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所吸合之异族甚多。顾其与汉族有关系最早、且最密者，厥惟匈奴。
《史记·匈奴列传》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其说未必可信。《索隐》：“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又乐彦《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案此说羌无证据。鸣条在南，桀子何由北走？又獯粥乃种族名，非人名，而此云“其子獯粥”。《索隐》因谓“淳维獯粥是一”，疏矣。顾又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猃允、荤粥，居于北蛮。”则其由来之久，可想见矣。夷蛮戎狄，其初自系按方位言之。然游牧之族，迁徙无常。居地可以屡更，名称不能数变，则夷蛮戎狄之称，不复与其方位合矣。居地迁徙，种族混淆，皆常有之事，故古书中夷蛮戎狄等字，不能据以别种族，并不能据以定方位也。《史记·匈奴列传》，叙述匈奴古代之事，颇得纲要。或讥其并戎狄为一谈，非也。又或以戎为汉时之羌人，亦非。观第十篇及予所撰《山戎考》自明。此族在古代，盖与汉族杂居大河流域。其名称：或曰猃狁亦作玁狁，或曰獯鬻獯，亦作熏，作荤，鬻亦作粥，或曰匈奴，皆一音之异译。《史记索隐》：“应劭《风俗通》曰：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晋灼云：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韦昭云：汉曰匈奴，荤粥其别名。”《诗·采薇》毛传：“玁狁，北狄也。”笺云：“北狄，匈奴也。”《孟子·梁惠王下》赵注：“熏粥，北狄强者，今匈奴也。”《吕览·审为篇》高注：“狄人，猃允，今之匈奴。”案：伊尹四方令径作匈奴。又案《史记》：“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荤粥两字，盖系自注；史公非不知其为一音之转也。又称昆夷、畎夷、串夷，则胡字之音转耳。昆，又作混，作绲。畎，亦作犬。又作昆戎，犬戎。《诗·皇矣》：“串夷载路。”郑笺：“串夷，即混夷。”《正义》：“《书传》作畎夷，盖犬混声相近，后世而作字异耳。或作犬夷，犬即畎字之省也。”案《诗·采薇》序疏引《尚书大传》注：“犬夷，昆夷也。”《史记·匈奴列传》：“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又“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索隐正义》皆引“韦昭曰：春秋以为犬戎”。足征此诸字皆一音异译。《索隐》又引《山海经》云：“黄帝生苗，苗生龙，龙生融，融生吾，吾生并明，并明生白，白生犬。犬有二牡，是为犬戎。”又云：“有人面兽身，名犬夷。”则附会字义矣。狄、貉、蛮、闽等字，其初或以为种族所自生。故《说文》有犬种、豸种、虫种之说。然其后则只为称号，不含此等意义。至于犬戎之犬，则确系音译，诸家之说可征也。昆夷，猃狁，系一种人，犹汉时既称匈奴亦称胡也。《孟子》：“文王事昆夷”，“大王事獯粥”，乃变文言之耳。《诗序》：“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难”，竟以为两族人，误矣。《出车》之诗曰：“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又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又曰：“赫赫南仲，玁狁于夷。”玁狁在西北，可称戎，亦可称狄，诗取协韵也。笺云：“时亦伐西戎。独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为始以为终”，已不免拘滞。序析玁狁、昆戎而二之，益凿矣。“并明生白，白生犬”，今本作“并明生白犬”。此族在古代，与汉族之交涉盖甚多。其或可考或不可考者，乃书缺有间，吾族之记载，不甚完具，而非彼族之事迹有断续也。《史记·匈奴列传》曰：“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遂取周之焦获，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又曰：“于是惠后与狄后子带为内应，开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带为天子。于是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一似戎狄本居塞外，至此乃入内地者。说春秋者亦多谓赤狄白狄等，乃踵周之东迁而入内地。然求诸古籍，实无此等部落，本居塞外之证。故谓匈奴从古即与汉族杂居大河流域，实甚确也。
此族与我族交涉，见于史传最早者，则《史记·五帝本纪》所谓“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是也。又尧都晋阳，而《墨子》称其“北教八狄”，则《禹贡》冀州之域，自隆古即与此族杂居。夏自中叶以后，盖迁都河南，商虽闲居河北，然不过在今河北大名，河南河北道境，非如黄帝、尧、舜之深入其阻，故此族在冀州之事，不复见于纪载；而其在《禹贡》雍州之域者，其事迹乃随商、周先世之史实而并传，史称“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其所以迁之故不可知；然观诸周代之行事，则商之先世，或亦为戎狄所迫逐，未可知也。周自后稷封于有邰。越数世，即失官，而窜于戎狄之间。至公刘，乃复修后稷之业，居于邠。《史记·周本纪》：“封弃于邵，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共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匈奴列传》则曰：“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案“号曰后稷”之后稷，指弃。“后稷之兴”之后稷，指自弃以后居稷官者。“后稷卒”之后稷，则不窋之父也。周先世之失稷官自不窋，后迄未复，至公刘犹然。《匈奴列传》不叙鞠以前事，故径云“公刘失其稷官”；其复修后稷之业则所谓“变于西戎”者也。本无矛盾。《正义》云：“《周本纪》云不窋失其官，此云公刘，未详”，疏矣。又案《周本纪索隐》：“《帝王世纪》云：后稷纳姞氏，生不窋。而谯周按《国语》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若不窋亲弃之子，至文王千余岁，唯十四代，亦不合事情。”《正义》：“《毛诗疏》云：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岁，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数耳。命之短长，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许载，子必将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实难据信也。”不窋非弃之子，古人早言之甚明。乃近犹有据此攻古书之不可信者，何其疏也。再传至大王，复为狄所逼，徙岐山下。以上参看前篇。爰及文、武，世济其德，而周势始张。文王伐昆夷。《书》传文王受命后，四年伐昆夷。《诗》：“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駾矣，维其喙矣。”笺云：“今以柞棫生柯叶之时，使大夫将师旅出聘问。昆夷见文王之使者，将士众过己国，则惶怖惊走，奔突入此柞棫之中而逃，甚困剧也，是之谓一年伐昆夷。”《正义》：“《帝王世纪》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东门，文王闭门修德而不与战。王肃同其说，以申毛义，以为柞棫生柯叶拔然时，混夷伐周。”至武王，遂放逐之泾洛以北，命曰荒服，以时入贡。周之声威，盖于是为盛。然穆王之世，荒服即已不至。《史记·匈奴列传》：“武王伐纣而营雒邑，复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其后二百有余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之后，荒服不至。”则穆王之所伐，即武王之所放也。至于幽王，卒有骊山之祸。时则玁狁“整居焦获”《尔雅》十薮之一。据郭注，在今陕西泾阳县，“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周人尝命将伐之，至太原，而城朔方。诗家说此，多以为宣王时事。然观《史记·匈奴列传》，则似在骊山之役以后，疑莫能明也。《史记·周本纪》及《匈奴列传》，皆不言宣王时有与玁狁争战之事。《匈奴列传》曰：“穆王之后，二百有余年，周幽王用宠姬褒姒之故，与申侯有隙。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遂取周之焦获，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又曰：“初周襄王欲伐郑，故取戎狄女为后，与戎狄兵共伐郑。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后母曰惠后，有子子带，欲立之。于是惠后与狄后、子带为内应，开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带为天子。