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大世家
世世有祿秩之家，稱為世家。全世界有四大世家，以年代由近而遠而言，一是英國皇室。現在是漢諾威王朝，一七一四年由喬治一世所開創，往上推是一六○三年詹姆士一世的斯圖亞特王朝；一五○九年亨利七世的都鐸王朝；一四一三年的蘭卡斯達王朝；一一五四年亨利二世的金雀花王朝；以及一○六六年威廉一世的諾曼王朝。有「征服者」之稱的威廉一世應是英國王室的始祖。
二是回教創始者穆罕默德。他死於公元六三二年，生年不可考，約為五七一年。無子，由他的自徒弟變為女婿的阿里接續香煙；阿里即為回教什葉派的領袖。其後裔有阿里漢里，是有名的花花公子。阿里漢里之父，久居印度，遇到生日，其信徒奉獻金銀珠寶，以與體重相等為度，此皆世人所熟知，但乾隆的「香妃」亦為阿里的後裔，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據魏源的「聖武記」載：「隋唐之際，其國王（天方國）謨罕騫德者，生而神聖，盡臣服西域諸國，始掃佛教、自立教，造經三十篇，敬天禮拜，持齊戒。傳二十有六世、曰瑪墨特者，當明之末年，與其兄弟分適各國，始踰葱嶺、東遷喀什噶爾，是為新疆有回酋之始。」瑪墨特的孫子叫阿布都實特，生子瑪罕木特；他有兩個兒子，長子叫布那敦；次子叫霍集占，就是清朝官書中的「大小和卓木」，和卓木或稱和卓，在回語中為掌教之意。
乾隆十大武功中「平回部」就是平定大小和卓木的叛亂。香妃的正式稱號為容妃，是大小和卓木的妹妹；在他們兄弟未叛亂以前，清朝於其有恩，因而進妹以示效順。相傳由兆惠俘獲此女以獻，是不實的記載。
容妃由於語言不通，生活習慣亦不相同，譬如說滿洲風俗有喜慶大宴賓客，都是「喫肉」；坤寧宮每天祭神，宰豬兩口，而二月初二宮中「喫肉」，皇帝皇后奉太后親臨，是很虔誠鄭重的禮節，容妃如在後宮，豈能避而不食？因此，乾隆特為替她造一座「寶月樓」，御製「寶月樓記」云：
「寶月樓者，介於瀛台南岸適中，北對迎薰亭，亭台皆勝國遺址，歲時修葺增減，無大營造。顧液池南岸，逼近皇城，長以二百丈計，闊以四丈計，地既狹，前朝未置宮室，每臨台南望，嫌其長鮮屏蔽，則命奉宸，既景既相，約之椓。鳩工戊寅之春，落成是歲之秋。」
「奉宸」即「奉宸苑」，為內務府專管離宮別苑的機構。戊寅為乾隆二十三年，可知容妃入宮，必在一兩年以前，得乾隆之寵，故特造寶月樓藏嬌。
乾隆之寵容妃，還有一事可證。寶月樓外即是西長安街，乾隆為安慰容妃的鄉思，特准回回建西城風味的屋子居住，並造一座清真寺，正對寶月樓，以便容妃遙拜。此地即是老北平都知道的「回子營」。
不過寶月樓已經不存，袁世凱竊國，拆去寶月樓另造一座「新華門」；王壬秋攜周媽進宮去看「袁四少爺」，有意裝作老眼昏花，指著門額問道：「怎麼，叫『新莽門』？」將袁世凱比作篡漢家天下的王莽，便是此門。
三是日本皇室。日本的古代史只有兩部，一部叫「日本書紀」；一部叫「古事記」，成書於七世紀及八世紀，記日本開國的情況，連日本的史學家，都認為是神話。
據說日本的開國之君叫「神武天皇」，在位七十六年，即位之年為周惠王十七年，也就是公元前六百六十年，所以在一九四○年舉行「紀元二千六百年」慶典。其實，不但神武天皇子虛烏有，以下八代天皇，亦無其人──其中有個孝安天皇享祚一百另二年之久，更是奇談之尤。
據日本通李嘉兄告訴我，日本有些學者認為「古事記」中的第十代崇神天皇，可能是日本開國的第一代天皇。我覺得這話有點接近事實了。崇神天皇元年為公元九十七年，在中國便是漢武帝天漢四年。江戶時代九州博多灣志賀地方，掘出來一方金印，文曰：「漢委奴國王」。據說是後漢光武帝中元二年，日本遣派使者第一次覲見漢光武，受贈此印；加一「漢」字，顯然是受封，而不是平行地位的相贈。
陳壽「三國志」的「魏志」卷三十，專記外國，彷彿「清史稿」的「邦交志」，此記最後一目為「倭人」，李嘉兄告訴我，日本的史學家大森志郎博士，以畢生精力完成一部鉅著：「魏志倭人傳研究」，力闢日本人為「太伯後裔說」。太伯即泰伯，周太王的長子；太王第三子季歷，亦有賢名，尤其是有子名昌，更為傑出，太王想立老三，以便傳位給昌，但長幼有序，這話說不出口。太伯跟老二仲雍，仰體老父之意，斷髮文身，自我放逐到現在的太湖流域一帶；表面上好像自甘下流，實際上是成父之志，以便傳位給季歷，再傳於昌──周天子姓姬，姬昌便是周文王。
太湖流域如今在全中國是精華所萃的東南財賦之區，當時是尚未開化的「荊蠻」之地；一直到清初，南方人叫蒙古人為「韃子」，而蒙古及滿州人稱南人為「南蠻子」，意即本此。不過蠻雖蠻，卻很講義氣，佩服泰伯、仲雍讓天下的至德，有一千餘家擁護他，立之為君，尊為太伯；太伯死後，仲雍繼立，這就是吳國的兩始祖，延陵掛劍的吳季子，及為西施亡國的夫差，都是仲雍的子孫。
在自我放逐時，據說泰伯、仲雍有一部分親屬逃到了日本，自稱為泰伯之後。這件事在日本歷史上，幾度引起軒然大波，「愛國」的日本人，不承認此說，因為一承認，就不能對中國展開侵略。大森志郎即攻擊「魏志倭人傳」中的這段記載，指「太伯後裔說」為「邪說」，為「危險思想」。有志氣的中國人，並不打算跟日本人認親戚，這且不去說他；但我要指出，日本不管當時是何國名，而受過中國的封，曾為中國的藩屬，是賴都賴不掉的一件事。
「魏志倭人傳」說，帶方郡──今平壤以南之地，漢末曹操置帶方郡，其東南大海中為倭人所居，有一百餘國，最大的是「女王國」，距帶方郡一萬二千餘里。
此國本來亦以男子為主，其後因互相攻伐，乃共立一女子為王，名叫「卑彌呼」，事鬼道，能惑眾，年已長大，並無夫婿，只有一個弟弟幫他治國。女王有婢千人，見過她的人很少，只有一個男子為她採辦飲食，傳達命令，居處有宮室成柵，守衛極嚴。景初二年六月倭國女王派遣她名叫難升米的大夫等人到帶方郡，請太守劉夏送他到京都──洛陽，以便向天子朝獻。後漢書「東夷傳」所記，大同小異。
這段敘述非常重要，由此可以推斷，傳中所說的女王，實際上是第十四代仲哀天皇的神功皇后，日本古史記：神功皇后，名息長足媛命，父親是開化天皇的曾孫；仲哀為開化的第五世孫，照此計算，仲哀是娶了他的姑母為妻。日本皇室一直是近親婚配，到現在的明仁太子才打破傳統。
仲哀天皇在位只有九年，死於一次內亂中；有孕在身的神功皇后，執掌政權自漢獻帝建安六年至晉武帝泰始五年，達六十九年之久。景初則是曹子建的初戀情人甄后之子魏明帝的年號；景初二年為神功皇后執政的第三十八年，她的遺腹子，即以後的應神天皇，至少亦有三十七歲了，「魏志」中所謂「有男弟佐治國」，此男弟實為其子之誤。
景初二年十二月，神功皇后的正副貢使到達洛陽，朝見進貢；貢品是中國歷史上最薄的：「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班布便是粗布、再加上可作僮婢的十名倭人而已。
但晉武帝的報答則甚厚，「魏志倭人傳」錄有「制詔」全文，稱之為「汝」；封之為「親魏倭王」，賜金印紫綬以外，物質方面分兩部分：一部分是「交龍錦」五匹，毛織地毯十張，紅色、青色綢緞各五十匹，是「償汝所獻貢直」；另一部分是「特賜」：文錦三匹，地毯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兩把、銅鏡一百面、真珠及鉛各五十斤。自漢唐以來，藩屬進貢每每屬於「打秋風」性質，神功皇后便是如此。
至於日本皇室到底姓甚麼？我還弄不清楚，有人說「卑彌呼」，日文寫作「ヒメコ」或「ヒミコ」就是他們的姓，是耶、非耶，要另外請教專家了。
這三大世家，近者不足千載，遠者亦不過兩千年；若論年代久遠，譜系分明、名望之大、人材之眾、影響之深，不能不推中國的孔子家，居四大世家之冠。
二、孔子的家世及生平
孔子為殷商後裔，本姓為子；據「竹書紀年」，商朝三十王、五○八年，末代紂王無道，為周所滅。周武王封紂王之子武庚，讓他奉祀祖先，至成王時，武庚叛亂為周公所誅，改封紂王的庶兄啟於宋國，即是宋微子。宋國在今河南商邱縣。
宋微子死後，其弟微仲繼立，八傳至孔父嘉，應該分出自成一族，立姓氏為孔。所以孔父嘉為孔家的始祖。
孔父嘉的曾孫叫防叔，由於仇家宋國太宰華督的逼迫，遷避於魯國；防叔的孫子叫叔梁紇，便是孔子的父親。叔梁紇做過鄒縣大夫，是個大力士。他的原配姓施，生了九個女兒，有個庶出之子，名叫孟皮，是個跛子，不足以撐持門戶。他說：「雖有九女而無嫡子，等於無子。」因而求婚於顏家。
顏家有三個女兒，他們的父親問說：「鄒大夫是殷商的後裔，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絕倫，我很希望有這麼一個女婿。雖然年紀較大，性情亦比較嚴厲，但不算缺點；你們三個人誰願意嫁他？」
長次兩女不作聲，只有名叫徵在的小女兒答說：「父親要誰嫁他，就是誰嫁他，何必問？」
「不錯，就是你！」
於是徵在嫁了叔梁紇。婚後雙雙到曲阜東南的丘尼山去祈禱，果然得子，生具異相，頭頂四周高起，中間下陷，此名「圩頂」。叔梁紇因為禱於尼丘而生子，命名曰「丘」，行二，所以字之曰「仲尼」。
孔丘就是孔二先生孔子。
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己酉，也就是魯襄公二十一年，亦即公元前五五二年。三歲喪父，十五歲有志於學，十九歲娶幵官氏為妻，二十歲生子，恰好魯昭公派人送了一條鯉魚給孔子，為了紀念這份光榮，命子名為鯉，字伯魚。二十四歲喪母，六十八歲喪妻，七十一歲喪子，七十四歲逝世。孔子一生的行誼、出仕、講學、遊歷，都有專書，不在本文範圍之內。
三、孔子的封號
孔子晚年已成王者之師，所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逝世後，哀公尊稱為「尼父」，這是公認的孔子第一個封號。
漢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子第十六世孫孔均為褒成侯，追諡孔子為「褒成宣尼公」；此為孔子封公的由來。唐、宋、元三朝，均追封孔子為王，但孔家一直認為孔子是公，一切體制，均按公爵身分行事。
北魏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諡孔子為「文聖尼父」；北宣帝大象二年，追封孔子為「鄒國公」；隋文帝開皇年間，尊為「先師尼父」，稱孔子為「先師」，首見於此。
唐朝對孔子的封號，變化最多，首先是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尊孔子為「宣父」。四十年後的高宗乾封元年，駕幸曲阜，追贈孔子為三公之首的「太師」。武則天做皇帝時，封周公為「褒德王」，孔子次王一等，追封為「隆道公」。及至玄宗嗣位，於開元二十七年降詔：「孔子既稱先聖，可諡曰文宣王。」此為孔子封王之始。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禪，下泰山後幸曲阜，加諡孔子為「元聖文宣王」，五年改諡為「至聖」，此一諡號為後世公認為最允當。
到了明朝嘉靖年間，孔子的封號及祀典，有一極大的變更；其事非無因而生，與世宗入承大統以後所面臨的問題有關。
