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在德国，尚未结束的战争使我去了那里。我刚从皇帝的加冕仪式上返回部队，冬天开始了，把我留在了那里的一个居民区里。既没有一个可以使我宽心的谈话对象，也没有任何让我关心和动心的事情，于是我就整天待在一只“炉子”（有火炉的房间）里，悠闲地训练我的思想。其中的第一个想法便是，我注意到，由许多部分组成、经由众多师傅之手的工程，常常不像仅由一位师傅经手的工程那样完美。由此，我们就会看到，由一位建筑师设计并完成的楼房，一般来讲，要比由好几位建筑师东拼西凑、用以前用于其他目的的旧墙建起来的楼房漂亮整齐许多。因此，这些起初只是小镇的旧城，随着时光的流逝，变成了大城市。它们通常都极不对称，没有工程师按其喜好在平原上规划出的整齐广场。而且因为东一块、西一块，人们在其他城市建筑上，会找到同样多或更多的艺术；因为那些建筑排列有序，这儿一座高大的，那儿一座小巧的，使街道变得蜿蜒曲折，上下起伏。人们会说，更像是天工，而非某些人的意愿成就了如此安排。假如想到在任何年代，都有些官员负责将私宅用于公共需要，因为是改造别人的工程，所以就极难做出极完美的东西。由此，我设想那些曾处于半野蛮状态、一点点进入文明状态、只由于犯罪和争吵才逐渐制定出其法律的人民，不可能跟那些从聚集的那一刻起，就尊重由某个谨慎的立法者制定的宪法的人民同样文明。这就如同在真正的宗教国度，上帝是唯一的法令制定者，当然无可比拟地比在其他任何国度都管理得好。说到人间之事，我想如果说斯巴达以前曾经那样繁荣昌盛的话，那绝不是因为每一条法律都很完善，因为其中有许多条款颇为怪异，甚至有悖于社会规范，而仅仅是因为它们只由一个人制定，统统致力于同一个目的。因此，我认为书上的学问，至少是那些其道理仅是可能的、没有任何证明的、一点点由许多人的意见构成发展起来的学问，根本不可能像由一个有理性的人自然做出来的简单推理那样接近真理。我还认为，当涉及有关事情时，因为我们在成人前都曾是孩子，长期受我们自己的欲望和家庭教师的支配，两者之间又常常相互矛盾，都不能给我们提供最好的建议，所以我们的判断，几乎不可能像一出生就完全习惯运用理性，而且只听从理性的情况下所做出的判断那样纯粹，那样可靠。
确实，我们根本见不到人们将一座城市的所有房屋都推倒，只是为了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建造并使街道更漂亮；但也有许多人将他们的旧屋拆掉，为的是重建。有时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如此做，因为那些房子地基不那么牢固，有可能自己塌掉。由此例子，我坚信，一个人改革国家的企图或许根本是不可能的，改变一切，从基础开始，推翻以重建，甚至改革学科本身，或学校里已有的教学秩序也许不可能。但对于直至目前我真诚接受的所有意见，我只能一次将其全部除去，以随后放上更好的，或待我将它们调至理性水平后，放上同样的。我确信，比起只建筑在老的地基上，或只是依赖那些我年轻时从不去问真假而接受的原则来说，借此方法，我会更好地指导我的生活。因为尽管这样做有种种困难，但它们却根本不是无方可解，亦不可与重新改造涉及公众的哪怕一点东西的困难相比。一旦推倒，这些大家伙就很难竖起来，或仅仅动摇之后，它们也很难稳住，其坍塌极为猛烈。其次，对于其缺陷，假如它们有的话，就如它们之间若只有一个差别，就足以证明许多中都有一样，使用或许早已将之缓和，甚至不经意间已避免或修正了许多。而这一点，人就是再谨慎也做不到。最后，比起其变化，这些缺陷几乎总是可以忍受的。这就如同盘旋在山间的道路，因常有人行走，慢慢变得如此一体，如此衔接，最好还是沿着它们走，莫要直着走，莫在石头上攀登，或直抵悬崖之下。
