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搞错。我仍是共产党员。就算你用手枪抵著我的脑袋问我同一句话，我也还是这么说。自重的人必须守信。我不急著写自白书求饶。但是你若有兴趣，我要告诉你我怎么会卷入这一切是非之中。事情很复杂，远比你想像中复杂多了。
我要声明，这个故事可没有贪生怕死这回事。事实上，故事开始的那段期间，每天都有共产党员被公开处死。那是一九二七年，将近四年前了。那时候你若停在公共场所看墙上的报纸，总会听到黄包车夫在背后聊天。他们正在谈当天处决人犯的事。谈话内容可能是这样：
“今天砍了二十七颗。”
“只有二十七颗?”
“只有二十七颗，这话是什么意思?如果嫌不够，我就把你的脏脑袋割下来，凑成二十八颗。咔嚓!”你仿佛看得见那人把手掌边缘当作利剑，要砍同伴的脑袋。但是另一位黄包车夫不闪也不躲。他说：“不妨事，不妨事，不过是个碗大的疤。”
次年是一九二八年。当局不再在公共广场将犯人斩首示众，改押到识字岭公墓去桧毙，每次枪毙一两个。过了一段时间，长沙慈善委员会就在那儿立一道高高的石碑，上面刻著：“绞斩炮亡脱苦界，低头礼佛得生机。”
真是谎话，真是虚伪!难怪马克思说宗教是民族的鸦片烟。主持善事的先生说他们给死刑犯带来安慰；但他们却鼓励死刑犯乖乖当待宰的羔羊。你也会恨那些黄包车夫，气他们迟钝和无知，他们任由军阀和卖国贼掌握他们的命运，使大家永远陷在耻辱和贫苦的深渊。他们耻笑那些想救他们的人，调侃那些在奋斗中丧命的志士。现在你渐渐明白中国国民为什么会像狗一样在小国城镇被外国入射杀了吧。我们活该!我们是一群被贫穷压垮了无知的人民。我们为什么会暡日本人欺侮呢!我们活该，用不著再细说了。为了拯救民族，我们必须唤醒大众。中国共产党就是为此而设的。不过，理想要付诸实现，可就复杂多了，远比我想像中来得复杂。
我怎么会卷入这一切是非之中?这要从一九二八年，我十八岁中学毕业班那年说起。当时我正在恋爱，陷得很深。
李丽华是我的同班同学，年龄只比我大几个月。打从中三，我就注意到她非凡的美貌。她的脸色白哲，肤质柔滑，白得像缎子，简直可比美那种薄得只剩一层釉的细磁。很多人说我喜欢把事情罩上浪漫色彩，也许吧。但李丽华可不是那种浪漫的弱女子：谁也支配不了地，对她神气活现。由于她有肺病，她从不让我亲嘴。是她带我去参加“马克斯主义研习团”的。
我只吻过她一次。有一天晚上我送她回家，硬逼她就范。她很生气。地对我大吼，“你这白痴，一年后你就会害肺痨死掉。”
我答道：“不会，你和我都不会夭折。我们会活很久。我们快快乐乐相伴过一生。”
听了我的讲法，她似乎很感动；心软下来，但还是犹豫不决。她用手指抚摸我大衣的衣领，在上面画小圈圈，身体却跟我保持一段距离。然后她轻声说：“答应我，在我觉得妥当以前，千万别再这样，好不好?”
我不太明白她是指她的病情还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她抬起下巴望著我，我看见她眼里含著泪，在月光下亮晶晶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晶莹剔透，实在太美了。唯有白居易的“梨花一枝春带雨”差可形容。
李丽华在六个月后去世，我茫然若失。长久以来我一直假定她马上就会复原，跟我厮守，现在我必须孤零零开创新生，带著破灭的希望翻开生命的新页。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毕业的。这大抵要归功于我的数学老师。他给我加分，而且跟别的老师说：这孩子本来是好学生，现在有烦恼，我们好心给他一次机会吧。就这样，我没有被退学。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别。下管毕业或不毕业，中学文凭根本算不了什么。
我不想在商店或其他地方当学徒，我若想当学徒，早就可以当了，何必辛卑苦苦念中学呢?但是我的成绩太差，自知不可能请到奖学金去上大学。靠家辖出钱在沿海的部市读书更是妄想。自父亲去世后，母亲便住在平江娘家，她已经把仅有的一点积蓄全部给了我：地觉得我若是好儿子，过不久就会寄点钱给她。毕业后我搬出宿舍，住进二叔家。
我参加“马克斯主义研习团”每周的聚会，几乎从不间断。没事做是原因之一。我喜欢我们的小组长——左全和他太太姚梦都是学校的老师：他们和李丽华很熟。我想不起开会时我说过些什么话。想必很激烈吧，没有理由不激进的。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一切只是学术讨论而已。我们不是任何党派的正式党员，也没有签遇什么誓词或发过什么誓：但是研习团的每一个人部被视为共青团员。在国民政府和军合集团心目中，共青团员就是共产党，也就是###。他们不注意我们的组缴细节。他们订出一段时间该逮捕多少共产党的配额，最近我们人数不多，所以处决的人犯只有几个。大多数被捕的都是党员游击队，有些只是嫌疑犯而已，既非共产党，也非共青团员。
?在亲戚家住了将近一年，仍然不知道该做什么。我的二叔曾对我说：“克明，我的好侄儿，听我说，我家就是你家，多亏你爹，我才有今天。他牺牲一切，让弟弟好好受教育，要是没有他，我不会是今天的我。他的恩情我一辈子也还不清，你在我们这儿爱住多久就住多久，不管人家说什么闲话，都别理他们。”
这话我听了很感动。而他说的也是真情。我父亲确实牺牲过，而且是不小的牺牲。他辛辛苦苦帮助二叔上完土地测量学院。现在二叔是测量工程师，在湖南公路局上班。不过他应该先请示他太太再向我提出保证才对，我不只一次听见二婶对访客说：“每一家都有几个穷亲戚嘛。我们应该互相帮忙，不错。可是帮忙也该有个限度。我们可以帮忙三个月，或者至多六个月——这样已经够久了!”
所以，我听到党要派我到上海那天，非常兴奋。至少我可以有机会脱离这种沉闷的生活了。
###组织中，我只见过罗义农同志。跟他面谈的经验怪怪的：见过江西野战领袖的照片后，你会以为每一个###头子都是大老粗，穿棉袄，吃狗肉。罗义农给人的印象完全不同。他穿西装，裤子上的褶痕好挺好挺。他曾脱下银边眼镜，用一条白手帕擦镜片，然后把眼镜举在空中检查，觉得满意了才戴回脸上。几分钟后又再来一次。他是习惯这样，还是心里想别的事，或者摘下眼镜偷瞄我?我真的不知道。
起先他不叫我同志，跟“马克斯主义研习团”的朋友们一样叫我“小赵”。他也称呼左全“老左”。“老左，明天十点跟你碰面，不是在这儿，是在皇仓坪。”他就这样把我的小组长打发走了。现场只剩我们两个人，我们继续谈下去。
他笑嘻嘻对我说：“听说你上海话讲得不错。讲一句来听听。”
真没想到。前些时候我们学校的话剧社演过一出戏，剧中有个人物是沿海来的人，可怜他只会说家乡话，碰巧他要的东西在内地话辖听来像一种东西。那个角色由我饰演，对白很不错，我们都笑得半死。还有人夸我有语言天才呢。其实也不难，说话时只要把舌头顶著上牙床的恰当部位，稍微拖拉一下，含糊一点就成了。我喜欢学舌。那种话特殊的字汇不多，小鸡对付，我猜那出戏演得很成功。我不知道在湖南党委会相当重要的罗义农怎么会知道消息，单挑这件事来试我。我随口说于几句戏里的台辞。
罗义农说：“不坏嘛，你的口音像青浦地区的人。”他自己显然不太熟悉上海话。接着他说出几句话，要我用上海方言说一遍。他听了很满意。他第二次擦眼镜，就在这个时候。
墙边有个脱了壳的旧式手提箱，用皮带束著。罗义农对我说：“我要你把这个东西举起来，扛在右肩上。”
我听命行事。皮箱挺重的、我穿著长袍，费了一番工夫才把皮箱举起来。不过总算办到了。
“看好。假设这是一艘小船的跳板。”他一脚前一脚后，踩上地面的一块木板，又回头摆个平衡的姿势，然后继续说，“我要你单手扶皮箱在上面走走看。左手要随时准备挡开港口附近的混混；他们可能会伸手来抢皮箱。”
我不是运动健将，但我身高五尺九寸，这事难不倒我。我照他的吩咐做，自信二正能应付那种场面。我觉得真好玩。罗义农老是咧著嘴笑，我也笑了。
但罗义农突然面色一寒，命令道，“放下，赵克明同志。”这是他第一次把我当党员，叫我同志，“这可不是儿戏，事关千万人的生死。”
我放下皮箱，发现他又看了我一眼。隔著厚厚的镜片，他的目光冷得吓人，脸上的肌肉绷得很紧。我照他的吩咐坐下。
“你想问怎么回事，对不对?千万别问，我们还在打仗，每个人都是战士。我们服从命令就好了。军队正在热战中，士兵一直问我们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那样，包准有大祸临头。我们会全部完蛋!”
他正用左手掌揉搓右手的指节，害我也好紧张。他说：“放轻松，你自告奋勇接下这档差事，我们很感激。”
我可是头一回听到有这回事。我从来没有自告奋勇做什么。刚才左全才告诉我，上级要我跑腿办一件事。反正争辩也没有用。这时候我己彻底明白罗义农是什么样的人———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是他有理就对了。等我们俩都平静下来后，他把我需要知道的事项一五一十告诉我。
皮箱辖全是黄金，有戒指、手镯、项链、链环、耳环……一共五百十九件，总共三十五斤左右，全部是我们红军在江西的战果。国民政府军想包围毛泽东和朱德手下的战士，朱毛迎头痛击。起无国民政府军以为可以轻易得胜；他们涌到那几个地方，一发现情形不对，连忙脱掉袖子上的青天白日臂章，向我们投降。现在我们的苏维埃区扩大不少，春耕前的土地改革进行得很顺利。很多地主的财产被没收，连家用品也包括在内，这些黄金就是战利品。
我们解放区实在用不著贵重的金属。必要的东西都有了。何况区内的银元够用好长一段日子。党部决定把金饰送往上海，因为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在那边压力很大。打一剂强心针可以鼓舞士气，而且可以巩固我们的国除地位。
从江西到上海最好走的路当然是东北方向直行。不过国民政府军在那边设了不少路障，他们的情报人员在沿路的所有客栈徘徊流连。我们的策略是把黄金往西运列长沙，再由这边的党支部接转到海岸地区。把它分成许多小包裹会敌人疑宝，若有一包曝光，其他的也保不住，所以我们绕大圈子送货，采用集中方式，也就是全部放在一起，结果成功了。一位农家出身的女同志把东西全部放进竹篓，塞上脏兮兮的破布，扛在背上带进来，总共超过五百件，重达三十五斤。地讨饭讨了三天，才抵达军阀何键的军队控制的地区。这三天内没人猜想到这个乞丐其实是全区最阔的女人。她完成这截任务后，我没有理由不把下一段办好——下一段是坐河上的小船运送。
罗义农打开手提箱。他要我把大件的金饰放进一条棉被里，另外有一些塞进衬衫和长裤，有些跟袜子卷在一起。他解开其中一件，是一枚戒指。他指给我看，“看好，内缘刻有金匠的名字和商标。他们一直宣称这是百分之百的红沙纯金；其实成色不定。专家看一眼上面的小字迹就知道黄金的成色。看，这个小駮駮注明东西是江西产的。你一定奇怪我们为什么不把金饰熔掉。我告诉你，省得你多问。这方面我们有困难。三、四十斤黄金不是小数量。假如在市场卸货，金匠有义务向同业公会的师傅报告，话就会传开。所以我佩只得照原样把东西运出去，我们在上海的朋友——我们在那边有位特别的朋友——懂得怎么处理。”
“我知道，罗先……”我迟疑不决。见过乌云和艳阳轮流在他戴眼镜的睑上出现后，我不知道该叫他同志还是先生才好。但是罗义农似乎不在意。
他说，“还有一件事，随身带些你写过字的纸张和笔记本。记住，你是内地学生，准备到大都市考大学。除非必要，你用不著说上海话。这趟任务不要求你耍什么手腕。我要你装傻，避免不必要的接触。只要东西送到，你就立了一件大功。”
当时我还没会意过来，如果在今天就不同了。听他的语气，活像我是来应征这项差事的；可是我到那儿之前，手提箱上早就印好我的名字，衣服上的洗衣店标签也打上我的姓名。噢!这件行李箱装了好多宝贝。我不敢确定黄金有多少，全凭他一句话，我也不知道每一件都注明来自苏维埃。如果有人问我罗义农是谁，我很难说出差强人意的答案。我只知道他三十出头，体型微胖，衣著十分讲究。说老实话，那时候我甚至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他在党内究竟是什么身分。
我用不著装傻，我本来就是大傻瓜。
我不想长篇大论描写我到上海的经过。你们有很多人以前都去过，算不了什么。不过对那些从未乘船航行长江的人，有几件事必须提一下。首先你得乘火车到武昌。三等车厢的窗户通常都关不起来，梅雨季节当然也不例外。于是你需要一条大手帕，有条干净的毛巾就更好了。火车头叽叽戛戛往北走，洒得头几节车廂满是煤屑。所以你必须不时擦擦眼睛，挖挖鼻孔和耳朵外侧。到了武昌，就乘市内渡船过江到汉口，再连夜搭轮船顺流而下，或者一大早上船。长江边随时有轮船停著——通常是英国船；偶尔也有中国船或日本船。那天我搭的是英国籍的船，名叫“福州号”，烟囱呈橘红色，顶上有一道黑边。
罗义农说得不错。我需要装出一副“别惹我”“我很有把握”的模样，才能挡开港口附近的那些家伙。黄包车夫吆喝著：“嘿，少爷，你要去哪里?”一两个流氓模样的家伙会走上前来说：“先生，要不要旅馆房间?”他们举起硬纸板上贴的红招纸，在你眼睛前面晃呀晃。假如你落人圈套，说不准流氓的另外一只手会在你身上搞什么花样，等你发现可就太迟了。若有满脸嫩相的旅客提著三、四件行李，这些无赖会上前各提走一件。人家诘问他们，他们便说年轻人初进城，无亲无故，他们好心帮忙嘛。那边当然有警察。不过，想想看这种场面他们见多了，一个月看三十天，一年看十二个月，白痴才相信他们有心保护你呢!总之，我得避开这些扒手、警察、地下工作人员、国民党特务和身兼上述几种身分的入。对我来说，他们的威胁部很大：都有可能坏了我的大事。
那么，为什么让我一个人走这趟路呢?这是罗义农聪明的地方。他要不是胸有城府，怎么会成为###指挥阶层辖的大红人？他的主意是出奇制胜。出奇就得采用不合常理的方法行事。冒一次大险比冒许多次小险安全多了。
我肩上扛著破破烂烂的老爷皮箱，左手挥著一把伞骨斑驳的乡下雨伞，骗过了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家伙。他们走近之前，我略微转身，把伞举到手肘的高度。我只要眼睛一扫，他们就不敢打我的主意了。试遇一两次后，我觉得好玩，还多加了一招。又有一个码头老前辈跟我打招呼了：“嘿，小子，你要去哪里?”
我学他的湖北口音，说出一个料想不到的答案：“一个好地方。”
他被唬得目瞪口呆，举步跟上来，嗓门却小多了：“是什么地方？”
我得意洋洋说：“嘿，你居然不知道!还当向导?”