于是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中国疾之，故诗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出舆彭彭，城彼朔方。”则似诗之所咏，皆周东迁后事。案镐、方、朔方，说诗者皆不能指为何地。若以为东迁后事，则镐即武王所居，方或丰之转音也。刘向《讼甘延寿疏》：“千里之镐，犹以为远”，镐京与雒邑，相去固得云千里。朔方亦当在泾水流域。自镐京言之，固可云西北也。平王虽不能御犬戎，特以畏逼东迁；不应一迁之后，西都畿内之地，即尽沦戎狄。据《史记·秦本纪》及《十二诸侯年表》：秦襄公伐戎至岐，在其十二年，当周平王五年。秦文公十六年，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当平王十九年。德公元年，“卜居雍，后世子孙饮马于河”。可见是时秦东境尚未至河。德公元年，乃周釐王五年，东迁后之九十四年也。《六国表》曰：“穆公修政，东境至河。”据《秦本纪》及《十二诸侯年表》，事在穆公十六年，则周襄王之八年，东迁后之百二十七年矣。周与西都交通之绝，由晋灭虢，守桃林之塞而然。虢之灭，在周惠王二十二年，亦在东迁后百十六年。然则自平王东迁后百余年间，周与西都之交通，迄未尝绝。西都畿内之地，亦未尝尽为秦有，命将出师，以征玁狁，固事所可有也。《出车》之诗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毛传：“方，朔方，近玁狁之国也。”案《诗》又言“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所咏当系一事，毛传是也。然则朔方乃近玁狁之地，在周之北。刘向《讼甘延寿疏》，亦以《诗》所咏为宣王时事。然古人学术，多由口耳相传，久之乃著竹帛，不审谛处甚多。无妨其言千里之镐为是，其言宣王时事为非也。
春秋以后，史籍之传者较富，此族之事，可考者亦较多。其见于《春秋》者，或称戎，或称狄，盖就其始所居之方位名之，无关于种族也。其称狄者，初止作狄，后又有赤狄、白狄之分。赤狄始见宣公三年，白狄始见宣公八年。据《左氏》杜说，则赤狄种类有六：曰东山皋落氏今山西昔阳县东皋落山，曰廧咎如《公羊》作将咎如，今山西乐平县，曰潞氏今山西潞县，曰甲氏今河北鸡泽县，曰留吁今山西屯留县，曰铎辰今山西长治县。皆灭于晋。白狄种类有三：曰鲜虞今河北定县，曰肥今河北藁城县，曰鼓今河北晋县。肥鼓亦灭于晋。鲜虞至战国时曰中山，灭于赵。《史记·匈奴列传》曰：“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内、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则居河内者为赤翟，居圁、洛之间者为白翟。窃疑《史记》之说为是也。详见予所撰《赤狄白狄考》。其以戎称者：曰扬拒、泉皋、伊雒之戎扬拒，在今河南偃师县附近。泉皋，在今河南洛阳附近。伊雒之戎，《春秋》作雒戎。文八年，公子遂会雒戎盟于暴。《释文》：“本或伊雒之戎，此后人妄取传文加之耳。”地皆入于周，曰蛮氏之戎今河南临汝县。本居茅津。亦称茅戎，《公羊》作贸戎。地入于晋，曰骊戎今陕西临潼县。地亦入晋。以上释地，据顾氏栋高《春秋大事表》。又有陆浑之戎，乃羌族，见第十篇，皆在今河南、陕西境。其跨今河南、山东及河北境者，时曰山戎，亦曰北戎。《管子》常以山戎与令支、孤竹并举。杜预又以山戎、北戎、无终三者为一。《汉志》：右北平无终，故无终子国。辽西郡令支，有孤竹城。汉无终，今河北蓟县。令支，今河北迁安县。读史者因以山戎为在今河北东北境。然据《公羊》，则齐桓公之伐山戎，尝旗获而过鲁；而《左氏》亦载北戎侵郑，北戎侵齐；又《春秋》所载，鲁与戎之交涉甚多；窃疑山戎之地，实不仅东北一隅。至于无终，则《左》襄四年，尝遣使请成于晋，昭元年，晋又败其众于太原；窃疑其地必近晋，亦不得在今河北东北境也。详见予所撰《山戎考》。又有所谓长狄者，其君盖别一种族，其民则亦狄也。详见予所撰《长狄考》。
以上所述，皆其地在腹里者。其君多有封爵，时与于会盟征伐，俨然厕于冠裳之列。较诸战国初年之秦，为东诸侯所摈者，犹或过之。自此以往，则其地较偏僻；其文明程度，亦当较低；故犹沿部落时代之习。《史记·匈奴列传》，所谓“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皆在今甘肃天水县、翟貙原之戎今陕西南郑县；岐梁山、泾、漆以北，有义渠今甘肃宁县、庆阳县、大荔今陕西大荔县、乌氏今甘肃泾川县、朐衍之戎今甘肃灵武县。而晋北有林胡今山西马邑县、楼烦之戎今山西岚县，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者也。战国之世，燕、赵、秦、魏并起而攘斥之。魏有河西、上郡后入于秦，赵有云中、雁门、代郡，秦有陇西、北地，以与胡界边。而燕秦开亦袭破东胡，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参看第三篇。赵自代并阴山至高阙山名。在今绥远省境，黄河沿岸，燕自造阳地名，在上谷至襄平今辽宁辽阳县，秦于陇西、北地、上郡，皆筑长城以拒胡。及始皇并六国，燕、赵之地，亦皆入于秦。秦又使蒙恬收河南地今河套，因河为塞。因边山险，壍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临洮，今甘肃岷县。秦之长城，全非今之长城。当起陇西、北地、上郡塞外。东循阴山，沿黄河北岸，经今宣化之北，历热河至辽宁，迤东南，度鸭绿江，入朝鲜。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之界也。秦长城东端，在乐浪郡遂城县，见《晋书·地理志》。乐浪郡，今黄海平安二道地也。汉初，辽东与朝鲜，以呗水为界。秦界则更在呗水以东。呗水，今大同江也。而北干山脉以南谓黄河流域与蒙古之界山，尽为中国之地矣。
四裔为中国患者，莫如北族；北族之为中国患者，多在漠南北。中国人对朔方，遂有一种恐怖心；以为敌之起于是者，皆不可御也。中国自与欧洲交通，讫日俄战前，国人论者，皆最畏俄。林文忠曰：“英法诸国，皆不足患，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徐继畬撰《瀛环志略》，谓英法之助土耳其以拒俄，犹之六国之合从以摈秦。甲午战后，犹有著论，谓俄国形势酷类强秦者，皆此等见解也。其实不然，历代游牧之族，为中国患者，多非起自蒙古；即入据蒙古者，亦或能为中国患，或不能为中国患。可见敌国外患，原因甚多，地理特其一端耳。
蒙恬之斥逐匈奴也，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史不言其所居。然侯应议罢边塞事曰：“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冒顿弑父，龙庭未闻徙地，则头曼弃河南后，必即居阴山中矣。本居河南，平夷无险，至是盖依山为阻。秦之乱，适戍边者皆去。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时北方游牧之族，在匈奴之东者为东胡，西为月氏，北为丁令。冒顿单于皆击破之。又南并楼烦，白羊王。白羊王，在河南。《史记》云：“诸左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东接濊貉、朝鲜。右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单于庭直代云中。”匈奴盖至是始尽有漠南北之地。冒顿子老上单于，又击破西域。置僮仆都尉居焉耆、危须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孝文三年，右贤王入居河南为寇。其明年，单于遗汉书曰：“今以少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三十六国，皆已为匈奴。”则匈奴之服西域，在孝文三四年间。而匈奴之国势，遂臻于极盛。
汉初对匈奴，亦尝用兵。已而被围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县，不利。乃用刘敬策，妻以宗室女，与和亲。盖以海内初平，不能用兵，欲以是徐臣之也。高后、文、景之世，守和亲之策不变。然匈奴和亲不能坚，时入边杀掠。中国但发兵防之而已。是时当匈奴冒顿，老上，军臣之世，为匈奴全盛之时。武帝即位，用王恢策，设马邑之权，以诱军臣单于。军臣觉之而去。匈奴自是绝和亲，攻当路塞，数入盗边。然尚乐关市，耆汉财物，汉亦关市不绝以中之。元光元年，汉始发兵出击。自后元朔二年、五年、六年，元狩三年，仍岁大举。而元朔二年之役，卫青取河南，置朔方郡在今鄂尔多斯右翼后旗，黄河西岸。汉既筑朔方，遂缮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元狩二年，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汉通西域之道自此开，羌、胡之交关自此绝；匈奴受创尤巨。于是伊稚斜单于军臣之弟，继军臣立，用汉降人赵信计本胡小王，降汉，封为翕侯，败殁，又降胡，益北绝幕。欲诱疲汉兵，徼极而取之。元狩四年，汉发十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粮重不与焉。使卫青、霍去病中分兵。青出定襄今山西右玉县，至寘颜山赵信城。去病出代，封狼居胥，禅于姑衍，临瀚海而还。自是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今甘肃平番县，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矣。