正德十七年三月，武宗崩於「豹房」，無子。大學士楊廷和擬遺詔，經張太后同意後頒布，說：「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厚熜，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請於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孝宗最長之弟興王，封於湖北安陸，興王薨於正德十四年，諡獻，故稱興獻王。獨子厚熜，入承大統，即為世宗。
興獻王妃蔣氏，與十五歲的厚熜，母子二人都是厲害角色。厚熜一路進京，架子極大，屏絕貢獻，地方大吏輕易不得進見，已儼然有出警入蹕的皇帝派頭。到得良鄉，禮部進「禮儀狀」，是承楊廷和之命所擬，抵京「先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翌日，百官三上箋勸進，俟令旨俞允，擇日即位」，勸進的箋文，及「令旨」的格式，都如皇子嗣位的程序。
厚熜看完，對他的長史袁宗皋說：「我奉皇兄遺詔接位，不是皇子。」因此，一到京城先不進城，召見楊廷和，拒絕接受禮儀狀中所定的儀制，由大明門而入，日中即位，定明年為嘉靖元年。
即位第三日，嘉靖遣人赴安陸迎母來京，同時命群臣集議崇祀興獻王的典禮。禮部尚書毛澄向楊廷和請示，楊廷和說：「以漢朝定陶王、宋朝濮王的故事為根據，有異議者，就是奸臣，當斬。」
漢宋兩故事是，漢成帝無子，以其弟定陶共王之子為太子，嗣位即是哀帝，追尊其父為定陶共「皇」，另以楚王之孫為定陶共皇之子，承繼香煙。宋仁宗亦無子，以其兄濮王之子為子，四歲時，即育於宮中，嗣位即為英宗。議尊濮王祀典時，司馬光與歐陽修成為兩派，司馬光認為英宗既繼承為仁宗之子，則對本生父濮王不當再服三年之喪，廷議多主此說，認為英宗對濮王應稱「皇伯」。
歐陽修不以為然，認為出繼之子由三年之喪降為一年之喪的「期服」，於理可通，但「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根據。」
因此崇奉之議，久而未定，而英宗卻已駕崩，其事不了了之，但後世皆視司馬光之議為正論。這重公案名為「濮議」，以後濂洛學派巨擘的程頤，發一議論說，當時的大臣，只知道不應再稱濮王為父之非，而不明尊崇之道，以致濮王在英宗看來，與其他叔伯並無分別，如果尊稱為「皇伯父濮國大王」，則一方面對生父尊崇之極；另一方面亦對得起仁宗的養育成全之恩。後世視此為濮議正確的結論。
毛澄受教以後，主持廷議，都以為然，但禮部侍郎王讚，獨持異議。
那是受了他的一個小同鄉張璁的影響。此人是浙江溫州人，中舉人後，七次會試皆落第，準備找一個官做。有個叫蕭鳴鳳的御史為他排了八字說：
「你三年以後會中進士；再過三年會突然大貴。」張璁聽了他的話，打消了就一小官的念頭。果然到了正德十六年中了進士，年已四十有七了。
在廷議以前，他去看王瓚說：「今上不是繼統，不是繼嗣，這情形跟漢哀帝與宋英宗不同。」王瓚認為很有道理，所以在廷議時唱反調。楊廷和見此光景，將王瓚調為南京禮部侍郎，覆奏仍照原議。
原議是：
第一、皇帝對孝宗稱「皇考」，對興獻王及妃為皇叔父、母，祭告上箋自稱姪，具名。
第二、興獻王別無他子，以憲宗第六子益王六子崇仁王入繼興獻王為嗣，奉祭祀，崇仁王稱益王為叔。
嘉靖一看便說：「父母可以換來換去的嗎？再議。」
再議時，楊廷和及武英殿大學士蔣冕、文淵閣大學士毛紀等三「閣老」讓了一步，以為程頤的「濮議」最得禮義之正，將來生了皇次子，作為興獻王的孫子，將崇仁王改封為親王。
此外尚書侍郎共六十餘人，聯名上奏，大致亦如三閣老所議，而世宗仍舊不聽，命「博考典禮，以求至當」。
於是君臣爭禮儀，進入第三回合，首先三閣臣合奏，說舜不追崇其父瞽叟；漢光武亦不追崇其父南頓君，願「皇上取法二君，斯聖德無累」；這話已隱然有指責之意，舜有賢名，受堯的禪讓；光武中興漢室，猶同開國之主，尚且未曾追崇生父，你不過命好，現成撿了個皇帝做貪心不足，還要節外生枝，有所主張，未免太不知趣了。
禮部尚書毛澄等七十餘人，合詞上疏，說得更為露骨，說武宗「以神器授之陛下，有父道焉」，只以輩分相同，無法分為兩世，但孝宗以上，昭穆井然，豈容異議，「興獻王雖有罔極之恩，斷不可以稱孝廟者稱之」。
這就是說不能再稱興獻王為皇考。同時還錄了魏明帝曹叡的一道詔令附在奏疏中，這道詔書便是申明大宗、小宗之義，首言：
「禮，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等於當著和尚罵賊禿，借魏明帝之口指責世宗不是。魏明帝詔令結尾，則用以嚇阻王瓚之流：「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於典令。」
這第三回合，世宗挨了兩悶棍，無話可說。而當在此時，張璁大概想到了蕭鳴鳳的話，福至心靈，上了一道「大禮疏」，平心而論，文章寫得極好，駁群臣的論據，極其有力，歸納而言，大致可分為四點：
第一、漢哀帝、宋英宗都是已預立為皇嗣，與目前的情形不同，所以司馬光的議論，不適用於今日。而且遺詔說得很明白：「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並未指明，應繼承為孝宗之子。
第二、稱興獻王為「皇叔父」，人已經死了，無法不承認，更不會提出抗議；但「今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易言之，母親不能向兒子稱臣。
第三、禮記、「長子不得為人後」，興獻王只生皇帝一人，如果說「利天下而為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這幾句話是刀筆，彷彿在說，為了貪圖皇位，為人之後，不認父母，這還算是人嗎？張璁之為士論所輕，就是這種挑撥的話，說得太惡毒了。
第四、繼統與繼嗣不同，自古以來，不一定父死子繼，今日之禮，宜別為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說明白些，就是應尊興獻王妃蔣氏為太后。
世宗得此奏，喜不可言。親自下一道手諭：「卿等所言俱有見，第罔極之恩，無由報耳，今尊父為興獻皇帝，母興獻皇后、祖母為康壽皇太后。」
世宗的祖母，也就是興獻王的生母邵氏，其父名邵林，浙江昌化人，因家貧之故，把女兒賣給杭州鎮守太監，由此得以進宮，成化十二年封宸妃，後進為貴妃，位號既尊，所以不能隨興獻王入藩，仍住宮中。世宗入承大統時，她已雙眼失明，聽說孫子做了皇帝，將世宗從頭摸到腳。宋仁宗生母李氏封宸妃，亦是家貧而來自杭州，身世封號，與邵太后頗有相似之處。平劇「斷太后」，本出於元朝雜劇「仁宗認母」；後來又改為「正昭陽」，由於有邵太后失明的故事，移用到「斷太后」上，所以包龍圖所遇到的，亦是目盲的太后。
情勢演變至此，成為「君權」與「相權」之爭。恕我孤陋寡聞，我不知道研究近代史以及專攻明史者，對「大禮議」這個專題，是否重視？在我個人來說，我認為君主的絕對權威，起於明太祖及成祖，而成於嘉靖之世。關鍵所在，即在「大禮議」之爭中，君權著著進占，相權不能制衡。明世宗是古今以來最貪的一個皇帝，僅次於秦始皇，既以意外得帝位，復又修道冀長生，寵道滅僧，西遊記「車遲國」的那一段描寫，即是諷刺嘉靖事。此不在本文範圍之內，略而不論；即嘉靖尊生父的始末，亦不在本文範圍，但更定祀典，對孔子的定位，則至今為學者認為允當，其故何在？即在對尊崇其生父興獻王的過程中，發現了好些不合乎禮及情理的現象，孔子祀典的一大變革，亦緣於此。因此，仍不能不對嘉靖為尊崇其父母，亦即是私「小宗」而不顧大宗的經過，作一簡述，以見其對孔子尊稱及祀典的更易，確是有他的道理。
先說「君權」與「相權」之爭。明朝自洪武十三年因「左丞相」胡惟庸謀反，罷相不設；但永樂以後，內閣大學士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在楊廷和想：「十五歲孺子而得為天子，還不是我宰相所定的大計？而且這也不是爭名分的時候。」因此，封還手敕，以示不奉詔；而且一聲號召，朝士紛紛上言，圍剿張璁。
君權與相權之爭，第一回合沒有結果，因為此一爭也，宰相天生有不利之處，即在為君者可以擱置。擱置到兩個月以後，亦即是九月間，興獻王妃蔣氏到了通州，在此以前，禮部具奏「聖母至京，宜由東安門入」，世宗不從；再議由「大明左門」入，在禮部實際是內閣，因為「東安門」在側門居首；而「大明左門」則為正門之一，但非「正門之正」而已。世宗斷然降敕：「由中門入，謁見太廟。」
由此開始，世宗得寸進尺，先是「兩考並尊」，稱興獻王為「本生父興獻帝」；接著加一「皇」字為興獻皇帝，再接下來去「本生」字樣，而稱孝宗為「皇伯」。興獻王未做過皇帝，不能入太廟，則另立一廟，稱為「世廟」，以後「世廟」又改稱為「獻皇帝廟」，甚至還加了尊諡，稱為「睿宗」，並修「獻皇帝實錄」。
嘉靖七年修了一部書，專敘「大禮議」的經過，名為「明倫大典」，並詔定功罪，張璁居功為首，職銜是：「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楊廷和則為罪魁禍首，原以告老還鄉，說他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朕」，本應處死，「特寬宥，削籍為民」。
在此以前的嘉靖三年七月，群臣以伏闕爭禮而得罪者，計戍邊八人，廷杖而死十七人，謫降杖責約四百人。
楊廷和的長子楊慎是個神童，正德六年狀元。至是亦因伏闕力爭獲罪，充軍雲南永昌，遇赦不赦。不過，這一來反倒成全了楊慎。明史本傳說他「既投荒多暇，書無所不覽。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為第一」。
楊慎字用修，自署升庵，所著「升庵集」八十一卷，計賦及雜十一卷，詩二十九卷、外集四十一卷，另著有一部「二十一史彈詞」。楊慎的雜學，古今第一，但亦不免有英雄欺人之語，盡信書不如無書，這是我讀「升庵集」的感想。
平心而論，張璁論繼統、繼嗣，亦自有他的見地。毛病出在楊廷和率爾定策、顧慮不周。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清穆宗以「天花」崩逝後，兩宮太后定策，迎醇王之子載湉入繼大統，其事與世宗完全相同，因而定為以載湉繼文宗為子，為嗣皇帝，俟嗣皇帝有子，即承繼大行皇帝，亦即是為穆宗之子。這一來，繼嗣繼統，兩事合一，便無爭議。
在大禮議的擾攘數年中，世宗對中國的禮制已頗下了一番工夫，嘉靖九年因給事中夏言之奏，集群臣會議，更定祀典，而仍由張璁主持其事。
世宗親撰「正孔子祀典說」，頒錫群臣，而張璁則著「孔子祀典或問」作進一步的解釋，更定的主要內容有二，一是諡號，論孔子封王之非；孔子生為人臣，並非王爵，豈可死後諡之為王。尚書云：「天降下命、作之君、作之師。」師者，天子不得視之為臣，因此，以為王爵貴於師，是習俗之見。
