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洋畫家在清宮
清史稿「藝術傳」，列畫家五十人，內有西洋畫家兩人，郎世寧、艾啟蒙。前者名氣極大，後者鮮知其名；其實，還有一個王致誠。藝術上的評價，雖遜於郎世寧，但在艾啟蒙之上。
這三個人有三項相同之處，都是「耶穌會」教士，都受知於乾隆，亦都死於中國。「耶穌會」是天主教之中，最有名的一個「男修道會」，創設於西元一五三四（明朝嘉靖十三）年；而於一七七三（清朝乾隆三十八）年為教宗所解散，此可能是王致誠、艾啟蒙老死中國的原因之一。
「耶穌會」以在異教世界傳教為職志，利瑪竇、湯若望都屬於該會。郎世寧原名Ciuseppe Castiglione，出生於其時為義大利第二大都市的米蘭。康熙五十四年二十七歲時，由耶穌會的葡萄牙傳道部派來北京，住在東華門外甘雨胡同的天主教堂，此堂在老北京稱之為「東堂」。不久成為「如意館」的「供奉」，他的作品藏於清宮，最早者是雍正元年所作「嵩獻英芝圖」，署款稱「臣」，可知他已受官職。
郎世寧的畫風，以精細逼真著稱，人物鳥獸，皆具有現代照相的效果，後世流傳甚廣的乾隆元年的御容，相信即出於他的手筆。此外妃嬪親貴，亦曾由郎世寧寫生畫像，但親貴則署款，如雍正十三年為果親王允禮畫像，即有「郎世寧謹繪」的下款；妃嬪之像則不署款，定制如此。
為甚麼有這樣的制度呢？因為清沿明制，康熙以後，宮規大備，內外之防極嚴，清史稿后妃傳敘言：「先朝妃嬪，稱太妃、太嬪，隨皇太后同居，與嗣皇帝年皆逾五十，乃始得相見。」家族之間尚且如此，何況外臣？是故除皇太后之外，群臣與后妃，皆無任何直接、間接的關聯。明史禮志「中宮受朝儀」云：「明制無皇后受群臣賀儀」。清史稿禮志「皇后三大節朝賀儀」亦云：「皇后向無受群臣賀儀」。至雍正六年「始令皇后千秋節，王公百官咸蟒袍補服」。蟒袍俗稱「花衣」，太后、皇帝萬壽，共著花衣七日，稱為「花衣期」，皇后千秋節，則僅著一日。聊誌慶祝，並無朝賀。
為妃嬪畫像，卻求其真，自應對面逼視，此為褻瀆；而事實又必須如此，故雖畫而不署款，使不辨畫者為男為女？同時中國男子向來好談人閨閣，如署款則知其人曾識某妃嬪，問其容貌如何，交談何語？蜚短流長，好事者造作不經之談，有失皇家尊嚴。畫既如此，詩亦云然，若謂命某大臣題某妃嬪像，試問應作何語？婦德有四，而形容畫中人物，則「德言容工」中，唯有「容」之一字，可以著墨，言醜不可；言美則不免反映觀感，試問可用「目眩神搖」之類驚艷的字樣否？
「故宮文物」月刊第六十七期起，連載韓北新先生「郎世寧繪畫繫年」大作，中謂乾隆元年郎世寧繪有「心寫治平」長卷，現由美國克里夫蘭美術館收藏，但殘缺不全，故「未見其下款」，但「應屬郎世寧真蹟」。事實上這個「未見著錄」的手卷，問題極大；卷有上款「乾隆元年八月吉日」，年代既然確定，人就不可解了，最明顯的是令妃與惇妃。
令妃即仁宗生母孝儀皇后魏佳氏，據清史稿「后妃傳」，孝儀由貴人累進為令皇貴妃，乾隆二十五年生仁宗；四十年正月薨，年四十九歲，則乾隆元年為十歲，尚未到選秀女的年齡，安得入宮為妃。
同傳：惇妃汪氏，女一，下嫁豐紳殷德。則其女自為乾隆所鍾愛的幼女和孝公主；而按清史稿「公主表」，和孝公主生於乾隆四十年正月，五十四年十一月下嫁豐紳殷德。如惇妃於乾隆元年即為妃，則生和孝公主時，已在望六之年，安有是理？
言歸正傳，郎世寧畫馬更勝人物，遙想曹霸、韓幹，亦不過如此，真恨不得起杜工部於九泉，以詩寫之。雍正六年，他畫過一幅「百駿圖」，千姿百態，生動無比。郎世寧又善於處理人物眾多、景物複雜的場面，所以乾隆每年在熱河做生日，招宴外藩，或者行圍打獵，郎世寧必在扈從之列。所作的「萬樹圍賜宴圖」、「馬術圖」、「哨鹿圖」等都是三四公尺長，兩公尺高的鉅製，將乾隆全盛時期雄厚的國力，充分反映出來了。
郎世寧的作品現存外雙溪故宮博物院者，共六十六件，除少數山水、人物以外，畫作題材最多的是花卉、走獸、翎毛三大類，走獸以馬和狗最多；翎毛則鷹占了大部分。不過有名的「十駿圖」，郎世寧只畫了「紅玉座」、「大宛騮」、「如意驄」三幅，其餘七幅為艾啟蒙的手筆。
「十駿犬圖」則為郎世寧一手所繪，故宮博物院曾印有明信片發售，非常可愛。有趣的是，乾隆為馬、為鷹題詩，卻從未為「駿犬」題過，猜想其原因，題馬寫其忠，題鷹寫其鷙，皆可喻之於文臣武將；為狗題詩，則以帝王的身分，很難著墨。
乾隆二十二年，按照中國年齡的算法，他是七十歲，乾隆特為「賜壽」；九年以後，病歿北京，特賞侍郎銜，由內務府為他治喪，葬在北京阜成門外，外國教士公墓。
王致誠是法國人，原名Jean Denis Attiret，康熙四十一年生，他的父親亦是一位名畫家，王致誠除了家學以外，並得一位貴族的資助，赴羅馬深造，三十三歲時加入耶穌會。
當時的北京，共有三座天主教堂，最古老亦最著名的是宣武門內的那一座，明朝萬曆二十八年為利瑪竇所建，入清則由孝莊太后的教父湯若望所主持，稱為「南堂」；與前述的「東堂」，為耶穌會葡萄牙教團的據點，法國籍的教士，則多集中在西什庫的「北堂」，他們看到郎世寧以畫受知於中國的皇帝，不免心懷妒嫉，因而要求法國耶穌會，亦能派遣一些擅畫的教士來華，以利傳教。王致誠便是在這種背景之下，於乾隆三年抵達北京。
王致誠一到便呈獻了一幅「三王來朝圖」的油畫，頗得乾隆賞識，立即也成了如意館的供奉，與郎世寧住在一起，並結成好友。
不久，乾隆下了一道手諭：「水彩畫意趣深長，處處皆宜。王致誠雖工油畫，惜水彩未愜意，苟習其法，定能拔萃超群也，願即學之。至寫真傳影，則可用油畫，朕備知之。」對於強迫他改變作畫的技巧，在王致誠實在心不甘，情不願。郎世寧勸他看在傳教的分上，一定要忍耐順從。由於郎世寧的多方鼓勵，王致誠終於也能用毛筆、宣紙和中國的顏料作畫了。
不過王致誠畫人像，仍用油畫，通常只畫「臉像」，另配衣飾，或許是他人配合所畫，亦未可知。現在北平故宮博物院尚存有八幅，蒙古王公的畫像，雖都採取正面對光，臉部並無強烈的明暗對比，但仍掌握了面部肌肉骨骼的生理結構，具有很鮮明的立體感，尤其可貴的是人物的性格，能從表面深入內涵，這是比郎世寧更為高明之處。
王致誠的作品，流傳下來的不多，見諸著錄的，只有一部「十駿圖冊」，共十開，每一開約二十二公分高，二十五公分寬，是郎世寧與艾啟蒙合作的「十駿圖」，縮小臨摹，但據專家的評論，運用短線條構成的輪廓，其立體感與皮毛的質感，猶勝於如真馬大小的原作。
乾隆常到如意館去看他作畫，一度要授他官職，王致誠堅辭不就，看來人品亦是非常高潔的。他在華三十年，於郎世寧下世兩年以後，亦病歿北京，享年六十六歲。
艾啟蒙原名Ignatius Sickeleart，生於捷克斯洛伐克（當時名波希米亞），亦是耶穌會的教士，乾隆十年來華，照例取個中文名字，還起了個別號，叫做醒庵。他比郎世寧小二十歲，入如意館後，修後輩之禮，向郎世寧請教畫藝。並隨同郎世寧及王致誠，共同完成一套平定準噶爾及回部的「乾隆平定西域戰圖」，共十六幅，送往法國，由法蘭西皇家藝術院，動員雕版名家，刻製成銅版，印了兩百套版畫，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筆。
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皇太后八十萬壽，舉行了前所未有的盛大慶典，祝嘏的臣工中，有「三班九老」，三班者文職一班；武職一班；致仕一班，年齡皆在七十以上，最大的是致仕刑部尚書錢陳群，年已八十有六，特自原籍浙江嘉興進京慶壽，乾隆賜遊香山並賜宴；又命齊集乾清門，由艾啟蒙繪圖。
艾啟蒙在「十駿圖」外，另畫過八幅「八駿圖」，大小也是與真畫相仿，不過這八駿與十駿毫無關係；大致為乾隆三十年以後，藩屬所進貢，其中有一匹「寶吉騮」，最為乾隆所珍視，因為牠是遠徙至俄國伏爾加河的蒙古部落、新土爾扈特部酋長渥巴錫等人歸附的貢品。此外，他也畫過「十駿犬圖」，仿郎世寧原作，只是背景不同。據專家的評論，他跟郎世寧、王致誠的畫風雖然相同，但藝術成就上，有高下之別，同樣是寫生，郎、王之作，栩栩如生；而艾啟蒙的作品，讓人感到是在描摹標本。郎世寧的「十駿犬圖」藏外雙溪；艾啟蒙的「十駿犬圖」藏北平，我曾對照過照片，確如專家之所言。
