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鱼子酱和土豆一样供应充足，那么鱼子酱的价格（鱼子酱与货币的交换比率，或者鱼子酱与其他商品的交换比率）将会明显不同。那样的话，人们得到鱼子酱的代价将远小于今日所需。与此类似，如果货币量增加，那么单位货币的购买力将减少，一单位的货币所能得到的产品数量也会减少。
16世纪，美洲的金山银矿被发现并被开采，大量贵金属被运到欧洲。货币量大增，致使欧洲物价普遍趋于上涨。今天也是同样的，若政府增加纸币数量，结果就是单位货币的购买力开始下降，由此物价上涨。这被称为“通货膨胀”。
不幸的是，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有些人更倾向于认为通货膨胀的原因是物价上涨，而非货币量的增加。
然而，还从未有过任何严肃的讨论来反对这种经济学解释，即反对就价格和货币量之间的关系（货币与商品、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之间的交换率）做出的这种经济学解释。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没有比生产印着一定货币金额的纸张更容易的事了。美国的所有纸币都是一样大小，印刷一张1000美元的纸币不会比印刷一张1美元的纸币成本更多。这是耗费完全相同数量的纸张和墨水的印刷过程。
18世纪，当首次尝试发行银行券，并授予其法定货币的性质时，也就是说，银行券被授予了如金银那样在交易中支付的权利，政府和国家相信，银行家有某种秘诀，能无中生有地生产财富。当18世纪的政府陷入了财政危机之时，它们认为，若要摆脱困境，所需的不过是一位精明的银行家来主导财政管理。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几年，法国皇室陷入财政困难，法国国王找到了一位精明的银行家，并授以高位。这个人在各个方面都与法国此前的统治者截然相反。首先，他不是法国人，而是外国人——来自日内瓦的瑞士人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其次，他非贵族一员，仅为一介平民。而在18世纪的法国可能更要命的是，他不是天主教徒，而是新教徒。
于是，内克尔先生，即著名的斯塔尔女士（Madame de Stael）的父亲，成了法国财政部部长，每个人都盼望他来解决法国的财政问题。但即使内克尔先生深得信赖，皇室的金库仍空空如也——内克尔最大的错误是试图资助独立战争中的美洲殖民地人民与英国作战，而又不增加税收。这当然是解决法国财政困难的错误之道。
要想解决财政问题，政府没有灵丹妙药；政府需要钱，就只能向公民征税（或者，在特殊情况下向有钱人借款）。但是，许多政府，甚至可以说大多数政府，认为还有另一种方式来得到所需金钱，那就是直接把钱印出来。
如果政府想做善事（比如想建一家医院），那么政府得到项目所需资金的办法就是向公民征税，并以税收来修建医院。这样，就不会发生特别的“价格革命”（price revolution），因为如果政府通过征税来修建医院，则公民缴税以后就会被迫减少开支。纳税者个人要么减少消费，要么减少投资或储蓄。
而政府代替公民个人，以买家的身份出现在市场上：虽然公民减少了支出，但政府增加了支出。当然，政府购买的商品不会总与公民原本打算购买的完全一样；但平均而言，政府修建医院并不会导致商品价格上涨。
以医院为例，正是因为人们有时候会说“区别在于政府花钱的目的是好是坏”。我假设政府印钱总是为了用于可能的最好目的——我们都赞同的目的。这是因为，并非花钱的方式，而是政府获取货币的方式，造成了我们称为“通货膨胀”的那些后果，而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认为通货膨胀不是什么好事。例如，不采用通货膨胀的话，政府就可以利用税收来雇用新员工，或为已在政府任职的人加薪。于是，这些得到了加薪的人就能买更多的东西。如果政府向公民征税，用税收来为政府雇员加薪，纳税人能用于支出的钱就少了，但政府雇员的钱增加了。价格整体上就不会上涨。
但如果政府不是用税款，而是用新印的货币来做这件事，那就意味着，有的人的钱会变多，而其他人的钱则保持不变。于是，得到了新印的货币的人会与从前的买家相竞争。由于商品比起以前并没有增加，但市场上的货币增加了，并且有人有能力购买更多的东西，这样就会对同样数量的商品产生额外的需求。因此，价格就会上涨。这不可避免，不管新印的货币要用来做什么。
而更为重要的是，价格上涨的趋势会一步一步地发展，这种趋势不是所谓的“价格水平”的整体性上升。永远不要使用“价格水平”这种比喻性表述。
当人们谈到“价格水平”时，他们脑子里想到的是某种液体的平面，这种液体随着其数量的增减而升降，然而，就如容器中的液体一样，总是均匀上升。但就价格而言，并不存在这样的“平面”。价格并不是在同一时间以同等程度变化的。总有些价格变化得更为迅速，涨跌都比其他价格更快。这是有原因的。
