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前，治学术者，大抵多专门之学，与涉猎之学不同，故丛残璅屑之书鲜。唐、宋以降，治学术者，大抵皆涉猎之学耳，故说部之书，盛于唐、宋，今之见于著录者，不下数千百种。试详考之，约分三类：一曰考古之书，于经学则考其片言，于小学或详其一字，下至子史，皆有诠明，旁及诗文，咸有纪录，此一类也。一曰记事之书，或类辑一朝之政，或详述一方之闻，或杂记一人之事，然草野载笔，黑白杂淆，优者足补史册之遗，下者转昧是非之实，此又一类也。一曰稗官之书，巷议街谈，辗转相传，或陈福善祸淫之迹，或以敬天明鬼为宗，甚至记坛宇而陈仪迹，因祠庙而述鬼神，是谓齐东之谈，堪续《虞初》之著，此又一类也。
要而论之，此三类者，均由学士大夫，好佚恶劳，惮著书之苦，复欲博著书之名，故单辞只义，轶事遗闻，咸笔之于书，以冀流传久远，非如经史子集，各有专门名家，师承授受，可以永久勿堕也。而其所以能传者，则有赖汇刻之力。顾千里《古今说海》序曰：“汇而刻之，则各书之势，常居于聚，其于散也较难。储藏之家，但费收一书之劳，即有累若干书之获，其搜求也较便。各书各用，而用乎此者亦不割弃乎彼，牵连倚毗，其流布也较易。故自左禹圭以下，汇刻一途，日增月辟，完好具存。而唐、宋说部书之传，不在汇刻中者，固已屈指寥寥矣。”其说固当，然唐、宋说部，亦真伪杂伺：如梅尧臣《碧云騢》，非尧臣所撰；孔平仲《野史》，王禹偁《建隆遗事》，张师正《括异志》、《倦游录》、《志怪录》，皆非平仲、禹偁、师正所述；《涑水记闻》虽出司马光，而多所增益；陈师道《谈丛》，多所误盩：均见于李方性《典故辨疑自序》。则说部之作，其书尚在真伪之间，安遑论其立说之得失哉？
然考说部之失，亦有数端：汉、魏以下，私门著述，党同伐异，彼此各一是非，好恶相攻，传之书策，后人以其时代之相近也，乃据为信史，其失一也。轻薄之徒，喜记啁谑小辨，祖述名士风流，破坏先贤礼法，斯风一扇，束发之士，竞为放诞之行，浮华之习既开，谑浪之风遂盛，其失二也。猥鄙细儒，见闻素狭，抄辑芜陋，言无可采，甚至挂漏讹舛，不能自正，亦有取材渊博，摭拾丛残，踳驳不精，言多枝叶，其失三也。有此三失，此唐、宋说部之书，所由不能与汉、魏子书竞长也。元、明以来，更无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