艾啟蒙的性情比較隨和，不似王致誠那樣耿直，所以很能獲得乾隆的歡心，乾隆四十二年七十歲，特蒙賜壽頒御筆「海國耆齡」扁額一方，及好些珍物；賜宴後，特許乘坐八抬大轎，巡行京城，一時傳為美談。又三年，歿於北京。
二、體和殿上三才宴
光緒十年，慈禧太后五十萬壽，由西六宮的長春宮移居穆宗誕生之地，費銀六十三萬兩重修落成的儲秀宮，自此大興土木，修西苑、修頤和園；光緒十九年六十萬壽以前，又費銀六十餘萬，重修乾隆準備歸政以後頤養之地的寧壽宮，竟是以太上皇自居了。
寧壽宮的膳房，擴充為慈禧專用的私廚，稱為「壽膳房」；但不知何故，又稱為「西膳房」。
壽膳房下分五局：葷局、素局、飯局、點心局、以及專做滿洲餑餑的餑食局。現在食品店買得到的薩其馬，就是滿洲餑餑之一。
壽膳房網羅了許多名廚，能做點心四百多種，葷、素菜四千多種。進膳的氣派驚人，尤其是年初一晚上的那一頓，伺候的人號稱「四大金剛」、「五百羅漢」。這一頓晚膳，亦有個專門名稱，叫做「三才宴」。可能皇太后年初一的晚宴，都稱為「三才宴」，但宮史上從無記載，只有慈禧此宴的排場，見諸近人的口述筆錄。
天地人謂之三才，是故三才宴為同樣的三桌，宮中稱為「天一桌」、「地一桌」，前者設於太后座東，後者則座西。慈禧在歸政之後，每每在體和殿進三才宴──體和殿原為儲秀宮前面翊坤宮的後殿，重修儲秀宮時，拆去宮前大門及圍牆，與體和殿成為一個相通的大院落，毓秀為寢宮，體和殿便是專用的飯廳。中間改為穿堂，東面兩間，裡間大致作儲藏之用，次間才是飯廳；西面兩間，次間為慈禧用膳前後休息之處，裡間為更衣之處。三才宴的「天一桌」設於東裡間，「地一桌」則設於穿堂。
太后用膳，每逢朔望，照例由帝后侍膳。三才宴之前，奉到慈禧「傳膳」的口諭，開始上菜，等擺滿一桌，侍膳的太監，高唱一聲：「膳齊！」慈禧入東次間，帝后後隨，入座之先，先向東西兩桌合十致意，表示謝天謝地。皇帝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我想這是因為太后不能參預，故有此「私祀」。
太后的座位坐東朝西，帝后左右侍立，座前是三張方桌連接在一起的一張長桌，另外橫置一張半桌，名為「接手桌」，作為撤菜、上菜暫置之處。
現在要談「四大金剛」與「五百羅漢」了。「四大金剛」是伺候過先帝有功的老太監，如其中之一，曾是道光的書僮；平時不當差，只有行三才宴時，才站在東次間的四角，代祖宗「執行家法」。甚麼「家法」，如何「執行」，容後文交代。
「五百羅漢」是五百名年輕，穩重的太監，專司從寧壽宮東的壽膳房至體和殿的傳遞膳盒之職。為求迅速，身子不動，用單手托遞，不能出一點差錯。所以每年臘八以後，便開始訓練，用白布托著磚塊傳遞。每至三才宴時，五步一盞燈籠，蜿蜒火龍，自東徂西，蔚為大觀，宮中稱之為「四金剛五百羅漢伺候西天太后老佛爺歡宴瑤池」。
膳盒木製，盒蓋上描畫藍龍紅珠的二龍戲珠圖案；盒中有夾層，中間嵌一個上有凹槽的錫座，恰容食器，或盤或碗，上加銀蓋；槽下墊水，蓋上復有棉墊，所以經五百人之手轉遞，猶能保溫。
每到「傳膳」，例由大總管李蓮英指揮；膳盒遞到宮門，由門外的二總管崔玉貴接住，交給門內的李蓮英，奉上桌子，當著慈禧打開盒蓋，奉菜上桌。平時「侍膳」的是，管毓秀宮「小茶爐房」的太監張福；但在三才宴時，他是光緒的「副手」。
現在從三才宴慈禧入座開始，先是站在四角的老太監垂手請安──一腿下跪、雙手下垂，俗稱「打扦」，同時，宮門外的五百羅漢齊聲高喊：「老佛爺萬壽無疆！」一波一波由西而東遞相傳呼，「西二長街」及周遭通路上，鞭炮及「響鞭」交作，繁響一片，賡續不斷，直到宴畢。
「侍膳」的規矩是不准開口，看眼色行事，「食前方丈」當慈禧注視那一樣菜時，便將這樣菜移到她面前，如果表示欣賞，便用銀匙舀一匙布在空碟子裡，任由她用銀鑲烏牙筷，夾菜進口。吃過一筷，倘或說一句：「不錯！」或有其他願意再嘗的表示，就再舀一匙──沒有第三匙，這便是「家法」。
在三才宴時，看慈禧眼注何處，移菜近前的是張福，而布菜的是皇帝。菜分三大類，第一類是應節令的「吉祥菜」，都有特定的名稱；當光緒布菜時，站在慈禧右面的皇后配合著報菜名，其實是「念喜歌兒」，譬如皇帝布一個肉圓，皇后便念：「江山一統。」第二類是封疆大吏進貢的山珍海味，熊掌、鹿脯等等；第三類才是壽膳房選取時鮮、精心烹製的佳肴。
到得相當時候，就要上演一齣由張福連導帶演，演員包括「四大金剛」、皇帝、皇后、甚至慈禧自己在內的「執行家法」的戲了。
明朝宮闈多故，謀害之事，層出不窮；清沿明制，但防範特嚴，對於在食物中下毒一事，防微杜漸，訂下一個原則，就是皇帝在飲食上的愛好，誰也不知道，實行此一原則，又有積極與消極的兩種做法。積極的是，菜的樣數多，其中一定有皇帝喜愛之物，而不必專門交代要吃那樣菜；消極的就是每樣菜至多吃兩匙，讓人看不透他有何偏嗜，同時由於分量少，即令中毒，亦不致太深而有挽救的可能。因此，侍膳的太監，絕不能開口獻殷勤，譬如說一句「這個菜是新下來的，老佛爺嘗嘗鮮」之類的話，否則輕則受罰，重有不測之禍。所以宮中太監一脈相傳的心法是「侍膳不勸膳」。
四名老太監來代表執行的家法，便是申明不可因貪口腹之欲而予人以在食物中下毒的可乘之機。在「演戲」時，由張福先用手勢或眼色打暗號，光緒便故意在第二匙以後，又去舀第三匙，只聽得為首的老太監，大喝一聲：「撤！」
這一聲裡外皆聞，慈禧將筷子一停；皇帝持匙發楞，皇后垂眉歛手，張福嚇得打哆嗦，趕緊將這樣菜撤了下去、「撤」與「斥」同樣，等於慈禧受了申斥；清朝帝后視「家法」為神聖不可侵犯，所以慈禧也不敢改這個規矩，表示以身作則守家法。
最後所進的一樣膳食，禮節特別隆重，由李蓮英捧著膳盒頂在頭上，雙膝下跪。張福打開膳盒，奉出一盤餃子，遞給光緒，擺在慈禧面前。這盤餃子是年前包好凍了起來，隔年第一天所煮的；關外稱之為「煮餑餑」，是八旗人家過年必備的食物。所以有此隆重的禮節，是表示吃飯不忘祖宗。
御膳剩下來的食物，照例分賞妃嬪親貴，而得寵的近侍，往往亦能蒙此恩典，李蓮英家就常蒙受賜。賜食的食盒極大，上面描畫的圖案與膳盒相同，綑食盒的麻繩染成紅綠兩色；抬食盒的扁擔亦是兩頭綠，中間紅；食器則不准用御用的明黃，而是藍色或豆綠色。對挑食盒的太監，照例要打賞，賞錢遠超過受賜食物之所值，是天經地義之事。
三、慈禧太后坐火車
慈禧太后正式乘火車旅行，共有兩次，一次是光緒二十七年冬天，自西安回鑾，行程與她庚子逃難，倉皇北走，經山西到西安不同。回鑾是取道河南，自洛陽至開封，渡黃河北上，入直隸境，由正定循蘆漢鐵路至北京。
第二次是光緒二十九年三月，由北京南下，至涿州以南的高碑店，由一條支路至易州謁「西陵」。但在這兩次以前，早於光緒十四年冬天，慈禧太后便在西苑坐過為遊覽方便而設置的輕便小火車。
中法戰爭以後，為圖自強，大修鐵路之議漸起。封疆大吏中主張最烈的是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台灣巡撫劉銘傳、湖廣總督張之洞，但朝中的反對聲浪，高唱入雲。尤其是造鐵路，不免破壞民間墳塋的風水，連慈禧太后亦不敢硬作主張。
其時鐵路歸以醇親王奕譞掛名，而由李鴻章主持的「總理海軍事務衙門」主管。李鴻章已修了一條由天津至唐山的鐵路，還打算由天津往北展延至通州的津通路，反對者就更多了。
於是有策士獻計，說目前頤和園正在興修，重修西苑的工程，快將竣工。西苑三海，中南海比較熱鬧，北海則嫌冷落，巡遊不便，如能自紫光閣開始，修一條輕便鐵路往北，那裡好些具景觀之處，亦能邀慈輿一顧，必為慈禧所欣許。及至離宮禁苑亦有了鐵路、朝士又何敢再唱反調？
在徵得醇親王同意後，由李蓮英等人進言，終於獲得慈禧的允許，西苑可造鐵路。工程分兩期進行，第一期工程為「紫光閣段」，完工於光緒十四年十月，旋由李鴻章進呈「火輪車」。據翁同龢是年十一月六日記：
合肥（李鴻章安徽合肥人）以六火輪車進呈，今日呈太后御覽。今紫光閣鐵路已成，未知可試否也？
同月十一日又記：
觀新進之火輪車，約長三四丈，狹長，對面兩列，可容二十八人，凡三輛。又觀機器車，不過丈餘，此天津所進。
六節車廂係由津海關道周馥經手，向法國所訂購，運抵京師後，由海軍衙門檢驗並提出報告云：「坐車六輛內，上等極好車一輛，上等坐車二輛，陳設華美，製作精工；中等坐車二輛，行李車一輛，亦俱材質光潔。」顯然的，這是為慈禧特製的花車一輛，及頭等車、二等車各兩輛。