伊稚斜单于后，再传而至儿单于。儿单于之立，当武帝元封六年。自儿单于以后，益徙而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龙庭所在，史亦不详。而以兵事核之，则距余吾水至近。天汉四年，贰师之出，且鞮侯单于悉远其累重于余吾水北，而自以兵十万待水南。征和二年，闻汉兵大出，右贤王驱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衔山。壶衍鞮单于时，汉生得瓯脱王，匈奴恐以为导袭之，即北桥余吾，令可渡。《山海经》“北鲜之山，鲜水出焉。北流注于余吾”。“北鲜”二字，疑鲜卑之倒误。余吾，仙娥，一音之转。颇疑今色楞格河，古时本名鲜水即鲜卑水，或译名但取上一音，或夺卑字；而拜哈勒湖，则名余吾；后乃貤其所注之湖之名，以名其水也。本始二年，五原之兵，出塞八百余里，而至丹余吾水。丹余吾，当系余吾众源之一，或其支流。以道里计之，亦当在今色楞格河流域也。匈奴之弱，实由失漠南。侯应《罢边塞议》，谓“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据《汉书·匈奴传》：元封六年，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诛贰师后，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始元二年，单于自将击乌孙。欲还，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什一。虚闾权渠单于之立，匈奴饥，人民畜产死十六七。盖三十七年之间，大变之见于中国史者四矣。度尚有较小，为中国史所不载者也。儿单于四传而至壶衍鞮单于。宣帝本始二年，匈奴欲掠乌孙。乌孙公主来求救。汉发五将军十五万众，出塞各二千余里以击之。匈奴闻之，驱畜产远遁。是以五将少所得，而校尉常惠，护乌孙兵，入自西方，获三万九千余级；马、牛、驴、骡、橐驼五万余匹，羊六十余万头。《乌孙传》云：“乌孙皆自取所虏获”，则此数未必确实。然匈奴之所损，必甚多也。匈奴民众死伤，及遁逃死亡者，不可胜数。其冬，单于自将攻乌孙，颇有所得。欲还，会大雨雪，人畜冻死，还者不及什一。于是丁令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滋欲乡和亲，然尚未肯屈服于汉也。其后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尽并诸单于，又为新立之郅支单于所败。乃于甘露元年，款五原塞降汉。三年，入朝。郅支北击乌揭，降之。发其兵，西破坚昆，北降丁令。并三国之众，留都坚昆。乌揭、坚昆、丁令，见第四篇。《三国志注》引《魏略》：匈奴单于庭，在安习水上，当系指此时言之。安习水，今额尔齐斯河也。后杀汉使谷吉，自以负汉；又闻呼韩邪日强，恐袭之，欲远去。会康居数为乌孙所困，使迎郅支居东边，欲并力取乌孙以立之。郅支大悦，引而西。康居王甚尊敬之，妻以女。郅支数借兵击破乌孙，乌孙西边空虚不居者且千里。郅支骤胜而骄，杀康居王女，又役康居之民为筑城。元帝建昭三年，西域副都护陈汤，矫制，发诸国及车师，戊己校尉屯田兵攻杀之。传首京师。北方积年之大敌，至是称戡定焉。
呼韩邪既降汉，请留居光禄塞下太初三年，徐自为所筑，去五原塞近者数百里，远者千里；有急，保汉受降城。太初元年所筑，在今乌喇特旗西北。许之。后人众渐盛，乃归北庭，事汉甚谨。王莽时，抚驭失宜，始复为寇。光武之世，至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在今河北唐县，居庸关在今河北昌平县之东以避之。幸匈奴旋复内乱。其奥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降汉。于是匈奴分为南北。南单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鄂尔多斯左翼中旗。北匈奴连年旱蝗，又为南部、丁令、鲜卑、西域所侵，益弱。和帝时，南部求并之。永元元年，窦宪合南部击之，降其众二十余万。至燕然山，出塞三千余里。明年，南部又分兵：左过西海，至河宗北；右绕天山南，度甘微河。北单于被创走。明年，右校尉耿夔又破之金微山。出塞五千余里，前此出师未尝至也。《后汉书》谓单于遁走，不知所在。《魏书·悦般传》，则谓其逃亡康居。盖《后书》所载，乃当时军中奏报；《魏书》所载，则后来得之于西域者也。北单于之弟於除鞬自立，止蒲类海，遣使款塞。四年，立为北单于。欲辅还北庭，于除鞬自畔还北，汉使人诱还杀之，其余众辗转西域。《后书》：永元十六年，北单于遣使诣阙贡献，愿和亲，修呼韩邪故约。和帝以其旧礼不备，未许。元兴元年，重遣使诣敦煌贡献。辞以国贫，未能备礼。愿请大使。当遣子入侍。时邓太后临朝，亦不答其使，但加赐而已。据此，则北匈奴自章、和后，仍自有单于。特微弱，又去中国远，世系事迹，皆不可考耳。至南北朝时，犹立国于乌孙西北者曰悦般。其入欧洲者，立国于马加之地，为今匈牙利等国之祖焉。见《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七上。
南单于入居西河后，汉使中郎将段郴、副校尉王郁留拥护之。又令西河长史岁将骑二千，弛刑五百，助中郎将护卫单于。冬屯夏罢，岁以为常。单于亦遣诸部王屯驻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为郡县侦罗耳目。明帝时，南部有欲叛还北者。置度辽营，以中郎将行将军事以制之。灵帝时，张纯反，率鲜卑寇五郡。诏发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刘虞讨之。国人恐单于发兵无已，反，攻杀单于。子於扶罗立。国人杀其父者遂畔。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一年死。南庭遂虚其位，以老王行国事。於扶罗诣阙自讼。会灵帝崩，天下大乱，单于将数千骑与白波贼合，寇河内诸郡。时民皆保聚，寇钞无利，而兵遂破伤。复欲归国。国人不受，乃止河东。卒，弟呼厨泉立。建安二十一年，入朝。曹操留之于邺，遣右贤王去卑监其国，分其众为五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监之。魏末，复改为长史。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太原故泫氏县今山西高平县。右部六千余落，居祁县今山西祁县。南部三千余落，居蒲子县今山西隰县。北部四千落，居新兴县。今山西忻县中部六千落，居太陵县今山西文水县。左部帅豹，即刘渊之父。右贤王去卑，则赫连勃勃之先也。别部居上党武乡县之羯室者今山西辽县，亦称羯，其后为后赵。而居临松卢水者今甘肃张掖县，先世为匈奴左沮渠，遂以沮渠为氏，其后为北凉焉。
五胡之中，匈奴、鲜卑，部落皆盛；而匈奴尤居腹地，故最先叛。然刘、石二氏，皆淫暴无人理。石氏亡后，冉闵大肆杀戮，胡、羯遂衰。其历久而后同化者，惟稽胡而已。《北史》云：“稽胡，一曰步落稽，盖刘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曰：山戎、赤狄之后，自离石今山西离石县以西，安定今甘肃固原县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类繁炽。虽分统郡县，列于编户；然轻其徭赋，有异华人。山谷阻深，又未尽役属。而凶悍者，恃险数为寇。”案元海部落，当时多散居郡县。《晋书》云：“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稽胡盖因生事及风俗之异，入居山谷。其能久而不亡，正以其自成一部落故也。两《汉书》及《三国志》，皆无稽胡之名。以为山戎、赤狄之后者，必误。《北史》云：“言语类夷狄，因译乃通。”盖因少与汉人交接之故。然又云：“其俗土著，亦知种田。地少桑蚕，多衣麻布。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殡葬，与中夏略同。其渠帅颇知文字。”则渐染华风，亦非一日矣。故自隋、唐以后，遂泯焉无迹也。
匈奴政教风俗，与中国相类者极多。《史记》云：“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载，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诸夏为敌国。”是则头曼以前，匈奴迄未尝为大国也。夫使当战国以前，漠南北之地，已有控弦数十万，如汉时之匈奴者，则深入杀略之事，必时有所闻；大兴师征伐，亦必在所不免；断非仅筑长城，所能限戎马之足也。参看附录《秦始皇筑长城》。然则自秦以前，漠南北部落，亦不过如《史记》所谓散居溪谷，莫能相一者耳。其大部落，实自皇古以来，即与汉族杂居黄河流域也。则其渐染汉族文化之深，固无足怪矣。
