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名著

《蒙古帝国史》是法国历史学家和东方学家勒内·格鲁塞所创作的一部历史著作，首次出版于1941年。 《蒙古帝国史》，上溯蒙古民族的起源，说明蒙古国家的形成和蒙古帝国的成立，至忽必烈征服中国，拔都和旭烈兀等征服罗斯和波斯之后，他认为这时候的蒙古帝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改变了原来的面貌，他的叙事也就到此为止，最后，讨论蒙古人征服的结果。 《蒙古帝国史》一书的主旨：将几种主要的蒙古史源（中国的、波斯的和蒙古的）互相比较和对证，寻究蒙古汗国的历史。该书对蒙古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的价值。

缅甸标准编年史书。因在缅王宫廷琉璃宫内编纂,故名。1829年，缅王孟既（缅名巴基道）诏令由孟越萨耶道等全国各地13位著名僧俗学者组成《琉璃宫史》编纂委员会，由缅王亲自主持整个编纂工作。学者们博采各家史书,汇集历代碑铭、档案文献、佛学经典和"雅都"、"雅甘"、"埃钦"、"茂贡"等诗史，进行整理考订，按年代顺序编纂，至1832年，历时4年完成。全书分3大卷，21分卷，约百万字。此史书记述了从远古时代原始公社起，经骠国等早期王国以及历代封建王朝直至贡榜王朝的创建者雍籍牙即位后的第二年(1754)为止的全部兴衰过程。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文化和民族关系等，无所不包，内容丰富。该书因系国王钦定的"正史"，又由御用高僧和封建士大夫编纂，其观点难免有唯心主义和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并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但它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献和历史资料，仍不失为东西方治缅甸史学者的重要参考书。目前各国出版的有关缅甸史的著作，无不引用其史料。其中一部分已译成英、法、日等文本。现有的英译本为其第 1卷中的第3～5部分,由佩貌丁和G.H.鲁斯合译,1923年由英国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1960年由缅甸学会在仰光大学再版。1909年由法国学者E.于贝将其中《蒲甘末叶史》部分译成法文,载《法国河内远东学校校刊》第9卷；日译本由日本鹿儿岛大学荻原弘明教授译出1～2卷。已在《史学》杂志上连续刊出。

《荣格自传》是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于83岁高龄时回顾自己一生的作品。荣格打开自己的心灵，和读者一起探讨他丰富的人生和精神世界，揭开无意识的神秘面纱。这本书汇集了荣格各个时期的特殊经历和对人的心灵的思考，虽以“自传”为题，却是荣格毕生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这本书中，我们不仅能全面地认识荣格，还能一窥心理学发展中的重要历史分歧、走向，以及伦理学、哲学等学科的诸多重大命题，是读者了解心理学，尤其是分析心理学的敲门之作。

本书是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重要的中世纪城市史著作。1925年首次在美国以英文出版。作者将“城堡论”与“市场论”相结合，认为城市是商人围绕设防地点——城镇和城堡——的聚居地，在城市起源问题上立一家之言，颇具影响。 中世纪城市的起源问题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曾引起西方历史学家很大的注意，提出了很多理论：如“罗马城市论”、“世袭领地论”、“马尔克论”、“城堡论”与“市场论”等。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将“城堡论”与“市场论”相结合，认为城市是商人围绕设防地点——城镇和城堡——的聚居地，立一家之言，颇具影响。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政治思想家、著名史学家马基雅弗利著。马基雅弗利出身于佛罗伦萨的没落贵族家庭,毕业于佛罗伦萨大学。1498—1512年间,任佛罗伦萨“十人委员会”秘书长,负责共和国的防务和外交事宜。1512年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复辟,马基雅弗利一度遭到监禁,逐出政界。获释后,寓居乡村,专心著述。1520年重被起用,任佛罗伦萨大学历史编纂,编修官史。同年,该校校长红衣主教裘里奥·美第奇为给其家族树碑立传,聘请马基雅弗利撰写一部佛罗伦萨史。 《佛罗伦萨史》完成于1525年。全书共8卷,所叙史事始自日耳曼蛮族入侵,止于1492年劳伦左·美第奇之死。第1卷,追述中世纪早期意大利的概况。第2—4卷,记述1434年以前佛罗伦萨的产生、发展的历史。最后4卷,记述1434年以后佛罗伦萨的发展变化。1982年,李活根据纽约科洛尼尔出版社1901年英译本修订版译成中译本,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从佛罗伦萨工商业集团的利益角度,通过历史叙述阐明作者的政治主张。作者把古罗马和14、15世纪时的佛罗伦萨作对比,指出:佛罗伦萨当时不能统一意大利的根本原因在于贵族与平民之间争持不下,贵族与贵族之间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国力为之虚耗。若能把消耗在内讧中的力量集中起来,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努力,那么佛罗伦萨早就成为泱泱大国了。此外,作者还借历史事实宣扬改革之道,主张贤人政治,要求建立一个好政府。由于该书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比前人的同类著作高出一筹,成为世界历史文库中的要籍。