又有一段精采的議論說：「歷代帝王所以尊孔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故以天子而尊匹夫，不嫌於屈；使孔子無其道，雖王天下，豈足當萬代之祀？稱帝稱王，豈若稱先聖先師之合禮乎？」因此，孔子的尊號，由「大成至聖文宣王」改為「至聖先師孔子」。
二是塑像，早在宋朝，朱熹便曾說道：「宣聖之設像，非古也。」此時提出來討論，反對塑像的理由是：
第一、塑像是漢明帝時佛教傳入中國以後的事，非中國祀聖人之法。而且各府各縣皆有文廟，孔子的塑像，不一其狀，或長或短、或豐或瘠、老少美惡，只憑匠人的手藝，殊嫌褻瀆。
第二、天子常臨國學祭孔，孔子坐而不起，猶有可說，從祀諸儒，不過前代縉紳，或者當代臣子，君拜於下，臣坐於上，於禮不合。於是改塑像為木主，以地位不同而定木主尺寸的大小；但曲阜孔廟，始終保持塑像，孔家另有一種說法。
這個說法是早在佛教傳入中國的漢景帝末年，廬州人文翁在四川當地方官，大興學校，他所築的石室中，已有孔子坐像。
左丘明所著的國語說：「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像而朝禮之。」宋玉的「招魂」，則有「像設君室，靜安閒兮」之句，足以證明春秋戰國，便有設像相祭的制度。而況闕里是孔子的家廟，後世子孫出入得睹孔子形容，油然起孺慕敬仰之心，亦是祭神如神在之義。
問題是孔子到底是何相貌、如何才能傳真？有一部書叫「祖庭廣記」，說「先聖生有異質」，有四十九項特徵，諸如「河目海口」、「龍形龜脊」等等，如湊合此四十九項特徵造像，孔子變成一個無法形容的妖怪了。
四、孔子的家鄉
孔子的家鄉，山東曲阜，明清屬兗州府，傳說神農氏曾建都曲阜，黃帝之子少皞在窮桑（在曲阜之北）登帝位，遷都於曲阜。
不過，這些古史的正確性很難說，所可確定的是，在周朝為魯國，魯為楚所滅，至項羽自封為西楚霸王時，曲阜為其所有。劉邦漢王五年，大破項羽於垓下，盡得楚地，只有原魯國諸地為項羽堅守，劉邦以項羽的首級示魯地父老，方始投降。劉邦以「魯公」禮葬項羽於穀城（今東河縣），但曲阜城東北漢下村，有一處古家，俗稱「霸王頭」，相傳即為葬項羽首級之處。
曲阜在漢初稱為魯縣，景帝三年吳楚七國之亂以後，徙其子淮陽王劉餘為魯王，此王好治宮室，作靈光殿。至王莽之亂時，國不存而靈光殿巍然獨存，這就是所謂「魯殿靈光」的典故。
曲阜一直是魯國的都城，孔子住在王宮附近，名為「闕里」。縣城於宋初遷至闕里之東，約八里之處，至明朝正德七年，流賊作亂，地方官奉准將縣城遷至闕里；嘉靖元年新城落成，周圍八里又三十六步；城牆高兩丈。城內最主要的建築，便是「衍聖公府」及其西面的孔廟。
託庇於聖人，曲阜一直未遭劫火；但民國十九年，終於遭受了四百年以來未有的災難。「中原大戰」晉軍進攻山東，在曲阜東北與國民革命軍發生遭遇戰，晉軍三師之眾而革命軍只得一旅，眾寡不敵，退入曲阜縣城固守；晉軍以大炮轟擊，曲阜東西北三城樓及東北角女牆，均為炮火所毀。孔廟及孔府亦落有炮彈，孔廟內共有十五處嚴重損毀，大成殿的天花板亦被打穿；有一發炮彈就落在孔子神像之前，幸而未曾爆炸。
曲阜被圍十一晝夜，以革命軍援軍趕到，擊退晉軍而得解圍。孔府以年方十歲的孔德成先生的名義，發出電文，呼籲保廟曲阜，電文中說：「曲阜聖林附近，發生戰事，炮彈射擊，飛入林內，城關逼近，廟亦震驚，危險萬分，莫知所措。查耶路撒冷為耶穌基督聖地，往年歐戰，均畫在三十里以外；萬國均經公認孔聖為中華文化所關，曲阜是孔聖林廟所在，先總理繼承孔子，屢經發為言論，極端尊崇，我總司令亦曾發布告，明令保護」云云。「我總司令」指先總統 蔣公，事後曾致電慰問。
曲阜的古蹟，首推尼山，本名尼丘山，因避孔子的名諱，略去一丘字，即顏母所禱之處。山在曲阜東南六十里，五峰連峙，名「五老峰」，中峰之下有「尼山書院」。尼山的山神為宋仁宗封為「毓聖侯」。此外有顏母山、昌平山、防山；防山即叔梁紇所葬之處。
孔子葬在曲阜城北二里許，後世稱此處為「孔林」，前面是洙水、後面為泗水。出曲阜縣北門，即是一條其直如矢，直通孔林的神道，夾道森森古柏，氣象肅穆，林中古樹，相傳為孔門弟子所植；復有各種奇花異草，相傳亦為孔門弟子會葬時，自各地移植至此。
最有名的，便是楷木，全中國只有孔林有這種樹，枝疏而不屈，上無鳥巢，下無荊棘，可以作杖。孔林中有一楷樹，為孔子弟子子貢所植，樹圍一丈，枯而不朽，真是神物。
楷木的用處很多，通常除了製杖以外，亦可製棋子；木上有癭，挖空了便是水瓢；葉子可食，亦可代茶；子可榨油，用來供夜讀的膏火。
再有一種「蓍草」，亦是孔林的特產；不過史書上記載的蓍草，半屬神話。蓍之為蓍，言其長壽；可至一千歲，幹可長至一丈，說文：「蓍、蒿屬，生千歲三百莖。」通常長三尺至五尺，莖作對稱，大約三四十莖，春夏開黃白色蝶形小花。蓍草因為壽命長，所以古時與龜甲都用作卜卦之用。據孔家的人說，蓍草必須五十莖以上，占筮才靈驗；但五十莖以上的蓍草，下有靈龜看守，名為瑞草，不能常有。又有一種「文草」，冬夏不凋，根葉花實具五色五味──五色異草，且有香味，而又冬夏不凋，足為園林生色；但此僅見於孔東塘「出山異數記」中的敘述，在植物學上不知何名。
出曲阜北門，要經過好幾重橋與牌坊，方能到達墓門，經列有翁仲的墓道，而到達享堂；堂後有一道周圍一里的圍牆，拱護著高一丈三尺、南北廣十步、東西廣十三步的「大成至聖文宣王墓」。其東約十步許為孔鯉之墓；其南十步許為孔鯉之子、字子思的孔伋之墓。
在享堂以北、聖墓以南、墓道之東，有三座亭子，自北而南，依序為宋真宗駐蹕亭；清聖祖駐蹕亭；子貢手植楷木的「楷亭」。聖墓之西為「子貢廬墓處」；子貢名端木賜，他的事蹟很多，照「越絕書」中說，越王勾踐獻西施於吳王夫差這條美人計，就是子貢想出來的。子貢是不是孔子最喜歡的弟子，難以考查，但子貢無疑是孔子最得力的弟子。
孔子的後裔即曾有這樣的評論：「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以後介紹孔門高弟時，再詳談子貢，此處不贅。
到過孔林的皇帝，有宋真宗、清聖祖；但到過孔廟的就多了，第一個是漢高祖，最後一個是清高宗，他到過不止一次，當然也到過孔林。清高宗與孔家，別有神祕特殊的淵源，也留到後面再談。
孔廟、孔府一西一東，一牆之隔，與孔林合稱為「三孔」。孔廟遭遇過兩次火災，第一次是在明朝孝宗弘治十二年六月，朝廷發庫帑十五萬二千六百兩銀子重修；開工於十三年二月，至十七年五月方始落成。正殿大成殿為九間；後面的寢殿為七間。大成門、家廟、祀叔梁紇的啟聖祠，以及「金絲堂」、「詩禮堂」各為五間。此外還有許多改築遷建，如前面談過的，尼山山神「毓聖侯祠」，本來在孔廟之內，遷建於尼山書院，原處改為土地祠。
第二次大修是在雍正二年六月，被災以後。
起火原因似乎是由於「風雨震電」，大成殿及兩廡，後面的寢殿、啟聖殿、金紅堂全毀，只有啟聖祠巍然獨存。當即命山東巡撫陳世倌鳩工重修，但採辦木料稽延，直至雍正七年二月，始命署理山東巡撫，岳鍾琪之子岳濬，積極興工，大成殿的圖樣，經雍正親自審核，特旨──正殿正門用黃琉璃瓦；兩廡則用綠琉璃瓦，而以黃瓦鑲砌屋脊。並飭內務府特選良匠，用「脫胎之法」裝塑聖像。
按：雍正得位不正，所以對兩件事格外重視。一件是重父之所重，以示其為繼志述事，聖祖所選定的繼統之子；一件是籠絡士林。而尊孔一事，恰好符合這兩個目標。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聖祖駕幸闕里，以三跪九叩，祭天祀祖的大禮祭孔，表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此為「三藩之亂」以後，得以徹底獲得漢人擁戴的關鍵之一。所以雍正在即位以後，即降詔追封孔子五代王爵，高、曾、祖、父曰「裕聖」、「詔聖」、「昌聖」、「啟聖」；裕聖祈父之父木金父，則為「肇聖」、五聖同堂，祠名「崇聖」。
雍正二年命避先師諱，在「丘」字旁加一個耳朵，成「邱」──這個字是雍正創造出來的，本字作「𨚑」。凡姓，都是「丘」沒有「𨚑」，而在雍正二年以前，也沒有人姓「邱」，自從有此避諱之詔以後，姓丘的都變了姓「邱」，以致長春真人丘處機變成「邱處機」了。
謂予不信，我可以舉一個強有力的證據。燕京學社編印的「清朝進士題名碑錄」，凡姓丘的進士都在順治、康熙年間，如丘象升等；姓邱的進士，則都在雍正以後，如雍正二年三甲第二十二名進士邱上峰即是。但以後編「館選錄」，丘象升也變成邱象升了。
重修的孔廟，落成於雍正八年秋天；雍正原有親自至曲阜上祭的明詔，但其時適在病中──他的病是心病，名為「怔忡」，用現代的醫藥名詞來說，即是「神經衰弱」。
雍正奪位，大殺功臣，但他自覺如他的胞弟皇八子胤（左礻右巽）、皇九子胤禟，以及「舅舅隆科多」、皇貴妃年氏之兄年羹堯等，都有取死之道，惟有他的胞兄廢太子理親王胤礽幽廢而死於非命，為他心所難安，因此一閉上眼睛，就會看到胤礽向他索命，搞得日夜不能安枕。
後來有人向雍正建議，說「二阿哥」之騷擾不休，是因為孤魂無主；倘有祭享之處，為魂所憑依，自然安靜無事。
於是雍正封胤礽為「潮神」，立廟浙江海寧；廟用藍琉璃瓦，如王府規制，當地人稱之為「廟宮」。海寧耆老蔣復璁先生語我，在他少年時，猶及親見「廟宮」。雍正八年時，怔忡之症，雖已少愈，但尚待休養，特遣皇五子和親王弘晝至曲阜致祭。
弘治年間所修的大成殿雖已全毀，但「盤螭石柱」猶存；孔德成先生胞姊孔德懋女士記述：
「孔廟有三百多畝，古木參天，碑碣如林，廳、堂、殿、廡四百六十六間。在正殿大成殿前的平台上，圍著曲曲折折的漢白玉欄杆，雙層飛簷下有十根龍柱，每根都雕鐫著石龍，以及明珠雲頭，鏤空雕刻，功力極深，在陽光照射下，只見雲龍飛舞而不見石柱，連北京故宮龍柱也不能媲美。據說每當皇帝來此出巡，十根龍柱都要用黃綢包裹，以免引起皇帝忌諱。」此「龍柱」的正確名稱，即為「盤螭石柱」；所說的「皇帝」指乾隆。
孔廟的附屬建築，最主要的有三處。
一為詩禮堂。為當時伯魚趨庭，得聞詩禮之處，堂前有株槐樹，據說是唐朝所植；又有一塊「太初石」，則為史前遺蹟。
二為金絲堂。據說秦始皇焚書坑儒時，孔子的九世孫孔鮒，預藏尚書、論語、孝經諸書於壁中。到漢朝魯恭王封於曲阜，拆孔子故居以擴建其宮，聽得壁中有金石絲竹之音，掘開牆壁，發現孔鮒的藏書，因名之為「金絲堂」，又稱「魯壁」。
這批藏書的發現，造成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大公案，即是今古文尚書之辨。
列為「五經」第二目的「尚書」，是一部上古史，本有一百篇，為孔子所授；秦始皇焚典籍，其書不傳於世，而無獨有偶者，濟南有個秦朝的博士伏勝或稱伏生，也在牆壁中藏了尚書，而毀於兵火。劉邦定天下後，伏勝搜求遺書，尚書僅存二十九篇。漢文帝時，派鼂錯去向伏勝求教；其時伏勝已九十多歲，口齒不清，命他的女兒羲娥代為傳授，鼂錯是河南穎川人，不大聽得懂山東話，記述多誤；古書中尚書最難讀，就是這個道理。
及至魯壁遺書出世，尚書便有了兩部，鼂錯受自伏勝的尚書，用漢朝通用的隸書錄出；而魯壁中的尚書，則用比秦篆更古的蝌蚪文所寫，因而區分為「今文尚書」、「古文尚書」。