不过这一招太莽撞了。罗义农同志如果发现，决不会饶我。搞不好全部计画都会遭殃：李丽华如果还在世，也决不会让我这么做。她会痛我的小资产阶级心态，事后还长篇大论教训我要怎么帮助这些被腐败社会害惨、却没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
上了轮船“福州号”，我爬上大统舱的一个上层卧铺，大统绘跟货舱同在甲板下面：卧铺分两层，一共有五、六十个。我多给了茶房一块钱，昕以我住的是靠墙的卧铺，不是靠走道的，而且头顶还吊了一盏灯泡。我跟他说晚上我要看点书，有灯太好了。我把手提箱贴著床头板放好，身子靠在手提箱上，把那儿当做小躺椅，睡了三夜。
你大概会觉得我小心遇度吧。什么扒手有办法在钢板做哎的大统舱带走一个三尺半长、拴著皮带的大皮箱呢?不过事情很难说。长江的河船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小偷若非跟船员勾结，哪里敢在船上作案呢?听说他们连船锚都有办法带走。他们可能是“红帮”、“青帮”、“袍哥会”、“三合会”、“宁波帮”或“绍兴帮”的人——总之，什么都有可能。我知道有小偷用剃刀割开旅客的袋子和箱子。他们也可能派个人先喊“抓贼哟，有扒手!”等大家四下检查贵重物品的时候，真的贼在一旁细看，下一次就知道该从什么地方下手了。
住大统舱有几个好处。行李不必寄存，比较不显眼。旅客不会应邀到包厢房去打扑克牌或麻将，也不需要到餐厅去用餐。吃饭时间到了，茶房会扛一大竹篓饭进来，宣布：“吃饭罗!”轮船公司只供应米饭。旅客冲过去，用自己带来的饭碗和搪瓷杯装饭，拚命填满，不久竹篓便见匠了。回到铺位上后，他们坐著或蹲著，用自己带来的一罐罐酱瓜、大白菜干、豆腐乳、熏鱼配饭吃，偶尔也有人带腌猪肉和香肠。有些旅客没有菜佐餐，只有一小包一小包辣椒粉，用滚水一泡，熏得眼睛和额头都红了。油腻腻热辣辣的气味在舱房襄好久都不会散去。
上厕所对我来说是最严重的问题。洗手间在统舱外。我要跑上再跑下楼梯才能列那儿，而那边总有六、七个人在前头等著。只有那段时间，珍贵的手提箱暂时离开我的视线，我愈是急著赶快进厕所，好尽快回到卧铺，排在前面的人好像愈要在厕所襄磨时间。噢，我真是急死了，想想千万人的生死全仰赖我，我上厕所的快慢关系太重大了!我真的好紧张。后来我一想：妈的，就算我急得尿裤子也无济于事嘛，只会使情况更糟糕。有什么严重呢?万一黄金被人摸走，就随它去吧。等事情真的发生再操心世不迟，这一来我的心情马上就好多了。我觉得根本不必上厕听——至少不必上这么多次。
这艘船宣布停靠九江、芜湖和安庆三个河港装卸货物，船三罪码头，旅客还没下船，民众就一群群蜂拥而入，有苦力，有摊贩，也有换钱的人。他们带著绳子和竹竿，一托盘一托盘的食品和香烟，一捆捆纸纱，一堆堆铜币和银元。他们大声吆喝，把手上钱币弄得吭吭响。晚上他们带著灯盏甚至火把上船。直到船上鸣锣开船，他们才肯走。
第三天我在首都南京下船。轮船要继续开往上海。但我们知道国民政府军对进出上海的货物要抽内陆运输税，几个外国大势力加入竞争，所以僵持不下。中国海关不肯插手。打从满清时代，他们便一直听命于英国总税司。现在蒋氏的财政部长，也是他的大舅子宋子文成立一支税警队；可能会强行收税。他们至少会搜船找禁运品，听说相当麻烦。我奉命避开上海港口，由南京搭夜班火车。事实上坐火车路程还短些，只是一路上也要冒几个小险。
我得通过三处检查哨。第一关在南京码头，第二关在火车站，第三关是我在上海下了火车，进入外国租界以前。京沪区被称为蒋氏的“下腹”不是没有理由的。那边警卫森严，到处部可以看到穿特种制服的宪兵。他们戴著红白蓝三色臂章，身上带著手枪。“福州轮”停靠时，我注意到他们在岸边活动。他们乘摩托车来回穿梭，一个负责骑，一个坐在船型侧箱里。他们总是两个两个结伴出勤。
遇到避不开的危险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鼓起勇气去面对，尽量先发制人。此时罗义农的忠告是无懈可击的。他推测国民政府的宪兵队只是仪仗官。他们整天坐在那儿等期盼中的嫌犯出现。其实他们最大的作用是用威武的表情吓走潜在的敌人。当局从来不要求他们有想像力，所以他们的想像力确实很缺乏。我们怎么办呢?不理会他们威武的表情，专心利用他们的弱点。上前吧。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我们走近码头的检查台时，我摇摇摆摆从人群中出来，挤列一位衣著时髦的俏姐前面———她看来像头等舱的旅客。这回我的皮箱不是扛在肩上，是挂在手臂上。我另一只手上拿著雨伞，挥开一条路，笨手笨脚向前挪。轮到我的时候，我一手举起沉重的皮箱，砰的一声甩在台面上。皮箱有皮带牢牢拴著，东西不怕掉出来。我站在那儿汗流浃背直喘气。两个宪兵结伴作业，一个检查，一个在旁边看。我突来的动作害他们一时乱了手脚，何况应该注意特殊状况的那一个宪兵正盯著我后面的漂亮女人，一脸兴奋和好奇。
前面的宪兵骂我说，“急什么?你以为你是什么大人物吗?”我知道他们不会热心搜索一个急著上前受检的人。
“对不起，别生气，拜托。”我说了一大堆道歉的话，假装把手提箱的钥匙弄丢了。匆匆找出来后，正要开锁，雨伞掉在地上，我又捡起来抓紧……拙态毕露，显得好自然。我在宪兵面前成了讨厌鬼。他们的工作已经够烦人了，这一来更不愉快。
我前面那个人，也就是宪兵下士问我：“手提箱辖有什么东西?”
“宪兵先生，你自己看嘛。一件棉被、两件衬衫、西裤、三套内衣裤、几只袜子、是五双还是六双，对不起，我忘了。”我使劲儿想解开皮带，可惜心余力绌。
“走吧。”头一位宪兵终于下令放行。
我还站在那儿，用手直揉脖子，仿佛想不通为什么我没机会证明自己的无辜，就要被打发走。
另一位宪兵吼道，“听到他的话没有，快走!斯文一点，你这烂箱子别撞到人!”我回头看见后面的女孩子笑咪眯的。她一定是笑我笨手笨脚。不过她的皮包被宪兵彻底搜过，两名挑夫替她拎的行李也检查得很仔细。
我搭马车到下关火车站。运气不错，逃过一劫。这回我的皮箱被打开了。可是宪兵上士是湖南人，我们讲起家乡话来。他一手放在棉被上对我说：“原来你也是长沙人?我是岳阳人。”
“好地方。”我拍他的马屁，眼睛一直盯著他。
他眼睛没看见皮箱里的东西，嘴里答道，“那地方不错，只是小了一点。”接著他放开行李，问我说：“你说你要去考南洋公学?”
我答道，“哎，只是这么想啦。不过那个学校太有名。真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胆子试。”
上士说，“得了，别灭自己的威风。湖南人就是这个毛病。我们太谦虚了。在江浙这个地区，每个人都抢著出头。太害躁成不了大器。”
我谢谢他的忠告，他微微掀唇，他的同伴就把手提箱关上了。上士用粉笔在箱盖上以草书签名，表示这件行李已仔细检查过。我连忙扣好手提箱的皮带，让位给下一个旅客。
坐夜车平安无事，第二天一早来到上海北站。我没事先想好要怎么过最后一关。经验告诉我，我必须随机应变。没想到运气真好!这回他们根本没设检查台。宪兵和警察列队守在出口附近，任由旅客通过。于是我随人群来到黄包车停放的地方。我用标准的上海话叫苦力载我到法租界的亚尔培路。
我发现罗义农说得不错，国民政府主要是怕我们带武器和颠覆政府的传单到首都。所以我的第一关最难过。离开南京，他们的戒心渐渐松弛下来，但我不敢松懈。
公共租界和中国管区之间有一道铁门。只要附近发生战争或骚乱，英国人就关上门，堆起沙袋来挡住人口。但四月的那天早晨，一切都很平静。铁门大开，行人和黄包车夫自由行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之间没有关卡。不周黄包车向南走的时候，我注意到戴头巾的印度阿三不见了，换上两颊凹陷的安南人在十字路口指挥交通。印度阿三留著密密的胡子，每个人都这样。家乡的同志跟我说，安南人的牙齿黑溜溜的，但我没有看见他们的牙齿。到了那边，我告诉自己任务快要达成了。可是，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件事对我有什么意义，对我的下半生又会有什么影响。
我们暂时先别管胡琼芳是谁，我又是怎么认识她的。我很快就会谈到那件事。信不信由你，我发现她就是我在上海应该连络的人，真是大吃一惊。这种不可思议的事一生中很难得碰见的。
红砖房子完全吻合家乡同志的描述。我按电铃，告诉男仆我是湖南来的，要见王太太。他坚持要接过手提箱，我就交给他。但他把手提箱放在门厅的时候，我往里挪几步，免得东西离开我的视线。这个地方很安静。房子面向街道的一端有一道实心的厚墙，我想是为了防盗吧。花园在房子后面，正对着我站的地方。起居室有点暗，佣人带路的时候开了灯，还是暗暗的。屋里的摆设全属西式，擦得一尘不染，又干净又雅致。地毯很厚，沙发和搭配的椅子装有铜杯垫。空气中有松节油的气味。这辖的寂静和前四、五天一路上随时有一大群人在身边的热闹生活形成尖锐的对比。真滑稽。我还以为会在这座城辖见到周恩来和李立三呢。佣人关上门，四处静悄悄的，唯一有生命的东西就是水箱辖的金色。
五分钟后，男仆用银柄玻璃杯悠哉游哉端一杯绿茶进来，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阿朱。我谢谢他，他微微一鞠躬。我正要提醒他我想见王太太，他先开口说：“你们湖南是不是常下雨?”
还好，他没忘记我是湖南来的。我要求见女主人，他想必已通报了吧。我发现他是北方人，可能来自山东，这表示我要见的女士一定会说国语。此时我仍以为王太太是脖子粗粗的，上臂肌肉厚厚的中年妇人。我冷冷回答男仆的话说，“不少。你们上海这边是不是多雨？”
他诉苦说，“多得教这一把老骨头受不了，”说话语气温和，笑容满面，眼睛眯成一条缝，他转身离开，把我一个人留在起居室，临走又说：“太太马上来。现在对她来说太早了一点，太早了一点。”我看看手表；都快十点了。
又过了十五分钟，我听见楼梯上有脚步声传来，不是沉重的冬冬声，而是敏捷的走动声，走到半路她提醒女佣屋辖有点乱。那是年轻女人的声音，我觉得很耳熟。后来我才听懂她是骂女佣屋辖有客人为什么没把窗帘卷起来。她下楼时，女佣跑进跑出，补救这个过失，把面向花园那扇画窗上的帘子匆匆推开。胡琼芳走进来，一道阳光射在我们身上。她静立了几秒钟，细细打量我，也让我好好打量她。她身上穿著西式服装：毛衣、裙子、高跟鞋，淡淡的化在朝阳中非常好看。她伸出一只手。“赵克明，原来是你!”偷快又顽皮的笑声使我马上确定这人就是胡琼芳，虽然我已经将近四年没见到她了。这样也好。既然她是王太太，事情就比较简单。
我当然觉得很尴尬，不知道该谈往事，还是马上谈我来上海要办的事情。而且我不晓得在佣人面前要怎么谈正经事。幸好胡琼芳很快就指挥起来。她闻闻戴在脖子上的珍珠项链，似乎想吸点自己身上的香味提提神。主意拿定以后，她的动作很干脆。她把男佣人叫进来。“阿朱，我表弟要在我们家住两天。把赵先生的手提箱拿到中间的卧房。噢，对了，他的雨伞。别管那把伞，留在门厅的壁橱里吧。”
所以，在佣人眼中我是老板娘的亲戚。一下子成了暂住的客人，我觉得很不自在；但也没有别的办法。阿朱得把大皮箱拎上楼；老板娘说怎么样，就得怎么样，不容争辩，我很替他老人家难过。过了一会儿。我也跟著胡琼芳上楼。
我们把门关上，把手提箱打开。我撕开棉被的缝合线，黄金滚了出来，起先是整把整把往外掉，后来就得用手去掏了。我在地板上找金饰，她坐在椅子上看著我。地板涂过亮光漆，滑溜溜的。金属会滚动，她从床边拉出一个辫子花的椭圆型大垫子说：“喏，用地毯。”这样好多了。她改坐在地毯边缘，弓著腿，躯干弯曲对著我，害我好紧张。我算件数。算到六十或七十的时候，两次算岔了数字。
胡琼芳戴上一个手镯，又脱下来，接著试戴一枚戒指。我注意到她的头发梳得很整齐，烫过但不太明显，牙齿白得发亮。除了珍珠项链和耳上的珍珠，没戴别的装饰品。
她用长沙话说：“咳，我里两个人拉它一两块自用好不咯?”
我听了大吃一惊。但我凭直觉赶快回了一句话。我望著她说：“我们算算有几件。如果数目相符，我就可以交差了。他们只叫我把东西全部交给王太太。所以，再过几分钟这些东西全是你的。两件也好，二十件也好，你想怎么处置用不著问我。”
她把戒指扔回金饰堆说：“赵克明，你不像我想像中那么儍嘛!”
我说：“别闹了，这是正经事。”
“赵克明，你真有意思。”
她嘻嘻偷笑，我好生气。她把我当做什么?当做聋子和哑巴吗?可是眼前的胡琼芳俏脸上长著两个酒窝，小腿修长匀称，活力充沛，一副淘气的样子。你实在没办法生她的气。我忍气吞声没说话。琼芳把手放在我的下巴底，将我的脑袋扳向她说：“你知不知道半个钟头以前你也跟我一样，可以把整批货占为已有，高兴的话甚至可以把它全扔进黄浦江?”
我对这种说法很不高舆，推开她的手咕哝道：“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对我来说，这是荣誉和责任的问题，我是为理想而奋斗。”
她反驳说：“荣誉和责任感，也许吧，若谈理想，我可不敢说，以前我也碰过说这种话的人。”
我反击道：“你的问题就在这襄，总想用你们那个圈子的标准来判断每一个人。”
这个指责相当严重，我以为她会生气，便瞄了她一眼。不，她没有生气。她在丝袜上找到一处脱针的地方。同时改用上海话说：“侬晓得格哇，殆些个湖南骡子，外头倍野邪气驯良，革襄头才是一肚子骡子脾气，把伊一点点子格火花，伊内就烧起大火来哩，只勿过伊内心辖有呒什嘴辖就讲咽什野好相格哩，阿拉只碰到一个湖南人，他倒是勿讲理格哉，直勿是殆是交关久格事体啦!”
我正在找卷在袜子、衬衫和短裤辖的金饰。我不喜欢被人称为湖南骡子；更不爱听她谈过去征服男人的丰功伟迹。所以我也用上海话问她：“阿拉雅可以顺手牵羊，用勿著侬王太太，勿过殆么多金子啥格法子处理?侬有好革办法哪?”
她耸耸肩说，“勿晓得格啦。”说时双手已不再补丝袜上脱掉的线了。她眼睛睁得很大，继续说：“侬亦可以到那个西贡郊外买一个橡胶树林，侬野可以同柬洋人杰下围棋。侬还可以到巴黎当留学生，做一个艺术家耶顶灵光格啦。呒什事体侬勿可以做咯？侬勿晓得一个男子汉同一个女人有分别的啦!”
她捡起一件金饰，又随意扔回垫子上。我算过大的一堆刚好四百件，不希望数目被搞乱。于是我把它放回大堆辖。胡琼芳继续说：“赵克明，我可没说你该逃。我知道当逃把不好玩，尤其是这么么……”
我打断她的话，坚定地说：“说到逃犯，我已经是了。你以为我是什么?安分守己的良民？”一跟她玩捉迷藏没什么意思。既然她知道我是今天送货的信差，她一定晓得我介入有多深。同时我受她蔑视，也感到很不耐烦。
胡琼芳咯咯笑起来。她用指尖抚弄一个珍珠耳环说：“你可曾自己照顾自己?赵克明，看著我，你今年多大，满二十岁了没有?”