試車的確切日期無可考，但相信是在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日之間，因為十一月二十日起，李鴻章派員查勘津通鐵路路基，可視作慈禧試車後，表示滿意的證據。其間雖因宮內失火，保守派大臣奏請「修省」，停造津通路，但未及兩月，即有上諭命兩江總督曾國荃，及劉銘傳、張之洞等人「議興辦鐵路事」，可知西苑這一條輕便鐵路，對中國現代交通的發展，具有極重要的關係。
西苑鐵路的展開第二期工程，更為慈禧滿意的明證。第二期工程須通過金鱉玉蝀橋西的福華門及陽澤門，沿宮牆一直往北，至闡福寺與五龍亭之間，折而往東，經浴蘭軒、大西天而至靜心齋止。
以靜心齋為終點，是因為此處是三海最北端的一處大景觀。靜心齋原名鑑清齋，背山面水，東西皆有圍牆，自成獨立的格局；乾隆二十四年所建，為高宗至「西天梵境」禮佛時，駐蹕的行宮，故有「乾隆小花園」之稱。
這個小花園的面積，不到七千平方公尺，但結構極其精巧，慈禧遊北海時，一定在此休憩進膳；也曾作過德國皇太子訪華的行館。民國初年，袁世凱全家住此，他覺得園中主要建築「鑑清齋」頗為刺耳，因而改名靜心齋。外交部招待外賓的宴會，每每假此舉行，徐世昌當總統時，為邀集名流觴詠之地。
據清宮檔案記載，這條西苑鐵路全長四百七十二丈，約合三華里，為法國規格的窄軌，其中有三段為「活按鐵路」，亦就是平交道。平時拆除，以便橫向的車馬通行，到使用時才臨時接通。這三段「活按鐵路」，兩段在福華門、陽澤門，因為金鱉玉蝀橋是交通要道，一段在闡福寺前，因為那是「神路」，經常有鐵軌橫亙寺前，似乎對佛不敬。
在八國聯軍內犯時，西苑鐵路遭到極大的破壞，靜心齋前黃瓦屋頂的站廊，拆毀無餘；路段連通車庫的岔道，被拆六處；大小車廂十三節，各有不同程度的損傷。
宣統三年三月，一向對洋玩意極有興趣的隆裕太后，命管理奉宸苑事務的慶親王奕劻，迅速修復。但遷延了五個月，直至八月間方始完成勘驗估價的手續，總計需銀十一萬兩，奉宸苑無款可籌，只有請戶部改名的度支部撥給。不久，武昌起義，愛新覺羅皇朝垮台，重修西苑鐵路之議，自然就無疾而終了。
至於西苑鐵路，慈禧所乘坐的「上用」專車，內部陳設，並無記載，不過可由其他資料中，推想得之。
光緒二十九年三月，慈禧謁西陵所用的花車，由蘆漢鐵路督辦盛宣懷所派的道員陶蘭泉負責改裝，事先曾請教過李蓮英。茲據陶蘭泉日記中所述的情況，及其他資料，介紹如下：
車廂共兩輛，第一輛登車門後，是一道玻璃屏風，旁開一門，大間正中設寶座，四周設長桌，上加黃緞繡龍桌圍。壁縵黃色絲絨，內襯白氈，地上鋪五色洋毯。車中陳設，華麗非凡，古玩、玉器、法書、名畫，一應俱全，設法釘實，不使搖動。寶座後左右各有一門，左面是下車的後門，右面進門，即第二輛所改裝的臥室。
臥室中首先入眼的，便是一架橫擺的西洋鐵床，因為只有橫擺才是正而不偏，要用西洋鐵床，是經李蓮英格外指點，原來慈禧此時已吸「福壽膏」，西洋鐵床用席夢思，躺下來比較舒服。而橫擺之床，床前有足夠的空間，便於太監跪在床前打煙泡。
英國人濮蘭德於慈禧死後，為其作傳，中文譯名作「慈禧外紀」，台灣曾經出版。內言慈禧辛丑回鑾時，其臥床乃一「歐式之榻」，且有鴉片煙具；原文曾載倫敦泰晤士報，與陶蘭泉之記相印證，若合符節。但吳永的「庚子西狩叢談」，並未談到慈禧吸鴉片，從而可知「福壽膏」上癮是在西安行在那一年多的事。
鐵床旁有一門，內設「如意桶」，供慈禧解溲之用。桶內下鋪黃沙，上注水銀；「水銀瀉地，無孔不入」，所以排泄物一落，即沒入無跡。
改裝妥當後，由盛宣懷及地主直隸總督袁世凱先來檢視。袁世凱發現骨董掛屏後，對盛宣懷說：「點景雖好，但怕車行震動，掉了下來就是『大不敬』的罪名，那個敢當。」盛宣懷的答覆是：「請我公來試一試最快的車，如有移動，再想辦法。」
於是以高速開車至定興，往返兩百華里，只用了兩小時，所有陳設，文風不動。袁世凱滿意，對他所用的北洋路局局長梁如浩說：「上用花車，一切以此為法。」又問：「一時之間，那裡去辦這麼多珍品？」盛宣懷說：「由內舖承辦。」
所謂內舖是內務府或太監所設的古玩舖，專門經手向宮中及掌權的親貴大臣行賄。這回陶蘭泉找的是後門劉麻子，全部陳設總值十四萬兩銀子。
接著又請李蓮英來看，亦表滿意，但對上車的方法，認為尚欠妥當。研究結果，另造一座鋪彩色地氈的「橋道」，將慈禧太后用軟橋平擡入車。李蓮英又說：「皇上坐車內，陳設亦照此辦理，不可有絲毫差異，一則怕皇上不痛快；再則，老佛爺不願意擔負忽視皇上的名聲。」
到了傍晚，李蓮英派人送信給盛宣懷說：「回宮面奏車中景象後，老佛爺交代，陳設如此華麗，應嚴促從行之人小心，不要毀壞了，以致增加賠累。」又說：「在上既有此恩旨，貴大臣當有所知。」這是暗示，所有陳設，應當進獻。於是盛宣懷製了許多黃籤，標示在每一樣陳設上，標籤上寫的是「臣盛宣懷恭進」。
盛宣懷陳設光緒的坐車，又花了十四萬兩，總計二十八萬兩銀子，內中虛頭極大，歸李蓮英及有關人員朋分。
四、釣魚台滄桑
中共在北平的國賓館，地名「釣魚台」，我友康白（何偉康）曾兩宿於此，並在尼克森、伊莉莎白女王坐過的座位上，接受吳學謙的款待，為文刊於「聯副」，其詞若憾，而沾沾之態如見。有讀者來信說：「近年世人習聞釣魚台之名，而莫知其究竟，既為前清宮禁，曷勿一蒐其祕？」感其雅意，作此文付「繽紛」。
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名勝辭典」頁三十四「釣魚台」條：「在北京海淀區三里河路南。傳說金章宗曾在此釣魚，後人稱『金章宗釣魚古台』。」這個傳說是有根據的。
釣魚台當元、明、清三朝，都在阜成門（元朝名平則門）外三里許，而遼金則在城內。北平於遼聖宗開泰元年，號為「燕京」，入金後，海陵稱內城。據「金圖經」記載：宮城四圍九里三十步，亦如清朝規制之區分為外朝、內廷，內廷九重共三十六殿；外朝稱為南城，東曰宣華門，西曰玉華門，出玉華門為同樂園，有瑤池、蓬瀛、柳莊、杏林諸勝處。
「大金國志」載：「大定十年，燕群臣於同樂園之瑤池，語及古帝王成敗之蹟，大率以不嗜殺人為本。數年休兵，民力稍蘇，獨貪殘之吏去朝稍遠，恐為百姓蠹，宜時加稽察。知中書省貝勒稽首曰：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按：「大定」為金世宗完顏雍的年號，他是中國歷史上少數的有道之君，號稱「小堯舜」，在位二十九年。
此「同樂園」即為釣魚台，或言瑤池即魚藻池，上有魚藻殿，「金史章宗紀」，泰和三年五月，「以重五拜天射柳上，三發三中。四品以上官侍宴魚藻殿」。我以為釣魚台總名「同樂園」，實寓君臣同樂之義。因為當時西苑的三海，只開發了北海，大定十九年興建了一座離宮，初名大寧，屢次更名，最後名為萬安宮。太液秋風，瓊島春陰，風景雖佳，但妃嬪所居，如所謂「遼后梳妝台」，實乃金章宗為寵妃李元妃所建，「目為遼蕭后梳妝樓者誤」，此「堯山堂外紀」的說法，且經朱彝尊考證肯定。試想妃嬪樓頭晨妝，外臣遙遙窺視，自為漢化程度已很深的金國之主所不許，故選擇釣魚台為與群臣宴遊之地。
按：金章宗名完顏璟，其父完顏允恭為金世宗第二子，立為太子，早死。大定二十五年，章宗被立為「皇太孫」，即位後，追尊其父為帝，廟號顯宗。章宗之母，為宋徽宗在五國城所生的公主，是故金章宗有一半漢人的血統，而且稟承了他的外祖父的氣質，愛好文學藝術，亦愛好土木遊觀，他有一首宮詞：「五雲金碧拱朝霞，樓閣崢嶸帝子家，三十六宮簾書捲，東風無處不楊花。」但自元滅金後，「三千歌舞繁華歇，一片風煙慘淡愁，宮室盡皆瓦礫填塞，荊棘成林」，釣魚台亦不例外。
劉侗「帝京景物略」云：釣魚台「元時謂之玉淵潭，為丁氏園池」。此因元朝改金之中都為大都，重建的都城，周圍六十里、分十一門，與金城比較，東、北兩面擴張，而西南兩面內縮，東面一門名齊化門，西面一門名平則門，入明後改稱朝陽門、阜成門，但至今猶有沿用元朝稱呼者，足徵元、明、清京城、東西所屆，完全相同。
由於西面內縮之故，釣魚台已在平則門外三里許，禁苑成為民居，故能為丁氏所有，終元之世，釣魚台默默無聞，只有「歸潛志」中一段記載：「王鬱飛伯，少居釣台，潛心述作，未嘗輕求人知。李欽叔過釣台，得其所著賦及碑，大驚，遍薦於諸公。自此去釣台，遊四方，後為兵所殺。」按：王鬱字飛伯，金史有傳，年輩略後於元遺山。但他中進士已在金朝的「末代皇帝」哀宗（年號正大）在位時，釣魚台猶為禁苑，故居釣台潛心著述，應是入元以後的事。
