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为民
高士其的意义之一，在于他明确地把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传统带入科普创作领域，成为文艺大众化服务于科学传播的时代典型。在《为孩子们写作的经过》里，高士其指出：
《菌儿自传》是我的代表作。她不是科学小品，而是科学小说，是我学习了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之后写成的。
的确，从作品的篇名、篇幅，到各章的题目及内容，几乎处处可见学习借鉴了《阿Q正传》的印证：开头就是“我的名称”，继之是“籍贯”，甚至也单独写了一章“生计问题”，直到“土壤革命”，等等。尤其在“菌儿”的形象塑造方面，高士其表现出非凡的创新才能：
我原想取名为微子，可惜中国的古人，已经用过了这名字，而且我嫌“子”字有点大人气，不如“儿”字谦卑。
……
我的身躯，永远是那么幼小。人家由一粒细胞出身，能积成几千、几万、几万万。细胞变成一根青草，一棵白菜，一株挂满绿叶的大树，或变成一条蚯蚓，一只蜜蜂，一条大狗，一头大牛，乃至于大象、大鲸，看得见，摸得着。我呢，也是由一粒细胞出身，虽然分得格外快，格外多，但只恨它们不争气，不团结，所以变来变去，总是那般一盘散沙似的，孤单单的，一颗一颗，又短又细又寒酸。渐愧惭愧，因此今日自命作“菌儿”。为“儿”，是因为小。
至于“菌”字的来历，实在很复杂，很渺茫。屈原所作《离骚》中，有这么一句：“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茝。这里的“菌”，是指一种香木。这位失意的屈先生，拿它来比喻贤者，以讽刺楚王。我的老祖宗有没有那样清高，那样香气熏人，无从查考。
这里，一方面严格地遵循形象本质既定的自然属性；另一方面，又巧妙、灵活地融会，运用文史、语言知识，引经据典，画龙点睛。应该说，在至今的鲁迅研究中，恐怕还没有对这种高士其式的文学与科学相结合的艺术创新，引起足够的重视。再如，他写“菌儿”的“籍贯”：
老实说，我就是这边住住，那边逛逛，飘飘然而来，渺渺然而去，到处是家，行踪无定的，因此籍贯实在有些确定不了。
然而我也不以此为憾。鲁迅的阿Q，那种大模大样的人物籍贯尚且有些渺茫，何况我这小小的生物，素来不大为人们所注意，又哪里有记载可寻，有历史可据呢！
……
最近，科学家用电子显微镜等科学装备，发现了原始生物化石。在非洲南部距今31亿年的太古代地层中，找到长约0.5微米杆状细菌遗迹，据说这是最古老的细菌化石。那么，我们菌儿的祖先确是生物界原始宗亲之一了。这样，我的原籍就有据可查了。
高士其的文笔格调清新、质朴，同时，他还注意到文学语言的生动与幽默：
我看见那酒精灯上的青光，心里已自兀突兀突地跳了。果然那狠心的科学先生一下子就把我往火焰上穿过了三次，使那冰凉的玻璃片，立时变成热烫热烫的火床了。我身上的油衣都脱化了。烧得我细胞焦烂，死去活来，终于是晕倒不省“菌”事了。
高士其是当时国内唯一的细菌学专家，他的科普创作也以传播细菌学知识为主要内容。为了塑造好他的“主菌翁”，高士其采取了各种艺术手法：
一是拟人化。如在《霍乱先生访问记》里，他介绍说“大哥就是‘霍乱’，二哥叫‘伤寒’，三哥名叫‘赤痢’”。这三兄弟不仅血缘密切相连，特点也有共性，都“专要在人类肚子里行凶、捣乱”；“都是打嘴里进去，从肛门出来”，但三兄弟的面貌又各不相同：大哥是“弯弯的背儿，弯弯的身儿，摇着小尾巴似的鞭毛”“二哥满身是鞭毛”，“三弟全身精光”。在《传染病的父亲和孩子中，高士其高度概括了细菌导致人体生病的科学道理：“细菌是富有侵略性的，这是男性的特征吧，因此派他做新郎，那么，人体的细胞当然是典型的女性，典型的新娘，在半推半就不依不拒的表情之下，受细菌的侵略，乃至受细菌的虐待了”，“细菌和人体发生了关系，人体的热度就一天一天高涨了，生下一个瘦弱贫血的孩子名字叫作病”。
二是口语化。这主要是由于左翼文艺对高士其科普创作的理论启导，并奠定了他一生的文学风格基础。在《传播科学——我一生的追求》中，高士其说：
我的第一篇科学小品赢得了许多读者。它就是1934年发表的《细菌的衣食住行》。这篇文章的写作，首先得感谢陶行知先生对我的帮助和教导。陶先生曾对我说：“写通俗文章就是写话，每一字每一句都必须口语化。”他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努力把文章写得通俗易懂，形成了我写作的特点和风格。
无论是写小说、诗歌、童话乃至论说文，高士其都遵循这个“口语化”的文学标准。有时，他借用章回小说中传统评书的术语，如“这是后话”“按住不表”“且说”等，有时，又善于吸收儿歌的语言特点。如：
水，什么水？是湖水。静静的，平平的，明净如镜，树影蹲在那儿，白天为太阳哥拂尘，晚上给月亮姐洗面……