中国之俗，敬天而尊祖。而《史记·匈奴列传》曰：“岁正月，诸长少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校课人畜计。”《后书》称其俗岁有三龙祠，尝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合二书观之，盖此三会皆祭天地，并及其余诸鬼神也。南单于内附后，兼祠汉帝。“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亦与中国朝日夕月合。其围高帝于平城也，其骑：西方尽白，东方尽駹，北方尽骊，南方尽骍；月尚戊己；祭天神以戊日；此中国五行干支之说也。贰师之降匈奴，岁余，卫律害其宠。会母阏氏病，律饬胡巫言：“先单于怒曰：胡故时祠兵，尝言得贰师以社，今何故不用？”遂屠贰师以祠。征和中，汉武帝诏：“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丐若马。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贰师之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与卫律将五千骑要击汉军于夫羊句山狭。贰师遣属国胡骑二千与战，虏兵坏散，死伤者数百人。汉军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应劭曰：本汉将筑此城。将亡，其妻率余众完保之，因以为名也。张晏曰：范氏，能胡诅者。夫信巫，则亦中国之古俗也。《北史·悦般传》：“真君九年，遣使朝献，并送幻人。称能割人喉脉令断；击人头，令骨陷血出，或数升，或盈斗，以草药内其口中，令嚼咽之。须臾血止，养疮一月复常，无瘢痕。世疑其虚。乃取死罪囚试之，皆验。云中国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术而厚遇之。”此幻人自出西域。又云：“又言其国有大术者，蠕蠕来钞掠，术人能作霖雨、盲风、大雪及行潦。蠕蠕漂亡者十二三。”此则柔然、丁令，皆云有此术，或受之匈奴耳。《左氏》：狄之入卫也，“囚史华龙滑典礼孔，以逐卫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实掌其祭。不先，国不可得也。乃先之。”注曰：“夷狄畏鬼，故恐言当先白神。”则狄人之巫鬼，由来旧矣。此其教之相类者也。
北狄无称其君为天子者，有之者，其惟匈奴乎？匈奴以外皆称汗。汗，大也。盖音译则曰汗，意译则曰大人。匈奴称其君曰撑犁孤涂单于。撑犁，天也。孤涂，子也。单于，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老上《遗汉书》，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狐鹿姑《遗汉书》，亦曰：“胡者，天之骄子”；得毋感天而生之说，亦为彼所习闻邪？颇重盟约。永光元年，汉使韩昌、张猛送呼韩邪侍子。昌、猛见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闻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恐北去后难约束，即与为盟约，曰：“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俨然见古者束牲载书之辞焉。《汉书》载董仲舒之言曰：“如匈奴者，非可说以仁义也，独可说以厚利，结之于天耳。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刘敬之说高帝和亲也，曰：“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单于，厚奉遗之。彼知汉女，送厚，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且使辨土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哉？可毋战以渐臣也。”此古代诸侯屡盟交质，事之以货贿，申之以昏姻之习；抑刘敬之策，亦莒人之所以亡鄫也。此其政之相类者也。
匈奴之俗，与中国尚文之世，若不相容，而反诸尚质之世，则极相类。“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裳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数百人。”此古者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及殉葬之俗也。“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此晋献公所以烝于齐姜，象所以欲使二嫂治朕栖也。“有名不讳而无字”，幼名，冠字，本乃周道也。“贵壮健，贱老弱；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此古之人所以兢兢于教悌也。“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春秋时戎狄之俗皆如此。尤其久与汉族杂居河域之征也。其文教虽不如中国乎，然《史记》称其“狱久者不满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中行说谓其“约束径易行，君臣简可久；一国之政犹一体”；犹足想见古者刑措不用；及未施信于民而民信，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风焉。要之匈奴之俗，与周以后不相类，若返诸夏、殷以前，则我国之俗，且可资彼以为借镜也。此其俗之相类者也。
《罗马史》载匈奴西徙后，有诗词歌咏，皆古时匈奴文字。当时罗马有通匈奴文者，匈奴亦有通拉丁文者，惜后世无传焉。见《元史译文证补》。案匈奴之有文字，史不言其始于何时，亦不言为何种文字。或谓当时西域诸国，多有旁行文字，匈奴或西徙后受之西域，如回纥文字，出自大食者然。案匈奴之服西域，事在孝文三四年间，自此以前，久与中国书疏相往还矣。中行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识其人众畜数，必先有文字，疏记之法，乃有可施。《史记》谓其“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乃谓其无文书，非谓其无文字也。然则匈奴之有文字旧矣。创制文字，实为大业，虽乏史记，十口不得无传。辽、金、元、清、西夏皆然。然则匈奴文字，非由自制。既非自制，舍中国将安所受之哉？汉遗单于书以尺一牍；中行说令单于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长大；则其作书之具，正与中国同。从古北族文字，命意措词，与中国近者，莫匈奴若，初未闻其出于译人之润饰也。然则匈奴与中国同文，虽史无明文，而理有可信矣。抑《史》《汉》之不言，非疏也。《西域传》云：“自且末以往，有异乃记。”记其与中国异者，而略其与中国同者，作史之例则然。然则《史》《汉》之不言，正足为匈奴与我同文之证矣。《汉书》于《安息传》，明著其画革旁行为书记，即因其有异而记之者也。然则我国文字之流传于欧洲也旧矣。日逐王比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求内附，则匈奴并有地图。又《说文》控字下曰：“匈奴引弓曰控弦。”《一切经音义》引作“匈奴谓引弓曰控弦”。案《一切经》引是也，今本盖夺谓字。观此，则匈奴之语，亦有与中国同者矣。皆其久与汉族杂居之证也。《一切经》又一引作突厥。汉时无突厥，必误也。《观堂集林》有匈奴相邦印跋，曰：“匈奴相邦玉印，藏皖中黄氏。形制文字，均类先秦。当是战国秦汉之物。考六国执政，均称相邦。秦有相邦吕不韦，见戈文，魏有相邦建信侯，见剑文。今观此印，知匈奴亦然。史作相国，盖避汉高帝讳改。《史记·大将军骠骑列传》，屡言获匈奴相国都尉。而《匈奴列传》记匈奴官制，但著左右贤王以下二十四长，而不举其目。又言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十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相封即相邦。易邦为封，亦避高帝讳耳。”此印若真，亦匈奴与中国同文之一证。
匈奴与汉族关系之深如此，然其文明程度，终不逮汉族者，则汉族久进于耕农，而匈奴迄滞于游牧之故也。《史记》云：“自唐、虞以上，有山戎、猃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可见其从事畜牧，由来之久。然迄春秋战国时，此族仍多以游牧、射猎为生。故魏绛劝晋悼公和戎之辞曰：“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左》襄四年。杂居内地者如此，在塞外者，自更不待言矣。《史记·匈奴列传》，谓其“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裘”。又云：“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稍长，则射狐兔；用为食。”盖犹《王制》所谓北方之狄，衣羽毛穴居不粒食之旧也。《王制》：四海之内，北不尽恒山。所谓北狄，当在恒山之北。然汉时之匈奴，亦间有事种植者。《汉书》谓匈奴诛贰师，连雨雪数月，谷稼不熟。师古曰：“北方早寒，虽不宜禾稷，匈奴中亦种黍穄。”师古此言，当有所本。盖生业之兴，由于地利，漠南北亦有宜于种植之地，农业遂缘之而兴也。特究不以为正业耳。
《春秋》僖公三十二年，“卫人及狄盟”。《杜注》：“不地者，就狄庐帐盟。”《疏》云：“狄逐水草，无城郭宫室，故云就庐帐盟也。”杜氏此注，非必经意，然当时北狄未有宫室，说当不诬。《史记》云：“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盖后来之事；且亦未必凡戎狄皆然也。秦、汉时之匈奴，“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其国中间有城郭，大抵汉人所筑；如赵信城，孟康曰：“赵信所筑”；范夫人城，应劭曰：“本汉将筑此城，将亡，其妻率余众保完之”是也。壶鞮衍单于初立，年少，母阏氏不正，国内乖离，常恐汉兵袭之。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观此语，亦可知匈奴有农业，与秦人守之。汉兵至，无奈我何。即穿井数百，伐材数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遗汉粮也。乃已。郅支之徙康居，役其民以筑城，日五百人，二岁乃已。然终为汉兵所诛夷。胡人不能守城，此其一证也。
