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公权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初成于1940年的夏天，五年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三十余年来，中外学子读之，引之，莫不奉为经典巨著。美国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Mote）教授穷十余年之力移译此书，上卷已于去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印行，都七七八页。书出未久已为彼邦学者购买一空，纯学术性著作销售如此，洵不多见，同时也可知此书的历久不衰，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萧先生在英译本前言中提到，“原书是在很不利的情况下完成的”。所谓“不利情况”指的是抗战时期，当时先生“飘泊西南”，“糊口四校”，在敌机轰炸的情况下完成著述的。这可说是萧先生的“抗战精神”——在极艰困的环境里完成“任务”。
但此书的成功不能只靠“抗战精神”，在抗战之前，萧先生早已具备著述的优异条件。我们读此书，但觉脉络通贯，内容丰富，行文洁美，议论公允，很难想像作者经营之苦心孤诣。中国政治思想史一题为西洋体裁，不见于传统的著作之林，故作者必须自辟蹊径。然若要开出康庄坦道，不入歧途，则必须于西洋政治思想史著作有所涉猎，以及于政治思想一概念有明确的认识。萧先生早年留美，先后在密苏里大学与康奈尔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都以政治哲学为专业，且从名师游。当时密苏里大学哲学教授赛宾 (1) （George H. Sabine）虽尚无赫赫之名，但后来于1937年完成《西洋政治思想史》（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一书，名噪一时，而三年之后萧先生也完成《中国政治思想史》，师弟东西辉映，而二书皆成经典之作，可称美谈。萧先生在康奈尔的博士论文则是讨论近代西洋政治思潮的专著，题目是《政治多元论》（Political Pluralism :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于1927年在伦敦出版，并列入“当代心理学哲学以及科学方法丛书”，复又经牛津大学指定为“近代名著”（Modern Greats），当代政治学大师拉斯基（Harold J. Laski）推誉此书之“学力与魔力均极雄浑，为政治学界五年来所仅见”。萧先生以中国学者精研西方政治思潮，获得西方第一流学者之敬重，可知他对这一门学问造诣之深。
萧先生以此一深邃的造诣，回国教授西洋政治思想史。同时以所学来整理中国政治思想史，并开课授徒。具备治学的观点与方法之后，整理工作的重点主要是资料的搜集与选择。但搜集与选择的工作并不容易。在搜集工作方面，资料虽多，但散在群籍，非有明锐的观察力与极大的耐心与劳力，难获全豹。有些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之所以挂一漏万，即因此故。至于在选择工作方面，有二重困难：一为甄别政治思想史料，不与其他思想史料相混，此有赖于对“政治思想”这一概念能确实地掌握，譬如铺轨驶车，才有所准则。二为有些作者排列史料，上下几千年，无论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各种文献，少加分辨，于是犹如迷航，不知所至。而萧先生于战前在清华授课时，已将中国政治思想史资料作系统的整理，充分地搜集，严格地选择，曾辑有《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线装六册，作为授课的讲义，同时亦奠定了撰写《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萧先生运用他的政治学观点，历史的方法，在艰苦的后方——成都——完成此一七十余万字的巨著。
三十余年来，此巨著之嘉惠学子毋庸赘言。以此书中某些章节为基础撰成专著者，亦大有人在。今后必有更多的学子因读此书而得益，谨略举书中精彩之处，以供读者参考。
（一）全书于政治思想的范畴内，上自文献可征之晚周，下迄辛亥革命，作极有系统的叙述与分析。二千五百余年中，凡可述之政治思想靡有遗留，而所述论的详略则视创获性与影响力之大小而定，故通篇完备而匀称。读者读毕此书，可于我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发展及其演变，有一通贯全局之认识。
（二）全书论及古来学者六十余人，皆就原作取精用宏，就政治学观点分类征引，并加以综合与分析，不仅使作者之政论“畅所欲言”，而且使其意义更加明晰。萧先生夹叙夹议，何者为古人所说，何者为近人之说，何者为萧先生之评论皆交代得十分清楚，读者一目了然。再者，各章之后（现改为脚注——编者）注释详明，或考订正伪，或另加解说，或标明出处，尤便于有心者作进一步的研究。
（三）全书既采历史的方法，故对思想的时代背景特为留意。思想虽有其永久性，但政治思想必有时间性。所谓时间性乃指思想在某一时间里的出现或实施。政治思想除理论一面外，尤有其实践的一面，故不知历史背景不能了解政治思想。从整体看，全书是在一演进的历史间架上发展，自“创造”而“因袭”，由“因袭”而“转变”，再由“转变”而“成熟”。即从各个时期去了解政治思想的史之发展。再从某一时期看，因环境稍变，思想亦略有异同。例如孔孟主张略同而途径有异，即因历史时代之故。萧先生说：“二子之异，殆亦时代使然。盖晚周养士尊贤，肇于魏之西河而盛于齐之稷下，二者孔子皆不及见，而孔子德位兼全之理想君子既无由实现，孟子乃承战国之风，发为以德抗位之说，亦极自然之事也。”又如论墨学之衰灭亦极精辟：“墨家衰亡之最大原因，似在乎环境之改变，而墨徒不能修改师说以适应之。嬴氏统一封建易为郡县。诸侯尽灭，皇帝独尊。销天下兵器以为钟 金人。如是则尚同非攻之说无所用矣……墨家政治思想本针对晚周之历史背景而产生，其不能昌明于一统之专制天下，诚势所必至。至于思想内容之优劣，乃另一问题。”其他佳例尚多，自不必一一列举。
（四）全书之中对臆说的批驳以及新见的提出也甚可观。自晚清以来，国人每喜作比附之谈，如以孟子具近代民主思想，以墨家有民选制度，以秦政为法制。此书莫不一一据实据理驳之，以正视听。萧先生平生治学素以平实谨严为尚，一边于捕风捉影之厥词痛加挞伐，一边律己甚严，无确切的事实与理由不立新说，但每立一新说常是难移之定论。例如，从孔、墨的比较以显示二者实有相似之处。萧先生说：“述古学以自辟宗风，立治道以拯时弊。游行诸国，终无所售，乃广授门徒，冀其能行道而传学。凡此皆孔墨之所同也。其相异者一仕一不仕，一由少贱而自跻于士大夫，一则终身以贱人自处……吾人以为就大体言之，墨子乃一平民化之孔子，墨学乃平民化之孔学。”修正了孔墨不同道的旧说。又如对两宋功利思想的发挥，亦为前人所不及。萧先生说：“宋代政治思想之重心，不在理学，而在与理学相反抗之功利思想。”然功利思想与理学同为“儒家思想之巨变”，亦时势所致然。两宋功利思想以王安石为中坚，安石自是儒家的有为者，而不能以法家目之，本书的第十四章论之甚详。晚近浅学之徒复有以安石为法家者，未久不攻自破，而萧氏之说终不可移。
本书初由上海商务出版，因时局动荡，未尝签有任何契约。1949年萧先生移讲台湾大学，曾允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重印，但也未订版权契约，此后先生迁居美国，未再加以过问，而此书在台二十余年来一再重印，字体已模糊难认。今由萧公权先生交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用五号字体重新排印，并参阅英译本上卷校对，另增印“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绪论”为附录。附录之后增编“引用书目”，以便读者。本书完成四十年之后，以新面目与读者见面，并列为萧公权先生全集的第四册。
弟子 汪荣祖敬撰
198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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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通译为“萨拜因”。——编者注