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清政府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人民的反抗斗争呈现着日益高涨的形式。著名医学家秦伯未出生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那时距辛丑条约的签订，不到两个月。
一、生平逸事
秦伯未名之济，号谦斋，1901年3月21日出生于上海县陈行镇。秦氏为当地望族，祖父秦笛桥为前清贡生，精于医术，文学方面颇有造诣。父亲秦锡祺有五品顶戴，民国时任上海慈善团北堂主任。秦伯未出生后，家道中落。夫人乔佩珩，是教师，生一子二女，仅长女小珩学医，擅长针灸。
在家庭环境熏陶下，秦伯未自幼就对文学与医学产生浓厚的兴趣。自松江第三中学毕业后，就投考了孟河名医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中医专门学校（在上海南市石皮弄），与名医程门雪、章次公、黄文东、严苍山等为先后同学。他的记忆力特别好，一篇文章读几遍就能背诵。由于他原来基础好，加上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故在学校读书时，成绩优异，深受师长们的赞赏。毕业后，一方面在母校担任教学，一方面在同仁辅元堂施诊。
但是在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民族虚无主义相当浓厚，我国传统的文化受到鄙视，中医学也面临灭亡的危险。就在这个时候，丁甘仁先生因病逝世，秦伯未在悲痛之余，更立志投身于中医事业。1930年他与王一仁等共同创办了上海中国医学院，历任教务长、院长、名誉院长等职，并担任内经及内科的教学工作，他讲课深入浅出，旁征博引，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得到学生的好评。拜在门下的弟子先后凡20余人，对他们采取上大课，布置作业，学医论，随师临诊，整理医案，总结病例等多种方法，使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同时提高了业务与写作水平。秦伯未著述的药物学、生物学、诊断学、内科学、妇科学、幼科学等讲义全套8册，达30余万字，就是由门人等参订，秦氏同学会付印的。1938年他筹资于上海连云路创办了中医疗养院，并在沪西设立分院，自任院长，设有内、外、妇、幼等科，有病床数十张，作为学生实习基地。20多年中培养了不少中医人才。许多学生和门人遍布全国各地，成为中医的骨干力量。尽管在这时中医受到种种限制、排挤和打击，但由于中医界同道的努力捍卫，艰苦斗争，中医事业还是有一定发展的，其中就有秦伯未的一份功绩。
二、治病必求于本
在那国难深重的艰苦岁月里，秦伯未忧国家民族之苦难，哀祖国医学的厄运，他谆谆教导学生要“为本身求发展，为艺术谋进步，为国家谋胜利”。他曾说：“如何改进中医，如何光大中医，应从中国医学之本身先有深切之认识，不忘自身之我为中国之人，更不忘我所治之人亦为中国之人。《内经》辄谓‘治病必求其本’者，此尤本中之本也”（中国医学院第十五届毕业纪念刊序文）。“竭吾力以谋医界事业之发展，用吾心以保人群幸福之增进，毋负所学而已”（《中医疗养专刊》创刊导言）。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三、名闻中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党的中医政策阳光普照下，祖国医学庆获新生。1954年秦伯未受聘担任上海市第十一人民医院中医内科主任。当他第一次步入整洁宁静的医院大门时，真是百感交集，强烈的翻身感使他精神振奋，更专心致志研究中医。1955年他应聘任中央卫生部中医顾问，来到祖国的首都——北京，并任教于北京中医学院。与此同时，他担任了中华医学副会长、国家科委中药组组长等职，并先后当选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此期间，他奉命出国去苏联、蒙古等国参观及进行医疗工作，这在中医史上是较早的。
四、下笔如神
秦伯未学识渊博，医文并茂，才华横溢，下笔如神。青年时代就开始写作。1921年他创办了上海中医书局，储藏医书不下数千种，自己编纂医书医刊，校订古籍，搜抄秘本，付梓出版。他生平著作甚多。其中有代表性的如《谦斋医学讲稿》出版于1964年。该书是他后期的著作，通过几十年的临床与教学，在学术上经不断提炼，更趋成熟。其中很多经验之谈，大能启迪后学者，有较好的参考价值。其他如《中医入门》、《中医基本学说》、《诊断大纲》、《秦氏内经学》、《实用中医学》、《中医临证备要》、《清代名医医案精华》、《清代名医医话精华》、《读内经记》、《内经类证》、《内经病机十九条之研究》、《内经知要浅解》、《难经之研究》、《金匮要略简释》、《金匮方简释》、《秦氏医学讲义六种》、《药性提要》、《丸散易知》、《常用丸散膏丹手册》、《膏方大全》、《谦斋膏方案》、《治疗新律》、《中医疗养专刊》、《验方类编》、《温热类编》、《百病通论》、《国医小史》、《痨病指南》等不下40种。至于发表于报章杂志的小品文章，尤难尽数。据不完全统计，他撰写的文字，总数达数百万字之巨，这在中医史上也是少见的。除了医学著作以外，在文学方面造诣亦颇深。他爱好吟咏，曾从儒医曹颖甫先生学诗。在他40岁时刊印的《谦斋诗词集》7卷中已集载词344首。在书法方面，他写得一手好字，擅书赵之谦体，对小篆、北魏、隶书也都下过一番工夫。同时他又擅丹青与雕刻，均有一定水平。以一身而兼工医、诗、书、画、金石，堪称多才多艺。除了他的天赋资质外，这主要来自刻苦磨炼，潜心钻研。他在一首咏怀诗中云：“明珠出东海，媚与月争辉。嗟彼绝世珍，问谁将怀归？裹以七锦襦，络以五采丝。一朝得重价，宁复有贱时。抱才勿用叹，真赏且相期。会当待际遇，亦应坚操持。”诗以言志，这首五言古诗正是他孤芳自赏、砥砺自勉的生动写照。
