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年前，世界各地的经济状况比现在更为一致。当然，当时有一些野蛮部落，但除此之外，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科技发展和文明程度基本处于相同的水平。之后，某些国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资本主义在西方发展起来，有了资本的积累和投资，工具完善了，西方文明发展了。今天，世界上“先进”国家中的西方文明，与“落后”国家的情况有巨大差异。
这种区别在19世纪早中期甚至更加明显。如果某人在1700年访问英国和罗马尼亚，那么他不会看到生产方式有任何显著的差异。而到了1850年，这些差异变得非常大。差异大到人们会说（而且有些人也会相信），这种差异永远都不会消失，将永远存在。
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西方有更多的资本投资。但这种资本投资，即这些资本品，不过是中间产品。这些国家对“落后”国家的领先只是时间问题。西方国家在改善经济状况的道路上起步较早。“落后”国家尚未开始，但还有时间。这将是缓慢的过程。不过，这些落后的国家会发现创业比以前容易得多，因为它们没必要去尝试那些不成功的生产方法。它们不需要重新发明，可以直接从西方国家手中拿来就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减少国家之间经济水平的差异，但某些差异仍会存在。
西方文明的技术发明没什么秘密可言。“落后”国家里最聪明的年轻人都到西方的学校去学习，尽其所能学习生产方法。然后，他们把西方技术带回自己的国家。但技术并不是唯一的因素。“落后”国家缺乏的是西方产生资本主义的心态，以及这种心态所带来的制度。
对一些“落后”国家来说，重要的是彻底改变它们的心态和经济观。它们必须认识到，富人越多，对穷人越有利。要消灭大众的贫困，富人必须存在。但它们脑子里没有这种观念。它们认识不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并非技术知识和资本品，而是使积累大量资本和资本品成为可能的心态。
“落后”国家的人民只看到了他们在技术上的落后。如果这些国家有强大的政府，有力地统治着自己的国家，那么它们首先想要的以及最羡慕嫉妒的，就是西方生产的更好的武器。“落后”国家的君主最感兴趣的是获得更好的枪炮，对其他事情则兴致不高。但是，那些不认为战争是人类思想最重要表现形式的爱国者，对技术很感兴趣。因此，他们把自己的儿子送到西方的科技大学，并邀请西方的教授和实业家到他们的国家。但他们并没有领会到东西方之间真正的差异，即观念上的差异。
如果让那些“落后”国家的人民自行其是，那么他们很可能永远也不会改善自己国家的经济条件，他们很可能不会接受那些变为“现代”国家所必需的意识形态。即使他们这样做了，这也将是非常缓慢的过程。他们必须从最基础的开始。首先，需要积累资本来建造设备，比如矿山设备，以便生产矿石，并从矿石中提炼出金属，然后修建铁路。这将是一个非常漫长、非常缓慢的过程。
但现实中真正发生的是18世纪没人考虑到的一个现象。外国投资发展起来了。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外国投资是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外国投资意味着西方资本家提供了“落后”国家部分经济体系现代化所需的资本。这是一种全新的事物，是以前没人知道的事物。1817年，李嘉图在撰写《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时，只是简单地假设不存在海外资本投资。
19世纪发展起来的资本投资，与15世纪以后在旧殖民制度下发展起来的资本投资大不相同。当时，投资是为了寻找欧洲无法获得的农业原料、自然资源和产品。关于殖民列强的贸易欲望，有种愚蠢的解释是，他们感兴趣的是为其产品开拓外国市场。实际上，殖民列强剥削殖民地是为了获取物资。如果他们不需要为想要的资源支付什么，如果他们可以免费获得外国产品，他们就非常高兴。这些早期的殖民者更多的是海盗和强盗，而非商人。他们认为，海外销售只是一种应急措施，适用于如果不花钱就得不到想要的东西的情况。他们其实对投资没什么兴趣——他们想要的只是原材料。
当然，他们无法阻止一些本国公民在殖民地定居下来并开始农业生产。作为15—18世纪殖民冒险的副产品，一些重要的殖民地在海外发展起来。当然，最重要的殖民地是美国，其次是拉丁美洲国家。但是，大大小小的欧洲商人，对一些底层阶级移民到美国定居的事情不感兴趣。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可能认为加勒比海的岛屿更重要，因为那里可以生产他们想要的东西——糖。美洲的定居点不是旧殖民政策的组成部分，这些地方不顾政府的想法（至少不是因为政府的想法）发展起来了。
