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主义思想的成功
社会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很走红的口号。社会主义思想主导着时代精神。公众赞成它；它表达着全体人民的思想和情感；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当后人把我们的故事载入史册时，这一章的标题将是“社会主义时代”。
不错，社会主义尚未建立起能够体现其理想的社会。但是过去二三十年来，文明国家的政策一直在朝着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向努力。[1]这场运动的活力和顽强精神近几年有了显著增长。一些国家在寻求一举彻底实现社会主义。我们目睹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已经有所成就，不论如何看待它的意义，必须承认，就其宏伟蓝图而言，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显著的成就之一。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过如此作为。对另一些民族来说，只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内在矛盾和它不能完全实现这一事实迟滞了社会主义的凯旋。他们也在既有条件下竭尽所能了。没有人从原则上反对社会主义。今天，凡是有影响的政党，都不敢公开主张生产资料私有制。对于我们这个时代，“资本主义”代表着万恶之源。甚至社会主义的敌人也受到社会主义观念的支配。这些反对者，尤其自称“资产阶级”的或“农民”的政党，在从他们特殊的阶级利益出发反抗社会主义时，也间接承认社会主义思想全部实质内容的合理性。因为，倘若有可能以社会主义威胁到部分人的特殊利益为由驳斥社会主义纲领，这其实已经肯定了社会主义。倘若有人抱怨说，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组织不能充分考虑社会利益，而是只迎合某个社会阶层的目标，它限制了生产力；倘若这人因此而同形形色色“社会政策”和“社会改革”运动的支持者一道要求在经济生活中全面实行国家干预，那么这人就从根本上接受了社会主义纲领的原则。或者说，如果只是以人性缺陷使得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或以现存经济条件下不能立刻实行社会化为由攻击社会主义，那么这也不过是表明了他已向社会主义观念投降。民族主义者也对社会主义给予肯定，他只反对它的国际主义，他希望把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思想以及同其他民族的斗争结合在一起。他是民族社会主义者，而非国际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也赞成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2]
因此，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不限于布尔什维克及其国外朋友或众多社会主义政党的成员。凡是认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经济和道德上优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人，都是社会主义者，尽管他们出于某种理由，也许试图在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与他们认为自己所代表的特殊利益之间做出某种暂时或永久的妥协。如果我们这样宽泛地定义社会主义，我们就会看到，绝大多数民众今天是站在社会主义一边的。服膺自由主义[3]原则、认为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秩序是唯一可能的经济社会形态的人的确很少。
一个醒目的事实说明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成功，即：我们已经日益习惯于只把那些旨在立刻全面实施社会主义纲领的政策视为社会主义，而对目标相同、只是更加温和有保留的所有运动冠以别的名称，甚至把它们描述为社会主义的敌人。完全是因为真正的反社会主义者已经所剩无几，才会发生这种事。即使在自由主义的故乡英国，这个因自由主义政策而变得富裕强大的国家，人们也已不知道自由主义的真正含义。今天英国的“自由党人”或多或少是温和的社会主义者。[4]在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自由主义、因其反自由主义的政策而积弱贫困的德国，人们对自由主义可能意味着什么毫无概念。
正是过去数十年间社会主义思想的完全胜利，成为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巨大权力的基础。布尔什维主义的强大力量不是来自苏维埃的大炮和机枪，而是来自整个世界对其观念抱以同情的事实。许多社会主义者认为布尔什维克的事业尚不成熟，把社会主义的胜利寄托于未来。但是，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不被第三国际呼吁各国人民向资本主义开战的召唤所打动。整个世界都能感到迈向布尔什维主义的冲动。微弱而勉强的同情中夹杂着恐惧与敬佩，无畏的信徒总是能在胆怯的机会主义者中激发出这种感情。但是，更加勇敢和执著的人则毫不迟疑地欢迎新时代的曙光。
二 对社会主义的科学分析
社会主义学说是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起家的。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作家在这方面不是很成功，他们误解了经济机制的作用，他们不理解以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制度的功能。揭示社会主义理论家在分析经济过程时犯下的错误并非难事：批评家们已成功地证明了他们的经济学是一堆严重的谬论。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是否存在缺陷的问题，并不能为社会主义是否能够提供更佳替代的问题得出定论。仅仅证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存在缺陷，说它没有创造一个最完善的社会，这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更胜一筹。试图提供这一论证的社会主义者为数有限，而且大部分论证完全不科学，有些论证则十分无聊。马克思主义一直不满足于把社会主义的到来描述为社会进化的一个必然阶段。如果它满足于这一点，它也许不会在它必须加以处理的社会生活问题的科学分析方面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如果它仅限于把社会主义制度描述为可以想象的最优形态，它决不会造成如此的后果。但是，它以辩证的手段阻碍了对社会学问题的科学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们的社会条件决定其思维方式。社会阶级地位决定着作者的观点，他只能在他所属的阶级中成长，他的思想越不出其阶级利益的界限。[5]这样一来，不分阶级、适用于全人类的一般科学的可能性便遭到了质疑。狄茨根距离创立一种特殊的无产阶级逻辑只有一步之遥。[6]然而，真理是只站在无产阶级科学一边的：“无产阶级逻辑的观点并非党派私见，而是纯粹而简单的逻辑的结果。”[7]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保护自己免受各种令人不快的批评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宣称，生产资料社会化是经济演化之自然规律的必然结局；另一方面，它又将这种社会化视为它的政治努力的目标。它以此来阐述社会主义组织的首要原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清晰说明，对于那些希望社会主义能把他们从人间一切罪恶中拯救出来的大众来说，可能会给他们的热情泼冷水。因为人们没能充分地谈论或思考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社会主义才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运动。