匈奴极重汉物。“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酒之贵重可知。汉文与匈奴和亲，遗以缯絮、秫蘖，岁有数，所以中之也。自关市之通，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几堕马邑之权。然犹乐关市，不能绝，可知其陷溺之深。贾生三表五饵之说，不能谓为处士大言矣。见《新书·匈奴》篇。中行说之说匈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之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十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絮缯，以驰草棘中，衣袴皆敝裂，以视不如裘之坚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视不如潼酪之便美也。”呜呼！何其计之深而虑之远也！
匈奴风俗，最称强悍。《史记》曰：“其俗宽则随畜田猎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淮南子》曰：“雁门之北，狄不谷食。贱长贵壮，俗尚气力。人不弛弓，马不解勒。”《原道训》此即《中庸》所谓“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者邪。扬雄《谏不受单于朝书》曰：“往时尝屠大宛之城，蹈乌桓之垒，探姑缯之壁，借荡姐之场，艾朝鲜之，拔两越之旗，近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二时之劳，固已犁其庭，扫其闾，郡县而置之；云彻席卷，后无余菑。惟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也；三垂比之悬矣，前世重之滋甚。”江统《徙戎论》曰：“并州之胡，本实匈奴。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是匈奴在四裔中为最强也。左伊秩訾之劝呼韩邪降汉也，呼韩邪问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气力而下服役，以马上战斗为国；故有威名于百蛮。战死，壮士所有也。今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奈何乱先古之制，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笑？虽如是而安，何以复长百蛮？”百世之下，读之虎虎有生气焉。其能以不逮一县之众见附录《秦始皇筑长城》，使中国为之旰食，宜矣。
然匈奴众虽勇悍，而训练节制颇缺。“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犹是春秋战国以来戎狄之旧俗。“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虏获，因以与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趋利，如鸟之集。其困败，瓦解云散矣。”此孙卿所讥齐人隆技击，若飞鸟然，倾侧反覆无日者也。古汉族事耕稼，故多居平原。戎狄事畜牧射猎，故多居山险。故汉族重车战，戎狄则用骑兵及步兵。《左》隐九年，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昭元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阨，请皆卒。乃毁车以为行。而赵武灵王亦胡服骑射，以灭中山，皆是道也。汉时匈奴，仍系如此。晁错《论兵事疏》曰：“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兵，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要而言之，匈奴长于骑，中国长于步；匈奴利于险阻，中国利于平地；匈奴之勇悍，非中国所及；中国之兵器及行陈，亦非匈奴所能当也。《史记》云：“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则其兵器，亦与中国同，特不如中国之精而已。又曰：“善为诱兵以包敌。”此亦居广原，习于驰逐之故也。又曰：“举事常随月盛壮以攻战，月亏则退兵。”案《左》成十六年，晋郤至谓楚有六间，“陈不违晦”其一。《注》：“晦，月终，阴之尽，故兵家以为忌。”昭二十三年，戊辰，晦，战于鸡父。《注》：“七月二十九日。违兵忌晦战，击楚所不意。”盖月无光时，惧敌夜袭，故不用师也。此亦匈奴俗类汉族之一证。
北族多辫发，惟匈奴则似椎髻。《汉书·李广苏建传》：“昭帝立，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素与陵善。遣陵故人陇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后陵、律卫律持牛酒劳汉使。博饮。两人皆胡服椎结。立政大言曰：汉已大赦，中国安乐，主上富于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动之。陵嘿不应，熟视，而自循其发，曰：我已胡服矣！”明椎髻为匈奴俗也。或曰：文帝前六年遗单于，有比疏一。《史记》作比余。师古曰：“辫发之饰也，以金为之。”此实匈奴辫发之证，陵、律盖未忍效之，故犹椎髻也。曰我已胡服，明发未尝如胡也。案比疏即篦梳，古今字。不必辫发然后可用。师古之说，似睹当时北族辫发，以意言之。《朝鲜列传》谓“卫满椎结蛮夷服，东走出塞”，明是时塞北蛮夷多椎结，满岂亦有所不忍邪？《北史·悦般传》，谓其“翦发齐眉”。又云：“其人清洁。与蠕蠕结好。其主尝将数千人入蠕蠕，欲与大檀相见。入其界，百余里，见其部人不浣衣，不绊发，不洗手。妇人口舐器物。王谓其从臣曰：汝曹诳我，将我入此狗国。乃驰还。”不绊发即辫发之谓，辫发即被发也。从古西域多洁清，北族则否。悦般西徙后，盖已渐染西域之俗。然绊发当系匈奴之旧。翦发齐眉，不知为匈奴俗否？若然，则颇似中国之两髦矣。又匈奴之法，汉使不去节，不以墨黥面，不得入穹庐。盖以以墨黥面，为示辱之意也。
匈奴为汉族所迫逐，正支西徙，至今立国欧洲。然其同化于我者实不少。《左》庄二十八年，“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注》：“大戎，唐叔子孙，别在戎狄者。”《晋语》：“狐氏出自唐叔；狐伯耳之子，实生重耳”，是《杜注》所本也。又曰：“晋伐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注》云：“骊戎，其君姬姓，爵男也。”案骊戎立国甚古。《周书·史记篇》：“昔有林氏召离戎之君而朝之”，即骊戎也。《史记·周本纪》：“纣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求骊戎之文马而献之纣。”是时骊戎为姬姓之国与否不可知，然其与姬姓之国有交涉，则甚确凿矣。昭十二年，晋伐鲜虞，《公》、《穀》皆责其伐同姓。《范注》云：“鲜虞，姬姓。”疏谓《世本》文。又戎州己姓，见哀十七年。己者，黄帝之子之姓也。见《国语》。廧咎如隗姓。隗姓，姓苑谓出古帝大隗氏。是则春秋以前，我族作大长于戎狄中者多矣。《公羊》谓潞氏“离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国。晋师伐之，中国不救，夷狄不有”，实为其渐即诸夏之征。《穀梁》例，灭夷狄时，婴儿以贤书月。甲氏，留吁余邑，以贤婴儿，灭亦月。《左氏》谓狄有五罪，亦谓酆舒有三俊才。《韩非子·外储说》：“赵主父使李疵视中山可攻不也，还报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将后齐、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对曰：其君见好顾千里曰：“当依下文作好显”岩穴之士，所倾盖与车，以见穷闾隘巷之士以十数；伉礼下布衣之士，以百数矣。”亦见《中山策》。周秦诸子，固多寓言，然寓诸何国，亦必有其所由。中山之文明程度，亦可想见矣。然则古代之戎狄，至秦、汉以后，不复闻其为患者，大抵皆同化于汉族也。汉时南部之降，汉人骄纵之太甚读扬雄《谏不受单于朝书》，可见此时汉人之见解，卒酿成刘、石之乱，致召冉闵之杀戮。然是时胡人居中国者甚多，闵所杀戮，实不过十之一二。谓足摧挫胡、羯则有之，谓能诛锄胡、羯殆尽，则事理所必无也。据《晋书·载记》：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死者二十余万。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此亦杀其屯聚者耳。又云：“高鼻多须，滥死者半。”高鼻多须，自系白种人，见第十三章。当时所谓胡，范围甚广，初不专指匈奴。如鲜卑称东胡，西域诸国称西胡是也。闵欲诛胡羯，而非胡羯以形状之异而滥死，则胡羯之形状不异者，必多获免可知。其颇同化于汉族者，更无论矣。魏五部都尉所统，已二万九千余落。晋初归化，武帝使居塞内者，亦辄千万落。此等非同化于中国，果何往哉？然则中华民国国民中，匈奴之成分，必不少矣。
附录一 赤狄白狄考