本书是《赋税论 献给英明人士 货币略论》《政治算术》《爱尔兰的政治解剖》三个中译本的合编本。其中《赋税论》部分，配第就田租、口赋、房产税、关税、什一税、国内消费税，乃至货币利息、货币改变价值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政治算术》则是配第独创地应用算术方法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典型著作。他列举数据，论证英、法、荷三国的经济力量，试图探讨存在于当时这三个国家的经济现象中的共同规律。

又译《政治论》,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代表著作之一。全书共八卷,其内容主要探讨各种政治和道德的原则,是一部实现美德的学术著作。它第一次把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加以研究,意在寻求理想国家和最好政治的基本形式,系统地提出一套完整的政治理论。在亚里士多德整个社会思想体系中,政治学高于伦理学,并把道德放在一定社会政治生活中加以考察。在他看来,伦理学只是研究和解决个人的善的问题,而政治学则要研究和解决民族和国家的整体善这样更为深广的问题,个人的美德只有在良好的政体中才能实现。他首先发现人是“一个政治动物” ,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具有善恶、正义等观念,在于人具有政治品质。从发生的次序来说,个人、家庭先于城邦国家,但从本质上说,全体大于部分,国家高于个人和家庭。建立城邦国家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经济交往,更重要的是使全体公民过一种符合德性和最幸福的生活。亚里士多德从维护城邦制观点出发,为了调和阶级矛盾,批判了柏拉图的 “理想城邦” (即共产社会),提出了“理想政体” 和由 “中等阶级” 执政的理论。因为中产阶级既不偏袒富人,也不偏袒穷人,较其他阶级稳定。只有这个阶级执政,才能实现公正,使全体城邦公民过至善的幸福生活。同时他又提出用法律手段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把政治思想和伦理学结合起来,详细地研究了城邦整体的伦理和幸福。他探讨了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其中包括主奴关系中的伦理,个人和城邦关系中的伦理,公民和统治者之间的伦理,以及职业伦理等,并力图在各种伦理关系中,确立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原则。这既是一部政治学著作,又是一部伦理学著作。它和《尼可马克伦理学》一起,构成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和伦理学的完整体系。

约瑟夫·马西（1700—1784），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时期的代表人物。本书主要是批判威廉·配第和约翰·洛克，尤其是洛克关于利息问题的观点，所以副标题为《对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考察》。本书的主要观点为：自然利息率不是由债务数量和货币数量决定的，也不是由货币数量同贸易之比所决定的，引起自然利息率变动的真正原因是利润率的变动。 本书阐述的经济理论，特别是关于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的理论，曾对休谟、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产生很大影响。马克思曾对本书给予高度评价。本书有助于读者深入研究英国古典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财政金融家约翰·罗的主要著作。约翰·罗是信用创造论的创始者。本书是根据纽约A·M·凯利出版社1966年版译出,商务印书馆于1986年出版。全书共分8章,约7万字。约翰·罗撰写《论货币和贸易》一书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解决苏格兰当时面临的财政经济问题,按照他的说法,就是想通过实行他的建议来“克服国家因极度缺乏货币所遇到的困难”。在分析和说明这些问题时,他也发表了对政治经济学具有一定影响的一些思想观点。约翰·罗认为“商品因为被使用而具有价值”。这一理论对后来的主观价值论起了一定的先驱作用。关于纸币和信用理论,约翰·罗极力强调增加货币对于国家的利益,并认为纸币比银币更适于充当货币,以土地这种不动产为担保品发行纸币的特殊银行,具有无限创造信用的能力。他的理论观点、政策主张及其罗氏制度的实践经验,受到各个方面的重视,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即使在现代,约翰·罗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也还有一定的市场和影响。凯恩斯主义者在论证他们的理论和具体建议时,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约翰·罗提出的通过信贷财政领域影响经济的思想。例如,约翰·罗的增加货币以增加就业,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思想,在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实行不同幅度的通货膨胀以摆脱经济危机、解决失业问题的各种方案中都有所反映。