五、“秦内经”之美誉
秦伯未读书甚多，对历代医家的代表著作，大多要涉猎一番，而尤其重视对《内经》的钻研。他曾说：“《内经》是最基本的一课，先把基本功打好，才能向更多方面吸收”（《谦斋医学讲稿》）。他这样要求学生，也这样要求自己。他撰写有关《内经》的专著有《读内经记》等5种。对《内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归纳、整理、研究的工作。如在《秦氏内经学》中把《内经》原文整理为生理学、解剖学、诊断学、治疗学、方剂学、病理学、杂病学等7章，系统性较强，便于后学者阅读。在《内经类证》中，他把《内经》所述病证分为伤寒类、温暑类、热病类、中风类等37类，每类又列若干小目，条分缕析，给读者带来不少方便。他撰写的其他著作，也大多以《内经》理论为基础。更可贵的是他能把《内经》理论熟练而广泛地应用于临床教学与临床实践。例如讲水肿病的治疗时，他把《内经》中散见于各篇有关水肿的资料加以分析，联系《金匮要略》、《外台秘要》等文献，结合他自己的临床体会，总结了治疗水肿病的6个基本法则是：发汗、利尿、燥湿、温化、逐水、理气，并列举了代表方剂及兼证变化的应变原则。这一套水肿病的理法方药，他用之于临床取得较好的疗效。
19世纪30年代前后，有不少人抱着机械唯物论形而上学的观点，疯狂地指责中医不科学，尤其把《内经》理论作为攻击的主要目标。秦伯未对此据理力斥。他认为自欧美日本传入的西洋医学生理学“大半视人体为机械式。局部分析，固属明确，而言作用，实失统系。盖彼从解剖大体观察，故觉一脏自有一脏之作用，而不知从统系上精密研究，则各脏之作用，实有互相牵制维扶之妙。得此旨者，唯《内经》而已。盖视西医之缕析条分，似有逊色，而大气盘旋，发皇周匝，则固过之无不及也。学者能明乎此，方知中西医立足不同”（《内经生理学》民国25年出版）。他一语道出了关键在于中医西医的立足点不同。正由于实践基础不同，认识途径不同，思想方法不同，理论体系不同，于是形成了中西医各自的特色。他的这种观点至四五十年之后的今天看来，仍是正确的。于此也可见他对《内经》理论领会之深刻。
六、双重诊断，一套治疗
秦伯未身为中央卫生部中医顾问，声望日高，各医院邀请会诊的经常不断。他看过不少疑难杂证，其中绝大多数是经过西医诊断而感到棘手的病例。对此，应如何正确对待？他的回答是：必须以中医理论为指导进行辨证论治和总结经验，以发挥中医的特色，而西医的诊断则可供参考。他认为西医的诊断有时候可以有助于对某些疾病性质、发展和转归的认识。例如溃疡病与早期胃癌证状近似，但这两种疾病的发展和预后，差异很大。另一方面，他提醒必须防止另一种错误倾向，即一见癌症，便用攻毒，遇到炎证，便施清热等对西医术语似是而非的理解。他主张既要参考西医诊断而又不受其束缚，要有信心和勇气使用中医的理法方药去进行治疗。为了更好地做到这一点，他虚心听取西医同道的意见，刻苦学习现代医学。每诊治一种疾病，总是根据不同年龄、体质、临床表现及发病经过，运用中医理论进行详细分析，然后确定治则治法和选方用药，最后总结经验教训，以期掌握其规律。他治疗溃疡病、血液病、一氧化碳中毒等，都有较好的疗效。这里举脊髓痨为例，该病是一种晚发的神经梅毒，侵害脊髓后根及后柱的病变。西医用驱梅疗法效果不满意。秦伯未根据中医四诊八纲来分析，肯定主要病机属于肝肾的虚证、寒证，脊髓痨所呈现的共济失调、感觉障碍及神经根痛的部位多属肝肾两经循行的范围。因肝藏血、主筋，肾藏精、主骨，肝肾精血亏损，筋骨失其濡养，则影响肢体运动，并见眩晕、遗精、阳痿等证；肾中命火不足，产生虚风，故动摇不定；阳不外护，气化不及，故有恶寒、肢冷、大小便不利或失禁等证状；肾经合于督脉，督脉循于脊内，督脉阳虚，故全身无力，脊背沉重，下肢不仁。证属“风痱”一类。在治疗上他试用前人治风痱的经验，以滋养肝肾、温补命门的地黄饮子为主方，结合祛风活络止痛的独活寄生汤、蠲痹汤等。他与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及天津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协作，用上述方法于1959年至1960年治疗24例脊髓痨，均于短期内收到明显效果。不论体征、共济运动、被动位置感、浅知觉及音叉感等均得到改善。由此，他举一反三，于1961年与北京协和医院神经脑髓科协作，治疗一些不同原因和不明原因的脊髓炎，同样收到满意的效果。通过这些事实，他进一步体会到中医治疗西医诊断的疾病，要取得疗效的基本关键，是必须运用中医的理法为指导，细致观察，客观分析，严格地辨证论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秦伯未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在忧患困苦中，他得了肺癌。至1970年1月7日，终于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含冤去世，享年69岁。粉碎“四人帮”后，有关部门为他平反昭雪，举行了追悼大会，《健康报》发表了纪念他的文章，他的门人也集会追忆悼念。他的逝世，确是中医事业的一大损失，与会同志莫不为之同声惋惜。但他五十年如一日，以毕生精力倾注于中医教育事业和中医研究工作。为中医的继承、整理、提高和发扬所作的贡献，将永志人们的心中，并传之于后世。
（凌耀星.中国科学家传略，1982：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