出世的「古文尚書」，為孔子十二世孫，亦可能就是當初藏書於壁的孔鮒的曾孫、諫議大夫孔安國所得。孔安國是伏勝的再傳弟子，識得蝌蚪文，以今文尚書來校讀，較伏勝所傳者多十六篇，承詔作「古文尚書傳」，獻於武帝，恰以發生宮廷倫理之變的「巫蠱事件」，以致「古文尚書傳」亡失不存。
到了晉元帝時，有個豫章內史梅賾上奏，說發現了孔安國的原著及古文尚書，獻於朝廷。唐太宗時，國子祭酒孔穎達，奉詔撰「五經正義」，尚書所用的即是「梅本」。但後人一直懷疑，梅賾所獻的古文尚書是偽作；但有系統的辨證其偽，則始於清初的閻若璩，此人字百詩，山西太原人，曾為雍親王（雍正居藩的封號）的門客。
閻若璩在古文尚書上下了三十年的工夫，作「古文尚書疏證」八卷，舉證極詳；至乾隆朝常州大儒孫星衍，復改孔穎達「正義」之例，作「尚書今古文注疏」，古文尚書為梅賾偽作，更為明確。
三是奎文閣。孔德懋稱之為「十大名樓之一藏書樓」，這未免過譽；奎文閣的藏書，絕無東昌府的楊氏海源閣來得宏富。築這座樓的主要用意，是為了庋藏內府頒來的御製碑記祭文之類。皇帝的文章，稱為「奎章」；奎文亦即奎章之意。不過奎文閣的漢碑，則為中國書林瓌寶，漢隸中有名的「禮器碑」、「史晨碑」、「孔宙碑」、「乙瑛碑」等，原石均在奎文閣前。
孔廟的東南為孔府，占地兩百餘畝，以私人第宅而言，面積為海內巨宅之冠。孔府通稱「公府」，為衍聖公府的簡稱。在以前，並非王八鴇兒有了錢，即可在生活享受上為欲為，所以「公府」之能擁有占地兩百餘畝的巨宅，必須先明瞭「聖裔」身分。
孔子嫡系子孫的封爵，應始於漢元帝封孔子十三世孫孔霸為關內侯，襲封至十六世孫孔均，由閒散的「爛羊頭、關內侯」，改封為有名號的「褒成侯」，再改為「褒亭侯」，那跟關雲長的「壽亭侯」，爵位相等。
北魏年間改封聖裔為「崇聖侯」。此後封號雖改，始終為侯，直至唐朝開元二十七年，詔諡孔子為「文宣王」，則後裔亦當進爵；孔子三十五世孫孔璲之，進封為「文宣公」。傳至第四十二世，當五代篡弒相尋之際，孔家遭遇了一次「奴欺主」，幾致滅門的大危機，後當有專章敘述。
孔子第四十三世孫，叫孔仁玉，孔家稱之為「中興祖」。孔仁玉的曾孫孔聖佑，當宋真宗泰山封禪之時，年三十五而卒，以從弟孔宗愿襲爵。孔家本乎長幼有序的祖訓，昭穆分明，所以在聖裔系統中，孔聖佑、孔宗愿均列為第四十六世。宋仁宗至和二年、太常博士祖無擇上言，祖諡不可以加後嗣；這也就是文宣王之後不可封做文宣公，因而改封號為衍聖公，世襲。這個封號一直襲用至民初，歷時幾九百年。
改封衍聖公者，為孔子四十六世孫孔宗愿，本來襲封文宣公，兼知曲阜改名的仙源縣事。早在改封的十餘年前，開始建立公府，歷代均有擴建，成為現在的規模。據孔德懋的描寫，孔府門前的馬路，名為闕里街，「坐北朝南三啟六扇鑲紅邊的黑漆大門，門額上高懸藍底金字『聖府』豎匾，兩側一副金字對聯，上聯是「與國戚休，安富尊榮公府第』；下聯是『同天並老，文章道德聖人家』。門板上有獅子頭形的大銅門環，門前蹲著一對精雕的大石獅子，迎面是寬大的粉白照壁。」
孔府亦如故宮，分為東、中、西路。中路二門中有座「重光門」，等於蹕道，只有帝皇駕臨時開啟。大堂是一座公堂，中央暖閣，公案上大印、金箭、令旗，一應俱全；兩旁是儀仗及高腳牌。大堂除了作為宣讀聖旨之用以外，衍聖公倘或到此坐堂，必是審理重大案件。
大堂兩旁是「六廳」，京中有六部、縣中有六房，皆區分為「吏、戶、禮、兵、刑、工」；不過衍聖公府的「六廳」，名目為「典籍、司樂、掌書、知印、管勾、百戶」，最後兩廳，有如戶、兵兩部。
二堂為衍聖公接見四品以上官員，及代替朝廷舉行特種考試，如禮生、樂生等等之處。三堂也叫「退廳」，為衍聖公處理家族糾紛，及召集僕役議事的地方。四品以上官員，起碼是知府；七品縣官到孔府，除非特許，是不准進入二門的。
東、西兩路，東為家廟、祠堂，及一部分親屬的住所；西為衍聖公會客、讀書之處。內宅在中路後面，禁制極嚴，男僕絕對不能入內；看門的當差，亦只能在門廳內活動，大門上還掛著好些奇形怪狀的刑具，據孔府管事人說，這些刑具皆出於御賜，以此殺人，不須負責。倘真有其事，必是明朝留傳下來的。
由於內宅只有女僕，遇到災難，應變的能力，極其薄弱。光緒年間，內宅因蠟燭燒到帳幔，發生大火；男僕聽得呼救之聲，亦不敢入內，以致火勢蔓延，一發不可收拾。燒了三天三夜，七座木造樓房，盡付一炬；傳說曲阜知縣向大火長跪不起，求祝融氏開恩，整整跪了三天。這場大火，沒有人喪生，但損失慘重無比；歷代貯存的細軟、古玩，及其他珍貴財物，價值無從估計。事後重建，所花的銀子，據說足夠修建一座曲阜城。
孔廟、孔府救火的辦法，亦是別樹一格的；一遇火警，先開錢庫，將一串串的制錢，拉去「串頭繩」，堆置在火場上，誰挑來一擔水澆在火上，就可以抓一把錢，能抓多少抓多少，並無限制。因此曲阜城裡城外農民、工人、作小買賣的，一看縣中心起火，都擔起空水桶，趕來救火。
孔府的家法，嚴如秦始皇；荊軻刺秦時，由於規定殿下武士不准上殿，所以只能眼睜睜看著身不滿五尺的秦始皇，無法拔出腰間的長劍抵抗而繞柱急走；孔府經過這一場大災難以後，仍無意在內宅用男僕防衛。挑水夫亦不得進內宅，水挑至牆外，倒入石槽，另用管子接至廚房等處。
五、世系與分府
以孔子為第一代，傳至孔德成先生為第七十七代，以歷代世系而言，連孔子在內，春秋戰國傳八代；西漢傳八代；東漢傳三代；魏晉傳六代；南北朝傳六代；隋傳一代；唐傳十代；五代傳一代，這一代的衍聖公叫孔仁玉，承先啟後，非常重要，孔家稱之為「中興祖」，有一段很傳奇的故事，留待下一節再談。
宋朝傳十代，由於宋室南渡，所以孔家分南宗、北宗，情況比較複雜，容後詳談。元朝傳兩代；明朝傳九代；清朝傳十二代，加上德成先生共七十七代。
孔德懋女士說：「在孔府的詩禮堂，貼著一張乾隆九年二月十七日的告示，是乾隆皇帝賜給孔府三十個字作為行輩，凡孔氏家族都要遵照三十個字行舉取名，如果有不依字序，隨意取名的，不准入家譜。這三十個字是：『希言公彥承，宏聞貞尚衍，興毓傳繼廣，昭憲慶繁祥，令德維垂佑、欽昭念顯揚。』這話稍有錯誤，這三十個字，並非乾隆所賜。」
按：第五十五代衍聖公孔克堅，於元順帝至元六年襲封；以後為宰相荐為司禮儀的長官，命其長子孔希學襲爵。入明後，於洪武十四年九月去世，年四十七。
孔希學的獨子孔訥，字言伯。於洪武十六年，到南京參加馬皇后的葬禮，其人魁梧厚重，言笑不苟──而謙恭好學，深為太祖所欣賞，遣禮部尚書劉仲質去慰問，準備讓他襲爵，孔訥以父喪未滿辭謝。父母之喪三年，照規矩只算二十七個月；洪武十六年年底服滿，十七年正月朝京師，太祖命欽天監擇吉日親自授爵，儀節隆重；衍聖公受爵之風光，以孔訥為最。其時由於洪武十三年左丞相胡惟庸造反，有詔罷相不設，朝儀列班，以衍聖公為文官之首，所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亦只有孔訥有此尊榮。
孔訥歿於建文二年，長子公鑑襲爵，建文四年病歿，年二十三歲，獨子年方三歲。孔訥去世後兩個月，燕王破南京，奪了他姪子的天下，是為成祖，年號永樂。永樂二年立長子高熾為太子，即後來的仁宗。他的年齡與孔公鑑相仿，視孔公鑑的獨子如子姪，為他取名彥縉，字朝紳。孔德懋所說的三十字的行輩，應定於此時：但第二字的「言」為「言伯」，是字非名。「希言公彥承」的承為孔彥縉的長子孔承慶，歿於景泰元年；長子宏緒年方三歲，至景泰六年，孔彥縉去世，八歲的孔宏緒，猶如建文帝繼承太祖的帝位那樣，以「大宗」長孫承襲為第六十一代衍聖公，其父孔承慶則追封為第六十代衍聖公。
當孔公鑑去世時，孔家正在鬧家務，其詳不得而知，只知道幼弱的孔宏緒飽受欺侮，他的庶祖母江氏，訴諸朝廷，特遣禮部官員為孔公鑑治喪；並命孔公鑑的堂弟，新科進士而丁憂在籍的孔公恂，處理衍聖公府的家務。
後來孔宏緒作了大學士李賢的女婿，李賢在英宗復辟後，得君甚專；憲宗嗣位，亦尊禮有加，所以孔宏緒凡有所請，由於老丈人的照應，無不如願。但亦因此而有過舉。成化五年以「宮室踰制」被劾，靠山李賢已經去世，因而「奪爵」，但孔家承襲，是所謂「世嫡相傳」，長房為「大宗」，只要有子孫在，衍聖公永遠是長房的；長房絕嗣，則二房成為「大宗」，因而禮部議定，衍聖公由孔宏緒之弟孔宏泰「代襲」。將來孔宏緒生子，則為第六十二代衍聖公。其時孔宏緒才二十二歲，夫人李氏新歿，繼娶熊氏、袁氏，至三十五歲方始生子，名聞韶，於孝宗弘治十六年襲爵。第六十代衍聖公「缺位」；第六十一代衍聖公則有兩位，凡此皆是任何侯門所無的特色。
由於大宗襲爵，所以衍聖公府嚴格規定，只有「公爺」及他的子孫才能居住；「老公爺」去世，「小公爺」襲爵，他的胞弟就得搬出去，甚至本人讓爵與子或孫後，亦不能再住公府，如第六十八代衍聖公孔傳鐸，雍正元年襲爵，雍正九年因病乞休，奉准由長孫孔廣棨承襲。孔傳鐸即出居府外。
這種制度類如清朝皇子的「分府」，所不同的是，孔家小宗的分府，是有現成的房屋，稱為「十二府」，但實際上只有九個府。其中與衍聖公府關係較近的，為五、十、十二等三個府，以及建築在衍聖公府東路的一個不列次序的府。這四府堂名都有一個「凝」字；而衍聖公府則名「凝緒堂」，所以五府合稱「五凝堂」。孔子後裔，僅在曲阜的，即有十萬人之眾；但孔氏子孫，如說出於「五凝堂」，便意味著是孔家有頭有臉的人物。
五凝堂中有許多奇奇怪怪的傳說，尤以五府和十二府居多。五府的房舍最大也最講究；明朝嘉靖年間，嚴嵩的孫女兒嫁到五府，怕她想家蓋了一座房子，稱為「南五府」，格局如她娘家。
按：嚴嵩家住京師宣武門外繩匠胡同，為有名的大第，中有一座「聽雨樓」為其子嚴世蕃賞鑒書畫之處；入清後，分成數區，屋主亦皆為達官貴人，如王熙、徐乾學等。嚴嵩只有一子，嫁到孔家的孫女，自是嚴世蕃的女兒。因為有此親戚關係，孔府演戲，不唱「打嚴嵩」。傳說嚴嵩被劾時，曾至曲阜想托衍聖公去求情；在孔府大堂通往二堂的通路上，靠牆有一張放了幾百年的紅漆條凳，就是嚴嵩當年候見衍聖公時所坐，孔府稱之為「閣老凳」。
十二府中孔繼汾、孔繼涑的故事，則是一大悲劇。六十八代衍聖公孔傳鐸，共生六子，長子繼濩早死；孔傳鐸於雍正九年讓爵位與其長孫孔廣棨後，攜其繼配徐氏及四五兩子孔繼汾、孔繼涑出居十二府，孔繼汾字體儀、號止堂，乾隆十二年舉人，以內閣中書充任軍機章京，但不久便辭官居家，專門考訂孔氏家乘。乾隆幸闕里時，亦總是他充任「引導官」。他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名為「闕里文獻考」，共一百卷；第七十一代衍聖公孔昭煥曾於乾隆二十七年，以此書進呈御覽。
孔繼涑字體實，號谷園，是乾隆早期的文學侍從之臣張照的女婿，並從張照習書法。包慎伯「藝舟雙楫」，將張照的行書，列為「能品」；孔繼涑為「佳品」。孔繼涑刻了一部「玉虹樓法帖」，鈎勒極精；其中除了張照及他本人所書的十六卷以外，另有十種，總計一百另一卷，書家稱之為「百一帖」。
孔繼汾、孔繼涑，先後遭遇了飛來橫禍。茲據孔德懋所述，並作考證補充如下。
據說有一年在京中發現紫微星發暗，而另有一星特別明亮，不知怎麼一算兩算，算到孔繼涑頭上，據說派人到曲阜去抄孔繼涑的家，發現「十二府」的房屋，是按八卦的樣式所興建，八卦加中間的太極，一共九間屋子，只有一個屋頂；又去掘孔傳鐸的墳墓，亦發現了不正常的跡象。但雖說有罪，卻未入獄，只是為孔家出族而已。