这就是为什么，我完全不赞同那些头脑混乱且忧心忡忡的人，他们既非生来就背负使命，亦非受命运安排来管理公众事务，却老想着什么新改革。假如本书中有一丝一毫这样的疯狂，我会因它的出版而懊悔不已。在我努力改造我自己的思想之前，在建筑属于我自己的地基之前，决不会扩展我的计划。若我的书让我还满意，此处即其范例，但我却并非因此而劝人模仿我；那些享有最多上帝恩宠的人，或许会有更高的意愿。但我怕此意愿已是太过狂妄，又怎敢奢望更多。决心摆脱以前真诚接受的所有意见，并非一个每人都应追随的榜样；世界几乎只由两种人组成，这一榜样对他们根本不合适。那些认为自己比实际更聪明的人，既禁不住要发表他们的意见，又没有足够的耐心依次引导其思想：由此，如果他们一旦可以自由怀疑其接受的原则，并离开大道，那么他们将永远不会沿着正确的小道笔直走，而会终生迷失方向；然后，那些有足够的理性或足够谦虚，使其断定自己不如教导他们的人那样能够区分真假的人，当然会更满足于附和别人的意见，而不是自己去寻求更好的。
对我自己而言，假如我只有过一位先生，或假如我根本不知道那些最有学问的人之间一直都有的分歧的话，我也许会属于后一部分人。可是从上中学起，我就知道了某些哲学家的那些无法想象、难以置信的奇谈怪论；然后，在旅行中，我也认识到，所有那些跟我们意见相反的人，并不因此是未开化的或野蛮之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有着跟我们同样多，甚至更多的理性；我也同样注意到了，同一个人，同样的智力，他若是自孩提起就一直由法国人或德国人抚养，跟一个一直同食人族生活在一起的人相比，会有多么大的不同；还有，我们的服装样式，同一样东西，十年前曾让我们喜欢，十年后我们或许还喜欢，可现在怎么就让我们觉得荒诞不经呢?这当然是习惯和榜样左右着我们，远胜于任何确定的知识；然而，对于那些需要稍微费力才能发现的真理来说，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由整个民族发现的真理，当然看起来要比由一个人发现的可靠得多：我不能选择那些意见看起来应该高于其他人意见的人，我不得不自己去探索。
但就如一个独自在黑暗中走路的人，我决心慢慢走，并尽可能在任何事情上都谨小慎微。如果说我确实慢如蜗牛，可至少没跌倒。我甚至从不曾打算完全丢弃以前那些未经理性指引而溜进我思想里的任何观念，我甚至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去制订当时正写作的著作的计划，去寻求真正的方法，以达到对我的精神或许能胜任的所有东西的认识。
我年轻时，曾学过些哲学里的逻辑学、数学里的几何分析与代数，三种看起来应该给我的计划贡献过某种东西的艺术或科学。然而仔细研究它们，我发现逻辑，其三段论及其大部分理论，都更在于向别人解释已知的东西，或正如吕勒 [2] 的艺术，在于不加判断地叙述人们不知道的东西，而不是教授这些东西。而且尽管它的确包含了许多特别真、特别好的概念，但其中依然混杂着很多其他或有害或多余的概念，以致若将它们分离，简直就跟从一块尚未加工的大理石中抽出一个狄安娜 [3] 或密涅瓦 [4] 一样难。其次，对于古代人的分析，现代人的代数来说，除了它们只用于极为抽象的东西，并且看起来毫无用处之外，前者总是如此局限于对图形的考察，以致不能不使用理性而不损害想象；在后者中，人们又那么容易屈从于某些规则和某些数字，造出这么个混乱而晦涩的艺术，不但不培育理性，反而阻碍之。这些使我想到应寻求另外某种方法，既包含这三者的优点，又无其缺点。既然过多的法律经常会为邪恶提供借口，那么当它们为数极少，且被严格遵守时，一个国家就会被管理得很好。因此，与其用这么多逻辑概念，我相信只用下列四个就足矣，只要我每次都决心严格遵守之。