三是类比法。由于科学知识的具体性和逻辑分析的方法论特征，决定了科普创作不同于文学典型塑造的个性化处理。有时，高士其为了准确地表现他笔下的菌类，常用“排比”式的修辞艺术，增强读者的印象。例如：
“乳酸杆儿”是吃糖产酸那一房的代表。
“大肠杆儿”是在肠子里淘气的那一房的代表。
“厌氧杆儿”是讨厌氧气那一房的代表。
“吃屎链球儿”是球族那一房的代表。
“化腐杆儿”是吃死肉那一房的代表。
“芽孢杆儿”是吃枯草烂叶那一房的代表。
“螺旋儿”是螺旋那一房的代表。
“酵儿”和“霉儿”是发酵造酒那两房的代表。
在《作家与维生素》里，他也是以“类比”的方式，逐一详细地介绍了六种人体营养成分的功效，并具体概括为“学者式（蛋白质）、“劳力式”（糖类）、“政客式”（脂肪）、“商人式（水）、“技术式”（盐类）和“作家式”（维生素）等，读来生动传神，可谓深入浅出，准确精当。
四是系统性。自然科学具有严格的客观规定性，各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学科自身的有机构成，都决定了科学知识的传播必然是一种内部有序的动态系统。高士其的科普创作正反映了这样的特点：从题材内容、学科知识到审题谋篇、立意遣词，往往表现出某种内在的有机关联。众多的单篇创作经过集中整理，往往形成细菌学或预防医学方面的完整的知识系统；分开阅读，以新联旧，或学新引旧，或温故知新，使读者经过前后比照，得到的知识营养源源不断。如《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等早期作品都是这样。
五是富有时代感染力。由于高士其生活在一个社会历史风云激荡的伟大时代，反映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等现实斗争的思想锋芒便自始至终闪烁在他的科普创作的字里行间。高士其曾明确指出他创作科学小品的目的“是以抗战教亡为主题：一方面，向读者普及科学知识，一方面，唤起民众，保卫祖国，保卫民族”。这为他的作品带来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思想魅力，也是他在延安被誉为“红色科学家”的主要原因。自从他受艾思奇的影响，认识到残害劳苦同胞大众的不仅仅是细菌“小魔王”，更有万恶的旧的社会制度这个“大魔王”，不彻底推翻“大魔王”，人民大众就不会得到幸福生活，他就毅然宣告“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在发表第一篇科学小品《细菌的衣食住行》的同时，将原名“高仕錤”改为“高士其”。这标志着他向旧世界社会黑暗奋勇抗争的战斗决心。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将科普文艺作为参加战斗的武器，表达了人民的爱国激情，如《我们的抗敌英雄》写“白血球”维护人体健康的生理作用：
这就是我们所敬慕的英雄。这些小英雄是一向不知道什么叫无抵抗主义的。它们遇到敌人来侵，总是挺身站在最前线的。
……
白血球将军的属下有两种军队，第一种是自由冲击队，到处巡逻，遇到有形迹可疑的东西，就把它包围起来。它们的标志是体内有多形的核，所以叫作多形核细胞，因为它们的体积较小，又叫作小噬细胞。第二种体积较大，就叫作巨噬细胞，它们不动地分驻在各地，专候外敌来攻，即迎头痛击。
在《热血和冷血》里，他更是寓社会现实于科学知识之中，语义双关，直抒胸怀：“人固然是热血动物之一。但是，人之中也可以各依其性格，而分为热血与冷血两类。爱国志士和抗敌的义勇军，矢诚报国，始终如一，不为环境的恶劣空气所屈服，不为利欲声色所引诱，这等人不都是浩气长存，热血满腔吗？至于汉奸卖国不抵抗者流，虽不是冷血的人，却同样的可鄙。”这样的作品，的确“也是一把匕首，刺向敌人的心脏，给国民党当局和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揭露、打击和嘲讽”。在他的第三篇科学小品《虎烈拉里，不仅介绍了虎烈拉（即霍乱）的来历、特性，还巧妙地借此回击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中国共产党的污蔑。在《声——爆竹声中话耳鼓》里，他尖锐地讽刺“汉奸及卖国者流”，“好像虫声鸟声一般唧唧地在那里秘密讨论”。在《抗战与防疫》一书的“序言里，他公开地告诉读者：“目前的世界，有两种摧残生命的恶势力一种是蓄意并吞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者……一种是存心毁灭人类的病菌。这一大一小俩侵略者，都是我们的恶敌。”融科学知识、反帝反侵略的斗争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于一体，是高士其科普创作的重要思想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