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交换媒介，货币与其他商品不同。如果其他商品的数量增加，这总是意味着改善了人们的状况。例如，如果有更多小麦，那么某些以前没有小麦的人，现在就可以得到一些小麦，或者他们可以得到比以往条件下更多的小麦。但对货币来说，情况则非常不同。
要说明这一点，你只要考虑如果货币量增加会发生什么。增加货币量被认为是坏事，因为它有利于那些先得到新货币的人，而牺牲了其他人的利益；新增货币从来都不会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保持不变。让我们看看这种情况，想象一下我们的世界。有些人拥有货币，也可以主张货币的债权，有权从他人那里得到货币，他们是债权人。那么，也有债务人，他们欠下了货币债务。现在想象第二个世界，这个世界与第一个世界完全相同，除了一件事情之外，那就是不管在什么地方，第二个世界中可得的货币量、现金持有量或对货币的需求，都是第一个世界的两倍。这意味着，这两个世界里的一切都是一样的，什么都没有改变，除了算术上有所不同外。第二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乘以二。然后，你会说：“我是生活在第一个世界里还是生活在第二个世界里，对我而言没什么不同，情况都是一样的。”不过，如果货币供应的改变导致了这种情况，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也只是一个算术问题、会计问题。会计必须使用其他数字，但这不会改变个人之间的关系。对人们来说，生活在一个以较大的数字记账的世界里还是生活在以较小的数字记账的世界里，完全是无关紧要、不值得关注的。但是，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货币真正发生变化的方式与此不同。在我们的世界里，货币量真正发生变化的方式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东西都是不同的。变化不是以一种中立的方式发生的，有些人获得了好处，而其他人则付出了代价。因此，如果货币的数量增加或翻倍，这将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也意味着，货币量的增加不会带来社会状况的任何普遍改善。这正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在19世纪初明确指出的。
我们可以从世界市场和世界银行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假设有人认为，解决货币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发行一种世界纸币，由世界银行或世界办公室等发行。现在假设我们有了这样一个东西。很多人想拥有它。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在某个地方，可能有一个面向全球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可以自行增加货币量。是的！但是，谁会得到这些新增的货币呢？没有一种分配方法能让所有人都满意。或者说，一家为所有国家发行世界性货币的国际银行，想要增加货币量，因为这些国家说现在有更多的人出生。好吧，给它们吧！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谁能得到新增的货币？每个人、每个国家都会说同样的话：“我们得到的数量太少了！”富国说：“由于我们国家的人均货币配额高于穷国，我们必须获得更大的份额。”穷国则说：“不，恰恰相反。因为富国的人均配额已经比我们多，所以我们必须获得新增的货币。”因此，所有这些关于布雷顿森林会议（1944年）的讨论都是完全无用的，因为它们甚至没有接触到它们要处理的问题的真实情况，而据我所知，这些派出代表的国家的政府没有一个理解这个问题。在那些获得新增货币量的国家，将会出现价格上涨的趋势，而那些先获得新增货币的国家能够支付更高的价格。所以，其他人会想要更多。而更高的价格将把商品和服务从那些没有得到这些新货币或没有得到足够新货币的国家抽走。
在教科书上写每年应增加5%或10%的货币之类的话是很容易的。没有人说要减少货币量，他们只想增加货币量。人们说：“随着经济产量或人口的增加，人们需要越来越多的货币、越来越多的流动性。”我想重复一下我说过的非常重要的话。人们没有办法以中性的方式增加或减少货币量。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大错误。这将导致所有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斗争，无论这个体系的货币单位是什么。
但一般来说，人们并不需要越来越多的货币。人们如果要增加货币，那么绝不可能以一种中性的方式增加——中性的方式不会以牺牲一个群体为代价而进一步改善另一个群体的经济状况。例如，这是在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没有认识到的重大错误——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它。连凯恩斯勋爵也丝毫不知道这一点。其他人也不知道。这不全是他的错——他们为什么允许他这样做呢？
如果不一劳永逸地限制货币量，我们就不可能有一种完全由政府或世界政府制造的货币。而限制货币量并不是那些提出这些建议的人想要发生的事。这种情况不可能是主流。与金本位制下货币只有在采矿增加黄金的特定情况下才会增加不同，增加纸币的数量不仅是一个数量问题。首先，这是一个谁应该得到货币新增数量的问题。因此，所有那些认为可以产生一种完全由世界机构生产和经营的世界货币的想法，都建立在完全的误解之上，忽视了货币的非中立性问题，忽视了货币的增加不能以一种被所有人公认为“公正”分配的方式来处理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