到了明朝，釣魚台仍名玉淵潭，「大明一統志」云：「玉淵潭在府西，元時郡人丁氏故池，柳堤環抱，景氣蕭爽，沙禽水鳥多翔集其間，為遊賞佳麗之所。」明人詩集中，不乏遊玉淵潭的題目，巖嵩亦曾遊此，有七絕一首：「金代遺蹤寄草萊，湖邊猶識釣魚台，沙鷗汀鷺尋常在，曾見龍舟鳳舸來。」
由上引文字中推許，釣魚台一帶應該是一處低窪的沼澤地帶，而另有一深潭，由於跟地面高下的差距甚大，所以岸邊看來似高台。因為低窪，所以「泉脈隨地湧現」的西山，除正脈「注御園以匯於昆明湖」以外，其餘諸源，皆流向釣魚台一帶，春夏水盛，急注於玉淵潭，逐如瀑布，王漁洋「玉淵潭詩」云：「九十九飛瀑，一門爭萬軌。」又云：「雪浪如車輪、凸凹忽奔駛、激射為深潭、神物潛尺咫、夜黑風雨來、鱣鮪皆避徙。」當然，這是因為明末清初，水利失修之故，到了乾隆三十八年，便大為改觀了。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九十五：「釣魚台在三里河西北里許，乃大金時舊跡也。台前有泉從地湧出，冬夏不竭。凡西山麓之支流，悉灌注於此。元時謂之玉淵潭。為丁氏園池。乾隆三十八年命濬治成湖，以受香山新開引河之水。復於下口建設閘座，俾資蓄洩湖水。三十九年始命修建臺座，台西面匾石恭懸御書釣魚台三字，東面匾石恭勒御製詩。」
乾隆的御製詩是一首七言古風，內有「亦受西山夏秋潦，漫為沮洳行旅艱」之句，可知流潦漫溢，行旅為艱，不成其為遊賞之區。詩中又有註，謂將玉淵潭開拓成湖、復建水閘，在阜成門外分水兩支，一入西便門為正陽門前的護城河；一支南下轉東為永定門前的護城河，而皆匯入通惠河，以利舟運。
當然，一生沉溺於營建的乾隆，曾在釣魚台大興土木，修建了十幾所亭台樓閣，主要的建築為養源堂、瀟碧齋、澄漪亭等，金亡至此五百四十年，釣魚台復成為一座行宮，乾隆及以後諸帝謁易州西陵時，每在此駐蹕進茶。
辛亥革命，清帝遜位，但仍保持著「小朝廷」。釣魚台行宮在咸豐年間，已逐漸荒涼，如樊增祥詩句中的描寫：「白藕無花池水涸，堆餘荒柏摩高天。」光緒六年張之洞遊釣魚台時戲言：「此在朝廷為閒廢之所，何不以賜小臣乎？」四十年後，「戲言」成為事實，但受賜者不是小臣，而是「小朝廷」中地位最高的「大臣」，宣統的師傅，當年與張之洞齊名的「太傅」陳寶琛。
陳寶琛重修釣魚台後，當然要邀集勝朝俊侶同遊，飲酒賦詩；他的同鄉周愈曾繪有「陳太傅釣魚台賜莊圖詠冊」，共計二十三開，首開由先伯寶蘅先生篆書「陳太傅釣魚台賜莊圖詠」十字，款署「庚寅嘉平既望」，是民國十六年的事。題詠者共十七人，包括樊增祥、林紓、陳衡恪等人，陳衡恪之父三立，為陳寶琛放江西主考所取中，所以稱之為「太老師」，這首律詩的起句是：「望海樓如綠野堂。」則釣魚台一名望海樓。其名起於何時，可就無從考證了。
五、塞拉西與養心殿
塞拉西曾是非洲最悲慘的一個國家衣索比亞的皇帝，他跟養心殿有甚麼關係？且容我暫時賣個關子，先介紹中國有史以來最重要的一座院落：清宮養心殿。
為甚麼說養心殿是中國有史以來，最重要的一座院落？因為自雍正即位至清朝之亡，約兩百年之久，養心殿一直是政治上的神經中樞及皇帝的寢興之地；這裡所作的決定，關乎四海蒼生的禍福。不論漢唐宋明，中國歷史上從無一座宮殿，具有養心殿的地位。
清宮以乾清門為外朝與內廷的界限，與乾清門平行的兩門，東曰內左門，西曰內右門，進內右門為貫通南北的西一長街，街東第一座門為月華門，門內屬於乾清宮的區域；月華門對面稍北為遵義門，門內即是養心殿。
養心殿的全部面積約四千二百六十四平方公尺，東西寬約七十三公尺；南北長約五十八公尺，略呈正方形。我現在根據舍姪許以林所繪，發表在「紫禁城」雙月刊的平面圖，作紙上導遊。
入養心殿從圖示19的遵義門開始，入門即為一座黃底，中心有鴛鴦戲水圖案的琉璃影壁（18），繞過影壁是一個狹長的院落，南牆一排森森松柏，其中有一項特殊的陳設，便是嵌在屏座上的一塊大玉壁，從壁孔中向北望，恰好看到「養心門」的匾額。
院落的東西兩端，建有格調不大的直房（16、17），原是總管太監辦事之處，但大臣進見，亦往往在此等候「叫起」。
養心門規制不大，門外有兩座鍍金的銅獅；門內有一道朱紅雙扉的木影壁門。繞過此門，便可看到養心殿的正殿，或稱前殿，東西配殿（12、13）闢作佛堂，平時緊閉，朔望有喇嘛十人入內念經。正殿（6）進深約十一公尺，寬約三十三公尺，分隔成三大間，恰好每間都成為約一百二十平方公尺的正方形，中為正間，左右為東西暖閣。圖示5的部分為一座抱廈。所謂抱廈，即是敞廳，其作用有如觀光旅館的Lobby，為入殿的待命、疏散、緩衝之地，亦為正殿的延伸。長度占西暖閣及正間，當整個正殿的三分之二。抱廈之前的陳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座三頭鶴香爐，造形之奇特美妙，嘆為觀止。
正間中設寶座，上懸雍正御筆「中正仁和」匾額一方，所以正間又稱「中正仁和殿」。寶座之後的木製屏風，刻上乾隆御製的一聯一詩，對聯是：「保泰常欽若，調元益懋哉。」中間御筆中堂，五音六韻排律，起句「西師歸振旅」，下署「乾隆庚辰」，即二十五年，「西師」於這年正月凱旋，乾隆御午門行「獻俘禮」。自雍正二年，討平青海，初行獻俘禮以後，至乾隆二十年削平準噶爾，俘獲兩名叛亂首腦，「一歲中兩行斯典」，至此又以底定回疆，復行盛典，正是乾隆最得意之時，由養心殿正間的詩屏，可以想見他的躊躇滿志。
東暖閣本來亦為寢宮，乾隆題名「隨安室」，養心殿有好幾座寢宮，初意是因為明朝嘉靖年間，宮婢楊金英深夜弒帝，不道套在世宗脖子上的繩子，誤打死結，無法抽緊；皇后聞驚來救，世宗方得倖逃一命，因此後世帝皇，多設寢宮，宿處不定，以為防範。但不知何時開始，養心殿的寢宮，設於後殿，但仍有東西兩間，繁簡不同。東暖閣雖也保留著「隨安室」為寢宮，但已非當年原狀，因為辛酉政變以後，兩宮垂簾，女主聽政，自不能御中正仁和殿，而西暖閣分隔成好幾部分，不夠寬敞，因而將東暖閣加以改裝，使其適合聽政。
現在所見的東暖閣，寶座設於東面、西向；寶座之後為槅扇，懸黃紗簾，簾後御榻，為太后坐處。寶座之右，亦即北面槅扇，入內轉北即為隨安室。寶座之左，設軟匟，當然亦有匟几及各種陳設。匟後是極大的玻璃窗，由於外無遮蔽，採光充分，極其明亮，故名之曰「明窗」，自雍正年間開始，皇帝元旦開筆，例在「明窗」之下。
西暖閣基本上是皇帝的辦公室，為批閱章奏及召見近臣之地，每逢殿試，欽定「前十本」的名次，亦在此處。西暖閣頗具神祕色彩，有好些小小的套間，還有設在畫軸後面的暗門，大概都是雍正奪嫡以後所改建。其中主要部分是中間一大間的「勤政親賢殿」，以雍正題有「勤政親賢」的匾額而得名，並有一副對聯：「惟以一人治天下，豈為天下奉一人。」其下即為軟匟式的寶座；對面即為抱廈、柱子之間安半截板牆，以防偷窺。屏門及壁上懸有兩張表，一張是各省文官總督以下，知府以上，武官將軍以下，總兵以上的姓名表；一張是外官缺分繁簡的區分表，自乾隆朝開始，作為用人及調遣的參考。至於最西側的「三希堂」，為兩個四平方公尺的小間所組成，外雙溪故宮博物院照實景仿建，讀者看過的一定不少，這裡就毋庸贅詞。
正殿之後的寢宮，由一道短廊，或稱「穿堂」連接（7），寢宮分為三部分，中間最大的一座，是皇帝的寢宮（8），一共五間，中間三間打通，但每間都有雕鏤極為精細的紫檀「花罩」，以為間隔，陳設之精美，自不在話下，陳設以時更換，內務府有專檔記載，國之重寶「散氏盤」、「祖丁鼎」，即為陳設在養心殿的彝器。
後殿寢宮的臥室有兩間分居東西之末，有牆有門，入門沿北牆砌「暖床」，床前紫檀條桌，上置西洋自鳴鐘、風燈等物。在「清宮之鐘」拙文中，英國女王所觀賞的「群仙祝壽鐘」即置於東梢間的寢室。
養心殿的內部是不開放的，遊客只能在玻璃窗外窺看。我那次得能登堂入室，還照了些照片，在東寢室牆上還發現了我的伯高祖（許乃普，謚文恪，官至吏部尚書）的墨跡。暖床極大，褥子不厚，床裡推置摺成長條形的五床錦面薄被，帳子上綴著好幾個錦繡荷包。床尾與房門之間，有兩扇黑漆小門，我想拉開來看一看，不道是上了鎖的，陪伴人員告訴我：「是皇帝解溲的地方，鑰匙沒有拿來。」