我红著脸答道：“差不多，九月初就满二十了。”
“你实在太年轻了。你慢慢就会知道的。”
我听见她的声音稍微远了一点。她站起身来。不一会儿，她脱下高跟鞋，坐在床沿上，用手腕撑著身体，两腿交叠，整理裙摆。我专心找衣服襄夹的金饰，记得总共有五百十九件。头五百件一下就找齐了，没什么困难。后来的十件好不容易才找到，再下来每一件都得费尽工夫去挖掘，最后三件几乎把我给逼疯。我把袜子里外翻透，短裤也差一点撕破了。运气不错!总算找到五百十九件，一件也不少。我忍不住以这个成果为荣。最后那段辛苦的时间，胡琼芳坐在那儿默默观望。全部找齐后，我吐了一口长气，望了她一眼。她问我：“你老是干这种事——吃苦受罪不妥协?”
我回答说，“大概吧：不妨说这是我的个性，或者我的命。”
“我可不羡慕你——滋味二正不好受。”她说出她的想法。
此时我得意洋洋，才不在乎她的反应呢。我兴致勃勃说，“胡小姐，王太太，宝藏在这儿，你想把它存放在什么地方?”我没忘记这些金子很重，她恐怕搬不动。
“等一下。”她没穿鞋就溜出房间。她走后，我第一次有机会审视四周的环境。我站的地方看来是客房，屋辖有红木家具，但也有少数杂物。左右可能有两个大卧室，否则胡琼芳不会说这是中间的房间。那两个卧房显然在面向花园的后侧。既然大家叫她王太太，那么一定有个王先生存在。但她一直没提起他。万一他露面，我不晓得该不该继续假装是琼芳的表弟。好奇怪的经验!琼芳回来的时候，我除了“土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一三一—B号”这栋住宅内的约会，脑子襄还萦绕著长程旅行的回忆。她带来一个结实的金属抽屉，嘴辖直抱怨有一根指甲弄裂了。
“全部放进抽屉就好了。”她下令说。
我跪地放金饰的时候，她在我背后说：“对了，你不用住在我们家。我是说给佣人听的。”过了一会她又说：“反正你在这边也不自在。”不知怎么搞的，我突然觉得很失望。我没打算贸然住在别人家；但我发现人家不要我；心襄却也不好过。她的香水和笑声使我深感不安，我必须尽量冷静下来，免得受她蛊惑。可是，我发现她的香味和笑声不是冲著我来的，不免怅然若失。
为了把事情做个了结，她在前面带路，我端著满满一抽屉的金饰，跟著走进地房间。这是她的卧房；屋辖样样都有女人味，气氛恬静安详，化品的香味更不用说了。床罩的质料很厚，又白又软，上面有粉红色的图样。床头几上放著一架玩具钢琴和一个弹琴的小玩偶：其实是闹钟和音乐盒组合而成的。我们在客室的当儿，女佣一定打扫过了。
这时候我才发现，我手上的抽屉是从一个保险箱辖拿出来的，保险箱藏在床头几襄，箱门开向一侧，床头几的开口向著另一侧。床铺和内墙之间留有窄窄的走道，只容一个人进去，胡琼芳叫我把抽屉推进去就好了，不用管小弹簧锁，但是要当心我的手指头。我照她的吩咐行事，顺便瞄了一眼她原先放在保险箱辖的贵重物品。辖面有一卷一卷的美金钞票，还有金条。我闪到旁边以后，她走过去关上门，转动暗码。
我们回到客室。她把鞋子穿好，我则将手提箱恢复原状。我转身时，她不知道从哪襄拿出一具西方人物的缩小半身像说，“带著吧，算是王太太送的纪念品。”她又咯咯笑起来。雕像比我想像中来得重；上面刻著“歌德”（GOETHE）的名字。我谢谢她，把雕像卷在一件短裤辖面。这时候我注意到我们站的地方附近有一个五斗柜抽屉开著。她从襄面掏出一具青铜香炉，“这个也带著。”这回她没有笑。“不妨送给令堂或者你二婶。只不要说起从胡家坏女人家襄拿来的就好了。”
我打算回绝第二件礼物。我妈妈和我二婶，她们甚至不知道我大老远来到上海呢!我只说我要到汉口面试，申请大学奖学金。我对胡琼芳说，“我已经拿了那座雕像，不该再拿你的东西。至于我娘和二婶，她们对你没有什么恶感。”这话说得不够圆滑，我一说出口就后悔了。
她的眼睛睁得很大，炯炯有神，轻蔑地“啊哈!”一声表示怀疑，接著用高高在上的口吻说，“听好，你需要这具香炉来补足重量。”当时我没听懂她的意思。我用一件衬衫把香炉包起来，然后合上手提箱。
我们在楼下的起居室逗留将近十分钟。女佣端来两杯甜汤，里面有枣子、樱桃、陈皮梅和莲子。我这杯喝光了，胡琼芳那杯几乎碰都没有碰。她再度用长沙话告诉我市区的哪些地?可以去走走。谈话结束后，她叫男佣人进来。“阿朱。”她说，“我劝赵先生住在我们家，他不肯。他想在闸北火车站附近找家旅馆住、你上去把他的行李拿下来。替他叫部野鸡汽车。”
老头将长袍的下摆打个结，把手提箱扛下楼，跟我在船边跳板上的扛法差不多——他还伸出左手去扶墙壁和楼梯顶，摸索前进。但愿他不要跌倒。现在我想通胡琼芳用歌德半身像和铜香炉取代黄金的用意了；扛下楼的重量必须和上楼的重量相等啊。
野鸡汽车来了。这种车叫做“祥生出租车”，车顶上有个大大的“J”字。要不是阿朱拿我的伞过来，我早已将这支破伞忘得精光。胡琼芳在门口送我。“可别在赌场辖把钱输光啰!”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左眼向我眨了几下。
我的旅馆房间摆了一套未上漆的松木家具，屋辖相当整洁，价钱很合理，但是位在三楼，街上人车嘈杂，吵得人受不了。我倒在床上，双手枕在脖子下面，望著天花板发呆。你若像我一样，满以为会有什么刺激的奇遇发生，结果希望完全粉碎，只得到一件仿大理石雕像和一个铜合金的香炉，你的心情一定跟我差不多。
黄金的事我一点也不担心。就我而言，东西已交给恰当的人了。王太太就是我原先认识的胡琼芳，这不能怪我。她可不可靠，她如何处置那些黄金，都与我无关。我彻底执行上级的命令，冒了相当大的险，何况我亲眼看见她存在保险箱辖的财物。她既是生意人，一定有相当地位，后台也一定很硬。不让我们跟地下组织建立横向连系是党的政策。我若向上海行动委员会讨收据，未免太可笑了。拿收据既不可能，我看不出还有什么该做的事没有做好。
但我心里总觉得不太好受。
胡琼芳。我不愿提这件事；她是玩物；她是交际花。严格说来，她根本就是特种妓女。她在父母家接待某些男人。
我家的家规很严。十五岁以前，从来没有人在我面前提过男女之事，甚至连暗示都不曾有过。到了十五岁，也只有比较不长进的同学偷偷提起。我读过千百页古典文学，内容总是强调对长上尽忠、对父母尽孝、对朋友讲义气，这是男性气概的精髓。反之，一切人欲都不纯洁，必须加以抑制。我看的小说全是净化本。他们说的人欲究竟是什么?我十一、二岁就开始略知一、二，—想起来就脸红，我静静地约束自己，有些同学竟骂我“伪君子”。他们用这三个字，通常是指那些绝口不提男女之事，却偷偷手淫的家伙。
发现班上的女同学整天在女生休息室讨论月经和生子的问题，后来更大谈被男人触摸是什么滋味，我们非常震惊。大概某人的妹妹很多嘴，而她的兄弟又不太老实吧，所以这个秘密辗转传到男生耳中，包括我自己在内。
在这种情况下，我愈来愈难守住自己的品德，你若要说我虚伪但无所谓。
大多数女性都喜欢受人注意，受人景仰，甚至接受精神上的爱抚。她们可能喜欢人家吻她们，搂抱她们。但她们是不是也喜欢被男性驾驭呢?有人曾对我说：“当然嘛!她们跟你我一样，身体的火可以扭开，也可以关掉的。女人身体的某一部分充血时，她会热情得像母狼似的。她会咬你的下巴，把你的耳朵扯下来。”
“你碰过这种麻烦事吗?”
“当然，好多次了。”
这家伙两只耳朵好好的，下巴连一点刮痕都没有，咧著嘴巴笑得好开心。不可能真有这回事吧。他一定是吹牛，大概是杜撰或者辗转听来的。我一直全力否认这种野女人的存在，想到她们，我的心就扑通扑通乱跳。我朋友说的一定是假话，是对昕有女性最大的污辱。好恶心。女性天生柔美，所以一定是纯洁温婉的。
为了抗拒不洁的念头，我还以“犯规者绝不会成功”的金科玉津来自勉。要等生理成熟，财务独立才能发挥传宗接代的功能，否则身心都会受损，万一为形势所迫，不得不结婚，或者对不起女方，一辈子受良心责备，那就更糟糕了。当时我偶尔梦遗，早晨醒来总足非常恐慌，深怕长不高。说不定我会比原先应长的高度矮个一两寸呢。
诱惑当然存在。长沙的妓女是领有执照的。各级妓院设在特定的街道上。偶尔你会看见年轻的女人穿著诱人的绸缎衣裳和精致的内衣，脸上搽着厚厚的粉，蜷坐在车体漆得光灿灿、铬钢车轮擦得亮晶晶的特制黄包车上，在人群中散发出诱人的香气。这种场面造成的骚动可以用道德力量来克服。这些女人是卖身的婊子，只有口味粗俗、道德败坏的人才会想要她们，为了揭露妓女的悲惨命运，巾区的日报常发表她们自杀的故事。公厕的药品广告还提醒人要当心性病呢。
文学的威力影响更大。中学的最后三年，我们的课程维持旧形态。但我看了不少课外读物，一部分是向学校图书馆借的，一部分是买来跟朋友合看的。我读过一篇小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作者应该是莫泊桑——内容叙述一个女人要求丈夫同床一次该给她若干法郎，因为他若不付给她，迟早也会花在别的女人身上，还不如留在自己家好些。我还读过一本长篇小说，描写一个贫苦的青年让太太嫁给老头子，他自己再以哥哥的身分到她家找她。我读过日本一位美术女老师的自传，她坦承跟一位男学生有染。当时电影杂志和“内幕新闻”非常畅销，这些书仿佛要告诉读者，每个男人或女人都得有一件风流韵事，才会留名青史。拿破仑娶了一位曾当过别人情妇的妻室；离婚后改娶奥国公主，她却有个情夫，拿破仑自己也跟一位波兰伯爵夫人过从甚密。很多教皇都有私生子。世界历史跟我们课堂上读的完全不一样。
后来我才发现，中国文化也不是师长传授的那个样子，使我非常吃惊。各个时代都有行为不检的女人，有些出身于名门世家，自己的文化水准也很高。如果她们才貌双全，仰慕者会将她推崇为道家的女神。描写这种故事的作品相当多，我以前没有发现。现在我仍把它当做远古的传奇，从来没想到会真有其事。胡琼芳的例子证明每一道金科玉律都有例外。
我认识胡琼芳，纯属偶然。有一天我去看二叔，碰巧他正要出去。他说，“一起走吧，我们路上再谈。我想那边准备的酒菜很多，多去几个也无妨。”那次是公路局有人升官，他们在胡家设宴庆祝，来宾多得不得了，二叔介绍我认识胡先生和胡太太，我按照习俗叫他们大叔和大婶。后来我看见一个漂亮的姑娘，比我大四、五岁左右，在客人间穿梭，一直娇笑个不停。她就是胡家的女儿。她看到我，转向二叔说：“赵先生，这是你的侄儿吗?挺俊的!”以前从来没有女人当著我的面说我俊，我面红耳赤，脉搏跳得好快。
大约半个月后，我碰到一个年纪跟我差不多的男孩子，他父亲也在公路局上班。他告诉我：胡琼芳陪家辖的男宾睡觉，已是公开的秘密。否则她不会被封上那样的别号。一般相信，某一天某一个时辰生的女孩子命带桃花，身世寒微，一生注定要陪很多男人。她们的八字可能缺什么或多什么，所以不能用传统的标准来判断她们。这是不是她们高价卖身的借口呢?很可能。琼芳不是人人可以亲近的，她也从不收公定的价格。不过有几位被她接待过的人送了她父母许多值钱的礼物。最值得注意的是，胡昌茂两年前离开公路局，改任包商，专门承包局辖的桥梁工程，生意做得很成功。他女儿替她拉了不少交情，对他帮助很大。八字的说法就算不是借口，也发挥了极大的功效。平常长沙人很讲品德，但我从来没听人声张胡昌茂让女儿在家卖身的劣行。就算偶尔提到这件事，最多也只是像二婶那样露出诡异的笑容，仿佛告诉人家：公开的秘密不能说破，应该永远只是公开的秘密。我发现胡家并未遭到一般人的蔑视。
当时我只有十六岁，还不懂得应付自己成长的问题。胡琼芳绝不会知道她的故事给我带来多大的折磨。直到今天，我仍不懂为什么别人做某些事的自由会在我心中造成这么大的震撼，使清寒的生活变得这样难以忍受。何况她的生活和我的生活截然不同。总之，我心情很不平静，胡思乱想过很多回，我想像琼芳特立独行，对仰慕者必有特殊的吸引力。他们竞相争取她的好感，她父母也把他们当做女儿的恩客。他们一定很受欢迎，形同浪子女婿。她可以任意和男人眉来眼去，不必担心后果。她可以借命运之名献身，令人喘不过气来。她可以帮父亲记帐，把自己也列为一项资产。她可以托母亲准备女性卫生用品，然后一起向佣人灌输新观念，说小姐为了顺从天意，只得牺牲贵体。能把一切规矩像破布般扔进垃圾箱，必是一大解放吧。就说这是她的命，有何不可呢?我将胡琼芳比做古代以琴棋诗画见长的女校书。联想的诱惑照例赢过现实。长沙的白茉莉，好迷人的外号!她说不定会留名青史，变成传奇人物呢。
后来我又见过琼芳三次，一次是她独个儿在街上闲逛。说也奇怪，她在每一种场合都泰然自若，显得好自然。我感到很尴尬。据说女人陪太多男人睡觉后，声音会沙哑，眼窝四周会出现黑圈。但是琼芳说话的声音还是非常悦耳，夹著爽快的笑声。在街上碰面那天，我一直想从她睑上看出性疲乏的迹象，可是她照旧精神抖擞，找不到一点瑕疵，棕色的眸子亮晶晶的，酒窝荡漾。我盯著她看了好久，她发现了。她轻轻擦了一下眼睛说，“嘿，赵克明，你为什么盯著我看?我脸上有泥巴还是什么?”她小心翼翼，免得弄坏了脸上的化，想来她大慨己看出我的想法，所以作势反驳。
这么一想，心辖就不太舒服了。她似乎总有办法扭转情势，使我自觉比她矮一两载。我进一步发挥想像力，仿佛听得见她说；很久以前，我失去了贞操。别问我事情的原委：反正已失身就是了。守贞既然不再是我的人生目标，我就朝另一个方向努力。只要列出几个对我有利的条件就行了。在父母为我设的屏障内，我名利双收。这件事你有什么高见吗?