18世纪，北美殖民地已经有了一些投资，但这还不是一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现象。真正的外国投资始于19世纪。这类外国投资不同于早期的殖民投资，因为它是在外国政府拥有和统治的领土上投资。
这类外国投资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发展。一种是在几大殖民列强的殖民地进行投资，即在从属于欧洲国家的那些国家进行投资，例如英国在印度的投资。但更重要的是投资于政治独立的国家，其中有些国家高度发达，比如美国。举例来说，美国的铁路很大程度上是在欧洲资本的帮助下修建的。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投资与在其他国家的投资不同，因为这三个国家并不“落后”——这里指的是它们并不缺乏经商的心态。这些投资有着极为不同的历史，因为投资确实用于最佳用途，并且后来也完全得到了回报。19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人最重要的投资机会之一是在美国投资。
资本投资于某个国家，当然意味着所谓的“贸易逆差”。美国在19世纪引进了资本。因此，19世纪，总的来说，美国的进口超过了出口。但是，从19世纪最后十年开始，美国开始偿还欧洲人的投资。然后，美国的出口超过了进口。因此，贸易平衡变为“顺差”。差额就是美国公民购买以前卖给欧洲人的美国股票和债券所支付的价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那以后，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贷款者和投资者。
来自欧洲以及后来北美的资本，使欧洲和北美的国家能够扩大其经济体系。这些外国投资的一个结果是，某些生产部门在一些原本完全不可能发展这些产业的国家发展起来了，或在其发展本来会晚得多（而且肯定不是以它们现在得以发展的方式）的地方发展起来了。其后果无疑对投资国和东道国都是有利的。
很快，一种敌视外国投资者和外国债权人的态度，在许多从外国投资中获益的国家中形成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也发生了这种事。在南北战争期间，南方邦联从欧洲只得到了一小笔贷款，其中一个原因是，在欧洲银行家的记录中，有一个对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不利的污点。在成为南方邦联总统之前，戴维斯在密西西比州全力拒绝偿还一笔州政府贷款，当时的欧洲银行家对此记忆犹新。不过，这种事情在其他国家比在美国发生得更频繁。
一方面，某些国家对于如何对待外国投资者和外国债权人有一种特定的观念。另一方面，欧洲各国政府等着当这种冲突变得尖锐时就好去干预，以保护他们所谓的本国公民的“权利”。事实上，这些欧洲国家的政府对本国公民的“权利”不太感兴趣。他们想要的是殖民征服的借口。在维也纳会议（1814—1815）之后，在大体上处于和平状态的欧洲，担任军官是一种非常不愉快的情况。各国政府，特别是它们的陆海军，急于在海外建功立业。它们想要获得胜利，一些政府也相信公众舆论期待这样的胜利。如果发动战争，那么它们可能会战败，它们的威望会受损。这导致它们中有些人寻求殖民剥削。例如，在拿破仑三世的政府统治时期，法国投资者在墨西哥受到了极其恶劣的对待，于是法国在19世纪60年代开启了在墨西哥的大冒险。一开始，法国军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没有像法国人希望的那样结束。
从外国投资中受益的国家误解了外国投资的意义和好处。当时有一场反对外国投资者的群众运动。世界各地广泛接受了国家主权原则，主张如果本国公民在另一个国家的权利受到侵犯，那么外国无权干涉。这就是所谓的主权原则。我们对为外国投资者设置路障的法律借口不感兴趣。但整个运动的结果是，某国的外国投资和外国贷款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每个主权国家。
让我们来看看企业家个人的动机。他为什么不在国内投资？因为他认为投资海外比投资国内更有利可图。为什么？因为国内市场上的消费者更迫切需要的是那些只能依靠外国资源生产，而不是那些可以通过国内产业扩张来生产的产品。例如，直到不久以前，欧洲还几乎不产石油。除了罗马尼亚和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地区（后来成为波兰的一部分）有非常少量的劣质石油外，欧洲基本上不能生产任何石油。因此，当消费者开始要求更多的石油产品时，去外国投资生产石油（而不是扩张欧洲的产业）就变得有利可图。其他许多东西也是如此。例如，欧洲的大部分烹饪用油和肥皂是由欧洲种植不了的植物制成的。欧洲很大部分消费品是由欧洲根本无法生产的原材料生产的，或者虽然可以在欧洲生产，但成本要高得多。