狄之见于《春秋》者，或止称狄，或称赤狄、白狄。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晋师灭赤狄潞氏”。《注》：“潞，赤狄之别种。”《疏》云：“狄有赤狄，白狄。就其赤白间，各自别有种类。此潞是国名，赤狄之内，别种一国。夷狄祖其雄豪者，子孙则称豪名为种，若中国之始封君也。谓之赤白，其义未闻；盖其俗尚赤衣白衣也。”案两爨亦称乌白蛮。《唐书》：初裹五姓皆乌蛮，其妇人衣黑缯，东钦二姓皆白蛮，其妇人衣白缯。《疏》盖据后世事推之。如《疏》意，则凡狄非属于赤，即属于白矣。窃谓不然。
赤狄种类，见于《春秋》者有三：潞氏及甲氏、留吁是也。宣十六年，“晋人灭赤狄甲氏及留吁”。《左氏》云：“晋士会帅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杜注》：“铎辰不书，留吁之属”，似以意言之。又成三年：“晋郤克卫孙良夫伐廧咎如。”《左氏》曰：“讨赤狄之余焉。”是《左氏》所称为赤狄者，较《春秋》多一铎辰，一廧咎如也。廧咎如，《公羊》作将咎如。至东山皋落氏，则《左氏》亦不言为赤狄。《杜注》云：“赤狄别种也。”《正义》：“成十三年《传》，晋侯使吕相绝秦，云：白狄及君同州，则白狄与秦相近，当在晋西。此云东山，当在晋东。宣十五年，晋师灭赤狄潞氏。潞则上党潞县，在晋之东。此云伐东山皋落氏，知此亦在晋东，是赤狄别种也。”其说似属牵强。
白狄种类，《春秋》及《左氏》，皆未明言。昭十二年《杜注》曰：“鲜虞，白狄别种。”“肥，白狄也。”十五年《注》又曰：“鼓，白狄之别。”《疏》云：“宣十五年，晋师灭赤狄潞氏。十六年，晋人灭赤狄甲氏及留吁。成三年，晋郤克，卫孙良夫伐廧咎如。《传》曰：讨赤狄之余焉，是赤狄已灭尽矣。知鲜虞与肥，皆白狄之别种也。”其说之牵强，与前说同。
案《春秋》《左氏》言赤狄种类，虽似不同。然铎辰之名，《春秋》无之。“讨赤狄之余焉”，语有两解。刘炫以为“廧咎如之国，即是赤狄之余”。见《疏》。杜预则谓宣十五年晋灭赤狄潞氏，其余民散入廧咎如，故讨之。揆以文义，杜说为长，以《春秋》《左氏》，于潞氏，甲氏，留吁，铎辰，皆明言为赤狄，于廧咎如则不言也。然则《左氏》之意，盖不以廧咎如为赤狄。《左》不以廧咎如为赤狄，而铎辰为《春秋》所无，则《春秋》《左氏》，言赤狄初无歧异矣。然则赤狄自赤狄；白狄自白狄：但言狄者，自属非赤，非白之狄；安得谓凡狄皆可分属赤狄、白狄乎？杜说盖失之也。
予谓赤狄、白狄，乃狄之两大部落。其但称狄者，则其诸小部落。小部落时役属于大部落，则有之；若遂以赤白为种类之名，谓凡狄皆可或属诸赤，或属诸白，则非也。《左》宣十一年云：“众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晋。”必赤狄之名，不苞众狄，乃得如此措辞。若众狄亦属赤狄，当云疾潞氏之役，安得云疾赤狄之役乎？此《春秋》及《左氏》，凡言狄者，不得以为赤狄或白狄之明征也。
然则赤狄、白狄，果在何方乎？曰：赤狄在河内，白狄在圁、洛之间。何以知之？曰：以《史记·匈奴列传》言“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内、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知之也。居河内者盖赤狄？居圁、洛之间者盖白狄也？曰：《史记》上云“攘戎翟”，而下云“号曰赤狄、白狄”，明赤狄、白狄为两种之总称，所苞者广矣。曰：《史记》之言，盖举其大者以概其余，非谓凡狄皆可称赤狄或白狄也。若谓凡狄皆可称赤狄或白狄，则无解于《春秋》之或称赤狄，或称白狄，或但称狄矣。盖狄在《春秋》时，就大体言之，可区为二：一在东方，一在西方。在东方者，侵轶于周、郑、宋、卫、齐、鲁之间。其地盖跨今河北之保定、大名两道，山西冀宁道之东境，河南之河北道。或且兼及河洛、开封道境。其中以居河内之赤狄为最大。居西方者，其地盖跨今山西冀宁道之西境，及河东道。陕西之榆林道及关中道。其中以居圁、洛之间之白狄为最大。故史公举之以概其余也。言春秋时狄事者，莫详于《左氏》。今请举之，以为吾说之证。
狄之居东方者，莫张于庄、闵、僖之间。庄三十二年，伐邢。闵二年，入卫。以齐桓公之威，纠合诸侯，迁邢于夷仪，封卫于楚丘；然及僖十二年，诸侯复以狄难故，为卫城楚丘；其明年，狄侵卫；又明年，侵郑；则其势初未弱也。齐桓公之卒也，宋襄公伐齐而纳孝公。虽曰定乱，实有伐丧之嫌。诸侯莫能正。惟狄人救之。僖十八年。是时邢附狄以伐卫。至二十五年，而为卫所灭。狄虽不能救；然二十年，尝与齐盟于邢。《左氏》曰：为邢谋卫难也；二十一年，狄侵卫；三十一年，又围卫；卫为之迁于帝丘；狄之勤亦至矣。先是僖公九年，狄灭温。温者，苏子封邑，周初司寇苏忿生之后也。见成十一年。十一年，王子带召扬拒、泉皋、伊洛之戎以伐周。入王城，焚东门。秦、晋伐戎以救周。晋侯平戎于王。十二年，王讨王子带。王子带奔齐。齐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晋。十六年，王以戎难告于齐，齐征诸侯而戍周。此所谓戎，不知与狄有关否？然及僖二十四年，王以狄师伐郑；冬，遂为狄所伐，出居于郑；大叔以狄女居于温；则必即九年灭温之狄矣。晋文勤王，取大叔于温，杀之于隰城。王以温锡晋。三十二年，狄有乱。卫人乘之侵狄，狄请平焉。其在河内者，至是当少衰。然三十二年及文七年、九年、十一年，迭侵齐；七年，伐鲁西鄙；十年侵宋；十三年又侵卫；则东方之狄，亦未尝遂弱也。凡此者，《春秋》及《左氏》，皆但称为狄。惟文七年侵鲁之役，《左氏》云：公使告于晋，赵宣子使因贾季问酆舒，且让之。酆舒潞氏相，似其事由赤狄，然此只可谓侵鲁之狄，役属于赤狄，不能谓侵鲁者即赤狄也。
赤狄见《经》，始于宣公三年之侵齐。六年，伐晋。七年，又侵晋，取向阴之禾。十一年，晋侯会狄于櫕函。《左氏》云：“众狄服也。众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晋。”观宣七年赵宣子之让酆舒，则知赤狄是时，所役属之狄颇众，故其势骤张也。及是，党与携离，势渐弱矣。十三年，虽伐晋及清，及十五年，潞氏遂为晋所灭。晋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明年，灭甲氏留吁及铎辰。成三年，又伐廧咎如，以讨赤狄之余焉。赤狄之名，自是不复见。盖赤狄本居河内，是时强盛，故兼据潞氏、甲氏、留吁、铎辰之地也。据《左氏》伯宗之言，则潞氏又夺黎侯之地。其本据地河内，未知灭亡以否？然纵幸存，其势力亦无足观矣。
东方之狄，自晋灭赤狄后，不见于《春秋》及《左氏》者若干年。至昭，定以降，鲜虞、肥、鼓，乃复与晋竞。《左》昭十二年，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以肥子绵皋归。十三年，荀吴以上军侵鲜虞，及中人。十五年，荀吴伐鲜虞，围鼓，以鼓子鞮归。既献而反之。又叛于鲜虞。二十二年，六月，荀吴灭之。定三年，鲜虞人败晋师于平中。四年，晋士鞅卫孔圉伐鲜虞。五年，士鞅围鲜虞。哀元年，齐、卫会于乾侯，救范氏也。师及齐师，卫孔圉，鲜虞人伐晋，取棘蒲。三年，齐、卫围戚。求援于中山。四年，十一月，邯郸降。荀寅奔鲜虞。十二月，齐国夏会鲜虞，纳荀寅于柏人。六年，晋伐鲜虞，治范氏之乱也。鲜虞、肥、鼓地与潞氏、甲氏、留吁、铎辰相近；与齐、晋、鲁、卫，皆有关系；其形势，正与自庄公至宣公时之狄同。《春秋》及《左氏》，皆绝不言为白狄，不知杜氏何所见而云然？以予观之，毋宁谓为与赤狄相近之群狄，为较当也。
白狄本国，盖在圁、洛之间。然西方之狄，跨据河之东西者亦甚众，非止一白狄也。晋之建国也，籍谈追述其事曰：“晋居深山之中，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昭十五年。是唐叔受封之时，已与此族为邻矣。二五之说晋献公也，曰：“蒲与二屈，君之疆也。疆埸无主，则启戎心。”又曰：“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则蒲、屈所与为界者，即狄人也。僖五年，晋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狄。明年，贾华伐屈。夷吾将奔狄。郤芮曰：后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重耳、夷吾，盖皆欲借资于秦以复国。夷吾不果奔狄，仍奔近秦之梁，则狄之近秦可知也。晋文公让寺人披之辞曰：“予从狄君以田渭滨”，则晋文所奔，夷吾所欲奔而未果之狄，即与蒲、屈为界之狄；其地自渭滨跨河而东，界于蒲、屈也。《左》闵二年，“虢公败犬戎于渭汭”，虽未知即此狄否，然其地则相近矣。重耳之奔狄也，狄人伐廧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成十三年，吕相绝秦之辞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之昏姻也。”《杜注》：“季隗，廧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获之，纳诸文公。”杜氏此注，殊属牵强，故《疏》亦游移其辞，不敢强申其说也。凡此等狄，其地皆与白狄相近。然《春秋》及《左氏》，皆不明言为白狄，则亦西方之众狄，与白狄相近者而已。僖八年，“晋里克帅师，梁由靡御，虢射为右，以败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无耻，从之，必大克。里克曰：惧之而已，无速众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晋，报采桑之役也。复期月”。曰“无速众狄”，明西方狄亦甚众；如东方赤狄所役属也。西方之狄，与晋相近，故争阋颇烈。僖十六年，因晋韩原之败，侵晋，取狐厨，受铎，涉汾，及昆都。二十八年，晋作三行以御狄。三十一年，又作五军以御狄。三十三年，晋侯败狄于箕。郤缺获白狄子。曰获白狄子，而不言所败者即白狄，盖白狄与他狄俱来也？范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成十六年。以狄与秦、齐、楚并举，可以见其盛矣。此等狄人，东为晋人所攘斥；又秦穆修政，东境至河《史记·六国表》；其在渭滨及河东之地，盖皆日蹙。昭十三年，晋人执季孙意如，使狄人守之；定十四年，晋人围朝歌；成鲋，小王桃甲率狄师以袭晋，战于绛中；盖皆其服属于晋者也。《史记》云：“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此《匈奴列传》文。《秦本纪》云：“益国十二，开地千里。”与《韩非子十过》篇同。《李斯传》作“并国二十”。二十字疑倒。《汉书·韩安国传》作“并国十四”，四亦疑二之误。古文一二三四皆积画也。穆公所服，盖多岐以东之地，即大王所事之獯粥，文王所事之昆夷，及灭幽王之犬戎也。然则同、蒲间之狄，盖尽为秦、晋所并矣。白狄居圁、洛之间，其地较僻，盖至魏开河西、上郡而后亡。