比如，在前例中，政府雇员得到了货币供应中新增的货币。人们今天购买的商品种类不会恰恰与昨天购买的完全一样。政府已经印出来并投放市场的新增货币不会用于购买所有的商品和服务，而是用于购买特定的商品。这些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与此同时，其他商品仍然维持着新增货币投入市场之前的价格。因此，当通货膨胀开始时，国民中的不同群体会以不同的方式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最早得到新增货币的群体会得到暂时的收益。
政府如果实行通货膨胀是为了打仗，那么一定要买军火。因此，军工业及其从业人员就会最先得到新增货币。这些群体现在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有更高的利润和更高的薪水。为什么？因为他们最早得到新增的货币，现在有了更多的货币可供支配，他们就去购物，从其他一些制造和销售其所需商品的人那里购物。
这些制造和销售军工从业者所需商品的人构成了第二梯队。第二梯队也认为通货膨胀对他们的生意大有好处。怎么不是呢？销售更多不是非常好的事吗？比如，军工厂附近的餐馆老板会说：“这真是太棒了！军工厂的工人有了更多的钱，来这里吃饭的人比以前多得多，他们都来光顾我的餐馆。我太高兴了！”他找不到任何理由不这样想。
情况是这样的：先得到新增货币的人有了更高的收入，他们仍能以从前的价格（也就是通货膨胀之前的状态下的价格）购买许多商品和服务。因此，他们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由此，通货膨胀一步一步持续发展，从国民中的一个群体扩展到另一个群体。所有在通货膨胀早期得到新增货币的群体都将受益，因为他们仍然能以反映先前货币与商品交换比率的价格买到一些东西。
但国民中也存在其他群体，他们很久以后才能得到新增货币。这些人就处于不利地位。在得到新增货币之前，他们被迫为某些商品支付超过以前的高价，而他们的收入却保持不变，或者没有与价格同比例增长。
考虑某个国家的例子，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一方面，当时的通货膨胀有利于军工厂的工人，有利于军工业、枪炮制造业；而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不利于国民中的其他群体。受通货膨胀损害最大的是教师和牧师。
如你所知，牧师是非常谦虚的人，侍奉上帝，不能多谈钱的事。教师也类似，是具有奉献精神的人，应该多关心教育年轻人，而不是多考虑薪水。其结果是，牧师和教师位列通货膨胀最大受害者之中，因为许多教堂和学校都是到最后才意识到必须给他们加薪的。当教堂长老们和学校机构最后才发现，无论如何也必须为这些奉献身心的人加薪时，他们早期所受损失却无法弥补。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只能减少购买，削减价高质优的食品消费，限制购买衣服——因为价格已经上调，而他们的收入还没有上涨。（这种情况在今天已大有改观，至少对教师而言如此。）
因此，国民中不同的群体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各不相同。对其中一些群体而言，通货膨胀不是坏事。他们甚至要求通货膨胀继续下去，因为他们是首先得利的人。在下一讲中，我们会看到，通货膨胀后果的这种非均匀性是如何显著地影响了政治，而这种政治又如何导致了通货膨胀。
在通货膨胀带来的这些变化之下，有些群体受益，还有些群体直接“牟取暴利”。我用“牟取暴利”这个词不是要谴责这些人，因为如果有人要被谴责的话，那么被谴责的应该是造成通货膨胀的政府。而总会有人喜欢通货膨胀，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早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们的暴利是通货膨胀过程必然不均匀所致。
政府可能认为，通货膨胀作为筹集资金的方式比征税好，征税总是不受人欢迎，而且困难。很多富强之国的立法者常常花好几个月讨论新增税收的各种形式，因为议会决定要增加支出，所以必须增加税收。在讨论了以税收来获得资金的各种方式之后，他们最后决定，以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做可能更好。
但是，当然他们不会用到“通货膨胀”这个词。掌权的政客在推行通货膨胀时不会宣布：“我要实施通货膨胀了！”实现通货膨胀的技术手段如此复杂，让普通公民意识不到通货膨胀已经开始了。
