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回来以后，妈觉得我在日本学习两年，学业大有长进，已找不到合适的班级让我继续读书了。幸运的是，妈的一位朋友找到一位毕业于著名女子师范学校的老师，她辅导学生参加入学考试。这时，在姑姑家住了许多年的梅姐也回来了，也想得到老师的辅导通过校考。我们老师非常有远见，当她得知我们姐俩已学过古文、数学、中国历史，便决定让我们直接参加女子师范三年级的考试，虽然当时我们年龄还不够。我俩经过近半年的发奋学习，通过了三年级的入学考试。
记得穿上校服的第一天，我和姐姐高兴坏了。那是1919年秋，我们穿上淡蓝色的棉织上衣，黑色的短裙，配上一双黑鞋。我们还把辫子在耳朵上挽成两个发髻。我对着镜子左照右看，异常快乐，对妈说：“妈，我们终于长大了。”
“孩子，等你真的长大了，就不会这么想了。”妈叹了口气说。
我和梅姐开始沉浸在美好的校园生活里。梅姐很快就有了很多朋友，并赢得了“洋娃娃”的美称。她的眼睛大而漂亮，两片薄嘴唇，姣好的皮肤，个子在那个年龄也算高的。女孩子都很喜欢她，一下课，她们就围住她听她说个没完。她聪明善辩，常令我想起八姐，因此，我也加入到赞美她的行列。
进校不久，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学潮很快席卷全国。我们当时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英、法、意、日等列强对中国非常不平等。对德作战，中国也是战胜国，可她得到了什么？情况比以前更坏。德国撤走后，日本占据了青岛，享有更多的特权。除此而外，日本利用中国的内战，窃夺土地，同军阀签订秘密协定，进而在中国许多重要领域享有特权。当时的军阀们都有列强作靠山，他们是主要的军火来源，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决定着内战的命运。有时列强的资本家们利用军阀混战，把剩余资本作为赌注。这样，有的公司、企业利润上升，有的财力受损，利润下跌，市场混乱。但资本家心里一点不乱，那些发了战争财的自然春风得意，那些亏了本的准备再一次冒险。对他们来说，中国的内战犹如一场游戏。数以万计的士兵死亡，房屋被毁，黎民百姓在饥饿中痛苦挣扎，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却得不到粮食。对这些，资本家从来不动心，因为他们绝没有半点想停止战争的诚意。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只要他们不再向军阀出售军火，内战轻易就会制止。
学生运动取得胜利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发现外交部长曹汝霖同日本签订了秘密协定。他们招集其他几所大学的同学，告诉市民中华民族正处在危机时刻，外交部长出卖国家利益，已同日本签订了几个秘密协定，不能再忍受了。他们组成学生联合会，北京的几乎所有学生都入了会，决定举行游行示威。近万名男女青年学生渴望为拯救民族的命运做点事情。
清晨，学生们手举写着标语和校名的横幅上街了。他们在街头演讲。下午，他们向总统递交了请愿书。总统接受了，但学生联合会的秘书长没有找到外交部长。他们立即问群众该怎么办，群众决定立即去外交部长曹汝霖家。部长逃跑了，他们只找到陆副部长，然后进入曹宅，还是没有。过了一会儿，曹宅着火了。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人知道是谁放的火。有些学生被警察逮捕。
总统被这条消息震惊了。第二天，首都的所有商店都关了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大城市相继举行学生游行，商店关门三天，声援学生运动，要求总统释放被捕学生，取消政府同日本签订的秘密协定。经过内阁会议的讨论，总统决定释放被捕学生。学生运动一天天壮大，许多知识阶层的人士，诸如大学教授、学校老师、记者也都参加进来。他们中大多是爱国者，很少有政治家。
我们女师的所有学生都热情洋溢地参加了这场运动，以能为国家分忧感到骄傲。我校大多数老师积极帮助学生制定游行计划。在北京学生联合总会下面，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学生会。我的中文是班里最好的，被选为学生会的四个秘书之一。当我们准备游行或到公众中演讲的时候，都是由我来写计划、标语和演讲词。
一年之后，两名罢工工人被日本厂主杀害，我校学生会向天津市长递交了请愿书，要求他转呈总统。我们走上街头，讲演宣传，努力说服商店抵制日货，关门一天，并要求政府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