对于这一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十年间对德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赫尔曼·柯亨的著作提供了最好的证明。他说：“今天，阻碍我们认识社会问题的病根，从而——哪怕是以难以察觉的方式——阻碍我们认识社会改革政策之必要性的，并不是缺少理解力，而是罪恶或善意的不足在阻止我们这样做。有人要求揭示未来国家的一般形象，并试图以此让党派社会主义难堪，这种不合理的要求只能用存在着人性缺陷这个事实来解释。国家以法律为前提，而这些人却要问国家会是什么形象，而不是问法律的伦理要求是什么。如此颠倒概念，就把社会主义伦理与乌托邦的诗意混为一谈了。但是，伦理不是诗歌，观念有着无形的真实性。形象是一种只能从其原型中产生的现实。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今天可以被视为存在于大众意识中的普遍真理，即使它仍是一个尚不为人所知的公开秘密。只有赤裸裸的贪欲观念所包含的利己主义，即真正的物欲主义，才不承认它是一种信仰。”[8]写下这些荒唐思想的人，被普遍誉为那个时代最伟大、最无畏的德国思想家，甚至他的敌人也尊他为智者。正因为如此，才有必要强调指出，柯亨不仅不加批评地或无保留地接受社会主义的主张，承认不许对社会主义的社会条件进行考察的戒律，而且把那些要求澄清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而使“党派社会主义”难堪的人，说成道德品质低下的小人。一个在其他方面不会让任何事情逃过其批评的思想家，在他那个时代的巨大偶像面前却丧失了勇气，这是思想史上常见的现象——甚至柯亨的伟大楷模康德也为此而受过责备。[9]但是，一个哲学家居然不仅把全部持不同意见的人，而且把所有那些触碰让权威人士感到威胁的问题的人，一概斥为不怀好意，性情不良，有着不加掩饰的贪欲——幸亏思想史上举不出几个这样的例子。
凡是没有无条件服从这种压制的人，统统被打入另册，成了不法之徒。就这样，社会主义侵占的地盘在一年年扩大，却不让任何人对它如何运行刨根问底。如果有一天马克思一派的社会主义终于执掌政权，打算落实它的全部纲领时，它肯定会意识到，它对于自己数十年来努力实现的东西，并没有清晰的想法。
因此，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展开讨论具有无比的重要性，这不限于理解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政策的差异。没有这样的讨论，就不可能理解自从国有化和市有化运动以来形成的局面。迄今为止，经济学——以可以理解但也令人遗憾的片面性——只研究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机制。由此形成的空白必须填补。
社会应当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还是应当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这是个政治问题。科学对此无法做出判断；科学无力对社会组织形态的相对价值做出裁决。但是，只有科学能够通过研究制度的效用为理解社会打下基础。尽管实干家，即政治家们，往往不在意这种研究的结果，但思想者绝不会停止对人类智力可及的一切事物的研究。而从长远看，思想肯定决定着行动。
三 社会主义问题分析方法的选择
研究社会主义向科学提出的问题，途径有二。
文化哲学家可以把社会主义置于所有其他文化现象的序列中进行考察。他探索其思想源流，研究它同其他社会生活形式的关系，他从个人的心灵深处寻找其隐秘的起源，他试图把它理解为一种群众现象；他研究它对宗教、哲学、艺术和文学的影响，他试图揭示它与当代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关系。他把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心理表现、一种伦理和审美信念的表现进行研究。这是文化—历史—心理学的方法，也是无数论著反复使用的方法。
切不可对一种科学方法有先入之见，对它的功效只有一个判断标准：成功。文化—历史—心理学的方法也很有可能为解决社会主义向科学提出的问题做出很大贡献。它的成果一直差强人意，不仅是由于从事这一工作的人们的无能和政治偏见，而首先是由于必须把对问题的社会学[10]—经济学研究置于文化—历史—心理学研究之前。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根据明确的理想改造经济生活和社会制度的纲领。欲理解它在精神和文化生活领域的影响，必须先认清它的社会和经济意义。只要对此尚无把握，冒险做出文化—历史—心理学的解释就是不明智的。在理清社会主义跟其他道德标准的关系之前，还是免谈社会主义伦理为好。如果对它的本质还糊里糊涂，那就不可能对它在宗教和公众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进行恰当的分析。不首先研究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秩序的机制，就根本不可能讨论社会主义问题。
在文化—历史—心理学方法通常作为起点的每一个问题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采用这种方法的人认为社会主义是平等的民主思想的最终结果，他们既不去确定民主和平等的真正含义或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也不考虑社会主义与平等思想有着实质性联系还是一般联系。有时，他们把社会主义看作与资本主义密不可分的理性主义所造成的精神孤独的心理反应；有时又宣称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世俗生活的最大理性化，这种理性化是资本主义永远不可企及的。[11]至于那些在对社会主义进行文化和理论解说时陷入神秘主义泥潭的让人不知所云的人，这里不说也罢。
本书的研究首先是针对社会主义的社会学和经济学问题。我们必须在讨论文化和心理学问题之前研究这些问题。只有以这种研究的成果为基础，才能研究社会主义的文化和心理问题。惟有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能为另一种阐述提供基础，那是一种更令大众着迷的阐述，即根据人类的普遍愿望对社会主义做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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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在大概可以公平地说，今天的社会主义哲学不过是对已被不自觉采用的社会组织原则的自觉而明确的表述。本世纪的经济史几乎不断记录着社会主义的进步。”Sidney Webb，Fabian Essays（1889），p.30.