史上最大的通货膨胀之一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战争期间，德国的通货膨胀还不是那么严重，而战后的通货膨胀导致了灾难。政府并没有说：“我们在实施通货膨胀。”政府只是以非常间接的方式从中央银行借钱。政府不需要询问中央银行怎么才能找到钱借出来，而中央银行就是印钱而已。
现在，由于支票货币的存在，通货膨胀的技术变得很复杂。这包含了另一项技术，但结果一样。政府大笔一挥，创造出法币，由此增加了货币量和信用量。政府只要签发指令，就产生了法币。
一开始，政府不在乎有些人会遭受损失，不在乎物价会上涨。立法者说：“这个制度好得很！”但是，这个好得很的制度有一个根本性的缺点：它不可持续。如果通货膨胀能够永远继续，那么告诉政府不应该通货膨胀就没意义了。但是，关于通货膨胀，我们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它迟早得结束。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政策。
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以通货的崩溃而告以终结，它演变成了一场大灾难，就如德国1923年的情况。1914年8月1日，1美元价值4马克20芬尼。在九年零三个月后，即1923年11月，1美元等于4.2万亿马克。换言之，马克成了废纸，再也没有任何价值。
多年前，著名学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写道：“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我很遗憾地说，确实如此。但问题是，短期又有多长呢？18世纪，一位著名的女士——蓬帕杜夫人因“哪怕我们死后洪水滔天”的宣言而闻名于世。蓬帕杜夫人很幸运，因为她去世得早。她的继任者杜巴丽夫人，活过了短期，但在长期被砍了头。对很多人来说，“长期”很快变成了“短期”，而通货膨胀持续得越长，“短期”就来得越快。
短期能持续多久？中央银行的通货膨胀能持续多久？很可能只要人们相信政府迟早但不会太久就会停止印钞，从而停止单位货币贬值的话，通货膨胀就仍可继续。
当人们不再相信这一点并且意识到政府将一直继续时，他们就开始认识到明天的价格会比今天更高。于是，他们不管什么价都抢购，导致价格涨上天，以致货币系统崩溃。
我引用德国的例子，当时全世界都在关注。有许多书描述那时发生的事。（虽然我不是德国人，我是奥地利人，但我是身在其中来观察这一切的：在奥地利，情况与德国没有太大区别，与其他许多欧洲国家也没有太大区别。）在好几年里，德国人都相信他们的通货膨胀是暂时的，并且很快就会结束。他们相信这一点几乎长达九年，直到1923年夏天。终于，他们开始怀疑。随着通货膨胀的持续，人们认为明智的做法是有什么就买什么，而不是把钱装在口袋里。而且，他们发现不应该借钱给别人，相反，借别人的钱是一个好主意。于是，通货膨胀陷入恶性循环。
确切地说，这样的情况持续到1923年11月20日。人们过去曾相信通货膨胀的货币是真实的货币，但是后来他们发现情况已经变了。在德国通货膨胀的末期，即1923年的秋天，德国工厂每天早上向工人预付当天工资。工人则带着妻子来上班，马上把工资（数以百万计的工资）全部交给妻子。于是，妻子立即去商店买点什么，任何东西都行。妻子意识到（那时大多数人意识到了），过一个晚上，到第二天，马克的购买力就减少一半。货币就像热炉子里的巧克力一样在人们的口袋里融化。德国通货膨胀的最后阶段没有持续太久。几天之后，整个噩梦都结束了：马克一文不值，德国必须建立新的货币体系。
凯恩斯爵士，也就是那个说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的那个人，是20世纪支持通货膨胀的一长串学者中的一个。他们都写文章反对金本位制。凯恩斯攻击金本位制，称之为“野蛮的遗迹”（barbarous relic）。而现在的大多数人认为，谈论重返金本位制荒谬可笑。比如，在美国，如果你说“美国早晚都得恢复金本位制”，那么人们会认为你大概是在做梦。
然而，金本位制有一个巨大的优点：金本位制下的货币量独立于政府和政党的政策。这就是它的优势。这是对抗挥霍无度的政府的一种保护形式。在金本位制下，如果要求某个政府为某些新东西增加开支，财政部部长就可以这样说：“我到哪里去找钱？先告诉我怎样为新增的开支找到钱？”
在通货膨胀系统下，对政客而言，没有什么比命令政府的印钞机构为其项目提供所需数量的货币更容易的事了。在金本位制下，稳健的政府更有优势，其领导可以告诉民众和政客：“我们做不到，除非增税。”
但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人们会养成习惯，认为政府是一家拥有无穷手段的机构：政府无所不能。比如，国家如果需要新建公路系统，就期待政府来建。但政府到哪里去找钱？
人们会说，现在的美国（甚至过去麦金利治下的美国）共和党或多或少支持稳健的货币，支持金本位制，而民主党支持通货膨胀，当然那时不是纸币的通货膨胀，而是白银的通货膨胀。