1826年出版，标题为“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关于谷物价格、土地肥力和征税对农业影响的研究”。在1842年再版时定为《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的第一卷。《孤立国》由3卷组成，第二卷主要讲述了自然工资、利率与地租的关系，第三卷则讲述地租原理和其他相关问题。其中，第二卷第二章以及第三卷由德国经济学家H.舒马赫（Herman Schumacher）根据杜能的遗稿整理加工完成，于1863年在德国罗斯托克市出版。杜能假设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立国，全境的土地都是沃野平原，土壤肥力完全相等，均适于耕种。全国只有一个城市，位于平原中央。离城市最远的平原四周是尚未开垦的荒野，从而切断了它与外部世界的所有联系。供应整个国家所需的金属和食盐的矿山与盐场，都位于城市附近。城市必须供应全国民众需要的工业制成品，而城市的食品则完全依靠四周农村提供。农村除了向城市运送农产品以外，不向其他任何市场运送任何产品。运输费用与运输距离成正比，运费由农业生产者承担，运价要小于农产品的销售价格。在此基础上，他认真研究了孤立国的产生布局：不仅充分考虑了农业、林业、牧业的布局，而且考虑了工业的布局。他根据当时德国农业和市场的关系，摸索出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布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理论。 杜能在《孤立国》一书中对各种作物的区位有着大量的数学计算，通过计算农作物在离城市中心不同距离时的收入以及支出确定农作物的纯收益，从而确定农业生产的区位。杜能在《孤立国》中重点解释了“杜能环”，其对“杜能环”的解释也是采用了数学计算，并没有建立数学模型。现在的农业区位理论分析，主要来源于杜能的思想。

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1865—1919），俄国经济思想史上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本书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主要著作之一，他在此书中，采取折中主义的手法，试图调和“边际效用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全书共五篇：第一篇是关于国民经济的一般学说，是全书的概括，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论，以及经济学范畴；第二、三、四篇分别论述生产、交换和分配以及这三方面的有关问题；第五篇主要论述了资本流通、市场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

记载十三至十四世纪蒙古族历史的著作。波斯史学家志费尼撰。志费尼出身于波斯贵族家庭,其祖父为花剌子模大臣,父投效蒙古,得到信任。他本人曾任蒙古阿姆河行省长官阿儿浑的书记,数次随阿儿浑赴蒙古朝见大汗。此书是作者于1252—1253在哈喇和林时开始写作的,终止于十三世纪六十年代初,其中部分章节未能写完。全书分三卷:第一卷记述蒙古国前三汗即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的历史,还涉及了畏兀儿人的历史;第二卷实为中亚和波斯史,包括花剌子模的兴亡、哈喇契丹诸汗以及该地蒙古统治者(成帖木儿、阔里吉思、阿儿浑等);第三卷为拖雷、蒙哥、旭烈兀等人的事迹,以及亦思马因派王朝兴衰史。此书被公认为是十三世纪上半期蒙古和中亚、西亚历史最具权威性的著作。该书最早的抄本为巴黎图书馆收藏的1290年抄本。1912—1937年,伊朗学者卡兹维尼 (M. M. Qazwi ni)以1290年抄本为底本,参照多种波斯文抄本,出版了波斯文集校本三册。1958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出版了英国学者约翰·安德鲁波义耳(J.A.Boyle)的英译本,并加了大量注释。1980年5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何高济根据英译本翻译的中文本。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代表作。亚里士多德去世后,吕克昂学院第11代继承人安德罗尼柯整理亚里士多德的讲稿、讲义,他把当时所能收集到的遗稿加以分类编纂,研究自然界运动变化的著作被编在一起,称之为《物理学》,而把讨论抽象问题的作品编在一起,取名即《物理学之后诸篇》,西方文字一律音译这一书名。由于中国古代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的说法,而亚里士多德的这本书是研究个别、一般等抽象哲学问题的,故而称之为《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共14卷,由于是文章汇集,所以各卷、甚至各章节之间在结构上都缺少连续性。近代研究者认为这14卷可以分为4组:第1、3、4、6卷为第1组,主要研究哲学的性质、对象和范围。第1卷讨论哲学的形成和性质,介绍在他之前的哲学家关于世界的本原的看法。第3卷提出哲学应研究的十多个问题,例如一般和个别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本书的基本内容。第4、6卷回答哲学的对象和范围问题;哲学分为第一哲学和第二哲学。前者研究存在本身及其固有属性,以及表述存在的最一般范畴和各门科学都应遵循的一般公理。第7、8、9卷为第2组,主要是关于实体的学说,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核心部分。他认为实体是存在的中心范畴,是与一切事物相关的本原。在这里,专门讨论了他的哲学体系的三大基本理论,既实体论,形式和质料,潜能与现实。第10、13、14卷为第3组,批驳柏拉图主义者将数和理念看作独立存在实体的观点。第2、5、11、12卷为第4组,仍然是讨论哲学问题,但内容庞杂而不集中连贯。