她是婊子，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我照镜子，看见自己睑上的疲态，深信非把地赶出我的脑海不行了。这种心结不会妨碍我长高；但对我的心理健康一定没有好处。胡琼芳毕竟不是诗人也不是画家。她不是爱上某一个文人。她只和腐败的政客及满身铜臭的男人厮混。将她和道教的女神相比实在是不伦不类。
我用不著再强调我的决心。没过多久，时局就有了变化。陈西濂将军是湘西的“土皇帝”。他当土匪出身，控制山区，以种鸦片来养私人部队。军阀时代，他与各派将军谈判和交易。他的部队出租为人打仗，但他从不放弃以五个县为核心的根据地。省长都得敬他三分，县长上任前还得先向他致敬。国民政府想跟他做最后的交易，只要他和手下的人肯离开湘西，政府愿意公开宣布派他为师长，显示政府的诚意。我听说这位土匪将军到长沙来讨论和解的细节，心想胡家可能也会插一脚。公路局有几项工程计画要开向陈西濂的管区，当然也包括桥梁啰。
报上印著他的照片，肥把胖胖，眼睛像猪眼，鼻子扁扁的，嘴上留著八字胡，看来活像鲶鱼似的。我看到胡昌茂夫妇招待他的那一段描写，倒抽了一口气，但愿琼芳玲珑的身材不必承受这个大肥佬的重量。如果造桥工程的利润对她父亲而言很重要，他会不择手段去争取。政府也可能对他施压。胡琼芳不是我姊姊，但我心辖并不恨她。只要你不逼问我是不是曾经暗恋她，我甚至敢说自己对她还颇有好感哩。
可是，我在她家看见她以前，谁会想到三年多以后的今天，她会在上海以“王太太”的身分出现，协助###接运金条呢?我想起长沙的罗义农同志。我可以想像他们的千百种关系。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互相连络，她竞能预先知道我要带到她家的货品重多少、体积有多大！
噢，对了，女佣端水果甜汤给我们喝的时候，我曾问起她父母的近况。她说，“很好啊，你明知道他们一向很会照顾自己。”
她说话不带任何感情。因为她这么说，我也就没继续问他们是不是跟她一起住在上海。胡琼芳只有笑的时候看起来年轻。她不嘻皮笑脸，年龄就显出来了。她一定比我想像中来得老，可能大我六岁或七岁左右。
窗前的街道恰好是电车的主要路线。电车装有橡皮轮胎，可在行人阵襄穿梭，司机总是开著车弯来弯去变换车道，发出呜——厄——呜——呜的声音。偶尔车顶的集电器会跟上面的电线脱节一两秒钟，发出蓝色和绿色的火花，劈劈啪啪打在我房间的玻璃窗上，天花板不时映出瞬间即逝的光影。一连几次之后，我知道那天我无论如何睡不成了。
怎么回事?我居然心绪不宁。当时我没有办法用确切的话表达。想来我一定体验到所谓的“文化小震撼”了。
我以前听说遇霓虹灯和香槟酒，见过抽水马桶，也曾跳上弹簧床，但是我们内地连螺丝起子都很少见；一切现代化用具皆被视为奇技淫巧的玩意儿。我这是第一回看见大量现代用品凑在一起，代表一种不同色彩、不同步调的生活。
我从小就听见大人提醒我：这是外来文化——我该憎恨和轻视外国鬼子，不该仰慕他们，佩服他们，他们只是物质方面胜过我们罢了。五年前，也就是一九二五年，上海市有一个中国工人被日本工头打死，群众聚在南京路巡捕房前面示威。英国巡捕下令开火，枪杀了十三个人。以前上海的公园不许中国人进去，直到两年半前才放宽。至今一流的旅社和俱乐部仍旧不收中国客人。有识者一再提醒我们，这种情形发生在中国的领土上。
我一搬进闸北的旅社，马上搭公车到上海西区，最远曾到兆丰花园。我在园外停了一会，没有进去，只到附近的店铺吃了一碟美女牌冰淇淋，然后跳上另一辆公车，向东南走，到达市中心。走到住宅区，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同一种式样的洋楼排满整条街道。路上有一队英国兵走过，乐队敲鼓吹风笛；我还看见意大利或法国来的士兵，头上戴著镶有绒球的小帽子。电车和公车接驳得很好。噢，我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广告!到处都是广告。“约翰行者”威士忌、棕榄香皂、桂格麦片、开普斯丹香烟、强生液体蜡、柯达软片，还有胜家缝衣机。“美女牌冰淇淋最好吃”、“好立克麦牙乳真营养”（Hazelwood Always Good Horlick"s Original Malted Milk)简洁、精确、有效。有时候告示板上的模特儿和看板下狗的金发女郎好像喔！
街角有花店，有欧式面包糕饼店。书店辖什么都有，就是不卖印中国字的书。裁缝店辖摆著一卷卷进口的羊毛织品，穿著入时的假人在一旁微笑，我觉得她的下巴翘得太高了。西式餐厅临街的一面有大玻璃窗，窗上挂著天鹅绂窗帘，只露出天花板上的花枝形烛架，视平线以下的部分全部遮住了，变成黑黑的背景，使玻璃表面所漆的灿烂字体显得更为亮丽。
这一切在我眼中代表什么?万事万物都那么迷人，那么夸张，那么漂亮，煽起我的情绪，激起我的好奇，仿佛告诉我：这些东西和这些地方代表各种各样可能发生的奇遇，除了更高的生活水准和多彩多姿的形貌，一切还显示出活跃的动能和海洋的影响。我感动莫名。
我回到旅馆吃了一顿晚午餐。午觉睡不成，我决定走一段落，搭一段车，继续逛一会。听说南京路颇值得一逛。这条路起先叫大马路，当地人至今还这么叫法。有一段铺了木头，比别的地方窄。我在一家照相馆前面站了几分钟，瞻仰现代的照相设备。我对中国商场没什么兴趣，但是路尾的一家英国百货公司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中文名称叫做“惠罗”，英文叫Whiteaway，Laidlaw Company。我走进去，发现每一件产品都是外国制的。地板有西方气味，不像内地城镇的大部分商店充满桐油和黑豆豉味儿。我在二楼买了一条领带。我连西装都没有，何必花一块半大洋买领带呢?我猜只是心血来潮，喜欢那种样式和颜色罢了。
我继续向东走，逛到戴生昌码头。那边有一排堤岸建筑物；建到一半的更多。钻地基的工作用机器执行。大金属块往下锤的时候，机械体冒出一股蒸气。但在几尺之遥的地方，苦力正用扁担挑石头。他们一边用力，一边唱著“哎——呀——耶——嗬，哎——呀——耶——嗬。”黄浦江上，小船沿著港边停泊，大船抛了锚，停在水道中央，把货品移到驳船上。我看见几艘舢板装满绿色的包心菜；由赤足少女摇桨操舟。女孩子晃著上半身，一拉一推之际，头上的猪尾辫甩呀甩个不停。
公共租界的这一带地方我记得很清楚。主要街道都呈东西向——我研究过地图，早把街道的格局牢记在心底了。大马路隔邻是九江路；南边再过去一条是汉口路；隔邻是福州路，上海人称之为四马路。福州路很特别；白天是中国最著名的文化市场之一，晚上则是流莺出没的地方，尽管两者并无关联。
我本能地转向这条书店和骨董店密布的街道。全国知名的出版社大多在这边设有业务分所。每当有新的杂志出刊或者名作家有新作品发表，上海的福州路总是最先贴出布告。平常我很喜欢逛这种地方。但是那天我根本提不起劲来。我走进两家店，都空手走出店门，进门时，店员瞪著我，出来的时候，换我瞪著他们。
我感到心绪不宁，有种无家可归的感觉。上海是找刺激、享受持殊经验的好地方，但我只踏到它的前门台阶而已。我的任务完成了，货物已如期送达，而我甚至没有机会和收货人细谈。我走出第二家店门，在路上瞥见自己的身影映在橱窗的落地大镜辖。不是我自夸，我自认长得挺帅的。但我和这个都市格格不入。我在内地剪的头发不够时髦，布袍看起来土里土气。就算那些地方不请我吃闭门羹，我也不好意思闯进去。
我在旅馆房间内曾仔细看过大都会报纸的消遣和娱乐版。丽都、百乐门和凯乐舞厅有茶舞。我不会跳舞，而且也没有舞伴，职业舞女的票券一定贵得吓人。旅馆的大舞厅有歌舞表演，牛排餐外加服务费，对我来说太奢侈了，我没有那么阔气。赛马要到五月底才举行。逸园有猎犬比赛：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不太想看猎犬追电动白兔。拉丁美洲的回力球我也不感兴趣——有人说胜负是事先安排的，可能不假。最新奇的是美国电影，附有声带，称为有声电影。但是我的英文不够好，看不懂。此外还有什么？我得听胡琼芳的劝告，到游乐场去赌赌运气，“大世界”或“新世界”都可以；两家都在西藏路。
我的皮夹里还有七十块大洋左右。旅馆费和回家的路费只要二十五块大洋就够了。我买完门票，还有三十二块大洋可以赌轮盘、纸牌和骰子。这笔钱归我。罗义农说过，黄金送到后，剩下的路费我可以留著，他不反对我在上海多留一两天，我该不该用这二十二块大洋碰个运气呢?如果赢钱，明天和后天我可以找些事情做。万一运气不好，随时可以卷铺盖返乡，说不定一早号走。
三十二块大洋不是一笔小数目，在沿海都市虽然派不上大用场，但仍然很可观。也许我该留给我妈，或者买一套我早就想买的百科全书，还可以剩下一点钱买双新鞋之类的。我也可以把钱留在口袋辖，到汉口再买些礼物送给叔叔和婶婶。三十二块大洋，等于湖南三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他们用这笔钱养家，足足可以用三十天呢!如果没花掉，我其实应该还给党部的。不过研习团的人一定会说我是伪君子，一心求表现，甚至说我是马屁精，想讨好罗义农。他已经叫我这笔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了，我何必假惺惺?
“猪猡，艾晴勿关事格啦！”有个人对我大吼。他手上抱著好几盒东西，层层相叠。我差一点撞到他。我不该心不在焉，但他也没有权利要路上行人全都让路吧!不过我想起自己是湖南乡下来的楞小子，不太懂沿海各地的方言，于是我一句话也没说就躲开了。后来我停在一家高级文具店前面，欣赏橱窗辖的东西。
那边有各式各样的自来水笔：派克啦，康克林啦，西华啦……，卡特牌和另外一种牌子的墨水则有十二种不同的颜色。文具后面摆了不少西方作家和音乐家缩小半身像；拜伦、雪莱、贝多芬、莫札特、韩德尔和舒伯特，他们的姓名刻在胸部底下。现在我大致知道胡琼芳给我的雕像是什么地方来的了。就算不是这家店买的，也一定出自于同一家工厂。我想起胡琼芳，脑子辖不免浮现她的话，“我不羡慕你——滋味一定不好受!”接著又想起她问我，“你可曾自己照顾自己?”
我漫无目标继续向前走。噢，胡琼芳，她说得不错。看，此刻上海像一块好吃的水果，气味芬芳，但是外壳太硬，我根本咬不动。我的挫折感很深，自觉像一名太监，在皇帝的后宫进进出出，却只能入宝山而空回。我有机会寻欢作乐，可是我老想到民族自尊、自己的前途、家庭义务、我对同胞和党的责任，以及农夫们的生计!农民同胞有四万万，四万万啊!我冒死运黄金，不是已经为党效力了吗？就算我省吃俭用，把剩下的钱全都交给管钱的同志，又有什么用呢?码头的苦力照样用扁担挑石头，船家女照样也赤脚操舟。
我对外面的世界所知有限，但我深信外国人不像我们这样，整天把责任和义务挂在心头。他们不会逼自己整天讲仁讲义。这样并不是不爱国或不人道，他们只是以自然方法和平常心来处理事情。我怎么会知道这些?我看过很多西方作家写的小说和非小说类作品?有了这些知识，不免要提出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外国强权能把国家治理得这么好，我们好像什么美德都有，却始终这么穷、这么乱，这么漫无目标呢?
黄梅天实在难以预料!现在下雨了。人人都去找地方躲雨，人行道上只剩我一个人。我闷闷不乐。这辖是福州路，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市场，他们卖的有些是我不该看的文学作品，有些是我没兴趣碰的东西。我来上海之前，长沙“马克斯主义研习团”的同志曾批评过我的阅读习惯。他们说莫泊桑是疯子；王尔德只会反反覆覆堆砌华而不实的辞藻，描写幻想和丑闻，本身且是同性恋者；歌德不诚实，叫年轻人去自杀，自己却活到八十多岁：鲁德威不可靠，他为小资产阶级的读者撰写小资产阶级英雄的传记，故意扭曲内容。我中了这种读物的毒，难怪思想不正确。医治的良方呢?务必读苏俄文学。我告诉他们，俄国作家的中译本我只对普希余有点兴趣。他们对我大吼说，他们指的是苏俄新作家，不是旧俄作家。我不敢告诉他们，苏俄新小说家的大作我看了就想睡觉。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我没什么好抱怨的，小雨不久就停了，太阳重新露出笑脸。我知道自己非常寂寞，才会垂头丧气。我不常想起李丽华，现在却很想念她。没有她，开头我决不会参加研习团。有她在我身边，我参加任何活动都兴致勃勃。凡是能使她快乐，帮助她康复的事情便符合我的目标。当时我的人生是有方向的。
我用手护著领带，所以没有弄脏。长袍穿在身上倒不太难过，但是衬衫湿湿黏著背脊，好受罪，长袍用熨斗轻轻一烫就干了。旅社前台通常有熨斗供房客使用。处理完之后，我可以悠哉游哉吃晚餐。吃饱不妨到“新世界”去。我这辈子要荒唐一次，把三十二块大洋都赌掉又何妨?
可是我一进门，还没说话，前台的职员就跳起来。“赵先生，你表姊夫一个钟头前来过。”
“我表姊夫?”我简直不敢相信。胡琼芳虽然在佣人面前叫我表弟，但是我离开她家的时候，她并没有说要跟我连络呀。而且她不可能知道我住在什么旅社。不可能。我踌躇之际，柜台职员肯定地说：“没错，赵先生，是你的表姊夫。脸圆圆的，差不多这么高，自己开一辆车，对吧?他要我把这个交给你，还说很重要呢。”他由桌上找出一个信封，递给我。我放下“惠罗”百货公司买来的领带，把信封撕开，正要展开便条的时候，柜台职员又说：“赵先生，我把你的西装放进你房间了。”
便条的内容很短：
克明：今天晚上你应邀赴宴。琼芳要你穿上我带来的衣服。八点以前请准备好。我会来接你。待会儿见。 王彬我跑进房间。没错。衣架上挂著一套深棕色的斜纹绒布西装，里面是一件浆遇的衬衫。
我第一眼就不喜欢王彬。对于面如满月的男人，我向来有偏见，何况王彬的头发是中分的，说话带有苏州口音，娘娘腔得很。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谈话离不开两个主题：钞票和汽车。我父亲常说：“整天谈权势的人不会掌权。整天谈钞票的人不配有钱。成天把过去的机会挂在嘴边的人，未来也只有丧失良机的分。专心奋斗的人很少把名利挂在嘴边，只是默默耕耘，闭著嘴努力。”
如果家父的看法还不算落伍的话，我“表姊夫”绝对不会有太大的出息。
我猜他跟胡琼芳的婚姻有名无实。他们的卧室隔得老远。我搬黄金的时候，恰好进过她的房间。屋辖没有丈夫存在的迹象，连一双拖鞋或一张照片都没有。床铺和内墙之间通往保险柜的甬道很窄，不够胖子转身。我们可以断言，保险柜襄的资产全部属于她，不是他们共有的财产。凭她的出身，不难想像她财务独立在他们家代表什么意义。
我是不是把想像力发挥得太过火了?也许吧。情势所逼，我不能不赶快算计一下。怪请帖从天而降，我到游乐场的计画不得不往后延。琼芳怎么发现我的旅馆，这个谜不难解。她跟“祥生出租汽车”一定有连络，可以轻易追踪我的去处。她既然有能力在上海出售大量打了标记的黄金，那她可能暗中操纵很多地方。这个线索说明了她活动的性质。她家另有客人。既然我在她家的时候，她没邀我赴宴，那么请客的念头一定是别人提出的。这位“别人”可能是###上海委员会，或者琼芳的地下工作同志?第一种可能性不高，罗义农不只一次告诉我，我不可能直接跟他们接触。何况，琼芳如果介绍我和周恩来认识，那她这个中间连络人岂不是失去了作用?我即将见到的人物一定来自不同的组织。这个人是不是把帽拉得低低的，外套的领子盖住耳朵?若是那样，一定有趣极了!他们为什么请我穿一件借来的西装去见这位神秘人物呢?