孔繼涑的書齋，名為玉虹樓，自獲罪後，步門不出，十年之久，以刻碑打發歲月。據孔德懋說：「他晚年去北京，病死在那裡，直到死後，也沒解除罪名；所以棺材是用三道鐵鏈鎖著，運回曲阜，埋在孔林外野地裡。」十年螫居，至晚年忽又有京師之行，當然不是動了遊興；很可能是為應訊，甚至可能瘐死詔獄。孔繼涑案文獻無徵，只能作出推測。
孔繼汾是繼「桃花扇」作者孔尚任以後，研究孔家禮儀的權威，致禍亦由於此，他著有「孔氏家儀」十四卷；「家儀答問」四卷，後為其族人孔廟五品執事官孔繼戍出首，說家儀中所述禮儀，與「大清會典」不符，又指摘「家儀」自序中「余區區復古之心」一語，為對時勢不滿的表示。
山東巡撫不敢隱瞞，據實上聞；結果是拿交刑部，由大學士會同九卿，嚴加訊究。孔繼汾自辨「家儀」是家庭行事，與會典無關；「復古」也者，是恢復孔家的祖風，朝廷不也尊孔嗎？
這些辨解未為朝廷接受，大學士等議奏，孔繼汾身係聖裔，曾登仕版世受國恩，乃妄著「家儀」一書，冀邀虛譽。誠如聖諭：「此等進退無據之徒，最可鄙恨。」孔繼汾應從重發往伊犂，充當苦差，以為在籍人員無知妄作者戒。除「家儀版片，現經山東巡撫收繳銷燬以外，所有孔繼汾其他著作，亦應毀版。」孔德懋說：「當時孔繼汾已六十多歲，身戴枷栲，充軍到遙遠邊疆伊犂，定案後十六個月就死了，大概是死在路上。」孔繼汾案，同樣是文獻無徵；而且據孔德懋說：「在孔府數以萬卷的檔案資料中，幾乎沒有提到孔繼汾。」她的記述，得自先輩傳說，應該是可靠的，不過有一點是錯了，孔繼汾死在杭州、清朝有名的書法家梁同書家中，梁同書字山舟，與孔繼汾是乾隆十二年的鄉榜同年。
孔繼汾定罪後，衍聖公孔憲培向全族下達了「牌令」，收繳「家儀」及孔繼汾其他著作，如有匿藏及瞻徇觀望者，一經查出，從重究辦。他的著作中最有價值的是「闕里文獻考」一百卷，力闢司馬遷「史記」中「孔子世家」之謬；並根據「春秋三傳」中公羊、穀梁兩傳，考定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亦即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庚子，並非如司馬遷所說的周靈王二十一年。民國四十一年重訂孔子生日，與議諸學者，可能未見過「闕里文獻考」；孔德成先生即有此書，恐亦不便出示，以致錯到今天。這個漢學上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的問題，我將另撰專文求教於學術界，這裡就不談了。
孔繼汾到底因何獲罪？照孔德懋的說法是，孔傳鐸讓爵後，他的孫子小「衍聖公」孔廣棨，每天要到十二府去給祖父請安；以後是孔廣棨之子孔昭煥向兩位叔祖，亦即孔繼汾、孔繼涑請安，這樣持續到孔昭煥之子孔憲培，同樣的情況保持了數十年，同時衍聖公府的一切大權，亦都掌握在「二繼」手中，因而引起了孔憲培之妻，乾隆所生的公主的不滿，在乾隆面前，說了他們的「壞話」，才惹出這場大禍。
按：孔憲培之妻，在孔氏家乘中，稱之為「于夫人」，實為乾隆與傅恆夫人之私生女，交于敏中之妾張氏撫養，託姓為于；拙作「狀元的故事」中曾有考證，請參閱。「于夫人」在孔家具有特殊地位及性情之驕恣，固為不爭的事實，但我以為孔繼汾的被禍，實為自取之咎。於此，我先要談一段孔家的往事。
「清稗類鈔」有一條：「清初入關定鼎，首奠山東，薙髮令下，原任知府孔文謤奏：『臣家宗子衍聖公孔元植，已率四世子孫，告之祖廟，俱遵令薙髮訖。但念先聖為典禮之宗，顏曾孟三賢起而羽翼，禮之大者，莫要於冠服。先聖之章甫逢掖，子孫世世守之，是以自漢暨明，制度雖有損益，獨臣家服制，三千年來未之或改，今一旦變更，恐於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備也，應否蓄髮，以復先世衣冠、統惟聖裁。』得旨：『薙髮嚴旨，違者無赦。孔文謤奏求蓄髮，已犯不赦之條，姑念聖裔免死。況孔子聖之時，似此違制，有玷伊祖時中之條，著革職，永不敘用。』」孔氏家規，犯罪者家有紅白喜事，不准用樂器，自亦不入家譜，故孔文謤的生平，文獻無考；但看出奏的語氣，顯然為孔氏族長。其時的衍聖公名孔衍植，書作「元植」，不知是筆誤抑或有意為之；但「清史稿」書作「孔蔭植」，則決非筆誤，是否因「衍」字犯重而改，待考。
孔繼汾所犯的錯誤，正就是蹈了孔文謤的覆轍，所謂「復古之心」，在雄猜之主的乾隆看來，不啻「復明之心」。
乾隆以庶孽之子，澤承大統，即位之初，處處委曲求全；乾隆十三年孝賢皇后在德州舟次，赴水自盡，乾隆的形象益損，因而殺大臣立威。自此以後，恩威並用，賞罰由心，維持了強大的權勢與地位。晚年則惑溺於和珅、福康安，意氣自恣，果於誅戮，如殺柴大紀等，不能為史家所恕。孔繼汾以精研孔氏家乘知名，而竟不能懍於孔文謤之戒，豈非咎由自取？
除十二府以外，孔家在曲阜尚有所謂「六十宗戶」。曲阜孔氏，分為「內孔」與「外孔」兩類，內孔為孔子的後裔；外孔本姓劉，不但不是孔家的親人，且是孔家的仇人，其詳見於後文談「中興祖」。這裡所要說明的是，外孔或稱「偽孔」，不入孔氏家譜──但亦有真正內孔，不入家譜，而且不姓孔的；衍聖公府有許傭僕，原為同根相生的族人，只以一操「賤業」，便須改姓，當然摒於家譜以外了。
孔家的人丁，自五十五代起，突然大見興旺，原因是五十五代衍聖公孔克堅，有九個兒子，都用「希」字排行，三十字派，即自五十六代開始。附帶補充的是，三十字派，原來只有十個字：「希言公彥承，宏聞貞尚衍。」六十五代衍聖公孔衍植，續十字曰：「興毓傳繼廣，昭憲慶繁祥。」七十二代衍聖公孔憲培，又續十字曰：「令德維垂佑，欽紹念顯揚。」七十六代衍聖孔令貽，則續二十字曰：「建道敦安定，懋修肇益常，裕文煥景瑞，永錫世緒昌。」
六十宗戶都是「中興祖」孔仁玉的後裔，為首的是「大宗戶」，即是衍聖公本支，其餘五十九支，分布城內城外，皆為小宗戶。每戶都設「戶頭」及「戶舉」，後者等於地保。這些小宗戶都由族長按照「禮度」管理。
中國世家大族的族長，例由輩分最高、年齡最長的充任，是自然而然產生的，孔氏的族長則由衍聖公委派，所以只有衍聖公才是六十宗戶的最高統治者。
在族長以下，另由衍聖公委派近支中德高望重的長輩「四十員」，議辦族中一切大事；如修家譜，即由「四十員」在族長率領之下，主持其事。
孔氏建譜，始於宋神宗元豐八年四十六世的孔宗翰，是年干支乙丑，因而後來規定每逢乙丑前一年的甲子之年，亦即六十年大修一次；每逢甲午之年，亦即三十年小修一次。在民國之前，孔家最後一次大修家譜，是在乾隆九年甲子，由孔繼汾負責，及至孔繼汾出事，家譜即未再大修。越一百八十年為民國十三年甲子，孔德成的嫡母陶氏，與「四十員」商議大修家譜，但實際時間後於甲子約三四年，民國十九年陰曆十月初十開館，至抗戰爆發以前才完成。
這一回大修家譜中，添了位非常烜赫的人物，即是財政部長孔祥熙。孔家自漢至末，曾居相位者，共有四位──
第十四代孔光，漢成帝時，以僕射尚書令，典機務；第十九代孔抉，漢順帝陽嘉二年拜司空；第四十代孔緯，唐僖宗時，為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第六十三代孔貞運，崇禎九年拜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典機務。至是得一孔祥熙，雖尚未至相位，但權勢財富，為孔子以來所未有。
孔祥熙這一戶名為「紙坊戶」，在曲阜城北小孔家村。此戶中五十六世孔希翥，在明朝初年遷至山西太谷，其子孫一直按照「希言公彥承」的字派起名；所以孔祥熙是聖裔，應無問題。但也有人說，孔祥熙是「花了兩千元，買了個紙坊戶」，其事有無，清官難斷，不必多談。
六、孔家的中興祖
我有考據癖（我的朋友趙岡說我生有「考據鼻」）因此，對孔德懋女士所著「孔府內宅軼事」，最感興趣的一章是「世代恩親張姥姥」，為歷史提供了一千年以來連續不斷的活見證，真是不可思議。
且讓我先作一回「文抄公」，孔德懋說：「在孔府眾多的親友中，有一門很特別的親戚，既不是書香門弟，也不是官宦之家，而是世代種田的莊稼人。
「這家姓張，住在林前張羊村（高陽按：羊應作「楊」），主人是一位老媽媽，人們都叫她張姥姥。每逢孔府有紅白喜事，張姥姥就帶著她家的大人孩子們到孔府來吃喝。
「別的客人都是王孫貴族，滿身珠光寶氣，只有她一身藍粗布衣裳，農人打扮；別的客人都彬彬有禮，只有她土裡土氣，而且最特別的是，她卻比所有的客人都神氣，當差的雖然穿著打扮都比她講究，但卻要小心翼翼地侍候她、很像紅樓夢中的劉姥姥，但又比劉姥姥硬氣得多。孔府上上下下都這樣敬著她，是甚麼原因呢？」
這個原因根據歷史記載，與孔德懋得自家族世代相傳的說法有出入。當然，傳說比信史有趣得多是一定的；我把有趣的留在後面談，先談信史。
在南北朝的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間（西元四二四至四五三），朝廷撥了五戶人家，免其徭役賦稅，專門擔任孔廟的灑掃之役。其中有一戶叫孔景，在孔廟世代相傳，到了唐朝末年，出了一個子孫叫孔末，眼看黃巢造反，殺人如麻，唐亡以後，天下大亂，他起了一個念頭，想冒充孔子的後裔。
以假亂真，先要殺光真孔。其時孔氏後裔，流散四方，在曲阜的真孔不多，為孔末「戕滅既盡」，最後去殺四十一代衍聖公之子，任泗水縣令的孔光嗣，時為五代梁末帝乾化三年，孔光嗣得年四十二歲。
孔光嗣的夫人姓張，家住張楊里，前一年的五月二十九日，生一子名為孔仁玉；當孔末殺到她家時，孔仁玉才九個月大，孔光嗣夫人抱子逃往外家，獲其父張溫的庇護，直到十九歲時，方得出頭。
這段史實經孔家一千年來遞相傳述，變成了崑腔的「趙氏孤兒」；平劇的「搜孤救孤」，據說孔末原姓劉，殺孔光嗣時，孔仁玉已經九歲，正巧在他乳母張媽媽家；孔末追到張家，而張媽媽一子與孔仁玉年齡相仿，而且都是禿子，於是張媽媽李代桃僵，以親生之子穿上孔仁玉的衣服，結果為孔末所殺。
孔末回到孔府，奪了大印令箭，自荐襲爵，冒充孔子後裔。孔仁玉則改名換姓，發憤讀書，十九歲那年赴京趕考，朝廷授為太學生，因上奏後唐明宗，細述孔末亂孔真相；明宗遣官查實，誅孔末而由孔仁玉襲爵。孔家後人尊之為「中興祖」，建了專祠，名為「報本堂」。
這後半段故事，與文獻亦有出入，孔仁玉為母張氏「抱匿於外家，既長，身長七尺，姿貌雄偉，通六藝，尤精春秋，為人嚴整，臨事有果斷。後唐明宗長興元年，魯人訴於官曰：『曲阜令（孔）末非聖人後；光嗣有子仁玉，育於張氏，今十九歲矣。』事聞於朝，乃誅（孔）末，以公（仁玉）主孔子祀，授曲阜主簿。」孔仁玉除襲爵文宣公，後來並以曲阜令兼監察御史，年四十五卒，贈兵部尚書。
孔仁玉對外家的報答是「歲時祭其外祖張溫之墓，為置祭田，立奉祀生，請蠲其徭役以報之」。至明朝永樂年間，五十九代衍聖公孔彥縉，偕孔氏族長五十四代的孔思楷，請曲阜的文人張敏，撰了一篇「孔氏報本酬恩記」，敘述此事始末，孔彥縉之言如此：「張氏子孫家在張陽者，至今猶稱張溫焉。今雖優待其家，恐後世子孫，或有遺忘，不能以禮相待，甚非報本酬恩之意，茲欲立石於張氏之塋，俾吾子子孫孫，世加存撫。」
這塊碑石，不知可還存在？但孔家優待張氏子孫，則相沿勿替，孔德懋記述張姥姥，非常生動。