法国杜尔凯姆(EmileDurkheim,1858～1917)著,于1897年发表。该书的中心思想是,表面上与他人无关的自杀现象最终都可以通过社会结构和其扩散功能加以解释。杜尔凯姆在书中指出自杀率不是个人事实,而是社会事实,因此他首先否定了将自杀归咎于非社会因素的观点。自杀率是随着社会整合程度不同而变化的,从而自杀可分为3种类型:利己性自杀、失范性自杀和利他性自杀。对前两类自杀来说,自杀率与社会整合程度成反比,即整合程度越低,自杀率越高;后者与社会整合程度成正比。他认为,自杀与生理、天象无关,而与家庭、政治、经济社团、宗教组织等社会现象有关,从而认为每个社会都有一种集体自杀倾向,它反映了个人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结构,因此所有改良方法都必须到社会结构里去寻找。该书为社会学实证研究树立了典范,是现代最早在社会调查中始终并严格地使用统计方法的论著之一,同时也是杜尔凯姆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康芒斯的主要著作之一。制度学派出现在20世纪初叶的美国。这时美国在世界工业产量上已占首位,并且成为垄断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制度学派就是为适应垄断资本的需要而产生的。康芝斯认为,“制度”乃是经济制度进化的动力。“制度”就是所谓“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然而集体行动牵扯的范围很广,种类也是五花八门,其中包括“无组织的习俗”,也包括家庭,股份公司、同业协会等。最主要的则是法制。他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归功于法院,认为法院保证了资产阶级法制的胜利,破坏了封建社会制度,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和“管理的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为“管理的资本主义”,也是由于法制的作用,由于国家法律加强了对私人企业活动的干预。这就他所谓的“法制居先于经济”的论断。“阶级利益调和论”是唐芝斯的“法制居先于经济”的理论核心。他认为社会关系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冲突、二是依赖、三是秩序。冲突、依赖互相制约,社会秩序赖以维持。这三大因素通过“交易结合在一起”。所以只有可以调和的“交易”冲突,没有什么对抗性的矛盾。本书共分8章,分别为观点、方法、魁奈、休谟和皮亚斯、亚当·斯密、边沁对布莱克斯顿、马尔萨斯、效率和稀少性。本书是根据麦克米伦公司纽约1934年版译出,商务印书馆出版。

英国哲学家休谟的主要哲学著作,1734至1737年写成。全书共分3卷,1739年出版了第1、2卷,1740年出版第3卷。第1卷论述了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哲学观点。休谟认为,哲学首先应在经验的基础上,用经验的方法研究人类的知识的性质、范围和能力,不要超越这个范围和能力之外,去追求那些关于世界本原等旧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他认为感觉经验即知觉既是知识的对象又是知识的来源,我们只能认识知觉之间的关系,认识只能限制在知觉的范围之内,知觉则是由心中不可知的因素引起的。除了知觉,在知觉范围之外,是否有物质实体或精神实体存在的问题,在原则上是不能解决的。我们称他的这种观点为温和的怀疑论或不可知论。他用他不可知论的观点既批判唯物主义,又批判唯心主义。不过他认为知觉不仅是认识的对象,而且是唯一的存在,所谓事物不过是一束知觉,这同贝克莱的物是观念的集合同出一辙,因而其哲学仍是主观唯心主义经验论。他论述了因果性学说,认为因果性观念是习惯性的联想。第2、3卷阐述了他的道德政治观点,认为支配人的生活的是意志和情感(或激情)而不是理性,道德和政治的基础是“自利心”和“同情心”。