及至我去參觀西梢間的寢室時，有人來說：「鑰匙拿來了。」請我復回東室，門內靠後有一個馬蹄形的木架子，與現在大小便兩用的抽水馬桶上的木圈，形狀相似，前有缺口，圈邊覆黃緞軟墊。圈下是一個有蓋的橢圓形錫盒，據說皇帝方便以後，錫盒隨即取走，所以室中無絲毫氣味。
這就要談塞拉西的故事了。據說中共政府成立不久，塞拉西應邀訪問北平，他說：「你們把我的頭銜翻譯為『皇帝』，既是皇帝，我要住皇宮。」中共外交部跟故宮負責人在商量，故宮告訴他說：「宮中沒有廁所，皇帝個人方便容易解決，他的隨從怎麼辦？」據此轉告塞拉西以後，他才打消了住養心殿寢宮的要求。
寢宮東西，另有進深一樣、寬度稱狹的兩幢五開間的屋子，東曰「體順堂」是皇后的寢宮；西曰「燕禧堂」是妃嬪奉召侍寢暫居之處。兩堂前面各有一座小院子，恰在正殿的兩端，燕禧堂的院子裡有花木竹石點綴；體順堂的院子裡，只有極大的一塊水晶石，晶瑩明亮，正好象徵了林洋港先生所說的「皇后的貞潔」。
在體順堂東、燕禧堂西，各有一道小門，題名「吉祥」、「如意」（20、21），這兩道門為住於東西廡房（14、15）的太監與宮女的通路，亦為后妃往「西六宮」的捷徑。但兩堂與皇帝的寢宮，並無室內可通的門戶，奉召時須出門經通往穿堂的走廊至皇帝寢宮，門戶非常謹慎。
這座工字形建築的養心殿，在整個紫禁城內，是最宜於居住的好地方，緊湊、嚴密而活潑，道路的聯貫，關係明確，便利而不擁擠，尤為設計的優點。
「養心」取義於孟子：「養心莫善於寡欲」，故知此殿原為皇帝避囂習靜而建，但明朝從無一個皇帝住過此殿。至於與養心殿鄰近的建築，最有關係者共有三處，一是內右門西的軍機處，在明朝是「司禮監經廠直房」，貯存宮中日用的紙張。二是遵義門對面月華門內的南書房；南書房翰林，在設立軍機處以前，為皇帝最重要的私人助理，至乾隆以後，成為文學侍從之臣，在內廷的地位頗為特殊，同光年間，兩宮太后視南書房翰林為「西席」，是當一家人看待的。三是御膳房，與養心殿一牆之隔，原為明朝隆道閣及世宗煉丹藥的無樑殿舊址，入清改為御膳房，有康熙御筆「膳房」二字的匾額，只供應御膳及軍機處、尚書房、上書房（皇子、皇孫讀書之處）。御前侍衛、乾清門侍衛的膳食，妃嬪另有自己的小廚房。
六、香妃的真面目
故宮首次開放於民國三年，只限於包括三大殿及文華、武英兩殿的「外朝」；乾清門以北的「內廷」，則仍為溥儀的「小朝廷」。當時「外朝」是由袁世凱政府的內務部管理，成立「古物陳列所」，陳列品包括由「盛京」（瀋陽）清宮及熱河行宮所藏的文物，其中有一幅「香妃戎裝像」的油畫，懸於武英殿側的浴德堂，並有一篇「事略」，原文為文言，譯成語體如下：
香妃原為回部的王妃，貌美而生來體有異香，回部稱之為「香妃」。乾隆皇帝聽說以後，在討伐回部叛亂時，特為叮囑將軍兆惠，探究真相。回疆平定，兆惠俘獲了香妃，獻入深宮，乾隆特地在西苑建寶月樓，供香妃居任。樓外亦即紫禁城外的西長安街，造一座回子營，一切建築，俱如西域，藉慰香妃的鄉思。又武英殿之西的浴德堂，仿土耳其式建築，相傳亦為香妃沐浴之所。
但是，香妃雖受殊寵，並不感恩，曾經從袖中抽出一把利刃對人說：「國破家亡，死志早決，但絕不願如弱女子，徒受委屈，死得不明不白；一定要挑一個最值得的死法，以報故主。」旁人無不大驚，乾隆亦知香妃不宜接近，但心終難捨，只是嚴加防範而已。
這樣過了數年，皇太后亦知道了這件事，告誡乾隆不可再赴寶月樓，乾隆不聽。於是太后有一天趁乾隆為有郊祭大典，住在齋宮時，召香妃入大內，賜死。
這段事略，是根據多少年來民間的傳說所寫成；稍明史學，並了解乾隆性情、作風者，都知道其中大有疑問。其後北大教授、名史學家孟森先生作「香妃考實」一文，澄清了「委巷荒唐之語」。茲就孟文的主要論據，稍作引伸，概述如下：
一、香妃之名不見官書，實為乾隆的容妃。亦非回部王妃，而是回教中掌教之女；掌教在回語謂之「和卓」，逐以為容妃之姓，清史稿后妃傳及唐邦治所輯「清皇室四譜」，皆作「高宗容妃和卓氏」。
二、和卓或作和卓木，回部叛亂的大小和卓木兄弟，大概是容妃之兄。兩和卓木先屈服於準噶爾，失其故土；乾隆二十年平準噶爾後，兩和卓木照共產黨的說法是「解放」了，不意復國以後，旋即叛亂，此種忘恩負義的行為，自不容於乾隆，遣大軍討伐，於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疆，為乾隆「十大武功」之一。
三、容妃入宮，約在乾隆二十二年，不能再早，亦不能再遲。因為「寶月樓」建於乾隆二十三年，而容妃初入宮的封號為「貴人」，尚未擅寵，乾隆不可能特為她建金屋；推測容妃之入宮，乃其兩兄為感激皇恩而進獻。及至擅寵以後，由於容妃的語言、宗教、生活習慣，皆與滿漢蒙不同；尤其是飲食方面，宮內雖不用牛肉，但豬肉則為主要食料，每年正月初二在坤寧宮「吃肉」，為祭祀大典之一；皇后率妃嬪在東暖閣受胙分嘗，容妃如居住東西六宮，豈能例外，唯有移居別苑，才有豁免的理由。
按：寶月樓在瀛台之南，原是一片長約二百丈，寬僅四丈的狹長空地，逼近皇城，建寶月樓以後，乾隆復命在京的回部移居西長安街，稱為「回子營」，並有清真寺一座，亦是為了容妃在寶月樓上，朝夕禮拜之便。民國初年，袁世凱設公府於中南海，建新華門為正門，寶月樓適當孔道，因而拆除；此一艷屑流傳的高樓，成了歷史的名詞。
據清「皇室四譜」，容妃先為貴人，至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始冊封為容嬪；三十三年十月進位為妃；五十三年去世。而皇太后崩於乾隆四十二年，享壽八十六歲，太后卒於容妃之前十一年，則所謂「賜香妃死」之說，不攻而自破。
香妃即容妃，身世雖已明白，而所謂戎裝像則大成疑問。這幅像現藏外雙溪故宮博物院，但北平故宮亦有一幅，是民初一位名叫俞滌凡的畫家所臨摹。此像在稍明歷史者，均表懷疑，明顯的破綻是，所著戎裝根本為歐洲古代武士的甲冑；因此有人說，很可能是高宗最幼之女，嫁和珅之子豐紳殷德的和孝公主的肖像，但此說並無足夠的證據支持，無法成立。
五年以前，北平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楊伯達先生（可能便是楊新先生，楊先生是中國繪畫史專家），發現了容妃的真面目；這樣便聯帶發生了一個問題，那相傳出於郎世寧手筆的「香妃戎裝像」又是怎麼回事？在介紹容妃的真面目以前，先讓我來澄清這個問題。
北平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朱家溍先生，浙江蕭山人。他是清朝同治年間體仁閣大學士朱鳳標的玄孫，今年我去北平，初次識面時，曾敘世交；但先前我曾聽李翰祥談起過他，因為他曾任「火燒圓明園」一片的顧問，做學問很紮實，絕不妄言，亦不輕下結論。
他曾寫過一篇文章，大意是他親口問過曾在「小朝廷」的內務府工作過，民國三年成立古物陳列所時，曾經首到瀋陽及承德，承辦起運文物，後來並擔任該所古物保管科科長的曾廣齡先生，這幅香妃戎裝像，是承德避暑山莊運回來的一幅油畫，畫上甚麼標籤都沒有，原帳上亦只寫「油畫屏一件」。然則何以定之為「香妃戎裝像」呢？曾先生的回答是：「總之是『官大表準』，當時文物運到北京後，內務部朱總長看見這幅畫像，就說『這大概就是香妃吧！』其實他也沒有甚麼根據，只是順口一說而已。」所謂「官大表準」，我記得是清末軍機大臣張之萬的故事，他的表上的時刻，與他人都不同，但以他的官大，時刻就以他的表為準了。「內務部朱總長」即朱啟鈐；我友秦羽是他的外孫女。朱啟鈐另有一個外孫叫章文晉，曾任中共駐美大使。
至於這幅油畫像中的人物到底是誰，為何會出現在熱河行宮？我認為可以不必深考，視作當時「供奉」宮廷的西洋畫家的一幅習作好了。不過，我認為不可能出於郎世寧之手，郎的畫筆細緻，遠逾此像。清朝自康熙至乾隆，傳教士而以畫名者，除郎世寧、王致誠以外，還有艾啟蒙、賀清泰、潘廷璋等人，由於流傳的作品不多，所以能明確分析他們的畫風的專家，少之又少，所以這幅香妃戎裝像的作者是誰，亦無從查考了。
楊伯達先生是從一個題名「威弧獲鹿」的手卷中發現了容妃的真面目。此圖在清宮書畫著錄中，未見記載，據楊先生在一篇題為「清代回裝嬪妃像」中的記述是：仿宋錦卷套，貼香色紙簽，題「威弧獲鹿」四字，除夔鳳青玉別子。白綾裡，繪仿黃公望淺絳山水，右下題「子臣永瑢恭畫」，楷體墨款。下鈐「子臣瑢」，自文篆印；「敬畫」朱文篆印，共兩方。右上鈐「乾隆御覽之寶」，橢圓篆朱文鑑賞章。