据《世界年鉴》（World Almanac）的数据，1952年英国的人口是 41147938，1750年与之相比只有大约600万人口。——原编者注
19世纪初，当面临保护主义反对自由贸易的问题时，英国自由贸易者的口号很简单：英国人早餐桌上的所有产品都直接或间接地从国外进口。某些产品即使在国内生产，也借助了国外的化肥或饲料。为了开发英国人的早餐产品，欧洲投资者走向海外。在此过程中，他们对英国的制品产生了需求。他们还必须建立运输系统、港口等。因此，资本输出损害了欧洲消费者和后来的美国消费者的说法根本不成立，资本输出是用于投资生产欧美消费者想要的产品的。欧洲国家的国内资源严重不足，不可能以国内资源为人民提供温饱。现在英国的人口虽已是工业革命开始时的七倍 ，但生活水平之高与当时已是天壤之别。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资本已进行了投资，大规模生产（比如铁路、矿山等）早已在英国和国外开始。
1941年3月11日的《美国租借法案》允许美国总统“向任何美国总统认为其国防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政府出售、转让所有权、交换、租赁、出借或以其他方式处置任何国防物品”，包括武器、弹药、飞机和海上船舶、机械、原材料和某些农业商品。美国可以此支持盟国的战争活动，同时保持中立国的地位。——原编者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人生活的经济结构的特点是由这一事实确定的：英国的进口比出口多约4亿英镑。这一差额的50%是由英国人海外所有的企业的股息和利润，以及英国拥有的外国债券的利息支付的。这决定了英国的生活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有部分海外投资被出售，主要是卖给了美国，以支付战争费用和英国在租借法案 开始之前所需的超过出口部分的进口。战争结束之后，租借法案结束，英国政府宣称，如果没有美国贷款的帮助（实际上是美国的赠予），它就无法养活其人民。但这还不够。阿根廷政府征收了英国拥有的铁路的股份，并以英国货币支付征收费用。然后，英国政府向获得了这一赔款的人征税，用这些钱从阿根廷购买小麦、肉类和其他食品。这是资本消耗的典型案例。以前以铁路形式积累的储蓄被出售，用来获取食物（当前消费）。这很有特点，显示了这些外国投资是如何被消耗掉的。
但大部分欧洲的外国投资，包括英国的海外投资，直接被没收了。对美国来说，这些没收和拒付并不是非常重要，因为美国相对来说很富有，而这些投资在经济中的作用不是那么大。在我看来，美国仍然在积累新增的资本。但对英国、德国、瑞士、法国和其他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它们的财富大幅减少。它们在国外投资，不是因为它们想要放弃财富，而是因为它们想从投资中获得收益。
有许多不同的没收方式。
（1）共产的方式：政府会简单地宣布不再允许任何私有财产存在。政府拿走外国投资而不为此付钱。有时，政府说自己会付钱，但实际上会找某种借口不赔偿。
（2）没收性税收：当然，一些贸易协定中有禁止歧视外国人的条款，包括税收歧视。但法律文本可以表现得不针对外国人。
（3）外汇管制：这是最常见的方法。外国公司在某国的交易中获得利润，但外汇管制的法令禁止公司将这些利润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我们以匈牙利为例，某些外国人或多或少持有匈牙利的债券和普通股。匈牙利政府说：“当然，你是完全自由的。你有权收取利息及股息。但我们有法律，不仅是针对外国人的，对匈牙利人也是如此。法律规定禁止将资金转移到国外。到匈牙利来，住在这里，你就能拿到钱了。”通常，实行外汇管制的国家甚至不会让一个人在短期内花光他赚到的所有钱，而是按月支付。实际上，这意味着没收。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如果生产者真的来到这个国家，那么他不仅会花掉他在这个国家赚到的钱，还会花掉他自己带来的钱。这实际上意味着外国投资的结束。过去，如果人们愿意在国外投资，那么他们会期待改善自己的状况。但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
中世纪，富有的国王和统治者在他们的帝国里四处旅行。他们说，他们是法官，必须随时关注这个国家。但他们旅行的真正经济原因是君主，比如说德国皇帝，在本国很多地方拥有大庄园。他们带着随从去消费那些庄园里生产的东西。当时，把人搬到商品面前比把商品搬到君主的宫殿里要容易得多。这与外汇管制所给予的权利一样——在原产地消费商品。