许多商店为声援学生运动，停业一天，而且给总统寄去了请愿书。那时天津有许多日本商人把便宜货带进市场，卖好价钱，除了这，他们常常将走私品运到天津，谋取暴利。中国的商人对此非常气愤。
游行返校，教语文的张先生便要求我们就当天的事写篇作文，他选出最好的送那时著名的《天津日报》发表。
第二天早上，张先生带来一张报纸。下课时，他当着全班朗读。我听出来，那是我的作文。脸红心跳，紧跟着眼泪也下来了。我谁也不敢看，并感到同学们开始用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奇怪、羡慕的目光注视我。
“留着这张报纸，”张先生把报纸递给我，“上面有你的名字，等你有一天成了作家，就更会珍惜这篇东西。”
张先生是我们的班主任，是那种以言传身教影响学生的教师。他三十五岁左右，高高的个子，宽肩膀，典型的北方人的肤色。他是当时我所认识的最爱国的人士之一，憎恨日本人，讨厌西洋货。他家住在满洲南部，1896年中日战争时，被日本人占领，父亲被捕，母亲出走，他流落街头。好在叔叔找到他，把他带到天津上学。中学毕业时，老师看他很有希望，就把他送到一所学院学习中国文学。他在这方面的学业非常出色，毕业后回到天津任教。
学生运动在天津持续了两年。张先生经常帮助学生会。为他的学生制定了参加许多活动的计划。他帮我们修改演讲稿和给政府的请愿书，还有送报纸发表的文章。他边读边改，认真细致，好像在做自己的工作。他赢得了我们的尊敬和爱戴，做什么事都事先同他商量。
“我认为，一场随随便便的革命不能拯救中国，”有一天张先生说。他是当时大胆探讨此事的第一人。“辛亥革命只把皇帝拉下马，对中国并无多少帮助，它充其量不过是使人们认识到，没有皇帝如何生活。但革命后出现的封建军阀比昏君暴政更可怕。你们明白吗？”
他常向我们讲解军阀混战，分析帝国主义如何插手，使国内连年烽火，战事四起。
“我今天算是看透了所谓＂文明之邦＇，”张先生说，“在我看来，义和团运动后，他们突然发现中国是个不文明的国家。我们有些从西方回来的年轻人，常常盲目吹嘘西方，瞧不起中国的一切。在他们脑袋里，欧美的月亮都比我们的可爱。倘若他们仅仅是赞美西方科技领域的成功，我并不责怪什么，可我不明白，当他们炫耀西方的哲学和文学时是怎么想的。
“我们有自己伟大的哲学家，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还有许多不太著名的哲学家。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呢？我们应该为我们的祖先感到骄傲，铭记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而不能把他们遗忘。”
我记得有一次，张先生对学生运动中提出的取消学校开设的古文课，表示了强烈不满。有一份较有名的杂志出了一期专号“打倒孔教”，这使张先生非常愤怒。一天，我们放学正要回家，他走进教堂，脸气得通红，眼睛里盈满了失望。
“我有话要说，”他的声音颤抖了，“你们有谁想回家，请便。我只对爱好中国古文的人讲。”
张先生在学生们中间很有威望，于是我们都留下来听他讲。
“我现在感到，学生运动越走越远。他们要废除文言，北大的学生甚至公开讲：“文言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皇帝已被赶跑，儒家思想也该从中国人的头脑里肃清。＇还有人提出，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的思想方法，换言之，是要放弃我们旧有的一切。如果这样，我想我们也没必要学习中国历史了。真是荒谬绝伦。”
我同意张先生说的，并开始有点怀疑学生运动的某些举动。在学校，对中国古典文学，我比大多数同学有更深的理解。我特别喜欢形式别致、哲理明晰的《孟子》，它的基本原则是仁义，意味人对他人负有一种责任感，像大禹治水。他说如果看到有人溺水，就感到濒临灭顶之灾的好像是自己。《孟子》中有许多为他人谋利益的训诫。
有一次张先生说：“《孟子》中有许多类似于现代民主国家的政策。孔子教我们尊老爱幼，而孟子提出社会应该赡养老人，施教青年。
“孟子也是凡人，他曾对国君讲，衣食足而后知礼节，国家的功德在于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不是很现代的观念吗？”
以我当时的年龄，还不能完全弄懂孔子、孟子的学说，可我钦佩张先生的学问、见识，所以能牢记他所讲的。他常让我们在作文课上写信，说这种方式可以活跃我们的思想，因为女学生不太愿花工夫写长作文，可极爱写长信。他给我们出过不少古怪的题目，并鼓励尽可能往长里写。