我把西装穿上又脱下，一共演习了两次。上衣很合身。裤子有点短，腰部但太宽，不过我只要小心走路，不会太严重的。后来我又试穿一次——希望能穿习惯。天黑前，我到旅馆附近的理发店去理个头发。理发师替我洗头，还抹上一层发胶。接著我花了一角五分钱，叫擦鞋童用力替我擦鞋。我准备跟琼芳合作。既然要打扮，不如打扮得英俊些。八点见面很晚，吃饭时间可能更晚，于是我叫了一碗鸡肉香菇面在房里吃，吃完才正式换上西装。我没用衣架上挂的领带，我打上自己在“惠罗”买的那条。
起先王彬大谈房地产经。我们走过去搭他的“别克”车——在他嘴襄成了“别伊克”。他一放开手煞车，汽车隆隆作响，他就开始发言，还用右手做手势，强调他的看法：“三十或二十年前，谁也想不到这一带会发展成今天这副样子。只要花点小钱，就可以向本地农夫买下整个西藏路以西的地区。有些聪明人就买啦。他们每亩大概花……噢，二十到三十吊铜钱吧。别问我现在值多少。看看那些地方的店铺和公寓建筑吧!现在全用金条算价钱。不过赵克明——我叫你赵克明，你不介意吧?你叫我王彬好了。你听我的话没错，另一次房地产旋风又要来了，有人也许会说，现在地价太高。如果跟十年或二十年前相比，确实很高，不过你该看看涨价的潜力，再过二、三年，人家都会说现在好便宜噢。只要能向银行借钱，买得起哪儿，就买哪儿，不必太挑眼。先付百分之五头款，一定能赚钱。信不信由你，这是在上海发财的好办法。”
我不记得话题怎么会转到汽车方面。反正一直是王彬在讲话，他爱谈什么就谈什么。我们过了苏州河向南走，他跟我说这辆“别伊克”花了他六千银元，虽然不像“鲁西莱西”（罗斯劳斯）那么贵，却远比“福德”（描特）或“西佛兰”（雪佛兰）贵多了。何必买“鲁西莱西”呢?他又不是傻瓜。“鲁西莱西”唯一的优点就是在外国公路上时速可达一百哩（一百七十余公里）。“这座城市没有人的时速能超过二十五哩。你看!”他指指仪表板上的一个刻度盘，从我的座位根本看不太清楚，但我相信他的话。
“阿木灵!”王彬埋怨黄包车夫。他故意把汽车开近他们，一连按了好几下喇叭，害黄包车夫吓一跳，接著连忙换档、踩煞车，免得跟人车相撞。有两次他差一点被夹在电车和公车之间：幸亏有人退让一步，我们便穿过来了。我不知道王彬是平时就这样开法，还是想让我这个初来上海、初次坐轿车的土包子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进入法租界以后，他说他有司机，但大抵自己驾车。雇来的司机只负责照顾车子、加油、跑腿……等等。
汽车在霞飞路停下来。“表姊夫”告诉我：这是法租界的主要道路，事实上可以说是西方世界以外受到法国文化影响最深的地方。街道又宽又直。人行道整整齐齐种著梧桐树。楼房不太高，但整齐划一；街道两侧林列著高雅的店铺。我们下了车，有一个人迎上来，好像是负责代顾客保管汽车的门房。天气有点凉，我看看共同租界那片被霓虹灯染成霞黄色的天空，觉得这个都市刚刚才苏醒过来。我好兴奋，满心期待有奇遇发生，精神好得很。但我决心不问王彬任何问题，我愈少说话，愈能从他那儿探到消息，而且不会泄露自己的底细。
我们进的饭店名叫“庇里牛斯”PYRENEES，玻璃窗上标著店名，专卖法国菜。门口不远的大厅有三架角子老虎。有一个欧洲人双手插在裤袋里，在前面和左通餐厅、右通吧台的走廊之间漫步。他向王彬点点头：“表姊夫”只抬抬手算是回礼。我们穿过衣帽间，走进餐厅。辖面的座位大约五成满。我发现部分侍者和女酒保是漫棕发儿，由一位穿晚礼服的白种胖女人和穿正式礼眼的中国男士监督。噢，不是吹牛，他们的菜色叫人胃口大开!黄色和绿色的香瓜去了籽，切成半个半个；小虾浸在蕃茄酱里，用玻璃杯盛著，还有一个咖啡壶架在小推车上，旁边摆著切片的外国糕饼和小点心。托盘辖的菜都有金属罩盖著。幸亏我先吃了一碗汤面。胡琼芳说得对，我必须穿西装才能走进这种地方。看看店辖的食客，有不少是白种人。
没想到所有的服务人员都不理我们，也不出声拦阻或盘查，王彬充满自信率先走进去。我们一路穿过餐厅，来到一扇门前，门上用三种语言写著“闲人莫进”等字样。王彬转动门把，让我进去；迅速关上门，前面有一道楼梯。现在我才明白，我们要使用楼上不对外开放的特种餐厅。
房间小小的。几张沙发和躺椅围著一张圆形小茶几，供来宾坐著休息聊天。旁边有一个衣帽架。屋辖摆著两张餐桌，都铺了桌巾，其中一张空空的，靠近我们这一张摆著四副餐具。盘子是外国制品，其他餐具倒是中式的、包括象牙筷子和瓷汤匙，没有刀叉。由这种安排看来，“长沙的白茉莉”要介绍我认识一个喜欢中餐的特殊人物。宴席的规模很小，主客加起来，只有我们四个人。
侍者端茶进来。不久又来了另一位侍者，拿一张纸条给王彬。王彬看了以后，把纸条收进口袋，向我宣布：“杜先生待会儿才能来，但愿别太晚。琼芳跟他在一起，他们还有事要办。”于是我知道待会儿要来赴宴的是位姓杜的先生。
茶几上的玻璃板上有两碟零食，黑的是西瓜子，白的是葵花子。这不算什么线索，但却显示这家饭店——至少这个房间——准备招待传统口味的中国客人。我一直打量四周的环境，王彬说：“我们别喝茶。既然要在这边待一阵子，不如喝点啤酒。他们有上好的怡和啤酒喔。没问题吧?”我还没说能不能喝，他就招手叫侍者进来，点了啤酒。过了几分钟，我们面前已摆出两个大啤酒杯。王彬喝下两三大口之后，更健谈了。我想知道“庇里牛斯”餐厅的来龙去脉，他一五一十告诉我。
这儿虽然号称法国餐厅，却不是法国人开的，店东是“铁罗汉”张先生。可是“铁罗汉”本人不能出面当老板，否则万一跟外国人发生诉讼，他的处境将十分凄惨。这种案件在上海必须由领事法庭裁决，我知道他是指“治外法权”而言。你若控告法国人，就由法国副领事当法官，照法国法律办案。你跟美国人发生争端，他们便用美国诉讼法。此外还有荷兰人、比利时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印度人、菲律宾人……。这种地方的店主一暴露自己的弱点，难免会碰到一大堆法律上争议重重的问题。就算花万贯家财请律师，官司也不一定能打赢。所以“铁罗汉”张先生雇了一位外国佬德培恩先生，让他入股，在楼下给他设了一个办公室。一般人都以为这家法国餐厅是法国老板开的，店门和电话簿上印著他的全名“查理?德培恩”，“铁罗汉”张先生刚当幕后老板，不必天天到餐馆来。
德培恩是不是道地的法国人呢?很难说。他是“罗宋瘪三”出身的。王彬向我解释说，上海人所谓的“罗宋”是指俄国人而言。俄式甜菜肉汤叫做罗宋汤，骨牌叫做宋麻将。不过“罗宋瘪三”倒不一定是指俄国无赖，只要是不成器的白种人，无论他是奥国移民、匈牙利移民，或是新近跳船的比利时、丹麦、波兰或瓜地马拉人，都可以适用这个称呼。因为俄国十月革命后许多人流亡海外，一文不名逃到中国的也有成千上万，所以在上海人眼中，凡是需要做工谋生的都是“罗宋瘪三”。不过王彬坚称，楼下的女性员工，都是俄国人；只有招待人员会说几句法语。角子老虎旁的门房就是一位“罗宋瘪三”；没有人在乎他是哪一国人，所以没有人知道他的国籍。
王彬的满月脸胀得通红，他笑咪眯的劝我：“小兄弟，听我一句话，别让那些罗宋瘪三太难堪。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会在什么地方露面。他们的处境已经坏得不能再坏?说不定有一天他们会飞黄腾达哦。信不信由你，他们发起来可不得了。”我懂他的意思。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不是没有理由的。会讲英语和法语的白人尤其吃香。各报章杂志都报导过，上海有两位房地产大亨是巴格达来的犹太人。不过王彬特别宣扬这件事，不知道和他自己的暴发户身分有没有关系。记得我们走进餐厅的时候，只有波希米亚门房稍散向他行了个体。那边的人一定认得出王彬的身分，否则他们会拦阻我们，盘问我们，可是其他的人不管是不是“罗宋瘪三”，全都没看我们一眼。
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滴酒不沾。我得随时留神。王彬注意到了，他嚷道：“嘿，赵克明，你碰都不碰啤酒杯。你知道，这是怡和啤酒哩。”
我找了个借口：“我知道。不过我来之前喝了很多绿茶。听说茶和酒在胃辖会打架。”
“既然这样嘛……”他抓起我的啤酒杯，把三分之二的酒倒进他杯辖。我看著杯辖的气泡慢慢消失，心想他何不干脆全部倒过去还省事些。
他告个饶，上了一道洗手间。回来后，我终于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喂，王彬，你是不是常在这家餐馆吃饭?”我尽可能装出漫不经心的口吻。
“我？”他瞪著我发呆，好像不懂我为什么问这种话，不过他相当合作。“我常来这儿。至于吃饭嘛，噢，没有。”他从口袋辖掏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根来，正要放进嘴巴，考虑了一下，又放回纸包里，再把整包放回大衣口袋，笑眯咪继续说：“这个房间很特别。杜先生只在某些场合使用。“铁罗汉”张先生要他常来。杜先生开玩笑说，“铁罗汉”若要他常来，得把后巷拓宽一点。他的“鲁西莱西”回转很困难。新车刮几道痕他倒不介意，可是他不喜欢看小杨——小杨是杜先生的司机——满头大汗，回车那么吃力。其实他只是开玩笑。他不想拆人家的房子。你知道，那一排房子也是铁罗汉的。”
我听到这则情报，兴奋莫名，却故作镇定说：“我明白了。”
“如果“铁罗汉”知道杜先生今晚要来，他会过来打声招呼。”王彬看看手表，继续说：“不过今天晚上——我不敢确定。真的很晚了。”
我心跳得厉害。我的猜测全部证实了。王彬不是什么大人物，他只是超级随从，替大人物跑腿罢了，他爱叫人家的绰号，法国佬德培恩绰号“燕尾服”，他叫得很顺口。但是杜先主永远是杜先生，王彬从来不叫他的外号。所以待会儿要来吃饭的必是“青帮”老大、上海黑社会总司令“杜大耳”无疑。他对王彬管教有方，王彬这个马屁精在他私用的餐厅辖连烟部不敢抽!还有谁会把罗斯莱斯轿车停在后巷，进这家餐馆吃饭呢?还有谁的势力这么大，能让—家豪华餐馆的店东兼房地产大户随时准备侍候他？有谁这么晚了还带著“口茉莉”在城里办事呢？
看来琼芳是他的姘妇。那么，我带来的黄金、长沙的罗义农、共产党和我自己又算什么?我记得三年前“杜大耳”曾跟国民党合作，痛击上海的共产党。他自称一切###分子都是他的死敌。黄金已交出去，我又没什么秘密情报可提供；我只知道货来自江西，有戒指，有手镯，这一点不难查验。我们曾在马克斯主义研习团讨论过很多事情，杜先生对我应该没什么恶意。如果他想整我，早就可以把我绑走，甚至关进地牢，不会请我来这个移转的公共场所，让“表姐夫”陪我嗑瓜子。不过，他叫人找我来斡什么？我实在想不通。
我觉得一股寒气沿著背脊往下传，接著陶前、颈部和耳垂忽然燥热起来。我情不自禁扭动著脖子。王彬问道：“怎么回事?”
我说：“没什么，浆过的衬衫领我不太习惯。”
他接受我的说法，忽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说，“嘿，你没打我买给你的领带!”
十一点差几分，有人从后门匆匆走过来。走廊上传出急促的脚步声。我猜得不错，正是琼芳。她的打扮跟早上见到时截然不同。西式服装已经卸下，改穿中国绸布衣裳，头发挽成一个髻，高跟鞋也换成平底鞋。珍珠耳环还挂在耳上，化则淡得若隐若现。
她把短袄扔在沙发上说：“开饭吧。今天晚上忙死了!”她看看王彬，斥骂道，“又喝酒!”接著挑我的毛病：“你呀!为了你，我们奔波劳累成这样!”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有什么不对。她提到“我们”，却没有人跟她在一起。我真希望她行事和说话不要这么冒失。旋风似的，跟她迷人的容貌很不相称。我宁可看她修指甲或者补丝袜。
这时候我真的饿了，听她叫开饭，非常开心。我们吃的是中国菜，色香味俱全：豆腐、竹笋、香菇、木耳和荸荠，跟肉类一起炒著煎著，然后又排得整整齐齐端出来，不像有些中国餐馆乱糟糟堆在盘子辖。琼芳吃得很少；却吞得很快，睑上一再现出甜甜的酒窝。相反的，王彬吃得很慢；他添了三碗饭，还没打算歇手。胡琼芳对他使了一个厌烦的眼色。
等她吩咐侍者，我才弄明白：杜先生还是想见我。我“表姐”说：“今天晚上杜先生不要别的菜，只要嫩嫩的黄秧白菜心，加奶油煮。起锅前再放乳霜。杜先生应该马上就到了。跟厨子说，这回宁可煮得熟透熟透，别半生不熟端出来。杜先生喜欢软一点。记住，乳霜可别太早加。 一她接过侍者递上来的毛巾、轻轻擦嘴唇，接著由小皮包拿出粉笔和唇膏，小皮包内盖附有一面小镜子，她当场对镜补桩。完事后，她移到一张躺椅上，我跟著过去，只有王彬留在餐桌畔继续吃。我看到她的短袄还摊在沙发上，伸手捡起来，折好，放在椅子另一边，自己则贴著她坐下。她看看我，好像有什么意见，又忍著没说出口。
她目光如炬，改口对我说：“信不信由你，大白天的，他们竟开枪对打起来!”我以前听过帮派火拼的事，但事不关己。想不到她竟跟我提起这些，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该问什么才好。这时候王彬含著饭菜插嘴说：“难怪你来晚了!是不是在斜桥?”
她说：“不在斜桥还会在哪辖?他们大概是枪法不准，不然就是只想吓唬吓唬对方。打了六、七枪，没有一个人伤到毛皮。”
王彬得意洋洋说：“我早就说过了嘛，他们不是打斗；是对上头施压。只要杜先生一插手，他们就立于不败之地了。不管是赢是输，他们知道杜先生非得让出一点空间绐他们两方不可。如
果他们这么想，我可要劝杜先生别管这档子事。陆矮子和金大騃既然决定要同归于尽，就随他们去嘛。”
琼芳骂道：“就你聪明！你赶快吃完好不好?别这么大老远吼来吼去的。”王彬连忙放下碗筷，过来跟我们坐在茶几前。琼芳解释说：“问题不在‘大騃’或斜桥。是记者的问题。消息掌握在他们手里，随他们加油添醋。”
王彬说，“我不信。”他坐在一张躺椅上继续说：“编辑受过教训。他们都知道什么东西可以登，什么东西不能登。干这一行的人都听说过，只要出现一行坏话，整个报纸就要泡黄浦江了。杜先生说他保证哪一家报社收不到一块钱广告费，绝对说到做到。就算编辑喝醉酒，让某一则新闻过关，检字房的小弟也不肯检排。反正绝不会见报就是了。记者和报社，没什么好担心的。”
胡琼芳哼了一声：“靠你提供情报，那还用混吗？谁说我们跟报社打交道?我说的是无线电台的记者!有一个家伙是江湾电台的人。挺精明的，他替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外面的‘大上海’市长工作。他们给这件事取了个外国名宇，叫做‘十字军’。只要那家电台率先广播，明天别家跟著播放，报纸和杂志也会引述这个消息。”
到目前为止，我一句话都没说。这时候有点好奇，就问她：“事情已经摆干了吧?”