墨西哥油田的没收是通过拒付，也就是不偿付债券来完成的。
外国投资的故事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投资流向海外，但只留下了荣耀或者这种荣耀的名声。其结果是，如今人们几乎不愿意投资海外。
“森林里的小宝贝”指的是特定情境下无知、天真或缺乏经验的人，他们容易受到更有知识或更无良的人的欺骗或利用。这个俗语来源于一则古老的英国民间故事，故事中两个年幼的孩子被遗弃在森林里，最终因无法照顾自己而死。——译者注
令人惊讶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隔期，仍然有投资流向那些公开或间接对外国投资者拒付的国家。当德国马克崩溃时，美国投资者损失了大量资金，因为德国债券是马克债券，而非黄金债券。然而，在这个时期，仍有许多德国市政府成功地从美国投资者那里获得贷款。有时，这些美国投资者就像“森林里的小宝贝”（babes in the woods） ，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瑞典政府发行了金美元债券。瑞典用金美元支付这些债券，并承诺以美国金美元（定义为美国麦金利金美元）偿还贷款。然后，1933年美国放弃了金本位制。瑞典贷款条款中的这一规定，正是为了应对这种不太可能发生的美国通货变化。但随后瑞典政府宣布：“我们将以新的美国美元，即罗斯福美元而非债券中规定的麦金利美元来还贷。”在这种情况下，获得外国投资就变得非常困难了。
在某些拉丁美洲国家，政府债券没有市场。这些国家从美国获得了私人贷款。但它们不再有此类贷款。取代这种私人投资体系的首先是租借法案，现在是外国援助。这意味着，美国纳税人是在对这些国家赠予而非贷款。
为了给予贷款而设立一些机构，尤其是世界银行，但这是在有担保的情况下。长期来看，这样的体系会陷入自我失败。如果美国以一定的利率发行债券，比如3%，美国就要为该债券负责。如果某个外国政府在美国的担保下发行这样一种债券，那么美国也要为该债券负责。如果美国不偿付债券，那么这个外国政府肯定也不会偿付。现在，如果该外国贷款的利率更高，比如4%，美国政府就要与自己的债券竞争。如果该外国债券比美国债券更有优势——不仅利率更高，而且还有美国政府的担保，美国政府就无法以3%的利率出售自己的债券。因此，这样的体系长远来看是无法维持的。整个事情的结果是，不再有任何私人投资。
公共资金的海外投资与私人投资有很大不同。当阿根廷铁路由英国的私人拥有时，阿根廷政府的主权并未受到侵犯。但是，如果铁路或港口等由某个外国政府拥有，这就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事情。这意味着政治问题变得比经济问题更加重要。
“四点计划”是美国前总统杜鲁门于1949年1月20日宣布的一项美国政府对外援助计划，目的是“改善和发展欠发达地区”。——译者注
“四点计划”（Point Four） 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尝试，试图消除缺乏外国投资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其背后的理念是教育这些落后国家掌握“专门知识”。然而，在美国，有许多拥有“专门知识”的有才华的工程师，他们可以被派往国外，运用他们在美国习得的知识和经验。因此，“四点计划”是没有必要的。此外，美国和西方大学有成百上千的外国公民在学习这些东西。现在有印刷好的现成教材。对于那些读不懂英语的人，这些图书也有译本。世界上有很多聪明的中国人。如果中国的一家工厂落后，这并不是因为它无法掌握“专门知识”，而是因为它没有所需的资本。
1948年，世界教会理事会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会议。该理事会发表声明称，西方国家独享生产机器的优势，而亚洲和非洲的生产方式落后，这不公平，也不公正。如果在创世纪的第八天，上帝创造了数量有限的机器和医院来平均分配，而西方将超过其份额的部分据为己有，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情况不公平。但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把价值甚高的设备和机器作为礼物送给了这些“落后”国家，而“落后”国家直接将其征收了。这些国家不理解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它们认为机器和医院就是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是一种心态，这种心态让西方资本得以发展的制度出现，然后才能建造机器、医院等一切。可以说，西方是通过它在国内产生的资本发展了其生产方式。资本主义不是实物，而是一种心态。