光是一個手卷的套子，便如此講究，楊先生據此判斷：「可知弘曆（按：乾隆皇帝御名）還是比較看重此卷，並妥善保存的。」信然。
最重要的，當然是畫的本身，楊先生記述手卷畫心是：絹地彩繪，長一百九十五點五公分；寬三十八點五公分，無鈐印款識，全圖以楓柞松柳，坡砣山崖為背景，描繪乾隆皇帝馳騎扼弓而射，矢中鹿肩，即將倒斃，一回裝妃嬪騎馬緊追乾隆，並遞上一矢。
楊先生的研判是，這是乾隆木蘭秋獮，一次獲鹿的真實紀錄。宮內所藏乾隆獲鹿之圖尚多，但由妃嬪陪同射獵，尤其是回裝的妃嬪，僅此一件。
此圖「引首」用藏經紙，御書行楷「威弧獲鹿」四字，右上鈐「乾隆宸翰」朱文方章。照圖中的御容並以他圖比較來看，乾隆時年五十餘歲，而容妃則三十上下，約當由貴人封為容嬪以後五六年內，兩者年齡相合。按：乾隆即位時二十五歲，照楊先生的分析，此圖中的情況，應發生於乾隆二十七年容妃封嬪以後，至乾隆三十五年，六十萬壽以前。
當然，最重緊的是，容妃的服飾和容貌。原圖彩繪，照楊先生的描寫，容妃頭帶紅絨纓冬冠，身穿正黃色地「拜丹姆」紋長袍，外套立領褙子，胸前掛一長方形盒。衣服形式花紋，均出自回部，即維吾爾族。至於容貌的描寫是：面白淨，前額稱凸、目深陷、翹鼻頭、高額骨、唇厚。照局部放大的側面像來看，容貌並非太美，但維吾爾婦女面相的特徵，則很明顯。如果說，乾隆後宮別無來自回部的妃嬪，則此回裝妃嬪像，可以確定為容妃，也就是俗傳為「香妃」的真面目。
乾隆做過一篇「寶月樓記」，也在這座樓上做過許多詩，從那些詩中可以發現：第一、寶月樓是他的避囂之地，常在這裡思考重大的問題；第二、如果說他有寵妃，容妃應是其中之一。
容妃得寵的原因，細看這幅「威弧獲鹿」圖，便思過半矣！乾隆好武，精嫺騎射，「火器」則等於是他的祖父康熙所親授；他的生日是八月十三，常常在熱河做壽，大宴外藩，行圍打獵。他的最寵愛的幼女和孝公主，十歲即曾跨「果馬」隨父行圍，而妃嬪中相從者，只有容妃，那就自然另眼相看了。
其次，大小和卓木叛亂時，正是初藏容妃於寶月樓時，回部的消息是封鎖的，所以她不會有甚麼家國之恨。兆惠平回部，前後只有兩三年的工夫，清朝自康熙至乾隆，將在外必受君命，否則斬於軍前的情況都發生過。乾隆常自詡「指授方略，萬里如見」，這必須對用兵之地的山川地理、風土人情，非常熟悉才行；回部為中國極西之地，輿地書中，有關的記載極少，乾隆在這方面的知識，很可能來自容妃口中。就此層意義而言，則容妃不僅為妃嬪，亦是助乾隆成「十大武功」的功臣，她的圖像應該出現在紫光閣中才是。
附錄：
容妃不是香妃■姜龍昭
拜讀高陽先生「紫禁城蒐秘」──「香妃的真面目」，讀後卻感失望，為免以後再有人把香妃忠貞愛國殉節的事蹟否定，以訛傳訛，特寫此文，以向高陽先生就教。
十四年前，民國六十四年，我在中國電視公司策劃製作了「香妃」的國語連續劇，當時，對「香妃」的故事，曾翻閱了不少有關她的書籍、文章、劇本，以及郎世寧所繪的不同的「香妃」畫像，其中有中文，也有英日文，發現有三種不同的說法。
其一：香妃確有其人，為回人小和卓木霍集占之妻，體有異香，為乾隆平定回疆時俘獲，乾隆十分喜愛，欲納為妃子，但香妃懷有國破家亡之恨，堅決不從，且身懷利刃，隨時準備自殺，以保名節，乾隆帝為討好她，特築「寶月樓」，造「回回營」，仍難獲其芳心。最後，太后恐其有害於乾隆，乃乘乾隆去祭天時，賜白綾命其自盡，此一故事十分悲壯動人。一般小說家、戲劇家，均以此為劇本題材。
其二：說香妃在清史並無有關的文字記載，清史上只記載乾隆有一回人「容妃」，經過正式之冊封，她並未被太后賜死，是太后死後十年才死的，由此證明「香妃」的故事，是違背史實，無中生有的，歷史權威學者孟森先生首創此說，一般學者也認同此說。
其三：說香妃，確有其人、確有其事。因有香妃的畫像，墓塋可資證明，清史沒有文字記載，是因她未從乾隆，且被賜死，故沒有冊封。至於容妃，亦確有其人，也是回和卓氏之女，霍集占之妻，因回人採多妻制，她從了乾隆，受到冊封，故清史上有其名，二人並非同一人，不能混為一談。
上述三種說法第一種與第二種一說從、一說不從，但各有所本，而第三種，則同時承認了上兩種說法，且解開了其中的矛盾，比較之下更合情理。
真理是越辯越明的，我首先要說的是清史上，從沒有文字記載：「容妃，即是香妃。」硬將二人混為一人，是錯誤的，因為香妃不從乾隆，未被正式冊封，清史上無其名，但絕不能因而否定這個人。
我最先看到主張二人不能混為一談的文章，是六十四年二月在「藝文誌」雜誌上胡旦先生寫的「香妃──究竟有無其人？」一文，他提出容妃是容妃，香妃是香妃，不能因二人同為回人，就認定是一個人。
六十五年又有征鴻先生，在大華晚報發表「乾隆艷事話香妃」一文，也贊成第三種說法。
我又去國立中央圖書館求證，究竟孰是孰非，意外發現，早在民國五十一年，即已有湖南先生在中央日報副刊發表「香妃事蹟考異」一文，說明以容妃為香妃是：「將蝦蟆帳算在田雞譜上，完全錯誤的。」
更在五十一年二月的「暢流」雜誌上，讀到陳作鑑先生寫的「香妃與容妃之辨」，陳先生廣徵博引，肯定證實了「香妃」與「容妃」，絕對是兩個人。
此外，我更找到了三項鐵證，為前人所未發現的。
第一，我在日本昭和四十四年（民國五十八年）出版的鈴木勤所編之「中華帝國之崩壞」（日文）一書中，看到一張彩色圖片，是一片象牙的鑰匙牌子，共有四塊。第一塊牌子上寫「皇上鑰匙」，第二塊牌子寫「皇后鑰匙」，第三塊牌子寫滿文「皇太后鑰匙」，第四塊牌子寫「香妃鑰匙」。若果真「容妃」即「香妃」，何以不寫「容妃鑰匙」？這些牌子，現存日本，不可能是偽造。
第二，我找到一張容妃陵寢掛在墓前饗殿的一幀遺像，這是民國三年徐相國之女，親至皇貴妃陵寢拍攝，與香妃戎裝像上的相貌，並不相同，證明二人絕非一人。容妃葬在皇貴妃陵寢，香妃因被賜死，葬在北京南城下之陶然亭東的「香塚」，後又被移葬至新疆喀什噶爾，香妃之故鄉。此處回人稱之為「香娘娘廟」，如今被中共修築成一觀光古蹟名勝。
第三，我看到收藏家李鴻球先生擁有的一幅郎世寧所繪的「武列行圍圖」，上有「高宗純皇帝偕香妃山莊行圍」之文字，係用金線繡在包裹該圖之龍緞上，絕非偕「容妃」山莊行圍。
為了證實「香妃」確有其人，我花了三年再繼續多方蒐羅資料，於六十九年元月在「幼獅文藝」發表了「香妃之畫像」一文，據我所獲之資料，證實郎世寧身前曾為香妃畫了十一幅畫像，香妃單人的有五幅。一幅「戎裝像」為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一幅「漢裝像」，為蔣夫人宋美齡女士所收藏，一幅「採花圖」，為日本人收藏，一幅「宴居圖」，為香港張姓收藏家所有，一幅「種花圖」為台北某一收藏家所有，聞現已遷往美國居住。
香妃與乾隆及其他侍從人員畫在一起的畫像共有六幅，其一為李鴻球先生所收藏，二幅為日本收藏家所有，一幅「木蘭獲鹿圖」為法國巴黎居美博物館收藏，一幅流落在海外，一幅下落不明，可能為國外博物館所藏。
高陽先生說，台北故宮博物院的那幅「香妃戎裝像」大有疑問，他說：「明顯的破綻是，所著戎裝，是歐洲古代武士的甲冑。」而我看到的那幅畫像，乾隆與香妃並轡出獵，香妃穿的也是那套服裝，當時回疆因有「絲路」，穿歐洲式甲冑去打獵，並非是不可能的事。
「香妃的真面目」一文中，特別提到「臣永瑢恭畫」的「威弧獲鹿」的手卷，高陽先生認為發現了「容妃」的真面目，文中對於該畫之裝裱，以及圖章印記，及大小均有詳細之記述，並引述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楊伯達先生的研判：「這是乾隆木蘭秋獮，一次獲鹿的真實記錄，宮內所藏乾隆獲鹿之圖尚多，但由妃嬪陪同射獵，尤其是回裝的妃嬪，僅此一件。」
可惜的是，未有任何文字記載，說圖上回裝之妃嬪是「容妃」或是「香妃」。
我所獲得的有關「木蘭獲鹿圖」畫像的資料，是郎世寧所繪，並非永瑢所繪，其全名是「秋獮木蘭御妃扈蹕獲鹿圖」，與「春蒐大閱愛烏罕恭進四駿圖」，同裝裱為一卷，統名之曰：「西鄙歸化圖」。
秋彌，是秋天打獵之意；木蘭是滿州文Muran一字音譯，漢文意譯為「哨鹿」，即以哨聲仿鹿鳴，以引來雄鹿的一種獵法。此處之木蘭，係指木蘭園場，該園場成立較避暑山莊為早，康熙皇帝時造，每年陰曆七八月間，均由漢蒙王公隨侍到木蘭園場去打獵，乾隆時，此一位於熱河省之木蘭園場，是他最喜愛的獵場。