本书是作者担任剑桥大学近代史讲座教授之时，于1895-1896、1896-1897、1897-1989、1898-1899学年授课所用，其后由其弟子整理出版。阿克顿本人生前曾以其不完善为由拒绝出版本讲稿，阿克顿的多个文献目录中亦未收入本讲稿。但其重要思想价值却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叙述极端稀缺的情况下。而且，本书具有阿克顿著作的典型风格：渊博而无滞涩，机智而不卖弄，叙述流畅而逻辑清晰，具有强大的思想穿透力。相信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具有浓厚兴趣的中国读者，会从中获得很多启示。

E. H. 卡尔（1892—1982），英国历史学家、国际关系学家，国际关系研究中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奠基者之一。本书针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特定历史阶段，以巴黎和会为开端、德国入侵波兰为结局，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作者对国际关系研究中理想主义流派观点的不足之处进行分析，指出这二十年间国际关系动荡的根源在于各国对现实国家利益的争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必然性，因而在战后首次确立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现实主义流派的理论基础。

法国历史学家米涅著。记载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当政时期历史的世界名著。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特别是1815年拿破仑被推翻、波旁王朝复辟,迫使法国各个阶级用批判的眼光来总结历史经验,并且各自借历史事件来宣传其政治主张。米涅就是为了打倒波旁王朝、让资产阶级重新掌握政权而制造舆论,于1824年出版了《法国革命史》。 该书系编年体裁,分导论和15章。导论记叙革命前封建统治的危机和围绕着三级会议问题展开的斗争;1—5章记叙革命的爆发和君主立宪派的统治;6—7章记述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成立和吉伦特派的统治;8—9章记述雅各宾派民主专政以及热月反革命政变;10—13章记述热月党的统治、督政府的政治危机以及拿破仑·波拿巴发动的雾月政变;最后两章记述执政府和第一帝国的统治、拿破仑战争的情况。全书所叙史事,始自1789年,止于1814年旧王朝第一次复辟。该书显著的特点是能用阶级斗争观点叙述法国历史的巨变。它认为中世纪以来的法国史就是阶级斗争史,革命时期“就是构成法兰西民族的几个阶级争夺政权”的年代。由于社会各阶级物质利益的冲突,不可能回避革命,第三等级与封建贵族必然展开生死搏斗。它热情歌颂革命“在欧洲开创了新社会的纪元。法国革命不但改换了政权,而且也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内部生活。”书中介绍了议会里的党派斗争,认为雅各宾派专政是革命不可避免的阶段,又认为吉伦特派的政策更合乎道义。它赞扬拿破仑彻底动摇了欧洲社会的陈旧基础,指责旧王朝复辟是历史的倒退运动,今后还有革命的必要。 该书文笔流畅,思想性和逻辑性强,通俗易懂。出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中文版由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出版。

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该书以国民财富为研究对象,以分工为分析的起点,依次论述了交换、货币、价值等一系列经济问题。第一次创立了比较系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是经济学说史上的一部重要典籍。书中强调劳动是国家财富的真正源泉,国家财富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它批评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力倡经济自由主义。大约从1767年起,斯密就着手该书的写作,1770年完成了初稿,但由于健康原因到1773年才完成原稿。之后,他又在伦敦花了三年时间修改补充,终于在1776年3月9日初版问世,以后经斯密自己修订又出了四版。《国富论》出版后,立刻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不久就被译成几国文字出版。1902年,严复将其译成中文 (译名《原富》) 介绍到中国; 1931年,郭大力、王亚南重新翻译这本书,并将书名改为《国富论》。该书的基本思想是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产生发展的条件,目的在于寻找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书中认为,增加国民财富的途径,一是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这主要靠发展分工; 二是增加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数,这主要靠增加资本。围绕这一基本思想,全书首先树立正面的理论体系,然后对历史经验和过去各种错误的经济学说及政策进行评论和批评; 它以对私人经济的讨论为主,兼及国民财富。全书除序论外,共分五篇三十二章。这本书不仅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理论原理,而且还探讨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和经济政策以及财政学。它的出版,标志着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已经建成,因而在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空前的影响。

