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袄为流寓中国之西域人所崇奉，并不向外传教，与大秦、摩尼不同，本可不受异教之攻击，惟唐武宗会昌五年（西八四五），用道士赵归真议，罢黜佛法，并毁外来诸教，袄与大秦，遂同被排斥。
《唐会要》卷四七《毁佛寺制》，有曰：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并见《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
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二十，《贺废毁诸寺德音表》曰：奉今日《制》，拆寺兰若四万六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并奴婢为两税户，共四十一万余人。其僧尼令隶主客户，大秦穆护祓二千余人，并令还俗。
《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武宗即位，废浮屠法，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大秦穆护袄二千余人。
《通鉴》卷二四八：会昌五年七月，上恶僧尼耗蠹天下，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各留一寺，上等留二十人，中等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袄僧，皆勒归俗。
袄或作祓。二千余人，或作三千余人。《西溪丛语》引作六十余人。畿辅丛书本《会昌一品集》袄作襖；二千余人，作二十余人。其误尤甚。祆或作者，国由字形相近，传写易讹，然波斯火袄教实亦有除之义；因其教极重洁净，常劝人祓除一切污浊，故或亦讹为被也，武宗没，宣宗复兴佛法；外来诸教，并获弛，火庆历五代两宋，犹有残存，《墨庄漫录》可为一证。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东京城北有袄庙（原注：呼煙切），祆神本出西域，盖胡神也，与大秦穆护同入中国。俗以火神祠之。京师人畏其威灵，甚重之。其庙祝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世为祝累代矣。藏先世补受之牒凡三：有曰怀恩者，其牒唐咸通三年（西八六二）宣武节度使令狐给。令狐者，承相也。有曰温者，周显德三年（西九五六）端明殿学士权知开封府王所给。王乃朴也。有曰贵者，其牒亦周显德五年枢密使权知开封府王所给。王亦朴也。自唐以来，祆神已祀于汴矣，而其祝乃能世继其职，逾二百年，斯亦异矣。镇江府朱方门之东城上，乃有祆神祠，不知何人立也。
张邦基、孟元老，均北宋末南宋初人，汴梁、镇江之有祆祠，因此可见。曰“俗以火神祠之”，则拜火之习犹行也。曰“京师人畏其威灵，甚重之”，则唐初禁民祈祭，至是必有祈祭者矣。史氏累世为祝，所谓袄祝也，为唐勋品官。咸通三年，去会昌毁佛之年，适二十年，则袄祠毁后复兴之情，略可推见。唐代祆祝，本以胡人充其职，史世爽之先，当为胡人；唐代蕃将赐姓史者不一，如史大奈、史思明之属是也。《墨庄漫录》袄庙在城北，《东京梦华录》祆庙在大内西右掖门，两人所指，似不同一庙，合以《西溪丛语》所引宋敏求《东京记》“宁远坊有袄神庙”之说果不谬，则汴京袄庙之数，不亚于长安、洛阳，亦可想见当年之盛。南宋而后，中国典籍，罕见袄祠之名；袄祠即有留存，当亦式微极矣。
至顺《镇江志》卷八：火祆庙旧在朱方门里，山冈之上。宋嘉定中迁于山下，端平间毁。注：前志引宋《样符图经》，润帅周宝婿杨茂实为苏州刺史，立庙于城南隅，盖因润有此庙而立之也。
此虽元末记载，然所记犹是南宋时事；且可知镇江之袄庙毁于何时，并可知唐季苏州犹有新建袄庙，亦可贵之史料也。明万历间臧晋叔编《元曲选》，卷首载陶九成论曲，《仙吕宫》中有《袄神急》一出，注曰，与《双调》不同；《双调》中亦有《祆神急》一出，亦注曰，与《仙吕》不同。元曲中既时演袄神，则袄神至元时，不独未曾消灭，且更形诸歌咏，播之管弦，想其意义已与中国旧俗之火神相混，非复如原日西来之火袄教矣。《元曲选》卷首又有李直夫所撰《火烧袄庙》一出，与上述《祆神急》两出，均未入选，不能得其词，莫由定其为中国火神，抑西来袄教，为可惜耳。《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卷六有《仙吕·祆神急》一曲，朱庭玉撰，玩其词意，与祆教无关，盖数典忘其祖矣！
[完成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发表于《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二三年一月）。发表后，作者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一九三四年十月又作过两次校订。现采用一九三四年十月校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