曾有人引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的说法：“我们要全力鼓励私营企业。我们至少在十年内不会征收私营企业——也许不止十年。”如果你告诉人们将来某个时候会征收其投资，你就不能指望他们来投资。因此，如今印度的状况比英国人在那里的时候要糟糕得多。那时，印度人还可以指望英国人会留下来，可以指望他们不会没收企业。现在的情况又与英国人来印度之前相似了。如果某个印度人有些积蓄，那么他会投资于贵金属，或者更好的选择是珠宝。首先，这些东西不容易被没收，而且可以设法藏起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吞下一颗钻石，以求安全地保管一段时间。但他藏不住一条铁路或一座矿山。这就是“落后”国家的灾难。人们将积蓄投资于这些东西，而不是投资于资本品。
由于欧洲人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现代药物和治疗传染病的现代方法，情况就变得更糟糕了。尽管在印度，婴儿死亡的情况仍然普遍，但婴儿死亡率已经大幅下降。因此，这些国家的人口不断增加，资本投资却不断减少。人均资本不升反降。因此，我们面临的情况是，世界上大部分人的生活条件在不断降低。虽然这样说很可怕，但这是事实。
我想再次强调，资本主义、现代机器生产等并不是某种物质。工具和机器是由某种特定的精神状态、意识形态取得的物质成果。资本主义或现代条件、现代生活水平并不仅仅是技术的产物。它们是关于社会组织、人类在劳动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进行合作的某些观念的结果。
我不想讨论幸福和其他相关问题。我不会说，非洲人是幸福的，虽然他们没有机器、没有衣物，而且摄取食物的方式也大为不同。但他们肯定不喜欢困扰他们的各种疾病，而这些疾病只能通过现代的方法来对抗。阿尔伯特·施魏策（Albert Schweitzer）博士去了非洲中部，致力于改善当地条件，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但与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现代生产手段相比，施魏策博士的影响力非常有限。正是这些现代生产手段为在非洲中部维持医院运转提供了所有必需的物品。如果你想帮助非洲的千百万人，那么你需要的是市场经济的观念，而这些无法通过目前这些国家所采用的手段来发展。
正是19世纪引入了外国投资，才促使战争和征服成为多余。那时人们面临的情况以及如今再次面临的情况是，一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其他国家则没有。从自然资源的角度来看，欧洲的资源禀赋非常差，亚洲的资源则丰富得多。如果一方面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比较落后，缺乏资本，无法将这些资源投入生产，而另一方面又不允许外国人在那里投资资本，并共同利用这些资源（这既有利于投资者的利益，也有利于当地人的利益），那么，谁能指望文明国家的人永远容忍这种状况呢？某个国家的居民，仅仅因为他们的祖先在500年或600年前征服了这个国家，就有权阻止改善全世界的状况吗？
我们正在回到那种不征服就没法获得相关产品的局面，这样的局面曾使殖民制度必不可少。19世纪曾发展出了一种方法，让殖民制度不再必要。但现在，我们再次面临这样的局面，即这些国家阻止通过贸易获取原材料。我们无法预知，但有一天可能会发现一种新的技术方法，依赖于落后的国家才有的原材料。人们会说：“我们如果能获得这些原材料，就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并提高其他所有国家的生活水平。”正是外国投资——在没有政治干预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所有自然资源的可能性，让战争不再必要。这并不会伤害到相关国家。外国投资真正帮助了国家发展，而没有以任何方式损害国家。
外国投资的消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目前，最显而易见的只是其负面后果，比如印度等国家糟糕的生活水平。但这并非全部，整个世界政策和国际政策都将受到影响。如果这样的现实冲突真的出现，那么即使联合国的童子军（Boy Scouts）也不会比其前身国际联盟的法规更好。感谢你们耐心聆听我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