阿庇安所撰的《罗马史》（希腊语：Ρωμαϊκά），古罗马史书，于公元2世纪以希腊语写成。原书二十四卷，内容为从罗马王政时代起，历经罗马共和国，至公元2世纪阿庇安身处的时期，当中涉及古罗马的对外战争（包括对伊比利亚半岛、迦太基、马其顿、本都等地的征伐），和罗马共和时期的内争（包括革拉古兄弟改革、马略与苏拉的内战、同盟战争、斯巴达克起义、前三头同盟、后三头同盟等等），对于研究古罗马国家的发展及地中海沿岸各地的历史，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是后世研究罗马史的主要依据，比如其中有古代历史著作仅有的对斯巴达克个人的详细记述。 原书当中有十一卷完整保存至今，其余部份或全佚，或有残篇遗留下来。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法学家、伦理学家、近代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学说的创始人边沁1776年写的第一部著作。这部著作是边沁为反对当时主张维护现存的英国法律制度的布莱克斯顿的《英国法释义》一书而作,该书的出版使边沁崭露头角。边沁根本否定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并流行的自然状态、自然权利和契约理论,认为他们是虚构的,只存在于主论者的幻想之中;人的天性是避苦求乐,国家的产生不决定于人们所订立的契约,而是决定于人们对苦乐的计算,也就是人们考虑到服从比不服从所造成的祸害为少,于是人们才要求建立国家;避苦求乐或谋求功利是人们行为的动机,也是区别是非、善恶的标准,是个人和政府活动所遵循的原则;强调法是命令,是强制、服从、义务的特征和属性;指出在法制政府之下,善良公民的金科玉律就是严正的服从,自由的批判,如对法律不进行批判、找不出毛病,就会妨碍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实现;主张对当时英国的法律统统以功利原则为准来衡量,从宪法到各部门法都重新制定,以建立符合功利原则的法律制度。边沁的学说代表了当时英国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利益,促进了英国政治法律制度的改革,是资产阶级个人自由主义世界观在政治学、法学领域的体现,对后来资产阶级政治法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法国历史学家基佐著。是由作者1828年恢复教授职务后的课堂讲稿加工而成。作者继承伏尔泰的文化史观,以简明易懂的语言概述了欧洲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从公元5世纪写至法国大革命前夕。该书首先从罗马帝国的灭亡和蛮族入侵分析古代制度的崩溃和封建制的形成。他放弃先前罗马论观点,强调欧洲封建制度是罗马因素(自治城市和基督教会)和日耳曼因素(军事等级制和个人独立精神)汇合的产物。书中还从十字军东征、城市的兴起和中央王权的加强分析了第三等级的出现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作者认为11世纪城市自治地位的确立是市民反对领主斗争的成果,从此第三等级就成了欧洲文明进步的主要代表;第三等级与封建贵族的斗争成为欧洲历史的主要内容;从这个斗争中产生了近代的欧洲。他还指出第三等级在斗争中虽然获得过王权的帮助,但他们的胜利应归功于自身的斗争,而不是王权的帮助。作者最后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英国革命说明近代文明的产生。他认为,文艺复兴推动了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又引起了.人类精神的革命从而推动了政治革命;英国革命推翻了专制制度和教会绝对权力,建立了自由制度。从此,在欧洲大陆展开自由原则与专制原则的斗争,为法国大革命准备了条件。该书产生于自由派与复辟王朝斗争激烈的时期,带有强烈反封建反复辟性质,它着重分析了第三等级的成长过程,甚至赞扬了他们的反封建武装斗争。同时作者根据历史主义原则,承认封建制度的形成适应了普遍的需要,认为基督教会在中古早期曾促进文明的发展。此书条理清晰,结构严谨,分析透彻,是19世纪第一部优秀的文明史著作。

“梦，醒了！”战国时代悲情谢幕的最后一战 “东军号称百万，竟无好汉一人！” 战国武士精神樱花般壮丽挽歌 关原之战结束后，德川家掌握天下大权。丰臣家自丰臣秀吉死后，逐渐衰败，至此已如困兽。德川家处心积虑，想要一举扫平丰臣家的势力。 小说主人公小幡勘兵卫以德川家间谍的身份进入大阪。丰臣家年轻的主公秀赖由母亲及其侍女团操控，对德川家怀有强烈的敌意。在德川家的蓄意挑衅和安排下，丰臣对德川宣战。对德川家心怀不满的各地浪人纷纷云集大阪城，其中不乏能征惯战的名将和勇士。 历史的两股激流，终于在此遭遇，将裹挟着的各色人物推上风口浪尖。

本书是日本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于20世纪60年代在周刊《星期天每日》（サンデー毎日）上连载的长篇小说。其内容取材自日本战国时代至安土桃山时代前期的真实历史，布局也相应地分为2部分，即斋藤道三篇及织田信长篇，分别以这两人为主人公，其间穿插另一悲剧人物明智光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