然而，正是一名民主党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Cleveland），在19世纪80年代末否决了国会的一项决定。国会决定拨一小笔款（大约1万美元）来救济一个遭了灾的社区。克利夫兰总统为他的否决行为辩护：“虽然公民的职责是为政府提供（财政）支持，但政府的职责不是为公民提供（财政）支持。”这句话应该写在每个政治家办公室的墙上，给那些来要钱的人看。
不好意思，我必须简化这些问题。货币制度中有许多复杂的问题，如果像我在这里描述的那么简单的话，我也就不用写那么多长篇大论了。但基础的问题正是这些：如果增加货币量，你就会导致单位货币购买力降低。那些个人利益受到不利影响的人不喜欢这样。不能从通货膨胀中得益的人就会抱怨。
如果通货膨胀是坏事，并且人们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为什么它几乎成了所有国家的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某些富裕的国家亦深受其害？现在美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有最高的生活水平。但是，当你在美国旅行时，你会发现，不断有人谈论通货膨胀，谈论必须阻止它。但他们只说不做。
告诉你一些事实：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英镑回到了战前的黄金平价。也就是说，英镑被高估了。这提高了每个工人工资的购买力。在一个无阻碍的市场上，名义货币工资本应该下降来弥补这一点，而工人的实际工资不会遭受损失。在这里，我们没有时间来讨论其原因。英国的工会在单位货币购买力上升的同时，不愿意接受工资率下调。因此，实际工资由于这一货币措施而显著上涨。对英国来说，这是一场严重的灾难，因为英国是以工业为主导的国家，必须进口原材料、半成品和食品才能生存，并且必须出口制成品以支付进口成本。英镑的国际价值上涨，外国市场的英国货物价格随之上涨，于是英国的销售和出口下降。实际上，英国自己定的价格把自己逐出了世界市场。
工会是不可战胜的。你知道，现在一个工会有多大的权力。工会有权，实际上是有特权，采用暴力。于是可以说，工会的命令和政府法令一样管用。政府法令是有强制执行力的命令，为此，政府的强制执行机制——警察——随时待命。你必须遵从政府法令，不然警察就会找你麻烦。
不幸的是，现在，几乎世界各国都产生了有权实施暴力的第二势力：工会。工会决定工资，并以罢工来实施其工资决定，如政府颁布了一项最低工资的法令一样。眼下我不打算多讨论工会的问题，以后再说。我只是想表明，正是工会政策将工资提高到了无阻碍市场应有水平之上。其结果是，相当一部分潜在的劳动力得不到雇用，除非雇主或工厂愿意赔本。而既然做生意，就不能长期承受亏损，他们只好关门，这些人也就失业了。将工资率定在高于无阻碍市场应有水平之上，总会导致很大一部分潜在劳动力失业。
在英国，由工会强加的高工资率的结果就是年复一年的长期失业。数百万工人失业，产量下降，甚至专家们都困惑不解。在此情况下，英国政府采取了一项行动。它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紧急措施：贬值了通货。
其结果是，虽然工会过去一直坚守的货币工资没变，但工资的购买力改变了。真实工资，也就是以商品来衡量的工资，减少了。现在工人能买的东西没有以前多了，即使名义工资率还是一样。人们认为，以这种方式就能让真实的工资率恢复到自由市场应有的水平，于是失业的现象就会消失。
这种贬值措施被许多国家采用，比如法国、荷兰以及比利时等。有个国家甚至在一年半的时间内贬值了两次，这个国家是捷克斯洛伐克。可以说，这是以一种秘密方式来挫败工会权力的措施，然而，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
过了几年，人们，也就是工人，甚至工会，开始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们认识到货币贬值减少了他们的真实工资。工会有力量来反对。在许多国家，工会在工资合同中加入了一个条款，规定货币工资必须随物价上涨而自动提高。这被称为“物价指数”。工会有了物价指数的意识。因此，这种于1931年开始于英国，后来被几乎所有重要的政府采用的“解决失业问题”的方法现在已经不再起作用了。
不幸的是，凯恩斯爵士于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将这种方式（在1929—1933年大萧条期间采用的紧急措施）抬高为一项原则，使其成为制定政策的基本制度。他在书中的理由实际上就是：“失业是一件坏事。如果你想要失业消失，你就必须实施通货膨胀。”
他很清楚地认识到，就市场而言，工资率是过高的。也就是说，这么高的工资率使得雇主若要增加人手就会无利可图。因此，从工作人口的整体来看，这太高了。因为只有一部分渴望挣钱的人能按照工会强加的高于市场的工资率找到工作。