有一次，他让我们给总统写封长信。还有一次，让我们给月亮写信。我写给月亮的信得到表扬。我记得在两节课的时间内，写了三千字，把所有想到的都写了进去。张先生非常高兴，第二天送我一本《庄子》，问我是否读过。
“你肯定爱看，在我的学生中，你最有资格看《庄子》。”他说。
他在卷首题了一行字：“这本书会使你的头脑保持清醒，睿智。”这更使我倍加珍视。
“记着哪儿读不懂，告诉我。我最爱读《庄子》。你肯定也会越读越着迷。”
我不知是被他的介绍还是书本身迷住，几个月里，我常常每天凌晨四点爬起来读《庄子》。
读完《庄子》，我开始能看清无形无色的美的事物了。我能看见我的白日梦。我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静思冥想一些以前从未理会过的意念。我很少跟妈和姐说话。只是有时想跟爸聊聊，我知道他会对我此时想的感兴趣，可惜他不在家。
《庄子·外物篇》有段文字最令我难忘：“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我急于找到启开无言思想的钥匙，故而几个小时静坐，观察不会说话、没有思想的猫、狗和树上的鸟。我想通过观察，或许能发现一些真谛，但屡屡不能成功。我常左思右想，很难宁神静气，没几分钟，就忘了开始想的什么。然后又重新开始，免得思绪像纵横驰骋的野马。我试图像“得鱼”的“荃”一样把握自己的思想，但把握的一瞬间，又不得不用“言”告诫自己。我一有所悟，就感到我们是多么愚蠢，头脑总是思想的奴隶，而思想是什么的奴隶呢？我开始感到困惑，每当此时，头脑就空白一片······没有理性，没有感情。
我脑子里想些什么，便记下来给张先生看。他给我写道：“很高兴你这么喜欢《庄子》，可我担心你难以消化。我不该让你读《庄子》，你还太小，不能让脑子太累。”
然后，张先生让我读《庄子》里的《秋水》、《马蹄》、《逍遥游》、《养生主》等。
“庄子是个大散文家，”他对我说，“他的书同文学作品一样，令你沉醉其中，并能拓开思路。西方有耶稣、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我们东方有孔、孟、老、庄，都是大教育家、大思想家，他们的学说对我们都有启发。全研究透了不可能，读出味道就成了。
“你一定读了《庄子·盗跖篇》，该对孔子有认识。其实，此篇被认为是后人伪托庄子之名所写，但文章很妙，光为欣赏，也要读它。”
我照张先生所说刻苦学习，一有时间，就打开《庄子》诵读。
一天，有位老师没来上课，我们都跑到外面玩。我像平常一样，随身带着《庄子》。郭荣欣跟我走在一起，她在班里年龄较大，是学生会的一个秘书，思想有点左。她对班里岁数小的同学，像待妹妹一样亲切和蔼。
“我想跟你谈谈，走走吧。”她对我说。我们坐在校园角落的一条长凳上。
“你知道，我和你一样钦佩张先生，但近来他开始怀疑学生运动。”
我问为什么。
“为什么！他让你读《庄子》，最近又大讲古文。学生运动正要打倒古文，包括《庄子》。可惜张先生根本不考虑这个。”
“可庄子是个哲学家，也是自由思想家，”我说，“他甚至在文中反讽孔子，读读《盗跖篇》你就明白了。”
郭荣欣读着《庄子》。我在注意她的表情，她的皮肤被太阳晒得很黑，脸上有些小粉刺。她先是皱眉，假装不愿读，渐渐地，她的表情起了变化，露出天真的笑靥。我很高兴，感到心上的石头落了地。我对她说：
“这下你知道张先生读什么了吧，喜欢吗？”郭荣欣点点头，表示同意。
“庄子真是位大哲学家，我为他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用苏格拉底、柏拉图代替庄子太可耻了。我这就给学生会写信。”
郭荣欣非常爱国，是那时的“思想先驱”之一，随时准备为拯救中国牺牲自己。
我很高兴说服她读《庄子》。我挑出我用红铅笔画了线的段落给她看，里面充满了睿智的思想和哲理的辩证。她读出了兴趣，她毕竟年轻。
她去给许多同学讲《庄子》，劝他们也来读。单纯、虚心使她的个性迷人，而且这也是当时许多领导者的品德。
一天，她告诉我，从北京的一位朋友那里听说，北京大学著名的胡适教授，留学西洋时，翻译了《庄子》。
“《庄子》是那么奇妙，而我险些出了差错。”她说。
我见她眼里盈满了泪水。那泪光后面一定有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它一定非常美。
几年前，我听说郭荣欣被山东一个军阀杀害，因为她是共产主义者游行的领导人。张先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一年，在南满被日本人杀害。
写到此，我仿佛听到张先生在用浑厚的声音诵读《庄子·秋水篇》：“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