白狄之见《春秋》，始于宣公八年，与晋伐秦。成九年，与秦伐晋。十三年，吕相绝秦之辞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之昏姻也。君来赐命曰：吾与女伐敌。寡君不敢顾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晋将伐女。狄应且憎，是用告我。”《左氏》亦曰：“秦桓公既与晋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与楚，欲道以伐晋。”白狄盖叛服于秦、晋之间者也。《春秋》哀十八年，春，“白狄来”。《左氏》云：“始来。”盖至是始通于鲁。可见所谓白狄者，惟指圁、洛间一族。若凡在西北者，皆可称白狄，则前此不得迄无往来矣。二十八年，白狄朝晋。昭元年，祁午称赵文子服齐、狄，《杜注》谓指此事，其重视之可知。《管子·小匡篇》，谓齐桓公“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小匡》述事，不甚可信，然白狄之在西河，则因此而得一左证也。《左》僖三十三年杜注：“白狄，狄别种也。故西河郡有白部胡。”
《左》襄四年，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杜注》谓无终，山戎国名。其《释例》又谓山戎，北戎，无终，三者是一。案山戎，北戎在东方，别见予所撰《山戎考》。杜氏之云，未知何据？观魏绛劝晋侯和戎，谓“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又曰：“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则其地与晋密迩。昭元年，“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左氏》云：“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则无终即在太原附近。疑亦西方之狄，而能役属群狄者也。
夷、蛮、戎、狄之称，其初盖皆按据方位，其后则不能尽然。盖种落有迁徙，而称名不能屡更。故见于古书者，在东方亦或称戎，西方亦或称夷也。《春秋》时之戎，史公概叙之《匈奴列传》中，则亦不得谓之非狄。别见予所撰《山戎考》，此不赘。
附录二 山戎考
《管子·大匡》篇曰：“桓公遇南州侯于召陵，曰：狄为无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国。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北州侯莫至。上不听天子令，下无礼诸侯。寡人请诛于北州之侯。诸侯许诺。桓公乃北伐令支，下凫之山，斩孤竹，遇山戎。”《小匡篇》曰：“北伐山戎，制冷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又曰：“桓公曰：北至于孤竹、山戎、秽貉，拘秦夏。”《霸形篇》曰：“北伐孤竹，还存燕公。”《戒篇》曰：“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菽，布之天下。”《轻重甲篇》曰：“桓公曰：天下之国，莫强于越。今寡人欲北举事孤竹、离枝，恐越人之至，为此有道乎？桓公终北举事于孤竹、离枝，越人果至。”皆以山戎在北方，与燕及孤竹、令支相近。燕召公封地，在今蓟县。《汉志》：辽西郡，令支，有孤竹城。注引应劭曰：“古伯夷国。今有孤竹城。”则今迁安县也。然《小问篇》曰：“桓公北伐孤竹，至卑耳之溪。”《小匡篇》曰：“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投柎，乘舟济河。至于石沈，县车束马，逾大行与卑耳之貉。拘秦夏。”又曰：“北至于孤竹、山戎、秽貉，拘秦夏。”“卑耳之貉”之貉，当系谿字之误。注随文妄说为“与卑耳之貉共拘秦夏之不服者”，误也。秽貉初在今陕西北境，予别有考。然则卑耳之溪，实在西河、大行附近；与汉之令支县，风马牛不相及矣。《轻重戊篇》曰：“桓公问于管子曰：代国之出何有？管子对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贵买之。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离枝闻之，必侵其北。”则离枝又在代北，亦非汉令支地也。《穀梁》谓“齐桓越千里之险，北伐山戎，为燕辟地”。又曰：“燕，周之分子也，而贡职不至，山戎为之伐矣。”其释齐侯来献戎捷曰：“军得曰捷，戎，菽也。”皆与管子合。《史记·匈奴列传》谓：“山戎越燕而伐齐。”又云：“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亦以山戎在北方，与燕近。然《公羊》谓其“旗获而过我”。《疏》云：“齐侯伐山戎而得过鲁，则此山戎不在齐北可知。盖戎之别种，居于诸夏之山，故谓之山戎耳。”自来说山戎者，多主《左》《穀》，鲜措意《公羊》。然《左氏》于齐侯来献戎捷，但云“诸侯不相遗俘”，无戎菽之说。其说公及齐侯遇于鲁济曰：“谋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虽似与《穀梁》合。然山戎果去齐千里，何为与鲁谋之？则其消息，反与《公羊》相通矣。《礼记·檀弓》：“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新序》亦记此事，而云“孔子北之山戎”。《论衡·遭虎篇》云：“孔子行鲁林中。”《定贤篇》云：“鲁林中哭妇。”俞氏正燮谓俱称林中，殆齐配林之类。《癸巳类稿》明山戎实在泰山附近，故齐伐之，得旗获而过鲁也。《管子》一书，述齐桓管仲事，多不可据。即如一孤竹也，忽谓其在燕之外，忽焉伐孤竹所济卑耳之溪，又近西河、大行，令人何所适从邪？盖古书本多口耳相传；齐人所知，则管仲、晏子而已，辗转增饰，遂不觉其词之侈也。然谓伐山戎而九夷始听，则亦见山戎之在东而不在北矣。
杜预《释例·土地名》，以北戎、山戎、无终三者为一。昭元年疏。僖十年注曰：“北戎，山戎。”襄四年注曰：“无终，山戎同名。”昭元年注曰：“无终，山戎。”庄三十年注则曰：“山戎，北戎。”《汉志》：右北平，无终，故无终子国。地在今蓟县。然襄四年，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请和诸戎。魏绛劝晋侯许之，曰：“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又曰：“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则无终之地，必密迩晋。故昭元年，荀吴得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若谓在今蓟县，则又渺不相及矣。故《义疏》亦不信其说也。
北戎之见于《春秋》者，僖十年，齐侯、许男伐北戎。其见于《左氏》者，隐九年，北戎侵郑；桓六年，北戎伐齐，亦绝无近燕之迹。且隐九年郑伯之患北戎，昭元年魏舒之策无终，皆云“彼徒我车”；而《小匡篇》亦以“北伐山戎，制冷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与“中救晋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对举。胡者，匈奴东胡，貉即濊貉。屠何者，《墨子·非攻中篇》曰：“虽北者且不一著何，其所以亡于燕、代、胡、貉之间者，亦以攻战也。”孙氏诒让曰：“且不一著何，当作且，不著何。且疑柤之借字。《国语》：晋献公田，见翟柤之氛。《韦注》云：翟柤，国名是也。不著何，亦北胡。《周书·王会篇》云：不屠何青熊。又《王会伊尹献令》，正北有且略，豹胡。且略即此且及《左传》翟柤。豹胡，亦即不屠何。豹不，胡何，并一声之转。不屠何，汉为徒何县，属辽西郡。故城在今奉天锦县。柤，据《国语》，为晋献公所灭，所在无考。”案孙说近之。古代异族在北徼者多游牧，杂居内地者则否。胡貉、屠何，为骑寇，而山戎、令支、孤竹不然，又以知其非一族矣。
戎之名，见于《春秋》者甚多。隐二年，“春，公会戎于潜”。“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又是年，“无骇帅师入极”。贾云：极，戎邑。见《疏》。七年，“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之于楚丘，以归”。桓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庄十八年，“夏，公追戎于齐西”。二十四年，“冬，戎侵曹”。二十六年，“春，公伐戎”。其地皆在今山东境。虽不云山戎，亦近鲁之地多戎之证也。窃疑山戎占地颇广，次第为诸国所并。至战国时，惟近燕者尚存。后人追述管子之事，不知其时之山戎，疆域与后来不同也，则以为在燕北而已矣。记此事者独《公羊》不误，亦足雪口说流行之诬矣。
附录三 长狄考