據說張姥姥有一支楷木製的「龍頭拐杖」，是孔仁玉所送，並規定：「張媽媽死後，這『姥姥』的官稱和龍頭拐杖，由長房兒媳繼承，世代相傳。」
龍頭拐杖是「權杖」，可「用來管教孔府的衍聖公一品夫人。」因此，孔德懋的嫡母陶氏，對張姥姥亦很畏憚，總是悄悄吩咐聽差：「張姥姥來了，要甚麼給甚麼，別得罪她。」而有一次聽差稍有怠慢，張姥姥居然「站在大堂前破口大罵，沒有一個人敢哼聲」。
敢在衍聖公府大發脾氣的張姥姥，是怎麼個人呢？「是一位農家婦女，五十來歲，粗布袴褂，緊紮著肥大的袴腿腳，一雙小腳、挎著個竹籃子。酒席筵上在達官貴客中，毫不在乎，呼三吆四，大吃大喝，臨走時，竹籃裡還要裝滿吃食。」但她「每次都只要兩樣，饃饃、酒」。看來倒是個安分知足，深知持盈保泰之道的賢婦人。
在續曲阜縣志中，亦有關於張溫的記載，說孔家的表親，著聞者以顏氏為最，「然衍聖公與顏博士論師生而不敘表親」，按：孔子之母顏氏，所謂「論師生而不敘表親」則顏回應該是孔子的表姪，因為顏回比孔子小三十歲。
「闕里文獻志」於「聖門弟子」，首列顏回，說他「貧而好學」，年二十九而髮盡白，三十二歲而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而門人益親。』」顏回之為人，可以見魯定公一事而想像得之，魯定公問顏回：「你聽說過有個善於駕馭馬匹的東郭畢嗎？」顏回答說：「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佚者逃逸，說東郭畢的馬會逃走，魯定公不悅，向左右說道：「君子固有誣人。」──正人君子亦會胡說八道。
三天以後，果然有人來報，東郭畢的馬走到半路上，不願再拉車而逃回馬廄。魯定公大為驚異，立即找顏回來問，何以前知。
顏回答說：「從前大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但都不窮其力，不會超過人或馬的負擔，所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不會怠工。東郭畢馭馬駕車，馬已盡了它的分內之事，而猶不斷有額外要求，因而推斷其馬必佚。」魯定公請他再作進一步的推論，顏回回對：「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此言為政之道無他，親民而已。
我讀到「闕里文獻志」的這段記載，特感親切。少年時好騎馬逛西湖；從清波門賃馬，經蘇堤至岳墳，再沿白堤繞回來，進錢塘門回原處。那些「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走得極慢，一步懶似一步；但如掉轉馬頭，步上歸途，馬就走得極快了，這與東郭畢的馬，逃回馬廄是同樣的道理。
顏回是孔廟「四配」之一的「復聖」，自明朝開始，顏氏後裔，例授「五經博士」，所以縣志中稱之為顏博士。孔顏一表三千年，不知前台北市警察局顏局長，與孔院長是如何稱呼？
在曲阜，則「惟張羊村唐張溫之裔孫與衍聖公及諸孔氏稱表親，而男女通呼曰親戚，婦人老年稱姥姥。遇喜慶事不盡來，遇衍聖公有喪，以內外張親戚皆來為榮。遇衍聖公祭四十三代公時，則張姓以嫡孫陪祀，祭四十二代張夫人亦然；亦有時請張姓代行掃墓之禮。張姓嫡裔孫，由衍聖公奏准恩賜一人為監生，世襲奉張溫祀以報其孔仁玉之功」。這段續縣志上的記載，與德懋所述，大致相符；但恩賜張家一人為監生，孔德懋說她「從未聽說過」，這也是無怪其然的，因為入民國後已無國子監，自然也就沒有監生這個頭銜了。
孔氏「中興祖」之為中興，還有一重極重要的意義是，自孔仁玉以後，孔氏方始聚族而居，孔繼汾在「闕里文獻志」卷七之下，有一段附記云：「中興祖去今未三十世，子孫繁衍已二萬餘人，乃其先一夫肆逆，九族崩頹，孔氏之危，不絕如髮，蓋緣唐室陵遲，鎮藩跋扈，兵戈擾攘，民不聊生，重以黃巢朱李之亂，戶口日益凋喪，而士大夫之仕於外者，又多輕去其鄉，不歸井里，以致門祚衰弱，禍起家奴，雖亦天數，抑亦人事之過也。使當日聚族而居，其勢又以相維，而力又足以相敵，雖百孔末亦奚為哉？」
於此可知，在孔仁玉以前，孔氏世爵雖尊，但係寒族；至孔仁玉以後，方始發展為天下第一家。現在曲阜孔氏，族眾十萬，較乾隆時代又繁衍了五倍，除偽孔以外，皆係孔仁玉的子孫。
孔氏除曲阜本支以外，其別支在宋有「南宗」；在唐則為「河西派」，始祖為孔子三十二世孫孔穎達，原住河北正定府衡水縣，為唐太宗的「十八學士」之一，並曾圖形凌煙閣，贊曰：「道光列第，風傳闕里，精義霞開，掞辭飆起。」
孔穎達所著「五經正義」，列代均為五經的「標準本」，明清鄉會試，考五經題，皆以「正義」為準，否則為「不中程式」，雖佳不取。歿於貞觀二十二年，下一年太宗崩，遺命──將孔穎達的棺木，遷葬於昭陵左右；孔穎達的遺族，同時移居昭陵附近守墓。因而稱為「河西派」──陝西在黃河以西，故稱「河西」。
「河西派」至宋初移居甘肅涼州，仍為河西；明初遷至直隸河間府南柯營，分為八支；現在河北姓孔的，大多屬於「河西派」。此外，在五代以前，如孔繼汾所說「輕去其鄉、不歸井里」者，共有十派，分布在山西、湖南、廣東、河北等地。
自「中興祖」以後，記取孔末的教訓，本支聚居曲阜；中興祖四子，二三早死，長子襲爵的孔宜、四子孔勗的後人，便都是「六十宗戶」。但到宋室南渡，衍生「南宗」，而實為長房。
七、南宗
孔仁玉長子孔宜為四十四代衍聖公，有子三人，延世、延澤、延渥，長子延世襲爵，復傳長子聖佑，無子。衍聖公爵位傳承的原則為「嫡長」二字，如衍聖公無子，除非生前即正式以胞弟之子為嗣，仍算「嫡長」，否則即應輪由二房最長者襲爵；聖佑無子，爵歸二房，由延澤之子，亦即他的從弟宗愿承襲，所以四十六代衍聖公共有兩位，類此情況，不一而足。
宗愿共生四子，若蒙、若虛、若愚、若拙。若蒙襲爵，生二子，端友、端操。孔端友於宋徽宗崇寧三年襲封，無子，以弟端操的幼子玠為嗣──孔端操的長子名璠，但長子無為人後之理，故以幼子出嗣。
金兵入侵，宋室南渡，孔端友奉子貢手雕的孔子楷木像，隨政府行動，定居在浙江的衢州；曲阜祖廟，由孔端操奉祀，宋高宗紹興三年，金兀朮所立的偽組織的頭子劉豫，封孔端操為衍聖公；而他的幼子出嗣到長房的孔玠，則已於前一年襲封，父子二人同時為衍聖公，在孔家的歷史上為僅見。
為了易於區別，我稱孔端操為北宗衍聖公；紹興七年，金人廢劉豫，孔端操的衍聖公亦當不成了。三年以後的金熙宗天眷三年，孔玠的長兄孔璠受封為北宗衍聖公，兄弟同時為衍聖公，又為孔家歷史上的一個特例。
南渡後的衍聖公，孔端友以下為孔玠，孔搢、孔文達、孔萬春、孔洙，自四十八代至五十三代，共傳六世；孔洙自宋入元，身居兩朝，無子。
回頭再來談北宗衍聖公，孔璠生三子，長子孔璠襲爵後無子，以弟孔摠承襲，孔摠傳子孔元措；元措無子，以弟元絃之孫孔湞承襲，時為元憲宗元年，不久，北宗大鬧家務。
前面說過，孔宗愿共生四子，衍聖公不管在南在北，皆為長房孔若蒙之後；二房孔若虛四傳至「元」字輩，絕嗣；三房孔若愚四傳至「元」字輩，弟兄三人，元直、元孝、元用。孔元用為元朝滅金，立過功勞，卒於軍中，因而他的孫子，得於元憲宗二年充任「曲阜管民長官」，亦即他的堂弟孔湞襲爵的下一年。
孔湞自幼失教，襲爵後日事遊獵，不修祖祀，孔治看不過去，率領族人，群起而攻，但手段過於激烈，說他不是孔子的後裔。原來孔湞是庶出，嫡母任氏奇妒，當孔湞初生時，任氏將他們母子都趕出家門；孔湞的生母改嫁了一個姓李的，此人是「驅口」；所謂「驅口」，即蒙古人俘擄了漢人，役使為奴婢，猶如清初的「包衣」。元朝的典章規定：「驅口不嫁良人，驅口不娶良人」，孔湞隨母改姓了李，聖裔淪為賤民。後來雖由他的伯祖孔元措育之為孫，但戶籍未消，所以孔治說他是「驅口李氏子」，因而奪爵。孔湞的嫡母任氏，大為懊悔，上書為他辯白，但無結果；因而北宗衍聖公的世爵，中斷四十三年之久。
至於南宗的孔洙，於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奉召至都，自願讓爵於北宗；元世祖頗為嘉許、說他寧願「違榮而不違親」，讓爵之事，擱置不談。及至元成宗即位，始以孔治襲封，孔治傳子思誠，又起了風波。
前面說過衍聖公爵位傳承的原則為「嫡長」，長房至孔洙而絕；二房無嗣，應傳三房，而三房中的嫡長，應該是孔元孝的曾孫孔思悔；當元成宗元貞元年，大臣上言，其祖元用有功於國，當襲爵時，孔氏族人明知其非，但因孔治權至祀事三十餘年，且治理曲阜，頗有政績，因此暫且讓他當一次衍聖公。但名器不可久假不歸，他死了以後，應將爵位歸還孔思悔才是正辦，傳給他的兒子思誠，亂了宗法，形同篡竊，自然不服，而且孔思悔簡重端默，且是孝子，亦賢於孔思誠，是故孔氏族人公請於朝廷，請改由孔思悔襲爵。其時元仁宗在位，雅好儒術，詢問大臣的意見後，親自查閱孔氏譜系，確定孔思悔為嫡長，下詔改封；至此南北兩爵，合而為一，接承孔洙而為五十四代衍聖公。
孔思悔是孔仁玉之後，另一中興之祖，三十字派第一字的「希」字輩，兄弟九人，便都是他的孫子。
孔家南北宗子孫，自明朝中葉開始，即不甚和睦，事起於南宗的孔彥繩，修家譜修出了一場大風波。前面說過，孔家的「中興祖」孔仁玉，共生四子，長子孔宜襲爵；二三兩子早死無子，四子孔勗的元孫孔傳，隨衍聖公孔端友，扈從宋室南渡，孔端友五傳至孔洙絕嗣，在浙江衢州的南宗孔氏，便都是孔傳的子孫了。
孔傳之子名端問，則孔傳應為孔端友的族叔；自孔端問開始，世系如下：
端問──璹──攄──應發──言──津──思許──克忠──希路──議──公誠──彥繩
傳到孔彥繩，已在明朝成化年間；孝宗弘治九年，朝廷授孔彥繩為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衢州孔子廟祀典。兩年以後，孔彥繩刊行家譜，將他這一支的世系，移在孔洙之後；而將北宗孔宜的子孫移在孔傳之後。弘治十七年甲子，是大修家譜的年分，孔彥繩的荒唐，很快地被發現了。
北宗不能不辨這件事，因為孔彥繩如為孔洙之後，則衍聖公不應在北而在南。於是北宗的孔子五十八代孫，也就是孔彥繩的族叔孔公璜寫了一篇「嫡裔考」，最後一段指責孔彥繩，其詞甚厲，他說：「今彥繩於弘治十一年刊行家譜，乃擅移宗祧，將身及子承美等，列南渡宗子之後，以繼孔洙；而北宗若愚子孫，世次嫡長，反附孔傳裔孫之下，既不祖孔傳，而又僭承端友，以疏間親，以庶奪嫡，推此一端，奚所不至？昔聖祖（按：指孔子）為政，正名為先；彥繩敗祖宗之成法，負朝廷之恩意，已移牒浙藩，改正為偽譜，立石儒學，猶恐吾宗後人，不辨南北嫡庶絕續之由，故詳述於右以正之。」
孔彥繩碰了這麼一個大釘子，可能連博士的銜頭都被革掉了；因為「闕里文獻志」記：「武宗正德元年夏六月，命南宗孔彥繩為世襲五經博士，奉衢州孔子廟祀。」與孔公璜的敘述不同，合理的解釋是，孔彥繩的博士，已革而失而復得。正德十六年詔，「改建孔子家廟之在衢者」，那正是武宗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親征寧王宸濠之時，明史王守仁傳：「守仁先俘宸濠，發南昌……上書請獻俘，止帝南征，帝不許。到錢唐遇太監張永……守仁夜見永，頌其賢，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擾。永深然之……守仁乃以宸濠付永。」改建衢州孔子廟，我相信是出於陽明先生的陳請，而張永助成其事。武宗好武，想到改建山西解州關帝廟，或有可能；決不會關心孔子的家廟。