此圖中，香妃全副戎裝，一人騎馬疾駛，伏身張弓，追射小鹿，其奔追之狀，躍然紙上。此圖後有乾隆親題之七言律詩一首，後有東閣大學士三等誠毅伯伍彌泰題詩，詩中提及畫中之女子為「聖妃」，及繪此畫者為郎世寧。
我曾於英文之「郎世寧宮廷畫專集」一書中，見過此畫，下注明現為法國居美博物館Musee Guinet所收藏。
六十五年十二月，此間「雄獅美術」月刊，曾派記者赴法國該博物館採訪，並拍攝該館珍藏此圖之照片在月刊上刊出，據該館表示，此珍藏之畫像是法國胡雷將軍逝世前，立下遺囑贈給法國政府的。最初收藏於羅浮宮博物館，一九四五年，始移交給該館，我猜想，當年一定是英法聯軍之役時，被法人所奪去之戰利品，此圖當較高陽先生所看到的那幅「威弧獲鹿圖」珍貴多矣，二圖不同的是打獵的均是「回妃」，一著回裝，一著戎裝，一未見文字注明，為容妃，一種見文字題詩為「聖妃」，前者為永瑢所繪，後者為郎世寧所繪，而戎裝與香妃個人打獵之戎裝像相同，顯見二人非同一人也。
我希望「香妃」「容妃」的說法，不再繼續錯誤的「傳播」下去，因為是非，總要有弄清楚的一天。
七、對容妃不是香妃一文的回應
姜先生的大作，我用他的『三項鐵證』就可以將它全盤推翻，無須再看他的著作。」下面談他的「三項鐵證」：
第一項，四枚象牙鑰匙的問題（原文恕不照引）這是一項不明宮禁規制者所造的假骨董。所謂『皇上鑰匙』，試問此鑰匙是皇帝自己掌握，還是指皇帝所居宮殿的鑰匙？若是前者，皇帝莫非跟齊白石老先生那樣，親自將家中所有的鑰匙懸在腰間？宮殿鑰匙，例由各宮的總管太監掌管，帝后妃嬪是不管的；其重要宮門的鑰匙，則由「敬事房」掌管。如是後者，皇帝的寢宮不止一處，這把「皇上鑰匙」，到底是乾清宮呢？還是養心殿？
又，姜文中說「清史沒有文字記載，是因她未從乾隆，且被賜死，故沒有冊封。」既未冊封，何來「香妃」的封號？此種自己打自己嘴巴的矛盾，不知姜先生何詞以解？再者明清妃嬪封號，從無用「香」字這種不莊重的字眼者。
第二項，香妃「葬在北京南城下之陶然亭東的『香塚』（高陽按：應作「南下窪」，亦曰「下窪子」，其地在先農壇以西）。在乾隆年間，只有陶然亭，並無香塚，而所謂「香塚」者，不過出土二尺的一方小石碣；相距尺許另有同樣的一方，題曰「鸚鵡塚」。「骨董瑣記」引「越縵堂日記」謂：「丹陽張春陔御史盛藻所作」。而「天咫偶聞」則進一步謂：「相傳香塚為張春陔侍御瘞文稿處；鸚鵡塚則諫草也」。（高陽按：張盛藻字春陔，湖北枝江人，拔貢出身，同治二年補江南道御史。見「清朝御史題名錄」，李蒓客所記微誤。）
關於香塚的傳說甚多，或曰葬八大胡同名妓蒨雲；或曰葬湖北女子李窈娘。謂葬「香妃」亦是其中一說，但此說最不可信。珍妃之死，時人以詩詞悼誌者，不計其數；是故倘真有「香妃」之如姜先生所說的「忠貞愛國殉節」事蹟，如此大好題材，豈有不付諸吟詠之理。但我讀過同光年間詠陶然亭的詩，有李慈銘、張之洞、梁鼎芬、鄭孝胥、黃節等五家，詩皆七律，但沒有一個字提到所謂「香妃」。豈非是「香妃」子虛烏有的反證？
第三項，說郎世寧為「香妃」畫過十一幅像，其中有一幅為台北李鴻球先生所收藏，我曾為李先生題過他的藏品，原想把他手中的「香妃」像，借來一觀，但看到姜文後面一段，心想不看也罷。
十一幅「香妃」畫像中，以有乾隆御題七言律詩，及「東閣大學士三等誠毅伯伍彌泰題詩」這一幅最值得注意，但翻一翻「清史稿」伍彌泰傳，不禁啞然失笑，這幅偽畫就歷史來說，荒唐得豈有此理；但相信在藝術上，一定具有相當的水準，不然騙不過「雄獅美術」月刊的編輯。
現在指出荒唐之處如下：
㈠郎世寧歿於乾隆三十一年，而如有「香妃」打圍獲鹿之事，應在回部初平以後的二十五六年，至遲不會超過乾隆三十年，而伍彌泰授東閣大學士是在乾隆四十九年，這年分上的差異怎麼說？
㈡或謂畫在乾隆三十年以前，題在乾隆四十九年以後，則試問乾隆何以找出二十年前被賜死的「香妃」畫像，命大臣題詩？有甚麼明確的證據及理由？就算一時高興，不必找理由，但亦絕不會命伍彌泰題，因為伍彌泰認不認識漢文都是疑問。遑論題詩；更遑論為詩雖做得不好，但眼界極高的乾隆題詩？
伍彌泰何許人？蒙古正黃旗人、雍正二年襲伯爵，方在幼年，他從當佐領起，一直都是在軍旅中服務，一任理藩院尚書，只要懂蒙古文即可；乾隆四十八年，授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充上書房總諳達，更為不通漢文的明證。
甚麼叫諳達？雖亦是皇子的老師，但只教騎射，在上書房是沒有座位的，與教漢文的師傅，坐而授書，身分不可同日而語。如果入閣拜相的伍彌泰，能奉旨題詩，他應該當上書房的「總師傅」，而非「總諳達」。
再舉一個反證：徐世昌所輯的「清詩匯」，計二百卷，收詩人六千一百五十九家，但翻遍雍、乾、嘉三朝的目錄，無伍彌泰之名，可知他不會做詩。
更舉一個反證：伍彌泰是和珅的外祖父，而伍入閣時，和珅正得寵；乾隆何不命和珅題詩，而要派伍彌泰這個差使？和珅亦會做詩，但清詩匯收其弟和琳、其子豐紳殷德的詩，獨遺和珅，因為他的詩近乎「里諺村謠」。乾隆可以讓他當翰林院掌院，但從未叫他題過畫，做官與學問是兩碼事，這一點乾隆是最清楚的。
總而言之，有關「香妃」的文物，都是假骨董，北平專有這麼一班高手造假來騙洋人及二百五的「專家」，如十幾年前，大陸的紅學專家將紅樓夢炒熱了以後，即有大批與曹雪芹有關的假骨董出現，為我「捉賊捉贓」捉出來的有好幾起，大陸紅學專家，皆無異詞；今年初夏我在北平時，大陸紅學領導人馮其庸為我召集了兩次眾會（無周汝昌。這個胡適之先生的『關山門』的『小徒弟』，似乎跟台灣投過去的馬璧那樣，在我從上海到北平，所接觸到的文教界人士，從無人提起過他們），對我的指斥藉曹雪芹來歛財的行徑之可鄙可笑，皆持肯定的態度。
「香妃」的傳說，流播里巷已久；及至「官大表準」的朱總長認為此即「香妃」，而又由等於國立博物館的「古物陳列所」，公然陳列於武英殿側的浴德堂，並詳加說明，何能令好奇多金的西洋觀光客不信？於是假骨董大批出籠矣！
走筆至此，我認為此重公案辨之已明，但猶有不得已於一言者，因為姜龍昭先生最後的一段話，無異指著鼻子罵我造謠生事。如果他僅是罵我，我不在乎，高陽「名滿天下，謗亦隨之」，挨的罵很多，本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之義，不作申辯。但是以對考據的基本修養尚不具備；於清朝的制度人物亦復茫然的姜龍昭先生，居然武斷輕率地說，容妃不是香妃，香妃另有其人，那是對孟心史先生及北平故宮博物院的專家們的一種侮辱。他們，或則幽明異路，或則形同敵國，皆不能直接向姜先生作何爭辯；不過，他們的蒙謗，事由我起，因此，我不得不向姜龍昭先生提出抗議。如果姜先生對我所駁的「三項鐵證」，能提出令人信服的反駁，高陽從此不搞考據，也不寫歷史小說了。
附錄：
我為香妃說句話■姜龍昭
我研究有關「香妃」的事蹟，前後花了十幾年工夫，近完成了「香妃考證研究」一書，原想請高陽先生給我指教，想不到的是他僅以「臭蛋」來比喻之，這似乎有點「過分幽默」，但拜讀了他的「三項鐵證、原來如此」一文後，我也有話要說，希望讀者能對此事，深入探討，作一個公正的論斷。
首先，我所提到那串象牙鑰匙，高陽先生說，這是一項不明宮禁規制者，所造的「假骨董」；我不管這是誰掌管的鑰匙，也不問是那兒用的鑰匙，我只強調，我在日本的雜誌上，看到鑰匙的照片。高陽看也沒看到那些牌子，就一口咬定說：「這是假骨董。」這公平嗎？合理嗎？再說，日本人造這樣的假骨董，又有什麼用呢？
其次，高陽先生說：「明清妃嬪封號，從無用『香』字這種不莊重的字眼。」
這裡，我願向高陽先生作如下說明：
最先將「香妃」的故事，見諸於文字的，是在王闓運先生（晚清文學宗匠）所撰的「今列女傳」中，及後黃鴻壽著「清史紀事本末」卷廿一，記述「準部及回部之平定」，文末有「編者曰」之記載：「又霍集占妃香妃者，高宗聞其美，兆惠陛辭時，囑為生致之。」可見香妃為霍集占小王爺之妃，該時即已名香妃，並非乾隆所冊封。
民國三年故宮博物院開放供人參觀，浩德堂懸掛有郎世寧所繪之「香妃戎裝像」（此像現在外雙溪故宮博物院保藏中），像下有「香妃事略」；上明白寫著：「香妃者，回部王妃也，美姿色，生而體有異香，不假薰沐，國人號之曰香妃。」
以上所說「香妃」，可見並非是乾隆所封。
