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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中医，但也深信科学的西医，如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药理学等，因其说理明白，分析透彻，绝无模糊影响之谈。可是谈到治疗，除出有数的几种特效药之外，其余的病，都在医生临床设法做对症处置之中。而其特效药如依米丁（Emetinae Hydro-chloridum）之于阿米巴痢疾，散笃宁（Sahtohin）之于蛔虫症等，我于临床上，亦常采以应用，然仍往往不能彻底，较之非经科学实验的中药，并没有什么出色。讲到西医对症处置的方法，每仅考虑当前的疾病，专注于病灶，而拘执某一脏器，或某一统系，而不顾及其他。这一点似较中医之着眼于患者整体，做概括的综合的治疗，以遂其全身机能自然的倾向者，似逊一筹。因为研究生理，允宜划分统系。然人体病时，一脏器或一系统受到病毒作用，而不影响于其他部分者，殆无是理。故我以为人体生活的机能，决不能作无生命的机件等观。
反过来说，中医古方药的治疗价值，深信大有研究的余地。中国药物的治疗功效，据我个人的经验，有一部分确在西药之上，如木香、槟榔等之治痢疾，使君子、楝根皮等之驱寄生虫。上项药物，虽不似依米丁、散笃宁之被称为特效药，而事实上的功效有时且或过之。断以我怀疑槟榔将来或许被公认为阿米巴痢疾的特效药，使君子或被认为驱蛔虫的特效药哩。
曹志功先生在《社会医药报》第二卷第二期的卷头语里，在怀疑我的国药处方拿来治近世科学诊断的疾病，难免仍是不彻底而流毙。就是芍药汤用以治阿米巴痢疾，因此方中并没有哪一味药能直接杀阿米巴原虫是由千真万确实验所得的结果，所以不能完全信任，并且要我再给他们一个公开探讨的方便。
据我在药物考证和临床上的经验，深信本方对于阿米巴痢疾较之细菌性痢疾为尤效。盖方中槟榔一物，考诸药学文献，常用为消化及杀虫药。有效于蛔虫腹痛，不仅治痢，且能治疟。日本《大和本草》云：“暹罗交趾国俗，客来以此代烟草饷客，多食令人醺然而醉。”又据日本《药学杂志》第159号载：“槟榔子中含有‘阿莱可林’（Arecolin）及‘阿加因’（Arecain）之植物盐基。”然共或尚含有其他麻醉性有毒成分，亦未可知。且杀虫作用既可证明，则无论阿米巴原虫、疟原虫、蛔虫等，均属寄生性虫类，其或同被制于槟榔的某种毒分之下，理似可通。且本方又常用木香、黄连。木香有杀菌防腐作用，黄连则既具著效于肠热病，又显卓功于赤痢。此其于清肠消炎之外，不能必其无灭菌杀虫之作用。
中国医学是没有病原诊断的。痢疾的原因，只以为风、寒、暑、湿、食积（其实此乃诱因）等，并不知细菌或原虫。中药的治疗功效，都从经验得来，如槟榔、使君子等，只知其杀虫，然不知其擅长于杀灭何种寄生虫，或能杀此虫而不能杀彼虫。这一点，是古来没有实验研究的缺点。
古代处方，注重病机变迁的倾向，从种种“自觉的、他觉的”不同之症状中搜索其主要证候，做排除障碍，恢复生理的变调，并促进患者自然抗病的机能。表面上看来，虽也是对症疗法，其实与西医的热高则用冰、烦躁不寐则给以安眠镇静药等的“对症处置”不同。这一点，是古方剂证候疗法的长处。以参互错综的药物，更易出入而成许多方剂，用以应付形形色色的疾病证候，而变动不拘。
今日一部分中医，虽能揣合症状而酌用其方，病虽愈，仍不知其药何以能治此病，及此药所愈之病究为何病。因彼心目中，终唯知天之圣人创造下来的五行气化病理，和五味走五脏、升降浮沉等药理真能愈病可以傲睨西医，而高唱保存国粹。因此一般局外人，如一些政府要人、国内文士等，虽嫌中医学说荒谬，又惊中医治疗有功，竟致取舍无从，于是摭其闻见，发为言论。不谓气化哲学含有至理，即谓中国医药自有神秘的奥妙，非近世科学所能窥测其究竟。驯至舆论亦无标准，中西医药问题，竟成为中国社会之谜。若长此下去，不但中医药不能改造进步，而西医亦不能利用稽古经验的驯良方剂，致使国产丰富有效的良药，终究湮没不彰，岂不可惜。
中医的部分理论确不合理，而方药确能愈病。所以今日的中医在高唱国医科学化。有的在盛称五行气化如何合于科学，有的在牵藤附葛的整理旧说。我则以为不彻底。部分西医在极力推翻中医学，有的在疑惑中药治病有神秘的色彩，有的在感觉西药治疗不能满足，且震惊东邻医界研究汉药发明的成绩，也想起而尝试。可是对于国药，平时无临床的经验，苦于不易着手。所以我左思右想，如何可以使双方媾合，产生出一种完美的医药治疗，蓄意既久，不辞粗浅，来做这一点小小贡献。
我之所以去搜罗经验效确的方剂，根据近世科学的病原病理，以及药理，补此缀彼，成这一套《近世内科国药处方集》，意在为中西医两方做一介绍，贯一引线，俾西医知所利用国药，中医知所用方剂所治之病的真实原理。
国内中西医学不易融合，而中西医界冲突频起的原因，是由于双方隔膜太甚的缘故。如中医死守五行气化的固不必说，而西医明知国药方剂的有效，终以没有千真万确实验所得的结果，不敢加以信任。贤如志功先生，仍不免有此想念。一般未曾涉猎国药者，无怪视国产之如粪土，甘愿终其身作洋药之推销员。不观夫欧美医药界，今且集注目光于中国方药之研究，我不知其何以自处。深望西医界今后勿再专鹜新奇，而迥转其意思。暇时尝将古朴的方药实验一下，若欲求得千真万确的结果，全在我们西医从今日起始，注意于实验的研究。
我所搜罗的处方，用以治疗科学诊断的疾病，事属草创。原不敢以是为定论，唯是一点可以自信。凡所辑之方药，以经验有效，合于药理的作用为条件。我之所谓经验有效者，即罗辑历代文献的记载而归纳之，更证之二十年来临床的实验而信任之。所谓合于药理者，即药理的作用是兴奋还是镇静，刺激还是缓和，发汗、利尿、泻下、强壮、清热、杀虫等大纲的分别。虽不能丝丝入扣，大致要亦不相乖戾。
我今做这个筚路蓝缕的工作，旨趣和方法都已说明在上面。研究和探讨，因限于个人的知识能力，只能就此而止。至于细菌学上的实验、药理化学分析的研究等，还望有设备的细菌学家和药物化学家一起来继续研究，按部就班地进行。那么将来不但中国医药得到显著的发明成绩，而国产新药贡献于世界医疗上，既可增进中医药的国际地位，又可达到药物救国之目的。区区的用意不知国内有志的新医药家能表同情否。
[《社会医药》1935年第2卷第8期第8-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