“摆平没?问得不识相。”胡琼芳猛盯著我瞧。噢，她的语气令人很不愉快。“当然，非摆平不可!所以我们来迟了。杜先生对市长发了一顿脾气，他告诉市长，从虹口公园到徐家汇，只有我们这一帮人敢对外国佬说个‘不’字。假如市长不吃这一套，要扫荡我们，请便吧。必要时杜先生会到南京去见蒋先生。人人都说蒋总司令让那个家伙在沼地区建市政府根本是个错误，害他自以为是真的市长。他不知道这边的人把他当小猴子看待。好哪!我们一提蒋先生，他的态度马上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直向我们赔不是。他说那个记者是生手，刚从南京调来，不懂上海市的规矩，他会把他调走。市长既然这么说，我们看著办吧。明天早上我们派代表到江湾跟市政府谈判，希望以后不再发生这种误会。可怜杜先生还得对两派的老大训话。我走的时候，他还在说呢——把他们狠狠骂了一顿。嘿，赵克明，你怎么啦?”
她透露杜先生和国民党及蒋介石的关系，我的身体突然抽动了好几下。我倒也不是不知道这层关系，但是她怎么能在代表共产党的我面前大谈这些呢?难道胡琼芳忘了今天早晨我们在她家办的事了吗?我不想露出紧张的神色，但我实在很紧张。我已决定不把手指伸到硬衬衫须内，可是我坐立不安，不知不觉用手掌去揉颈背到右耳的部位。既然她看出我的焦虑，我得再找个借口。到理发店的事正好拿出来当挡箭牌。我说，“没什么，真的没什么。我刚理过头发，可能剃得太短了。这下面有点痒。”
胡琼芳是个善体人意的女人。她没再逼问，顺势改变话题，她说，“剃得不错。嘿，赵克明，这套西装你穿起来真好看。站起身，让我瞧瞧。”
我乖乖站起来。她赞道，“好个俊小子。不知谁好福气，能嫁给你。”
她这句话说得正是时候。我发觉她和我在政治方面分属不同的阵营，感到很不安，如今她夸我俊，我自然会脸红，也就把内心的疑虑掩饰过去了。我趁机坐下，这时候王彬在后面嘀嘀咕咕说，“可是他没打我买给他的领带。”胡琼芳对丈夫的话置之不理。
蟹端上桌以后，丈夫先吃。他们吸吮蟹足，把蟹白和蟹黄都挖出来吃了。等他们吃完，太太们才捡起来再啃一遍，丈夫们还在一旁催她们好好啃干净，说角落和夹缝里还有肉屑呢。”
我咯咯笑起来。我看著他们跟前一对也算是夫妻，忍不住又咧嘴一笑。王彬在后面咕咕哝哝，根本没人理他。胡琼芳已经跳起来，指挥侍者重新摆桌子。不知道为什么，她坚持屋内那两张一模一样的餐桌要移动位置，我们刚才用过的那张撤到旁边，辖面那张拉出来，重新布置，以便迎接超级贵客。桌子摆好后，她重新放好象牙筷子，又整一整耳环。一切刚准备停当，后巷正好传来汽车声。引擎那么有力，显然是“鲁西莱西”无疑。
一眼看去，杜先生倒没有什么特别的个人魅力，甚至看不出非凡或出众的地方。他留平头；脸很瘦；额头不宽也不深。你要仔细看他，才会发现他是那种威力内敛的人。他很少转头去看旁边发生的事件；只有眼球骨碌碌转动，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两只耳朵是招风耳。他进门的时候，有两件事吸引了我的注意。他带了一批随从。屋里霎时挤满司机、保镖和仆人，可是他一句话都没说，他们就静悄悄一一退下了。饭馆显然为他们准备了另外的房间。后来我想了一下，断定杜先生一定是用暗号打发他们，就仔细观察，有一回我发现他右手的指头弓起来，只有小指伸著，王彬本来想高谈阔论，突然噤声不语。还有，我没想到杜先生会穿中式衣裳，不戴帽子，也不穿大衣。他身穿一件重重的斜纹哔叽长袍，鞋子倒是皮的。我何必换一套西装来见他呢?真蠢。后来我才知道：“青帮”喜欢穿长袍，那是头子们威望的象征。
如果说这次餐叙是为我晋见杜先生而安排的，那结果可以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琼芳只约略在他面前提一下我的名字，他点了点头，接著琼芳便领他到餐桌边坐下来吃稀饭，佐餐的只有几碟酱菜和那盘特别煮的奶油焗黄秧白菜。原来这位黑社会霸主吃得这么简单。我还以为过他们这种生活的人一定整天大鱼大肉，不可一日无美酒呢。其实他和琼芳都烟酒不沾，使我感到很意外。
侍者退下以后，屋里只有我们四个人，气氛显得很不自然，我陪王彬在茶几畔坐了十分钟，两个人都没说话。他是奉命闭嘴，我是找不到话说，何况我自己但被杜先生的威仪吓呆了。
琼芳端著瓷杯坐在杜先生旁边，大抵是她在说话。杜先生只偶尔停下筷子应一句，“这个最要紧。”他说话带有很重的浦东口音。信不信由你，他们正在谈那天发生在斜桥的事件。
当时我听不太懂，只依稀听见琼芳提到“黄鲤鱼”、“汤算盘”、“李海绵”等浑名。我当然想像不出那几十个黑社会人物的形貌。我猜斜桥的枪战涉案人不只“大騃”和“矮子”两个。后来我对“青帮”的事略知一、二，但是概念依然很模糊，只知道他们是以结拜的亲族关系为基础。新入会的人必须拜某人为师傅，辈分严明。说起来很简单，他们都以兄弟叔侄相称，还有几个祖师爷。这种制度在上海有几个缺点。上海外国人多，有码头、有工厂、有公用事业、有银行、有大学、有报馆，广播电台更不用说了。帮派面临许多新问题。杜先生的才华就在于把结拜关系和新的官僚手腕结合在一起。他手下有几百个直属的门徒。不过这个新体系有时候会跟老派的帮会分子发生倾轧。如果他在某地区安插一个人手，底下的人不喜欢，他们不会公开抗命，但会搞些尴尬的场面，让新头子拙于应付，自己知难而退，例如让帮会特别保护的地区出个窃案之类的。还有人想请调或者要求升宫，不敢没大没小直接要求，就会做些怪事，“向上级施压”，这是王彬说的。斜桥的枪战可能包含上面几项因素。
从胡琼芳和杜先生的谈话中，我猜有一个帮会头目会受到处分，但我不知道是哪一位。问题是“青帮”没有多少法子可以惩诫辈分高的人，因此他们决定派他到青岛或香港“冰”一阵子，表面上是派他出差，给他留个颜面，实际上是警告他；他再不检点，就要被逐出门墙了。
后来他们决定叫那人去香港，不去青岛。胡琼芳一向懂得在紧张的场面中制造轻松气氛，她已经把一只平底鞋轻轻甩掉，用手托著下巴，另外一只手端著茶杯，左脚荡来荡去，笑著对杜先生说，“他上路前叫他来见我，好不好?”
杜先生快要吃完了。他说，“琼芳，别把事情愈搞愈复杂。”
琼芳笑咪眯露出一对酒窝。她说：“别担心。我不会愈搞愈复杂。请跟他说我要托他在香港买点特别的东西，麻烦他到我家来拿单子。”杜先生没答腔，她就当做他已经同意了。杜先生用热毛巾擦嘴，正要站起来，她连忙命令她丈夫：“告诉他们杜先生要走了。”王彬冲出去传话。
他们怎么会在我面前谈黑社会的事呢?想来“青帮”已不是我们想像中的地下组织了，它至少是水陆两栖的，一脚蹬在泥水中，一脚踩在陆地上，难怪他们一方面对帮内暧昧的勾当十分敏感，一方面却肆无忌惮跟蒋氏臣僚勾结，与外国权威来往，跟国民政府的市长作对。他们并没打算掩饰一切，事实上世掩饰不了；他们只是尽量不让传播媒体粉碎“青帮”的声誉，对某些秘密倒并不严格防守。我实在不愿意承认；胡琼芳可能还把我当做半大不小的孩子，几年前她就有这种偏见，至今仍改不过来，所以对我毫不设防。
不过那天晚上我觉得挺好玩的。杜先生虽然迟到将近三小时，但他总算来了，我很开心。他们起身时，我也站起来。就在这个当儿，胡琼芳发现杜先生的长袍上有一块泥斑，“偌!”她说著用指甲去刮。
他轻声说，“没关系，不用刮，免得又弄伤指甲。”然后转向我，“年轻人，你立了一件大功。”
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胡琼芳插嘴说：“我正要告诉他：他应该在上海多留两天，见识见识。”杜先生点点头。他看我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被人拍下了照片似的。
他又夸我了：“琼芳说你咬紧牙关，手指差一点脱臼，好不容易才把棉被襄的金饰找齐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就是这个意思。年轻人，我要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起家的。”
我强自镇定说，“杜先生，琼芳恐怕夸张了一点。我记得没那么吃力嘛。”
不过，他已经转向胡琼芳，帮她披上外套，同时自言自语道：“三十八斤七两八钱金子，一点都没丢，真了不起!”
说也奇怪，这是我头一回听见自己带到上海的黄金有多重。我一直以为黄金是按件算的呢：—共有五百十九件。
我四月中离开上海，五月初又回来，中间相隔不到四个礼拜，这回我在望志路的一条弄堂里面租了个房间，位在法租界，离公共租界热闹的地带很近。上海有些房子住了很多户人家，上下楼梯得互相让道儿。我租的房间不一样，是独门独院的住宅。房东夫妇姓闳，有三个女儿，最小的才十三岁。他们本来想找个单身女郎当房客。可是闳太太仔细打量过我之后，听我自称是湖南来的学生，要在上海考大学，不会有访客进进出出，她考虑一下终于答应把房子租给我。“月租十五块钱，每个月月底先付下个月的租金。五月已经过了七天，我只收半价。你大老远来的嘛，给你行个方便。”我当场就接受了她的条件。
我租的是二楼和三楼之间的“亭子间”，在盥洗室隔壁。亭子间通常用来当客房或储藏室，不过闳家决定出租，补贴一点家用，对我来说正好。
南洋公学的入学考试在八月初举行，我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好好准备；同时我还到八仙桥的夜校去注册，补习英文和数学。你大概以为我该心满意足了吧——起先我也这么想。
我安顿下来以后，先到胡琼芳家。阿朱说她不在。第二天我再去，她让我在楼下干等了半个钟头。好不容易盼到她下来，我还没开口，她就凶巴巴问道：“赵克明，你来这边干什么?该不会又带来一批金饰吧!”
她显然不欢迎我。一张曾经那么娇艳那么快活的俏睑蛋儿，笑容消失后，变得非常严肃，一点也不动人了。我弄得手足无措，结结巴巴说：“这次我没有……没有带什么货来。”我知道重点不在这辖，—定有什么基本的问题存在。
琼芳轻轻坐下，照例掌握了全局。她说，“赵克明，我们这样的人不是标准女性，一定有人对你这么说过吧，不是你妈妈，就是你婶婶，反正一定有人说过就是了。我们这样的人有两件事体他们最看不顺眼，我们贪心、唯利是图，喜欢享受好东西，你没带贵重物品上门，我可不睬你。而且我们跟不三不四的人厮混，会把你给带坏，你一心想要当圣贤，当革命英雄，我们不同路。”
她说得这么坦白，我也不客气，用坚定的口吻说：“我没打算当什么圣人贤人，你不了解我。我不像你想的那么正派，我没做坏事，是因为没有机会!骨子辖我很大胆的。”这些话自然而然脱口而出。我本来想学她连名带姓叫人，称呼她“胡琼芳”，可是又没敢叫出口。
没想到琼芳居然露出了笑容，明眸皓齿，梨涡荡漾。她摸摸耳环说，“你真是怪人，换了别人，一定会说：‘我偶尔犯点小错，但是内心纯洁也不妨事体。’只有你会说：‘我正好相反，我的行为十全十美；可是我的心术有问题，一肚子坏水’。赵克明，就算要表现湖南人的脾气，也用不著这么离谱!”
她说得好滑稽，连我都忍不住笑起来。
琼芳马上板起面孔，睁著一双大眼睛说，“赵克明，我是说真的。你要明白，不管你胆子有多大，你并不适用于上海白相人的办法。如果我是你，绝不会跟我们这帮人交往。埋头啃书才是你的本分。”
我说，“有哇，我正准备要考南洋公学。”
“再好不过了。那你为什么来找我?我又没开什么应考课程。”
“我以为你会带我去见杜先生。我希望你们俩知道，我回上海来了，这次要待一段日子，上回承蒙杜先生招待，我想我该去拜会拜会。”
胡琼芳又凶起来了。“赵克明，我不知道是谁出的鬼主意。拜会杜先生!你知道他有多忙?上回他抽空跟你打声招呼，你就以为他该随时摆下手头的工作，接见你这愣头小子!”后来她的语气稍微缓和了一点，“杜先生觉得你以后会有出息，可不是要你三个礼拜就一步登天!我问你：上次碰面以后，你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我敢说最大的差别不过是换了一条领带罢了!”
她的话针针见血，我觉得自己可能犯了严重的错误。我绝望地求她：“请告诉杜先生我到上海来了，代我问候他。”
我知道求也是白求，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这次回上海，跟四月之行有关。上次在“庇里牛斯”餐厅吃完饭后，王彬陪我到闸北的旅社拿行李，当时已经是下半夜。我只拎走手提箱，破伞我故意留下不要了。他载我列西区的一家客栈，我在那儿过了两夜。我曾经到游乐园，赌轮盘赢了一点钱，玩骰子输了一点；后来又去看赛狗和美国电影，还到丽都去跳舞，全是杜先生请客。所以我回到长沙，皮夹里还有三十几块大洋。起先我不太好意思在罗义农面前提起这些功迹；而且怕“马克斯研习团”的人批评我。不过胡琼芳既然就是“王太太”，我想罗义农迟早会发现的，不如先告诉他。我叙述细节的时候，他有点吃惊。跟上回一样，他脱下眼镜，用手帕仔细擦。我一提到杜先生说要跟我“见见面”“打个交道”，罗义农当场停下手中的勤作，眼睛发亮，嘴巴微微张开，我问他怎么了。他把眼镜戴好，伸出一只手说：“哇，噢，噢！”两个人半晌没说话，后来他说，“小赵，那边有些事情可能挺有意思。我们来考虑一下。”
罗义农的想法明明白白写在脸上。他右手握拳，轻轻捶左手掌。我一句话也不说，耐心等他。
他在脑中理出头绪后，继续说：“我对‘杜大耳’不太了解。不过我知道他很少用你刚才提到的两句话。说那种话等于邀你入帮。他真的跟你说‘我们见见面’?”
“不错。”
“还说‘我们打个交道’？”
“那是胡琼芳说的。我相信她是转述杜先生的话。”
“没什么分别。话是她说的，对不对?小赵，剩下的路费不必操心。尽管花掉，我早说过那笔钱归你。你回平江乡下去看看你的母亲好啦。两个礼拜内回来见我。你是不是说过要去读上海的南洋公学?”
“是的。”我回答说。
“我们也许能做个安排。再过十天到两个礼拜，你来见我。”
十二天后我回去看他，事情就这么说定了。罗义农的表情不再时晴时阴，显得很开朗，很和气。他问我在上海需要多少生活费。我估计一个月五十块钱。他说太少了，七十五块钱还差不多，而且我需要钱买衣服和各项用品，所以头三个月他要给我三百块钱。他提到不久以前他自己也在上海住过，我想他可能就是在那边认识“王太太”胡琼芳的。
他对著我讲了二十分钟的课，革命是长期的斗争；也许要拖个十年到二十年。其中会牵涉到很多现在还看不见的因素。结果如何，谁也不敢说。我们身为马克斯列宁主义的信徒，应该随时把握每一个机会。他夸我立了大功，说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已经收到卖黄金的钱。“中间人”收了一点佣金，满公道的。这么一来我们可以利用“青帮”达到我们的目的，只看我们能不能恰当掌握局面罢了。他咧嘴一笑说：“人人都说他们支持国民党，不过你自己也发现啦，青帮跟大上海的市长争权夺利，狗咬狗，斗得好厉害，那人还是蒋介石亲自派的呢!可见凡事都可以改变，全看我们自己：我们要好好利用机会!”