第一是绝不接受任何东西为真，只有当我确定它是如此时，才接受它：也就是说，小心避免匆忙和成见，在我的判断中，只赞同清晰明白地呈现给我的精神且我没有任何机会怀疑的东西。
第二是将我所考察的每一个困难，都按要求分成尽可能多的小块，以更好地解决之。
第三是按照顺序引导我的思想，从最简单的和最容易认识的东西着手，以逐步认识更复杂的：甚至假设在那些彼此间根本就没有先后顺序的东西中有一定的顺序。
最后是尽可能详细、尽可能全面地考察所有东西，以确保无一遗漏。
这些几何学家通常难以证明的、长长的、极为简单的理性链条，让我想到所有能够置于人的认识之下的东西，都是以同样的方式交替相连的。人们只需做到不把任何不是真的东西当做真的，总是按照正确的顺序，依次将它们中的一些从另一些中演绎出来，就不可能有什么遥远的东西是人们最后达不到的，亦不可能有什么藏匿很深的东西是人们不可能发现的。我没费很大劲去寻找那些需要从它们开始的东西：因为我已经知道要从最简单和最容易的东西开始了；鉴于在上述那些在科学中寻求真理的人中间，唯有数学家找到了某些证明，换言之，某些确定而明白的论证，我因此而确信他们检验过的也正是同样的证明；尽管我从不指望它们会有任何别的用处，当然除了使我习惯满足于真理，厌恶错误的推理之外。然而我并没有因此而打算努力学习人们一般称之为数学的特殊学科：鉴于数学不考虑别的东西，而只关注各种关系或比例，因此它们的对象虽然不一，但却彼此协调一致，我想最好还是只检验这些一般的关系，只假设它们存在于那些使我们的认识变得容易的主题中；甚至根本不去限制它们，以使其之后能更好地运用于它们所适合的所有领域中。随后，我还注意到，要想认识它们，有时需要分别考察之，而有时仅需要记住即可，或将它们好几个放在一起理解。我认为，为更好地分别考察，须将它们设想为线，因为找不到比这更简单、更清晰地呈现给我的思想和感官的方式了；但是为了记住，我要用最短的数字解释它们；借此方法，我获得了几何分析与代数学的精髓，并用一个改正了另一个的所有缺点。
因此我敢说，只因为我遵循了自己所选择的如此之少的概念，我非常轻松地厘清了这两门学科涉及的所有问题。我用了两到三个月的时间检验它们，从最简单和最一般的开始。每一个找到的真理，随后都成为寻求其他真理的准则。我不仅解决了我之前认为极为困难的许多问题，甚至在那些我之前不晓得通过什么样的方法、一直到何处才可能将其解决的问题上，我似乎也能确定其结果了。在此，我也许在您看来不是那么无用。因为每件东西只能有一个真理，任何找到它的人都会对之能知晓多少就知晓多少：譬如说，一个学算术的儿童，在按照规则做了加法之后，可以确定当涉及他所检查的总数时，找到了人类智力所能找到的一切。因为最终说来，教导要遵循顺序正确、精确列举所研究对象的所有状况的方法，以及包含着赋予算术规则确定性的所有东西。
这一方法最终让我满意的地方是，通过它，我可以确定运用了我的全部理性，即使不是完美运用，至少尽我可能地运用了；除了我觉得在运用它时，我的思想逐步习惯更清晰、更明白地考察其对象，除了完全不使之屈从于任何特别的材料之外，我同样还可以将其有效地运用到算术难题之外的其他学科的困难上去。然而并不是因为这个，我才敢检验所有学科的。因为它本身与理性教导的顺序相反：可是注意到其原理应该全部来自哲学，而在哲学里，我还根本没有找到确定的真理，所以我首先还是应该努力在其中建立这些原则；还有，因为这是这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事情，在其中，匆忙和偏见是最为可怕的东西，我二十三岁时根本就不应该在我还未到更为成熟的年龄之前，在我还未花大量的时间去准备之前，一方面从我的思想中除去此前接受的错误观念，一方面积累许多经验，使之成为我思考的材料，用我规定的方法练习，以使我越来越确定地完成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