凯恩斯其实是说：“年复一年的大量失业当然非常令人不满。”但他并没有提出，工资率能够也应该按照市场的情况调整。他的意思反而是认为：“如果让通货贬值，而工人们不够聪明，并意识不到的话，那么只要名义工资率不变，他们就不会坚持反对真实工资率的下降。”换句话说，凯恩斯爵士认为，如果某人今天得到的先令与通货贬值前一样多，他就不会意识到他的收入事实上减少了。
用老话说，凯恩斯提议欺骗工人。他不但没有公开地宣称工资率必须按照市场状况调整（否则，就不可避免有一部分劳动力会长期失业），而且意思是说：“只有进行通货膨胀，才能实现完全就业。必须欺骗工人。”然而，最有趣的是，当他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时，工人已不可能再被欺骗了，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了物价指数。但完全就业的目标还在。
“完全就业”是什么意思？这只有在无阻碍的劳动力市场上，也就是不受工会或政府操纵的市场上，才能实现。在这个市场上，每种劳动的工资率都趋于达到某一点，在这一点上，每个想找工作的人都能得到一份工作，而每个雇主都能雇到所需数量的工人。如果对劳动的需求增加，工资率就趋于上涨；而如果只需要更少的工人，工资率就趋于下降。
唯一能带来“完全就业”情况的方式就是保持无阻碍的劳动力市场。这一点对每种劳动和每种商品都是适用的。
一位商人想要以5美元的单价出售某种商品，他会怎么做？如果他在这个价位上卖不掉，那么美国的商业技术术语称之为“货不动”（the inventory does）。但货必须得动。他不能一直留着，因为他必须买些新东西，流行趋势在变。于是，他降价销售。他如果不能以5美元卖掉，就只能卖4美元。如果4美元卖不掉，他就只好卖3美元。他要想做生意，就别无选择。他可能会遭到亏损，但这些损失是因为他在预测该产品的市场时出了错。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从乡下来到城里，想要挣钱。每个工业国都是如此。对他们来说，情况也与商人销售商品一样。在美国，这些年轻人在初进城时，认为自己每周能挣100美元。这可能不现实。如果一个人找不到每周挣100美元的工作，他就得试着接受每周挣90美元或80美元甚至更少的钱的工作。但是，如果他说——如工会那样——“每周挣100美元或者什么都没有”，那么他或许只能一直失业。（许多人不介意没工作，因为政府支付失业补贴——来自向雇主征收的特别税，失业补贴有时候几乎与受雇能挣的工资一样高。）
因为某个群体相信只有实施通货膨胀才能实现充分就业，所以美国接受了通货膨胀。而人们讨论的问题是：我们是要稳健的通货带来的失业，还是要通货膨胀带来的完全就业？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害的分析。
要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问的是：怎样才能改善工人和所有其他群体的状况？答案是：通过保持无阻碍的劳动力市场，并由此达到完全就业。我们的困难是：让市场来决定工资率还是让工资率屈服于工会的压力与强制？这不是“要通货膨胀还是要失业”的两难选择。
在英国，在欧洲的工业国，甚至在美国，都有人主张这个问题的错误分析。而有些人说：“看，甚至连美国都在进行通货膨胀，我们为什么不该这样做？”
对这些人的回答首先是：“富人的特权之一，就是他犯起傻来能比穷人撑的时间更长。”这就是美国的情况。美国的财政政策非常糟糕，而且日渐恶化。但或许美国犯起傻来能比某些穷国撑的时间长点。
最重要的是记住，通货膨胀不是不可抗力，通货膨胀不是自然灾害或暴发瘟疫的疾病。通货膨胀是一项政策——一项深思熟虑的政策，制定政策的人之所以诉诸通货膨胀，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比失业好点。但事实是，不用太久，通货膨胀就解决不了失业了。
通货膨胀是一项政策，既然是政策，就能被改变。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屈服于通货膨胀。如果认为通货膨胀是邪恶之事，我们就必须阻止通货膨胀。我们必须平衡政府预算。当然，公共舆论必须支持这一点，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人们理解。假如有了公共舆论的支持，民选代表当然就有可能废止通货膨胀的政策。
我们必须记住，就长期而言，我们都可能死掉，而且一定会死掉。但是，我们应该安排好我们凡尘俗世中的事务，因为短期内我们要生活，并且要以尽可能好的方式生活。达到这一目的必要措施之一，就是废止通货膨胀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