他问我当共产党有什么感想。我说我只是思想上如此，其实我没有打算拖梭标扔手榴弹的去遂行革命。“你!”他伸手戳我，我吓一跳，以为自己犯了什么大错，把问题弄得歪曲了。
可是他依旧笑咪眯的，继续说：“你，这样正好!真是求之不得!”他向我解释说，我到上海之后，只要跟杜先生保持良好的关系就行了。杜先生说话算话，他很少跟人说“我们打个交道”，可是这话一旦说出口，就有了几分交情。此人惯例如是，他一定心口相随。既然如此，良机不可错过。我一定要借著这缘分褡裢在此人身边，替党打开另一条出路。就算这分交要三、五年后才派得上用场，他罗义农也不在乎。我只要静静待在上海，顺便读个大学就行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有这么好的事。反正一切已安排妥当，不容我选择。不知道我在上海需不需要向周恩来报告。罗义农同志说：“周恩来!小赵，你的消息不正确。他目前在江西。如果我猜得没错，他已经上路去莫斯科了。”
答案是否定的；我没有义务见任何人。上海的地下组织没有谁会调查我的事，我也不必写报告。愈少人知道我的任务愈好。三个月后，不是我回长沙，就是罗义农到上海去找我，看情形而定，我不必管当地的“马克斯主义研习团”：事后罗义农同志会代我解释。
我搬出她家，总算松了一口气。到上海之后，我一心想接近杜先生。没想到碰了白茉莉一个软钉子。我恨不得直接到华格湼路去找杜先生，那儿离我住的地方不远。可是我忍住了。
冲动成不了大器。胡琼芳已经明白告诉我：杜先生没时间见我，我也没什么理由找他。既然透过他的姘妇都行不通，穿过重重保镖、门房和帮间客接近他更不可能。如果再冒冒失失犯个错，未来的机会就完全断绝了。
我心焦还有一个理由，刚才忘了讲：第二次离开长沙之前，研习团的领导人左全来看我。他说罗义农原名叫苏湘仲，是个野心很大的人，他勾结“青帮”不见得是为了党的利益。长久以来，大家一直说中共中央没有停留在上海的必要。应该随朱德和毛泽东往江西。不过也有人不以为然。很多人觉得湖南该辟为苏维埃区。江西的红军不是膨胀就是撤退，长沙可以充任下一阶段的作战据点。罗义农或苏湘仲正在执行这个计画，主要是想增强个人的势力。听说他要当下一任总书记。他曾经把独角用力住外伸，不只派出我一个人。左全说：“听着，小赵，上次到上海的任务是我推荐你去的。我知道你失魂落魄，出去走走对你有好处。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和内子部觉得应该提醒你当心。你知道，她和李丽华很要好。丽华临死之前，叫她照顾你。”
事后回想起来，五月到七月我如果听胡琼芳的话专心准备考试，说不定能考上南洋公费学堂，那么我一生的方向就完全不同了。不过马后炮于事无补。当时我不得不用某种特殊的方式来应付紧急状况。我在上海定居下来后，第一件事就是连络杜先生。可惜无功而返，我自觉对不起罗义农，心辖很难过。
左全的警告我并没有放在心上，事实上，我对他的做法起了疑心。他说我是罗义农伸出的触角，而且坦承四月他未征求我的同意，就代我“毛遂自荐”，请缨运金饰到上海。他以为出来走走很好玩；从来不担心我会碰上危险。现在他对党的行动路线另有主张，跟罗义农意见不合。他不设法消除彼此的歧见，却私下找我谈话，想动摇我的信心。罗义农从来没做过这种事。
我见不到杜先生，决定多查查他和“青帮”的资料。万一罗义农问起那三百大洋怎么用法，我至少有个档案可以交差，说我已做了初步的调查。公立图书馆大抵有《新中国名人录》这本书，里面就收有杜先生的资料。依照书上记载，他生于一八八七年，算起来今年四十三岁。出生地是上诲浦东，从小就进入商界。学历的记载完全空白，也没提前半生的经历；直接跳到目前的一大堆头街。可以肯定他没受过多少正式的教育，但我不相信他不识字。我观察过，他很有修养。他若什么都不懂，怎么有能力雇外语秘书呢？传说他十来岁就在十六铺卖水果，后来在那边靠赌博和鸦片买卖赚了大钱，这个说法大概有些依据。他出身低，不能靠正统方法往上爬，只好走旁门左道，黑社会遂成了他的晋身之阶。上海有很多人喜欢谈他的出身，青年会夜校的同学也不例外。不过这没什么意思。杜先生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能利用早年的经验，白手起家。他在金融、高等教育、公共服务、慈善、内政和外交方面部非常有名。包括“黄麻子”在内，没有人这么神气过。
综合起来，杜先生发迹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杜先生曾拜“麻子”黄金荣为师。有人说当年看见过杜先生替黄金荣拎公事包，站在茶馆的餐桌畔替他办事。这话可能不假，“黄麻子”如今还健在。黄金荣是“青帮”的头号祖师爷，曾主掌法租界的侦探局，后来渐渐转入商界，投资游乐园和戏院。
他喜欢一位名叫“露兰春”的女戏子。有一天，“露兰春”唱戏的园子来了个粗鲁的醉客，嫌“露兰春”唱得不好，当场嘘她。戏园子的跑堂劝他检点些，他还是叫骂个不停，跑堂就把他赶出门外。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个无赖是最近占领上海的陆荣祥将军的儿子。蒋介石北伐之前，陆将军也是争霸的要角之一。陆家哪丢得起这个面子?
他利用一位驻扎在几哩外的指挥官出面复仇。—群官兵穿便服，带子枪进入游乐园，当场逮住“黄麻子”，狠狠戏弄了一番，完全没把这个帮派头子放在眼辖。到了军营，立刻将他送进黑漆漆的大牢，跟普通人犯一起关了三天，才放他出来。他们没打算跟整个“青帮”作对，可是黄金荣出狱后，再也没法领导“青帮”，杜先生遂取而代之，礼貌上仍尊黄金荣为师父，处之如逼宫后的太上皇。黑社会发号施令半靠虚张声势，纸老虎一戳穿就威信扫地，不值钱了。那件事可能发生在一九二三或一九二四年。此后杜先生就接掌了师父的事业。
我觉得这个小故事很有趣，可是对我没什么用处。杜先生比退休的麻子多了好几把刷子，这是尽人皆知的事。跟法国人、英国人及蒋氏臣僚打交道远比以前的黑社会活动复杂。不管###是要跟他合作，跟他作对，还是取代他，我们都想知道他如何处理各种矛盾。杜先生显然掌握了帮派人物和他自己培养的一批文士。个中的秘诀值得探讨。我不敢说杜先生没遇到问题。那天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听说他得跟吴市长斗智，还得应付部属。研究问题的特性，可以知道他管人管事的方针。可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详细的资料。
这些问题占满心田，我在屋辖实在待不住。我渐渐养成一种习惯：每天散步到共同租界，走累了才回头。我常顺著几条东西向的“马路”往东走——最常走的是公馆马路，到了浙江路或山东路再朝北拐。我在南京路和福州路上消磨过许多时光。回程通常走不同的路线，例如向西走一段爱文义路，再沿维尔蒙路南行之类的。
不管走到哪辖，街上都挤满了人。行人不时互相亮拳头，说脏话，偶尔还有人追人的场面。救火车叮叮当当穿过大街，我也碰过许多回。有一次我听说有个女人被汽车撞倒了，车子走得无影无踪，她躺在人行道上，好多人围观。我被挡住看不见，只听到前面的人说：“她不是真的受伤，大概是受了惊吓，至多有几个地方瘀血罢了!”还有一次我听见邻街传来两发像手枪子弹的声音，我赶到那边，什么都没看见，大家照常做生意，—点异漾都没有。
我在福州路上逛过很多家书局，也常经过摆有西洋作家和音乐家雕像的那家店，可是没见过一本书提到“青帮”，而我总得买些东西应付店员，于是每天带—堆报纸和杂志回家。闳太太看了很高兴。她说，“我没见过谁每天看这么多书的!”旧报纸本来可以卖给收破烂的人；但我为了讨房东太太的欢心，没有卖掉，每隔三、四天弄成送给她。大家约略看过以后，就留起来包东西。我没忘记偶尔带一本当期的杂志，辖面有电影明星的照片，闳家的小女儿丽莲非常喜欢。
我开始读英文报纸，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样对考大学有帮助。《字林西报》是英国人办的。《大陆报》是美国人办的，读起来很吃力。我有英汉字典，对新闻的背景也相当熟悉，一栏一栏努力读。照报纸和杂志的说法，另一回合的全面内战眼看要爆发了。长江以北的地区在地图上像一个大“A”字。两条铁路干线从北京往南走，一条经郑州到汉口，一条略微偏束，经天津和徐州到浦口，过河通往南京。这两条路像“A”字的两只脚。另外有一条铁路贯穿徐州和郑州，继续往东西行。现在整个地区可能会落入冯玉祥和阎山联军的手中。
第一波热浪吹到上海，苍蝇开始满天飞。报上说蒋介石前往北方，指挥收复上述的大“A”区。他照例向民众宣扬“攘外必先安内”的论调。其实外国报纸分析，就算他赢了第一回合，还有两个潜在的对手要应付。东北张少帅正密切注意情势的发展，对中原的战局谨守中立。西南的桂系军阀则摆好了阵势，可能会出兵进占汉口。我每天看报纸，替我娘担心，湖南平江位在桂军来袭的主要通道上。他们随时会发动攻势。
这些军阀还没打够吗?老百姓早就受够了!可是我更为中共的分裂而难过。我们以解放为名烧杀破坏，已经够糟了；我实在看不出他们争领导权和个人面子有什么道理。两年前我和李丽华参加“马克斯主义研习团”的时候，一切显得好单纯。需要拯救的是“中国”，需要解放的是“人民”，需要对抗的是“压迫者”。事情怎么会变得这样复杂呢?当我们开始搞唯物辩证法的时候，事情的面貌完全改观，各种路线纷纷出笼，我们自己也被列为左派和右派。有时候我迷迷糊糊的，一觉醒来根本说出自己身在何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我是不是已过了天真烂漫的年龄?但愿如此。至少这两年我见了不少世面。如果我对“马克斯主义研习团”的朋友们说：杜先生不是黑社会暴徒，是非官方的市长，胡琼芳不是娼妇，是解放妇女的救星，她操纵男人，只是想弥补身为女性的无力感，他们会怎么想呢?
我可以自由自在，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没有人在身边告诉我该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可是我自觉像一片离根的海草，虽不是在水面上漂浮，却也没能在水底栖身，晃晃荡荡，很不实在。
我找遍方圆数哩，硬是找不到我要的线索，不过我看见很多以前没注意到的东西。福州路上有几家商店卖一种国外进口的绘图铅笔，表面呈六角形，漆成水绿色，上面有浅绿的小脉纹。这种商品常常跟维纳斯像一起出现。维纳斯为什么没有手臂，长袍又为什么要褪到腰部呢?看了这尊雕像，总觉得她只要向前走一步，身上仅存的衣裳就会掉下来似的。
雕像名叫“爱神维纳斯”。爱是什么?这个谜语恐怕用唯物辩证法都答不出来。我以前认为，爱是个人对某种美丽、不平凡的东西所怀的特殊感觉。对男子而言，人世间最大的吸引力，无过女色。有人也许会抱怨：世间女子风华各异，天生丽质的人并不多。不过男人的眼光也并非一成不变，环肥燕瘦，各有千秋。以前我把李丽华看成理想的标准。她像一件超级瓷器，白哲精致，让爱慕者神魂颠倒，可是后来我发觉不上釉的器皿也可能有一种朴素之美。我一向喜欢娇小玲珑的女孩。不过，我后来才发现，像胡琼芳刚健婀娜，又淘气的吸引人家对地自己的注意，也另有风味。杜先生看上她不是没有理由的。上海的女性有各种不同的典型，现在天气转热，她们纷纷穿上短袖的花棉布和绸布衣裳，连无袖旗袍部出笼了。
最迷人的当然还是她们脸上的表情，有的令人联想到朝霞、有的使人想到暮霭、有的表现著一座虹桥般的对称与均衡、有的则像细柳样的软韧，也真是各有各的色彩与布局。有时造物又偏在如此美妙的颜面上加重点，把一个好弯曲的蛾眉引伸到耳根边去，或是把另一个的樱唇逼近下颚，那样挑战性的吸引力看来更令人情怀荡漾，我的一颗心己像一池春水，被落叶激起了阵阵涟漪，不由自主。好像月夜航行于扬子江，看到闪烁的波光逐下游而去，这时候真想摆脱此身，临风舆这些飘曳著的节奏同趋大海。
可是最近那种幽情似乎被另一种感觉推翻了。
我做过一件不该做的事：第二次来上海途中，我在船舱里闲得无聊，就向茶房租了两本不正当的书消遣。书上用一种与众不同的角度描写女人：女人像食物，有甜、有酸、有咸、有辣，可以当主食，可以当点心，可以当冷食，也可以熟吃。爱女人就得抓她们，揉她们，咀嚼她们的风味，进入她们的身体，检视她们的每一个毛孔和秘穴，事后再告诉她们，她们香汗淋漓之中个别间的甜酸苦辣、个中滋味。长沙的朋友们跟我说的事书上都有，而且写得更粗。你们看到这段描写，可能会生气。我却看得津津有味，掌心出了好多汗，指尖兴奋得发抖。下船后，我看见一个打扮入时的少女在静安寺路“皇宫旅社”门前碎步走去搭轿车，不禁把她幻想成不正当书辖的女主角，表面看来端庄娴雅，骨子里却是风骚又孟浪。可见坏书对我有不良的影响。
上海刺激人欲的东西很多。有一种牌子的古龙水刊出广告，暗示女人搽了就会成为男性追逐的对象。旅行社宣称他们有许多迷人的女导游待雇。大戏院正上演“百花汇艳闻”。有个美国女明星在报纸上露面，以“千人拜倒石榴裙下，敢爱敢恨”为号召。
我住在闳家，很少看到男主人。闳先生在博物馆路的一家洋行当会计，每天早出晚归；想拼出一点功劳，多领些年终奖金。他不在家，浴室通常由我和四个女人共用。“大姊”戴副眼镜，不化桩，很讨厌男人。她可能没结遇婚，也可能是弃妇，在学校辖教书，从来不跟男人打交道。我们在街上碰面，总是假装没看见对方。“二姊”是复旦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她有个男朋友；但是两人只能在下午出去约会几个钟头，次数还不能太多。“小妹”名叫丽莲，梳个马尾巴，在我面前显得天真烂漫。跟其他女孩在一起的时候，可就不同了。我们若在街道两侧的人行道上遥遥相遇，她会把手放在女友的耳朵上，跟她们说些悄悄话，于是大家都朝我这边看，叽叽咯咯笑个不停。
她们姐妹或者闳太太上洗手间的时候，我听脚步声就知道是谁。我自己坐马桶，脑子辖总会浮出那奉禁书描绘的女体奥妙。有一次我看见水中漂浮的卫生纸带有血丝，显然刚刚才扔进马桶，未及冲走。我因此洞悉了前面那位女士的新陈代谢周期。女人胸部隆起，臀骨变宽，身体的分泌改变，等待著未知的伴侣来抒解她子宫充血的压力，同时世给予对方更大的解脱和刺激，那是什么样的況味呢?浴室辖到处是化品和发夹。我在这种环境下比早年在长沙更容易想入非非，何况现在我脑海中有不少插图，能使想像更为生动。
为了摆脱种种绮思，我宁可在街上闲逛。每次走近福州路上那家摆有雕像的铺子，我就会格外谨慎——起先我想不通为什么。后来一想，我是怕再撞到上次那个手抱很多盒子的男人。我不想吵架，也不想被人叫做白痴。那家店附近有一家书局，橱窗辖挂著全身的大镜子，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走到镜子前面，就好像照了X光一样：总觉得心中的一切念头都被收到镜里了。
有一次，我特意绕道，走汉口路附近的一条小街，信步踏进一家西式酒吧，想喝杯啤酒。结果碰到一件很特殊的事。有一位中国少女身穿绸布旗袍，跟一个外地水手用洋泾滨英语交谈，由另一个白人从旁协助。我如果没听错的话，交谈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少女：你这儿，喜欢我。你走，就忘了。
通译：她说你在这边的时候，爱她。你一回船上，就会把什么事都忘得精光。
水手：说来也是真话。好精明，聪明的骚货。这妮子能看透人的心思。不过现在我好迷她的凤眼和高高的颧骨。告诉她：我喜欢她，甘愿花十块大洋。
通译（对少女说）：他喜欢你，愿付十块大洋。
酒吧里有很多女人和水手，音乐声很大。酒保正专心洗杯子，没理我，我只好快步走出那个地方。
五月底，我还是接触不到杜先生，也没做好他的资料档案。有一天，我在汇河路上看见王彬开著别克车往西走，胡琼芳搭另一辆车往东开，两个人只相隔几百码，我实在想不通他们这样是什么意思。我猜他们俩都没看见我。杜先生的照片曾上报不只一回。一位法国将军访问上海，他曾在接待会上露面；联合慈善会的募款活动他也参加了。我看了照片，想不出他怎么能不带保镖，单枪匹马赴会。不过他就是请我吃饭的杜先生没错：招风耳，眼睛很灵活。他曾经跟我那么接近，如今却是咫尺天涯。命运真会捉弄人啊!