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斯言也，实治《春秋》者之金科玉律也。能分别其事与义，则《春秋》作经读可，作史读亦可。而不然者，则微特不能明《春秋》之义，于春秋时事，亦必不能了也。
《春秋》事之可怪者，莫如长狄。文十一年《经》云：“叔孙得臣败狄于咸。”但云狄而已。而《公羊》及《左》《穀》，皆以为长狄。《左氏》所载，但云长狄有名缘斯者，获于宋；有曰侨如者，毙于鲁叔孙得臣；侨如之弟焚如，获于晋；荣如获于齐；简如获于卫；鄋瞒由是遂亡而已。无荒怪之说也。《公羊》云“记异”，而不言其所以异。《穀梁》则云：“弟兄三人，佚宕中国。瓦石不能害。叔孙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横九亩。断其首而载之，眉见于轼。”其荒怪甚矣。
注家之言，《穀梁》范注，但循文敷衍，无所增益。《左氏》杜注亦然。其云“盖长三丈”，乃本《国语》。《国语》《左氏》，固一家言也。何君之意，则不以长狄为人。故注兄弟三人曰：“言相类如兄弟。”又曰：“鲁成就周道之封，齐、晋霸，尊周室之后。长狄之操，无羽翮之助。别之三国，皆欲为君。此象周室衰，礼义废，大人无辅佐，有夷狄行。事以三成，不可苟指一。故自宣成以往，弑君二十八，亡国四十。”二十八当作二十，四十当作二十四，见《疏》。《疏》引《关中记》曰：“秦始皇二十六年，有长人十二，见于临洮。身长百尺，皆夷狄服。天诫若曰：勿大为夷狄行，将灭其国。”《穀梁疏》引《考异邮》曰：“兄弟三人，各长百尺，别之国，欲为君。”《汉书·五行志》引《公》《穀》说，而曰：“刘向以为是时周室衰微，三国为大，可责者也。天诫若曰：不行礼义，大为夷狄之行，将至危亡。其后三国皆有篡弑之祸。近下人伐上之疴。”又引京房《易传》曰：“君暴乱，疾有道，厥妖长狄入国。”又曰：“丰其屋，下独苦。长狄见，主为虏。”又曰：“《史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天诫若曰：勿大为夷狄之行，将受其祸。后十四年而秦亡，亡自戍卒陈胜发。”其义皆与何君同。
以长狄为非人，似极荒怪。然束阁三传，独抱遗经，以得臣所败，亦寻常之狄则可。否则以之为人，其怪乃甚于非人也。记事荒怪，《穀梁》为甚。然《公羊》谓“其兄弟三人，一者之齐，一者之鲁，一者之晋。其之齐者，王子成父杀之；之鲁者，叔孙得臣杀之；则未知其之晋者也”。其说全与《穀梁》同。特不云其佚宕中国，瓦石不能害；又不言其长若干而已。然《穀梁》云：“不言帅师而言败，何也？直败一人之辞也。一人而曰败何也？以众焉言之也。”范《注》：“言其力足以敌众。”《公羊》曰：“其言败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意亦全同。以得臣所败为一人，则非谓其瓦石不能害，身横九亩，断其首而载之，眉见于轼不可矣。故《公》《穀》之辞，虽有详略，其同出一本，盖无疑也。《穀梁》曰：“传曰”云云，盖据旧传也。惟《左氏》之说，最为平正。其曰：“富父终甥摏其喉以戈，杀之”，特记其杀之之事，非有瓦石不能害，必射其目之意也。详记齐、鲁二国埋其首之处，则杜氏所谓骨节非常，恐后世怪之，更未尝有身横九亩，眉见于轼之说也。虽《杜注》谓“荣如以鲁桓十八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岁，其兄犹在，《传》言既长且寿，有异于人”。然年代舛讹，古书恒有。此乃杜推《左氏》之意如此，《左氏》之意，初未必如此也。然则《左氏》果本诸国史，记事翔实？而《公羊》《穀梁》，皆不免口说流行之诮邪。
盖《公羊》所云“记异”者，乃《春秋》之义也。何君所言，则发明《公羊》之所谓异者也，与事本不相干。至《公》《穀》之记事，与《左氏》之记事，则各有所取。古事之传于今；有出史官之记载，士夫之传述者；亦有出于东野人之口，好事者之为者。有传之未久，即著竹帛者；亦有辗转传述，乃形简策者。由前之说，其言恒较雅，其事亦较确。由后之说，则其词多鄙，其事易芜。《左氏》所资，盖属前说；《公》《穀》所本，则属后说也。以记事论，《左氏》诚为近实。然以义论，则公羊子独得圣人之传已。
《左氏》之记事，诚近实矣。然长狄究为何如人，《左氏》未之言也。则请征之《国语》。《国语》：“吴伐越，堕会稽，得骨专车。使问仲尼。仲尼曰：昔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客曰：防风何守？仲尼曰：汪罔国之君也，守封禺之山，漆姓。在虞、夏、商为汪罔氏，于周为长翟氏。今谓之大人。客又曰：人长之极几何？仲尼曰：僬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史记·孔子世家》《说苑》《家语·辨物篇》略同。惟《说苑》漆姓作釐姓。又云：“在虞、夏为防风氏，商为汪芒氏”耳。《说文》亦曰：“在夏为防风氏，殷为汪芒氏。”如此说，则长狄之先，有姓氏及封土可稽，身长三丈，乃出仲尼推论，非谓其人实如是，了无足怪矣。《义疏》云：“如此《传》文，长狄有种。种类相生，当有支胤。惟获数人，其种遂绝，深可疑之。命守封禺之山，赐之以漆为姓，则是世为国主，绵历四代，安得更无支属，惟有四人？且君为民心，方以类聚；不应独立三丈之君，使牧八尺之民。又三丈之人，谁为匹配？岂有三丈之妻，为之生产乎？人情度之，深可怪也。”又引苏氏云：“《国语》称今曰大人，但迸居夷狄，不在中国，故云遂亡。”案苏氏所疑，盖同《贾疏》，故以是为解。然窃谓无足疑也。《疏》之所疑，首由不知身长三丈，乃出仲尼推论而非其实。若知此义，自不嫌以三丈之君，牧八尺之民；更不疑乏三丈之妻，为之生产矣。次则不知鄋瞒遂亡，惟指防风一族。盖泰伯、仲雍，窜身扬越，君为姬姓，民则文身。设使当日弟昆，并被异邦戕杀，南国神明之胄，固可云由是而亡。汪芒本守会稽，长狄跌宕兖、冀，盖由支裔北徙，君临群狄；昆弟迭见诛夷，新邑遂无遗种，此亦不足为怪。至于封禺旧守，原未尝云不祀忽诸也。
民国十年，十月，八日，予客沈阳，读是日之《盛京时报》，有云：“北京西城大明濠，因治马路，开掘暗沟。有工人，在下冈四十号民家墙根下，掘得巨人骸骨八具。长约八尺余。头大如斗。弃之坑内。行人观者如堵。监者虑妨工作，乃命工人埋之。”该报但云日前，未确记其日。此事众目昭彰，不容虚构。知史籍所云巨人、侏儒，纵有过当之辞，必非子虚之说矣。长狄之长，何君云百尺，盖本之《关中记》等书。杜云三丈，本诸《国语》。范云五丈四尺，则就九亩之长计之，并非其实。窃谓《左氏》“富父终甥摏其喉以戈”一语，即所以状长狄之长。谓恒人举戈，仅及其喉也。然则长狄之长，断不能越北京西城所得之骨矣。岂今日北京西城之地，亦古代长狄埋骨之区邪？
夫“语增”则何所不至？今之欧洲人，皆长于中国人；日本人则短于中国人；来者既多，日习焉则不以为异。设使欧人、日人，来者不过一家数口，后遂无以为继；数十百年之后，或则同化于我，或则绝世无传；而吾国于此，亦无翔实之记载，一任传说者之悠谬其辞；则不一再传，而欧人为防风，而日人为僬侥矣。然则《公》《穀》记事之缪悠，亦不足怪，彼其所资者则然也。故借长狄之来以示戒，《春秋》之意也。古有族曰防风，其人盖别一种类，颇长于寻常人，事之实也。曰百尺，曰三丈，曰五丈四尺，事之传讹，说之有托者也。曰瓦石不能害，弟兄三人，即能佚宕中国，致兴大师以获一人，则又身长之传语既增，因而辗转附会焉者也。一一分别观之，而《春秋》之义得，而《春秋》之事亦明矣。故曰：分别其事与义，乃治《春秋》者之金科玉律也。
附录四 秦始皇筑长城
秦始皇帝筑长城，誉之者以为立万古夷夏之防，毁之者以为不足御异族之侵略，皆不察情实之谈也。《史记·匈奴列传》曰：“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又曰：“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则匈奴壮丁，尚不足二十四万。《史记》又云：冒顿“控弦之士三十万”，盖其自号之虚词也。《新书·匈奴篇》曰：“窃料匈奴控弦，大率六万骑。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户口三十万耳。”此则其数太少。或贾生所计，非匈奴全国之众。南部之并北部也，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十七人。所谓胜兵，即力能弯弓之士也。然则匈奴壮丁，居其民数五之一弱。与贾生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之说合。今即以匈奴兵数为二十四万，以五乘之，其口数亦不过百二十万耳。贾生谓匈奴之众，不当汉千石大县；中行说谓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非虚词也。冒顿尽服从北夷时，口数如此，头曼以前当何如？《史记》曰：“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貙原之戎。岐梁山、泾、漆以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头曼以前之匈奴，则亦如此而已。此等小部落：大兴师征之，则遁逃伏匿，不可得而诛也；师还则寇钞又起；留卒戍守，则劳费不资；故惟有筑长城以防之。长城非起始皇，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即皆有之。皆所以防此等小部落之寇钞者也。齐之南亦有长城，齐之南为淮夷，亦小部落，能为寇钞者也。若所邻者为习于战陈之国，则有云梯隧道之攻，虽小而坚如偪阳，犹惧不守，况延袤至千百里乎？然则长城之筑，所以省戍役，防寇钞，休兵而息民也。本不以御大敌。若战国秦时之匈奴，亦如冒顿，控弦数十万，入塞者辄千万骑，所以御之者，自别有策矣。谓足立万古夷夏之防，几全不察汉后匈奴、鲜卑、突厥之事，瞽孰甚焉？责其劳民而不足立夷夏之防，其论异，其不察史事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