八、四配十哲
配享之制，起於殷朝盤庚，歷代皆有功臣配享於太廟；聖門弟子列於孔廟祀典，始於東漢明帝永平十五年，以七十二弟子從祀。至三國時魏少帝（齊王）正始二年，「以太牢祭孔子」，太牢即是牛：在此以前只請孔子吃狗肉，即所謂「牲以犬」，東漢桓帝元嘉三年，魯相乙瑛，請為孔廟置「百石卒吏」一人典守，「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犬酒」，足證狗肉不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
在改請孔子吃牛肉的同時，詔「以顏淵配」，此為孔子弟子配享之始，由此發展為「四配」，其次序如下：
一、魏志少帝紀：「正始二年春二月，帝始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二、唐書禮樂志：「睿宗太極元年，加贈顏回（淵）太子太師；曾參太子太保，皆配享。」
三、宋史神宗紀：「元豐七年五月壬戌，以孟軻配食文宣王。」
四、宋史度宗紀：「咸淳三年春正月壬戌，以顏淵、曾參、孔伋、孟軻配享。」孔伋即孔子之孫，孔鯉之子，字子思。
四配至此確定，七百餘年來，相沿不替。四配中的顏淵，前面已經談過；曾參之能與於配享之列，主要的原因是，夫子之道，得曾參而傳。孔子門徒眾多，但孔門四科，各得一藝，孔子自己對及門高弟作過一番評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而惟獨曾參得孔子學說的精義。
曾參字子輿，是孔子晚年所收的一個小徒弟，原是魯國的一個農夫，而且是佃農；魯王送他一方田，他不受。使者說，這不是你自己要來的，人家送你，你為何辭謝？曾參答說，受人施與者常畏人；施與之人常驕人。即使魯王有賜而不驕我；但我能不畏嗎？我以為與其富而畏人，不如貧而無屈。孔子因此很欣賞他。文獻中說：「及門之徒，惟曾子之傳得其宗，能通孝道，孔子因之以作孝經。」
曾參對孝道有非常精闢的見解，最富於哲學趣味的兩句話是：「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父母與子女之間，只有一段時間並生於世，而這段時間，在孝子看是最寶貴的，「椎牛而祭墓，不如雞黍逮親存也。」即所謂「祭之豐不如養之薄」，他說他曾在齊做小官，俸祿甚薄，而欣然色喜，不是覺得待遇甚厚，而是雙親在堂，得以微祿供養；後來南遊楚國，做了大官，生活得很闊綽，但望北而泣，不是得福不知，無故興悲，傷心的是「不見吾親」──父母不及見他今日之富貴。這些說法，真是將人子思親之心，層層深推，至於極處。
但曾參之偉大，並不在於他的孝，而是將孔子的學說，整個保存下來，至孟子而益昌大。曾參是孔子之孫孔伋（子思）之師；而孟軻則是子思的高弟。孔孟之道，一以貫之，其間關鍵，即在曾參的承先啟後。
子思的名著為「中庸」，此當與「大學」皆為「禮記」中的一部分，後世逐漸獨立成篇。至南宋由朱熹整理後，與「論語」、「孟子」合稱為「四書」。原來的次序是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但因大學、中庸，篇幅無多，兩書合印為一冊，次序便變成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明朝科舉出四書題，則以述作者的年代為先後，論語皆是「子曰」，自應在子思所作的中庸之前，不過並不因此而變更了原來的次序。
到了元文宗至順元年，四配都成了「聖人」，顏淵為「兗國復聖公」；曾參為「郕國宗聖公」；子思為「沂國述聖公」；孟軻為「鄒國亞聖公」。至明世宗更定祀典，除易神像為木主外，爵位並皆取消；四配改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四配之位東西各二，復聖、述聖，東位西向；宗聖、亞聖，西位東向。次序應為復一、宗二、述三、亞四。
配享以外，復有從祀，位在兩廡，從祀的孔門弟子稱先賢；左邱明以下，於昌明聖學有功者，稱先儒。從祀的先賢先儒，歷代均有增入，最後一位是光緒三十四年加入的顧炎武。
孔子的弟子究竟有多少人，傳說不一，世人習知者七十二人，為宋初所裁定。孔門高弟中，其尤賢者為「十哲」，這個名詞在唐朝就有了。
十哲之首本為顏淵，後來升為四配，補上一個有若。十哲是：
一、閔損字子騫，少於孔子十五歲，以孝見稱，孔子稱之為君子。
二、冉耕字伯牛，危言正行、後來死於惡疾；是何惡疾，不得而知。
三、冉雍字仲弓，冉耕的族人；比孔子小二十九歲。他如本省的諺語：「歹竹出好筍。」其父賤而「行惡」。
四、宰予字子我，故或稱宰我。為了他上課打瞌睡，孔子說了句：「朽木不可雕也。」後人誤會他是「放牛班」的學生，其實是孔子的得意弟子，有口才，而且不是華而不實，徒託空言，頗為孔子稱道。
五、端木賜字子貢，前文曾介紹過，他平生的事蹟很多，政治手腕極高明。要進一步了解，請讀戰國策、越絕書。
六、冉求字子有，亦為冉耕的同族，少於孔子二十九歲，多才多藝，也是個政治家。
七、仲由字子路，少孔子九歲，在同門中年齡最長，因而後世以子路為孔子的大弟子。仲由好勇力、重義氣，在衛國作地方官，政聲卓著，死於衛國的內亂。
八、言偃字子游，他是蘇州人，其後裔至今猶居蘇州府屬的常熟。少孔子四十五歲，有文學，在魯國作地方宮，以禮樂化民。
九、卜商字子夏，衛國人，與子游同年。孔門弟子中，學問最淵博的，可能是子夏；孔子曾預言，他死以後，子夏仍會繼續進步，因為子夏與子貢性情相反，子貢善友不如己者；而子夏樂與賢人相處。晚年定居河西，為魏文侯的老師，因哭子之死而失明。孔子作春秋，傳給子夏；子夏傳門生公羊高、穀梁赤，所以春秋有三個本子：公羊傳、穀梁傳及左邱明所述的左傳，合稱「春秋三傳」。
十、有若字子若，為孔門中年齡次長者，少孔子十三歲。他說話很像孔子，所以孔子既歿，門生思慕不已，要以師禮奉有若，以曾參的反對而作罷。
此外的孔門弟子，非飽讀四書五經，不能道其人；我只知道四個人，即是兩廡從祀先賢的前四名，第一位是澹臺滅明，字子羽，「狀貌甚惡」，孔子所謂「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就是指他。臺靜農先生即為他的後裔。
第二位是宓不齊，字子賤，是個循吏。宓字音伏，入聲屋韻，但杭州人念如密字，有家賣皮絲菸、旱菸的宓大昌，名氣很大，但問路說「伏」大昌，對方就瞠目不知所對了。
第三位是原憲，亦字子思，清靜守節，貧而樂道，為人如顏淵。
第四位公冶長，關於此人的傳說最多，說他懂禽言獸語；又說他是孔子的女婿。都是伶人編出來的。原來清朝在殿試發榜以後，新進士照例公請老師，謂之「團拜」；咸豐以後，亂彈取崑腔而代之，團拜演劇，必由「四大徽班」承應，當時有兩個名丑，都行三，一個是崑班出身的開口跳楊三；一個是文丑劉三，又名劉趕三，在此一性質的堂會中，劉三照例要演一齣玩笑戲：「連陞三級」，以曲解闈墨，資為笑樂。
同治四年乙丑殿試以後，劉三唱「連陞三級」，忽然翻老帳，取笑前一年北闈鄉試第三名舉人的試卷。這一科的頭場題是「上老老而民興孝」，因為穆宗方在沖齡，如能尊老則百姓自然重視孝道，即是以孝治天下之義，題目出得很切時。其中有一卷說：「天子有老，庶人亦有老，天子之老聚於一堂，庶人之老散於四境，等老也而多寡分焉矣。」這一卷取中第三名，闈墨照例發刻；朝士一看這種近似「天地者宇宙之乾坤」的八股爛調，無不大譁。劉三即在這上頭「抓哏」。
「連陞」原是旅店的招牌，劉三飾店主；上來數位老者，劉三一一請教年歲，說九十、八十、七十、六十不等。其中有一個說：「我們都老了。」另一個接口：「雖說都老了，可是張三比李四大；李四比王五大：王五又比趙六大，不能一概而論。」
劉三搖頭晃腦，用念文章的調子道曰：「『等老也而多寡分焉矣。』」台下哄堂大笑；前一科北闈的正副主考共三人，不是大學士就是尚書，頓時侷促不安，逡巡逃席；呈荐此卷的房官徐桐，亦復如此。
劉三亦常曲解經文，或者拿孔門弟子開玩笑，為人所熟知的是，他問趕考的舉子說：「聖門七十二大賢，娶了媳婦的有幾位，還沒有娶的有幾位？」舉子答說：「誰知道啊？」他說：「我知道。已婚的三十人，未婚的四十二人；證據就是論語『先進』章中的『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冠者成年，五六得三十，自然娶妻了；未婚的童子六七四十二，合計七十二人。」
幼時在上海堂會戲中聽蕭長華的「連陞三級」，對這一段，印象特別深刻，而實出於劉三所傳。有關公冶長的種種傳說，相信亦是劉三開玩笑開出來的。
九、孔子生在那一年
「天下第一家」寫到最後，要提出一個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的問題；亦可能掀起一場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的爭議。
在拙作刊出第三節以後，十月三日，接到讀者趙繼璧先生來函，說「歷代通鑑輯覽」記載：「庚戌周靈王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是年為魯襄公二十有二年。」
何以我說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問我「根據」在那裡？趙先生復又致函孔德成先生，說明其事，又云：「孔子乃萬世師表，其誕辰都要經過審慎考證而告確定，生年自然未可差誤；而高陽先生係有名歷史小說家，其作品影響面極為深遠，如有錯誤，亟宜及時加以辨正。」但孔先生並無任何辨正的表示。我可以近乎武斷地奉告趙先生，孔德成先生心裡知道，高陽沒有錯。
關於孔子出生的年月日，有三種不同的記載：
一、春秋「公羊傳」：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二、春秋「穀梁傳」：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
三、史記「孔子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
公羊、穀梁與史記的記載差一年。這也就是說，照史記，孔子享壽七十三歲；而照公羊、穀梁則孔子應為七十四歲。
史記作者司馬遷，名氣太大了，不必我作介紹；要介紹的是公羊高、穀梁赤。公羊高齊人；穀梁赤魯人，皆受春秋於子夏，各著一傳，至漢武帝時，遂有「魯學」、「齊學」兩派。
公羊高、穀梁赤既為子夏的弟子，則為孔子的再傳弟子，亦即所謂「小門生」，去時未遠，甚至亦可能見過孔子，而司馬遷後於孔子約三百五十年。試問趙先生，你應該相信司馬遷的話，還是公、穀的話？