[2] 福斯特特别指出，劳工运动确实征服了“有产阶级的心”；它“已经使这些阶级失去了道德反抗的力量”。（Foerster，Christentum und Klas-senkampf [Zurich，1908]，p.111 ff.）1869年，普林斯一史密斯指出，事实上，社会主义思想在雇主中也找到了支持者。他说，在商人中间，“不管听起来多么不可思议，有些人对自己在国民经济中的活动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于是认为社会主义思想多多少少是有根据的，他们为此而深感愧疚，他们好像必须承认，他们的利润实际上是以工人为代价取得的。这使他们胆怯甚至心虚。这很糟糕。因为，假如我们的经济文明的担当者找不到完全正当的感觉，不敢坚定地捍卫它的基础，这会使它受到严重威胁”。见Prince-Smith’Gesammelte Schriften[Ber-lin，1877]，vol.1，p.362.但是，普林斯—史密斯似乎不知道如何批评社会主义理论。
[3] 米瑟斯是在19世纪世界各地及今日欧洲大陆各国赋予“自由主义”的含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做法，因为没有别的词汇可以用来表示这样一场伟大的政治和思想运动，它用自由企业和市场经济取代了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用立宪代议制政府取代了国王或寡头们的专制主义；用每个人的自由取代了奴隶制、家奴制和其他形式的束缚”。见Mises，Human Action：A Treatise on Economics，3rded.（Chicago：Regnery，1966），p.v。——英文版出版者注
[4] 这清楚地表现在今日英国自由党的纲领：Britain’s Industrial Future，being the Report of the Liberal Industrial Inquiry（London，1928）。
[5] “科学只存在于科学家的头脑里，而他们是社会的产物。他们不能脱离和超越社会。”见Kautsky，Die soziale Revolution，3rd ed.[Berlin，1911]，vol.2，p.39）.英文版出版者注：英文版见The Social Revolution，trans.J.B.Askew（London，1907）.
[6] Dietzgen，“Briefe über Logik，speziell demokratisch-proletarische Logik，”Internationale Bibliothek，2d ed.（Stuttgart，1903），vol.22，p.112：“最后，应当给逻辑学加上‘无产阶级’的称号，还因为要想理解逻辑，就必须克服资产阶级持有的一切偏见。”
[7] 同上书，p.112.
[8] Cohen，Einleitung mit kritischem Nachtrag zur neunten Auflage der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von Friedrich Albert Lange，3rd extended ed.（Leipzig，1914），p.115.另参见Natorp，Sozialpädagogik，4th ed.（Leipzig，1920），p.201.
[9] 见Anton Menger，Neue Sittenlehre（Jena，1905），pp.45，62，
[10] 在整个1920年代，米瑟斯一直把人类行为科学称为“社会学”。但是他后来更偏向于使用“人类行为理论”（praxeology），这个概念来自希腊语的“praxis”，其含义是“行为”、“习惯”或“实践”。在给《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Princeton：Van Nostrand，1960；New York：NYU Press，1981）所写的前言中，他对自己写于1929年的一篇文章中使用的这个概念有如下评论：“……在1929年，我仍然相信没有必要用一个新的术语来指称人类行为的一般理论科学，使它有别于过去对人类行为的历史研究。我认为，为此可以采用‘社会学’一词，在一些作者看来它就是用来表示这种一般理论科学的。只是到了后来，我才认识到它有所不当，于是采用了praxeology一词。”——英文版出版者注
[11] Muckle，Das Kulturideal des Sozialismus（Munich，1918）.此书甚至预期社会主义会同时导致“经济生活最大程度的合理化”和“最可怕的野蛮制度——资本主义的理性主义——的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