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维天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敚，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鸣者也，而假以鸣。夔弗能以文辞鸣，又自假于《韶》以鸣。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大而远。《传》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其弗信矣乎！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属，皆以其术鸣。秦之兴，李斯鸣之。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耶？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
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
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予天者以解之。
唐代散文大家韩愈以创作散文著名，他的《送孟东野序》又是用力之作，成为他的散文的名篇之一，选入《古文观止》，更为著名。他对孟郊（字东野）特别推重，写了《荐士》诗，称：“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接下来就介绍孟郊：“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骜。”对这样一位诗人，给他写送别序，自然是很用力的。但对这篇序，却有不同看法，这里试就写作角度来探讨一下。
何焯在《义门读书记》讲《昌黎集》里说：“但吾终疑‘不得其平’四字，与圣贤之善鸣及鸣及鸣家之盛处，终不能包含。此韩子之文，尚未与经为一耳。”就是说，这篇序的主旨有问题。这篇序的开头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那应该指有才能而受压抑的人，感到不得其平而鸣。可是文章里讲了当权的得意的人物，他们在歌颂国家的兴盛。他们不属于被压抑而有不平的人物，“不得其平则鸣”好像不包括他们在内。这是说这篇的主旨同文中所举的例证不合，有问题。但林云铭的《韩文启》里却提出另一个意见。他说：“凡人之有言，皆非无故而言，其胸中必有不能已者。这不能已，便是不得其平。”“俗眼错认‘不平’为不得用扼腕，何啻千里？独不思篇中言皋陶，言禹，言伊尹，言周公，皆称其鸣之善。其不平处岂亦为不得用而然乎？”他认为当权的得意的人有话不能不说，这也是不得其平则鸣。不得其平则鸣同当权者的歌颂圣明并没有矛盾。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里说：“此文得之悲歌慷慨者为多。谓凡形之声者皆不得已，于不得已中又有善不善，所谓善者又有幸不幸之分。”这里讲的，先说不平则鸣多数指悲歌慷慨，但这种善鸣又有幸不幸，幸指当权者的歌颂，不幸指被压抑者的鸣不得意。以上三种说法，何焯认为不平则鸣就指被压抑者的鸣他的不得意，不能指得意者的歌颂；林云铭认为只要有话不能不说都是不平则鸣，所以得意者的歌颂也是不平则鸣；二吴认为不平则鸣多数是指悲歌慷慨，但得意者的歌颂也可称不平则鸣。
对这三种说法应该怎样看呢？看原文：“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敚，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在这里，打雷是由于雨块带有多量异种电的云相冲击而成，是有不平的，风鸣是由于空气的流动也有不平，鸟鸣虫鸣大概为了求偶，不是什么不平。人们的言语，高兴时发笑歌，得意时发歌颂，都说不上不平则鸣。因此把各种鸣声都说成不平则鸣，是不恰当的。韩愈为什么这样说？就是要安慰孟郊。孟郊处境穷困，要到江南去做溧阳尉的小官，他的不平则鸣，是鸣他的不得意。韩愈要安慰他，说不平则鸣不一定是可悲的，要是你得意了，进了朝廷，为朝廷歌颂，也是不平则鸣。这样的安慰其实是不恰当的。孟郊的不平则鸣，是鸣他的有才而不得意。假使他进入朝廷，替朝廷歌功颂德，那就不属于不平则鸣了。就“不得其平则鸣”这个主旨说，同文章中写得意者的歌颂相矛盾，是有问题。这个问题却并不损害这篇文章成为名篇。
读这篇文章，“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这个主要论点是激动人心的。这使人想起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里愤激地提出：“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个发愤著书的命题，到韩愈笔下，成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把内容扩大了。发愤著书，限于著书，能著书的人比较少。“不得其平则鸣”，能鸣的就多了，写诗是鸣，呼号也是鸣，说话来鸣不平也是鸣，实际上是把发愤著书的命题扩大了，普及到所有有不平的人。因此，这篇文章光就他提出这一个命题，就可以成为名句了。这说明写作要成为名篇，就要能提出激动人心的命题来。读者接受了这个命题，自然要读下去。碰到能发挥这一命题的话，自然能打动读者，看到矛盾，不能发挥这一命题的话，自然划过去，不放在心上。经过读者这样去取，矛盾被抛弃了，能说明命题的被记住了。这样，这篇文章在读者的记忆中还是成为名篇。文中写历代的善鸣者，有孔子之徒，有庄周，有屈原，有先秦诸子；汉有司马迁、相如、扬雄；唐有陈子昂、李白、杜甫等。这些都可证实和加强不得其平则鸣这个主旨，最后归到孟郊。这说明，写文章，除了要提出有力的主旨以外，还需要有丰富的材料来加以证明，文章才有力量。反过来说，要是提不出有力的主旨，人云亦云，即使内容说得很妥帖，读者看过也就忘掉，成不了名文。没有丰富的材料，内容就嫌单薄，缺乏说服力，也不行。
韩愈这篇文章，还有一个特点。他论历代的善鸣者，在先秦诸子中特别推重庄子，超出于其他诸子，把庄子与屈原并提。他这样写：
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大而远。传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其弗信矣乎！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
下面列举墨翟、老聃、韩非、孙武等十四人称为“以其术鸣”。这样的写法，正是把庄子突出，几乎把他同当时被尊为圣人的孔子和伟大诗人屈原并列了。孟子和其他诸子都退在后面，这是韩愈的创见。在他以前，刘勰《文心雕龙·诸子》里，论到诸子文章的特色，像“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一段，提到管、晏、列子、邹子、墨子等，就是没有庄子，把庄子列在以上诸子之下。萧统《文选》，不认为诸子是文。韩愈把庄子这样突出，是有他的卓见的。再像说：“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把司马迁放在第一，这也是他的卓见。刘知畿在《史通·六家》里就尊班固而贬低司马迁，韩愈根本不提班固，而把司马迁列在第一位，这是对司马迁散文的极力推重。后来的古文家接受他的意见，也推重司马迁，但又贬低相如、扬雄。他又推重相如、扬雄，这说明他的散文成就，在辞采方面又吸收了相如、扬雄，做到了“沉浸浓郁，含英咀华”，有他的特点。这是他的散文同宋代欧阳修的散文平顺通达的不同的地方。下面对魏晋作家，评为“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这也显示了他的独特看法，根本不提人名。这种看法把魏晋作家贬得太低了，但也为后来古文家所接受，所谓“文起八代之衰”。在以上的叙述里，显示出他对历代作家的评价，有他的独特见解。其中像推重庄子和司马迁，更为卓见。这些卓见超越前人，也是这篇文章成为名文的原因之一。在写法上，《古文观止》里评为：“句法变换凡二十九样，如龙之变化屈伸于天。”这是指他讲各种鸣的写法，确实有变化，是句法上的特点。这种变化是同他对历代作家的评价不同结合的。
林纾在《韩柳文研究法》里又指出这篇文章的毛病。韩愈称：“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林纾说：“陈子昂诸人，正以诗鸣者也。此数人既以诗名，则说到东野，不应用一‘始’字。”这是用词不当。还有，把陈子昂、李白、杜甫不称为以诗鸣，用来陪衬孟郊的以诗鸣，这样来突出孟郊，不免把孟郊推得过高了。总之，这篇文章有毛病，但仍不失为名篇之一。说明决定文章能不能成为名篇，还得看主旨有没有创见，叙述有没有提出新的见解来，有没有新的表达法；要是主旨有创见，叙述有新的见解，又有新的表达法，即使文章本身有缺点，还是有可能成为名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