至於公羊高說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此「十有一月」係後人傳鈔之誤，早有辨解，因為照董作賓先生由他的名作「殷曆譜」擴充開來的「中國年曆簡譜」來看，是年十一月並無庚子，月日應以穀梁傳為準。這一層，前人亦早有考證，十月朔庚辰日食，經有明文，則庚子應為二十一日；須至十二月始再有庚子。
那麼，一直相傳孔子的生日為陰曆八月二十七日，又是怎麼回事呢？這個問題要分月與日兩部分來談。
中國古代，為了要讓人民獲得一個改朝換代的深刻印象，特別規定某一個月為正月，名為「建正」。主要的建正共十一次，亥、子、丑、寅即現在陰曆的十、十一、十二、正月等四個月，而以建子、建寅為最多，夏朝建寅、周朝建子，即以建寅的前一年十一月為正月，因此，孔子所生的周朝的十月，即為漢武帝太初二年恢復建寅以後的八月。至唐朝武則天載初元年，復又建子，但僅歷時十年，後又建寅，以迄於今，所以我們的陰曆，稱為「夏曆」。
至於公羊傳中的「十有一月」，就情理分析，可以肯定「有一」二字是傳鈔時的衍文，非公羊的原文。道理很簡單，是年十一月既無庚子，公羊高就不可能這麼寫；猶之乎，任何一個正常的人，不可能在非閏的年分，開出二月「二十九」日交換的支票一樣。而況公羊高是傳述歷史，豈能不慎；更何況是小門生記述太老師的生日，豈能不慎之又慎？
總而言之，孔子出生的月分，可確定為周曆的十月，即夏曆的八月。至於若干辨解，或則不合邏輯；或則有如鄉愿，不值一提。但談到孔子出生的日子，問題就大了，因為所差的不是數天，而是一歲。
提出孔子生於八月二十七日這個日子的，是兩宋之間的一位學者羅泌，此人字長源，是歐陽修的小同鄉，他著有一部上古史，名為「路史」；爾雅訓路為大，所以「路史」即為「大史」。紀曉嵐撰「四庫提要」對此君頗致推崇，評「路史」為「引據浩博，文采瑰麗」，其「發揮」六卷，「餘論」十卷，「考證辨難、語多精核，亦頗有祛惑持正之論」。我手頭無此書，但有趙繼璧所提到的「歷代通鑑輯覽」，其中關於孔子生日，注解即引羅泌之論，轉引如下：
公羊子言十一月，是月固無庚子，「孔子家譜」、「祖庭記」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七日，周正十月乃今之八月，今定八月二十七日，為先聖孔子生日。
為甚麼呢？因為魯襄公二十二年十月朔為甲戌，則十一甲申；二十一甲午、數至庚子為二十七日，照干支推算，固無錯誤；問題是基本上站不住，亦即他的根據不可靠。
羅泌的根據是甚麼？是司馬遷的「孔子世家」。司馬遷古今史家第一，但聖人尚有失誤，他的史記不可能每一個字都是正確的，孔繼汾的「闕里文獻考」，便指出司馬遷傳述孔子生平，頗多誣罔之處，我認其說甚是，如「世家」謂「（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雖後世學者想出種種理由，為司馬遷辨解；但事實上司馬遷自己就是矛盾的，他說：「禱於尼丘得孔子。」世間只有懷了私孩子，千方百計遮隱、或設法流產、唯恐人知；豈有「野合」而祈求生子之理？
即此一端，可以證明史遷所述，未足全以為據；但司馬遷亦非故意誣罔，孔繼汾有一段平情之論，說得很好：
司馬遷作史記，列孔子於世家，其尊聖也，至矣！故後世言孔子者，多本史記；顧遷去春秋既遠，戰國秦漢之間，百家並起，卮言稗說，人各異辭，而遷據群書述往跡，擇焉不精，逐不免有舛錯誣謬之處。
「盡信書不如無書」；況盡信一書，盡廢他書，更為不可。孔子生年，至今將錯就錯而不改，為後世學者之失。「天下第一家」雖亦近乎「卮言稗說」，但談到考證，我不是能讓人牽著鼻子走的人；中外漢學家皆無視於研究孔家權威之作的「闕里文獻志」，而我認為孔繼汾考定：「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亦即魯襄公二十一年，周正十月、夏正八月二十一日庚子。」是絕對無法推翻的。
現在要談孔子的陽曆生日。於民國四十一年定為九月二十八日，事實上還是根據羅泌之說的換算。關於此事，教育部暨有關機關，頗為慎重，邀請董作賓、高平子、程發軔三位專家學者，開會兩次而決定；董、高兩位，曆法權威，只負責換算問題的正確；至於孔子到底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還是二十二年，則由程教授作考證；因此由程教授提出一篇書面「說明」。
程發軔全文絕大部分在說明「推算」，而「依據」只有兩三句話：「依據宋元豐八年，孔子四十六世孫孔宗翰所撰『孔氏家譜』，為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周正十月二十七日，即夏正八月二十七日庚子。」
事實上，說根據孔宗翰之書，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孔宗翰所撰的「孔子家譜」，不是首創，而是擴充，「闕里文獻考」說他：「嘗以孔氏宗譜，止載大宗，而遺支庶為缺憾，乃合而修之。」於此可知，孔宗翰對於孔子生日仍沿舊說，並無新考。
因此，孔繼汾的考定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為突破司馬遷以來，一千八百餘年陳陳相因、固結不解的謬誤，就學術的觀點而言，真是值得浮一大白的快事。可惜，這份非凡的成就，竟因帝制的淫毒而埋沒不彰，直至民國四十一年，帝制早不存在，而猶不得昭雪，受到應有的珍視，令人扼腕三嘆！
孔繼汾的「闕里文獻志」，在他生前死後，皆獲得高度的評價，如七十一代衍聖公孔昭煥序云：「門分類別，薙繁辨誤，言不越六十萬而二千三百餘年之事，燦然大備。」所謂「辨誤」，最要者莫如孔子的生年。而此書於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進呈御覽，書前附有「進書摺子」。如眾所知，乾隆是最喜歡在文字上吹毛求疵的，如孔繼汾「辨誤」的理由不夠充分，孔昭煥即不敢貿然進呈，否則輕則遭乾隆駁斥訓誡，重則可以誣罔論。
至於身後，由於孔繼汾此作，成為禁書，罕見流傳，四庫全書固摒而不錄，私人著作中亦未見有論述者，直至民國五十六年五月，始見鐘鼎文化出版公司據初刻本景印，孔德成先生做學問的同道，且為知友的屈萬里先生，為此書作跋，以為在所有專述闕里文獻之作，「網羅弘富，剔抉精審，卓然邁越前修者，則止堂先生此書是已。」
「止堂」為孔繼汾別號，屈萬里先生根據他所能獲得的資料，述其成書經過如此：「其輯是編也，參稽群書，提要鉤玄無論矣；即殘編脫簡，金石斷爛之文，亦莫不掇拾摩娑，手自著錄；又復稽之故家遺老，以辨證所聞；凡歷十六載而後成。蒐討之勤如此，撰述之慎又如此！」這樣一部書，如還不能獲得肯定，試問，學術的是非何在，人間的公道何在！
十、重新認定孔子的生日為國曆十月九日
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亦即周靈王二十年，周正十月，夏正八月二十一日庚子，應已成為無可爭議的定論。這一天推算為國曆，應是雙十國慶前一天的十月九日。
程發軔教授所提出的「孔子誕辰換算為國曆九月二十八日之說明」全文載於民國四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的中央日報，最後一節為「三種推證」：即用「儒略周日」、「庚子干支」、「諸宿七曜」三種方法，推算以證明魯襄公二十二年周正十月二十七日庚子，換算國曆為九月二十八日。其第三種「諸宿七曜」為推算星期，暫置勿論，我現在用同樣的方法，來推證魯襄公二十一年周正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為國曆十月九日。
一、程發軔說：「孔子誕生之日（襄公庚戌年國曆九月二十八日）為儒略周日一五二○四四七日，今年（民國四十一年壬辰）國曆九月二十八日之孔誕，為儒略周日二四三四二八四日，兩數相較為九一三八三七日，是孔子自降生到今年孔誕共九十一萬三干八百三十七日，以癸卯元之歲實除之，恰為二千五百另二周年，而無餘日（小餘在前算八二六一三六五內），是為日數與年數之密合，自不能有一日之增減。」
高陽說：我亦以民國四十一年為推算的座標，孔子誕生之日（魯襄公己酉年國曆十月九日）為儒略周日一五二○○八七；民國四十一年壬辰國曆十月九日孔誕，為儒略周日二四三四二九五，兩數相較為九一四二○八日，是孔子降生至是年誕日，共九十一萬四千二百另八日，以雍正癸卯元之歲實除之，恰為二千五百另三年，而無餘日（小餘在雍正癸卯所算之八二六一三六之內），是為日數與年數之密合。
按：日月運行，不能恰如曆法所定的日與時故年有餘日，謂之大餘；日有餘分謂之小餘，積餘成閏，但陰曆積大餘，陽曆積小餘，凡在九百四十分以下，皆暫可不記。茲將程發軔說與高陽說的數據，列逆推的公式如下：
A913837÷2502＝365.2426
B914208÷2503＝365.2449
以上AB兩式的小餘，僅差零點零零二三分，則以照孔繼汾的考定，孔子得年七十四，而司馬遷將他少算了一歲，一年之差，小餘亦隨之而小了。
二、程發軔說：「孔子生於庚戌年周正十月庚子日，以六十甲子除九一三八三七日，得一萬五千二百三十個甲子周，尚餘三十七日，由庚子順數至三十七日而為丁丑，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其干支恰為丁丑日，是為日與干支相合。」
高陽說：孔子生於己酉年周正十月庚子日，以六十甲支除九一四二○八日得一萬五千二百三十六個甲子周，尚餘四十八日，由庚子順數至四十八日為戊子，民國四十一年十月九日，恰為戊子日。
談論至此，產生一個既嚴肅亦有趣的問題，為學如積薪，後來居上，譜錄之作，向來後勝於前，亦幾成定則，那麼，既有孔繼汾這部較孔宗翰進步之作，何以不用？
我以為這「不用」絕非故意摒拒，而是根本未經寓目。其時正當倉皇播遷，喘息甫定，文物未備，而「闕里文獻志」既為禁書，除非藏有此書且為有心人，才會攜帶來台；程發軔教授一定未見此書，否則，考據以新說易舊說，必先破而後立，孔繼汾既已否定了「孔子世家」所記，則程發軔以為孔繼汾主穀梁所記為不足據，理應先有所破，而竟隻字不提，可見根本不知有孔繼汾之書。
有趣的疑問是，孔德成先生是否知有此書？我想一定知道的，知而不言，其故何在？或許孔先生有不得已的苦衷，因為衍聖公府最重家法，「闕里文獻志」既成禁書，為孔憲培下「牌令」收繳，任何人不得收藏，自亦包括衍聖公本人在內；如孔德成先生出示祖遺此書，豈不表示孔憲培先已知法犯法？是否有此層難言之隱，姑作懸揣，要請孔先生賜答解惑。
現在回到嚴肅的一面，儒非宗教，但孔子在世界史上的地位，與耶穌、釋迦牟尼、穆罕默德同等，日本、德國皆有奉祀孔子的殿堂。孔子的年齡對於漢學界的研究工作，有相當的影響關聯。學術為天下之公器，歷史以求真為依歸，司馬遷所造成的謬誤，既經孔繼汾廓而清之，乃復以乾隆的淫威而使得已告澄清的真相，重受蒙蔽，政府主管教育文化的部門，以及學術界人士，允宜對孔子的年齡及生日，重新考正認定，透過適當的管道，明告天下，咸使聞知。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