我们应付由于我们对全部相关亊实不可避免的无知而带来的难題，其做法是将独立变置的数童减少到最低限度，据此形成一个结构，它能够揭示市场体系能够出现的所有类型的变动或变化。我曾在别的地方充分地阐述过这一点（Hayek[30])，这种技术只能让我们得到我所说的“模式”预测（‘pattern’predictions)，而不能得到对于具体事件的精确预测；宏观经济学却声称他们可以得出这样的预测，而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原注
⑤指一国境内仅流通一种货币。——译注
⑥对于这种局面，沃尔特•白芝浩曾经作出过经典性推述（WalterBagehot[3]，倒数第二段）：“在英国货币市场处于某种敏感状态时，由法律规定储备额度的方法，必将导致恐慊情绪；如果法律规定是三分之一，那么，在银行接近三分之一的时候，就会出现恐慊情绪，并像著了魔一样蔓延。”——原注
⑦1977年5月8日，由英国首相主持、有美国总统、西德总理、法国总统、日本首相和意大利总理参加、在唐宁街举行的“首脑会议”最后发表的联合公报的开头几段，引人注目地承认了这一基本事实。开头几行是这样写的：“通货膨胀不是治疗失业的药方，而是其重要根源之一。”这正是本人为之奋斗——几乎是孤军奋战——了40多年的看法。然而不幸的是，这份声明却将问题过分地简化了。在很多情况下，通货膨胀确实会导致失业的某种暂时减少，但其代价则是以后会出现更多失业^正是这一点，使得通货膨胀具有很大诱惑力，从政治上看，简直具有无可抵挡的诱惑力，但也因此格外地具有严重的潜在危害。——原注
⑧M.Friedtnan[20b]，p.31. 原注
⑨同上，p.28。——原注
⑩ F.A-Hayek[31a]，vol.111. 原注
.接受杂志的采访，IX:34,NewYork,August1977,p,28。——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