再進一步說明，香妃是回人，漢人叫她香妃，據親自去過新疆的唐紹華先生說，新疆維吾爾族人提及「香妃」，都叫她瑪弭兒阿孜沁，說她是波羅弩丁人孜沁的女兒，在一場民族戰爭中，被滿人擄去北京，查考「地方史」上確有一位叫「瑪合雄」，姓阿孜沁的貴族，他的兒子為阿帕阿孜沁，做過康熙帝的御醫。
香妃按突厥字母拚音法，直譯音為「姬月夷妲氏」，意義是形容最真最善最美，亦可解作最圓最亮最美之光，如以維吾爾族語的音直譯，則為「伊帕爾罕」，「伊帕爾」是香，「罕」是女人的通稱名尾。
因此，在平劇中她叫「沙天香」，在話劇中叫「馬天香」，在電視劇中叫「伊帕爾」，在小說中又叫「璣月依妲什」，在電影劇本中叫「羅披亞」，事實上，都是一個人。
民國卅二年二月梁寒操先生曾親訪「香妃墓」，據其記載稱：「場上大小墓數約廿餘，香妃之高曾祖考兄嫂姪輩，均葬於此，是一家族墳場，香妃之墓甚小，僅附乃父墓側，寢宮東南角猶存祭旗靈轎，因西北亢旱，物尚完整，轎中藏狹長木櫝二具，為兄妹二人遺體同時運回故鄉，轎頂四周有竹蓆為簷，藉避雨雪，可斷為來自中原無疑。」歷史學家黎東方教授亦曾去過該處，訪問守墓的回人，他向黎教授說：「這便是香妃乘坐回來的轎子。」黎東方問守墓的回人：「香妃葬在那裡？」他說：「就葬在這裡。」
梁寒操在疏附後又遇見一阿洪，（即回教之牧師也），以「香妃姓氏世系考錄」給他看。知香妃實名「馬漠爾阿孜沁」，漢人呼曰「香娘娘」，父名群和加，為教中名宿，有言出自烏孜別克族者，因名帕的夏阿孜沁，祖名和甲莫名和加，曾祖名依大葉提拉和加，人稱之為登士烈巴克和加，高祖名馬漢馬提於蘇甫和加……這世系考錄我想不會出自阿洪假造吧！
香妃之兄圖的和加，漢人稱曰圖圖公，曾護妹入京，死於北平。圖圖公妻名「底下代漢阿孜沁」，為清某大臣愛女，漢人稱曰圖夫人，圖夫人於香娘娘葬後，捐巨款修此墓場，並建清真寺、廣園及購田為寺產。
此一「香妃墓」十七世紀後又不斷修築、擴建，現包括了主墓室、四座禮拜堂和一所教經堂的一組大型建築群組，成為當地出名的遊覽勝地，若仍堅持要說香妃並無其人，能使人信嗎？
高陽先生引同光年間，李慈銘、張之洞、梁鼎芬、鄭孝胥、黃節等五位名家的七律詩，均沒有一個字提到所謂「香妃」，就肯定香妃為「子虛烏有」。同光年間的詩人，仍是滿清時代，他們當然有所顧忌！若以清朝的詩人無詠香妃之詩，就咬定沒有香妃其人，則何以晚清的文學宗匠王闓運又會把「香妃」列入「今列女傳」中來撰述呢？
我現在來說的是第三項印證，也就是名收藏家李鴻球先生所藏的那幅郎世寧所繪的「武列行圍圖」。
李老先生曾告訴我說此畫當年是他在大陸出高價向一字畫商購得，由其美國友人保管，不過他手邊有一套照原圖拍攝的黑白照片，係分段拍攝，我曾見過。有關該畫之資料，亦是他親口告訴我，他說全畫是一長的橫卷，畫由藍綢黃裡的綢布包袱包裹，裡之中央書「神品上」三字，下蓋木質龍紋大印，中書「原藏古香齋移弆（音舉，密藏也）靜寄山莊莊苑苑字第拾壹號」等字，解開包袱，為古銅色團龍錦套，簽書「御製山莊行圍圖」，脫去錦套，即為全卷，包首用金錦繡雲龍緞，簽繡雙龍，中繡「高宗純皇帝偕香妃山莊行圍」，此畫軸之兩端及帶插，俱用翠玉刻花，極為細緻。這裡我特別要強調的，就是上面繡的這行字，明明是偕「香妃」山莊行圍，並非「容妃」，這當是證明有香妃其人，最有力的「物證」。
展圖首見乾隆御書「武列行圍」四大字，中蓋「乾隆宸翰」印，次為漢、滿、蒙、回、藏五體所書「灤陽觀圍圖」，中蓋「古希天子」小圓印。次即全圖，圖中乾隆偕香妃戎裝乘馬徐行，香妃戎裝式樣與單人之「香妃戎裝像」完全相同，可證明出諸郎世寧手筆也。
圖之中央蓋「古香齋寶」，末尾下端書「海西臣郎世寧榮繪」之款，圖後題跋，首為乾隆御書詩，次為梁詩正之頌讚駢文，中有注云：「皇上與聖妃觀獵於灤陽，循舊制也。」又次為沈德潛五言律詩，殿卷為滿文跋語。
為求證這幅畫是否「假骨董」，我特與李老先生家人聯絡，不幸的是，他已於數年前過世，這幅畫被美國友人轉售他人，已不知去向，真是十分可惜。
我前文中提及「木蘭獲鹿圖」後面有乾隆親題的七言律詩一首，另有東閣大學士三等誠毅伯伍彌泰題詩一節。高文指出，乾隆香妃打獵在乾隆廿五六年，而伍彌泰授大學士，是在乾隆四十九年，似乎不可能相隔了廿幾年，再叫伍彌泰來題詩。再說伍彌泰是蒙古人，可能不通漢文，再查徐世昌所輯的「清詩匯」計兩百卷，亦無伍彌泰之詩，因此證明伍彌泰不會做詩。
我現在要申辯的是，郎世寧所繪的「香妃畫像」，多半在乾隆廿五六年間完成，但有些畫是若干年後，重加裝裱的，如乾隆五十五年，他八十歲過壽時，香妃早已死去多年，但乾隆對她一直念念不忘，有一幅香妃個人的「宴居圖」，畫像上蓋有「八徵耄念之寶」的印章亦是郎世寧所繪，並書有「御賞郎世寧繪香妃宴居圖萬壽聖典重裝奴才耆齡監工」等字，即是一例。「木蘭狩獵圖」完成於乾隆廿五六年，過了廿多年，又重加裱裝，請伍彌泰題詩，並非不可能。再說伍彌泰題的詩，可能是蒙文，或滿文，予以漢譯的，也是可能的，因伍彌泰他處很少看到他的詩，確是事實。
乾隆蒐藏的那些郎世寧所繪的畫像，除了大小印章外，多半在裝裱時，在畫後都有大臣在後面題詩，並且例有漢、滿、蒙、回、藏等五種不同文體的文字。我所認識的，只是漢字，其餘四種文字，都看不懂，伍彌泰的詩，是否蒙文漢譯，或由他人代為捉刀，我不得而知。
最後，我要聲明的是，我強調「容妃不是香妃」，香妃確有其人其事，並不是在罵高陽。我只是引用我所看到的一些文字資料、物證、人證，來證明一件事。孟森先生過去弄錯了，我們不能跟著盲從，再繼續錯下去。
八、我也為所謂香妃再說幾句話
姜龍昭先生還要「為香妃說句話」，越說越奇，也越說越荒謬，只怕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在說些甚麼？譬如，既肯定「香妃」為「霍集占小王爺之妃」，乾隆囑兆惠「生致之」，而後文又說「香妃之兄圖的和加」，「曾護妹入京」，豈非又是個自己打自己嘴巴的矛盾？
雖然姜先生引了好些例證來支持他的說法，但稽諸可靠的記載，則殊不然，如說有一「阿洪」，向梁寒操先生出示「香妃姓氏世系考錄」，但乾隆年間戍守新疆的旗人七十三，著「回疆風土記」（中華版古今遊記叢鈔卷四十二）則謂：「回子無姓氏宗譜」。至於「香妃墓」及「香娘娘廟」，同時及稍後之人，如七十五著「新疆紀略」；洪亮吉著「伊黎日記」；倭仁著「莎車行紀」；林則徐著「荷戈紀程」，描寫風土極詳，而皆無一字涉及。請問讀者，你是相信年代久遠、記述傳說的梁寒操的話呢？還是求證於名士、名臣的洪亮吉、倭仁、林則徐的親身經驗？
倘謂爭辨的焦點是郎世寧所作，伍彌泰題詩的那幅「木蘭獲鹿圖」，說伍彌泰的詩「可能是蒙文，或滿文，予以漢譯」；以及「乾隆蒐藏的那些郎世寧所繪的畫像，除了大小印章外，多半在裝裱時，在畫後都有大臣在後面題詩。並且例有漢、滿、蒙、回、藏等五種不同文體的文字。」直可謂奇談之尤，根本就不必作甚麼辨解了，不過我還是想告訴姜先生，我們的「故宮文物」月刊，連載過一篇韓北新先生所作「郎世寧繪畫繫年」的文章，凡是郎世寧存在清宮的作品，每一幅都有詳細的紀錄，你不妨檢查一下，你所說的，郎世寧為香妃所作的十一幅畫像，在不在內？韓先生是何說法？
大約三十年前，我作了一個考據，請胡適之先生看；適之先生以微帶呵責的語氣說：「這種考據做不得的。」我明白他的意思，「大膽的假設」必須有一個「有可能」的前提，如果根本無此可能，先存成見於胸中，則「求證」必不能「小心」，經不起駁斥，豈非枉拋心力，自討苦吃？
現在我又多明白了適之先生的一層意思，像這種無中生有的考據，往往會發生誤導讀者認不清歷史人物及真相的後遺症。乾隆一代英主，極重威儀及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他常譴責科舉出身而行止卑汙的臣工：「此豈讀書人之所應為？」若謂承平之世能殺其夫（霍集占）；奪其妻（所謂「香妃」），此不但不是讀書人之所應為，而且何以服藩屬之心，而能令其帖然效順？果然如此，以後幾次甘回、陝回作亂，天山南北路及青海的藩部早就起而響應了，乾隆又有何英主令名之足稱？
最後要作個聲明，關於「香妃」的問題，在我來說，辨之已明，不必再談；姜先生如仍有話說，我不想再奉陪了。
一九九○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