我充满挫折感和疲惫感，只能自求解脱。我到药房买了一包橡皮保险套，看说明书看了好几遍。我怕得花柳病，可是另一种恐惧更强。我在夜校认识一位姓高的学生，他的英文名字叫布鲁斯——上海人大抵有个英文名字。布鲁斯不像我在长沙的同学那么淘气，但他有时候相当野。
有一天他问我：“你说你快满二十岁了，还没碰过女人?”
我说：“对。有什么法子吗?”
“我来想想看。不过我告诉你：男人如果到二十岁还没碰过女人，他那话儿很快就会失灵的!”
我不懂器官放著不用怎么会变成废物，但我心襄很害怕。我自尊心强，想自己去弄个清楚。于是我关起门来试验，把保险套戴上又脱下，打算待会儿实地应用。我先喝些啤酒——不是在水平和吧女充斥的酒吧，而是到隔两条街的一家中国店铺去喝的。我预料自己走到福州路的时候，会有流莺来搭讪。我计画拒绝头两个，稍微挑一下，然后找个顺眼的，带她上旅馆。
“嘿，少爷，跟我来!”福州路的流莺开始拉客了。头一两个我没搭理，第三、四个我也拒绝了……直到第十八位和第十九位，我仍然推掉不要。这时候我已走过好长一段路，我知道橡皮保险套用不著了。那些女人都是可怜虫，实在引不起我的爱欲。她们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女人味儿，有两三个长得还不错。可是在昏黄的街灯下，大多数流莺睑上露出饥饿、困苦、饱受蹂躏的表情，我对性爱的胃口完全消失了。我的想像力太差，无法将她们幻想夜“米罗的维纳斯”或者光泽诱人的陶像。要我搂著一个残花畋柳，鼻子贴著鼻子，让她的心脏顶著我的肋骨跳动，我实在受不了。改天再说吧。
“五卅惨案”五周年没出什么乱子。现在大多数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北方的战局上，湖南方面，桂系军阀曾出兵占领长沙，不久蒋家军反攻，侵略者又被赶回广西去了。
六月初，我到徐家汇的南洋公学去了一趟，这是我首度踏进“南洋”的校园。我发现新生入学考试订在八月四日到六日，也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我交了报名费，拿到一本新的大学概况手册，然后浏览了室内游泳池和图书馆。最近苦寻不著的重要线索，居然在期刊室找到了。信不信由你，报纸和通俗杂志只字不提上海黑社会，学术刊物的文章反而提了一点。内容并未提名道姓，只是把它当做社会问题来探讨。有一本社会学刊物登了一篇文章，说纳妾制度在现代中国逐渐式微；被当做玩物、跟丈夫事业完全脱节的女眷，在迅速变迁的世界上不再有任何地位。孙中山已跟元配离婚，蒋介石已跟元配离婚，连毛泽东都跟元配离婚了。这些领袖宁可娶年纪较轻、能陪丈夫应酬的新派伴侣。那篇文章又说，帮派领袖的处境比较棘手。他们的元配被徒弟们尊为师娘，不能说换就换。姨太太偷人，则有损他们的面子。举一位跟外国人来往密切的黑社会头头为例，他的四姨太不贞，他就把她关在屋辖，另外收了一个有夫之妇做姘头。我一眼就看出文中所指的是杜先生。我想不通编辑怎么敢登。王彬一口咬定没有人敢公然诽谤“青帮”和“杜大耳”，可见偶尔也有例外。也许学术刊物不登广告，所以不怕威逼吧，我特意背下出版单位的地址，以备不时之需。
另一篇谈“青帮”的文章登在上海方志上。文中指出，十六铺位于上海城内和法租界之间，滨临水湄，是###会的摇篮。黑社会人物靠鸦片买卖和赌博业起家。大人物往上爬，小人物仍然靠世袭制度掌握那个地区。斜桥也是黑社会的基地。那边本来有一条溪，上面有一座斜斜的桥，水边两岸很陡，附近的少年常协助黄包车夫上坡；乘客高兴的话，会赏几文钱给他们，后来来了个恶棍，把顽童组织起来，规定乘客非赏钱不可，这帮人的组织日渐扩张，势力也愈来愈大。不久，全区的面貌完全改观。清溪填平了，桥拆了，斜桥地区布满店铺和公寓建筑。可是帮派并未被剿平，反而愈来愈复杂。他们不再向人车收过路费；改向附近商店和路边摊收保护费。这篇文章使我想起四月在法国餐馆听来的“大騃”和“矮子”枪战的故事。
这些情报成为我调查的重点，我以后再详细说明。现在我要打个岔，说两段对我个人相当重要的插曲。对了，离开徐家汇之前，我瞥了一眼南洋公学的乡间，看来“南洋”和“东亚同文书院”是市区边缘的最后两个尖点，再过去是铁道，铁道另一边就是农田，我简直不相信市区就到此为止了。我回到住处，随口跟闳太太提起，没想列竟给她留下非常强烈的印象。
青年会夜校的布鲁斯，中文名字叫做高甫溪，他听说我访问流莺扫兴而归，对我另有指示。他自己人生经验很丰富，坚信有少数女人对男人的胃口奇大，对钱的胃口也不小。这种人惹不得。另外有些女孩子感情很脆弱，容易闹悲剧，怪男人毁了她们的一生，也不好惹。聂明萱不属于这两类。她不是职业的——高甫溪的意思是说，她并不定时陪伴男人。她在新亚当店员，在家还替工厂纤丝袜，但不反对偶尔接个男宾，第二天他说一切已安排妥当，叫我去找她，还把她的地址告诉我。但他提醒道：“放轻松，赵克明，但愿这次对你有好处。你要学着放轻松点！”
我到达聂明萱的公寓。有个女孩子来开门，年约二十五、六岁。她并不漂亮，但是长相干干净净的，似乎有一股内敛的光泽等著人去发掘。聂明萱还有一项优点：身材苗条，大约比我矮三寸左右。
真是紧张又兴奋的一刻。我年纪轻，长得不坏，特地穿上讲究的服装前来。我从小过著清苦的生活，对很多事存著幻想，还差三个月才满二十岁。此刻站在她的门阶上，准备付出自己的童贞，加上小高替我讲好的一笔酬金，向她索求一夜的温存。心想自己若是女人，又不是处女，应该会觉得受宠若惊，兴奋得要命才对。可惜聂明萱并不这么想。
“你是赵——?”她站在门口。从门缝中我看出她正在干活儿。桌缘钳著一架手摇式织袜机，桌上摆著彩色的线和一把剪刀。
我尽量装出镇定的口吻，“我叫赵克明，高甫溪介绍我来的。”可是她不让我进去，仍旧挡在门口。
我表明了身分，来访的用意相当明显，她没拒绝我：只表示现在不合适，“这么早不行!”她看看手表。九点过几分。我以为她会请我进去喝一杯薄荷凉茶之类的。我以为两人该坐下来，先认识认识。她显然没有这个打算。
我望著她的橄榄睑说：“你看什么时间比较方便?”
她又看看表，才肯定地说：“你十一点半再回来。”
于是我转身离开，心想浪漫夜还没开始，我必须耐心等待令人兴奋的一刻。也许我的一夜新娘怕太早会惊动邻居吧。可是看起来又不像；她没往公寓两端瞧，只回头看织袜机，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没有一点喜悦甚至惊讶的表情。她对手表和桌上的剪刀、毛线、缝衣机比门口的客人更关心。我的头发、眼睛、肤色、身高或衣著并未吸引她的注意。我自我安慰说：她可能对访客有些害怕，敲门的说不定是勒索的流氓或便衣警察呢。
我一直在城内绕圈子，暗想这个时刻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年轻人像我这样出来寻欢，而我这一道寻欢不知是否算得上罗曼蒂克？
十一点三十五分，我回到聂明萱的公寓。她的织袜棱已经撤走，床上的蚊帐也挂好了。她自己穿著内衣裤露面。当她甩甩头发，伸手到背后解胸罩的时候，我心中的火焰又熊熊燃烧起来。她把内衣整整齐齐放在椅子上，然后关上灯。两个人站在黑暗中，我真希望她要求来个热烈的拥抱。可是她的臀部己贴在床上，问我说：“你喜欢睡辖面还是外面?”原来客人有权挑位置。我说，“随便都可以，”然后加上一句：“辖面也好。”聂明萱缩起赤裸裸的身体，让我爬过去。两人并肩仰躺著，我把手放在她胸部。她没有反应，也没有抗议，我僵在那儿。指尖的热情很快就消失了。
“怎么啦?”她问道。
我完全照本宣科。我说：“我以为好好替你按按摩，你会喜欢。”这是从船上那本有插图的淫书上看来的。
她用不屑的口吻说：“噢，那个啊，有些女人喜欢。她们长得胖，胸脯大。我不一样。”
真希望我的一夜新娘是个胖妞。跟前这位小姐长得这么瘦，个性又这么难缠，什么花样都不能来，只能直接进行，一两分钟就结束了。又过了不到五分钟，我此生头一次共眠的对象聂明萱已呼呼大睡，连衣服都没有穿。我躺在蚊帐辖，忍受初夏郁闷的湿气。两具肉体活像猪肉和羊肉似的。我翻身对著木头墙板，听见暗处的蚊子嗡嗡乱飞。聂明萱的邻居没受到惊扰?下半夜附近还有人在练京戏：“一马离了西凉界……”
男人失去童贞没什么好惋惜的，名节不会受损，身心也不会受伤害，我这回连歉疚都不必，我的身子刚离开聂明萱，她已经打起鼾来了。不过我一直睡不著，凌晨才昏昏睡去。我梦见李丽华；她生前我从未由她联想到情欲，梦中自然也是如此。过不久，我好像迷迷糊糊对福州路的流莺说：“改天吧。”早上醒来，我觉得有些为难。高甫溪的意思我不太懂，夜度资到匠是十块钱，还是该另外加一点呢?我身上只有一张十元的钞票和一点零钱。后来我想一想，没什么额外的服务嘛。于是我把钞票放在桌上原先装织袜机的地方。聂明萱看了一眼，没说什么。我们都没有兴趣吻别或拥别。我走前，她说：“听好，别在十一点以前来。下回你只要敲敲门就行了。三短一长，我就知道是你。如果太忙，我会敲门回应。”我点头同意，暗想她敲门回应大概表示屋里已经有别的男人了吧。
我累得要命，可是第一班火车由江湾抵达我们那一站以后，我又逛了半个钟头，才回住的地方。我已经跟闳家的人说，我要在江湾的朋友家过夜。
“江湾好不好玩，赵克明?”闳太太一开门就问我。
“棒极了，挺好玩的。”我说出事先讲好的答案。
“你一脸倦容。”
“我跟朋友玩牌。大家好久没见面了嘛。我们熬到很晚才睡。”我的手插在裤袋里，紧抓着那两包没用过的橡皮保险套。
“除了玩牌，还有什么好玩的事?”
“我们到同济大学看了一眼。不过所有的标帜都用德文。英文被赶出校园了。”我想这方面她大概不会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看你还是考南洋公学好些。我若是你，我会回房睡一觉。下回不要熬到这么晚。”
“好，闳太太。”我说著舒了一大口气。
过了几天我才发觉，我去找聂明萱，确实失落了不少东西，至少李丽华的珍贵回忆已一去不复返。余生我大概不可能再有纯纯的爱了。完美的梦境和肉欲的现实，我选择了后者，而这种事是要钱的。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一切离不开财务问题。社会阶级是什么?就是钱嘛。
夜校课程结束了，我用不著向高甫溪报告聂明萱和我的一夜姻缘，其实也没什么刺激的事情值得报告。星期六到了。那天晚上法国公园有一场露天音乐会，闳家拿到四张票。闳先生和“大姊”不想参加。他们请我陪闳太太和两个女儿去，我欣然答应。
公园辖有好几百个人，有些人在草地上铺毯子，用热水瓶带饮料来喝。节目开始前，丽莲要她妈妈买冰淇淋，她支支吾吾，我就自告奋勇到小吃摊买了四个“爱斯基摩派”回来请客。丽莲硬要跟我去。我们绕著公园边走，避开拥挤的人群，转过一个灌木林的时候，看见一对青年男女坐在毯子上，女孩子两腿微曲侧坐，丽莲刚好认识她。“嗨，茱莉亚！”丽莲过去打招呼。她跟我介绍说，对方姓万，英文名字叫茱莉亚；又跟对方说我是她家的房客。茱莉亚也介绍了身边的男伴。赵朴站起来。他在万家的身分跟我差不多，也是租用“亭子间”的房客。丽莲和茱莉亚的妹妹欣西雅是同班同学，而且一起学钢琴。有时候丽莲下午会到辣斐德路的万家去玩一两个钟头。欣西雅也来过闳家一两次。
真巧，两家的“亭子间”都租给姓赵的房客。不过中国有三百多个姓氏，人口却有四亿五千万，而“赵”是常见的大姓之一，所以不算太离奇。丽莲看我和赵朴握手，高兴得要命。她说：“喔，赵先生，久仰久仰。你们俩说这句话可以说一整天，我们根本分不清谁是谁，哪个是哪个。”
赵朴和颜悦色说：“小妹，有道理。他该叫我赵仆，我叫他赵克明。我们是双胞胎。你高兴了吧?”我向他咧嘴一笑，接著提醒丽莲赶快去买冰淇淋棒，免得节目开始买不成。
小妹回到母亲和姊姊身边宣布：“我们看见欣西雅的姊姊和她的男朋友。”她二姊斐依把手指放在唇边，示意妹妹别声张，然后伸手接过冰淇淋棒。没想到我们看到的恋爱镜头日后竟演变成一场悲剧，而且还影响了我的人生。
听音乐会对我而言是一种教育，我在昏黄的灯光下仔细读节目表，才了解演奏的曲目。乐队相当好玩。伸缩喇叭手使尽胸腔辖的力气，把音符吐出来，宛如吐出肺腑之言，与人进行一场对话。反之，女横笛手悠哉游哉奏出优美的曲调，余音袅绕。最引人入胜的是声乐。一位穿黑色长袍，胸口戴个大别针的外国女士独唱了好几首歌。她的嗓音教人想起潺潺的溪水，和煦的春风，一望无际的黄菜花田……唱到高亢的地方，她皱起眉头，紧紧拧绸布手巾。这一刻观众看到的不是表演的人，而是她的艺术表现。草地、清溪、篱笆、小桥、远山……一一在动人的旋律中浮现，教人心旷神怡，耳目一新。我分享这种美的感觉，烦恼顿时消失了。过去这个礼拜我自作自受，辜负了闳家对我的信任，做出丑陋的事；心情乱纷纷，简直无颜面对闳家，如今听到一波连一波的高音曲，种种积郁一扫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